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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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记者节，一位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用自己的血泪创造了苦难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被普遍复制的时候，不过是让选题门槛越来越高，在这个节不节的时候，还是感怀一下他们吧。”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媒体同等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前，“什么才是新闻”的选择权（同时往往也是社会议题的设定权）牢牢地掌握在编辑和记者们的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好恶决定什么事情被传播、被讨论、被推进和被解决。

　　自从“宜黄自焚”事件后，暴力拆迁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媒体的选题视野，这跟管制的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受众都已经对这类题材产生了视觉疲劳，一方不想再报道，另一方不想再消费。“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无形的“门槛”屏蔽了太多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少原本非常态、非制度性因素激发的事件。比如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媒体的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旋即，公共空间出现了对“媒体暴力”的指责。

　　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暴力。中国传媒业的形象真有如此不堪吗？10多年前， 人们在批评传媒业时有两点最常用，一个是说媒体“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则是“自由的缺失”。今天，那些说空话的媒体早已被市场埋葬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传播途径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自由虽然还是个问题，却也不那么严峻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变成了新闻精神的沦丧。

　　“安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折磨的人，折磨那些生活享乐的人。”这是最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要求，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唾弃。因为这里边的自我设定听起来有些霸道，如何去定义受折磨和生活享乐？谁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呢？

　　于是，有了新闻专业主义，它要求传媒业者无论是面对受折磨的人，还是享受生活的人，都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不要主观地去折磨他们，也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们。新闻也就变成了传播，价值追求让位于工具理性。

　　抽离了人文和道德内涵的新闻虽然听起来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了，但理性的力量往往异常强大，到今天，新闻几乎笼罩了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没有被关注的事件，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便无法进入公共议事日程；那些被媒体关注了的，无论多么无聊，总能持久地充当公共话题。

　　这种深层的扭曲招致过不少批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他一直试图将新闻学拉回到人文学科的行列，而不是听任新闻学被异化为一种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传播技术。他描摹的最理想的新闻学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学科，只有那样的新闻业，才有可能告别冷漠与暴力。这样的反思原本越来越成为西方新闻界的潮流，但新传播技术的来临让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 更多人又开始悲观，今后，新闻在信息世界里的领地将越来越小，精神之光在技术之影的笼罩下将日益微弱。

　　中国的新闻世界更无法例外，虽然距离专业主义还很遥远，但工具理性糟糕的一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竞争。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胁迫下，媒体人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去思考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的社会结构的角色该如何扮演。过多的批评，多少也显得不公。

　　但是，新闻精神的重建是我们如今必须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讨论中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将话题过度地引向新闻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缺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将一切精神的猥琐化都归结为自由的缺失，同样是种偷懒的行为。我们到底有没有无意间参与了扭曲这个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与整个国家一样，新闻业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的进程叠加在一起，混沌不清，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别人的无数理由，每个人也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无数借口。那个最常用的借口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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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中的一个群体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另一个群体有被剥夺感，那么后者一定想变成前者，而即使没有变成，他们对前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奴性，因为害怕被伤害，同时还有获得庇护的幻想。无数人挤破头也想成为公务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老百姓见到掌握一小点权力的人都会讨好，正是这种心理。

　　但如果变不成前者呢？受到前者的伤害呢？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比如网络，以及在可以获取力量的环境中，比如群体聚集在一起维权，他们所压抑的情绪就会发泄。当一个人因为害怕、羡慕而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最终却变不成，屡受刺激时，他一定对那个人充满敌意。

　　对于一些权力者来说，心理有所不同。享受“体制红利”的他们能够感觉到民众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而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只能预设自己所属的阶层和民众就是不一样，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阶层；而民众没有素质，得到这样的处境实属活该。一些公务员对民众的冷漠，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泛滥，以致无数次的道德说教、行政处罚也难以好转。

　　另外，面对民众的情绪，一些权力者也会隐隐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毕竟，民众情绪背后的力量即使不能真实触摸，也是可以感觉和想象的。而蔑视，或者愤怒，当然是消除焦虑的药方。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以一个纯粹的角色来表演自己，不掺杂个人的人格。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或者有什么刺激，他就会蹦出一些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的雷言雷语。被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了，而它才是最真实的。

　　基本上不用想象：当两类都携带着情绪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实际生活中相遇时，彼此都容易失去理性。而今天去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乃至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对峙，使互动被情绪支配。

　　官民之间在生活上的区隔，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并无惊心动魄之处，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牵扯力量。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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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有个俏皮的观察，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其实，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官不像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等等。

　　同样奇妙的是，中国社会在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就要崩溃的宣告中挺了过来。很多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手里抓着一副好牌，只要打好了，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溃败，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社会不至于崩塌？要扭转颓势，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抓手何在？

　　表面上看，社会溃败既包括精英的堕落，也包括底层人群的堕落，但根源在于精英。首先，精英群体是体制的创设者，而底层人群只是被动参与的力量。由于缺乏民主化进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现过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并确立起了赢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一切优势资源，成为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力量。精英筑渠，民众如水，水要么顺着沟渠流动，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么冲垮堤岸，引发社会动荡。后者是精英集团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其次，精英集团是社会文化基调的奠定者，当某些知识分子习惯了罔顾历史和现实，鼓吹丛林法则成为强势集团的帮凶，以敌视“庸众”和“暴民”为荣，这种文化就与破坏性的市场力量一起瓦解了维系基层社会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资源。

　　再次，当我们慨叹公平正义日渐稀缺的同时，不能忽视精英集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改革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高度强调一度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精英的反弹。不能否认精英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健康的力量，但寄望精英集团自发地推动社会正义扭转社会颓势的希望是不大的。

　　相应地，底层人群也呈现堕落的迹象。假货横行，地沟油等有毒食品肆虐，这个群体恐怕脱不了干系；同时，底层在碎片化后向丛林状态后退、人与人之间如盲井式的倾轧、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对腐败等不良现象表现麻木等也是堕落的症状。但客观地说，这是底层人群中的局部现象，多数民众还保持乐天知命、忍辱负重的本性，正是他们流血流汗支撑着中国继续向前走；另外，底层人群的堕落是被精英集团裹挟着发生的，为了生存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向往公平正义而不得，并非缺乏向善之心。

　　对精英的堕落和底层的堕落进行区分，是为了寻找希望的所在，否则就会陷入“这个社会没救了”一类的虚无境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寻找。这并非对底层盲目的乐观和美化，让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景：受灾的民众悲伤却不绝望，他们不抱怨不气馁，自救救人度过难关；捐钱捐物，深入灾区做志愿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后青年，友爱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大灾之后空前高涨。真相总是在危难时才显露，一个真的溃败了的社会，在大灾之后不会有如此反应。形成对照的是，体制性力量只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优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盖了因天灾而暴露出来的问题。

　　制止社会溃败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义，不是指所谓西式的精英之间互相制衡的民主，一个趋向堕落的精英集团只能将制衡扭曲为勾结。真正的民主需要开放人民监督精英的渠道，让精英对人民负责，还需要让精英认识到，对人民负责不是恩赐，而是必须。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会的出路。

　　能否迈出这一步，需要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种让人民参与的民主体制，同时借鉴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失序—这才是当下需要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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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洁”碗筷消毒现场。

■“鑫辉”工作人员在清理餐具。

■东莞莞城区一工厂用风扇吹干餐具。

　　■“洁而亮”使用的消毒洗涤用品。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尹政军王华平

-本版文图：新快报记者尹政军见习记者王颖实习生卢佳

　　2007年，新快报记者曾通过暗访、卧底等方式，陆续曝光了广东省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生产卫生、员工素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时隔5年，新快报联合南方电视台，再次对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餐具消毒企业进行暗访调查。记者发现，虽然餐具消毒企业的生产设备较几年前有了改观，但仍有不少地下黑加工厂违规经营。这些地下作坊包括一些有牌的企业，生产环境和卫生状况令人忧虑，有些企业用洗衣粉刷餐具，洗后用风扇吹干，碗筷甚至从未进过消毒柜……

　　调查城市：广州地点：长洲岛生产公司：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

　　加工区蚊蝇乱飞

　　广州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在黄埔港旁，记者暗访至此，未进门就看到数百碗碟摆放在盛放着各种生活垃圾的垃圾桶旁，垃圾桶上蚊蝇乱飞。几个女工正在清洗区用自制的抹布刷洗餐具，污水直接通过厂里开凿在墙角的排水口直接排入下水道。

　　记者看到，该公司唯一一台高压冲洗烘干机上，摆满了箱子、塑料凳等杂物，经过初步清洗的碗碟就摆放在机器旁。在包装区，几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把餐具放进包装机。就在距离包装区三四米的厂门口，摆放着一个狗食盘，一只调皮的小狗在清洗区里游荡了几个来回，寻觅可供下肚的饭菜。在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在一个用来装碗筷的塑料箱里，一只猫正窝在厚布料里酣睡；而另一个同样铺着厚布料的塑料箱里，一层炭灰里面可以发现几颗腥臭的动物粪便。

　　记者暗访遭企业员工阻挠

　　“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

　　在暗访中，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的员工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记者的问话大都不理不睬，还多次询问记者是什么人，要干什么？当记者表明身份后，该厂员工反应激烈：两名年龄较大的男员工立刻围住记者，威胁记者说再拍就要把机器砸掉；另外三个约40岁的女员工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记者表示，如果工厂的环境卫生和消毒操作都符合要求便不怕曝光。不等记者说完，该厂的一个女员工便来了一句粗口“吃屎啦你”。另外一个女员工也随即接口，“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情。”

　　由于厂方阻止，记者没能进入餐具包装区和高温消毒区，对于该厂的餐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是否有证经营等问题都未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在该厂看到的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确实令人堪忧。

　　地点：海珠区生产公司：一尚未挂牌企业

　　洗涤池水布满油污

　　在海珠区龙潭村一家餐具集中消毒企业中，记者看到清洗完餐具的池水上覆盖着一层三四毫米厚的油污。在筷子分拣机的托盘里，积聚了一层油渍，记者用手一摸，立即满手的污垢。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人正将清洗过的餐具从塑料箱里分拣出来，放到自动包装机的传送带上，两名工人将经过热缩膜包装的餐具整齐地摆进送货的塑料箱。记者发现，无论是负责分装、搬运还是装箱的工人，都没有按照相关的卫生条例，佩戴口罩和手套，也未穿着正规的工作服。

　　追访

　　曾被曝光企业成为行内品牌

　　日前，记者暗访了2010年曾被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曝光的白云区某餐具消毒企业，记者发现这家工厂较为正规，生产过程也有模有样。该厂负责人周先生介绍，在媒体曝光之后，该厂加快了新厂的建设，还办好了工商营业执照，做好每周的质量检测工作。

　　“现在由于我的工厂在白云区是数一数二的，业务不止在白云区有所发展，越秀区、荔湾区也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使用我的产品。”周先生说，对于地下加工作坊，现在的餐具消毒企业也没有办法，政府部门也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他们利用低价对正规企业造成冲击，现在只能靠媒体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过对于市场，他认为，只要餐饮企业和正规企业一起秉承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健康的。

　　调查城市：东莞地点：石碣镇生产公司：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

　　厂房内布满食物残渣

　　记者在东莞市石碣镇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暗访时发现，在二三百平方米的厂房里，地板油迹斑斑，几条排水管道里满是漂着塑料袋和厨余垃圾的污水。地面上随处可见的厨余垃圾，洗涤机器的出入口更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油污，遍布食物残渣。机器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里面的液体浑浊不堪，上面漂着食物残渣，发出一股臭味。据这里的老板介绍，里面装着的就是餐具洗涤液，约两天换一次。

　　再往里走，有几名女工正在整理洗好的餐具，其中两人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抹布，将餐具上的残留物抹去。她们称，这些餐具已经过消毒，准备包装。在旁边距离六七米的窗台上，铺着一层发黄的布，上面杂乱地摆满了洗完的筷子。一名男工人称是在进行风干，然后把筷子整理好，直接放进机器里进行包装。

　　窗台前，一名女工正赤手捧着一叠餐具放到箱子里，记者上前问：“这些餐具消过毒了吗？”“消过毒了。”“那怎么还赤手拿？不怕弄脏吗？”“不用手拿那要怎么拿啊，待会还要过一下机器，没事的。”这名女工大大咧咧地说。随后，记者发现，所谓的“过一下机器”，其实就是放到包装机里包装。

　　在东莞市莞城区博厦社区内，记者又发现了另一家违规消毒厂，里面光线昏暗，洗涤池水泛灰色，正浸泡着几大箱餐具。几名工人们正忙着用抹布把洗好的碗碟擦干，筷子则用大风扇吹干，打包好后直接堆放在脏乱的地面。

　　调查城市：中山生产公司：亮而洁餐具清洗店

　　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

　　“他们用洗衣粉洗筷子，将碗泡进水池，用开水随便煮一下，再用破抹布擦拭一番就打包。这样根本达不到高温杀菌的效果。”日前，曾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五星村亮而洁餐具清洗店打工的刘先生向新快报记者爆料，称从未见过该清洗店将清洗好的餐具放进消毒柜里消毒，车间卫生状况极差。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他曾在该清洗店工作一年，他经常看到楼梯口摆放着洗衣粉及洗洁精，工人们朝洗碗机里加入开水，再将洗衣粉撒进去，待碗筷洗干净后，再用灯管烘干。“老板给客户介绍时，称餐具经过了380摄氏度的高温杀菌，可以放心使用。但我觉得只有100摄氏度，因为烘得太烫了，工人们便要戴手套，这样影响工作效率。我看他们连手套也不戴，就用脏抹布将碗底的残迹擦掉。然后打包，装进箱子里。

　　刘先生还透露说，他从未看到过碗筷被放进消毒柜消毒。工人们常常将洗好的筷子捡起来，扔进篮子，用风扇吹干，再与碗碟、勺子一起打包。“如果他们要将餐具送到卫生部门检测时，便会注意到卫生细节，自己烧水，烫好碗筷，烘干后打包整齐，统一送检，这样便会保证不出问题。”刘先生如是说。他还透露，自己加夜班时，发现有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随意闹腾。“你稍一靠近它，它们便会闻声溜走，有时还会留下老鼠屎”。

　　为了核实刘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以餐厅老板的身份，暗访了该清洗店。该店在五星村委会后边，一共4层楼，一楼为车间。记者还未走进车间，便远远地听到碗碟碰撞声，紧接着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只见工作人员穿着雨鞋，正在打扫堵在下水道里的残汤剩饭，鱼骨烂菜，地板上一层厚厚的油迹，踩上去脚下黏滑不堪。进了内间，记者看到五六名工作人员依照顺序，挑拣碗筷、清洗打包。洗碗机旁边放着洗涤剂及洗衣粉，另有碗筷被放在一旁的箱子上，与机油、手钳等修理用具混合在一起，一片狼藉。

　　-本专题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合作，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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