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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助力中企出海｜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新规对企业ESG的启示

文｜瞿伟锋 — Fri, 17 Apr 2026 15:00:00 GMT

《规定》的发布标志着中国供应链从被动接受规则迈转向主动塑造规则的新阶段，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规支持。

文｜瞿伟锋

责任编辑：邹力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第834号），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3月31日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部行政法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首部专门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项行政法规正式落地，填补了国家供应链安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空白，以法治之力筑牢经济安全底线，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硬核保障。这是中国从“发展优先”向“安全与发展并重”战略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供应链从被动接受规则迈向主动塑造规则的新阶段。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承载着贯穿企业、行业、国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是支撑高质量发展、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重要基石，产业供应链安全防线失守将危及全行业生存发展。回望新疆棉花等事件，中国相关主体曾因缺乏针对性法律依据陷入被动，这一教训凸显了供应链安全法治建设的紧迫性。

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技术竞争白热化，全球供应链发展也进入了立法3.0时代。在此背景下，《规定》的颁布既是应对外部风险的防御之盾，也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进攻之矛，更是中国以法治思维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难题、主动参与全球规则博弈的重要举措。

因时因势，破局合规挑战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多重冲击，中国产业链直面三大现实威胁：一是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持续升级，“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加速全球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二是疫情、地区冲突等事件暴露长链条供应的脆弱性；三是欧美以劳工、人权、碳合规为名构筑非关税壁垒与长臂管辖，如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FLPA）等，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领域最大被调查国，出口企业面临调查、数据被过度采集，核心数据与产业情报遭窃取风险加剧。

全球可持续供应链已进入立法3.0时代：多国出台强制性法案，可持续供应链从商业选择转为法定义务，企业合规已无弹性空间。

从产业发展挑战来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但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突出，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外迁与中断风险并存。中国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劳工、碳排放等数据长期被境外机构以合规名义索取甚至被掌握，供应链可持续议题上升为国家贸易安全问题，在开放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成为重大课题。

此前，中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涉及了供应链安全议题，但缺乏专门系统的行政法规。因此，《规定》的出台，构建了完备的法律工具箱，赋予政府执法依据、为企业提供行为指引，让企业应对境外围堵时有法可依，改变被动合规局面。

填补空白，强化落地执行

《规定》的出台，不仅填补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领域的立法空白，更在制度设计上呈现四大鲜明特点，构筑起该领域全新法治基石。

一是系统性，构建全链条、全周期法治框架。《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搭建起覆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系统性框架，改变了以往政策零散的局面。其系统性体现在，既明确关键领域、重点产品和技术的清单管理，又构建了从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化解到应急处置的全周期管理闭环，推动产业链安全治理从被动分散升级为主动系统的法治化模式。

二是前瞻性，打造动态预警的“瞭望塔”。面对全球供应链的动态变化与风险挑战，《规定》凸显了前瞻性。通过建立动态调整的关键领域清单制度，并根据全球技术发展、地缘政治变化和国内产业需求，适时更新重点保障范围，确保防控精准高效。同时，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前识别研判潜在风险，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防患于未然。

三是主动性，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的转变。《规定》的突出亮点是赋予国家维护产业链安全的主动性。它授权相关部门主动调查影响产业链安全的行为，建立对等反制机制，应对歧视性限制措施，并引入域外适用条款，对境外损害中国产业链安全的行为依法管辖，标志着中国经济安全维护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维权、塑造规则的战略姿态。

四是强制性，确保制度刚性落地。作为行政法规，《规定》具有明确法律约束力，既为政府监管执法提供依据，也明确了企业和单位的法定义务。通过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各项制度不流于形式，真正落地执行，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多维价值，护航产业安全

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众多产业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采购规模与话语权，已具备将自身合规标准、价值理念反向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条件，依托本土第三方专业机构掌握供应链安全与合规治理主动权，既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助力全球产业链稳定的责任担当。

《规定》落地实施将持续发挥引导保障作用：有效应对海外封锁、制裁等外部冲击，维护产业发展自主权；规范国内服务机构履职，推动行业合规标准化发展，对企业、行业和国家均有多重价值。

对企业：合规有依据，经营更安全。《规定》明确供应链安全义务，保护数据主权，推动ESG+安全合规一体化落地，企业可主动构建合规体系，同步应对国际规则，降低跨境经营风险。

对行业：链主引领，构建安全共同体。《规定》强化全链条管控，契合链主责任，链主企业牵头拓展多元供应渠道、加强关键物料储备，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形成产业链安全共同体。

对国家：捍卫经济主权，提升全球话语权。《规定》填补立法空白，建立对等反制机制，破解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守护贸易安全与数据主权；坚持互利共赢，助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全球话语权。

以法治为盾，以ESG为桥，以安全为基

面对欧美贸易壁垒与法案围堵，《规定》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进一步的行动指南和法规支持，助力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首先要对标国际规则，做好劳工与人权尽调、碳管理与环保合规，构建全方位合规体系，实现合规与发展双赢，进一步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对产业链“链主”企业而言，要强化链主担当，打造韧性供应链生态。针对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现状，《规定》强化“链主”企业责任，引导其拓展多元化供应渠道，降低单一来源依赖，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战略储备，提升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核心保障结算合规体系建设，同时通过技术赋能、标准共享、信息互通，共建安全稳定、协同高效的产业链生态共同体。

在参与全球供应链安全治理层面，《规定》倡导企业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鼓励企业联合行业力量，将中国技术优势和产业实践融入国际标准与行业规则，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中争取有利地位，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话语权。

面对向境外进行数据转移的情况，《规定》将数据安全确立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防线，明确企业须严守底线，坚决拒绝向境外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防范“长臂管辖”带来的合规风险。企业应落实主体责任，培育全员数据安全文化。在数字化时代，唯有将数据安全内化为企业基因，方能筑牢产业信息防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 作者系上海莱巍爵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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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SG助力中企出海

嘉兴：舒适的自觉

南方周末研究员李润泽子 — Fri, 17 Apr 2026 05:00:00 GMT

南方周末研究员李润泽子

责任编辑：戴春晨

生活舒适度的评判维度有很多，但最终都指向一个命题：一座城市能否让人安身立命、从容生活？这看似是软性的感受，实际上有硬性的支撑——经济提供基础，人文赋予温度，而两者的平衡，才是舒适的真谛。

太穷，压力山大；太富，内卷加剧。那些让人向往的城市，往往不是GDP最高的，而是能在发展与宜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2025年，在理想之城57城生活舒适度榜单上，位列第二的嘉兴，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座城市的性格，向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激烈，而是亦此亦彼的圆融。地处杭嘉湖平原，没有山地的阻隔，一马平川的地形仿佛隐喻了这座城市的气度：开阔而不张扬，平坦却有纵深。这种地理的禀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嘉兴人的处世哲学，做事像南湖菱，圆润而无棱角；待人如嘉兴粽子，扎实却不僵硬；生活节奏似文虎酱鸭，不温不火，却入味三分。

但翻开历史，这份圆融绝非平庸的妥协，而是刚柔并济的深远传统。春秋时吴越在此兵戎相见，金戈铁马终化作文人诗酒；王国维、茅盾、徐志摩、木心从这里走出去，笔下尽是江南温润；而那艘在宁静南湖上开启开天辟地事业的红色画舫，更是将最激昂的变革，寓于最沉静的水波。如今，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于此举办，看中的也是这片能让数字灵感安静深耕的土壤。

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在嘉兴却浑然一体。这样看来，嘉兴的舒适，不是躺平后的慵懒，而是奋斗后的从容；不是小富即安的保守，而是厚积薄发的底气。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图：视觉中国）

舒适感从何而来？

第二名的位置，嘉兴坐得并不意外。打开它的成绩单，房价、出行、收入这三件关乎日常的核心事，做得都让人心里有底。

出行顺当，是嘉兴的一大优势。嘉兴在出行便捷度上排名第二，妥妥的“通勤优等生”。市区本身不算大，平均通勤时间才27.39分钟，比全国平均水平少花3分多钟，比杭州、宁波都快，在省内主要城市里通勤压力最小；上班路程也不远，平均通勤距离5.89公里，也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工作与生活离得近，不用把时间耗在路上。更难得的是嘉兴不怎么堵车，通勤高峰的拥堵指数在全国百城里面排得靠后。

这得益于嘉兴近年来大力构建的快速路网。如今，嘉兴的市区快速路环线已全线贯通，市民从市中心任意一点出发，平均10分钟即可驶入，预计能让主要道路的拥堵指数下降约25%，通行速度提升35%以上。与此同时，市域与城际交通也正在加速成网。市域快速路多条射线正陆续通车或加紧建设，将实现“30分钟通达市域各县（市）”的目标。高速公路方面，“三纵三横”的主骨架已全面建成，让嘉兴的出行优势从市内顺畅扩展至长三角的互联互通。

住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嘉兴在这方面排到了57城的第九，最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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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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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生活舒适

专题

理想之城榜

专访印尼前外长马尔迪：“东盟如今的挑战更严峻”

南方周末记者王航 — Fri, 17 Apr 2026 03:00:00 GMT

当下东盟存在自满风险。事实上，东盟正面临一系列挑战，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一些公开的争端，例如泰国和柬埔寨。在更广泛的框架下，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挑战。

东盟确实存在被地缘变局边缘化的风险，也存在内部被边缘化的隐患。

南方周末记者王航

发自：海南博鳌

责任编辑：姚忆江

“东盟重要吗？”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结合自己在外交领域近三十年的工作经验，曾出版《东盟重要吗？来自内部的视角》一书，抛出这一关乎东南亚未来的深刻设问。

“如今的挑战更为严峻。”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同一问题时，马尔迪依然坚信东盟的重要性，却多了几分审慎。“这也是我当年为何没有直言‘东盟很重要’，而是设问的原因所在。”

马尔迪曾任东盟合作司司长、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大使，并于2009年至2014年担任印尼外交部长，被誉为“他这一代最受尊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巴厘岛协议》的推动者，更是“东盟中心性”与“动态均衡”战略的倡导者。

然而，东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缅甸内战爆发后，东盟提出的“五点共识”因缺乏强制执行力，迟迟未能落地。与此同时，泰国与柬埔寨虽就边境冲突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龃龉不断。

这些内部矛盾，正不断拷问着东盟“中心性”的现实效力。马尔迪直言，东盟能否证明自己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个未知之数。

“东盟需要不断自我重塑，以保持其有效性。”马尔迪表示，未来东盟将面临严峻抉择，要么紧急巩固东盟团结，持续巩固和平与繁荣，增进战略互信，解决领土争端，和平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要么屈从于短期利益，任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断加深，最终任由代理人竞争分裂本地区。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图/博鳌亚洲论坛

“多样性正成为东盟分裂的源头”

南方周末：你曾提出“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东盟应在大国之间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不是选边站。在你看来，随着大国竞争加剧，东盟维持“动态平衡”的空间是在变大还是变小？

马尔迪：我所说的均衡，是基于一个现实，即权力转移是永恒、动态和持续变化的。我们追求的是包容，而非遏制、结盟，我们邀请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守护共同利益。这与阵营对抗式的平衡完全不同。

动态均衡是构建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国、美国、印度等所有国家，都是地区的一部分，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形成共同责任，而非加深分裂。

我始终认为，地区有足够空间让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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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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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中心性南海

强监管背景下的企业可持续战略

文｜王雪彤 — Thu, 16 Apr 2026 10:00:00 GMT

ESG监管正成为全球趋势，这对中国出海企业意味着新的法律合规和风险管理要求。企业需要将ESG视为战略，并融入整个业务过程。

文｜王雪彤

责任编辑：邹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作企业社会责任（CSR）之父的Howard Bowen提出了“商人的社会责任”这一理念，此后，对商业社会角色定位的思考与实践不断发展。

在过去二、三十年，CSR开始盛行，涌现了大量的全球倡议、国际标准、行业指南与相关政策，它们都体现了对企业发挥其社会角色的重视，但同时存在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基于自愿。近年随着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理念的兴起，一个重要的转变开始出现，那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强制性约束力逐渐显现，ESG监管正成为全球趋势。这是迈向世界的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必须重视的挑战和机遇。

以往，企业开展CSR，普遍关注声誉维护与品牌提升，即使认可它对业务的长期、间接的回报，也难免在日常管理中把CSR视作非核心，甚至边缘化的工作。目前，法规监管正成为全球趋势，企业无论开展CSR还是ESG，都不应该继续把它们当作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是应该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成长中的中国跨国公司，ESG与合规和风险有着越来越大的交集，因此，企业不应再碎片化、应急化地操作，而是统一整合，成为集监管合规、风险管理与声誉维护的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战略。

ESG监管正成为全球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环境、社会以及自身治理的方方面面，从爱惜资源、降低污染、参与气候治理，到尊重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员工的健康安全、支持多元与包容、参与社区发展，再到保持运营透明并为公司行为担责，涵盖企业整个业务链条的方方面面。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概念不断发展，推动企业履行其社会角色的方式在演化，但无论CSR还是ESG，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和利益相关者基本保持着延续。

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法规，首推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前者要求所有在欧盟设有子公司、销售及供应链的企业披露其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并且规定数据须经第三方鉴证。后者要求企业对其供应链的人权与环保进行尽职调查。此外，还有涉及具体议题的法规，比如《新电池法》要求制造商披露其电池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对在欧盟市场销售的产品的可持续性设计、材料使用、处置以及信息追溯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规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内容以及信息披露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

ESG监管正成为全球性的趋势，其意义不仅限于上述欧盟法规，而是包括随后的政策转移。欧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积极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从2001年《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欧洲框架》绿皮书开始，欧盟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表达其对商业责任的理解，将其纳入欧盟的战略，指导企业的实践，为成员国指明了清晰的政策方向，也在全球树立了榜样。同理，上述几项欧盟再度领先的法规，也必然会产生全球范围的政策转移。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来自亚洲国家的效仿，如泰国已参照CSDDD形成了同样具有强制性的人权尽责立法的草案，韩国也在酝酿之中。拉美国家如秘鲁和巴西等也已将环境、劳工与原住民权利等议题正式纳入了政策日程。这是在亚洲和拉美建有供应链的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监管趋势。

其次，尽管美国在特朗普再度执政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似乎欠缺政策一致性，但不能忽略其资本市场的约束力，对于寻求上市或融资的中国出海企业同样意味着强制性要求。比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规则》，对美股上市公司提出了披露要求。因此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政策走向，不能忽视美国向实质性监管转向的可能。

在中国，双碳目标的设定与推进、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以及一系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专门政策，都在渐进式、稳定性中一步步向着监管方向发展。2008年国资委发布首个针对CSR的政策《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16年颁布《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24年颁布《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商务部2025年发布《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这几个里程碑式政策体现了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的延续性、重要性。2024年，财政部牵头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并相继出台了配套的应用指南及首个气候专题。虽然目前属自愿实施阶段，但不排除最终向强制要求转变的可能。此外，沪深北交易所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明确了首批强制披露主体，体现了往强制性方向转变的信号。

总之，对于走向海外的中国跨国公司而言，无论在本土还是其有业务的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正成为监管要求。它意味着法律合规，也意味着风险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管理

良好的企业运作中，风险管理不可缺失。特别是在跨境经营中，地缘政治冲突、政治动荡、恐怖主义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能源危机、供应链中断以及网络安全等，都可能对公司的有序运行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道德审查也是国际商务中需要面对和应对的风险之一。当企业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开展业务，面临的是对其行为标准的不同期待。相比于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公平对待员工、尊重劳动者权益、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融入当地社区等这些事项常在西方背景中被赋予优先。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当西方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到发展中国家时，就遇到了来自其本土社会的巨大压力。比如，面对本土对其海外所谓“血汗工厂”的抗议，耐克和李维斯等品牌率先建立了行为守则，由此展开了跨国公司海外供应链道德审核机制。再比如星巴克开始在亚非拉咖啡种植地采购原豆时，也遇到了美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同样出于积极的回应，星巴克由此开始了社会责任工作，并逐步建立了咖啡与种植者平等计划，保证咖啡农的利益、爱护种植地的生态、支持当地社区发展。这些都是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中面临道德审查风险并进行有效管理的例子。

当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特别是在当前ESG监管日益成为全球趋势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将更为复杂。在财政部牵头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中，就明确指出了所披露的信息指“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可持续议题相关风险、机遇和影响”，并就风险和机遇作了进一步解释：“指企业就特定可持续议题与其整个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可合理预期会影响企业发展前景（即企业短期、中期或者长期的现金流量、融资渠道及资本成本等）的风险和机遇”。

除了法律违规，可持续风险涉及市场准入、海外融资、供应链韧性、成本控制、品牌声誉等。企业不可能孤立于外部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风险涉及广泛的社会与环境因素。以电动车企业为例，从电池原料钴的开采、锂电池的加工、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到汽车的销售和使用、再到电池的处置，供应链上的这几个重要环节跨越地球几大洲，涉及童工、人权、劳工权益、碳排放、污染、能源效力、社区融入等任何一个事项的法律违规或社会抵制，都可能对公司带来诸多方面的风险。因此，企业需要有效地识别、消除、驾驭与可持续议题相关的风险，并保持相应的沟通。

新形势下的企业可持续战略

在目前形势下，ESG已不仅关乎品牌形象，更涉及合规与风险管理，宜整合成为统一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将对形势和自身的分析转化为行动计划。中国跨国企业设计可持续战略，可以从以下七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是看远方，即公司的使命、愿景。西方跨国公司已将其社会目的与商业目标融合为使命陈述，并由此出发构建其可持续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也对其使命赋予了社会意义，如比亚迪公司定位其使命为“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把“推动实现三大绿色梦想、持续改善全球生态环境、造福全人类视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这体现了公司可持续战略与其使命的统一。

二看上方，包括运营所在国家的相关法规、政策框架，以及政策走向的必要分析，也包括国际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如已有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SG评级体系、行业标准、全球倡议等。这些既意味着公司须遵守的规则，也是公司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参照。

三看以往，即企业过往相关工作的成果、经验以及错误、教训。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风险管控、海外运营等等，这些对于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跨国企业可能还相对陌生，曾有过失也很正常。与此同时，在近些年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中，中国企业的公益实践丰富多样，所体现的以发展权为优先、以集体发展带动个体进步的理念，是中国CSR的独有特色，理应成为中国跨国公司自信向海外展示、推广的概念与实践。

四看左右，比如竞争对手、业界同行是怎么做的，相应的标杆是怎么样的。这种比对让企业正视差距，同时也有助于发现自身优势，形成更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贡献于公司整体的竞争力。

还有三条建议彼此密切相联，即向下看自身所能利用的资源，包括资金预算、人才发展、知识与技术优势等；向未来看所要实现的目标、预期的成果、要达成的影响；向自身看落实，即具体的行动计划，比如主要领域、主打项目、战略伙伴、内部合作等。

总之，新形势下，要让ESG成为企业的战略，并融入整个业务过程，进而实现自身与人类共同的可持续未来。

• 作者系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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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审查：迈向人机和谐共生的关键一步

许可 — Thu, 16 Apr 2026 08:00:00 GMT

经过伦理审查的人工智能可能不会更聪明，但会更被用户信赖；可能不会更便利，但更能尊重用户的权利，守住国家与社会的秩序。

许可

责任编辑：侯明辉

2024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一名14岁学生自杀，父母发现其在离世前，迷上与聊天机器人Character.AI对话。2025年8月，加州一对夫妇起诉OpenAI，将16岁儿子的死归咎于ChatGPT鼓励他自杀。同月，纽约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科技从业者弑母后自杀。起诉书显示，案发前，死者曾持续向ChatGPT倾诉自己被监视、恐遭暗杀的偏执想法，而他使用的GPT-4o模型非但没有引导其寻求专业帮助，反而不断强化其妄想，甚至将其母亲定义为敌对特工，为这场极端暴力埋下伏笔。这并非孤例。2025年10月，OpenAI发布公告，指出其统计数据显示，约有0.07%的ChatGPT活跃用户表现出精神健康紧急情况的迹象，包括躁狂症、精神病或自杀念头。遗憾的是，面对这一全新的人机关系，传统法律往往捉襟见肘。

在法律未动、技术先行的关口，人工智能伦理发挥着价值引领、矫正异化和行为自律的功能。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力图通过人工智能与伦理的有机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的“以人为本”与“智能向善”。

但是，正如“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伦理准则而无实施机制，伦理不免沦为口头上的“论理”，甚至成为企业用以获取外界信任的装饰工具。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恰恰是直面和化解这一困境的中国方案。

作为组织法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

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认为有一套可定义的普世价值观可以直接内置于人工智能中的想法是天真的。不仅如此，基于西方价值观而构建的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与非西方价值观发生抵牾。

以经典的自动驾驶决策两难为例，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场道德机器实验（moral machine experiment），通过大规模调查方式探究车祸的伦理权衡问题。基于来自23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量问卷，研究者发现：北美、欧洲以及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地区最倾向不干预自驾车原先行进方向，日本、巴基斯坦、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儒家文化或伊斯兰教信仰的地区，倾向优先保护行人、遵守交通信号者；中、南美洲地区最倾向优先保护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年轻人、女性和身材适中者。

正是由于上述分歧，人们不得不使用“公正”“不作恶”“向善”等模糊宽泛的伦理指引，希冀通过妥协避免认知冲突。但这些抽象表述均系“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包含相互竞争的多种含义，需要经由不同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加以阐释。诚然，这保持了满足场景化伦理需求的灵活性，但它却掩盖了根本性价值分歧，以至于在某种情形下可能滑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淖。

恰恰是洞见到人工智能伦理的缺陷，我们才需要推动人工智能伦理从“实体性”准则转变为“程序性”架构，因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差异。为此，《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在《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伦理审查的经验，全面构建了以“伦理审查委员会”为核心的程序规程。

为将科技伦理之“应然”落为可操作之“程序”，《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从如下方面订立了审查流程：

其一，启动与要件。第十二条以“负责人申请—提交材料”为门槛，且将伦理风险评估、应急预案与承诺书纳入申请要件，既界定审查对象范围亦塑造证据结构。

其二，受理分流与时限。第十三条以一般、简易、应急程序区分，并将一般程序的决定期限定为受理后30日（第十六条），在紧急状态以72小时为时限（第二十七条）。

其三，审查结构与保障。一般程序强调会议构成（不少于5人且具有多学科背景）、咨询顾问不参与表决，体现程序正当性与合议审查的制衡。

其四，救济与再决定。对修改或不予批准设定3个工作日申诉窗口，且在7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决定，形成内在纠错机制。

其五，动态跟踪与处置。第十七条要求风险变化报告并以跟踪审查间隔（一般不超12个月）维持持续合规；必要时可暂停或终止。

其六，复核与外部监管衔接。专家复核程序以清单化触发，并要求复核意见30日内反馈（第二十三条），同时以信息登记平台与同步共享（第三十条）强化可追溯治理。

此外，《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遵循风险规制的进路，根据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风险高低，分为一般程序、简易程序、专家复核程序的三级伦理审查程序体系，对于风险不高于日常生活常规风险的低伦理风险活动适用简易审查程序，对于清单内的高伦理风险事项适用专家复核程序，从而有效防范内部委员会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与审查虚化。其他一般伦理风险则适用一般程序。

其中，高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科技活动包括对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合系统的研发；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研发；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的研发。

作为“技术法”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

人工智能伦理的落实，还有赖于将伦理准则转化为中层规范（mid-level norms）和底层要求（low-level requirements）的技术设计，这就是“经设计的伦理”（Ethics by Design）。质言之，伦理不应被安放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流程的末端，而应被嵌入流程的起点；不应只是价值的陈词，而应成为工程的约束、组织的习惯、证据的链条与问责的路径。伦理不是漂亮口号，而是一种治理方法、一套可审查的具体指标体系：让原则在设计中成形，让成形的原则在运行中可检验。

《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首先将伦理原则转化为六项关注重点：“人类福祉”要求企业审视技术研发的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审视风险受益比；“公平公正”要求审查训练数据选择标准及算法设计合理性，防止偏见歧视与算法压榨；“可控可信”强调系统鲁棒性及人类干预机制，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对于应对自动驾驶等智能体应用风险具有重要防线作用；“透明可解释”关注人工智能模型算法黑箱这一经典问题，要求披露运行逻辑并提升可解释性，保障公众知情权；“责任可追溯”要求通过日志管理等措施保障全链路可追踪，解决人工智能侵权中的归责难题；隐私保护方面要求数据全生命周期处理活动采取充分保护措施。

基于“经设计的伦理”这一理念，上述内容进一步嵌入到需求评审、设计开发、测试验证、上线运营、迭代下线的各环节中，将审查关注细化为“工程语言”。在模型训练阶段，应建立数据偏见检测与修正流程；在系统设计阶段，需要预设“人在回路”和紧急停止机制；完善产品设计全流程记录，为每个AI产品明确记录其伦理考量与风险控制措施。同时，主动开展风险分级与动态监测，拥抱敏捷治理。

面向发展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

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绝非限制我国的人工智能，而是推动其健康发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在名称中即凸显“服务”，突破了传统的“命令—控制”监管范式，体现了《网络安全法》第二十条所确立的“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的顶层目标。《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第二章专设“服务与促进”，鼓励各类主体参与标准制定和伦理审查技术创新，同时考虑到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的合规成本，强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支持和服务力度”，设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为其提供审查、复核、培训、咨询等服务，从而帮助其以可承受的成本满足合规要求。

伦理并非理想主义的空谈。IBM商业价值研究所（IBM IBV）的研究表明，80%的企业领导者认为人工智能可解释性、偏见、信任等伦理关切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要障碍。人民智库的公众调查也显示，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80.7%的受访者认为应“健全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不仅有助于企业控制金钱和声誉的损失，还能创造可量化的效益，提升企业服务的能力和负责任的创新。这是因为，经过伦理审查的人工智能可能不会更聪明，但会更被用户信赖；可能不会更便利，但更能尊重用户的权利，守住国家与社会的秩序。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办法》是我国迈向人机和谐共生的关键一步，但它远不是终点。真正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是当失败发生之后仍然有效的治理：它不是卸责的工具，而是能够识别过错、发现症结、事后问责和持续纠正的基础。只有这样，人工智能伦理才会从空洞的安慰变成切实保障，也才真正“道成肉身”。

•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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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20%，一季度进口增速何以超过出口？｜说政经事

南方周末记者周小铃 — Thu, 16 Apr 2026 06:00:00 GMT

一季度的进口高增，“很大程度是由AI投资热潮带动的产业链商品价格上涨推动的”。

“在3月的进口增速中，芯片贡献了近1/3。”

内需也在扩大。工业生产加快，带动了原材料进口增长。

南方周末记者周小铃

责任编辑：张玥

“在3月的进口增速中，芯片贡献了近1/3。”视觉中国/图

“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这是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2026年4月14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既要做“卖家”，更要做“买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

2025年外贸出口高增，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卖家”的实力，那么作为“买家”的能力如何？

从2026年一季度数据就能看出：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增长19.6%。

进口涨得比出口快很多，是什么在支撑一季度进口的强劲增速？

AI带动涨价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3月进口数据的形容是“意外高增”。

他感到意外的原因是近五年里，中国出口增速普遍高于进口，并且是一同升、一同降。“但3月，进口和出口是一升一降。”

以人民币计价，3月出口、进口增速分别是-0.7%和23.8%。

中国入世以来的二十多年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剔除进出口增速均为负值的年份后，入世以来中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出现过七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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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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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方，居得易：中国旅居业态发展趋势报告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 — Thu, 16 Apr 2026 03:00:00 GMT

系统呈现中国旅居消费宏观格局与微观机制，解析旅居消费核心趋势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戴春晨

近年来，旅居（Sojourn）正从过去小众的避寒、避暑刚需，演变为覆盖全年龄段的生活方式平移。消费者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而是希望在异地建立短暂但深度的生活连接。这一变化既重塑了文旅产业，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新型消费形态。

长久以来，旅居在公众认知中几乎等同于老年人的候鸟式过冬或避暑。进入2025-2026年，这一市场的底层结构已发生根本性重构。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度的数据测算，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达64.1亿，旅游总花费6.1万亿元。在行业整体复苏的背景下，旅居已脱离观光游的附属地位，成长为一条独立、庞大且结构持续迭代的核心赛道。

这一变革最直观的体现，是消费人群的破龄化与空间偏好的转移。当前消费整体呈现精打细算、理性克制的特征。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视角观察，中国正经历一场从“定居文明”向“流动社会”的深刻转型。本报告将系统呈现中国旅居消费的宏观格局与微观机制，解析旅居消费的核心趋势。

黄果树精品民宿匠庐村晓（黄果树融媒体中心供图）

一、作为旅游新业态的旅居

理解中国旅居市场的爆发，需置于全球视野与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双重框架下分析。

本报告明确旅居定义：异地停留≥7天，以生活方式平移为核心，融合居住、工作、康养、研学、社交的复合型消费行为，区别于≤3天的观光旅游和≥6个月的异地定居（行业口径：便于统计、投资测算和产品定价）。中国的“地理套利”不仅体现为“一线收入、三四线消费”，还包括一线城市公共服务平替、三四线城市自然禀赋溢价。

从发展历程来看，海外旅居文化起步较早。在西方语境中，旅居长期与向“阳光地带”的季节性迁移相关，源于二战后中产阶级对气候福利的需求。早期跨地域生活主要面向欧美富裕阶层和退休人群，他们为躲避严寒向温暖地区迁徙，如北欧人前往西班牙、美国人奔赴佛罗里达等。由此可提炼出气候福利、经济基础、消费人群三大核心要素，构成当代旅居消费的重要支撑。

当一线城市的边际生存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个体开始依托成熟基建开展“地理套利”，在低成本、高自然禀赋区域维持或提升生活品质。部分消费者则围绕品质、康养等更高需求开展候鸟式迁徙。

当前，旅居人群持续扩大，面向年轻群体的结构性变革加速显现。固定办公场景与居住空间快速脱钩，弹性办公需求上升叠加远程办公技术成熟，推动全球“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浪潮兴起，这与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高度契合。

MBO Partners《2026全球数字游民报告》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人口及就业趋势推演显示，2026年全球数字游民规模将达3800万人，2035年预计将升至8.9亿人。截至2025年年底，全球已有58个国家/地区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在海外，旅居已上升为国家层面吸引高素质人才和消费力的战略手段。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不完全梳理

中国旅居市场的变革路径更为复杂且具备韧性，十余年间完成了三次快速迭代，消费群体从“银发候鸟”转向“全龄多元”。三大发展阶段清晰可见：21世纪初北方老年人自发前往三亚过冬的候鸟式养老；文旅地产驱动下的“第二居所”热潮；当前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全龄段“生活方式平移”。中国旅居市场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跨越。

当下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转向低居住门槛、高情绪价值、丰富在地文化体验的空间运营能力。中国文旅下半场的竞争，不再局限于风景和气候，更在于生活方式的兼容性和精细化的运营能力。

二、旅居目的地：活出快乐的远方在哪里

近两年市场最显著的变化，是旅居空间偏好的转移。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捧偏远、缺乏现代基建的原生态目的地，选择更趋理性和务实。

依据行为地理学“推拉理论”，一线城市高压内卷是核心推力，而单纯的自然风景已难以形成长效拉力。当代旅居者在目的地的选择上更注重综合价值。

2026年国内旅游市场明显分化：走马观花的“特种兵式打卡”集中于下沉市场，具备高净值和高复购特征的消费形态转向旅居。国内旅居及新兴工作群体的规模快速扩大，《2025中国远程办公与数字游民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大陆数字游民2900万人、潜在数字游民4500万人，合计7400万人，构成旅居市场独立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一群体不再仅核算单日住宿的性价比，而是为“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间”付费。即便身处异地，仍需独立咖啡馆办公、精酿酒吧社交、千兆宽带和便捷外卖等城市配套。兼具在地烟火气、松弛感与成熟商业基建的都市圈周边小城、新一线网红老街区，成为当前溢价能力最强、最受青睐的旅居目的地。消费者追求“可折叠的生活”，既能获得异地文化的新鲜感，又不牺牲现代都市的便利性。

旅居空间的选择看似多样，本质是圈层化消费需求的体现。消费者购买的是特定空间使用权、身份认同感和身心疗愈价值。本报告将三大经典旅居场域重新分类，解析重塑中国旅居消费格局的商业逻辑。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梳理

（1）大山里的折叠：“高奢乡野”与“平价康养”

山地旅居是国内最早成熟的旅居形态，大理、丽江是最具代表性的标杆目的地。自20世纪80年代起，两地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吸引艺术家、文艺青年、自由职业者长期停留，走出以精神追求与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原生旅居路径。1980年代大理率先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背包客、摄影师、诗人进入，古城逐步形成咖啡馆、民宿、文创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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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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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贵州

社区慈善如何构建真正的影响力？

文/周如南李琦 — Thu, 16 Apr 2026 02:00:00 GMT

资金幻觉、项目依赖、技术迷思是当前社区慈善构建影响力的典型误区。社区慈善需要回归主体性、培育公共精神、走向政策倡导，同时更要转变认知，跳出数字崇拜。

文/周如南李琦

责任编辑：钟金秀

当下，不少社区成立了社区基金，其发起的初衷可能是解决楼道照明维修的资金缺口，或为填补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匮乏。在社区基金的支持下，部分社区修好了路灯，开辟了活动室，甚至催生了周末厨房和邻里互助队。更让居民感慨的是，以前对门住了五年都不认识，现在谁家有事，群里喊一声就有人应。

从社区基金的微观实践切入，恰是理解当下中国社区慈善转型的关键切口。《慈善法》修订将发展社区慈善写入国家法律，中央社会工作部将社区治理纳入重点工作，社区慈善从慈善事业的毛细血管，成长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神经末梢。

社区慈善影响力的三种误区

社区慈善要发挥作用，离不开社会组织、物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参与，但社区慈善如何构建真正的影响力？当前实践中存在三种典型的影响力误区。

第一种是资金幻觉，许多社区将筹款规模视为影响力指标，仿佛筹到的钱越多就越成功。当服务对象对慈善影响力的理解仅限于捐款时，恰恰说明慈善与日常生活的脱节。社区慈善若仅停留在资金转移层面，即便数字可观也可能沦为过路财神，钱从社区外流入又从社区流出，未能在社区土壤中生根。

第二种是项目依赖症，不少社区慈善组织习惯于执行外部设计的标准化项目，从助老送餐到儿童托管，看似热闹实则未必回应了社区的真实需求。当社区慈善变成“任务式”，居民便从主体沦为客体，参与感、归属感无从谈起。

第三种是技术迷思。数字化浪潮下，一些社区急于搭建线上平台开发小程序，却忽视了社区慈善的核心不在技术效率而在关系密度，技术应是关系的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这三种困境的共性在于将社区慈善简化为资源的物理流动，而忽视了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再生。

影响力构建的三大关键

社区慈善要构建真正影响力，首先需要实现主体性的回归，让居民从被动接受者成为主动行动者。社区居民不仅是慈善的受众，更是社区慈善发展的核心力量。在社区层面，这意味着要识别和培育关键性人物，他们不是简单的志愿者，而是社区内生动力的点火器。

其次需要实现价值的拓展，从解决具体需求到培育公共精神。传统慈善聚焦补缺，现代社区慈善则应致力于培元，培育社区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社区基金作为资源枢纽连接居民需求与多元主体，当居民有需求时，基金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动员志愿者、社工、物业，支持居民自主解决社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邻里关系被激活，互助网络被编织，社区慈善的影响力从给予服务转化为构建支持网络。

再者需要从社区实践走向政策倡导。真正有影响力的社区慈善不应满足于社区内部的微循环，而应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试验田。面对社区困境，一线组织通过梳理实践经验、开展调查研究，将社区智慧提炼为政策建议，最终促成相关制度的完善。这是社区慈善影响力发挥的关键，也是从“做善事”走向“行善治”的必由之路。

影响力维度：从可见，可感，到可持续

社区慈善影响力的构建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递进过程，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最表层是可见的影响力，指向社区慈善的功能性输出，修好了哪盏路灯、帮扶了哪位老人、举办了哪场活动，这是影响力的硬指标，不可或缺但远远不够。当前多数社区慈善停留于此，将筹款额、服务人次、项目数量作为核心指标，陷入活动陷阱，忙于做事却疏于问效，无暇顾及这些活动是否真正回应了社区需求，改变了社区关系结构。

深入一层是可感的影响力，指向社区慈善的体验性输出。居民是否感到被关心、被连接、被赋能，社区是否从冷漠变得温暖、从疏离变得亲密，这是影响力的软指标，却恰恰是社区慈善区别于其他慈善的核心特质。前述社区转变的关键不在于筹了多少钱，而在于邻里间五年不识的隔阂被打破，这种可感的影响力无法通过报表呈现，却真实存在于居民的日常体验中。

最深层则是可持续的影响力，指向社区慈善的制度性输出。是否形成了资源内生循环的机制，是否培育了在地化的组织载体，是否激发了居民持续参与的动能。这一维度回答的是当外部支持撤离，社区慈善能否自我运转。培育社区内部的骨干力量、建设需求与资源的对接平台、形成居民主导的运作机制，正是构建可持续影响力的关键路径。可持续不是指项目永续，而是指慈善精神、互助文化、参与习惯在社区扎根。

认知转变：从“为社区做事”到“与社区共事”

传统慈善模式中，慈善组织是主体，社区居民是客体。社区慈善则应彻底颠倒这一关系，将社区居民作为主体，慈善组织则是协作者。这一转变绝非简单的姿态调整，而是涉及权力关系、资源分配、行动逻辑的系统重构。

一些长期扎根社区的组织早已践行这一理念，着眼于培养社区内部人才，让曾经接受帮助的人成为帮助他人的主力，这种主体性的回归是影响力从外部给予转向内部生长的前提。在社区层面，这意味着摒弃包办代替思维，社区基金作为资源枢纽和能力培育者，支持居民自主发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当居民从被服务者变为服务者，影响力便从项目层面深入到人格层面，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环境，更是人的自我认知。

与社区共事还意味着尊重在地化创新，而非强加标准化产品。当前社区慈善，无论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项目类型高度雷同，存在同质化现象。标准化虽便于管理，却牺牲了社区慈善最宝贵的特质，即对特定社区特定人群的精准回应。部分社区的在地化创新，如老旧社区聚焦楼道照明痛点、青年社区探索共享技能新型互助、新移民社区重建老乡互助网络，这些创新看似微小，却精准击中特定社区的特定需求，往往更易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影响力。

跳出数字崇拜，回归邻里温度

社区慈善的特点还要求评估体系跳出数字崇拜的窠臼。当前社区慈善评估过度依赖筹款金额、服务人次、活动场次、媒体报道量等量化指标，这些指标衡量的是可见的影响力，却无法捕捉可感与可持续的层面。评估视角需要相应拓展，例如以关系密度指标看社区作为共同体的紧密程度，以参与深度指标看居民角色的变化，以制度沉淀指标看影响力的可持续性。评估的目的不是考核而是学习，评估技术应转化为社区组织的内在能力，使其能够自我觉察、自我改进。

社区慈善的影响力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它能否让社区成为值得人们留恋和投入的地方。在流动性加剧的现代社会，社区不再是人们终其一生无法离开的命运共同体，而是可以选择进入或退出的生活空间。社区慈善的意义在于通过持续的互动、互助、参与，重建社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让人们愿意留下并为之投入。这种影响力无法速成和购买，也无法靠外部力量强加，它只能来自社区内部，来自日复一日的相处，共同解决问题的经历。

从可见到可感再到可持续，社区慈善影响力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要求耐心、谦卑、连接。当老人在社区中感到安全，孩子在社区中获得关爱，居民在社区中找到意义，这些微小而确切的改变正是社区慈善影响力的真正刻度。毕竟慈善的终极尺度从来不是数字，而是人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社区的微小实践都在书写着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

• （作者周如南系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智库专家；李琦系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副秘书长）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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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慈善公益慈善

善择ESG风险跟踪第132期｜153家公司暴露ESG风险，中铁大桥局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事故原因曝光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 Wed, 15 Apr 2026 11:00:00 GMT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康华

2026年4月第1周，153家上市公司曝光风险事件228起，风险指数272.15，其中治理风险占34.3%，环境风险占4.5%，社会风险占61.1%。中国太平ESG风险级别达到IV级。中铁大桥局重大垮塌事故原因曝光、双良节能蹭热点误导陈述被罚1300万元等风险事件值得关注。

2026年4月8日，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官网公布西成铁路“8·22”重大垮塌事故调查报告，尖扎黄河特大桥上垮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人失联，由中国中铁旗下全资子公司中铁大桥局承建。

调查报告将直接原因指向采购劣质螺栓、顶部分配梁制作安装不合格等原因，暴露出的问题已不能用“个别人员失职”来解释。

施工项目部采购并非依规执行，而是项目部物机部长与供应商私下确定货源后，再通过指定平台“补单走流程”（提成12%）。事故发生后物机部长与供应商索要质量保障书，后者使用美图秀秀临时P成有23错别字的伪造件交给调查组。

设计单位大桥局设计分公司，吊索塔架设计方案中缺少分配梁拼接板受力检算这一核心内容。事故发生后还向调查组提交了修改过的设计交底文件补上“螺栓进场须检测”“分配梁应精加工”，主动干扰调查。

分包合同大量违法，对加工精度要求高的分配梁等重要受力构件，随意安排无资质、无专业打孔设备的公司承接。该公司负责人从网上、老家临时招揽工人组成劳务队伍，不清楚分配梁的用途，也不清楚焊缝检测方法，全凭直觉上手。

施工验收时，项目部没提申请就验收，本应该在现场的总工程师派外出2名出差员工顺路到现场验收，二人从未设计过扣塔，从未参加过扣塔验收，不具备相应专业能力，仅在扣塔顶停留10分钟就完成验收。

铁二院监理单位“只签字、不监督”，现场专业监理工程师更换且不做工作交接，劳务分包资质未审核，进场材料质量复验缺失，关键工序旁站不到位，最终将不合格工程签字认可为合格。

由此可见，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并非不懂规则，而是十分清楚流程、材料、合同的规范和标准，从管理层到基层，利用制度完成了一套“合规表演”，暴露出内部治理的混乱和系统漏洞。

中国中铁作为母公司，在此次事故也需承担责任。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中铁总部2025年以来对该项目开展了多次综合安全大检查，均未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如此系统性的违规造假不仅会浮现于事后，中国中铁未能有效察觉，监督职能失效。

如何将总部管理制度有效在基层落地，是大型企业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如报告最后指出的：“中央企业总部很多看似很硬的措施，之所以在项目部层面没有得到硬执行，不能仅仅在‘最后一公里’找原因，很多情况是责任链条在二级公司、三级公司就已经断档。”

善择ESG风险指数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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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安全管理

“苏林掌舵越南新局”：以务实外交“护航”增长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陈相成 — Wed, 15 Apr 2026 09:00:00 GMT

苏林身兼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书记三大核心职务，将扮演极具分量的领导人角色。“此举标志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合二为一，这将确保相关方针和重要决议在全国各级机构中得到持续、迅速且高效地贯彻执行。”

与文官出身的领导人不同，苏林是一位典型行动派。强力部门出身的他，关注效率、注重结果，致力于推动各项政策加快落地。

“在当前‘五柱’结构中，越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均由苏林一人担任。这并非突发情况而采取的临时补位，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换言之，核心领导层仍然是四个人。”

“2026—2030年，年均GDP增长10%以上；2030年人均GDP约8500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再度将经济工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南方周末记者陈相成

责任编辑：姚忆江

“四驾马车”尘埃落定后，越南国家元首旋即开启了外交行程。

据新华社报道，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于2026年4月14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苏林自4月7日全票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官宣的出访计划。

除国家主席外，越南国会当日还选举产生了政府总理、国会主席、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等高层要职人员，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确立。

“决不让国家落后于人，决不让人民失去发展良机，致力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繁荣。”就职演说中，苏林分享了新时期越南最高领导层的施政目标。

身兼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书记三大核心职务的苏林，未来将扮演极具分量的领导人角色。

“此举标志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合二为一，为的是使相关方针和重要决议在全国各级机构中得到持续、迅速且高效地贯彻执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亚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文辉（Duong Van Huy）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将有利于越南在发展思路、政策导向、执行落实等层面形成高度清晰的统一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自越共七大以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被视为对越南起到关键领导作用的“四驾马车”。2025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出台新规，增加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高层结构由此升级为“五柱”。但就目前来看，仍然是“四驾马车”在发挥核心功能。

“自阮富仲时期起，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逐渐受到重视。作为新高层结构的‘末位’，这是一个既维持制度延续性又体现安排灵活性的职务，有利于加强越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地时间2026年4月7日，越南河内，苏林宣誓就任越南国家主席。图/视觉中国

“反腐尖刀”

苏林，是越南政坛为数不多兼具“南北背景”的政治人物。

他于1957年出生在越南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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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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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苏林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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