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技哲學．TECHNOSOPHY

AI 不是藝術家？那人類可麻煩了！

2023-08-02T16:43:00.004+08:00

有個在藝術圈已經延燒了一陣子的話題，最近也蔓延到大眾的視野當中，就是 AI 藝術。有越來越多藝術作品由 AI 產生，甚至已經在藝術市場獲得矚目，例如演算法 GAN「畫出」的肖像畫 Edmond de Belamy 就在 2018 年登上世界知名的佳士德（Christie’s）拍賣會。大家有興趣或感到疑惑的，通常是下列幾個問題：AI 是藝術家嗎？AI 能夠創作藝術嗎？

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有個預設：藝術是某個單一主體的創作，而這個創作主體是人類。這個預設能有什麼錯？我們甚至不會覺得這是個「假設」（hypothesis），而是「事實」（fact），畢竟從小到大，我們學習到的、認識到的，都是偉大的某某藝術家創作了偉大的某某作品。正是這個我們從未懷疑過的預設，讓我們看到 AI 在藝術方面的應用和發展時，腦海中會自然而浮現前面那些問題。然而，如果我們抱持這個預設，就會很難好好回答那些問題。

要問 AI 能不能算是藝術家，我們得先定義怎樣叫做一個或一位藝術家。最簡單的定義，就說藝術家是「創作藝術的人」。這個問題還可以細分成兩個部份：前半部的「創作藝術」和後半部的「人」。前半部和下一個問題有關，這段我們先討論後半部，看看堅持藝術家是人，會有什麼後果。讓我們假想以下情境。

有間美術館正在展出一位新興藝術家的畫作，作品不只在藝術評論圈中獲得極高，也深得一般大眾喜愛，於是這位藝術家快速竄紅。但是，沒有人真正看過這位藝術家的長相，也從來沒有記者堵到過他／她。一開始大家很介意，後來也就不了了之，畢竟神龍見尾不見首的藝術家早有先例：街頭藝術家 Banksy。接下來幾年，作品繼續出爐，評論繼續加持、畫作持續漲價。直到十年後的某一天，當初支持和展出這位藝術家作品的美術館公佈驚人內幕，登上全球各大媒體頭條：「竄紅十年的當代藝術家其實是個 AI！」

我們可以想像，接下來會是如何的一團混亂。我們應該馬上取消「它」作為藝術家的資格嗎？如果不取消，我們等於承認 AI 也能是藝術家，那麼「藝術家＝創作藝術的人」這個定義顯然是錯的。如果取消，強力維持「藝術家＝創作藝術的人」，那麼我們難道要自打嘴巴承認，我們身為市井小民、藝術從業人員、乃至評論人、大學教授，其實都沒有鑑賞力，竟然會欣賞機器弄出來的東西，還稱讚或從中感受到靈性、情感、和意義？

這個故事很像電影會演的內容，但實際上，它距離現實並不遠。對於每個先看到 GAN 作品，並從中發現美術價值，接著才知道 GAN 只是演算法的人，不管是一般大家或者專業人士，其實都經歷了相同心境轉折，只是這個十年可能被壓縮成一天或者一週。面對矛盾，只能二選一：要嘛放寬藝術家的定義，要不則是承認自己看走眼。目前看來，很少有人選後者。

當然，會有人接著爭論：「好啦，就算 AI 做出了美麗的圖案，但風吹沙也會啊，有時候還會出現耶穌的圖案咧，但我們不會說風會『創作藝術』，當然也不會說『風』是藝術家！」這就和「藝術家＝創作藝術的人」定義的前半部有關了。AI 到底能不能創作藝術？說 AI 不能創作藝術，通常是認為，創作無論如何都有個「創」字，這意味著需要有「創意」、要做出大家未曾想過和經歷過的感官經驗，但 AI 說穿了就是一堆公式的演算法，答案原則上都已經固定和確定了。

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寫 code 的工程師都知道，一旦 code 複雜到某個程度，常常會在輸出端丟出完全不符預期的結果，就算回頭去找，也不知道到問題在哪。換句話說，即使是數學公式，也會給出意料之外的答案。採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 AI 更是如此，由於賦予 AI 更多的自主性，讓它自行處理所接收的資料，所以「意外」會更多。這也是為什麼，比如在醫學上，有許多醫師認為 AI 很有用，因為 AI 會注意到人類未從注意到的病徵與疾病的關係。如果創作意味著突破可預測性，產稱意料之外的後果，那麼 AI 並不會做得比人類更差——是說，人類本來也不見得常常充滿創意啊！

把藝術想成是人類這個主體的創作過程，這個定義帶來的麻煩比清晰更多。如果 AI 的作品具有藝術價值，我們就不得不因為這個定義，在倒掉「AI 可以是藝術家」這盆洗澡水的同時，把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這個嬰兒一併倒掉；更嚴重的是，我們還可能因而間接否定了人類判斷藝術價值的能力。要說 AI 不具創意，也略嫌牽強，畢竟很多時候，連編程人員也無法解釋 AI 給出的結果從何而來，更何況，和 AI 比創意，人類也不見得佔上風。

說穿了，標準藝術家的定義之所以站不住腳，是因為當我們追問 AI 是不是藝術家之時，其實就已經承認 AI 正在挑戰我們對於藝術的慣常定義。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53 期，2021.12.10

電車難題有難題但沒電車

2022-12-05T20:59:00.004+08:00

哲學家很喜歡討論電車難題。歷經多年發展，電車難題有千千萬萬種版本。比較基礎的：有五個人被綁在軌道上，將被迎面而來電車輾壓，如果你按下轉轍器，電車就會轉向另一條只綁了一個人的軌道，你會如何選擇？複雜一點的：同樣有五個人被綁在軌道上，你正好跟一個胖子站在天橋上，如果把他推下去就能擋住電車，那你推還是不推？

不只如此，情境還可以更複雜：如果被綁著的五個人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呢？另一條軌道上的那個人剛好是台灣總統呢？又或者，天橋上的胖子其實是十惡不赦的壞蛋呢？哲學家靠著塞入各種角色、改變角色屬性，大玩特玩電車難題數十年。

近年更是玩得風生水起，原因無他，全是因為自動駕駛汽車。哲學家希望用電車難題來考驗自駕車，如果自駕車沒辦法因應各種情況、做出正確決策，那麼還是別上路的好。透過這些考驗，哲學家似乎想說：看吧，機器決策還是比不上人類決策。哲學家不是沒道理，但有兩個問題，哲學家似乎一直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

第一，正確決策的「正確」究竟所指為何？多數哲學家認為道德判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現實生活中的人類都知道「我的道德不一定是你的道德」。同一環境中的歧異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不同國家或社會？第二，比起機器，人類的決策能力奇爛無比，常受到一切莫名其妙的因素影響而不自知，導致決策總是缺乏一致性，跟擲骰子差不了多少。

更糟糕的是，自駕車要遇上哲學家設想出來的各種情境，機會實在太低了。為了這些千奇百怪的難題而減緩自駕車上路，就跟我們勸人慎選戀愛對象常用的那句話一樣：別為了一顆樹放棄整個森林。問題是，當我們拿這些理由想要堵住哲學家的嘴，他們卻會說：電車難題本來就不是真的，它是思想實驗，用來探究人類做決策時的道德推理和框架——至少，可以用來看看你是效益論者、義務論者、還是德性論者。

這種回應讓人不禁想要「蛤？」一聲。既然只是思想上的趣味問題，為什麼又要拿來要求自駕車能在現實中解決？這種有意無意的要求，帶來的副作用頗為明顯：大眾對科技的印象常常很差，覺得科技一天到晚造成倫理困難、衝擊社會規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想想電車難題，就會發現，難題雖以科技為名，但科技成份其實少得可憐。

哲學家對難題中的人類做各種手腳，加入角色、移除角色、改變屬性…等，但電車永遠長一個樣子，轉轍器要不就是一根桿子要不就是一顆按鈕，至於軌道則是千篇一律的兩條線。對於科技本身的忽略，正是用電車難題來討論科技倫理最容易出現的習慣或現象。哲學家對倫理道德有各種想法、建構複雜的論證，但對技術卻抱持著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圖像。

如果說善於想像倫理道德的是哲學家，那麼善於想像技術設計的就是工程師或設計師。從工程設計的角度來說，電車難題的意義，不在於探究轉徹器旁邊的你如何決定，而在於追問：要如何從一開始就避免陷入或產生需要抉擇的情境？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試著用工程師或設計師的角度來看，那麼該思考的應該是：如何設計一套預警系統，可以第一時間發現有人被綁在軌道上？或者，如何設計更好的煞車系統，讓電車能夠即時停下但不至讓乘客受傷？甚至，如何設計一個軌道防護體系，讓任何人跑到軌道上都難上加難？

這是工程設計最為人忽略的地方。表面上，工程設計是用來達成或滿足人類欲望，例如有更乾淨的水喝或更方便買票，但深層而言，工程設計其實是在解決人類的道德難題。如果大家都能喝到沒有雜質的水，因此沒有寄生蟲病，那麼人類就不必因為醫療資源不足而被迫決定誰該救、誰不該救。只要買票非常簡單快速，就不需要為了讓大家好好排隊而大費周章的在學校、在公共場所做各種道德教育，叮囑每個人要當個文明人。

想要解決道德或倫理問題，找工程師或設計師很可能比找哲學家更有用。哲學家會給你很多思考，但通常不論做哪個決定都會有人受害。工程師或設計師則會想盡辦法做出一套設計，讓你從一開始就不必陷入那個必須做選擇情境。哲學家的電車難題有難題卻沒電車，因為他們不怎麼看重技術；諷刺的是，一旦我們找到不錯的工程師或設計，打造一套新的電車系統，不管是誰被綁在軌道上或應該救誰的問題就沒了——有（新的）電車就沒難題。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51 期，2021.10.10

Podcast 海嘯，但 Clubhouse 退潮

2022-08-19T13:55:00.004+08:00

2020 年號稱台灣的 Podcast（播客）元年，根據統計，中文節目數量光是上半年就增加了 2100%；到了今年，熱度仍未衰退，即便是較晚進場的 KKBOX，也已經累計上架 4000 檔節目。相反地，2021 年初爆紅的 Clubhouse 就沒這麼好運了，網路聲量從 2021 二月單日高峰的八千則討論以上，到現在一日只有數百、甚至更少，以至於前陣子在 PPT 上出現一篇熱文：Clubhouse 怎麼不到兩個月就退燒了？

Podcast 和 Clubhouse 都被當成「聲音經濟」時代即將來臨的象徵，尤其是 Clubhouse，相比已有年歲的 Podcast，更像是「平地一聲雷」，號稱是開啟聲音社交的先鋒部隊。但顯然，大家當初寄予的厚望並未成真，Clubhouse 快速跌落神壇；反之，Podcast 遠源流常，可以說是「非常耐打」。

要解釋 Clubhouse 的快速退潮，最直接的，大概就是指出它的技術問題。比如，最明顯的一個，就是 Clubhouse 開始的一段時間只有 iOS 版，沒有 Android 的。Android 用戶比 iOS 少嗎？當然不是。據說工程師已在趕工，很快將要推出 Android 版，但為何一開始就沒考慮到 Android 使用者，似乎一直沒有聽到比較合理的解釋。

難道是因為 iOS 系統比較安全？的確，iOS 系統可能比較安全（因為比較封閉），但這大概不會是 Clubhouse 只有 iOS 版的原因，畢竟，Clubhouse 退潮的另一個技術問題，就是被爆出有隱私疑慮，不只房間內的聊天內容很容易就被第三方截獲，本身後台對個資的保護也不夠周全，甚至被傳說可能外洩到大陸公司的伺服器。

再加上充滿階級意味的邀請碼制度，讓許多未被邀請者感到被邊緣化導致興趣缺缺甚至由愛生恨，Clubhouse 的吸引力顯然來得快、去得也快，現在甚至讓人有點覺得：你是不是不想讓我用啊！？

技術問題當然可以解決，也是最好解決的部份，真正的困難在於社會文化。現在才說可能有點馬後炮，但正是看到台灣的社會文化，才使得我當初不看好 Clubhouse 的後勢。Podcast 起源於美國，原因是美國有嚴重的「市中心—郊區」劃分，導致開車通勤的人口數量龐大，平均通勤時間甚至可達 1.5 小時，這種時候「用聽的」是最好打消時間的方式。

那麼，回過頭來看，台灣有沒有這樣的需求？有，雖然不比美國。光就台北而言，這幾年有越來越多人把居住地點移到台北以外的週邊城市，改採開車通勤；此外，即使住在市內，搭捷運繞一大圈上班下班的人也比比皆是。這些都是 Podcast 的潛在或現有市場。

Clubhouse 同樣起源於美國，原因則是疫情。當大家被迫封城、不能出門時，溝通交流的需求就變得非常巨大，而 Clubhouse 填補了這個人際交往的空缺。那麼，台灣有這個問題嗎？顯然沒有。我們甚至很自豪，台灣可能是疫情期間，世界上唯一的「正常國家」。不過，這只是表面原因，要看深一點。

我們可以問：如果只是溝通交流，為何在美國爆發的不是其他的語音軟體或 APP（比如老牌的 Skype），畢竟多人會談並不是什麼新鮮功能？原因是，美國社會有個很重要的文化：Networking（人脈建立）。Networking 簡單來說，主要是用口語聊天的方式，把同一個場合中，本來不認識的路人變成認識的朋友。而不管是 Skype 或 Zoom，都是拿來「開會」用的；換句話說，那是給本來就認識的朋友講話用的，而非讓陌生人建立彼此關係。因此，要 Networking，就要用 Clubhouse。

問題來了，台灣社會有 Networking 的文化嗎？在一些社經地位較高的商業圈子可能有（畢竟他們需要跟隨西方的行事作風），但普遍來說，顯然沒有。看看學生——不管國中、高中，還是大學——對於分組這件事和剛分完組的反應就知道了。學生最常出現的抱怨就是：為什麼不能自己找組員，這樣才可以跟認識的人在一起。如果真的採用隨機分組，你／妳就會看到即使大家圍成一圈面對面坐著，仍然可以一片靜默，既不自我介紹，也忙著閃避眼神——連面面相覷都沒有。大家不想、不願、甚至抗拒認識陌生人，在同一個場合即使坐得再近都一樣。

說到底，台灣社會沒有 Networking 的文化，也因此沒有什麼必須被 Clubhouse 滿足的需求。看看 Clubhouse 爆紅的那陣子，台灣人怎麼用 Clubhouse 就知道了：大網紅或大藝人或大 podcaster 開房間，大家擠進去聽他們彼此聊天或單口相聲，聽眾舉手發言的比例很低，陌生人之間的熱烈討論更是少有。

仔細想想，這種 Clubhouse 的用法，不就跟聽 Podcast 一樣嗎？不如回去聽 Podcast 吧？也難怪，Podcast 持續欣欣向榮，而 Clubhouse 卻已經奄奄一息。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46 期，2021.05.10

我們都應該更熟悉手中的科技產品

2022-05-02T15:58:00.009+08:00

109-2 是我第一次在大學裡面開設「工程倫理」（engineering ethics）課程。不少學校都有這門課，主要是希望能讓學生瞭解並具備基本的倫理素養，以便在未來擔任工程師、建築師、設計師的時候，能夠確實負起責任，從事對使用者和社會有益的創新和工作。有一週的主題是「網路時代」，我讓同學閱讀有關「網路過濾泡」（filter bubble）的文章，而當天的討論情況讓我有些思考。

網路過濾泡，簡單來說，就是社群媒體或搜尋引擎會追蹤使用者的點擊和分享，然後據此提供或呈現使用者關心、在意、感興趣的內容。網路公司之所以這麼做，原因不難理解：沒有人會持續使用看不到有趣資訊的平台。只要能讓使用者看到他／她在意的資訊，那麼他／她就越可能留在平台上而不跳出（所以每個社交媒體都喜歡內建瀏覽器），而網路公司就越能收集到使用者偏好，然後賣給廣告商以便投放個人化廣告。

從當天同學討論看來，對於年輕世代來說，收到個人化推薦或廣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經驗，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現象。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討論到如何突破網路過濾泡——或者說，同溫層——的時候，好幾個同學提到了類似以下的幾個問題：這些個人化廣告可以關掉嗎？可以讓社群平台或搜尋引擎停止紀錄點擊和分享嗎？可以清除按讚或瀏覽紀錄來避免太過單一的興趣鎖定嗎？

知道網路過濾泡的問題之後，想要突破侷限當然是好事。我驚訝的是：為什麼這麼多人不知道這些問題的解答其實不難，都可以在各種 APP 的「設定」裡面找到答案？不管這些設定藏得多深（其實通常頂多兩層選單就能找到），它總是在那裡，使用者可以決定開啟或關閉、保留或清除。換句話說，這些社群平台和搜尋引擎嚴格來講並沒有強迫使用者一定要交出點擊和搜尋資料。無痕模式、刪除紀錄、或重置按讚，都是花個幾秒鐘就能辦到事情。

這讓我驚覺，大家對於使用中的科技有多麼的不熟悉。就算是像 Facebook、Instagram，甚至 Google 這些天天使用數次的科技產品，使用者也不見得真的瞭解它。這個現象當然不限於手機上的 APP。在我教過五、六門課以後，我發現大家都使用 PowerPoint 來報告，但有幾乎 80% 的人不知道雙螢幕的「簡報者畫面」功能，所以大家都拿著手機（或紙張）當作提示筆記，而不使用 PowerPoint 的「備註」。當然，結果就是影響到報告的品質，以及聽眾的觀感。

這可能反映了工程倫理的某些盲點。透過工程倫理，我們不斷告訴（未來的）工程師與設計師要負起責任，但我們是否也應該要求使用者負起責任？每當科技發生問題，我們總是第一時間責怪與追究工程師和設計師，說他們沒有考慮使用者的身心健康（比如 Netflix 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然而話說回來，對手中科技漫不經心的使用者難道就沒有責任嗎？我們——作為使用者——是否也該有責任去瞭解這些與我們朝夕相處的科技？我們是否應該花一些時間，確實去瞭解和嘗試各種設定，以及相關後果？

工程倫理之所以究責工程師和設計師，箇中原因也不難理解，畢竟「提防有權力者」是當今社會的主要氛圍（也許可以看作是某種「民主」精神的貫徹），但這種「政治正確」往往造成矯枉過正的後果，導致其中一方對於改善情況似乎顯得毫無責任。如果我們想要的是更安全且仍然維持使用自由的科技環境，那麼我們就不能只談「負責任設計與創新」（responsible design and innovation），也需要開始提倡「負責任使用」（responsible use）。

科技問題，說穿了，就像媒體問題一樣。大家都罵台灣媒體沒有國際觀、不報重要國際新聞，但是如果媒體真的報了，人們會用收視率來支持嗎？怪別人永遠都比怪自己容易得多啊。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42 期，2021.01.10

OF, FOR, or BY：科技與倫理的三種關係

2021-07-27T20:12:00.001+08:00

科技總是挑戰道德的邊界。從機械手臂到人工智慧、從麻醉技術到基因編輯，每個新科技的出現，都會為人們帶來驚喜、驚奇、驚訝、甚至驚嚇。鑑於過去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錯誤，尤其是距離現今不久的原子武器與核電災難，人們開始把科技與倫理放在一起談論，強調科技的發展需要倫理的引導——科技只是「手段」，只有倫理才能告訴我們「目標」。

第一種科技與倫理的關係於焉誕生：Ethics OF Technology。這即是經典（或者說傳統）的科技倫理，也是一般學界說的「科技倫理學」。這種關係主要致力於發現和挖掘某個技術可能產生的倫理問題，尤其是從人文主義（humanism）的角度來審視，比如：基因編輯會改變「人生而為人」的自然狀態嗎？這個技術會成為富人的特權，以至於加深社會階級和貧富差距嗎？同樣地，人工智慧會搶走人類工作、甚至取代人類嗎？它會不會也成為上層階級促進財富的工具？換句話說，經典科技倫理的主要目標，在於預測、分析、和描述科技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

在知道各種技術的負面後果以後，我們應該怎麼做？第二種科技與倫理的關係隨之而來：Ethics FOR Technology。「For」這個介係詞的意味很明顯，就是要為科技的發展設定一個「倫理框架」或「道德標準」，來限制和預警科技的走向或應用。這種關係往往要求設立某種「倫理審查委員會」，聚集各種人文社會學者來檢查和討論技術可能帶來的問題，並且要求工程師和設計者做出改善。例如，從歐洲開始且行之有年的「科技評估」（technology assessment），就屬於這類實踐。當然，也有不只侷限於專家的審查委員會，而是把一般大眾納入的民主程序，比如台灣學界經常提到的丹麥科技委員會，即是透過公民審議來推動所謂的「參與式科技評估」。

上述兩種關係，可以說是現今人們研究和操作科技倫理的主要方式。不論是 of 或者是 for，我們都可以隱約看到某個穩固的思維模式：科技和倫理之間有一條紅線，而科技倫理的主要作用，就是發現和監看科技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跨過那條紅線（不論有意或無意），並且致力於把守倫理的邊境、阻止科技的越線。這樣的科技倫理行之有年，也確實有助於社會避免落入某些科技危難之中。然而，這兩種關係都忽略了科技與倫理之間的紅線其實並不穩定，有時候甚至會消失；更有甚者，將科技與倫理視為兩個不同的王國（realm），往往也連帶把人文社會和科學工程分化成為兩個敵對陣營。

正如這個專欄經常提到的，很多時候技術有它的道德意義和倫理作用。當駕駛經過學校附近的減速丘而緩慢行駛，這個行動的道德究竟來自於駕駛還是減速丘？當顧客結帳時跟隨直覺把腳踩在地上的腳印圖案，因而維持了安全社交距離，這個行動的倫理究竟來自於顧客還是腳印圖案？在這些例子裡，技術並不違反道德或倫理，反而是促進和維持社會重視的價值。換句話說，前述那條紅線可能並不存在，我們沒有「倫理科技、一邊一國」；相反的，科技與倫理共同發揮效果，催生人們的道德行為——我們很難辨明究竟是人或是物在發揮作用。

更進一步說，即使科技與倫理的紅線存在，它也很可能是浮動的。也就是說，倫理的標準和觀念往往隨著時代與科技的發展而改變。在建築技術發達之前，人們很少擁有私人空間，更不需要也不捍衛現今我們認為的隱私。不只如此，在隱私觀念達到高峰以後，如今隨著社群媒體的興盛，年輕世代也開始重新定義隱私，把當今大人視之不可侵犯的事物，看作展演與協商的工具。同樣的，在麻醉劑發明並廣泛使用之前，「感受疼痛」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標誌，剝奪痛感全然不符道德，但如今如果醫生不給病患施打麻醉就施行手術，百分之百會被送進倫理道德委員會。

如果我們希望超越主流的科技倫理，給予科技更大的發展空間，那麼應該提倡的，是另一種科技與倫理的關係：Ethics BY Technology——把科技視為倫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倫理的對立面；討論和思考道德問題時，將科技視為幫手而不是敵人。如果我們堅守眼前的倫理標準，結果很可能是扼殺科技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淡化甚至塗銷紅線時，才能讓人文社會學者與科學工程學者發展出更為平等且友善的關係，打開可能攜手合作的空間。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8 期，2020.09.10

畫外之音才是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評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

2021-05-25T17:32:00.000+08:00

近幾個月全球最紅的紀錄片，很可能是 Netflix 的《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正如標題所示，此片瞄準社群平台（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以及背後的大公司，指出它們如何透過各種設計（包括演算法）來讓使用者上癮，不只在個人層面把隱私拿去賣錢，更在社會層面讓民主陷入危機。這部片匯集（或者說，整理）過去五年間各界對於社群平台的批評和反省，但這其實也意味著：它沒有講什麼新東西。在這樣了無新意的情況下，還能引起熱潮和討論，反而映照出我們一直以來的幾個思考盲點。

首先，我們可以問：為什麼一談到社群平台的「操弄」，我們就覺得很可怕甚至十惡不赦？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畏懼或反對操弄，是因為一個深埋腦海的既定觀念：人生而自由——人類可以自由做決定。這也是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支撐現代社會的根本假設。問題是，這樣的人類真的存在嗎？不管是行為經濟學，還是腦神經科學，都在逐步否定——即使還沒完全否定——這種人類形象。手握熱茶杯，待人接物就會比較溫暖；讀過關於老人的文章，走路就會不自覺變慢。人類太容易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且多數時候我們並不自知。

影片提到，設計師使用「強化」（reinforcement）的技巧來製作「用滑的」動態牆，讓使用者著迷到放不下手機。這個「強化」的原理，是心理學家 B. F. Skinner 發現的——他利用鴿子做了大量實驗。如果社群媒體讓人上癮，那麼這件事的啟示很可能不是設計師有多邪惡，而是人類根本沒有比鴿子高明多少。一直抱怨社群平台利用「人性弱點」其實效果不大，關鍵在於如果這些弱點根深蒂固，而且人類從未自由過，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思考如何「正面利用」它？為什麼我們不用同樣的技巧，來讓學生著迷於閱讀、音樂、運動、或者藝術？

再來，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大家對於社群平台的運作原理這麼驚訝？社群平台會收集使用者的喜好，以此為依據來調整或提供資訊與廣告，因此我們比較像產品而非顧客，這件事早已是老生常談、甚至陳詞濫調，但多數人仍然不知道，尤其是大量使用社群平台的青少年。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有培養「科技素養」的教育，但這種教育不是科普——科技素養要讓學生瞭解的，不是手中科技運作的「原理」，而是設計的「邏輯」。

學生不需要知道手機裡面的半導體元件、程式語言、或者薄膜技術，但要知道操作的各種機制是什麼、還有開發和經營的經費哪來。熟悉手中科技的設計邏輯，我們才能真正「使用」科技，才不會不知道可以關掉個人化廣告、可以關閉位置追蹤，或者連從哪裡關都找不到。一旦知道社群平台只是重複餵養我們的喜好，我們就會知道「按讚」是在告訴演算法「多給我一點」，那麼為了維持資訊健康，我們自然會更小心、甚至按反對意見「讚」。

最後，我們應該問：為什麼我們這麼擔心社群平台正在摧毀民主？片中批評，社群平台正在製造「極化」（polarization），讓抱持不同價值觀的人群針鋒相對、無法溝通。問題是，溝通是可能的嗎？很多時候並非如此——只要想想你／妳是否成功說服你／妳的爸媽。換句話說，我們擔心社群平台摧毀民主，是因為我們一向以為民主的核心是溝通、妥協、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然而實際上，這可能是個誤解，民主並非我們所想。

如同臉書總部的反對文（或者說，解釋文）所言，極化現象早已存在許久，社群平台是非戰之罪。根據政治理論家 Chantal Mouffe，政治的核心其實是對抗，而不是共識。簡單來說，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群體（我群），不可能沒有邊界，因此總是有「他群」存在——必定有人不同意我們，也必定有人被排除。換句話說，極化全然無法避免，社群平台只是讓這種長期被我們忽視的政治核心暴露出來罷了。因此，民主不在於尋找共識，而在於鼓勵和制度化非暴力的對抗。就此而言，顯然問題不在社群平台加強極化，而在於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和安排民主理解，才能安置早已無法回頭的網路文化。

我不會說《智能社會》不值得一看，畢竟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是第一次理解社群平台是怎麼運作的。但我們確實應該深思，甚至反省，我們的不安與憤怒從何而來，究竟是這些社群平台的大公司太過邪惡，還是這些社群平台正在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很多人說看完這部電影感到絕望，但或許，希望的破滅，才是發現真正問題的開始。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40 期，2020.11.10

科技大學沒有哲學系

2021-03-21T16:32:00.007+08:00

在荷蘭攻讀博士的後期，因為考量未來求職與工作，我開始注意到一個奇怪（或者說奇妙）的現象：台灣的科技大學全部都沒有哲學系，也沒人覺得科技大學裡面應該要有哲學系。更普遍的說，台灣的科技大學裡面，少有人文社會相關科系，藝術／設計勉強能算是一個。

難道說，哲學，或者人文社會，對科技來說不重要嗎？對於急著提供硬體建設的早期台灣來說，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任務非常明確：提供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填補台灣各種技術職業的人才空缺。在這種情況下，跳過沒有立即生產力的人文社會教育，其實並非不能理解。但在算是「已開發」的現在，台灣的技職教育體系中，依然沒有健全的人文社會課程。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錯過「台灣錢淹腳目」的黃金年代後，台灣近幾年的經濟始終停滯不前、甚至下滑，於是「求職」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人文社會教育，再一次，被放在「浪費時間」的教育後備區，就跟不少高中的體育課和音樂課一樣下場。看著學子們面臨未來的求生壓力，以及科技大學被迫追求和滿足 KPI（關鍵績效指標），我們似乎也很難苛責什麼。

問題其實在於，不論是社會風氣，或者政府單位，都沒有把人文社會看成「對科技發展有幫助」的領域，所以視之為去掉也沒所謂的闌尾教育，當然也不會設定相關指標。但是，人文社會對科技發展真的沒幫助嗎？工程數學、電子學、結構力學…等，各種科學和工程教育，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製造電器、生產半導體、甚至建造台北 101，但它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台灣需要這些技術產品」嗎？它可以幫助我們思索「在生活方便與賺錢之餘，台灣會因為這些技術產生什麼改變」嗎？甚至，它能夠回答「我們是否想要充滿這些產品的生活」嗎？

台灣的科技大學裡，有各種加強和訓練「手段」的教育，卻鮮少培養學生思考「目的」的課程。這在我留學的國家——荷蘭——既不可思議，也難以想像。荷蘭的科技大學、甚至在地設計學校，都有哲學系。這些哲學系，不像一般大學裡的哲學系，做那些「正統」的倫理學、美學、中國哲學、分析哲學…等，而只專注一件事情：技術哲學（以及少量科學哲學）。它們運用前述的正統哲學，來分析和理解人類社會與科學技術的關係，甚至把技術哲學的洞察帶回、進而改造這些正統。

荷蘭有個研究中心，名為 4TU.Centre for Ethics and Technology，前年拿到政府 1790 萬歐元（折合 6.2 億台幣）的十年經費，來研究和討論荷蘭社會與未來科技如何並進發展。研究中心名稱裡的 4TU，指的就是荷蘭的四間科技大學：Delft（台夫特）、Eindhoven（恩荷芬）、Wageningen（瓦寧根），以及敝校 Twente（湍特）。我們能夠想像，台灣出現一個以科技大學為聯盟的哲學中心，不只拿下政府鉅額預算，甚至對國家科技政策有發言權嗎？

荷蘭有很多令人佩服的成就，而最值得台灣注意、也最被忽略的，就是把科技和哲學「綁在一起」。荷蘭跟台灣差不多大小，沒什麼天然資源，所以早早認清自己無法不依靠科技而生存。很多人羨慕荷蘭的自然環境，然而實際上，從填海造地到花卉產業，荷蘭「科技到不能再科技」。荷蘭科技大學有哲學系，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像美國或其他歐盟國家，土地大到有各種天然資源和人力，可以少用或丟掉科技。荷蘭只能和科技共存，並把科技「揉捏」成社會與大眾需要的樣子，而哲學（和廣泛的人社會教育）可以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

台灣科技大學沒有哲學系，是因、也是果。台灣社會覺得科技和哲學無關，所以科技大學不需要哲學教育；而未提供哲學訓練的科技大學，又反過來塑造了善於達成目標卻不問目的科技文化。如同荷蘭，台灣沒有本錢不要科技，但不同於荷蘭，台灣沒有引導和思辨科技走向的土壤。顯而易見的後果是，台灣卡在動彈不得的困境之中：想要脫離代工模式，但仍然不停在追趕、做別人做過的東西。

是時候該問：我們還要這樣下去嗎？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6 期，2020.07.10

大數據時代的民主

2020-12-20T13:17:00.007+08:00

大數據（big data）是近年的熱門詞彙。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人們在網路上大量搜尋、閱讀、消費、與交談，而這些網上行為被記錄下來後，形成非常龐大的資料庫，可以從中探尋人們的習慣和喜好——這就是大數據。大數據對許多領域都產生影響，其中一個就是「政治」。不少人擔心，大數據的蒐集與使用，長期來說很可能損害民主。

各種擔心當中，最常見的，就是認為大數據會讓「權力」從政府轉移到科技公司。人們的網上行為大多是透過各種電商平台和社群媒體來進行，因此數據基本上就儲存在這些科技公司的伺服器裡，尤其是幾家規模龐大的科技企業，比如 Facebook、Google、Line…等，擁有人們幾乎每個方面的資料。過去，政府知道我們的身高、體重、住家、收入…等；如今，這些資料也躺在科技公司的數據庫裡。

也許科技公司收集到的資料不如政府的直接（例如確實的收入數字），但通常可以透過數據分析的手段「猜測」出來（例如分析消費型態或水平）。如果過去政府的權力展現在可以掌握你相關資訊，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找到你，那麼科技公司現在也能展現相同的權力，而且速度可能更快。雖然很多時候，科技公司收集到的數據是匿名的，但根據近期研究，拼湊同一個匿名的不同資料（地點、購物、搜尋…等），幾乎可以百分之百標定出數據的「主人」。

就此，有些人主張，大數據應該「收歸國有」，只有政府可以管理和使用。不過，這樣不見得就對民主無害。民主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對於權力的警惕與制衡。固然溢出政府之外的權力難以受到民主制衡，但權力大增的政府也可能讓民主失去用武之地。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討論一個經常和大數據並肩出現的詞彙——演算法（algorithm）。

演算法可以影響人們的選擇，這已經不是什麼祕密。藉由提供特定資訊，或者以特定方式呈現資訊，演算法製造了所謂的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真相不再唯一，而是複數。這意味著，擁有大數據的政府，有能力借助演算法，將輿論導向特定方向，並進一步操控人們的信任。各國政府都清楚這點、甚至深諳此道，唯一差別是：有的政府「直接了當」的操弄與管控，搞得民怨四起卻敢怒不敢言；有的則透過非政府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讓人們以為那是自由言論市場的自然結果，政府並未介入。何者比較危險？顯然，沒有直接了當的回答。

不過，大數據也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政府沒有操縱人民，而是人民操縱政府。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畢竟，民主不就是「以人民為主人」，政府應該聽命人民意志而施政和行事嗎？確實，這是民主的理想，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大數據反而會讓民主的缺點暴露出來。

一般來說，人民的意志主要靠投票展現，而在投票之前的競選活動與民意調查，可以說是一種「轉圜的餘地」：人民的喜好有機會也有可能改變。相反地，大數據時代，政府經常透過「網路輿情中心」之類的機構，來監看和瞭解人民喜歡或討厭哪個政策或人物。換句話說，人民的「選賢與能」並非只發生在投票的瞬間，而是發生在許許多多購買或租借某樣產品、按讚或轉貼某個新聞的每個時刻。

眾所周知，大眾的投票行為其實不理性居多（例如，光是用候選人長相就能預測當選與否）。如果就連有轉圜餘地的傳統投票都很難發揮深思熟慮的理性，那麼我們在網路上的各種微小行為，大概都和理性沾不上邊——情緒性點擊（emotional click）才是大宗。可以想見，如果政府透過大數據來「投民所好」，無論再怎麼民主，結果都可能非常糟糕。很不幸地，這正是近年來的民主趨勢：民粹主義（populism）崛起。

大數據時代，權力在何處（政府或企業？）或者權力如何用（操弄或順從？），雖然都是重要問題，卻不是核心。真的問題在於，無論是何者，大數據「聚合並突顯群體喜好」的技術特質，都會導致一個民主自古以來就為人所詬病的問題：多數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無論製造民意，或順從主流民意，政府或企業都能因為這些「多數」而找到施政和行動的正當性。這才是大數據時代下，民主最令人擔心的一面。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4 期，2020.05.10

科技真的損害隱私嗎？

2020-11-01T14:14:00.005+08:00

從大數據（big data）一詞開始流行，到最近 Facebook 和 Google 頻頻出包，再到人臉辨識技術的純熟，隱私（privacy）問題激起各方關注，科技倫理學者一方面疾呼相關單位研擬制訂法律，另一方面嚴厲譴責各大科技巨頭，無不戮力維護個人隱私的完整與健全。雖然我不否認隱私有其價值，卻很難完全同意目前的討論方向。

首先，主張「隱私不可侵犯」，如同主張「自由不可侵犯」，都是把隱私視為一種人權，也就是人類理所當然、天生具有權利，但事實是否如此？令人懷疑。在以村落或家族為中心的時代（現在仍有許多地方如此），基本上某個成員做了或說了什麼，全村或全族很快就會知道——你早上才說要結婚，下午大家就開始恭喜你了。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個人做事或說話都會考慮其他人的反應，個人和群體之間的界線往往非常模糊。對於現今的我們來說，這種環境顯然十分彆扭，但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狀態。換句話說，隱私可能不是「本來就有」（just out there），而是從人類長遠的歷史中逐漸浮現（emerge）出來。

科技常被看成對隱私的威脅，但實際上，隱私很可能是科技的產物。當亞當和夏娃摘下樹葉遮住重點部位的那一刻（如果真的有這件事的話），技術——就是那片成為工具的葉子——就開始塑造個人與周遭的邊界。接下來的獸皮外衣、茅草房、石板屋、再到現代的鋼筋混凝土，個人被技術包圍的「防線」越來越清楚、也越來越堅固。牆壁和屋頂不只用來遮風避雨，它們還造究了足以被稱為「私」的空間，讓我們可以「隱」於其中，而保住通往「公」的途徑，就是門。「隱私」一詞，有著十足的空間意含（公共亦然），我們很難想像，缺乏牆壁與屋頂的世界如何能有如此空間，更別說被抽象成一種概念、甚至權利（註）。

當技術開始改變，隱私的意義很難不出現變化。在我看來，對於失去隱私的恐懼，大部分來自對網路科技的誤解。雖然多數時候我們坐在家中或房間上網，好像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但實際上，網路線就像門一樣，是從私通往公的途徑。同樣地，手機在「固體上」看來有如個人藏寶盒，但大部分的收藏品都有機會透過無線網路——它還是門，只是隱形——從私通往公。換句話說，連上網路其實就是進入公共空間，只是這個空間難以摸到或看到。我們都知道，想要在實體的公共空間走動或說話但不被聽到或看到，無異緣木求魚，但奇怪的是，我們卻希望這些事情能夠發生在無形的公共空間裡。

我們當然會在實體公共空間中做某些與私人相關之事，比如說存款或購物。如果我們很少在意銀行或商家知道我們的個人資訊或購物紀錄，為什麼我們總是擔心網路公司獲得類似資料？常見的一個答案是：網路公司會藉此投放特定廣告。但如果細想，一般廣告真的比特定廣告好嗎？人類的注意力有限，而觀看廣告的時候往往需要思考價格、材質、划算…等，因此一般廣告其實更消耗你的時間和精力。有些人以為科技公司因此明瞭「你」的喜好，但很多時候他們知道的，其實只是某個「編號」的行為模式，而不是你這個人。相比之下，沒有編碼程序的實體銀行或商家，反而對你有更具體的掌握。

造成隱私問題的，並非技術，而是對技術的誤解。如果不是技術，隱私不會出現——我們沒有辦法感知隱私，除非這種空間被製造出來。一定要記得，網路空間就是公共空間，即便它是隱形的。所以，你不會在實體公共空間做的事和說的話，不需要因為上網就毫無限制；同樣地，你在日常生活中鮮少懷疑的問題，也不必因為進入網路就變得擔心害怕。如果實在不信任網路，你還可以找到各種保護隱私的 APPs——話說回來，這種易得易用的科技反制或保護，在實體空間要去哪找呢？

註：關於科技如何創造隱私與公共，更深入的討論請參考我的另一篇文章：〈科技一定有害隱私嗎？從恐攻到疫情的空間思考〉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23 期，2019.05.10

掙脫兩難：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

2020-07-10T16:58:00.001+08:00

上期我們談到，預測科技後果和控制科技發展兩者之間有著難以消弭的矛盾，這帶來了名為「柯林葛瑞奇兩難」（Collingridge Dilemma）的困境：在被新科技廣泛使用之前，我們很難預知它會帶來什麼社會後果，然而當我們知道了它的後果，卻又因為它早已深植社會而難以被改造。我們能夠從這種困境中掙脫嗎？要怎麼做，才能兼顧科技發展與避險？

一個常用的概念，叫做「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白話來說，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在確定某個科技不會對大眾或環境造成傷害以前，社會就不應該發展和採納該科技。換句話說，除非確定科技發展的風險為零、或者趨近於零，否則我們寧可不要創新。伴隨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的「風險社會」概念越來越普及，預警原則已經成為目前檢查和批判科技發展的主流角度。

不難發現，預警原則帶有保守主義色彩，讓維持現狀成為首選。它甚至可能讓創新變得窒礙難行，因為我們幾乎找不到沒有風險的科技。任何再簡單或微小的技術都可能傷害它的使用者——誰能想到，蒟蒻果凍也會噎死人？（不須懷疑，食品科技也是技術）如果風險不可能為零或趨近於零，那麼要如何決定什麼樣的風險可以接受？早有研究顯示，人們對風險的評估非常主觀，經常害怕不須擔心的東西，卻又不把真正的危險看在眼裡。因此，若是透過民主程序來決定科技的走向或者是否採納，那麼錯誤決策的頻率可能比一般預想的要高出許多。

如果我們希望保持科技發展的空間、給予發明和創新機會，那麼應該思考另一個方案：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social experiment）。和預警原則不同，這個方案承認我們難以預測科技可能帶來的好處或壞處，但並不把它視為阻止創新的理由，而是可能性得以開展、社會轉型足以發生之處。直白地說，就是：且戰且走。一旦我們採取這種觀點，問題就不再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接受這個科技嗎？」，而是「我們是否願意試試看生活在有這個科技的社會裡頭？」顯然，前者是個彷彿沒有回頭路的問題，而後者更容易獲得正面的回答。

當然，社會實驗和一般的科學實驗有所不同。社會實驗發生於社會，而不是研究機構裡的實驗室，因此通常涉及更多的人、事、物。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追蹤觀察和收集數據都比較困難，也不容易掌握相關變數，畢竟社會中的人事物經常互動、相互影響。意即，社會實驗很難做到條件控制。在科學實驗室中的實驗失敗，往往範圍有限，比較容易修改或撤回，但社會實驗的結果可能很難回溯、逆轉、或恢復。換句話說，雖然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可以化解保守心態，卻仍然需要面對輕微但相似的「柯林葛瑞奇兩難」。

要讓社會實驗的觀念發揮效果，有兩個「配套方案」需要注意。首先，我們必須讓科技發展「有彈性」。如果在設計和採用新科技的同時時，依然保留舊的科技，讓它們並行一段時間，那麼即使新科技的運作不符預期，我們仍然有能力回到實驗前的狀態。說起來，這點其實非常符合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很少有人會在使用新手機的第一天，就把舊手機丟了——「留後路」是個符合人性的好習慣。

再者，社會實驗應該盡可能從小規模出發。這是社會實驗要向科學實驗學習之處。規模越小，變數越單純，我們就越能掌控其中的因果關係，據此做出調整和修正。台灣常見的「示範社區」就是一個既有的可能。它不會小到只有幾個人，以至於科技的社會實驗毫不「社會」，但也不會大到幾千人，讓我們根本稿不清楚到底用了這個科技之後，讓人滿意的新生活是因為這個科技，或是有什麼有其他原因。

科技發展的社會後果很難預測，但社會又不能因此不往前邁進。「柯林葛瑞奇兩難」無法消除，我們只能避開，而避開的方法，就是採取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的觀點，並輔以保持彈性和從小出發的原則。唯有如此，才能在躁進的科技冒險和蒼白的科技守舊之間，找到可能的出路。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2 期，2020.03.10

註定的困境：科技發展的兩難

2020-05-27T16:31:00.000+08:00

如同摩爾定律一般，當前科技發展的速度，比起過去的十年、二十年都要快得多。有些人甚至認為，奇點（singularity）就要來了。伴隨這種發展步調而來的，是對於科技負面後果的深深憂慮。人們希望並要求有效預測並控制科技發展，以便避開不如人意的結局。可惜的是，這種冀希有這著難以消弭的內在矛盾。

1980 年時，英國社會學家柯林葛瑞奇（David Collingridge）指出，預測科技和控制科技基本上是相互違背的兩種行動。當某個科技還沒完全成熟、廣泛應用時，我們頗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和介入它的發展，但問題在於，此時我們並不知道它會帶來什麼社會後果；相反地，當我們可以清楚猜到或者見到某個科技帶來的社會後果時，這個科技往往已經技術成熟且被大量使用，以至於我們很難再去做出任何大幅度的修改或者撤回（註）。

這就是所謂的「柯林葛瑞奇兩難」（Collingridge Dilemma）。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汽車。一般認定為「現代汽車」的雛型大約誕生於 1885 年，但直到最近二十年，我們才意識到汽車不只污染空氣還會破壞生態（想想石虎）。現在即使再多科學證據告訴我們必須減少開車，多數人還是很難做到——為什麼？因為一個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系統早在一百年間建立了起來。當前的道路硬體、交通號誌、甚至法律規定，不只在個體層次阻礙我們改換交通工具，在集體層次也讓一個社會或國家難以大幅度轉向其他的交通科技。

另一個例子是核能。當前想要用綠能取代核能的最困難之處，仍然是核能作為基載的能力。簡單來說，就是核能能夠提供比較穩定的發電，而「穩定」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多數的電子設備都需要穩定的電壓與電流才能運作，而人類社會的運作正是建立在這些穩定運作的電器之上——我們常把這些電器視為裡所當然的「背景」，難以想像一種忽然有電又忽然沒電的生活型態。當然，這不是說綠能絕對無法取代核能，而是指出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這種取代並不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

柯林葛瑞奇兩難，會因為科技的複雜程度越來越高，而變得越來越艱鉅。原因是，一項科技的技術程度越複雜，在創造與設計它的過程中，就會有越多的人、事、物牽扯其中，與該科技組成一張「共存亡」的網——看起來各自獨立，實則相互依賴。當科技的網越大，意味著要撼動或改變它的成本越高。前述汽車的例子中，我們很容易想到，因為太多人依賴汽車出行甚至維生，所以改變交通科技並不容易，但如果是和我們生活無關的高科技，比如說貫穿法國與瑞士「粒子加速器」呢？

這個粒子加速器的正式名稱是「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用於高能物理研究。表面上看，與這個加速器有關工作人員，還有依賴它做實驗的研究者，整體數量一定少於開車的人，但深究起來，這個加速器關乎整個物理學領域的基礎，甚至一般大眾如何理解宇宙，而且造價及其昂貴，因此人類社會與它的連結程度實際上超過汽車。雖然粒子加速器不一定會帶來危險，但它那隨著高度技術複雜度而來的龐大科技網，使得我們很難捨棄這樣的科技——即使對多數人來，我們好像根本用不到它。

正如柯林葛瑞奇所言：「當改變還很容易的時候，我們難以預見何以需要改變；但當改變的需要顯而易見時，改變早已變得昂貴、困難、而且耗時。」對於科技發展來說，這是一種難以脫逃的命運，困擾著人類社會。當科技變得複雜，柯林葛瑞奇兩難也會加劇。於實際生活幾乎無關的粒子加速器尚且如此，遑論人工智慧或基因編輯這種勢必影響你我的先進技術。

我們能夠克服柯林葛瑞奇兩難嗎？該怎麼做？問題的答案，下期分曉。

註：Collingridge D, (1980).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1 期，2020.02.10

人類會被機器取代嗎？最好先問什麼是人類

2020-05-05T15:56:00.002+08:00

人類對於科技發展經常有兩種擔心，一是「去技能化」（deskilling），二是「取而代之」（replacement）。上次專欄討論了前者，這次我們來談談後者。

所謂「取而代之」，與去技能化緊密相關，指的是：當科技能夠做越來越多人類會做與能做的事，某些能力甚至超越人類，人類就會被科技從原來的位子趕下來。這種「位子」，大致分為兩個層次：小範圍可指人際關係中的角色，或者工作領域中的職位，大範圍則指人類身為萬物之靈的地位。

擔心科技在人際關係中取代人類，最常見的例子是性愛機器人（sexbot）。一派論者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提供身障者或情感交流困難者「性」與「愛」兩方面的基本權利，但有更多的反對者憂心，性愛機器人的發展實際上正在鼓勵和創造人類與機器的不正常關係——如果機器人能夠滿足人類各種慾望與需求，那麼我們將失去與其他人類交往的必要（見我對性愛機器人的進階討論）。

這種擔心並非不能理解，但可能言過其實，原因是：人際關係的珍貴與有趣之處，主要在於它的「不可預測」。人際交往——尤其是談戀愛——多數時候都像打乒乓球那般你來我往，我們很難確定或知道對方的回擊／應如何。如果對方的球路全然可預測，一開始我們可能會感到滿足，但時間一久，無聊感勢必逐漸浮現。性愛機器人大多是這種可以預測球路的對手，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本來就設計來讓人類在人際乒乓球中獲勝。

機器在工作領域取代人類，是從 19 世紀就已經存在的焦慮。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代表——紡織機——造成許多手工藍領失業，這些工人因為憤怒所以經常搗毀工廠裡的紡織機，被稱為「盧德主義者」（Luddites）。如今這個詞用於泛稱反對科技發展的運動與抗議人士。盧德主義的問題，在於忽視整體圖像：個別工作職位可能被機器取代，但就過往的歷史來看，科技發展通常帶來更多的工作，而非更少。換句話說，整體的工作職缺其實變多了，問題是人們是否願意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能。

暢銷作家馬丁．福特（Martin Ford）曾在《被科技威脅的未來》一書中預言，盧德主義過去或許是錯的，但現在很可能成真，原因在於：當「動手」為主的藍領工作被機器取代，人類可以往需要「動腦」的白領工作移動，正如過去一百年來發生的那樣，但 AI（人工智慧）的發展正在追趕、甚至超越人類的動腦能力。換句話說，人類全體失業在即，因為人類的最後防線——智慧——即將被 AI 擊潰。

這個論點，正好將我們導向最大範圍的取代焦慮。如果機器變得跟人類一樣聰明，甚至比人類更聰明，人類還能號稱萬物之靈嗎？我們是否會被趕下食物鏈的金字塔頂端？依稀記得，AlphaGo 打敗人類最強棋手李世乭的那天，許多人開始哀嘆人類地位已經不保。事實上，從目前的 AI 發展來看，這種擔憂實屬多慮。

AI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窄的」（narrow），另一種則是「普的」（general）。窄的人工智慧只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很好，比如說人臉辨識。普的人工智慧則像人類，可以做許多事情，即使都不太專精。顯然，AlphaGo 屬於前者。當李世乭敗陣下來，轉頭拿起水杯喝一口水，這個簡單得不得了的人類動作，AlphaGo 即使有個機器身體也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問，人工智慧贏在何處？答案是：有明確規則的競賽，例如下棋和算術。明確的規則，意味著理性的推理。試問，在這種「一板一眼」的規則競技上，人類怎麼可能贏過機器？我們之所以擔心被機器超越，正是因為我們把人類定義為「理性的動物」。我們把人類最像機器的部份拿來和機器比較，甚至常常要求人類就該理性——像一台依循規則做出判斷的機器。

不可預測、不按牌理出牌、不理性，才是人類的天性。在崇尚理性的現代社會，這些經常被視為人類的缺陷。事實上，這反而是人類的獨特之處，讓人類難以被取代。我要說，科技發展並未威脅人類的生存和地位，而是人類看待自身的方式。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0 期，2020.01.10

科技讓人類失去技能——但有那麼嚴重嗎？

2020-03-09T21:41:00.001+08:00

當機器能做、會做的事情越來越多，社會大眾的各種擔心也隨之增長。這些擔心主要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稱為「去技能化」（deskilling），第二種則是「取而代之」（replacement）。這期專欄，主要談談前者。

所謂「去技能化」，指的是由於科技發展，原先人們習慣也常做的事情，變得不再需要，而時間一久，人們就逐漸喪失做這些事情的能力。比如說，許多人經常擔心現在年輕人越來越不會寫字（英語系國家的長輩則擔心年輕一代不會拼字），因為他們從小就靠打字來「書寫」——其實，這已經沒有「寫」的意涵了。再比如，不少父母擔心孩子從小拿平板和手機、透過社交媒體與人溝通，長大就無法和別人面對面溝通或者發展親密關係。

諸如此類的說法，雖然不能說無的放矢，但往往過於誇張，幾近「科技威脅論」。反去技能化的最大問題，在於論者往往站在目前的立場來評估某個技能的價值與必要，換句話說，就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衡量未來的事物。雖然我們很難跳脫當前的視野與脈絡，但如果因此僵化或拘泥，很可能會帶來遭後世訕笑而且看來荒謬的後果。

來看一個知名的例子：大哲學家柏拉圖（大到有人說「全部哲學史不過是對柏拉圖的註腳」）曾經在他的《費德羅篇》（Phaedrus）中，藉由蘇格拉底之口，大力質疑甚至反對文字與書寫。主要的理由，在於柏拉圖認為，書寫文字雖然可以把事物或想法記錄下來，卻也鼓勵書寫者遺忘。在沒有文字和紙筆之前，或者至少人們不依賴它們之前，人類有各式各樣的記憶方法和技巧，而書寫會讓這些能力變得沒有必要。也就是說，書寫科技（文字、紙、筆…等）帶來去技能化的結果——人們的記憶能力遭受侵蝕然後逐漸消失。

有的讀者可能已經開始發笑：柏拉圖到底在說什麼？是的，如今幾乎沒人會認為記憶技巧和方法有多麼珍貴，更不覺得僅靠口耳相傳的時代有何令人嚮往。如果當初人們因為擔心去技能化，於是全力阻止書寫科技的發展，現在的我們就不會有在時間長河中逐步累積起來的各種知識。事實上，柏拉圖甚至認為，寫下來的文字只對書寫者有效，因為它只是「提醒」書寫者早已知道的事，對於不知道的人而言，那些文字無法提供任何知識。柏拉圖忽略的是，人類從來沒有「寫完就算了」，反而利用這些文字來比對、傳遞、溝通、製造、和堆疊已知和新知。

也許人類失去了記憶的技能，但同時也獲得了新的技能。如何遣詞用字才能喚起情感？要用什麼字眼或符號才夠客觀？數學式子左右兩邊調換會如何？文字紀錄透露了怎麼樣的過往？這些都是人類與書寫科技的「互動」之下，所產生並學會的新技能。換句話說，真正重要的技能，並不是人類本來會做什麼，而是人類如何與科技相處。

延展心靈論（extended mind theory）強調，心靈從來就不在人類的內部（不論是大腦或者任何地方），而是人類加上外在事物。一個看著地圖找到正確地點的人，和一個單靠記憶力到達相同地點的人，其實並無二致。事實上，前者能去到的地方往往更多。換句話說，如何善用科技，讓它成為我們思考或行動的一部分，才是真正應該具備的技能，而這種技能往往會帶來更多的技能。

比如，許多旅人都有一個共同印象：歐美收銀員不太會找錢，不懂「湊整數」。然而，對於亞洲國家來說，這常是家常便飯——亞洲教育下的民眾心算技能通常蠻好。然而，十分有趣的是，我們並不是國際數學大獎的常客。這某種程度說明了，當計算機（computer，也指電腦）已經可以處理從簡單到複雜的計算，那麼這些原本屬於人類的技能就越來越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如何利用計算機來處理更複雜和高階的問題。

科技的確會造成去技能化，但這究竟是否值得我們憂慮，要看那個技能是否真的很珍貴。很多時候，答案是否定的。人類失去某些技能，往往不是因為被迫或者出於無奈，而是因為一方面發現那個技能其實沒這麼有價值，另一方面則看到有更重要的技能必須發展或學習。如果擔心被去技能化，那就從現在開始培養最重要的技能——如何善用科技——吧！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29 期，2019.11.10；英文版本請見 MEDIUM。

日本手機和關不掉的快門聲

2019-12-27T16:52:00.000+08:00

幾年前，我去日本參加學術會議，會議結束後，免不了大家合照留念一下。「喀嚓、喀嚓、喀嚓」。快門的聲音此起彼落，有點吵——咦？是用手機拍的啊？通常手機拍照是沒有聲音的。我好奇詢問了新認識的日本博士朋友們，為什麼他們拍照時手機都有聲音？他們說，在日本，手機相機的快門聲是不能關起來的。

為什麼？我請他們幫忙查找日文相關報導，自己也看看有無中文或英文討論。可惜，數量非常少，三種語言加起來大概不超過六篇。不過，已經足夠拼湊出箇中原因。

2000 年時，全世界第一支具有照相功能的消費型手機，在日本上市，由 J-Phone（日本手機大廠 Soft Bank 前身）所開發、製造。由於拍照變得非常方便，加上日本人習慣使用手機 email（而不是簡訊）溝通，一時之間形成所謂「写メール」（sha-mail）——写真（拍照）＋Mail（郵件）——的風潮。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偷拍」（盜撮）問題，尤其在像東京這樣擁擠的大城市。

為了解決偷拍問題，日本政府不只加強宣導、建立更好的通報機制，也大幅加派警力（特別是各大地鐵站）。無奈情況未見好轉。令人意外地，日本電信業者在自主設立的規範（日本の通信事業者の基準）中，開始規定所有在日本製造和販售的手機，內建相機的快門聲必須永遠開著——即使手機調成靜音模式也一樣。此後，偷拍事件雖然沒有完全消除，但明顯一降再降。

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段精彩的故事。「偷拍」確實是個道德問題，但它的加劇和緩解，都和品德教育沒有太大關係，反而關乎技術設計。傳統相機（包含單眼和雙眼）依賴實體「門」的開啟和關閉來控制光線打在底片上，但數位相機依靠的是感光元件（CMOS 或 CCD），所以實際上完全不會發出機械運動時的「喀嚓」聲。

數位相機的「無聲」，還不至於造成偷拍氾濫，畢竟手上確確實實是一台相機。然而，當相機內建在手機裡時，不只設備本身看起來不再是一台相機，更模糊了「使用手機」和「使用相機」兩種行為的邊界——當某人把手機放在他的面前時，他究竟是在用手機打字或用相機拍照？這種設計讓拍照行為本身得以隱匿在使用手機的行為當中，大幅降低了拍照被發現的風險（再也不用像狗仔隊一樣躲起來），也因而增加了偷拍的可能性與方便性。

當手機設計師和製造商在數位相機中模擬傳統相機的快門聲（換句話說，這個聲音是「假」的），並且使之無法關閉，逆轉就發生了。一方面，快門聲再次把相機和手機模糊邊界帶了回來，不只提醒使用者本人，也告訴周遭的人，現在他拿在手上的是相機，而不是手機；它也同時迫使用者和周圍人評估「使用手機」這個行為。另一方面，快門聲的強制性轉換了風險的承受者，周遭的人不再身陷擔心「被偷拍」的泥沼，相反地，企圖偷拍的使用者則暴露在「被發現」的風險之中。

為什麼不乾脆重新分離手機和相機——嚴格禁止手機內建相機？當然，這在技術上絕對辦得到，但很難說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強制快門聲雖然有效阻礙偷拍的可能，但它沒有禁止臨時起意並受到允許的拍照。我們——相機手機的使用者——仍然可以享受快拍帶來方便、趣味、和驚喜。如果當初採用禁止策略，就很難會有如今蓬勃發展的快拍文化和攝影社群，大概也不會有 Instagram 這種繽紛多彩的社交平台。

強制快門聲已經成為某種「必需」。即使 Apple 一向以全球一致為設計標準，日本販售 iPhone 的還是跟其他國家的不一樣——快門聲無法關閉。Android 手機亦是如此。更有趣的是，有些不在日本當地販售的手機，一旦插入日本 SIM 卡，關閉快門聲的選項也會自動消失。當然，強制快門聲仍有破解方法，但對多數人來說並不簡單，通常也不會這麼做。

很少有日本人覺得這種設計讓他們失去手機拍照的自由。他們覺得「本來就這樣」。當我告訴新認識的日本朋友們，我的手機是沒有快門聲的，他們甚至很驚訝地說——「真的嗎？」彷彿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對自由有不同的標準一樣。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27 期，2019.09.10

寫論文又卡關了嗎？研究生的光明燈：《論文教室》

2019-12-17T23:02:00.000+08:00

吼，為什麼這本書沒有早點出？害我晚畢業！

這是我讀完《論文教室》的第一個想法。正在寫或者曾寫過論文的研究生，絕對知道什麼叫做論文地獄。無奈的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無頭蒼蠅，什麼時候一頭撞死都不知道。《論文教室》簡直就是光明燈，告訴我們方向在哪。

台灣書市裡，教研究生寫論文的書不多，這本《論文教室》來得正是時候，而且它不無聊、很好笑，甚至可能是最易讀的一本。雖然日文原著新版出版於 2012 年，但仍然適用於今日（據說已經再刷 20 次以上），畢竟學術世界的規範和格式一直很穩定（也就是說，沒什麼進步啦）。

作者在書中塑造了一個「作文差勁男」（還指定人家是理工的，引戰嗎？），而作者的工作就是「循循善誘」他把期末論文寫好。這兩個人的對話——作者是哲學家，難怪選用「對話錄」形式——讓我們很容易就學到什麼是論文、論證怎麼做、架構如何安排、甚至標點符號和格式規定。

要寫論文，首要條件就是搞清楚「論文為何」。《論文教室》劈頭就講明論文的三個條件：

針對給定的問題或者自己的提問，
主張一個明確的答案，
為了在邏輯上支持該主張，提出事實上和理論上的根據來論證該主張。（頁 37）

寫得非常好（拍手）！這說明了，論文不是新聞報導，不是小說故事，更不是情感氾濫的心情散文。重點在於：論證。這讓論文和其他文體顯得不同。因為論證，論文通常比較冷靜（甚至冷酷），讀起來通常比較無聊，而且篇幅比較長。所以，如果看到有人說某篇論文「很溫暖」，或者強調「論文要有溫度」（最近很流行），那就要小心了。雖然很無情，但寫個感人的弱勢群體故事，真的不算是論文。

台灣教育鮮少教導學生「論證」這回事，一直以來我們只學會「給出標準答案」（亞洲國家可能都差不多，我猜）。偏偏做研究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它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你的回答只能靠你自己來贊聲。每年都要拿出來講一次的法國哲學大會考，反映的就是台灣教育缺乏「論證能力」的培養（註）。也難怪，多數台灣學生遇到寫論文就懵了，然後大喊一聲「吼～」。想要知道怎麼論證，什麼樣的論證是強的，哪些論證是可行的，真的要好好閱讀第六章〈論證的技術〉喔！全書最精華大概就是這一章了。

論文地獄摧毀你的身心靈！（圖片來源：ETtoday）

第七章〈「Paragraph 寫作」的觀點〉也很重要，可以視為論證技術的一環。根據作者，Paragraph 有兩層意思，一種簡單來說就是「分段」，讓文章具有韻律感。讀到一頁毫無分段的文字會很想吐，大家都懂的吧。第二種意思，則是論證的最小單位。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呃，一個段落只講一件事情。這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呃，直接去買書來看比較清楚。作者真的有很仔細的解釋，還附上練習範例。合適的 paragraphing 真的很重要，可以讓你論文讀起來行雲流水，不會一團漿糊。假如你有很好的論點，那更需要好的 paragraphing。假如讀者完全讀不下去，那你的精心構思就白忙一場了。

書中還提到幾個讓人心有戚戚焉的點。例如，研究生一定聽過指導老師碎念說：「要有問題意識」。但一來，這倒底是什麼鬼；二來，就算知道也生不出來。於是，研究計畫一直卡住，然後就…碩三了（夭壽喔）。作者很明白地說，問題意識常常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寫作過程中慢慢變得清晰和具體，而且很多時候，問題意識是「編」出來的。先有想法，寫了東西，導出結論，回過頭來再設定你的問題（這個過程可能來回多次）。說白了，就是先射箭再畫靶。這聽起來很不自然，但我相信很多過來人都有類似經驗。論文中的「發問」其實多半只是引子，目的是要帶出你的觀點和看法，所以編造一下沒這麼嚴重啦！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就是作者說，論文應該要易讀易懂。作者在這裡主要討論日文的遣詞用字，雖然和中文有點距離，但核心精神我百分之兩百支持。很多論文喜歡故作高深，雖然不至於無法讀懂，但我至今仍無法理解為何要為難讀者。如果可以用白話文講清楚，為何要用文言文呢？高度抽象的文字看起來雖然詩意，但實際上往往空洞，而且我猜作者多半也不真的知道自己想講什麼。

這裡提供一個檢查自己文字的好方法：你有沒有辦法解釋給你的爸爸媽媽叔叔阿姨嬸嬸姑姑聽懂。如果可以，那表示你是真的知道你在寫什麼（是說，如果他們全都是大學教授，這個測試大概會失準）。如果知識是全人類的公共財，那麼鎖在象牙塔裡的論文其實毫無意義。沒有什麼比讓更多讀者接觸到你的想法更值得的了——人文社科的論文更是如此。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圖片來源：ETtoday）

好像寫太多了，最後稍微提一下我覺得有待商榷的地方。作者說，論文標題沒那麼重要，只要能夠點出論文主題就夠了。我有點不太同意。現在論文產出數量超大，我們根本沒有時間一篇一篇檢查是否值得一讀。如果網路或媒體文章需要絞盡腦汁「下標題」來吸引讀者點閱，那麼學術論文也應如此。勾引讀者的標題本身不是問題，標題黨——有標題但沒內容——才是。如果你認為你的論文值得一讀，那麼請為它下一個「不點開會很難受」的標題吧！

另外，作者提到，論文是線性的，所以必須好好安排整個軸線。目前看來，這是正確的，但我猜幾年之後可能改變（也應該改變）。論文之所以線性，是因為它往往是紙本。但我們已經越來越少用紙本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電子閱讀，還有不同的媒體形式。所以作者所謂的「地下莖式」論文，越來越有實現的可能。透過超連結（Hyperlink）直接連往或下載參考文獻、甚至其中的特定語句，或者直接嵌入（embed）影片和聲音，都能大幅增強論證的效果，突破線性論文的僵化和死板。這是論文的未來，我們應當保持開放。

很難說一本論文教學書有什麼好不好看的，但《論文教室》是真的精彩，看完你會醒著而不是睡著。雖然我不懂日文，但翻譯讀起來十分流暢，從幾個譯者註也看得出翻譯者的用心。此書的後 1/5 比較和日本文法與標點相關，但核心論點和精神仍然適用於中文寫作。《論文教室》裡的重點不一而足，本文只是略舉幾個。書中還附上練習題，頗適合老師拿來作為教學之用。

想要攻克論文大關，記得拿著本書，保證研究生的日子吃好睡好，還有寫好。

書名：論文教室：從課堂報告到畢業論文
作者：戶田山和久
譯者：林宗德
出版：游擊文化
時間：2019 年 4 月

註：為了配合新課綱，從去年（2018）開始，學測已經開始考非特定立場的論說作文，或可成為改變局勢的濫觴，希望平時教學亦能隨之轉變。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故事．說書】網站，2019.08.04

雙面哥吉拉：科技與自然的雙重隱喻

2019-08-21T16:43:00.001+08:00

在電影院聽到哥吉拉（Godzilla）的嘶吼和主題曲，總是讓人熱血沸騰。近年哥吉拉成功復興，不管是 2016 年的日版《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或者今年的美版《哥吉拉 II：怪獸之王》（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票房都非常亮眼，帶著這頭年逾 60 的怪獸再次回到大眾眼中。在這兩部傑作中，哥吉拉形象都跳脫以往，反映了人類與自然和科技關係的雙重變化。

從 1954 年誕生之初，哥吉拉就一直和核能（更精確地說，是核輻射）脫不了關係。如果談論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傷痛令人不忍開口，那麼就來閒聊造成類似傷害的怪獸吧！在原始設定中，哥吉拉因為受到核輻射而突變，殺傷力完全是人為催生出來的。換句話說，與其說哥吉拉是「自然的」，不如說哥吉拉是「技術的」。日本社會如何應對哥吉拉，就是如何應對某種危險的技術。但哥吉拉的這種「技術性」，卻在往後的系列電影中越加隱晦，甚至逐漸消失。

趨勢清楚可見，哥吉拉的技術性被淡化，自然性則越來越明顯，作為遠古生物的一面常被提起。2016 日版哥吉拉剛出現時，令人傻眼，因為那根本不是一隻龍，而是一條不停蠕動爬行的幼蟲，後來才發育成為我們熟悉的怪獸樣貌。這種成長，是生物的特徵，而不是技術。如果哥吉拉代表著核能，那麼這種轉變似乎意味著，核能已經較少被視為全然人造的產物，反而比較像是某種既存的自然潛力透過技術而釋放。因此，過去那種對「人類製造出怪獸」的批判變得稀薄，濃厚的反而是人類社會如何處理某種突然出現的非人為危機。

像蟲一樣扭來扭去的幼年日本哥吉拉～好可愛！（蛤？）

當然，透過電影中官僚不停開會的畫面，導演庵野秀明似乎有意批判日本官方面對 2011 福島核電廠事故反應緩慢、忙著卸責，但實際上對於核能本身的批評卻大幅少於以往，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對於強大的哥吉拉，最後的做法只是把牠「凍結」，並且宣告「以後只能想辦法和平共處」。這種應對哥吉拉的方法，幾乎反應了近五年來，日本社會與核能科技關係：封存、觀望、然後重啟，視之為雖有風險但可以善加利用的資源。

把哥吉拉視為幫手而非威脅的態度，在今年美版哥吉拉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除了哥吉拉以外的其他怪獸，在全世界造成巨大破壞，所到之處一片狼藉、寸草不生——這不正是氣候變遷導致地球崩潰的後果嗎？如果說 2016 日版哥吉拉處理的是人類與核能的關係，那麼 2019 美版哥吉拉則是擴大了版圖，打造出一種人類—自然—科技的三角關係。電影中，哥吉拉被人類寄予厚望，雖然能力強大到令人懼怕，卻是打敗其他怪獸的唯一機會。這無疑暗示了使用核能緩解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

吼！看我的頂級核能嘴炮！

這種暗示，最明顯不過之處，就在於人類試圖用核子彈頭和潛艇「恢復」哥吉拉的時刻。核能射線是過去哥吉拉令人畏懼的因素之一，如今卻搖身一變成為哥吉拉最令人讚賞、甚至值得「培養」的能力。如同 2016 的日版哥吉拉，這頭被餵養的美版哥吉拉，也是存在已久的古生物，電影中甚至提都沒提牠是否是人類科技發展造成的後果。1954 初代哥吉拉的設定幾乎消失，人類不過就是協助釋放甚至加強某種自然界中存在許久且潛力十足的能力。電影最後，世界恢復生機，也帶出了和日本幾乎一模一樣的宣告：人類只能與哥吉拉共生。

近年這兩部哥吉拉電影，即使都不否定哥吉拉可能帶來危險，卻也開始大量賦予哥吉拉正面意義和作用。哥吉拉變得越來越不像人類造成的災害，反而是某種可資利用的資源與潛力。事實上，哥吉拉所代表的不只是核能，牠可以象徵任何力量強大卻帶有風險的科技，而這兩部電影所訴說的，都不再是對這種「科技哥吉拉」的全然的拒斥（或接受），而是人類與其共同生存的必須與必要。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25 期，2019.07.10

自駕車能解決道德困境嗎？或許不能，但你更不能

2019-07-11T22:12:00.001+08:00

自動駕駛汽車（autonomous car）能夠取代人類駕駛嗎？這個問題，不是在問技術上能否辦到，而是在問是否應該讓 AI（人工智慧）全權掌控汽車、做出道德決定——前方有三個老人、兩個孩子、一個孕婦，非得選一組時，自駕車應該撞誰？這個典型的「電車難題」（註），是目前自駕車各種倫理討論的核心，甚至有不少論者認為，如果自駕車無法處理這種道德困境，那麼自駕車就不應該發展或上路。這種討論方向不能說錯，但其實幫助不大、甚至略嫌誤導。

我們常常認為，科技不應該犯錯，會出錯的科技就不應該採用。這就是為何，一旦自駕車出車禍撞到人，媒體往往大肆報導，視為自駕車危險的明證。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科技是否會犯錯，而在於科技是否比人類更不會犯錯。換句話說，面對「應該撞誰」的道德難題時，我們應該看的是：自駕車能比人類做出更好的決定嗎？正是在這一點上，用電車難題來做比擬，其實頗有問題。原因是，電車難題不是突發事件，我們有時間考慮，但行車中眼前突然出現人影往往只有幾秒鐘，時間少到駕駛根本來不及做決定。有車禍經驗的人一定曉得，在車禍當下，我們根本還沒做出決定，就已經撞上了——事後多數駕駛都會說：當時腦中一片空白。

自駕車不會一片空白，它持續計算、找出最小傷亡。在這一點上，就算自駕車無法做出比人類更好的決定，但至少不會比人類差，畢竟人類很多時候其實連決定都沒做。能夠計算傷亡的自駕車，說不定還能讓你比任何駕駛都更道德。很多人都同意，犧牲自己搶救多數人或老弱婦孺是一種極高的美德，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非常難做到（要不然犧牲自我就沒什麼好歌頌的了）。自駕車可以幫忙——它可以選擇鎖死輪胎，不撞到其中任何一組人，但讓你傷或亡。自駕車反而可以幫助人們克服面臨道德抉擇時的軟弱和躊躇。問題是，這種車子根本賣不出去：MIT 的調查顯示，多數人希望自駕車盡可能降低傷亡人數，但又希望他們的自駕車不計代價保護駕駛。我們應該細想，問題究竟出在科技還是人類？

自駕車最難應對的情況，其實跟人類駕駛最難應對的情況一樣，就是那些突然衝出的路人或車輛。他們的「突然衝出」，往往是因為違反交通規則。換句話說，自駕車面對的道德問題之所以難以處理，經常是因為那個問題本身就是已經錯誤行為的後果，而無關於自駕車有無能力做出正確決定。自駕車依賴的是規則（演算法），它的最大效用必須在一個其他事物都遵守規則的環境中才能體現。就像車輛能夠成為我們主要的交通工具，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能夠通行無阻、翻山越嶺，而是因為我們在各種地方鋪設了足夠平坦的道路。要討論自駕車是否犯錯，不能只看自駕車本身，也必須看到它的運用情境。

一方面，人類不見得比自駕車更能應付他人違規造成的突發狀況；另一方面，困境的根源在於不守規則的人類，而不是自駕車本身。我們常常覺得自駕車難以應付當前複雜的交通情況，是因為我們想像的情境，常常是一台自駕車在「目前的」交通環境中行駛，而這種交通環境充滿各式各樣不按規定行事的路人和駕駛。不難想像，如果路上的多數車輛都是自駕車，車與車的車禍一定會大幅降低。同樣地，如果有任何新創科技幫助行人不違規穿越馬路，車與人的車禍也會變得少之又少。再一次，問題多半在人類，而不是科技。只看到和挑剔科技的不完美，卻忽略人類犯下的各種錯誤與責任，其實無濟於事。

因為自駕車難以做出令人滿意的道德抉擇，所以拒絕或抗議自駕車的發展與上路，實際上見樹而不見林。只要自駕車能比人類犯下更少錯誤，我們就應該支持、採用、或者接受。指責自駕車造成傷亡（即便非常少數），或者糾結自駕車可能面對的道德困境，往往忽略這樣的指責或糾結本身很可能正是最大的倫理問題：捨棄足以大幅降地車禍死傷的科技方法，任由當前以人類駕駛為主的龐大肇事數量持續下去。

註：電車難題是倫理學的思想實驗，假設你看到煞車失靈的有軌電車，即將撞上前方軌道上的 5 名工人，而旁邊的分支上只有 1 名工人，如果你什麼都不做，5 人會被撞死。你也可以按下手邊按鈕，讓車電轉軌駛入分支，撞死 1 人。你是否應該犧牲 1 人拯救 5 人？此實驗主要探討功利主義與道德義務論的見解。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21 期，2019.03.10

很能動的植物賽柏格

2019-06-18T13:52:00.000+08:00

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最近做了一個有趣的賽柏格（cyborg），名字叫做 Elowan。說到賽柏格，我們一般想到的是人類—機器複合體，想遠一點的話，可能是動物—機器複合體，但 Elowan 很不一樣，它是植物—機器複合體。這種合體到底能幹嘛？有什麼哲學意義嗎？

Elowan 看起來如同家中盆栽，但它的底座加裝了移動裝置（馬達和輪子），看起來很像把盆栽安裝在小一號的遙控汽車或掃地機器人上。研究者將電極插入葉子與莖部，並把另一頭連接移動裝置。一旦電極偵測到葉子或莖部中微小電流的變化，就會根據該電流的變化狀態驅動移動裝置。於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當你在 Elowan 的右邊開燈，Elowan 就會往右邊跑，反之你在左邊開燈，Elowan 又會往左邊移動。

我們從小知道植物有向陽性，但很少這麼看到這麼直接而且具體的表現。有趣的是，Elowan 的製作者說，他們並沒有預先假定植物喜歡追著光跑，這也是 Elowan 和其他植物—機器複合體的不同之處。其他複合體雖然也號稱賽柏格，但實際上指令並不來自植物，而是事先安裝在機器上的感光板。換句話說，那些植物—機器複合體的背後原理是：植物喜歡光，感光板說那裡有光，所以往那邊移動。相反地，Elowan 的移動指令完全來自植物本身——是 Elowan 真的想要（want）這麼做。

問題是，植物真的會「想要」怎樣嗎？不是只有動物才會「想要」幹嘛嗎？而且，嚴格說起來，搞不好只有人類才會「想要」，畢竟動物的許多動作只是不帶思考的自然反應而已。這個問題牽涉到我們對「能動性」（agency）的看法。一般來說，能動性被視為人類的專屬特質（尤其是所謂的主觀能動性），只有人類會想望、考慮、決定、然後行動——亦即，人類才能「採取行動」。然而，「主動」追著光跑的 Elowan，似乎也在「採取行動」，不是嗎？

關鍵在於科技。我們應該先問，Elowan 的追光行動是如何「被看到的」？如果沒有移動裝置、如果 Elowan 不是賽柏格、如果 Elowan 只是你家或我家盆栽，我們能夠看到這種行動嗎？顯然不能。不同於安置在地面上的芸芸眾樹、眾花、眾草，Elowan 顯得很有活力、行動自如。那麼，我們可以說，植物其實都有能動性，只是 Elowan 透過移動裝置把這種性質展現出來嗎？

大概很難這麼說。原因是，這種跑來跑去的能動性，只有在移動裝置存在的時候，才會出現。因此，與其把這種能動性視為植物擁有的特性，不如說它是植物和科技合作展現出來的成果——能動性不在植物中，也不在科技裡，而是植物與科技雙方複合之後才得以萌生（emerge）的產物。換句話說，植物沒有能動性，科技也沒有，但是 Elowan 有。

這種觀點似乎也能用於人類。人類採取「開車前往某地」的行動，無疑是人類能動性的展現，但這種能動性是人類加上汽車才能夠出現、也才能被觀察到的。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奇怪，但假如我們把 Elowan 的移動裝置弄成一台汽車樣子，在看不到駕駛的情況下，喜歡開車去看電影的你，和喜歡開車接近光線的 Elowan，在行為上其實看起來並無二致。

美國曾經流行的露天汽車電影院，連下車都免了

Elowan 這個小小的植物賽柏格，雖然初俱雛型，也不曉得未來會有什麼發展，但它似乎已經敲響能動性的概念之門。植物可能跟人類一樣具有能動性，但這不是說植物和人類一樣會思考或計算，而是說，如果把能動性看成是「○○＋科技」的產物，那麼人類不見得比植物更有能動性——如果人類沒有任何科技的話。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9 期，2019.01.10

最終章：技術設計與人類自主的三層意義

2019-05-15T22:32:00.000+08:00

技術形塑人類的知覺與行動。沒有圍繞身邊的各種技術——無論它們多麼簡單——我們的生活與社會不可能是現在這個樣子。如果技術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一，那麼追求不受技術影響的自由，無異於緣木求魚。傳統觀點裡的消極自由（freedom from）或積極自由（freedom to）實際上並不存在，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也只能是「伴隨…的自由」（freedom with）。這種理解對於技術設計來說，有三層意義。

行為嚮導技術系列文章：

首先，如果技術無可避免影響人類行為，那麼任何技術潛在而言都是行為嚮導技術（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即使該技術並未刻意設計來改變或塑造人類行為。例如，微波爐的發明原意在於減輕烹煮食物的勞務，希望幫助女性從廚房中解脫，結果卻促使與加強個人主義和核心家庭的興起。因為烹調方便，過往那種全家一起享用「辛勤成果」的場合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獨食」——吃飯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今，隨著進食活動而展開的群體交流與情感聯繫已不再是每日常態，反而比較像是特定節日的特殊約定，經常要先有目的才去安排。這樣的例子，意味著設計者在設計任何產品的同時，其實也在設計人類行為。因此，盡可能預測與安排未來產品的行為效果，成為設計者難以擺脫的責任。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自由觀已經不再適用的情況下，我們一般認知的「自主」（autonomy，意義非常接近積極自由）多半也是技術塑造的產物。舉例來說，雖然選擇開車而非騎腳踏車出門看起來是個自主決定，但實際上多數的駕駛並非在出門的那一刻才「做出決定」，對於開車的偏好早就在成長與生活過程中逐漸養成。汽車廣告、交通建設、氣候條件，無一不在時時刻刻告訴我們「開車好、騎車累」，而這種想法又會在實際行為中獲得確證：對於很少騎腳踏車的人來說，騎腳踏車真的很麻煩又很耗力。更糟糕的是，這樣的自主經常使得當前民主制度成為社會改變的阻礙而非動力。不難想像，偏好開車的選民，往往投給支持和提出「以汽車為中心」交通政策的候選人，而依據這些政策建造或都更的城市往往又會回過頭來加強這種自主——即使它不是真正的自主。換句話說，在物質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僅靠教育——教導人們理性思考——就促使人們做出正確決定，然後改善問題。

最後，既然自主是技術的產物，而且有特定偏向，那麼任何試圖改善當前行為的行為嚮導技術，都不應該被視為對自由的威脅，而應該是對自主的平衡。對於有菸癮的人來說，持續跳出「少抽菸多健康」的彈窗（勸服科技）和刻意不設置吸菸室（物律），可能正在侵害他們選擇抽菸的自由，但從本文的角度來看，抽菸的自主正好是香菸廣告、便利商店香菸牆…等技術的產物，菸隱者實際上缺乏真正的自主，而設計來協助戒菸的行為嚮導技術反而有助於恢復自主。換句話說，行為嚮導技術並不是把人們從毫無外力影響的自主推向某個方向，而是把已經失去平衡的自主帶回不偏不斜的狀態。再一次，意志力一向是虛無飄渺、需要時就沒有的東西，因此與其寄望意志力能夠幫助我們取得掌控自我的能力，不如把眼光投向行為嚮導技術的設計與使用。

如果科技無所不在，時刻影響人們行動，而且多數時候人們的自主是許多技術的非意圖後果，那麼在面對錯誤行為造成的社會問題時，只以知識傳遞、口頭勸說、道德啟發來衡抗既有技術的影響只會帶來力有未逮的結果。行為嚮導技術——尤其是物律——才是我們正在尋找的工具，必須放進工具箱裡。與其說行為嚮導技術侵害自由，或許更應該說：行為嚮導技術帶來了自主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utonomy），或者，自由的自主（free autonomy）。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7 期，2018.11.10

重新理解自由：技術是阻力還是助力？

2019-04-17T20:34:00.001+08:00

行為嚮導技術是改變行為的利器。擔心利器傷人或傷己無可厚非，但經過前幾期的連串討論，我們已經看到，放棄行為嚮導技術實為不智之舉。對於許多難以確定道德準則與公眾目標的社會問題來說，行為嚮導技術不只必要，而且應該採用「物律」的形式——透過技術的物質特性（materiality）來規範人們行為。問題在於，這是否表示行為嚮導技術乃是「必要之惡」，畢竟人類自由難以保全？

行為嚮導技術系列文章：

有個經典的希臘神話故事，常被拿來化解這種自由難題。荷馬史詩裡的戰爭英雄奧德賽（Odysseus，有時採⽤拉丁名 Ulysses 尤利西斯），在結束特洛伊戰爭後，和一幫弟兄打算搭船回鄉，但過程中不得不經過某個危險地帶——被海妖賽蓮（Siren）佔據的小島。賽蓮的歌聲美妙動聽，水手往往會被迷得七葷八素，主動靠近導致離開船身、踩空墜海。怎麼辦呢？奧德塞靈機一動，用蜂蠟把水手弟兄的耳朵嚴密封住，並請水手弟兄把他綁在船頭的桅桿上，同時下令不論他怎麼哀求，都不要解開繩索。

方法果然奏效，奧德賽和水手弟兄安全通過考驗、順利回家。在這個故事裡，繩索和蜂蠟顯然都是不折不扣的行為嚮導技術，那麼，我們可以問：奧德賽等人的自由是否受到侵害了呢？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奧德賽等人可以選擇聽賽蓮唱歌或者盡快回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海妖唱歌誘惑力顯然非常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把自己綁住或把耳朵封住，雖然降低了「聽賽蓮唱歌」的自由，卻能夠增加「盡快回家」的自由。由此，或許我們可以說，行為嚮導技術不一定會對自由造成傷害。

這個辯護其實略顯狡詐。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這種辯護與 Sunstein 捍衛助推的方法其實異曲同工。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假設：沒有人願意失去性命，不論是奧德賽本人或水手弟兄們。因此，即使繩索和蜂蠟都是十分強硬的行為嚮導技術，但它們並未真正干擾奧德賽等人的目標，僅止於干擾手段。然而，正如先前幾期討論到的，這種辯護很難適用於類似環保這樣的社會問題，因為面對這類問題，大眾通常難以獲得一致的目標。而且，純就故事來看，誰又知道奧德賽的船上，沒有寧願為歌聲而死的弟兄呢？

想要化解自由難題，最好的辦法，可能是重新理解自由。一般來說，自由會被區分成「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簡單地說，前者與一個人做選擇的當下情境有關，如果沒有任何因素限制或推動這個人，那麼他就擁有完整的消極自由（freedom from）；而後者指的則是一個人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目標和決定都依靠自己而非外⼒所訂（freedom to）。但經過一年來的專欄連載，我們已經看到，技術可以同時影響知覺和行動，我們幾乎找不到選擇當下沒有技術影響的狀況，也很難屏除技術對我們認知、習慣、個性、甚至情緒的塑造。

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生來如此」（human being），而是在與技術的互動過程中「成為如此」（human becoming）。正如先前提到過的技術哲學家 Peter-Paul Verbeek 所言：「我們之於科技的自由，如同我們之於語言、氧氣、或重⼒那樣。想著我們能夠脫離這些依存關係相當荒謬，因為這無疑是把我們自己移出這些賴以為人的關係之外。科技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一（Technology is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我們必須學著和科技相伴⽣存／⽣活──在每個字的每個意義上。」（註）

我們幾乎沒有純粹的 freedom from，也沒有 freedom to，我們有的其實是——也只能是——「freedom with」（和…一起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論是在英文或中文裡，都還沒有專門名稱。這或多或少說明了，我們過去對自由的想像和假設並不切實，也忽略人類難以脫離各種影響。其實，只要轉換對自由的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行為嚮導技術確有必要，但它並不惡，它是我們得以為人的原因。

註：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55.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6 期，2018.10.10

柔軟但危險：量身訂做的行為嚮導技術

2019-03-12T19:58:00.000+08:00

從 2018 年中開始，我們開啟了針對「行為嚮導技術」的一系列討論，從行為嚮導技術的種類劃分、效果差異、如何應用，到勸服科技的倫理準則與兩難困境，再到助推與自由理念的扞格以及背後的自由家長主義。顯然，「柔軟」（採取膜內路徑）的行為嚮導技術通常比較吸引設計師，因為對於他們的使用者來說，這樣的技術似乎比較不傷害行動與選擇的自由。然而，我們已經看到，那些看似能夠保障自由的設計守則，其實正在弱化行為嚮導技術的改善社會能力。

特別是在某些重要的議題——例如環保——上，採取勸服科技或助推多半是自廢武功或劃地自限，因為一方面，短期與長期目標的衝突導致我們很難確保每個人都同意以環保作為目的，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我們至今仍然缺乏壓倒性的道德論證來捍衛或確定自然極具價值，因此無法強力規定每個人都必須友善環境。顯然，面對這種需要共同行動才有可能解決的社會問題，比較「強硬」——採取膜外路徑——的行為嚮導技術，也就是「物律」，才是解決問題的契機。

反對者可能會質疑，為何不使用量身訂做的（personalized）行為嚮導技術？這種質疑的確呼應了近年勸服科技和助推的設計趨勢：在不違反使用者目標的情況下，有效改善使用者行為的方式——就是以他的目標為目標。這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想讓在乎錢的駕駛少開車，那就設計能夠計算並且跳出油費提醒的儀表板，或者，如果你的使用者在乎的是健康，那麼行為嚮導技術就應該送出「少開車、多健康」的訊息。大量使用這種行為嚮導技術，確實有可能在不違背使用者目標的情況下，大幅增加被改變者的幅度和數量。然而，這種作法並非沒有問題。

首先，量身訂做之所以有效，其中關鍵在於送出的訊息必須盡量符合使用者的價值觀，但這實際上是矛盾於環境保護的本質，因為友善環境的行為主要是最大化他人或自然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益。換言之，長期使用量身訂做式行為導向技術的後果，反而會加強人們自私自利的心態，而自然的價值則被視為可有可無的雞肋。如果這些反對者認為，強硬的行為嚮導技術只會讓使用者像機器人一般做出環保行為，心裡根本沒有環境意識或道德觀念，那麼他們也必須注意到，同樣功效但柔軟的行為嚮導技術，其實並沒有表現得比較好。

此外，量身訂做意味著「資訊蒐集」，而這正是大衆經常擔憂 Facebook 或 Google 的原因。如果設計師不夠瞭解你，就無法為你量身訂做。要瞭解你，設計師必須透過各種方式蒐集你的行為數據，進而推測你的價值觀，然後才能做出足以說服你的行為嚮導技術。這顯然涉及令多數人擔心的隱私問題。換句話說，除非我們忘記或放棄隱私的倫理問題，否則量身訂做行為嚮導技術很難成為選項之一。

更糟糕的，是「透明性」問題。讓我們比較一下兩個大樓：一個擁有智慧環境科技，會在掃描並偵測你的行為與資料後，建議你走樓梯而不要搭電梯，才能補足今天的運動量並且有利於膝蓋健康；另一個沒什麼高科技，只是簡單的把樓梯建在中庭，然後把電梯藏在偏遠而且不顯眼的角落。這兩個大樓都能促進使用者多走樓梯、少搭電梯，間接省下能源消耗，但哪一個比較像是如今讓人擔心的 Facebook 或 Google？顯然是前者。在後者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究竟是什麼東西在發揮效果，但在前者裡，我們不只很難發現周遭的偵測儀器，而且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演算法」究竟為何。

量身訂做是讓行為嚮導技術柔軟但有效的唯一辦法，但我們已經看到，它不只行不通，還會帶來其他問題。我們必須承認，不違背使用者目標還能大幅改善社會問題的行為嚮導技術，並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們很難一邊捍衛人類自由、一邊相信環境問題的改善指日可待。解決這種兩難的關鍵在於：重新理解自由。

下期見。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5 期，2018.09.10

助推大魔王：自由家長主義

2019-02-04T01:28:00.000+08:00

助推是一種行為嚮導技術，幫助人們做出更正確的決定與行為。雖然立意良善，但助推經常引發論者擔心。即便將助推限定為「對使用者手段的柔性干擾」，但仍有論者對此抱持懷疑，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人們的行動。換句話說，他們非常質疑助推背後的政治理念——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所謂家長主義，意指把政府之於人民同等於父母之於子女，政府應該告訴並指導人民如何行動，比較接近所謂「大政府」的概念。就家長主義來說，不干涉人民行動的政府是不負責任的政府。這和現今主流的自由主義完全相反。自由主義強調「小政府」，意即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負責任的政府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政府。這兩個十分矛盾的概念，卻在助推理論中被整合在一起。

就 Sunstein 和 Thaler 看來，十分容易犯錯的人們某種程度上如同孩子，因此政府應當扮演父母協助改善錯誤，而助推是十分有用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強調，助推並不強迫，因此最後的決定權仍然在個人手裡。換句話說，「政府柔性干擾人民的手段（而非目的）」，讓兩個矛盾的概念可以合在一起，成為自由家長主義。

助推的反對者非常不同意「家長」的部份。Sunstein 觀察到，這些反對者經常使用一個理由：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這個原則由哲學家（兼經濟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於 19 世紀提出，意指「除非某人的行動必定或非常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否則政府不應該干涉那個人的決定和行為」。這個原則在現今社會中獲得廣泛應用，特別是在我們認為的自由民主國家。然而，這個原則是否真的能夠用來反對助推以及背後的自由家長主義？

Sunstein 把傷害原則區分為兩種版本，一種比較弱，一種比較強，前者為數眾多，後者略有一二。Sunstein 首先回應弱版本的傷害原則，指出許多認為政府「非必要、不介入」的論者所持的理由，其實是：個人比政府更知道自己要什麼，因此個人做的決定更能促進個人的福祉（well-being）。但是，如同許多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研究所示，人類多數時候只用「直覺」（腦中的自動系統）來下決定，並未真正思考，因此非常容易犯錯——例如在乎短期利益（抽煙抒壓）超過長期利益（身體健康）。

換句話說，個人決定常常不能促進個人福祉。這正是 Sunstein 把傷害原則稱為「認識（論）上的論證」的原因，因為這種論證在現實世界中很難站得住腳。Sunstein 認為，如果弱版本傷害原則的支持者的最終目的在於確保或增進個人福祉，那麼實際上和他的目標相去不遠。在原訂手段無法達成目標的情況下，就應該果斷放棄那個手段。換句話說，對 Sunstein 來說，支持弱版本傷害原則的論者，其實沒有什麼太強的理由足以反對自由家長主義，反而應該支持助推來達成他們的目標。

比較麻煩的是強版本的傷害原則——為數不多的論者認為，無論個人決定是否傷害個人福祉，政府就是不應該干涉個人行動。Sunstein 對於這個立場略顯無奈，因為這種立場容不下任何討論，簡單來說，就是「基本教義派」——說什麼都沒用。Sunstein 更進一步推論，這種對個人自主的「堅持」，以及對政府協助的「恐懼」，很可能是腦袋裡「自動系統」的產物。當人們從小被教育個人自由很重要並且應該懷疑任何干涉時，就很容易對助推和自由家長主義做出「膝跳反應」——先抗議就對了。如此對自由的捍衛，似乎很諷刺地是種不自由的反彈呢！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4 期，2018.08.10

為助推辯護：基本難題與回應

2018-12-26T22:43:00.000+08:00

預設雙面列印能夠大幅降低印表機的紙張消耗；把菜盤放在眼睛的高度可以提高學生吃蔬菜的比例。這種技巧叫做「助推」（nudge）——透過簡單的設計與安排，就能改變使用者的選擇。提出助推理念的兩位學者，近年分別拿下國際重要大獎：Cass Sunstein 獲頒 2018 年的 Holberg Prize，而 Richard Thaler 拿下 2017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即便如此，助推的反對者仍然很多，而且各有理由。

最直接的反對，認定「助推就是操弄（manipulation）」。由於很多時候助推必須「隱藏起來」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更坐實了「不透明性」這種用來辨認操弄的特徵。問題是，我們能找到沒有任何操弄的地方嗎？Sunstein 說：沒有。人類選擇勢必受到社會環境所影響，而且無法脫離社會環境而生存，「無論這個環境是來自設計者的精心設計或『看不見的手』，這個論點都成立（註）」。事實上，就連自然也會操弄人類，例如溫暖但不過熱的天氣的確會使人們的行為舉止比較友善。

另一種反對聲音，則指「助推毫無教育意義」——人們雖然做出正確選擇，但這是「被設計的」，他們什麼是非對錯都沒學到。Sunstein 認為，如果希望人們學習，那就設計能夠促進思考的助推，而不是拋棄助推理念。「鑰匙時刻」（Keymoment）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一個掛在牆上的鑰匙盒，左邊掛著腳踏車鑰匙，右邊則掛著汽車鑰匙；當你要出門時拿起左邊鑰匙，不會發生任何事，但如果你拿的是右邊鑰匙，「鑰匙時刻」會立刻把腳踏車鑰匙「丟」到地上。

「你大可把鑰匙撿起來、掛回去，然後開車出門——或者，你可以趁這個時候想一下開車和騎車，到底哪個對你的健康和環境比較好」，設計者如是說，並稱這是一種「阻礙美學」（aesthetic of friction），藉由打破人們的日常習慣來鼓勵反思（註 2）。Keymoment 一語雙關，既是鑰匙時刻，也是關鍵時刻。事實上，這種助推設計跟前幾期提到的勸服科技沒有太大差別，通常也被助推的反對者所接受。不過，反對者似乎很少注意到，即使採用這種「促進主動選擇」的助推，他們所捍衛的「使用者自由」仍然受到損害——使用者失去了「選擇不做選擇」（choosing not to choose ）的自由。

自由，仍然是助推必須面對最強也最常的指控。為了降低這種疑慮，Sunstein 把對使用者行為的干擾做了兩種劃分：第一個劃分是干擾的程度，分為柔性與硬性；第二個劃分是干擾的對象，分為手段與目的。這兩組劃分形成四個組合：柔性干擾手段、硬性干擾手段、柔性干擾目的、硬性干擾目的。Sunstein 說，只有第一個才是他和 Thaler 所提倡的助推——用柔性的方式干擾人們的手段。

干擾對象的劃分，其實和勸服科技的倫理守則如出一轍：不干擾使用者的目的。Sunstein 常常用 GPS 來比喻助推——GPS 提供最快或最短的路把你導到你想去的地方，助推也是。這正是助推原書的副標題何以訂為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因為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健康、財富、幸福是就在人生目標的清單上。

但是，人們難免偶爾想大吃零食，或者連看五小時電視。助推並不完全禁止人們放縱，否則助推就會變成猛推（shove）。這正是干擾程度必須「柔性」的原因——人們退出助推的成本應該要低。把菜盤放在眼睛的高度，這是助推，但如果只擺菜盤並把薯條全部收走，那就不是助推了。

助推引發的擔憂降低了嗎？是的。但反對者都滿意嗎？不一定。對助推最強烈的批評，實際上並非針對助推本身，而是助推所代表的行動——他人（政府、設計者、工程師…）對大眾行為的干擾與介入。這些批評直指助推背後的（政治）哲學：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自由家長主義的問題何在？它真的令人擔心嗎？下期專欄將仔細討論與回應這個問題。

註：Sunstein, C. R. (2014). Why Nudge?: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3 期，2018.07.10

為什麼 Skinner 回來了？從鴿子制約到手機成癮的行為心理學

2018-11-23T00:48:00.000+08:00

B. F. Skinner（史金納）雖然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但除了心理學教科書及一些學術論文外，Skinner 的名字在過去 20 年間很少出現在大眾媒體上。

直到這一兩年，Skinner 開始頻頻現身。在中文世界裡，Skinner 的兩本經典著作《桃源二村》（Walden Two）以及《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的簡中譯本重新出版，年初〔獨立評論〕也出現一篇介紹 Skinner 生平與理論的文章，以及一篇有關 Skinner 式社區 Twin Oaks 的討論。英語世界的相關文章更多，而且深度長文不在少數，快速 google 一下就能略知一二。

顯然，Skinner 回來了。但，我們要問，為什麼 Skinner 能在沈寂將近 20 年後，再次獲得眾人目光？他的回歸是以什麼樣貌出現？他在此時回歸的意義又是什麼？

Skinner 在哪裡？

在許多討論與批判手機 app 和社群媒體令人上癮的文章中，都能見到 Skinner 的身影。例如，一篇長達 4,500 字的經濟學人文章，通篇檢討近年網站與平台怎麼透過設計「勾住」使用者，就以整整兩段的 Skinner 來開頭。其他幾篇文章（如這篇與這篇）也大都依循這種架構。

為何要用 Skinner 來開頭？原因是：Skinner 發現了動物行為的法則。

這個法則說來不難，就是：動物的行為由該行為的結果所決定。什麼意思呢？當一隻鴿子偶然啄了牆上的英文字「PECK」一下，你馬上餵牠一塊麵包屑。過了幾分鐘後，牠又啄了一下，你再餵牠一塊麵包屑。幾次之後，你會發現，鴿子只有看到 PECK 的時候才會啄，對其他符號視若無睹——換句話說，鴿子學會了「PECK 就是啄」的意思。用這樣的方法，Skinner 教會鴿子辨認英文、打乒乓球、甚至控制導彈。

但這不是最令人驚訝的。用上面的訓練方法，鴿子只會在肚子餓時尋找 PECK，平時對 PECK 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如果你開始「不定次」餵食鴿子，有時它啄一次你就餵，有時則啄兩次、三次才餵，你會發現鴿子三不五時就會跑去啄 PECK，一啄就是好幾下，彷彿非常喜歡那個 PECK。這正是賭博令人沉迷的原因：從吃角子老虎機贏錢的機會少之又少，但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次拉霸是否就是進帳之時，而且一旦你賺過一次（即使金額很小），就會更有信心也更期待再玩一次。

看！鴿子會認字—— PECK（啄）和 TURN（轉）！後面還有 Skinner 的解釋

上癮的祕密真相大白。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批判手機 app 與社群媒體的文章總是提到 Skinner。這些文章說，當年用來裝載與訓練鴿子的籠子被稱為 Skinner Box，但如今我們已經生活在由科技網路所構成的巨大 Skinner Box中。Skinner 制約了鴿子，而 Skinner 的後人——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和設計師──制約了人類。Skinner 彷彿「人類制約術」的開山祖師，彷彿一切源自 Skinner。

事實上，在 Skinner 發現這個法則之前，賭博和各種上癮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而且 Skinner 也從未主張使用這種技巧讓人類上勾，更別提同樣的技巧也能用來幫助人們改掉壞習慣。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指責之箭總是有意無意射向 Skinner？

常見用來影射 Skinner 及其後人（行為科學家）應該為手機成癮負責的圖畫

Skinner 最壞了

Skinner 已經不是第一次被討厭。雖然多數科學家肯定他對心理學「科學化」的努力，也不否認他的學術成就，但對於社會大眾以及許多人文社會學者來說，Skinner的形象並不正面──說聲名狼藉也不為過。1971 年 9 月的《時代雜誌》（TIME）以 Skinner 為封面人物，但裡頭幾篇文章對 Skinner 的毀即使不多於譽，至少也是毀譽參半。

到底為什麼 Skinner 在學術上獲獎無數（幾乎每年一個學術大獎），但公眾形象卻奇差無比，甚至被視為危險人物？原因是：Skinner 試著把實驗室內的成果帶到實驗室外──他希望他的行為理論能夠用於改善社會。

不過，研究者大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實際應用並且有益社會，這為什麼會成問題？

B. F. Skinner 和他的吉祥物——鴿子

首要原因在於， Skinner 宣稱，鴿子和老鼠的行為由環境（行為的結果）所塑造，人類的行為亦然，只是比較複雜。這個宣稱冒犯了人類最重要的信念：人跟動物不一樣。動物的吃喝拉撒睡是本能，但人類的行動是思考後的結果──人類有意識、有企圖，能夠創造文學和藝術，怎麼可能跟動物一樣？

從歷史上看，把人類從舞台的中心移開，下場通常不太好。從「地心說」被嚴重質疑到「日心說」被初步接受，前後至少花了 100 年，更別說至今仍有人不相信人類是自然演化而不是上帝設計的產物。說「人類也是動物」通常不會引起反彈，但說「人類跟動物一樣」──言下之意，人類毫不特別──可能會招來不少抗議。

人類跟動物一樣？這張諷刺畫代表大眾對此觀點的恐懼與反對

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人類跟動物一樣」的另一個言下之意──人類沒有自由。當科學家說「動物行為是環境的產物」，多數人都會點頭同意，但如果下一句接著「人類行為也是環境的產物」，就會有人從椅子上跳起來。人之所以為人，不正是因為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講什麼、做什麼、去哪裡嗎？沒有什麼可以限制和決定我們思考與行動不是嗎？這可是我們每天實實在在經驗和感受到的啊！但 Skinner 說：自由只是幻象──你以為你有，但其實你沒有。完蛋了，現代世界賴以運作的兩大支柱──自由與民主──活生生被拔掉了一根。

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認為 Skinner 還拔掉了另一根。延續「自由只是幻象」的思路，Skinner 建議，只要改變人造環境就能改變人類行為，進而改善社會問題。不知道該說 Skinner 太傻或太直，他大量使用「控制」（control）這個字眼。於是，他的建議聽起來就像是：控制環境就能夠控制人類。從此之後，「極權主義」和「反民主」的標籤就緊緊跟著 Skinner 了。以這個理念寫成的《桃源二村》，雖然是 Skinner 眼中的烏托邦小說（其實比較像對話錄），但對多數人來說，它和《1984 》或《美麗新世界》沒什麼不同──其實是反烏托邦。

Skinner 在這本書裡大力抨擊以往的人類自由觀與尊嚴觀

為什麼我們應該認真看待 Skinner？

對於信仰上帝並以啟蒙為傲的現代西方社會來說，把人類與動物劃上等號並否定人類擁有自由，等於是把人類「降階」了。當時許多學者，無論是透過重新定義自由意志或強調人類理性和情感，無不竭盡所能要讓人類站穩原來的位階 [1]。然而，Skinner 近年的回歸，正好說明我們越來約需要認真──而且正面──看待 Skinner。

Skinner 之所以再次獲得注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人類其實不如先前設想的那樣。一方面，人類非常容易在絲毫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受到外在環境影響。例如，手上握著一杯溫熱的咖啡會讓你待人接物更為溫暖，而讀過一篇與老人有關的文章會讓你走路變慢。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ichard Thaler 專攻的領域「行為經濟學」，就是透過類似現象來解釋人們為什麼總是做出一些不算理性的決策 [2]。

2017 諾貝爾經濟學講得主 Richard Thaler

另一方面，人類行動過程中的「起手動腳」很可能先於「起心動念」。例如，你選擇按下某個按鈕 A 的神經衝動，實際上比你想「我要按 A」的念頭更快出現 [3]；裂腦（左右腦相互獨立不聯繫）的研究也指出，往往是右腦先讓你做了某個動作或決定某個選項，左腦才接著編造理由讓你得以回答「為什麼這麼做？」的問題。換句話說，通常我們認為的「因為我想所以才做」的順序，現在被完全顛倒過來了 [4]。

雖然這些研究至今不無爭議，人類是否擁有自由意志在學界也尚未定論，但隨著近年來腦科學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對於分析人類行為的幫助，已經有越來越多證據支持Skinner當年的宣稱。這讓人很難不想起Skinner總是強調心理學應該關注行為而不是內心：亞里斯多德時代的物理學認為每個物體都有它的目的，早期人們也認為天地萬物都有靈魂，唯有等到人類捨棄了這種「內部有某種自主在操控外部作為」的觀念，科學才能獲得長足的進步。

接受史金納，重點在人類的自尊心

不論支持 Skinner 的證據再多，最後關鍵仍是人類是否願意把自己從長期的優越位子移開。知名動物行為學家 Frans de Waal 回顧整個靈長類動物學的發展，指出人類總是用自身的標準（比如拼字）來判斷動物的智力，因而設計出的實驗不但常常測不出動物的實際智力，實驗結果還回過頭加強了原本「動物遠不如人聰明」的偏見──科學家和大眾也樂於繼續宣揚這個結論 [5]。

這種偏見有多嚴重？Frans de Waal 所舉之例相當生動：為了促進觀光，英國動物園訓練猿類使用餐具和茶具，並且舉辦茶會讓遊客觀賞，一開始票房的確上升，但後來反而下跌。為什麼呢？因為時間一久，猿類的動作越來越純熟優雅，這讓旅客感到難以忍受──喝茶可是高度文明的表現！為了止跌，動物園只好採取新一輪訓練，終於把票房救了回來。新的訓練讓猿類做些什麼呢？口吐茶水、亂扔食物、還有直接口對壺嘴喝茶（比較 1955 與 1964 的猿類茶會）。

Skinner 確實回來了，甚至變得越來越重要，但距離大眾的接受與肯認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路上的障礙可能不在證據，而在人類無與倫比的自尊心。

當猿類喝茶越來越優雅，人類也越來越無法忍受

註釋：
[1] Baggini, J. (2016). Freedom Regained: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Will. Granta Books.（中文版：《你以為你的選擇真的是你的選擇？》，商周）
[2] Thaler, R. H. (2016).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W. W. Norton Company.（中文版：《不當行為：行為經濟學之父教你更聰明的思考、理財、看世界》，先覺，2016。）
[3] 經典實驗請參考 Libet, B. (1985). Unconscious Cerebral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Conscious Will in Voluntary A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8(4), 529–539.
[4] Gazzaniga, M. S. (2012). 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 Ecco.（中文版：《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意識、抉擇與背後的大腦科學》，貓頭鷹，2013。）
[5] Waal, F. de. (2017). 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 W. W. Norton Company.（中文版：《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馬可孛羅，2017。）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2018.06.29

倫理或效力？勸服科技的兩難

2018-11-15T22:48:00.000+08:00

勸服科技（persuasive technology）的設計目的在於幫助使用者改變行為，尤其是壞習慣，例如久坐不動——我的運動手環每隔四十五分鐘就會振動提醒我起來走動。雖然勸服科技立意良善，但很容易引起「誤用」或「濫用」的疑慮。勸服科技會不會引導使用者去做錯的事情？使用者做決定的自主權是否被限縮或剝奪？依賴勸服科技的「好」行為是真（心）的嗎？為了避免這些疑慮，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發展了一系列倫理守則作為勸服科技的設計要點。

這些要點的通則是：確保使用者同意勸服科技的目標設定。雖然這個原則能夠有效降低誤用或濫用勸服科技的可能性，卻會把勸服科技帶進一個兩難困境：尊重使用者但沒有效果。安裝 APP 時提醒使用者注意隱私條文的視窗很快就被關掉、駕駛很少真的在意儀表板上的因為超速而轉紅的數字、運動手環一天振動三次我也不見得會起來一次。如果勸服科技的用處是改變使用者行為，那麼遵守倫理守則的勸服科技顯然沒什麼用——這些守則正在剝奪勸服科技的能力。

問題的根源在於，人類目標經常很複雜而且相互衝突。我的長期目標是身體健康，我也清楚知道多活必須多動，但手環振動的時刻，我正好在寫文章、看影片、或讀小說，這時候我的（短期）目標是完成這些工作、避免被打斷、或享受這段時光。雖然我同意運動手環的目標設定，但這個勸服科技在某些時刻其實違反了我當時的目標。換句話說，「使用者同意目標設定」往往只是雞肋，我們很少有人不同意「健康」或「財富」這種理想。留給使用者極大的決定自由，說穿了只是複製原來生活中的掙扎情境與結果：長期與短期目標相互衝突，得勝者往往是後者。

更麻煩的是，有些目標非常重要，但卻很難獲得普遍認可。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環保——想想拒絕相信氣候變遷（舊稱「全球暖化」）或即使相信也不認為有責任的人。這些人並非少數，而且我們很難用「他們不理性」的指責就輕易了事（何況他們也不會因為指責而改變）。這個困境其來有自：我們無法將環保確立為眾人都該遵守的道德或法律規範。為什麼？

一般來說，道德或法律規範雖然限制自由，但這種限制最終是為了保障個人利益。想像一個完全沒有排隊這種概念的社會，人們經常為了先後次序打得你死我活，因而彼此仇恨且互不信任。想反的，另一個社會逐漸發展出排隊的概念，而且大家約定排隊是人人都該遵守規範。你會想要生活在哪個社會？答案很明顯。前者很自由但不穩定，個人利益最終受到損害；後者不太自由但平順安穩，每個人都能獲到（一定比例）自己想要的。換句話說，這種契約模式確保了道德或法律規範和個人利益的並行不悖。

正因如此，很少有使用者反對促進「安全駕駛」的勸服科技。因為這樣的勸服科技看似減少駕駛開車的自由度，但最終其實保障了他的安全——當他走路的時候，別人車上的超速警示很可能救他一命。這種契約賴以成立的相互性，在環境問題上幾乎不存在：愛護環境的你，可能得不到明顯或立即的好處。亂丟垃圾可能還好解決，但氣候變遷往往只能雙手一攤：氣體會擴散且需要時間累積或淨化，你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呼吸到好空氣的可能是一千公里以外的人或者你的孫子的孫子，但立即承受出門不方便、走路滿頭大汗、工作效率降低、少賺一小時薪水的，是你。

這樣「善似乎沒善報」的規範，很難被大眾普遍接受為長期目標。這就是為何環境倫理或環保哲學極力想要去除「人類中心」觀點，因為除非人類不以個人獲利為考量，環保的法律或道德規範才有可能真的形成並且強化，而不只是當前的「若有似無」。然而在此之前，如果勸服科技把「使用者同意目標設定」奉為圭臬，那麼勸服科技無異自廢武功——要不就是軟弱無力，要不就是置之不理。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2 期，2018.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