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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的世纪佳缘

infzm — Thu, 22 Mar 2012 09:31:25 +0400

2011年5月的纽约，一位美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告诉龚海燕：上市那天起，你的麻烦和痛苦就开始了。

此时，绰号“小龙女”的龚正兴奋于自己1000元起家倾力打造了8年的世纪佳缘即将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概念股中唯一的婚恋交友网站。虽然原计划的1亿美元筹资额下调至7800万美元，发行价也调低至11美元，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从当年成立花千树信息服务公司，到此后被百合网、珍爱网一路苦追，眼看着取意于辛弃疾“青玉案”一词的事业正呈现“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未来，好不得意。

但，麻烦和痛苦果真来了，距世纪佳缘赴美挂牌不过十个月。

世纪佳缘2012年3月6日公布了一份着实不漂亮的2011第四财季报告。虽然当季收入8860万元，同比上升了33.6%，净亏损却达到了120万元，而上年同期则是净利润1000万元。闻此讯息，开盘大跌20%，并于5.9美元收盘。

2011年5月11日敲钟当天，世纪佳缘就破发至10.52美元，但目前的股价较2011年7月9日创下的每股16.12美元确实相差太远，而一度每股5.5美元的探底较高位线更是跳水65%。

乍一看，握有54%中国网络婚恋交友市场份额的世纪佳缘基本面并没有太多恶化迹象。问题是，为何上市不过半年业绩变脸如此，仅以龚海燕口中的“市场开支、行政开支上升50%，研发开支上升一倍”为说辞，并不能让所有投资者释怀。毕竟，在2008年营收成本占总收入77.3%后，这个比例从大趋势上呈下降曲线，最低已至39.46%。

而该公司CFO顾尚修所表示的“天冷造成用户晚上不愿意上网及出门导致行业淡季出现”，更是“违背常识”地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无论是北京的CBD、什刹海，还是上海的淮海路、新天地，冬日夜幕下的喧嚣不支持这一论点。

一种更接近真相的可能是：世纪佳缘在搜索引擎、网址导航等渠道投入过多宣传费用，同时在无线技术的重磅介入又未取得相应效益。当然，还有一种“阴谋论”的声音已浮出水面：故意做亏，以便机构投资者和多位天使投资人另做打算。

当只持有8%股权和25%投票权的王微不得不屈从资方压力闪电同意土豆网和优酷网合并，使前期投资者一夜间账面暴赚125%之时，目前仅持有20.27%股权的龚海燕是否也面临着这种可能？

还有两宗事态也不太妙。首先，世纪佳缘公司的全国线下事业部、无线部门、营销部门三位重量级高管先后离职。同时，作为世纪佳缘的新兴业务且毛利较高的高端猎婚服务被指内幕重重，并出现约会对象重复使用的投诉——一位男士最低4万、一位女士最低6万的“红娘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几年一度热炒的“嫁入豪门培训班”、“寻觅男宠俱乐部”等。

这是一个奇怪的尝试。在中国在线婚恋交友市场，一直有“自助餐式”和“经纪人红娘”两大门派双峰并立，而其代表者分别是世纪佳缘和珍爱网。54%与7%的市场份额对比多少也印证了两种模式所遭遇的不同市场态度。

作为龙头老大的世纪佳缘，过去三年内其线下收入和VIP服务营收一直是增长态势，在2010年甚至同比上升159%。但毫无疑问，在线自助服务才是立足之本，从2008年至2010年，此块收入占总营收权重从56.8%锐升至80%。

当然，上市第一年即遇到麻烦不足为奇。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在成功掌握2块钱一张邮票的“微支付”盈利模式后，如何把4020万用户群充分持续开发为黏度更高、单人单次提供利润更为可观的新赚钱之道，这才是提高市场估值水平的脱困根本。否则，美国最成功的自助式婚恋网MATCH.COM在Facebook等复合型社交网站的夹击下日渐萎缩的惨状，就是世纪佳缘可预见的未来了。

有两种可能摆在龚的面前：要么继续颠覆式创新，就像她充分利用“好想好想谈恋爱”的中国男性更愿意多头出击并虚荣性消费心态的“邮票模式”；要么进行产业链纵向开掘，根除“一时消费，永远离开”的婚恋网站阿喀琉斯之踵。

从2011年末龚海燕成立喜鹊网，正式步入婚庆市场一举研判，后者或许是世纪佳缘更为倾向的路径。然而，这同时也是一块高度竞争的红海，不仅各地方市场极度分裂，同时细分产品亦极为庞杂。龚氏能否把从佳缘成功配对的新人直接导入喜鹊网的线下服务，并迅速打造成为首个全国性品牌，仍不可知。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回忆起10个月前的那番衷告，此时的“小龙女”不知想到了什么。

温家宝缘何成为“美国工人的好朋友”？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2:43:21 +0400

2012年3月2日，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北美地区最大的码头工人工会，代表美国、加拿大等国超过65000名码头工人的利益）给中国总理温家宝颁发了一个奖——“美国工人最佳朋友奖”，颁奖理由是“感谢中国对带动美国工人就业以及对美国家庭的巨大贡献”。

其实，温家宝得到这样的赞誉并非第一次了，早在2003年访美期间，温家宝到波士顿港向美国工人问好，彼时波士顿港就给他颁发过类似名目的荣誉。有趣的问题是：美国的码头工人为何把温总理当成好朋友，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

这要从中远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说起。2000年，正值全球航运市场低谷，随后又发生了9·11事件，几家航运公司业务收缩，纷纷撤除从波士顿的航线，波士顿港口由此陷入危机，工人大规模失业似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为此，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政府高官向中远致函求援，希望这家中国央企，能拉困难中的美国波士顿“阶级兄弟”一把。

2002年3月，中远集团接受邀请正式开通航线，给波士顿港乃至马萨诸塞州带来了利好，保住了波士顿港九千多码头工人的就业机会，当时成为轰动美国的大新闻。顺理成章的事，2004年，马萨诸塞州经济联盟给中远集团颁发了“经济促进者暨国际经济影响力大奖”。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对中远集团更是感恩戴德不已。2007年，授予其“创造就业机会奖”，那是说谢谢你给我们长期饭票；2011年，又授予其“美国工人守护者奖”，那是说谢谢你给我们悉心照料。

礼遇中远集团的并不止马萨诸塞州。2001年，马里兰州州长亲自宣布6月2日为“中远日”，巴尔的摩市长授予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为“荣誉市民”。此外，还有更多的州政府邀请中远到他们那儿去发展业务，正苦苦地守在电话旁等着回音呢。

中远集团为何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都受欢迎？其神奇在何处？第一和最重要的是：和那些代工iPad或CPU的、需要“抢美国工人饭碗”的中国制造企业不同，中远集团的业务属于海洋航运，其运送的货物无论是从美国进口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无一例外都为美国码头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比如中远集团在美国长滩码头只派出了三个高管，其他管理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当地人。而且，中远每开通一条直达航线，美国长滩港的上万个装卸和运输工就可以上岗工作，并带动港口有关的产业都受益。

此外，中远集团还直接雇佣外国员工，整个集团外籍员工比例常年在6%左右浮动。2005年底，中远在美国已有各类公司三十多家，雇佣美国员工1000人。而中远美洲公司的92%雇员都来自当地。

其次，中远集团被认为给当地“不仅带来中国货物，更带来中国速度”。例如，经过中远集团的培训，希腊工人的装卸速度由原来的每小时每班6箱，先是提高到13箱，再逐次提高到16、18和22箱，超过了欧洲的平均装卸水平，最高甚至达到了39箱，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装卸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外交”为“长子”中远集团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如温家宝出访，常常抽时间视察所在国的中远港口，他在2003年访美之时促成两国交通部长会谈，为中远集团解除了美国用以惩罚计划经济国企的“受控承运人”身份，使其价格调整周期从30天降为24小时。

当然，中远集团的神奇背后也有苦涩，其核心业务在干散货这个全球海运的低端市场，而在汽车滚装船、液化天然气等高端领域市场占有率不足。而且，成绩单也不好看，它与另一家有类似海外业务的中海集团，分别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A股第一和第二“亏损王”。

好玩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远集团在美国还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分支机构”，遭受种种猜疑。不过，在全球化的大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小气候之下，中远集团慢慢被视为送就业岗位的财神爷。这些就业机会可是真金白银铸就，讨论其姓社姓资很迂腐。至于用“创造就业机会奖”、“美国工人守护者奖”等感谢一下财神，惠而不费，何乐不为？

【点评者说】这充分说明，工人跟工人是不一样的。首先不同行业的工人利益是不一样的，美国轮胎工人希望抵制从中国进口的轮胎以保住其岌岌可危的饭碗，但码头工人装和卸都能挣钱，不会只管装不管卸。其次，越是同一行业的工人，竞争越是激烈，原因是大家争取的是同样的饭碗，“同行是冤家”，古人诚不我欺。好像是坏消息，不过好消息是，资本家或企业家也没法联合起来，理由同上。市场经济的魅力与神奇，也就在于此。

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新共识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2:35:32 +0400

现在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而是转型陷阱。无论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观念变革，现在是新观念形成的时刻。我刚才在座位上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叫“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可能又到了一个槛，现在人们喜欢用乐观赞美的语言讲过去20年的变化，但我觉得不能否认，现在的社会氛围和20年前有非常大的差别。年纪较大的人现在可以回想起来，1980年代时，整个社会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但今天，社会已经让人觉得沉闷。整个社会氛围、社会气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2011年年底，很多活动在总结过去的一年，有主持人问我，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过去的一年？我仔细想了一个词，叫做“酝酿”。好的东西在酝酿，坏的东西也在酝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酝酿一个共识。

孙立平（鲁力/南方日报/图）

这个共识是什么？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应该认识到：得变革，不改革不行。中国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槛？现在社会上讲得最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很多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人总结历史经验，说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顺利跨过了这个槛，成为发达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都没有走过来，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

我对这个解释有些不同的看法。2012年1月8日，我们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讨论怎样面对当下的困境，报告最核心的观念是，现在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而是转型陷阱。

中国和很多国家在体制上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在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集团，不想再往前走，要求就停在这儿，他们正在把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定型。过去把这种状态当作过渡性的改革，但现在有一种很明显的力量要求把这个权力与利益格局定型下来。

所以，提出转型陷阱这一问题，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当时中国面临一个根本抉择，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走？丁学良教授讲，邓小平有魄力，推动历史往前走，但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情况比那时要复杂。

今天的中国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往前走，一是往后退，一是就在这个地方别动，维持现状。从目前来说，维持现状是一个主导性的力量。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果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在转型陷阱中，进一步深化改革阻力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当然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前一段时间有领导讲，现在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最大的改革阻力是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是了。

另外一个阻力就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我经常参加一些关于改革的会议，我感觉到一种气氛，参加者至少在呼唤改革。但在社会中，甚至有些老百姓一提改革就心惊肉跳，因为一改不是这个地方要吃亏就是那个地方要吃亏。这才是改革的真正阻力。

这是现在中国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危机。现在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需要从一种误区中走出来。有人认为：虽说意识形态的阻力没原来那么大，但意识形态的框架仍然存在。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如何重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新共识。在2005年讨论改革时，我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如果没有对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反思，也会走出很多问题。改革再出发，起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要有改革的新目标，新共识，新共识就是要有公平正义。

现在，公平正义是凝聚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无论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改革是不成功的。而能获得这种认同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公平正义。

三十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十年前还很容易改变财富格局，现在很难变了。社会在定型，如果不能用公平正义打破日益定型的利益格局，改革新共识很难建立。

另外，也只有公平正义才能为社会奠定更稳固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个社会也越来越脆弱。

问题在哪？我觉得，社会需要精神基础，需要一个公认的价值。上上下下都要有这样的共识，而这就需要把社会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也只有重建公平正义这种共识，才能实现全面发展，提升人们幸福感，使人民生活得更好。

广东是中国最早提出要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省份，这两年做了大量工作。人民的幸福感来自什么地方？有一条主线，就是公平正义。既涉及民生改善，也涉及到体制改革。起码，人们遇到了不公的事情，有说理的地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变革分不开，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今天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因为这些年的变革不彻底。我们需要更彻底的改革举措，以跳出转型陷阱，重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根据现场演讲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改革最需要过人的胆识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2:33:19 +0400

1992年初，老百姓向往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只有邓小平敢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把这话讲出来。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93年夏秋之际。到处都在搞建设，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城市非常有生命力，敢闯敢干。我当时买的一本书里写到：现在特区已经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82亿人民币，等等。20年后再对比，感觉邓小平南方讲话非同寻常。1993年读到的那些数据，显得小儿科了。

丁学良（鲁力/南方日报/图）

南方讲话不但改变了深圳，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南方讲话让我最难忘的，是体现了过人的胆略和过人的见识。邓小平最了不起的素质就是有胆识。很多人被打倒一次就会变得异常小心。邓小平每打倒一次，再回来，却变得更坚定。20年前南方讲话中的几个要点，在当时是石破天惊。1990年代初的中国，在有些领域很彷徨，有些领域里障碍重重。如果没有邓小平发出破冰的声音，中国很可能会重新捡起“文革”时代的那些观念和体制。如果那样，今天的深圳的发展可能和我刚才念的数据差不多，更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首先想到跟中国谈一谈，请中国来投资——这并不是说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没有问题。

1992年初，老百姓向往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只有邓小平敢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把这话讲出来。而且他当时讲的那些要点站在全球视野上，也很了不起。1990年代初期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时候。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基于他在中国领导的经验，也基于他对世界大局势的观察。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目击着“苏东波”，中国共产党决策层提出的所有相关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怎样避免他们的命运？怎么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和巨大的压力，才使得执政党的高层人士，提出前所未有的方案以及相应的手段。他们切身地认识到，类似苏联的体制，要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上往前进，必须深化改革。

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一个城市应该有个性，最能体现深圳精神价值的，应该是有胆有识。那么多有争议的观念、有争议的尝试，是深圳在中国先做出来的，这是最应该被总结的深圳模式。深圳过去的成就靠的是有胆有识，但随着深圳的发展，原来那种穿草鞋闯险境的精神有点退化。非常希望深圳能继续保持当年的精神，走错了，大不了把旧草鞋扔掉，换一双嘛。

过人的胆识从哪儿来？靠学习，要不断跟最先进的地区和人才交流。每年我都参加广东的一些公民论坛，这些论坛对启发民智，启发官智，启发商智，启发整个社会的智慧，都有好处。

展望未来20年，我建议深圳要对准比较的目标，这样才能激发出过人的胆识，产生过人的绩效。有本畅销书说地球是平的，跟它唱反调的另一本书说地球是高低不平的，地球上的最高点就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些城市及周边地区。有最开放的经济，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最富有研究活力的大学，最有创新力的媒体，这样才能带来高质量的人均GDP：伦敦、纽约、波士顿、柏林、巴黎等，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是小，没有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先行者。深圳应该把自己定位成这样的开放性城市，千万不要成天跟国内的城市比。第一步要使深圳成为东亚最有吸引力的城市，要吸引最有创新力的人到这里来做他们在别处做不成的事。

我们知道，持续有活力的经济都是自由市场经济（虽然自由化的程度不同），而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到了一定程度上，都是有跟它相匹配的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乃至于真正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深圳政府应创造更有吸引力的软环境，为明天的深圳，为下一代的深圳尝试中国其他城市不敢尝试的改革措施。

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原有的发展路径的问题、代价、内在矛盾和张力、外部压力和冲突，都已经很明显。未来的改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基于自己的专业视角和实际调研，最看重两大块。第一大块是属于人力资本领域，第二大块是属于创业机会领域。要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拓展进入运用资本和创造更多资本的公平合理门路，这两大块是必不可少的弹跳板、起跑线。

人力资本的第一条腿就是强化公共教育系统，包括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只要想学习，都有机会。同时，政府应该在经济危机的关头以人力资本措施来扶持新生的弱势群体，以增加底层民众向上的流动性。

第二条腿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要能够覆盖当地所有居民人口，包括那些纳税的外来户口人士。

在创业机会领域，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和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以及其亲友手里。

为此，还必须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的转变，不能将普通民众被迫以低利息储蓄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地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民营企业服务甚少。现在已经有让沿海地区地下金融机构浮出水面的做法，应该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这样才会让民间创业者有必要的金融靠山。

中国的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数是低端的，如餐馆、零售店、洗脚店这些。涉及科技、文化、银行、教育等高端服务业的部分，政府实际上控制得太严。这些领域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才能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来自乡村的还是城市的，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不但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真正走出困境是明智之途，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非强制性安定，都是基础性的良治善政。

（根据现场演讲整理，经作者补充修订）

思想解放要彻底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2:29:21 +0400

编者按：2012年2月23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与南方杂志在深圳举办了一场《观念影响中国——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与深圳十大观念专题论坛》，回顾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推动，探讨了当前改革的困境、方向与动力。我们选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发言，以飨读者。

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

俞可平（鲁力/南方日报/图）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可用一句话概括：没有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开放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什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候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会比另一些地方和另一些时候要大得多？

我今天特别想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对整个改革开放所产生巨大影响，以及观念革新对深圳的巨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来谈一点对“解放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迅速崛起来看，还是从深圳特区的沧桑巨变来看，我们不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解放思想要彻底。只有彻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越彻底，社会进步就越深刻。

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才是彻底的呢？

老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不正常

新思想、新观念的倡导者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推进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往往会触动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保守力量，引起抵制和反对，如果没有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境界，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

这种境界其实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官员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现在十分强调执政能力建设，也同样应当十分强调执政道德建设。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执政为民”，即为公众谋利益。之所以现在许多官员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就是怕得罪上级，怕犯“错误”，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以至于出现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现象。

邓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当然会有极大阻力。之所以“敢为天下先”，首先是因为胸中装有“天下先”。如果没有一种为“天下”谋事，为百姓谋利，为党和国家尽职的境界和胸怀，仅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升官发财，是断不可能的。

首先不应当问“属中”还是“属西”

大家都要认真而严肃地问一问：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答案只有一个，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具体地说，是为了国家更加富强和民主，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最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解放，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最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追求和实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也只不过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手段，大胆引入市场经济，使国家富裕和强大。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非背离。

因此，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倡导新观念不要怕遭受压制

解放思想的要害，在于提出并确立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观念。解放思想既不是凭空乱想，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进步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思想。

这些新观念通常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有些是传统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旧的思想观念的对立面。因此，有些新的思想观念一经提出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反映了民众的迫切要求。但有些则常常会遭到守旧势力的竭力抵制和反对，新观念的倡导者甚至会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或压制。然而，由于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因此它们或早或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以传播，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一旦获得官方认可，这些新观念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就会大大增强。

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只有那些既具备勇气，又具有远见的人，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观念新思想。

找准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解放思想不是无的放矢，要有针对性，旨在解决眼前最紧迫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否则只会流于空谈；不切实际的观念理论甚至还会误国误民，也就是深圳所说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无论是当年邓小平竭力倡导的“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三个有利于”等新思想，还是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深圳的“十大观念”，都是为了打破旧观念旧制度的束缚，解决制约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因而不仅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果。没有现实的针对性，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观念新理论，那至多是学者的学术探索，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

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

解放思想是为了行动，是为了改变现状，推动进步。解放思想决不是简单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观点。解放思想是针对新的挑战，提高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

改革的行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现存的制度不是鼓励而是束缚改革，不是推动而是阻止进步，那么解放思想最终也不会有实际效果。

此外，一些大胆的改革和探索，既需要有规范和引导，更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只有将改革行为上升为正式制度，它们才能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也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持续下去。

因此，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制度的改革创新。在事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点环节，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创新举措。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最终要看它能否增加民众的实际利益，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

需要全民族的观念变革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掌握着社会权力，其思想和观念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他们应当带头转变观念，成为解放思想的表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深圳特区的先行者们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

不过，解放思想决不仅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事，更是全民族的事。处在社会大转型时代的全体中国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推动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执政党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鼓励广大民众革新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华文明的进步过程。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虚悬的“逻辑”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6:15:55 +0400

“逻辑崇拜”不合“逻辑”

晚清以来，国人向慕西学，开始还说中体西用，但在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为西人所化，反身自省，便觉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史学”、“哲学”、“科学”，都有人说。更有人总结诸说，断言中国之所以没有这许多“学”，皆因缺乏“逻辑学”的缘故。此论一出，颇得赞同。于是，作为一种补救，不少人便养成了崇拜“逻辑”的习惯。金岳霖回忆年轻时候有次听张奚若和一个美国人辩论，“他们都说彼此不通，他们好像都提到逻辑。我也参加了争论，但是，我可不知道逻辑是什么，他们好像也不太清楚。”冯友兰也说，在清末民初，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能读的人并不很多”，但二书却负有“盛名”。

“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却把它拿来攻击别人“不通”，一方面彰显了“逻辑”地位之高，一方面也提示出它实已成为一个虚悬的象征。这在今天也还不少例证。我们常听人说文科生“感性”、理科生“理性”一类的话。当然，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总有差异，长期受某一学科训练，势必影响一个人的思考习惯，但这种差异似还未大到可以用“感性”和“理性”区分的地步。得到学界公认的学科，没有哪个主要靠“感性”就能成立（即使最“感性”的“文学”，在学术界多数也是指“研究”而非“创作”），更没有哪个学科是“不理性”的。换言之，一般所谓“理性”是所有学科的共同要求，而非某些学科所独擅的。

其次，这类说法也混淆了学科和学人两个领域。学科训练虽然可以影响学者的思考方式，但某一具体个人的特定作为与其研习的学科之间又无必然的对应关系。有学者为了证明文科生如“不掌握中学理科知识，理性思维能力就可能差一点”，曾以韩愈《原道》中的一段话为例，而发现韩愈的“数学太差了！”因为韩愈“‘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类的家庭数目都是相等的”，而“没意识‘农’类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五类”。应该说，倘作者解释无误，则韩愈这里确实错了，但这也未必就是其数学水平太低之故。地质学家丁文江曾以民国初年的省份为单位，统计了中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情况，但傅斯年就批评说，“省”是元以后才有的行政建制，拿它作为统计单位，反而把很多历史问题搞乱了。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判断丁文江的“理性思维能力”太差，或者也应想到其一时思虑不周的可能。

比这更妙的是最近一位“教育心理学家”的高论：汉语缺少逻辑“基因”，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就缺少逻辑思维，中国人至今无缘诺贝尔科学技术类奖项便与此有关。这话的荒唐，只要看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就可以知道。当然，心理学家可以说他所谓“汉语”是现代汉语，与古人无关；但若以西洋的语法为标尺（然我实不同意，这里姑且退一步），现代汉语显然较古人的文法要更为“逻辑”。不过这话也不是“教育心理学家”的孤明独发，同样是清末已有之。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文法不如西文那样有明显的性、数、格的变化，结构灵活，因此便不够“精确”。但我们知道，和德语、法语比起来，英语的结构就要灵活和简便很多，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并不比讲德语或法语的人少。

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想证明我比人家更“理性”。坦白说，我除了掌握一点粗浅知识，知道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矛盾律、同一律之类的名词外，并未系统钻研过逻辑学。但我也不觉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非从事专业逻辑研究的人而言，言必有据、论证周延，下结论应尽可能地审慎，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脑子里一些“理所当然”的判断要严加警醒，大概也可以“虽不中，亦不远”了。逻辑是思维的方法，但似乎也不必先掌握了方法才能思考，况且方法也不能自动产生思想和知识，在逻辑之上或之外，亦还有其他的境界。写到这里，想起汪曾祺讲他读西南联大时听金岳霖讲课的故事，抄在这里：

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些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呵呵！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占领男厕所能改变什么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6:10:20 +0400

比“文明城市”、“优雅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别平等

曾有朋友在美国校园发现女生抢占男厕所，觉得很有意思，希望这个行动能进入中国。在遇到男厕空余而女厕拥挤的时候，也有男同胞多次鼓励排队的女人们物尽其用，但她们大多不为所动。女人们宁可忍耐也不愿去使用男人们的空余资源，让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利用问题。由此我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议扩建女厕，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扩建，中国多数地方仍然无动于衷。

最近在广州、北京、郑州和南京等地出现了占领男厕所运动，一些女大学生打出“关爱女性从‘方便’开始”、“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宣传牌，要求如厕男士稍等片刻，让女厕所外排长龙的女士先行救急。她们还希望通过此行动唤醒建筑规划部门、市政部门能修改改善厕所设置标准，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

随后，国内10位知名的男性律师、学者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寄出了一封公民建议信，建议住建部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强制规定女厕位比例，明确公厕审批和验收机制，从而保障女性的平等权利。同时，有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支持或关注这一运动。

由于生理及习俗，加上幼童多跟随母亲等原因，女性如厕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但是传统建筑设计基于女性较少出行或忽视女性等因素，女厕的空间往往少于男厕。

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纽约、东京、台湾和香港等地，非常重视厕所的人性化，不仅便利清洁，配备齐全，更是在男女比例上与时俱进，通常达到1∶2以上的比例。这是文明城市和优雅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看起来，这是一起成功的活动策划。其中既有“女大学生”、“占领”、“厕所”等媚俗的传播元素，也有“两会民生”、“文明城市”、“优雅社会”等高尚的意义提升。不过，如果没有更多女权主义运动对此成绩的巩固和推进，我看不出来这一阵热闹之后，女人们排队如厕的情况会有多大改变。事实上，郑州、广州和深圳早已把扩大女厕列上议事日程，除了局部地区的改进之外，整体上并无多大变化。

有人抱怨说，可以理解女人的如厕困境，也赞同她们扩建女厕的主张，但是她们不应该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为了自己的“方便”，她们可能侵犯了男人的权利。而且这样的噱头夺人眼球，引起路人围观，扰乱社会秩序。

这些人并不明白，要解决女人如厕的难题，比媒体包装的“文明城市”、“优雅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别平等，而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必须了解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更是一种社会运动。

几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理论枝繁叶茂，基于女性经验与视角，从阶级压迫、权力关系、身体与性意识等各个方面，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本质，对政治、哲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理论也都被介绍到中国，很多书籍得以出版，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

但是，这些理论来到中国之后，成为一套与社会现实无甚关系的话语体系。一些与性别平等有关的话题，如流行歌曲中的性别歧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女性退休年龄等，则在大众舆论中被扭曲到男权话语体系中，言不及义，甚至饱受嘲讽。

官僚政治与男权传统互为表里，彼此勾结，相互强化，远离现实的书斋理论根本无法将之撼动。有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争取平等必须要有行动，还原女权主义的本来面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期待占领男厕所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学校历史教育和国家集体记忆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4:12:00 +0400

那些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对21世纪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关于二次大战的集体记忆。二战在中国一直是以“抗日战争”来称谓的，战争期间发生在南京的杀戮成为中国教科书的内容，形成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还是不太久远以前的事情。

大多数具有群体凝聚力的集体记忆是创伤性的（历史学家Peter Novick称之为“悲剧”记忆），而共同情感则是群体记忆的凝聚力所在。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和人道罪行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叫“悲愤”的共同情感来凝聚的。这也正是当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对日寇的痛恨和悲愤凝聚了“中国人”这个群体，不然这个群体内部的仇恨、对抗和分裂就会占据上风。

对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来说，集体记忆首先是在课堂里形成的，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学校教育。在历史课上，学生们也许会学到如何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一个历史事件（如美国和日本对二战中使用原子弹原因的不同说法），但学生从教科书中得到的并不是纯知识性的“客观”历史。他们学习的是一种带有国民教育目的的历史，那便是集体记忆。在这种教育制度中所传授的历史知识，总是与一个国家的主流看法、观念或偏见相一致。具体体现为对过去事件的性质理解和意义解说。集体记忆的历史教学与学校之外的历史教育（博物馆、纪念日、传媒的历史叙述或政府宣传）基本上也总是一致的。

集体记忆往往与“战争”和“革命”有关。有研究者曾对历史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学生的集体记忆做过测试——一些美国大学生回顾三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分别是南北战争（1861-1865）、二次大战（1939-1945）和伊拉克战争（2003至今），然后要求大学生对事件的知识和评价回答一些问题。当问到第一次是如何得知这些事件时，85%关于美国内战的知识来自课本（55%）和教师（30%）；77%关于二战的知识来自课本（48%）和教师（29%）。伊拉克战争尚未编入教本，学生87%的知识来源是媒体，如电视（62%）、报刊（19%）和网络（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说起抗日战争，想到的无非是平型关、地道战、地雷战。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杀才成为抗战记忆的一部分，这不仅是由于教科书里有所叙述，而且也是因为图书报刊、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不少对这一事件的介绍和描述。

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教科书里会有不同的叙述，影响人们的具体记忆内容。例如，1947年的美国历史课本强调使用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战高潮核武竞赛时期，美国教科书只叙述原子弹的发展，而略去了它结束战争的战略用途。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引发了美、苏的核战争。1966年的教科书在讨论1945年的原子弹轰炸时告诉学生，“如果不能寻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么结果也许就是一场祸及全人类的核屠杀。”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教科书开始从多角度介绍1945年使用原子弹的原因。而日本教科书则始终强调原子弹带来的人道灾难。

不同国家对二战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有研究者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调查要求学生们列举二战中最重要的事件。结果发现，美国学生的回答是：一、珍珠港事件，二、太平洋战争的中途岛战役，三、诺曼底登陆，四、阿登战役，五、犹太人大屠杀，六、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1990年代对俄罗斯学生的同样调查发现，他们列举的重要事件包括：一、德国进攻苏联，二、莫斯科保卫战，三、斯大林格勒战役，四、库尔斯克战役，五、列宁格勒围城，六、攻克柏林。

这两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没有重叠的部分，不等于说彼此没有关于对方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和集体记忆是不同的，对于集体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而是那些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和生存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对同一个事件，也会有表现不同的意义理解的不同说法。例如，美国人称诺曼底登陆，俄罗斯人称“开辟第二战线”。中国人称“南京大屠杀”，日本教科书即使提及也只是说“南京事件”。一旦我们知道了历史与集体记忆的区别，就会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不同称谓比较能够容忍，同时更关注我们自己尚远未被充分思考和讨论的集体记忆。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接触活生生的市井小民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3:58:18 +0400

倾听民间，能给领导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启迪

在台湾流传很广的故事：蒋介石偶尔“出巡”和民众接触，行程一定严格控管。不只在安全问题上小心防范，还要有专人事前先走一趟路线，吩咐将该补的路补好，破旧不好看的东西移开，而且会一一跟商家叮咛：万一“蒋总统”接近询问货品售价，不能照实回答，一定得给一个很低的数字。

从一个角度看，蒋介石的权力很大；但换个角度看，他却连真实掌握台湾现实状况的权力都没有。他看不到台湾“不方便”的情况，一直以为自己统治的这块地方就是如同身边的人替他安排刻画的那样。

蒋经国显然很明白这种状况，换作他掌握大权时，他就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做法。蒋经国出门没有庞大威仪的排场，甚至自己身上也不穿正式堂皇的衣装，永远是一件旧茄克、一双旧皮鞋。他的行程经常临时改变，让周围的人无法事先准备。到了乡下城镇，他就问当地的乡镇长有什么特色饮食店，然后直接走进去，坐下来就吃饭了。

没几年，当时的“蒋院长”（“行政院长”），就有了遍布全台湾的“民间友人”。这些人几乎都是本省籍的小吃店店家，蒋经国反复走访他们的店，吃他们的食物，然后和他们随意聊天。因为有蒋经国莅临的“加持”，这些本来在地方有名的店家，很快就有了全台湾的知名度，很多人特别前去拜访，吃吃蒋经国吃过的食物。

从政治上看，最大的意义则在：蒋经国摆明了不让身边的人阻挡、蒙蔽他对台湾社会的了解。他有完全不受中介操弄的管道，来接触民情。还有，蒋经国如此凸显了和他父亲截然不同的风格，亲民、尊重底层劳动者的风格。

1979年，台北“春之艺廊”策划了“洪瑞麟──三十五年矿工造形展”。洪瑞麟是个长期以矿工为对象的特殊画家，致力于表现矿工劳动上的尊严，做这样的创作选择，显然背后有着强烈的社会价值信念。在蒋介石的时代，这样的信念是犯禁忌的，很容易被告密、罗织为左倾“工农兵”意识形态的展现。主办者其实是抱着冲击禁忌的心情筹办展览的，谁都没想到，展览开幕，蒋经国竟然轻车简从突然出现在画廊，而且对洪瑞麟多加赞赏鼓励。

长期和民间接触，创造机会让没有特别居心，也没有特别准备的民众对他即兴说话，同时也就培养了蒋经国大不同于蒋介石的听话方式。1979年底发生“美丽岛事件”，情治单位给蒋经国的报告，将之直接定位为“叛乱活动”，一时风声鹤唳、如临大敌。当时人在美国，因为写作披露“文革”情况的小说而备受美国媒体重视的小说家陈若曦，受朋友之托兼程赶回台湾，见到蒋经国，鼓起勇气跟蒋经国说了对“美丽岛事件”不同的看法。陈若曦强调：“美丽岛”不是叛乱事件，蒋回问她：“不是叛乱事件，那是什么事件？”陈若曦没料到有此一问，情急之下脱口说出：“是严重的交通事件！”面对此荒唐一答，蒋经国几乎失去耐心要送客了。然而接着陈若曦再说了一句关键的解释：“整个事件不是先有暴动，而是‘先镇后暴’。”蒋经国竟然还是听进去了，而且为之动容。就是这么一句“先镇后暴”，改变蒋经国以最严厉手段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定。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倾听民间”的经验，蒋经国会决定解除戒严。同样难以想象的，有了那么多行走在民间，认知台湾社会当时人民真正的苦恼、需求，蒋经国会不晓得戒严的管制与压抑，有多么令人反感；会不晓得台湾人民已经多么向往民主。还有，接触这些活生生的市井小民，而不是让自己被一群同构型很高的国民党官僚包围，真的将这些市井小民当作朋友看待，蒋经国也就不会觉得台湾民众水平太低，不能够担当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社会福祉做决定。

经常接触活生生的市井小民，并真诚地借由市井小民维持自己对一个社会的体会与尊重，能够给领导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启迪，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作者为台湾作家）

提案办结，你满意吗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3:50:40 +0400

我当过万州区政协委员，曾对提案办结的满意度达90％以上表示质疑。我认为，90％满意度有水分，有些“满意”是委员碍于情面，或者为减少麻烦而违心填写的。对此，区政协提案委一位副主任说：总是你自己填写的“满意”吧，你为什么要写“满意”呢？呵呵，原来是因为咱不坚持原则，才使满意度有了水分。这位副主任说得挺在理，如果委员们个个都坚持原则，区政协的报告会更真实。后来有两年，我对提案的答复写了“不满意”，因为“不满意”才是我的真实意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就该我手写我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作者为重庆《三峡都市报》记者）

汪洋乌坎问答的启示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3:29:42 +0400

2012年3月5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开放团组会议上，预留给媒体的40分钟，仅乌坎事件一个话题就占用了四分之一时间。

面对来自路透社、朝日电视、凤凰卫视、BBC等境外、海外媒体的反复提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坦言，“早有思想准备，大家肯定会问这个事件。”

媒体问是职分，政府答亦是职分。

汪洋回答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这番回答简单直白，不悲不喜。相比于汪洋的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在回应汪洋的逆向采访“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时，把“乌坎事件”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一起，稍显牵强；至于日本记者所说“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云云，大概是进了先入为主的误区。毕竟，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成功案例，当下的乌坎远不是第一例。

几个关键词：“落实”、“扎实”、“走过场……得到纠正”，对于理解乌坎引发的举世关注至关重要。“走过场”承认了中国基层民主在落实组织法和选举法上确有问题，乌坎绝非个案，这恐怕也是境外总是质疑中国民主质素的原因。但值得欣慰的是，它同时也有一个光明的结果：一旦“落实”、做“扎实”了，连曾经的怀疑者都不吝于送上一顶“民主先河”的高帽。

这可能就是这番关于乌坎的问答，能够带给人们最直观的启示吧。

谁能推动公车改革，唯有全国人大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3:16:46 +0400

工信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发布了《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目录最大的看点是入选的全部为自主品牌车型，向公众征集意见的时段为：2012年2月24日至3月9日。

此目录的法理依据何在？2011年11月出台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授权工信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这三个“主管部门”每年制定和发布一回目录，并规定：“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调低了国管财（2004）第120号文件中一般公务用车排气量2.0升、价格25万元的上限。

叫好的人说，细则与目录，第一，打破了（副部级以下的）官员必须乘好车的陋规，在向国际标准靠拢；第二，支持了自主品牌与民族产业，在与国际惯例接轨。

问题就在于，公车改革，最关键的是官员有专车的观念和现实，最重要的是“做小”公车市场。以公车规模最透明的北京为例，该市给过一个窄口径的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车实有数为6.2万辆，这一数据不包括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市管国企保有的公车，也不包括中央党政机关、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和央企总部及驻京办保有的公车。全口径统计，公车有几多？2006年中非论坛期间北京搞过“封存公车”，当时全北京共有汽车280万辆，其中公车55万辆，约占总量的二成。2011年底北京汽车突破500万辆，若公车仍占总量的二成（事实上，北京摇号后，私车上牌要比公车难），则北京公车在55万至100万辆之间！

比照香港。2011年3月底，共有6777台公务用车，其中包括2573台执法执勤的警务用车，有统一数据库，由物流服务署负责监管。根据港府“总务规例”，享有配置专车待遇的最高级别官员只有20人左右，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当然成员；等而下之，为不配置专车的高官，在有车可用的前提下可使用本部门车辆。再比照纽约市，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总人口与北京相当，拥有的公车数量与香港相当。

粗略看，同样是城市政府，北京的公车规模与香港、纽约市等比高了两个数量级。这也与普通人的观感符合：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地区，路面上公车难得一见。

正是这样庞大的公车市场成为众企业觊觎的大肥肉，工信部与两大总管才有底气将公车采购称为一种扶持自主品牌的“产业政策”。

如果公车采购产业政策化，必将给主管部门创造巨大而长期的寻租空间，也必将造成一个公车产业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意味着以后的公车改革将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并不指望工信部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国管财（2004）第120号文件全称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2011年的细则改了副部级以下官员的公车标准，但对副部级“排气量3.0升、价格35万元”，部级“排气量3.0升、价格45万元”的标准原封未动。这已充分说明，改到别人头上容易，改到自己头上难；改到普通官员头上容易，改到高官头上难。

更何况，我们在国管财（2004）第120号文件中居然没有发现官员违规使用公车的罚则，其可执行性难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谁能改到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头上去？只有全国人大。谁能“做小”中国公车市场？只有全国人大。谁能将公车与产业政策脱钩？只有全国人大。

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全局性改革，只有全国人大出马，才能跳出部门利益的窠臼；只有全国人大主持，才能具备足够的权威与合法性。从宪政的角度，管钱袋子、控制政府用度是民意机构的当然权力。

现在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各路代表云集北京，正是讨论公车改革的好机会。如果通过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共讨论，全国人大能形成可执行的法律，以代替目前凑合着用的文件与细则，那就超赞了！

针对国企，人大要来场“触及灵魂”的问询

infzm — Fri, 09 Mar 2012 03:02:23 +0400

2012年2月28日，世行发布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2030》报告，为中国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献策。该报告受到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高度肯定，认为“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惟有国资委强烈反对。国资委的反对依据尚未全部披露，报道出来的理由之一是：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

这是非常严厉的“指控”。媒体透露，国资委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则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表示，手上有扎实的数据，不怕辩论。——既然是辩论，总要用论据说话，以道理服人，针对事关全民福祉而又争议极大的国企改革，这种态度令人赞赏。

事实不辩不清：究竟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总体数据不支持这一判断，部分行业的数据是否支持？2001年到2009年，国企享受了税收优惠、土地租金与低融资成本等5万亿到6万亿的应付成本与财政补贴，其效率到底有多大改进？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就业、食品安全等领域，国企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担起了社会责任？类似“天价吊灯”、“福利购房”、“天价地块”的消息层出不穷，国企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负效应分别几何？

真理不辩不明：以2008年为例，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比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人均收入高8倍，这种行业间的巨大差异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出于垄断？国企分红比例提高到多少才符合“公有”的内涵？就定位而言，国企到底是赚钱为主、做大做强，还是对市场不能、政府不及的领域查漏补缺？

即便从1984年算起，国企改革也已经搞了28年。经历过1986年前的“放权让利”，1992年前的“两权分离”，再到1993年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已经摸索出了一些基本共识：

共识之一，是承认国企操盘手的极端重要性。分歧在于，现有的用人机制能不能选拔出优异的企业家？什么激励机制能让这些企业家为“全民”鞠躬尽瘁？

共识之二，是承认全民所有不能停留在名义上，通过合适的制度设计，所有者应该具有现实的行为能力，真正履行出资人的职责。2003年国资委的设立，便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但国资委究竟能否代表全体人民对国企实行有效监督？它有没有可能反过来代表国有企业去跟人民讨价还价？

为了在“全民”与受委托者之间形成直接的问责机制，便需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全国人大出场。3月4日，本次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李肇星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将就国企改革问题进行专题询问。在既得利益主导改革的模式受到质疑之际，这种在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的专题询问，就是一场早应进行的询问，也是一场无可回避的辩论。

中国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国企领域，集中在行政垄断的存废上。社会上对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担忧，主要也是由于全民资产面对的所有者虚置难题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担心“全民所有”变异成“权势者所有”或“内部人所有”，担心股权多元化变成权贵私有化，而后者只不过是权势者所有的表面化与合法化。

国资委认为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但中共十五大报告明言：“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而且“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制远非公有制的惟一形式，对执政者来说，无论更多元地持股，将更多国有股份划归社保，还是社会所有，让国企退出竞争性乃至营利性行业，总之要找到让全民共享资源与财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才是巩固基本制度、抚平民心的长久之计。

这些问题是国企改革的灵魂，这场专题询问理应触及最根本的问题。汪洋说得没错：“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民意机关通过充分辩论达成共识，厘清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大合法性，克服权力自我革命动力不足的难题，推动中国真正向前走。

所以，这场询问，不能走一走过场，而应面向全体人大代表，面向全国人民，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知书知礼的士人教育

infzm — Fri, 02 Mar 2012 03:31:26 +0400

知书知礼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本就是士人教育的目标

前曾说到，钱端升不满昔年教育家侈谈“职业教育”而忽视“士人教育”，视之为“士风不振”。而士风不振的后果，必然是世风不振。盖“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正因欧洲比美国更重视士人教育，那里“操政权者，大都为士人，间亦有大儒”；而美国的执政者，“少数士人及法家而外，多农工商之流，而商人之权势尤大；故虽国强民富，而政调总带鄙俗之气”。中国后来政局恶劣，也因“所谓新人物之中，亦绝少读书知礼之人”。

在新旧之争激烈的时代，敢说中国传统好的人，多为因留学而获得“免疫”身份者。钱端升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看法，就与陶希圣迥异。他以为，“我国古时教育不普及，然尚有所谓士林者，为社会国家之栋梁。近人兢言教育普及，今教育未普及，而士林且无存”，实大可悲！古代中国“农工商之艺法，私相授受，而无学校；西方各国则有专校，此西方各国胜古中国之处”。但不能矫枉过正，让全国教育皆落实在农工商艺法之上。一国的教育，只有“以礼义为本，以技术为用”，则“国运可昌”。

钱端升强调：“今后教育方针，当以造就若干士人为急务。量力所及，以广士林。”他所谓的“士人教育”，即西人之人文教育（humanistic education）。对中国学生而言，要先读中国的经史子集，进而“博通中外，问礼于东西之书”。然后再言具体的专业。蔡元培一心想把中国最好的学校限制在文理科的范围里，大体也基于同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把医学和法律这样“人命关天”的两大门类，都放在研究生的层次，要先读“非专业”的本科，然后可入。道理或也相通。

在今日两岸的大学系统中，类似的“知礼”内容常被列入通识教育的范畴。然而所谓“通识教育”，基本是由辅助性质的公共课衍生而出。这也是“中国特色”，有其发展过程：晚清的新教育体系，受张之洞的国粹缩微法影响甚大。读经的地位貌似甚高，却不占多少课时；同时还有所谓伦理课程，定位也相类。入民国后，读经正式为伦理课所取代，仍是“非专业”课。后来又在新政治环境下，分别衍为三民主义和什么“思想概论”一类。现在虽又改头换面，仍是大学里尊而不重的课程。

一个社会要发展，不能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训练。但人之所以为人，更是人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古人以为，国家要修文德。其实读书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便因其个人也重视修文德。一言以蔽之：知书知礼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本应是士人教育的目标。

这方面其实中西相通，西方的人文教育，也素以经典和历史为大宗。经典当另说，且说历史。我们都习惯“以史为鉴”的说法，但常有误解。其最直观的意义，就是照镜子而知“我是谁”。其次则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似亦可摹仿或规避。但历史本是不重复的，也很难提供什么规则以为后人利用。真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论世知人，与古今中外已证明优秀的人物交朋友；即设身处地，以体会前贤如何面对困境和挑战，分享其行事中的喜怒哀乐，以达成个体或群体的心灵提升。

这不仅是中国的观念，德国的历史主义大师德罗伊森论“通人教育”，也是要超越为具体技术性目的而受教育的层次，在精神层面“体会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以“净化提升自己的精神”。通过借鉴“历史中整个崇高的伦理过程”，每一个人的心灵遂“得以从卑微的形体中提升出来”，成为伟大而具有人性的个人。个人崇高了，群体亦然。就此意义言，西方的历史主义和人文教育本是相通的。

西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是要让历史进入我们的思想；只有后人可以在其思想中体会及重演的前人经历，才谈得上“历史”。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那些在意识层面未曾经验过的往昔，仍存留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但若能在意识层面结交古今中外贤哲，读书而知礼，成为士林之一员，又何乐而不为！士林扩大了，士风自振，而世风亦振。反之则殆。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你的关注和我的判决不是一回事
——英国法官如何处理媒体关注案件

infzm — Fri, 02 Mar 2012 03:31:07 +0400

如果媒体高度关注一起正在审理的案件，恰好该案件涉及道德和伦理因素，以至媒体的关注会不恰当地挑动公众情绪或造成社会对法院的误解，法官怎么办？

法官冷落媒体与中立审判

很多人认为，英国法官会无视媒体对案件的关注，直接依照法律作出判决。这种看法有一定依据。基于普通法系的司法传统、法律制度，以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和专业素养，法官会刻意保持自己与媒体之间的距离，把审判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向春/图）

法官也可凭借“藐视法庭罪”制止媒体对尚未审完的案件作不当评论，维护审判秩序。甚至有法官根本就否认自己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会考虑媒体影响。人们相信，法官在审理案件直至做出判决的过程中不会也不该理会媒体。

但这种看法并不很准确。法官冷落媒体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以至对案件和当事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公正审判；藐视法庭罪只是为了维护法庭的审判秩序，非情况紧急并确实存在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危险时，不能适用；大法官们不认为媒体对判决有影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纠正下级法院适用法律的错误和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说到底，法官有意地“冷落”媒体是为了中立公正地审理案件。

媒体的关注我们心里有数

法官们“冷落”媒体，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媒体的观点。过去，出于职业自律的要求，英国法官以其生活的保守和低调而著称。他们极少接受采访，也绝不参与媒体论战或发表文章提及工作。曾为普通法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大法官阿特金勋爵，在法律圈内无人不晓，可是在圈子以外，几乎没人认识他。

但法官们并非完全与媒体隔离，媒体也是他们了解公众意愿的一个渠道。皮尔森勋爵曾说过，我们（法官们）在英国生活了六十多年，平日也会读书看报，与人交往，社会上的事情，我们心里有数！

微博盛行的今天，法官们不可能与媒体隔离。只不过，法官对此十分警醒。入职前有宣誓，法官的使命是中立、无私、无惧地将法律适用到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中，给出结论，“法官们只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清楚有些关注与法官的职责无关，有些报道建立在不完整的案件事实上，法官无需回应。

问题是，如果媒体高度关注一起正在审理的案件，恰好该案件涉及道德和伦理因素，争议焦点和法律问题又容易被“头脑发热的编辑和评论员”所误解或错误表述，以至媒体的关注会不恰当地挑动公众情绪或造成社会对法院的误解，法官怎么办？

英国法官这样做：如果法官意识到媒体对案件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时，他要径直忽略这些关注，做出判决。同时，法官应确保那些容易为媒体所误解和误读的部分在判决中得到清楚回应。福克斯特法官在备受媒体关注的莎伦·苏史密斯（以下简称苏史密斯）诉教育、儿童服务及技能标准署，儿童、中小学与家庭大臣、伦敦哈林盖区政府一案（［2010］ EWHC 852 （Admin））中就是这么做的。

惨死的Baby P与被解雇的苏史密斯

2007年，英国曾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虐婴致死案（英国国内将其称为Baby P案）。惨案的受害者男婴皮特死时只有17个月大。验尸报告显示，皮特身上伤痕累累，7根肋骨断裂，脊椎被折断，腹内还有一颗被打落的牙齿……这些都证明他生前曾遭到长期虐待。

可惜，皮特的情况虽然曾受到哈林盖地区儿童保护部门的关注，并被载入“儿童保护登记册”，社工和医护人员也曾六十多次上门探访，但他们都错误估计了皮特的伤势和悲惨处境，错失了将其带走监护的机会，皮特最终惨死于虐待。

英国媒体对这起“残暴”和“令人极端愤怒”的案件十分关注，密集的报道使皮特之死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所有与皮特死亡有关的人都被置身于舆论风暴之中。负责对皮特进行身体检查的医生被停职，几个被指责未尽职责的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被解雇。2008年12月1日，迫于媒体压力，中小学与家庭大臣埃德·鲍尔斯发布声明，直接任命了新的哈林盖区儿童及青少年服务部主任，并宣称哈林盖区政府应当“立即”考虑其与原主任苏史密斯的雇佣关系，他个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莎伦·苏史密斯女士不该被付清报酬或得到任何解雇补偿”。

哈林盖地区政府当天即宣布停止向苏史密斯支付雇佣合同项下的剩余报酬，并在2008年12月8日召开了惩戒听证会，以大臣已经作出指示，苏史密斯违反了儿童保护的职业信任及政府对她的工作能力丧失了信心为由，决定解雇她。2009年1月，苏史密斯向惩戒委员会提起的内部上诉也被驳回。

苏史密斯继续寻求法律救济。2009年5月6日，她向劳工审裁处提出了要求哈林盖区政府支付工资及补偿的诉讼，又向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申请司法复核。她认为，埃德·鲍尔斯直接任命新主任的决定和关于她不该得到报酬和补偿的意见，受到了《太阳报》请愿活动的影响，是“程序不当”的“非法”决定。哈林盖地区政府的解雇决定受到了大臣的影响，同样是“程序不公”的“非法”行为。她请求法院撤销自己所遭受的不当决定。

2009年10月7日，高等法院同意了苏史密斯的司法复核申请，王座庭的福克斯特法官受理了这起“烫手”的司法复核案，经过审理，他驳回了苏史密斯的全部讼诉请求，理由是：苏史密斯认为大臣任命新主任的决定是基于《太阳报》的影响而作出的看法“太过简单”，大臣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做出自己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决定，而且大臣并没有参与惩戒委员会作出解雇决定的决策过程；哈林盖区政府的解雇决定不违反程序要求，而且苏史密斯可以在劳工审裁处寻求解雇后的报酬及赔偿的法律救济，所以她针对哈林盖区政府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

苏史密斯继续上诉到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推翻了福克斯特法官的决定，认为大臣的任命决定和哈林盖区政府的解雇决定是“非法和无效的”。莫里斯·凯法官说：“苏史密斯已经成为了公众（因皮特死亡而产生的）愤怒的牺牲品……即使她在工作上有缺点，也不该被非法不公地解雇，成为替罪羊”。埃德·鲍尔斯和哈林盖区政府没有接受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此案上诉至英国最高法院，2011年8月1日，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福克斯特法官的判词

最高院的裁决后，媒体有关苏史密斯是否应为小皮特的死承担责任的讨论逐渐减少，公共讨论回到了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制度的问题上。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增5800万英镑的儿童福利投资，用于在大学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并招募更多训练有素的社工。

苏史密斯案件结束了。虽然福克斯特法官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但他在舆论压力之下，处理敏感案件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法律人士和媒体的认可——他在判词中专辟段落，明确回应了媒体。曾经的上诉法院法官、大法官顾问委员会主席马克·波特爵士称赞福克斯特法官的判词是一次司法免受媒体影响，明智回应媒体关注的“无瑕”的司法实践。

福克斯特法官详细说明了媒体关注的哪些问题与法律无关，也并不会在他的判决中得到解决，并且明确了本案的焦点问题只是讨论哈林盖政府的解雇决定和大臣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福克斯特法官接着说：“……由于媒体和公众对皮特案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苏史密斯女士的职位与皮特案之间的关联（苏史密斯曾负责哈林盖地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我需要在开始判决内容之前澄清一些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本案的许多争议问题我都进行了专门考虑，本案的律师们也会很好地理解我的大部分观点，但是考虑到法律职业以外的人士可能也会成为本判决的读者，我认为澄清这些问题是明智的……其次，毫无疑问，莎伦·苏史密斯女士认为自己所遭受的舆论关注和侵犯已经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根据《太阳报》对大臣的访谈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认可她的看法的。因为媒体对本案的产生背景有着明显的影响，至少可能与本案的某个重要方面有关，所以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卷入本案的、与本案的部分背景有关的媒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发表的对媒体关注本案这种做法的任何言论都不该被视为是对媒体的谴责或是宽容。有人会认为媒体对本案申请人的关注是适当的也是理所应当的；也有人会认为这种关注不过是个人的恶趣，是不必要的，是对申请人的粗暴侵犯。这些都是个人意见和私人偏好的问题。我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其中并无任何法律问题……最后，我只能在本案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基础上，去处理本案的争议并作出裁决。”

英国法官知道，受媒体关注案件的处理结果常常会引起争议甚至招致批评，但与其完全对公众的关注置之不理，或在判决作出后，在被批评后再去诉苦喊冤，不如直接在判决中告诉媒体和公众，你的关注和我的判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作者为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