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TECHNEWS

Hiring for the startup

2009-11-06T04:00:00.000-08:00

from Naeem Zafar
The Startup Advisor
20 Year Silicon Valley Veter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aas Business School Faculty Member

There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 call an "owner's mindset" and an "employee mindset." Founders, cofounders, and even early employees must possess an owner's mindset, which involves being willing to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business successful. An employee mindset, on the other hand, centers on entitlement. Employees expect a salary, vacation time, and benefits. An owner does not think that way.

The presence of an owner's mindset should be one of your criteria, in addition to a technical proficiency test relevant to your business. You should also look for startup experience and/or innat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 have paid a heavy price for hiring the wrong people and not firing them soon enough. There is no room for this luxury in a startup business. It's like being stuck in a mineshaft--you must preserve the available air or everyone will die. No smoking allowed!

Tim’s Top Ten Reasons Why Start-Ups Fail (ZT)

2009-09-09T21:14:00.000-07:00

Tim’s Top Ten Reasons Why Start-Ups Fail

1. They run out of money. Usually, they are too optimistic about when their product is going to be accepted by the market.

2. Founders don’t have complete faith in each other. They fight instead of delegate, trust and verify with each other.

3. CEOs hire weak team members. Strong CEOs sometimes try to carry everyone with them rather than hiring people who stand up on their own.

4. They want to do too much. Usually, successful start-ups figure out a narrow niche that they can dominate and then expand from there.

5. They go after too small a market.

6. They don’t charge enough from their customers to survive. They often think their VCs are their customers and that a nice sale is all they need to make to get more money.

7. They hire too many people up front. Too many mouths to feed too early can sink a company. Keep a low burn until you have your business model in place.

8. They get unlucky. Broadsided by competitors, new technologies, big companies changing direction, etc.

9. They don’t work hard enough or fast enough or smart enough. All those little decisions add up to an outcome. Awareness of the subtleties of their market dynamics, etc.

10. They don’t take enough risks. Some start-up entrepreneurs think that they should operate as though they are big companies. This is wrong. They will never beat Microsoft or Google at their own game. They must get creative and do things differently, even at the risk of embarrassment.

PS. Tim Draper is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DFJ

10 Top Entrepreneur Challenges (ZT)

2009-06-16T13:14:00.001-07:00

10 Top Entrepreneur Challenges

1. Finding clients/customers (44%)

2. Wearing too many hats (41%)

3. Not enough hours in a day (38%)

4. Getting business model right (34%)

5. Getting paid / cash flow (30%)

6. Too many distractions (29%)

7. Lack of connection with others (17%)

8. Lack of guidance (15%)

9. Retaining staff (6%)

10. Non-supportive family / friends (5%)

Google WAVE rocks

2009-05-28T12:01:00.000-07:00

At Google I/O conference today, Google WAVE uproared the crowds. It is absolutely a new way to do the online communication. It was called "hosted conversations" and it combines email and IM. Long time ago, I kept questioning why we couldn't group IM and Email together (check my blog on 11/15/2007 - Did we say e-mail was the future? What we meant was, e-mail is dead). Now WAVE defines a total new protocol and a total new user interface - it is a new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t is called INNOVATION! The whole WAVE team is only around 50 engineers in Sydney. Best of all, WAVE will be open sourced and allow the server to be hosted on company's own server. Wait and see how developers can add more innovations about it.

Check techcrunch for Google Wave Drips With Ambition. A New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A New Web.

Useful links about Wave:

http://www.waveprotocol.org/
http://wave.google.com/
http://code.google.com/apis/wave/

管理与领导有何不同 - ZT

2009-05-23T20:22:00.000-07:00

领

导和管理缺一不可。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却无疑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任何将二者分开的做法都可能会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

不过，关于领导和管理之间区别的描述已有很多。管理者的工作是计划、组织和协调。领导者的工作则是激励人心、鼓舞干劲。华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在1989年出版的《领导者该做什么》(On Becoming a Leader)一书中列出了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不同。

-管理者从事管理，领导者进行创新。

-管理者是“拷贝”，领导者是“原版”。

-管理者着重维护，领导者着重发展。

-管理者关注系统和结构，领导者关注人。

-管理者依靠控制，领导者激发信任。

-管理者看眼前，领导者看长远。

-管理者问的是“怎样”、“何时”，领导者问的是“什么”、“为何”。

-管理者关注利润，领导者纵观全局。

-管理者模仿，领导者创造。

-管理者接受现状，领导者挑战现状。

-管理者是标准的好兵，领导者自有主见。

-管理者把事情做好，领导者则做正确的事。

或许曾有一度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工作可以被分开。工业时代，工厂中的工长或许不需要太多地考虑自己在生产什么或是考虑工人的情况。工长的工作就是听从命令、组织生产、让合适的人去完成必要的工作、协调结果、确保工作如指令的一样完成。他关注的是效率。

不过在新经济时代，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人们的知识，工人们不再是机器上一模一样的齿轮，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和领导不能简单地分开。人们看着他们的管理者，不光是等他交待工作，还等他给他们定一个目标。管理者们必须组织工人，不光是将效率最大化，还要培养技能、发展人才、产生结果。

已故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又译杜拉克)是最先认识到这种变化的人之一，他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管理真理。他确定了“知识工人”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管理方式上的深刻变化。

德鲁克写道，随着知识工人的崛起，一个人并不是“管理”其他人，他的任务是领导其他人，目的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特有的优点和知识。

（编者按：上文节选自即将由Harper Business出版的The Wall Street Journal Guide to Management，作者是Alan Murray。）

老板每天做些什么？ - ZT

2009-05-23T20:20:00.000-07:00

管理者要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答案来自已故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又译杜拉克)，在管理学的百年历史上，他的光芒盖过了所有人。

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一名知识分子，曾作过记者，研究过经济学。后来他在研究中顿悟出：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商品的运行，而我则对人的行为感兴趣。这实际上引导他创建了现代管理学。

德鲁克将管理者的工作分成了五项基本任务。他写道，管理者应该：

1) 确定目标。管理者为团队制定目标，决定需要做哪些工作来实现目标。

2) 组织协调。管理者将工作分成可管理的各个活动，并选择人员来完成所需的任务。

3) 激励与沟通。管理者通过薪酬、安排和提升等决策手段，通过他与团队的沟通交流，从手下人中创建出一个团队。德鲁克还将这点称为是管理者的“整合”功能。

4) 进行衡量。管理者确定适当的目标和标准，然后分析、评估和诠释业绩。

5) 发展人员。随着知识工作者的增加，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知识经济中，人才是公司最为重要的资产，而开发这一资产则是管理者的职责。

尽管其他管理专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语，专注于这些职责的不同方面，但德鲁克对管理者工作的基本描述依然行之有效。

“中国芯”裸泳背后：中国高科技产业三大困境 - ZT

2009-03-23T23:45:00.000-07:00

摘要：大量资本、人才/技术和利好政策的涌入，并没有催生出一批做大做强了的中国IC设计公司。相反，宏观经济危机提前揭开了产业的遮羞布，将一批“�泳者”拍在沙滩上。

“中国芯”降温，暴露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三大困境：市场山寨化和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知识产权保护缺位。因此，政府和业界更需要一起解决这些基础的产业环境问题，而不是继续“给钱和给政策”。

几年前，一位高科技海归带着芯片(IC)设计技术和满腔热情，从硅谷回国创业。海归找到风险投资(VC)，VC又找业内高手帮忙评估，高手的结论是芯片设计的思路和架构有问题，VC放弃投资。得益于当时“中国芯”概念狂热，海归还是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民营老板融得3,000万人民币，并在一个二线城市的高新开发区低价获得了一块土地，盖起了一座漂亮的研发大楼，几十个年轻人怀揣着纳斯达克梦想，夜以继日。三年过去了，正如当初那位高手所怀疑的那样，芯片出来了但无法正常工作，几经更改也无济于事。由于钱烧完了，后续投资又进不来，老板和海归决定关门大吉。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创业故事。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故事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三年前那座低价盖起的研发大楼，已经升值到 5,000万，除去老板当初的盖楼和研发投入3,000万，净赚了2,000万，老板分得了大头，海归得了小头和创业经验，非常开心地分手。几十个年轻人的纳斯达克梦想虽然破灭，但却获得了还算丰厚的工资以及宝贵的芯片设计经验，他们轻易找到了新的工作并继续自己的梦想。二线城市的相关官员们也因为这个芯片项目，过去几年频繁地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场合露脸，该升官的升官。高新区因为大打“芯片牌”，近几年来的招商引资工作成绩不斐。而附近居民小区的房价，也因为高新区芯片的概念大幅升值。当然最重要的是，芯片虽然失败了，但GDP肯定是上升去了，而且是乘数效应的数量级……。

这是2007年上半年同样是海归的一位本地IC设计公司CEO在电话中讲给我的故事(未经证实)，并称这个故事并非纯属虚构。“这确实让人看不懂，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中国式经济奇迹！”他半带自嘲半带得意地强调说。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想着这个故事，至今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微观上的失败故事，竟然造就了宏观经济上的成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奇迹并没有在中国IC设计产业发生。尽管过去几年的“中国芯”大跃进催生了数百家IC设计公司，并也出现一些小明星，但往往都是各领风骚一两年，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厂商仍屈指可数。相反，随着宏观经济和产业投资的退潮，一批“裸泳者”呈现出来。

“中国芯”降温，与金融危机关系不大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2008年中国IC产业比2007年下滑到-0.4%，近2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其中IC设计业虽然仍实现了4.2% 的正增长，但与2007年21.2%的增幅相比，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在知名业界人士老杳的文章《2008年中国十家最“�”IC设计公司》中可以看到，因为前景暗淡、产品研发失败和资金断裂等原因，凯明、鼎芯、凌讯、复旦微纳、上海安凡、北京新岸线、上海龙晶、凤凰微电子、互芯集成、智多微电子等一批业界知名的本地IC设计公司在2008年倒闭、出售和裁员等。作为“中国芯”的优秀代表，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星微、炬力和展讯的股价都已经从当初 IPO的10多美元跌至1美元左右，股价大大跑输同期纳斯达克大市，而且它们的业务发展前景都不太乐观。而在知名的半导体技术媒体《国际电子商情》网站上，类似《VC投资IC设计业，不如去投洗脚城？》这样的话题成为大家的讨论热点。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芯”的降温和困境，与目前的金融海啸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后者最多只是催化剂而已。因为目前中国IC设计产业以面向中低端应用为主，最终产品主要也是销往国内和亚非拉美市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面向中高端的欧美同行小得多。相反，由于欧美厂商的费用支出大和市场受损严重，经济危机反倒为“ 过惯了苦日子”的亚洲厂商提供了一个“拖死”和“赶超”欧美厂商的绝佳机会，典型的例子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联发科（MTK）凭借大陆山寨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而欧美手机芯片厂商一片惨淡。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狂热的2006年和2007年，“中国芯”的问题已经显现。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俞忠钰表示，2002－2006年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由2002年的21.6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186.2亿元，4年翻了3番，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1.3%，为同期全球最高。但自 2007年开始，国内IC设计业整体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国内有近500家设计企业，企业小而散，全部销售额不及世界排名前几位设计公司一个公司的营业额；多数企业开发的IC产品方向窄，档次低，企业间产品同质化竞争空前激烈；许多企业运营模式“偏科”，商业模式不适应设计企业需要。近期更受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整合重组迫在眉睫。

相应地，经历了2004-2006年的狂热后，VC对中国IC设计产业在2007年后也迅速降温。根据调研机构Thomson Financial的统计，2004年VC对中国IC设计产业的投资总额为3.1亿美元，2005和2006年都约为2.1亿美元，2007和2008年分别为0.79和0.90亿美元，虽然投资数量基本稳定，但单笔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展讯在2007年6月艰难上市，既是信心不足的投资者急于套现，也意味着VC对“中国芯”投资高潮暂告一个段落----一位参与辅导展讯上市的投行人士当时就私下表示，由于成功概率不高和回报不大，VC对本地IC设计产业已经不太关注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加上大量资本(海外VC/民营资本/政府投资)、人才/技术(硅谷海归)、利好政策（各级政府税收/土地/资金支持）涌入，为什么并没有催生出一批做大做强了的中国IC设计公司？在高举自主创新的中国，为什么本地IC设计产业迅速被投资者所抛弃？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芯片设计扩大到软件甚至更大范围的中国科技产业，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外，中国几乎还没有成长出真正世界级的高科技公司，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国科技企业都是应用或者市场型的公司，而中国技术型公司还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即使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典范，但任正非也在2007年坦言，“华为奋斗了18年，迄今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市场、资本、人才/技术和政策都不缺，但中国就是很难出现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实际，就会遗憾地发现，中国仍然缺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土壤。以芯片和软件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特怔是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因此它需要一大群高技术人才聚集在一起，通力协作进行先进技术研发，并通过在一个大市场获得高额回报，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与目前以市场山寨化/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为特怔的中国山寨经济模式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青黄不接的市场：一流企业做山寨，三流定标准

首先是中国市场三元化，潜规则和血腥竞争使得优秀公司很难利用本地市场完成原始积累。在美国和日韩高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庞大的本地市场作为自留地和试验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市场，但却是一个分裂的市场。

在我此前的一个文章《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我提到了中国经济三元化，即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产业、外资力量主导的全球化新兴产业，以及本地民营/草根企业视为乐土的竞争型产业。作为对应，中国市场也可以草率地分为全球化市场、山寨/草根市场和国家/本地垄断市场。

以电子产业为例，全球化市场主要是指诺基亚、苹果、索尼和三星等企业占据的中高端市场，主要面向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端消费人群，在这种市场，品牌忠诚、技术领先和时尚设计等是主要竞争法规则；山寨/草根市场大量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美国家，价格低廉、功能新奇和上市时间快非常重要，而品牌忠诚度低。国家政策/本地文化垄断市场，是指有一定身份限制的市场，既包括TD-SCDMA、AVS、CMMB、数字电视、WAPI等中国标准为代表的市场，也包括本地文化较重的市场，如中文搜索、短信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三类市场常常也可以互相转化，例如适当抬高山寨 /草根市场的门槛，它也可以转化为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如家电下乡运动；把 GSM、CDMA和WiMax等本国标准或本地优秀文化推广到全球，本地市场就变成了全球市场，欧美日韩企业一直在这样做；把3G和数字电视全球化技术加上中国的规范，就有了国家/本地垄断属性。

进军全球化市场，一定是每个中国企业的梦想，但由于欧美厂商间既有利益关系和高门槛的限制，只能够是长期努力的方向。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中国电子制造商，还是中国IＣ设计企业，山寨/草根市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需要澄清的是，山寨/草根化降低了下游企业的门槛，但对上游IC设计企业却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例如需要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完整稳定解决方案，提供保姆式服务等。打个简单的比方，“傻瓜相机”让用户很容易上手，却要求产品设计者“更聪明 ”。另外，山寨/草根市场还有进入门槛低、利润率薄、变化快、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和竞争血腥等特怔，因此虽然可以提供短期赚快钱的机会，但要可持续发展挑战也非常大。

也就是说，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客户山寨，但自己不能够山寨。市场山寨化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同时也意味着竞争更惨烈，山寨市场成长出高科技公司同样艰难。一个例子的就是，在山寨手机市场，尽管很多外围芯片已经大量采用大陆的IC产品，但手机主芯片方面，一直是中国台湾厂商MTK的天下，很多大陆 IC设计公司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最近才有突破，依靠的也是大陆技术最先进、管理能力最强的公司----一向低调的华为海思半导体推出的智能手机芯片平台，已经被龙旗等手机设计公司采用，即将量产出货，在智能手机领域领先MTK一步。

而介于全球化市场和山寨/草根市场之间的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常常为本地企业提供中期成长的机会----例如，在中国软件产业中，比较成功的用友和金蝶就得益于中国财会制度的特殊性和政府的倾斜。因此，借用柳传志的名言，中国科技企业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短期吃着碗里的山寨/草根市场，中期看着锅里的国家/本地垄断市场，长期种着田里的全球化市场”。

由此可见，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在本地科技企业的成长中应该扮演承上启下的关系。不过，本应作为“中国芯”根据地的国家标准市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为“中国芯 ”带来多大的推动，与此同时，到目前止，TD-SCDMA、AVS、CMMB、WAPI、数字地面电视等中国标准，几乎可以说无一非常成功。

伴随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本应是“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不客气地说，我们却常常是“一流二流企业做产品（给山寨/草根市场）；三流企业定标准”，少数几家参与国家标准的优秀企业也是备受伤害。究其原因，不外是产业进程不明朗、标准制定不公开透明、利益分配部门化和关系化、潜规则盛行等等，“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内部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很多企业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例如，一些国标的招标，常常冒出背景可疑的“黑马 ”。

结果是，因为疲于应对这些潜规则，最优秀的本地企业不愿大力投入本地标准----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中国芯”公司，几乎都是在MP3、 MP4 和手机等山寨/草根市场，尽管山寨/草根市场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够各领风骚一两年，吃一碗算一碗，锅里和田里的都没有着落。而“中国标准”的队伍里，除了少数优秀企业外，也充斥着不少“能力一般但背景很强”的南郭先生，随着国家的资金、信心和时间被耗尽，本地标准也最终无疾而终，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产业。

在老杳列出的“2008年中国十家最“�”IC设计公司”中，就有凯明、鼎芯、凌讯、复旦微纳、北京新岸线和龙晶微电子等６家企业受困于本地标准。展讯创始人武平最近卸任CEO只保留董事长一职，据称也有疲于TD、CMMB和AVS三大国家标准的原因。

江湖式管理：难以打正面持久战

即使市场没有问题，对于中国IC设计企业，迅速推出相应的产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芯片和系统都越来越复杂，需要一大群高手齐心协力的长期工作，来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产品的研发时间和成本便大大增加。这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水平，这对中国企业是非常大的挑战----在中国武侠小说中，高手总是极富个性和孤独的，习惯独来独往，很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相比管理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高手非常难，虽然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共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丰厚的收入，规范化的管理，但这三点实现起来都不容易。即使是华为，靠的也是高收入加上半军事化管理，在管理人性化方面和国外企业仍有一定差距。

首先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培养，在诚信和职业道德观缺乏的中国需要长期努力。其次，中国企业面对的是成本压力大和变化快的山寨/草根市场，很难获得持续的高额利润，因此难以支撑很多高收入者，而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市场门槛低，又会导致公司分裂，所以出现大量老板型企业，如中国就有数百家IC设计公司。为了降低人员成本同时保持战斗力，和很多家族企业一样，中国高科技企业初创时期常常采用同志加兄弟式的江湖式管理，很难谈得上规范化管理。这会产生两大隐患，一是公司规模变大后，会出现山头文化以及后进员工难以融入等问题，二是关键人员一旦带队出走，会给公司带来重创。

在老杳列出的“2008年中国十家最�IC设计公司”中，就至少有凌讯、凤凰微电子、互芯集成、智多微电子、凯明、安凡微电子等六家公司都出现了管理问题，例如人员冗余、帮派林立、流程混乱等。从2008年倒闭的两家企业身后的一地鸡毛来看，尽管只有百十号人，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公司的管理并不比地下工厂好多少。另外，炬力、中星微和展讯三家公司在上市后都出现了很难说是正常的人事变动。

　知识产权保护缺位：创新者的恶梦

和市场山寨化/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互为困果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缺位。知识产权，可以说是高科技产业最核心、最重要的财产，保护知识产权，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石。这在中国软件产业已经有了非常惨痛的教训，盗版并没有打倒微软，却使中国软件产业几乎全军覆没----金山是中国最优秀的软件企业之一，但却只能够靠网络游戏完成上市。

十分遗憾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中国IC设计产业的痛。没有底线的模仿和抄袭，导致的结果常常是乱挖墙角、同类公司涌现和竞争惨烈，让创新者无利可图。一位IC设计公司的 CEO告诉我，其团队辛辛苦苦花了三年，但一个民营老板在最后关头私下花钱收买了他的半个团队，三个月后就推出了产品，让他傻了眼。不久前的一个案例是，上海一家公司的CTO在离职后，迅速开发出了兼容老东家的手机收音机芯片(FM芯片) ，惹来了官司----FM芯片最初由飞利浦垄断，每颗芯片的利润是几个美元，在本地的税迪科和硅动力取得突破后，一下子就涌入了近10家本地IC设计公司，毛利也迅速降至几个美分，可谓“惨胜”。

而更早前则是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拿了国家的巨额资助却涂改国外厂商芯片来交差----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事实上，市场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和知识产权问题在“汉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应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深入批判，以规范国内的产业环境。

综上所述，“中国芯”的困境，并不是缺少市场、人才/技术、资本和政策，而是我们没有解决的平等市场参与/公平市场竞争、管理规范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高科技产业的根基问题。因此，破解“中国芯”的困境，关键是政府、产业界和企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环境，而当下流行的“给钱、给政策”为核心的所谓产业扶持政策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可能会掩盖问题。

个人认为，民用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民间资本和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政府提供太多物质尤其是资金支持并不合适。且不论政府投入可能的风险高、效率低下和造成新的不平等因素，如果高科技企业还需要政府的补贴才能够生存，如果高科技人才的住房和个人所得税还需要用普通老百姓的钱来补贴，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不要也罢。

归国的理由 - ZT

2009-03-07T10:48:00.000-08:00

当中国人开始用形象的语言把“海外归来一族”比喻成“海归”时，更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与20年乃至10年前的留洋潮相比，今天的海归潮作为事物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中国带来了远远超出当年付出的巨大收益。中国重新开放国门25载，在整整一代人靠聪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之后，中国终于在“海归派”的集体回归中得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获。
　　
　　家国情结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对于绝大多数游学异国他乡的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来说，因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他们比在国内时更加爱国。这种感受几乎是所有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的共同感受。
　　当初与田溯宁、丁健一起创建亚信的刘亚东说：“当初回国，就是想找回那份亲切的感觉，在美国无论生活多少年，总觉得自己与周围无搭。然而，一回来，所有人与你的对话，即使听着门口大妈的故事，出租司机的闲聊，都觉得与己有关，那种千丝万缕的融入真实感，唯有踏上故土才会具有。”
　　不少留学生包括定居在海外的人士都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你事业多么成功，但你总感觉到你自己是一个外人，与当地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不仅仅是因为肤色，更是因为从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到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美国人不知道金庸，很多中国人也不会对橄榄球感兴趣。在中国，如果你问：“栾平是谁？”外国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从样板戏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会心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炉匠和他结结巴巴的丑态。可是美国文化里“小炉匠”一类的人物，我们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美国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对电梯里的笑话还是一脸茫然。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在国外总有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虽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国公司、住在富人区、孩子就读于名牌学校。
　　1987年自费到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的马劲，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但是，“成为高管、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
　　
　　政策保障
　　
　　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曾“语惊四座”。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耻于谈个人利益，归国者大多羞于承认自己是为名利而归。坦率地说：当初出国，一些人求的是名利；今天回国，依然为的是名利。这没有什么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说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根本没有必要去贬损它。社会的体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原动力，是否能规范和引导人的本性向着既有个性表达空间，又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是区别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标志。”这种观念也逐步为国人所理解接受。
　　与此同时，留学生留学报国也从以往单一“学成归来”转变为多种形式的为国服务。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说，在80年代，留学生回国的概念还停留在“学成归来 ”。而跨入90年代，回国服务的形式出现了多样性。有的人回国内企业，用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发展带动传统产业；有的人放下外国的工作回国创办企业；据我所知大多数取得绿卡的人还在两边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驻亚洲。
　　据北京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介绍，北大在校的1000余名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员中，三分之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说，过去留学归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传统基础学科，如文史哲、数学等，理论性强，应用性差；计算机、电子等方面则鲜有归国学者。但是今天在北大这些系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教授大多是留学归来的。此外，在工商管理、法律等应用文科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归国学者。北大目前有10个长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物、化学等领域，他们均在国外大学任职，每年有3 个月在北大讲学、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院系，拥有多位“绿卡教授”--即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时受聘于该院系，任兼职或全职教授。在我熟悉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海归教授占到了一半以上。
　　
　　发展空间大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赴美留学后又回到中国的刘驰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有许多机会。他说：“美国有80多万律师，光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注册的律师就有五六万人，没注册的律师还有相当的数量。而中国全国才有10多万律师，可中国有将近13亿人口，美国只有2.5亿人口，可见律师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悬殊，市场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国硅谷从事家电芯片行业的马劲，从打算回国到真正动身用了两年时间。在中国成立公司，马劲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五年前，我和中国家电厂家谈芯片，他们仍是敬而远之而大谈搞价格战，在今年，他们开始发现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从小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齐欣，1984年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留学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到祖国。对于齐欣来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他视之为生命的“项目”。他常常说：“一些好的项目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回到中国，他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逢的项目——由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贷款，国务院国家会计学院要建立一所专门培训银行行长的、号称“经济建设时期的黄浦军校”的国际一流学校。7个亿的投资一半会用在建筑上，这是最让齐欣心动的东西。他归纳出了三点：一是发现自己带回来的东西都有用；二是国内工作好找；三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
　　
　　国内机会多
　　
　　中国近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中的没有定性和经济演变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差异而带来机会。更具体来说，是商机。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中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富春先生说：“海归再不归，晚矣。五年后？十年后？阵地早被人家占领了，哪里还有机会给你们？”如果有一天像美国市场一样进入常规状态，趋于饱和状态，如何插针进去？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美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在中国今天与明天发展的成功概率，不言而喻。
　　王永强，1996年从中国毕业出国，在美国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读MBA，毕业后回国，创办宜家家居网站。“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会投入很大的资金。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良好，这对于我的事业，无疑是利好。”与国外相比较，国内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犹豫不前，就会错失机会。如果等一切都完善了，机会也就没有了。
　　资深风险投资人、宏基风险投资基金吕强说：“在美国硅谷，出现过三次回国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后，以亚信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资历非常短，大多只有一两年硅谷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带来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肤浅的融资神话；这第三次是真正的硅谷精英的回归，在美国扎根十年的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和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经验，而且带回了硅谷的市场网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硅谷华人中，还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国的门槛边观望。最新调查中发现：占硅谷外来技术移民46%的华人（大中华区）中43%愿意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回国工作，77%的硅谷华人称自己已有一个以上的朋友或同事回国。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将是一个普遍的心理潮流。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所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目前，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毕业后想回国的超过总人数的40％，为历年来最高。
　　
　　生活的品质有很大改善
　　
　　越来越多海外学子意识到在国外生活的品质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比中国高。从一些纯硬件的方面来看，国外是比中国好。比如说污染少，基础设施齐全，人际关系简单，法制完备等。但是，另一个方面，国外的消费也高。有网友说，在美国如果你年薪5万美元，可能你就请不起保姆。而在中国你如果年薪只有2万美元，每个月花个500-800人民币就可以请一个很好的保姆了。就算不要保姆，一个星期50元请一个钟点工打扫房间，也很便宜。所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旅游，读书，上茶馆，搞聚会等等。对比之下，在美国有不少专业人员，如做计算机业务，两夫妇的收入也可以将近20万美元，但是两个人可能通常要8 点钟才到家，吃完饭10点钟，看看电视就睡觉了。也有的人经常还要在周末加班，如果不加班也没有闲着，因为刚买的房子有一大堆事要弄，比如除草，粉刷车库，修水管。生活得远不如那些在国内的同学潇洒，虽然他们看起来很成功。还有房子。美国的房子的确比中国漂亮，有院子，有草坪。但是在中国长大的，在国内有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也可能觉得很舒服。今天，北京上海120平方米的中档公寓，大概六七十万人民币左右就可以买到了，也就是七八万美元。如果有一份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几年就可以买房子。而在纽约（不考虑更贵的硅谷），一般的房子都要20多万美元。贷款要10年15年才可以还清。所以，在中国只要用比美国少的钱就可以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了。那么接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就可以用来享受国内越来越丰富的生活了。很多人在国内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那些留在美国的朋友很可能还在为还清房屋贷款而奋斗。
　　
　　回到一个巨变的社会
　　
　　有人说，在欧美发达国家住久了，就觉得老在国外没什么活力。20年前的纽约和现在的纽约没什么区别，20年后的纽约也是这个老样子。曼哈顿上面要起什么新大楼，纽约时报还专门有报道。纽约都如此，其他中部和南部的小城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有人没出国前很崇洋媚外，只要是美国来的人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现在来了才知道很多美国人对外国的了解贫乏，自以为是，其实很狭隘。一个1998年刚来美国的上海同学就对美国大失所望。纽约、旧金山这些城市很多地方也是很破旧的。后来在美国再转了一圈，才知道纽约、旧金山还算是好的。南方的有些房子更旧。回去看看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城市，天天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比美国的城市乱，比美国的城市脏，但是那当中有一种勃勃向上的活力。不仅是硬件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国家的政策也在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能够投身参与这么一个历史性巨变时期，并实实在在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一点事，比起每天朝9晚5，一成不变地在美国人公司里打工，更让人兴奋。
　　
　　找到感觉
　　
　　90年代中期回国创业的冬先生，在北京创下一片天地后，现在又把总部搬移上海，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有人问他把海外工作辞去，说回来就回来了，有没有后悔过？他说，没有，在美国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家的感觉，总好像那就是一个旅途中的客栈，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与我无关。为了应付回国初期时想像不到的艰难，美国那边没敢买房子。当时回国创业的资本，也许就够开出三个月职工工资的钱，可谓上顿吃了，下顿还不知有否？但最不知所措的日子终究都熬过来了。现在公司还在扩建，因为属于高科技领域，相当一部分主管层的位置，他都雇用海归人，可他给的条件是“工资是美国的一半，工作量比美国多一倍，但是，给你主人翁的感觉，实际生活水准，绝对不会低于美国。”他说：“因为有前途，具挑战，特别是能够享受一种海外多年已经遗忘的精神生活。海外回来的人进入公司的，几乎没有人离开，即使离开公司，也不愿意再放弃中国。请不要误解回来的人都成功，因为成功是种感觉，不能单从钱上来衡量。在美国，我是研究所里的博士，工作稳定，工资不差，生活中上等，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感觉。”
　　生活在国外，虽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很多时候已经没有挑战和社会的参与感。你似乎可以一眼看到老，付一个25年的房屋的按揭，养一个家，开一辆车，老了再养一只狗，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和自己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脱节，不能参与创造中国人的历史和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变，对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把两种文化中的劣势转换成优势
　　
　　很多人出国以后，一下子处在一种异国他乡的文化和环境之中，在国内一二十年的各方面积累完全断掉了，完全从头来过，当然日子过得非常压抑。随着中国和国外交往的日益增多，最好的方式是把两种文化中劣势转化为优势，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突围，创造出能驾驭两种文化的能力和水平。
　　我熟悉的一位海归制片人、影视导演子繁，是美国时代传媒公司董事长，曾创建美洲东方卫星电视台，中国卫星电视节目向北美洲传送、播出实施人，美国大芝加哥地区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活动、万人大游行总指挥，中美首部合拍大型电视连续剧《新大陆》总制片人、导演。他现在回国创业，但家又在美国，属于中间地带的海归人，为什么呢？他说：“业务需要我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穿梭，无论飞机飞美国，还是飞往中国，我都有回家的感觉，美国太太子女的家和中国父母亲人的家，都无法割舍。”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能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比只呆在任何一边都更有效，充分发挥了跨地区、跨文化的优势。
　　过去几年里，不但本身外流人才大举回流，甚至美国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国的华裔，也有向中国大陆流动的趋势。而这波人才大流动，其实又和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深化扎根有密切关系。
　　一位80年代末拖家带口留学美国的朋友，几年中，常听到他的感慨是：“当初在我手下的一批人，现在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个个比我混得好。回头看，不知自己十多年里在美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当初远渡重洋，哪个不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更美的梦？然而，特别是近十年里，中国变了，难以脱胎换骨的海外华人，总觉得中国变化的过程中应该有自己一块天地，一个位置，一份梦想，那份与故土若近若离的感觉，让许多人失落了一个本应享有的“优越感”。
　　在德克萨斯州从事石油研究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林女士讲：“每次回国都是一种震撼，我们在海外按部就班地创业，从２０几岁一下子跨入中年。然而，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似乎一切都应与我们的命运前途相系相连，但却从我们身边滑过去了，她的超前飞跃，让人感到难以意会的落差。”
　　由于美国前两年的就业市场不景气，大公司裁员比比皆是，以计算机和金融行业为代表。一些在美国高校一度是最抢手的法律、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纷纷选择回国就业。这和许多人刚进入学校，梦想进入美国一流大公司，然后平步青云的初衷并不一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得不做出一个相当沉重的选择。

Magical 'oo' factor boosts Web startups - ZT

2009-03-03T15:24:00.001-08:00

Magical 'oo' factor boosts Web startups

By Scott Duke Harris

Mercury News

Posted: 03/03/2009 02:43:59 PM PST

When it comes to the magical "oo" factor in Silicon Valley, Yahoo qualifies as the first mover, followed by Google and YouTube.

Make that first moover, heh heh.

The ''oo'' here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visceral, ain't-it-cool ''ooh'' inspired by, say, a video chat on Skype or an iPhone. Rather, it's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so many venture-backed Web startups happen to have the "oo" in their names, either the letters or sound.

Is it simply clever marketing to embed an ''oo'' in your brand, or collective nostalgia for Dr. Seuss? 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written about companies named Oodle, Ooyala and Zoosk. I've been meaning to catch up with Joost and Hulu. And maybe Kaboodle.

Then there's Facebook, which has the letters but really not the sound.

"Except in Canada," pointed out Bob Goodson, co-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YouNoodle. His startup is known for collecting and crunching data about other startups as a means of forecasting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For the record, Goodson insists that YouNoodle's research has not determined that the "oo'' sound or the letters actually deliver a measurable boost to a business. But YouNoodle doubled down on the ''oo'', didn't it?

The trend has not gone unnoticed.

"Let's do a little history of the search engine space," wrote an analyst who uses the nom de blog Johnny Debacle at the site Long or Short Capital. "Coming out of the primordial ooze of

the 80's and 90's there were many, mostly those who could barely walk (Altavista, AskJeeves) and amongst them, Yahoo rose. And who could defeat the incumbent and its OO? Google, a company who knew that they couldn't put the OO in the caboose. If they wanted to take down the champ, they had to knock him out. So they put the OO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Debacle also salutes the oomph of Bluetooth. ''And HD-DVD? Didn't have a chance against Blu-Ray." And why did Microsoft offer so much for Yahoo in the aborted acquisition? "Clearly, the OO premium. There isn't much of it out there, so when OO assets are available, they get bid up."

Yahoo and Google perhaps cast the "oo" as a lucky charm. Come to think of it, it reads a little like a 8 turned on its side — and the Chinese associate 8 with good fortune.

Serial entrepreneur and angel investor Kevin Hartz, whose portfolio includes Xoom and Youniversity Ventures, points out that Sequoia Capital helped finance the ''oo,'' as an early investor in Yahoo, Google and YouTube. It also backed Hartz's first startup, Xoom, a global money transfer service that is pronounce zoom.

Founders have their own explanations for the monickers. The name Xoom was plucked from dotcom wreckage of another company. Oodle's founders, working to bring "social classifieds" to Facebook, MySpace and other sites, said the company's name came during dinner at an Italian restaurant. One person suggested Ravioli "simply because everyone loves ravioli." Somebody else suggested Noodle, which led to Oodle — ''the place you go for oodles of classifieds listings. And with that, Oodle was born."

YouNoodle's Goodson, who studied English literature at Oxford University, said he and his partners were conscious that "noodle" already was in use as a verb, a synonym for thinking.

Meanwhile, in other "oo" news, TechCrunch reported that Paris-based Jooce really didn't shut down after all.

Zenprise, a Fremont-based maker of management and troubleshooting software for the BlackBerry, iPhone and Windows Mobile systems, announced it has completed a $10 million funding round led by Ignition Partners. Previous investors Bay Partners, Mayfield, and Shasta Ventures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round.

Zenprise hopes to dominate its corner of an exploding market for smartphones used for business purposes. In a press release, the company cited a Radicati Group study that projects 600 million smartphones will be used for business by 2011, more than twelve times the 49 million in use now. "Smartphone growth may be increasing, but IT budgets are flat or shrinking," Zenprise said. "As a result, IT departments need mobile management products that help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nd reduce labor costs."

要嫁就嫁男程序员 - ZT

2009-02-10T10:51:00.001-08:00

1. 专一的心，除了计算机就是你！
　　2. 不喝酒不发脾气！
　　3. 一套衣服穿半年!
　　4. 没时间接触其它Girl，想搞婚外恋也没可能。
　　5. 平时总加班，所以周末一定会怀着一颗愧疚的心在家陪老婆逛街、看电视、聊天、做家务。
　　6. 只认识0和1，基本没理财能力，一定会主动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老婆管，还会千恩万谢地。
　　7. 知道既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Bug的程序，就更加不会有没有缺点的人，所以绝不会老婆太过苛求。
　　8. 知道系统若不经常维护就无法保持稳定运行，所以一定会每天都对老婆精心呵护。
　　9. 会帮老婆把菜谱改写成if...then...do while的格式，并且带有漂亮的缩进。
　　10. 老婆可以对所有的表弟、表妹宣称：“你们的毕业设计我全包了……”
　　11. 老婆的QQ不好用了，急得不行。程序员会从容地说：“没事，交给我吧”，然后祭出SoftIce、WinDbg、VisualStidio 20XX调试3小时，最后搞到系统崩溃，重装了事。
　　12. 如果将来小孩不爱学习，老婆就可以教育他说：“再不用功，将来就会像你老爹那样，只能作程序员……”
　　13. 如果将来小孩沉迷网游，老婆就可以埋汰他说：“你还在玩你老爸在厕所里憋出来的那个破游戏呐？”
　　14. 如果将来小孩嫌背单词太枯燥，老婆就可以把程序员的代码拿给他看：“看你老爹为了背单词，重复了多少遍if else for 和 string啊？！”
　　15. 嫁给瘦弱的程序员，也许永远无法目睹他像李连杰那样以一敌十的英姿，却也会听到他吼道：“哪个孙子又在QQ上骂你呐？看我不盗了她的号……”
　　16. 嫁给程序员，也许一辈子没机会开奔驰、坐宝马，却也会听见他在梦中叹道：“要是奔驰宝马也能盗版就好了……”
　　17. 对色彩和流行毫无感觉。所以当老婆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会故作沉思状地摸摸下巴，然后随机从数组["很可爱","显得你更高挑了","显得你更文雅了","哇，好性感！","好像不太适合你这么瘦的女孩子","好清纯！","这颜色最适合你这样皮肤好的女孩子了","天哪，穿在你身上就是不一样！"]中选择一个Item。
　　18. 除了每个月买一本书，就没有其它需要花钱的地方，剩下的钱只能变着法的给老婆买各种首饰和衣服。
　　19. 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是孩子的好榜样。
　　20. 每天都被Bug和客户双重折磨，有极好的耐心和涵养，就算跟老婆吵架也能保持温柔和冷静，不太可能说出不理智的话伤了老婆的心。

关于“山寨” － ZT

2009-02-06T23:29:00.001-08:00

前不久，我的朋友Tom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山寨是什么?事情是这样的，google公司发布了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China's new hot words)排名，并把他们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的网友。这些词汇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山寨 ”，google使用的英文翻译是copycatting(无主见的家伙，复印机)，对他的解释是：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山中堡垒的强盗们(the mountain strongholds of bandits)，首先被借用来描述那些剽窃仿造的产品，后来也用来指自制的产品，比如恶搞视频。

　　Tom不懂中文，很困惑于这个词的意思，问我山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假的产品会成为过去一年中中国网络搜索最热门的词汇。他没有到过中国，我感觉到要向他解释这个很困难。我上网查阅了一些关于山寨的资料，发现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家生产的手机，这些手机使用了一种台湾研制的低价芯片，以极低的价格融合市面上主流手机的所有先进功能并有所创新，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的占领了中国低端手机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看到这个资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7月我和几个朋友在西藏旅行时看到很多藏民使用的手机，就是这种山寨机。我记得当我把相机对准一个藏族年轻人时，他拿出他的山寨机对我说，你看我的手机也可以拍照。那种手机大都具有3"以上的硕大屏幕，四个以上的扬声器和像普通数码相机一样大的摄像头，且大都具有金属机身和超长的待机时间，不过最重要的特征是价格极其低廉，大概只有普通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如果山寨是从描述这种手机开始，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种进行低价仿制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比如，80年代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的第一代游戏主机FC(family computer，译注：就是红白机)，我记得FC在90年代刚刚登陆中国时，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而言非常的昂贵。而且对于处在高考压力下的中国80后一代来说，他们的家长很难愿意把钱投资在电视游戏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中国同学因为没有写完作业就到我家里来玩FC而被他的父亲毒打，并且惩罚他再也不许来我家。没过几年，中国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小霸王学习机”的产品，其实就是把FC的芯片和功能集成到一个电脑键盘中，并开发了一些用于学习和打字的配套卡带，价格也要比FC便宜。不同于对待FC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学生家长都给孩子购买了“小霸王学习机”，因为当把这个“键盘”连接在电视上时，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不是在玩游戏主机，而是在学习使用一台家庭电脑。同时，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产的游戏卡带，他们跟日本原产的卡带很不同，里面的芯片很小，同样的游戏内容被简化和篡改后可以变成多个游戏销售，我记得我的一个中国同学的200in1的卡带中其实只是一个马里奥兄弟的不同篡改。

　　这样看来，如果把当年的学习机叫做“山寨FC”也是很恰当的。从我在中国生活的记忆中，我过去见过的很多中国制造的电子类产品都和山寨FC类似，而且他们好像大多是从珠三角和东南沿海的千万家小工厂中生产出来。

　　比如，walkman流行时，中国就有很多山寨walkman品牌。VCD技术取代了录像带后，在中国家庭中就流行了各种“山寨vcd播放机 ”，这些机器的外观和品牌名称都跟sony和panasonic极其相似，比如song，ponosanic等等，而且大都具有超强纠错，全制式播放，卡拉ok等日本品牌不具备的附加功能，有的甚至还集成了FC游戏的功能，且一律价格低廉。（编辑注：CD技术不是中国的。但VCD是中国首先推广的。世界上的首台VCD播放机是在合肥的万燕生产的。VCD的市场也是在中国打开的。因此世界其它国家VCD并不普及。Sony、Panasonic只是后来者，但凭借其实力后来居上。后来的DVD等播放机也是同一感念的延伸。是抄袭中国厂家的思路。新闻网编辑转贴时特作此澄清。）

　　2000后，我进入了中国的大学读书，我发现我的中国同学们使用的各种产品都具有山寨的特征。刚入学时，每个人都购买了一种叫做“英语复读机 ”的产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为学习英语优化的walkman而已，当年生产这种复读机的一些公司如今已经成了著名的民族品牌，比如步步高，清华同方等等。但我觉得当年这些公司和现在那些生产手机的山寨公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用md烧录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正版cd时，中国的盗版数字音乐下载已经取代了盗版CD的地位，几乎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开始使用mp3播放器听歌。中国瞬间好像出现了成千上万家生产mp3的工厂，我的一个同学的叔叔就是福建一家mp3生产厂的老板，她告诉我，她叔叔的工厂可以生产几乎市面上所有国际品牌所有型号的mp3,除了内部使用廉价的解码芯片以外。三年级的时候，日本的消费数码相机开始全面进入中国，但3000元以上的价格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是过于昂贵。而我的一位中国同学，以800元的价格购买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数码相机，却拥有300万像素的cmos镜头和无限时摄像功能。更有趣的是，当年生产这台山寨相机的就是后来吞并蓝色巨人的中国第一民族品牌联想电脑公司。而我的另一个同学拥有一台据说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功能摄像机——网易拍。

　　中国这种廉价和仿冒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除了存在于电子消费品领域，在服装、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领域更加的普遍。他们构成了中国低收入人群日常主要的消费品来源。如果你有机会在中国旅行，在任何一个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小商品市场中，都会看到无数这种商品。去年在西藏旅行时，我看到拉萨街头的藏族青年，也很喜欢穿着adidas和nike的仿冒服装。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国际都市中，也不缺少山寨商品，在西直门附近有一家叫做金五星的小商品市场，那里几乎就是一个山寨商品的集散地，很受穷学生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欢迎。

　　那些企业为什么会去生产山寨产品呢?方刚，中国一家网络公司的副总 (译注：搜狐)，在他的blog中认为，这是企业自发冲破经济壁垒的市场行为。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中国作为晚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译注：原文如此)，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相比，在技术和研发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当国内市场打开后，外国品牌进入，他们的消费人群是富裕者，中国企业只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投资在品牌建设和广告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壁垒和行政壁垒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生产山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

　　所以，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二

　　山寨机只是这个事情的开端，更有意思的则是“山寨”这个词汇在诸多文化领域的迅速扩散。中国言论界的大多数观点强调，这是对“山寨”的误读和滥用。但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这种误读，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动力。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愿意滥用“山寨”，欣然选择用“ 山寨”这一符号去标示各种文化客体。我所在大学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 Professor Wu 认为：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

　　这样看来，我很难向tom解释清楚什么是山寨，因为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

　　中国的思想界往往对山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北京的一位媒体评论家韩浩月将山寨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说，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而在我看来，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体现的是对原始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和iOrgane手机无疑是对苹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拟，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台是对cctv这个国家电视台及其制作的节目崇拜和模拟(央视的说法证实了这种判断，央视春晚总策划秦新民上个月对中国媒体说，他们闹就闹去吧，现在想借央视出名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一一回应)，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租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南京一家房地产商开发的山寨一条街上店面分别冠以“哈根波斯”、“必胜糊”、“巴克星”、“KFG”等标志，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模仿的是哈根达斯，必胜客，星巴克，KFC，而这些餐饮消费在今日中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娱乐领域，山寨明星单靠与港台明星之间长相上的近似就可以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获得很高的人气和收入。而这种明星崇拜背后，是对香港和台湾所代表的“南方发达地区”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比今日更加明显。以拍摄底层人生活而著名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他的作品《站台》中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北方小县城中一个文艺团体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巡游演出中，靠声称自己的艺人是刚从香港归来的著名歌星来招揽人气，从服装到演出形式内容也是完全的港台化。这种山寨文艺团体在今日中国还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地区。

　　山寨文本生产和消费再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再现了在主流文化和经济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求。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非城市人口(译注：应该指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唤寻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笑，被标识为“土”(译注：原文boor)，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国家仪式的CCTV春节晚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当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被称作“东方卓别林”的中国笑星赵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剧，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宋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赵本山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的喜爱说明了这种新的霸权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牢固，虽然在30年前的中国，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中，贫下中农(译注：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曾经是这个国家成分最尊贵的阶层。

　　三

　　中国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说穷人的山寨体现在崇拜和模拟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也同样是山寨的。中国的今日的富裕阶层可以说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人。他们的上一代也大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大多在少于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赤贫到巨富的过程。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半边缘的位置。在这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他们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族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身份的学习却不能像财富积累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他们对西方文化身份也处于一种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的状态。如果说穷人对这种匮乏状态的补偿性解决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的补偿性解决则是消费，是想象性的通过消费水平的补偿来填充这种内在的匮乏。

　　我的一位生长在中国北方小城的同学告诉我，他每年放假回家，都会看到某种名贵汽车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这种潮流每年一变，前年是 BMW X5，去年是porsche cayenne，今年换成了Range Rover(译注：路虎览胜)。他说，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种潮流，至于这种潮流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总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让自己落后。

　　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冯小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为雅虎搜索拍摄广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剧演员范(范伟)扮演的秦老板执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兑雪碧，当被一名骑乘英国纯种马的年轻西方式贵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当中。可以说，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虑体现的正是一代中国富人的山寨症候，而这种症候和中国其他阶层的山寨症候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异。

　　可以说，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随着中国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初开始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城市空间景观被迅速的毁灭和重建，中国的文化学者戴锦华认为，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畅销书《城记》详细描述了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而在这场房地产运动中，各地的地产商都通过贩卖一种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来销售自己的楼盘，而这种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国新富阶层的购买欲望。如果你有幸在中国的大城市旅行，你会看到众多的高档住宅社区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更是遍布全国。近几年，地产商们又推出了一种本土化的概念营销，主打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会在外观为欧式的社区内部空间看到带有飞檐和壁画的精致中国仿古建筑，和园林布局。我想说，这些社区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圆明园，那个曾经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烧毁的著名清代皇家园林。在这样全国性的造楼运动中，社会记忆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写，而这种改写的范本恰恰来自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

　　这种自我流放更深刻的体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那些被中国人视为最优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输出的的文本，其实也带有这种山寨的特征。戴锦华认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的那些电影导演们，无论是获得欧洲电影节确认的张艺谋，还是获得好莱坞确认的Ang Lee(译注：李安)都是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写传统中国和革命年代中国的方式获得一种西方审美下的确认。更加激进的中国学者黄继苏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不论是张艺谋的巩俐还是李安的汤唯，都是通过卖儿卖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获得赏识。

　　我不想去评价这类激进阐释的适当性，至少在我看到的，中国导演对西方审美和评价体系的自觉学习和运用。上文提到的贾樟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中国的文艺界和青年人中，贾因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受到大力的追捧，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然而，贾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西方的人，他很善于发现西方现代性批判在中国的试用性，他的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的指向了“毁灭和重建过程中的迷失”这个现代性母题。至今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三峡好人》的威尼斯金狮，而这部片子正是关于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而他的最新作品《24城记》，正是关于中国近年的房地产业。他的第一部获得本土公映的影片《世界》，正是发生在具有山寨特征北京世界公园中的一个爱情故事，而他自己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在《世界》中使用的 flash动画等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有意借鉴了罗兰.巴特的句段关系组合理论。如果按照黄继苏的观点，贾樟柯也仅仅是在把中国的现代性景观贩卖给西方。

　　有趣的是，贾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颇具山寨特征，在他的故事长片处女作《小武》中，那个北方小城的无业青年小偷小武正是贾早年经历自传式的投射，他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的正式毕业生，地下电影的拍摄经历也无疑带有冲破壁垒的山寨特征，在他成功后，被西方艺术电影体系和中国文艺界确认的大师身份似乎也正是隐喻了一次自我奋斗和自我流放的完成。

　　更进一步的八卦，我发现，分别作为“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和贾樟柯都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所谓的“无身份的个人 ”，他们个人奋斗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好莱坞似的现代神话，连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同样的追捧。有趣的是，作为“第五代”中的另一位重要导演，出身传统中国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凯歌却在凭借《霸王别姬》获得华语世界唯一金棕榈奖的短暂辉煌后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冷遇。我觉得，这个事实正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的并非偶然的隐喻。

　　四

　　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文本，我们看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扩张，以及中国在这种扩张中迅速的陷落和狂飙突进。最初主流把仿冒手机标称为“山寨”，反映了已经建立的权力和经济结构对这种野蛮生长方式的排斥和恐惧感;同样的，若把整个中国标称为山寨，则有整个西方对于这种狂飙突进的恐惧感。

　　吉登斯认为，西方的没落标识了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控制的日渐减弱，这并不是最早诞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冲击力逐渐减弱的结果，倒是这种体系全球性扩张的结果。可以说，今年的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种恐惧感，中国新富阶层赴美国看房团的出现正是山寨攻城略地的最好信号。西方已经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也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圆明园和兑雪碧的葡萄酒中丧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性，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寻求新的符号去标识自身的独特性，就像大陆新富阶层迫切想要寻求“西方符号”去区别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国人一样。

　　我担心，这种恐惧感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和中国崛起而带来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作为西方主流对中国文化诠释的最新成果，迪斯尼公司的《功夫熊猫》在美国热映后，我问tom对这部片子的观感。tom对我说，他感到很害怕，原来蠢笨可爱的熊猫仅仅是为了吃就可以学会所有的武功，战胜所有的高手。这让他联想到了在美国遍地生根的中餐馆、超市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和那些勤劳得“不可理喻”的中国移民，他感觉到一股难言抗拒的强大力量(译注：juggernaut)正在碾过和改变这个世界……

　　嗨，如果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要问一句，你准备好了么?

穿越一代人的中国政改 - ZT

2008-12-11T18:57:00.000-08:00

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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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姚遥坐在金台饭店底楼的茶坊，凝视着门外，对周围进出的人群熟视无睹。窗外，忙碌的车流正在平安大街不停的穿梭，黄昏就要降临了。而这正适宜他此刻的心情。在2008年11月7日的这个下午，他没去欣赏饭店的花圃，大堂的喷泉，还有爵士音乐。更没走到附近的南锣鼓巷，和那些快乐的年轻人一起痛饮狂欢。他只是在这个大堂吧静静的喝茶，一杯接着一杯。姚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访问学者，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NGO人士，此刻正陷入沉思。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诸多大事件：雪灾、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等。而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把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迅速的拉到了前台。今年7 月底，《纽约客》用anger youth（愤青）概括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把他们命名为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还有很多人给这一代贴上爱国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标签。甚至在有的学者眼中，年轻一代既像是中国义和团、红卫兵的衣钵传人，又像是德国纳粹、苏联青年近卫军的中国盟友。学者余世存曾这样描述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无论外在有着怎样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姚遥总在上述范畴之外。他是一个非典型的80后。

在很多年轻人奔向酒吧的时候，姚遥正和朋友谈起变动中的社会，变动中的国家。话题的主旨只有一个：命运。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国家将向着何处去？

30年来，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不止一次被提出，从高墙深宅到大学课堂。

二

在中国的30年改革历程上，有两波较为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一次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改变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活规则；而另一次则是1986到1987年间，尤以十三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为标志。

1987年开局就很不一般。在元旦，一件让很多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发生，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递交辞呈。当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早在1986年6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为了促成领导层的年轻化，中央高层已经在酝酿十三大的人事变动。十三大将有两个报告，一个是胡耀邦负责报告十二大以来的党的工作，一个是赵紫阳负责讲十三大将通过的关于今后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但胡耀邦还没来得及做这个报告就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赵紫阳在10月25日做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進》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历届的党代会报告中显得尤其令人瞩目。在报告做完的5年后，邓小平还强调“一个字也不能改”。而这份不能改的报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用了1/4的篇幅，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在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文章专门分析了中共十一大到十七大报告的词汇变迁。而十三大报告里史无前例的130次提及“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

今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作者是曾在80年代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自然容易想起那个令无数人怀念的“朱三宽年代”。1986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在胡耀邦“逐步放开一点”的精神指导下，提出了意识形态管理“要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突破了中宣部的意识形态管理传统，给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管理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很多人把这一时期叫做“朱三宽年代”。在 1986年深秋的北京，红叶飘落，弥漫着一股改革的气息。北方，苏联老大哥提出了“公开化”，正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实行政治开放；南方，领导台湾的国民党也开启了开放党禁、报禁的政治自由之路。包括中共党内高层的很多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到一个瓶颈，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犹如走路，一脚超前一脚落后，容易跌倒。在整个国家处在一道狭窄的坎上，邓小平重提被视为禁区的政治改革。

三

1986年，北京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新年前天安门广场竟是一片冰封，但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政治改革的议论却一步步热了起来。在中南海里面，两种意见在互相交流和摇摆，一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在中南海外，社会涌动着改革的呼声。在1986年12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要选举，四千多名学生走上了合肥街头，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而学潮蔓延至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城市。在当时意见交锋和社会呼吁的背景下，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作为党的学习文件重新发表，这预示着十三大的基调将是推动改革。

那一年从夏天到冬天，邓小平很密集的讲话，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那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

198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研讨小组下设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习惯称为“政改室”。这个政研室，就是去设置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路径的。

而姚遥此刻呆着的这家金台宾馆，前身叫厂桥招待所。昔日的招待所，破旧，只有三层。但就是在这个破旧的招待所里，政研室的年轻人却起草了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政研室二三十人，多是一些30多岁的年轻人，在1986年那个红叶飘落的深秋，受命在此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拿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而这些政改措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四

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很多原因在于他们要选举。赵紫阳曾表达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像话。当青年学生满十八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是没有选举。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十三大却得到了很大改观。十三大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在2千多票中，邓力群得了1600多票，原本已经内定要做政治局委员的他遭遇落选。

邓力群晚年写了一本书，叫《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在记述1986、1987两年时，用的标题分别是：不寻常的1986年，1987年的风浪。在这两节，他记述了自己在1987年的落选。而除了十三大的高层差额选举引人瞩目外，社会基层萌动的选举意识也让人耳目一新。

在1987年，姚遥的父亲姚立法还是湖北潜江县教育局的一名年轻职员。29岁的他被几个年轻教员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他觉得刺激、好玩。在第一次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姚立法得了30多票。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新鲜的尝试却开启了姚立法的人大代表之路。

时间往上追溯9年，在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姚立法还只是潜江师范学院的一名中专生。那一年冬天，他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操场排队投票。听老师交代投票。而那一次的选举，正是1979年《选举法》颁发之前的一次试点选举，潜江正是全国的试点之一。自从1979年《选举法》颁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开始有了明确的公民身份象征。

自从1987年首次参选后，姚立法此后的20年都走在了选举的路上。1993年10月，全国对吃财政饭的机关行政人员实行统一工资套改。望眼欲穿的潜江教职员工一直没能拿到自己该得的那份每月130元补贴。屋漏偏逢连夜雨，1993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居民消费物价上涨18.8%。大家内心愤愤不平。开始寄希望于选举一个敢作敢当的人大代表，目光投向了姚立法。但姚立法还是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尽管如此，姚立法依然得到598张选票，这是他第三次竞选人大代表落选。

竞选失利后，姚立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计问题。单位不再分配任何实际工作，曾有一年多时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原先已交了集资费的房子，竟不肯分配给他；职称14年没有晋升。麻烦远不止这些。1994年，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的领导塞给姚立法一张调令，要把他从勤工俭学办公室“下调”到潜江市实验小学教书，却又被实验小学拒之门外。最终他被“停薪留职”，靠着送液化气罐维持生计。1998年对于潜江市委市政府而言，是个危机，但对于姚立法来说，这是他竞选人大代表的转机。

潜江市的老师们的工资补贴，自始至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他们沉默了五年之后，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在老师们几近绝望的情绪中，姚立法开始给选举发布誓词，到学校动员学生投票。1998年11月28日上午，独立候选人姚立法得票1706票，票数过半，远超正式候选人，成为共和国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之一。后来涌现了好些独立候选人，很多媒体开始把目光投注到姚立法的身上。《法制日报》这样评价到，“独立候选人”的当选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改革思路。而姚遥也在大学期间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父子两以独立候选人身份上演了人大代表选举历史上一出传奇。

除了高层的差额选举和基层的选举萌动之外，1980年代，中国上下多有互动，呈现出一片上下齐心的改革局面。

五

自从十三大报告将改革的声势鼓捣起来，中国社会开始前所未有的活跃，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改革的更大步突破。那时没有股票，没有房地产市场，没有下岗，大家涌动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他们谈论的是“民主化”、“透明度”……谈论改革进程种种不能遮掩的难题。而高层也确实在开始慢慢兑现加快改革的诺言。新的口号是“价格改革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但事情的变化总是超出常人的预期。还没等到1988年那个冬天结束，调子又开始变了。官员们不再说“闯关”，而是说“整顿”；不再说“攻坚”，而是说“稳定”。政策进退逆转，局面左右摇摆。

1989年的元旦，细雨夹杂着小雪弥漫在北京城。赵紫阳的元旦献词也少有喜庆之象，题目就是《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整篇文章用语低沉，“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会继续”，献词指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巨大而繁重的”。就在这篇献词发表半年后，赵紫阳下台了。他所极力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他一手组建的政研室解散。因为时势所需，一批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厂桥，而还是时局所致，他们最终又各奔东西。20年之后，一位靠近当时的决策层人士表示，赵紫阳是一个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者，当时整个社会的健康力量还没有给予高层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撑。

尽管赵紫阳退出了决策中心，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依然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都不能改。而在随后的党代会报告中，也或多或少的延续了十三大报告的脉象。在十三大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20年之后，相似的精神浓缩为“科学发展观”五个字，写进入了十七大报告和党章。而十七大也鲜明的强调了，改革绝不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中着重还谈了社会。在历届的党代会报告中，十七大报告是对社会组织阐述得最多的一次。而与报告相对应的则是，改革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迁。在藏富于民的大趋势下，国家不断的从社会退出，社会的积极力量不断壮大。而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话语结构也开始松动，从之前的一元话语，开始涌现大量的公民话语。

六

在一个月前，一个名叫白乌鸦的博客写了一篇零散的文字。白乌鸦大概是一名在校的年轻人，文字内容追忆了80年代中国的血红夕阳。在1987年，有一套名叫《走向未来》的丛书，除此之外还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丛书。在1986年12月10日，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刊《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丛书目录，囊括了大量西方的伟大名字。而中国现任副总理王岐山曾是未来丛书当年的编委。其他很多顾问和编委，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只是代表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在当年，他们确实因为共同的理想聚集在了一起，又因为各种原因而分道扬镳。在那篇博客里，那位年轻人表示“我活在它们的结果之中”。和这位年轻人一样，有少数的80一代是吸收着80年代思想养分成长的。

但80这一代，中学时传阅最多的还是《读者》，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阅读的是《读书》。《读书》与《读者》，一字之差，阅读的旨趣也带来了这一代人随后的分化。而当时间移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大事件把这一代人推到了前台。不管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世界的灯光已经开始打在了他们的身上。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几十万80后奔向灾区。有人称，他们在大悲大难之上巍然站立，完成了这一代人的成人礼。

当下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容易让人想起近80年前那一场金融危机，1929年10月24日的大崩盘。其时很多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工作，社会沉浸在低迷的气息之中，经济大恐慌四处蔓延。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毕业就面对类似的严峻现实，一部分嫉世愤俗诉诸于不满情绪，一部分则靠着犬儒哲学自我安慰。也正因此，也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称之为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有人忧伤惆怅左右奔突，有人满怀信念阔步向前；有人彷徨辛酸躲进小院，有人沉静思索走向未来。这一代人的分化如此多元，而在这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相背后，总有人在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而这道大墙将构成中国深入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坚固的社会基础。

聊起前行者的故事和同龄人的现状，姚遥脸上毫无表情。大概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想象。他是一个判断力和行动力都堪称出众的人。早在其中学时代，他就爱阅读国外长篇和中篇小说。他一次次沉没在想象的叙事里，但现实却又让他产生了另外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长久以来对现实的介入。他在《中国改革》参与过三农调研、在守望家园关注过环保问题、在公盟提供过法律咨询、在自然之友担任过法律协调人、在惠黎基金会担任过项目官员。在这些事务间歇，他还去东欧考察转型国家的诸多命题。

在一代人中间，总是需要有极少数穿越这一代人的墓地去思考和行动。姚遥和他的朋友们会否成为这样的极少数，未来或会证明。

奥巴马.com：互联网模式新贡献 - ZT

2008-12-01T03:09:00.001-08:00

“奥巴马使用互联网，获得了资金和声望。但这是所谓的市场营销，而非政治。在政治中，人们应通过理智的论证和讨论来确信一些事。”11 月初，美国互联网研究者Jay Haube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总统竞选，互联网被更多地用于筹集资金或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击：“这让我感觉很悲伤。”

　　其时，Hauben正在韩国研究韩国互联网与民主间的关系。他没有注意到，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很快就超越了这一切。

　　11月4日奥巴马赢得大选后不久，奥巴马团队即推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官方网站——“Change.gov”，请求美国公民分享他们的故事，并为美国的未来提供意见和建议。这引起美国互联网和学术界的一片沸腾。他们认为，首先，在奥巴马班子与布什政府交接的这段重要时期，奥巴马选择了继续拥抱对话而非避开。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奥巴马正在尝试使用“群力群策”来完成政治议程。此刻，对互联网的使用已不再是他玩弄的政治手段，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变革工具。

　　换言之，一年前受互联网创新经济模型启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提出的“用户驱动型创新”理念(把创新权交给用户)，现在被总统用到了政治层面。

　　互联网模式新贡献

　　两年前，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预言——“能够发挥互联网全部潜力的候选人，将会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奥巴马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为什么数字政治时代发生在今天而不是更早之前？

　　在寻找答案之前，先来看一看奥巴马在使用网络技术和在博客圈传播思想方面的优势。

　　除了那个打扮得像圣诞树一样的个人网站BarackObama.com，最近，在线信息统计服务商Trendrr.com检查了新当选总统的一些社会化媒体数据。

　　据Trendrr透露：过去一年中，有许多博客作者评论了奥巴马和麦凯恩；但8月美国大会后，有近5亿篇博文曾提到奥巴马；同一时期，只有1.5亿篇博文提及麦凯恩。

　　而在如MySpace和Twitter等社会化网络中，奥巴马优势同样明显，拥有约85万个MySpace好友，麦凯恩为22万个；仅在11月3日和4日期间(投票日)，奥巴马就获得超过1万名新好友，麦凯恩则为964名。

　　美国一些科技媒体指出，四年前还没有如Facebook、Myspace、Twitter等交互性较强的社会化媒体，这种媒体特征之一即是能有效联系人群，其构建关系的关键处不在“连接”，而是“紧密关系”。换言之，新互联网模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奥巴马与候选人进行攻守较量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另一事实是，年轻选民对此次奥巴马胜选的贡献。

　　开票结果显示：美国18岁至29岁选民中有66%支持奥巴马。同时，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占全体选民的18%，可能为1972年以来年轻选民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为此，美国政治观察家们感到惊讶。他们认为，以往选举年轻人选票始终低于预期，使外界认为这类人选票难以左右选情，但奇怪的是，“这次年轻选民抛弃了漠不关心世代的形象，以创纪录的投票人数，证明了专家、记者和政党的说法错误”。

　　这让人回忆起一篇可能已被忘却的报道。今年年初，美国《商业周刊》刊发了一篇名为《青年的力量》的文章，阐述美国“回声潮一代”与网络社区之间的关系对总统大选的影响。

　　该文指出，这群年轻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可能也失去了对美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信仰，但一种完全是网络2.0时代风格的发言——“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一起改变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却能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商业周刊》认为，通过社会性网络，“Y一代人”正在走第三条路线，即：用超越党派之分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奥巴马与年轻一代“连接”的独特能力中，社会性网络功不可没。

　　奥巴马的网上办公室

　　作为与布什政府交接期的重要策略之一，现在登陆奥巴马新网站Change.gov可以发现，网站力求突出“改变”这一主题，副标题为“新当选总统的办公室”。网站左上栏，则是醒目的奥巴马就职倒计时。

　　与企业和其他团体网站类似，该网站也使用标签进行导航。但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Change.gov头条“公开政府”栏下，总统力邀广大网民通过电子邮件与其分享故事与理念，为美国未来提供意见和建议。

　　“这一开创历史的竞选是一部关于你的传奇。千百万个‘你’从无到有构建了这次竞选，相信奥巴马政府能够带来所期望的“变化”——新政府的组建由你来决定。”

　　此外，最近奥巴马还在Change.gov上新增了求职栏一项“Job: Apply now”，表示希望广纳贤才。不分族裔、性别、年龄等因素，都可以为他工作。

　　“求职栏”一项列出的工作职位多达7000多个。网站未注明招聘职位的具体要求，只要求应聘者在网上填写表格，主管人员将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进行分配，职位从政府咨询顾问到厨师、清洁工等应有尽有，各层次人士均可申请。

　　“现在，Change.gov上还没有太多内容，但一些零碎片段足够串起整个故事，”ReadWriteWeb认为，“这是一个持之以恒与民众交流互动的传奇。它建立在每个个体基础之上。奥巴马这驾政治马车将继续前行并不断对‘政治策略’的传统智慧带来震动。”

　　Change.gov的确在持续召唤民众参与改变美国的热情。如位于旧金山一个非盈利组织“Change.org”的出现，这是一个与“Change.gov”很相似的社会性网站，口号为“你想如何改变世界”。

　　Change.org号召美国网民提交他们的想法并对他们最喜欢的观点做出投票，然后将在新总统行政就职日那天，呈交前十大理念，并建立一个全国性运动，将更多民众想法推动至国会等。

　　“你看到，我们与Change.gov有相似之处，但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不同目的。”11月20日，网站创始人Ben Rattray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Change.gov致力于将民众意见纳入到管理执行中，美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参与政府的统治(现在才刚刚开始)。”

　　借用户驱动的授权行为

　　奥巴马“创新于民”的新政思路，让人联想起一年前两位学者的文章。

　　“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正成为全球驱动创新的一个新经济引擎，”2007年10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ric von Hippel和研究员Michael Schrage在《靠谁创新全球经济》一文中曾提出，“创新民主化”所带来的创新增长，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的新趋势。

　　通过对科技行业的观察，两位学者认为，科技已消除“创新者”与“消费者”之间曾经很重要的差别，首先，互联网的兴起，已成为用户驱动创新的神话，而这种转变正扩展至所有领域。

　　“正设法鼓励可持续创新环境的决策者们，承受不起忽视用户的代价。”他们认为，决策者须严肃对待这个转化创新的机会，而政策的关键是授权，而非“为创新用户引入新补贴或过度依赖上个世纪的风险资本及国家冠军企业的创新机制”。

　　事实上，这样一种借用户驱动的经济授权行为，可以在全球找到诸多案例。如Google开放实验室不仅让消费者快速反应和完善产品，同时也提前完成了营销；Facebook是享受由开放平台带来集思广益的经典案例。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Hippel和Schrage同时认为，除企业外，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决策者们，同样可能从中学习。

　　不过，作为公关管理者角色的政府是否可以从中获得借鉴，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华南虎事件落幕时，国内曾有评论指出，该事件将载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册。换言之，网民提供的一些关键性的视角和调查已一定程度介入公共产品的“创新”，其所表现出来的“用户驱动型创新”力量，将在中国社会的划时代制度转型中发挥作用。

　　已步入互联网二年级的奥巴马就职总统之后，Change.gov将如何随时而变、社会化网络又将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奥巴马似乎已持续走在一个新变革的路上。它所带来的另一可怕意义是：当国会否决总统计划时，这不只是反对总统本人，而是反对总统和其强大的公民虚拟网络。

新创业潮袭来：做好创新的准备 - ZT

2008-12-01T02:47:00.000-08:00

　　邓峰：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三次创业的经历，我倾向于认为：首先，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说办公司就是创业，没办公司就不是创业，创业是一辈子的事，它强调的是企业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于有一种想创新的动力，同时要敢于冒险，勇于坚持，勇于牺牲，愿意分享。

　　第二是要加强市场的概念，技术总是讲究高精尖，但在创业时，并不是我现在先做了一个产品，然后再考虑这个产品怎么卖。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这个东西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涉及多少客户，构不构成足够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中有多少人在做服务，我和他们的区分是什么？然后再思考这种产品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这种思维方式是一个成功企业的思维方式，一定要从市场到产品再到技术，而不是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

　　第三是管理的能力。中国有很多企业非常小，做大了就碰到了瓶颈，原因是这些企业家缺少管理的能力。为什么微软做得那么好，中国的很多软件企业做不大，并不是微软的人更加聪明，而是他们工程管理的概念很强。现在要想创业，就要重视管理能力的培养。

　　第四，创业和创新的区别，其实创业不见得就是创新。中国有很多小企业并不一定在创新，但是作为风险投资，我们判断一个企业值不值得投，要看项目、看这个市场做得大不大，其次才看是否有创新。

　　但同时，创新是决定创业能否长久的要素之一。从风险投资的角度讲，第一是看企业能不能赚钱，第二是看企业能不能做大，第三是看企业能不能可持续发展。想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创新，这种创新未必一定是技术上的创新，可以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看中国改革30年 - ZT

2008-11-30T21:42:00.000-08:0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 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 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 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 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 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变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分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 “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在“莫干上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元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后出现的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 ”，引起社会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当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军队和警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了重大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十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六四”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３.８%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动。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

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规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价格的自由化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

国企改革和企业家成长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制度改革。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增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二、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

当然，1992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搞了十几年的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但政企还是分不开，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负盈亏。所以，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转变为放开企业，使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官方的说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

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亏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后，很多地方开始了非国有化的过程，地方控制的企业，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权改制。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山东诸城市因为把市属的 50家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得到了“陈卖光”的称号。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业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再给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中央企业也不得不开始非国有化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解困”。在这些口号下，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时还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欢在计划体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但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解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

2003年后，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大型国有银行也开始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可以说，通过股份化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减持，什么时候减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间选择问题。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19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三代企业家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件事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 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人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目标的确立。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到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的更开放、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中国未来30年

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现在看看未来3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粗浅的看法是：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才成就。希望我的这个推测会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最近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好趋势，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诉政府不提供有关的资料，违反了信息公开法，最后赢得了官司的。这事非常好，就是法院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判定。如果做得到这一步，未来三十年的前十五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你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这样，再过30年，即改革开放60年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记得唐德刚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 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基本构架完成，也就是说，再过15年后，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了。

总结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的非国有化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的改革道路，是因为一开始不想搞市场经济，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目标，因势利导，最后回过头来看，成就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演进的自发特征。当然，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我在1993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寓言：中国的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画到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都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马换成了斑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长的一个办法是，晚上在村民们入睡之后，在一些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质问村长为什么把自己的马换成斑马，村长解释说没有的事，马还是原来的马，自己只是给涂了颜色而已。村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村长每天晚上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原来的马都被村长换成真的斑马了，但确实比以前的马更好，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改革不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换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这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看Swing Vote有感

2008-11-30T19:32:00.000-08:00

感恩节，在从旧金山去上海的飞机上。13个小时的飞机，本已非常漫长，而急切的想见到老婆的心情，让这段航程显得异常的漫长。
飞机上放了一部电影－ Swing Vote。讲的是美国大选，阴差阳错，一张选票最终决定谁是总统的故事。这位选民是一个酗酒失业，但是却有一个懂事女儿的单亲爸爸。这个故事深深的触动了我，让我去思考和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普通人民根本没有对各级政府的领导的决定权，每一个干部都是由上级领导决定，于是也就造成了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的行为方式。而普通人的利益只能靠几个仅有的有良知的清官来保障。
美国和中国的最根本的区别是：美国人相信人性本恶，所以需要法律来制衡。而中国人相信人定胜天，所以需要精英来管理。可是无数的事实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精英的危害确实巨大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人从小就知道选举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的选票不仅只是用来选一个市长或总统，而是小了说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大了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会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心。
可是，中国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复杂性。实现象美国一样的全民政治和民主，显然是不行的，台湾的民主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例子。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发展，政府将全民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经济上，以至于，现今的中国“笑贫不笑娼”，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严重缺失。长此下去，后果不堪。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国人的灵魂将会游到哪里？也许学校教育的改革是第一步，撇弃应试教育，让学生更多的认识社会责任。

Value brings us joy, but price only happiness.

2008-11-10T10:15:00.000-08:00

The plain truth is thatMr. Market often tells us only the price instead of the value of our stocks. We nee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two – price is what we pay, while value is what we get. Value
brings us joy, but price only happiness. Joy comes from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business we own, but happiness hinges more on external price swings (we figure we can afford to be a bit more philosophical in a bear market, as we are in no hurry to make any purchases). So buy great businesses at discounts to their intrinsic value.

From <>

A must-have gadget at home

2008-11-04T17:42:00.000-08:00

I bought a Logitech Harmony 880 Advanced Universal Remote Control last week. Yesterday, I started using it. Amazing! It made my life so much easier. Now I can throw all my other remote controllers. It takes care of my TV, XBOX 360, DVD Players, set top boxes in just one click! Best of all, it even works with my KylinTV.

How come I didn't have it earlier? Must have, you will not be regretted.

Amazon.com

牛郎和织女

2008-11-03T13:40:00.000-08:00

织女说：

一个月了，还是不适应。
不喜欢这里的污浊的空气，
不喜欢这里冰冷又唯利是图的人。
老公应该快到家了吧？
而我，
坐在冰冷的房间里，
听外面的雨声。
一个人的日子，
寂寞，不安，无依无靠。

牛郎说：

回到了湾区
看到了碧蓝的天
开启我们的家
一切依旧
只是没有了你的气味和呼吸
一个人的日子
饥饿，心痛，无声无息
但是
我们
挺
得
住
因为
距离无法割断我们的思念
时差无法分开我们相爱的心

重要的抉择

2008-10-01T22:32:00.000-07:00

2008可能会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年初，我第一次搬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奥运的盛大开幕式时，我也迎来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和最重要的人－我的妻。我们彼此宣誓，不管是贫还是富，不管健康还是疾病，不管是美还是丑，我们手牵手，相守一生，不弃不离。两个月后，妻选择了海归，而我也选择成为“海鸥”，为最终的海归，迈出了第一步。

临上飞机的前一夜，妻把我们住了还不到一年的新居，打扫的干干净净，一遍一遍擦着洗手间的玻璃，叮嘱我，她不在身边的日子，一定要学会保持整洁。而我看着半空的存衣间，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心中蔓延的全是不舍。我的妻，没有我在你身边的日子里，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

我紧紧的拥着妻，只想把她融入到我的身体里。如果可以，我要把她永远都拴在我的身边。可是，人生只能在不断的变化中才能进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选择－让生命多一点精彩，让感情多一点思念。我的妻，让我们同心同力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he iPhone - ZT

2008-09-26T12:15:00.000-07:00

platform shift + new business model =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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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 Calif. (MarketWatch) -- What I'm about to explain may seem obvious, but I'm not sure anyone fully understands the sort of tectonic and fundamental shift taking place in the tech secto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fruition of the new smart phone as epitomized by Apple Inc.'s iPhone.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development since the device was first shipped. While much of the buzz around the product was credited to good PR, I think there was a deeper meaning to the apparent nuttiness.

First of all, the tech community, specifically the computer users, have been waiting for an inevitable and so-called "platform shift." This has been building up for yea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basic beliefs (you may have heard of these yourselves) that have permeated the computer business for the past 10 or more years.

There will be a major platform shift away from the current Wintel machine.

Mobile device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ternet connectivity will be done mostly on mobile devices, primarily the cell phone.

Cloud computing will dominate the century.

If we see the iPhone as a new computing platform most of these core beliefs -- as listed above -- are fulfilled, but with a twist. If we forget about the end of the PC and the death of the Wintel platform and simply see a new segment emerging to compliment and evolve differently than desktop computing, then we'll have a grip on all this.

When the PC came along in a world of mainframe computing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esktop computing." It was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desktop computer ended up complimenting large scale systems and not replacing them. It has its own strengths that made it valuable for the individual user. This is what we have with the iPhone and probably the Google Android as it evolves.

These are more than smart phones, they are major comp uter platforms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s that cannot be done on a PC, but can easily compliment a PC the way a desktop computer can compliment and augment a mainframe.

To fully grasp this you have to rethink what happened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mart phones as developed by Microsoft . The entire thrust was to do nothing more than miniaturize the desktop PC. In other words give users a PC in their pocket.

There was nothing really unique about the Microsoft smart phones. They store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and Word documents and ran Windows software as best they could -- if at all.

The end result was a moribund smart-phone business that looked to be dead in the water or, at best, an odd niche market.

Other attempts at improving this segment included inventive phones such as the Neonode from Sweden. It is a gesture-based phone with similar touch-sensitive technology as the iPhone.

But everything was a phone first and a computer second. Apple flipped the model and centered the buzz around the oddball but often pra ctical applications that run on the iPhone.

And in the Apple ads they know how important this is by showing how a user downloads an installs an app. No ad for a mobile phone has ever veered in this direction.

The eventual market for these devices as envisioned by Steve Jobs and Apple will eventually be bigger than anything we've ever seen and should surpass the massive PC and desktop computing market before the dust settles.

While all the handset makers and carriers are making look-alike phones with plenty of cool functionality, only Apple and Google see this for what it is -- a genuine platform shift and an entirely new market direction for mobile devices.

The odd men out in this game appear to be Microsoft and perhaps Research In Motion . RIM may not be able to adjust to this fast enough to continue its winning way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What I admire most in this scene is the fact that Google actually foresaw the importance of the iPhone model and did something about it. If the handset makers, who will pro bably never get an iPhone license, manage to survive in this evolving market, I can assure you they will be thanking Google since the open-source Android code can be used by all of them.

“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 ZT

2008-09-21T17:58:00.000-07:00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

－－－－－－－－－－－－－－全文如下－－－－－－－－－－－－－－－－－－－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
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
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
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
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
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
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
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
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
——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
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
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
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
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
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
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
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
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
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
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
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
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
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
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
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
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
”，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
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
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
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
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
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
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
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
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
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
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
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
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
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
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
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
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
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
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
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
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
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
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
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
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
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
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
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
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
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
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
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丁学良回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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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et Trends

2008-08-22T14:53:00.001-07:00

梦幻阿拉斯加之旅 - 动物篇

2008-08-05T16:38:00.000-07:00

阿拉斯加整个就象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而人类也只是居住在森林中的一种生物。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而我们也把alaska的野生动物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到海里游的，看了个饱。

就在Anchorage的机场铁丝网后，我们就见到了悠闲散布的Moose Family.

在Denali National Park，我们看到了更多悠闲的动物，其中有：

觅食的灰熊

孤独的老鹰

勤劳的水獭

领路的北极狼

会鞠躬的小松鼠

狡诈的狐狸

在海上看冰川的同时，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知名的，不知名的动物：

好奇的海獭

臃懒的海獭

鲸鱼

海鸟

雪橇狗

更多请见： http://flickr.com/photos/baybay12/tags/animal/

梦幻阿拉斯加之旅（into the wilderness of alaska) - 冰川篇

2008-07-30T21:41:00.001-07:00

在alaska, 最让我们心仪的就是冰川(Glacier)和雪山，因为这两样，平常基本与身处加州的我们无缘。

晚上12：00，当我们到达Anchorage的上空时，便领略到了她们的美丽与壮观。

第二天，开车大概一个小时，经过一条北美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隧道，从Whitter做船出海，看到了著名的黑石冰川（Blackstone Glacier). 冰川的边上时瀑布，冰川的下面是融化的水和冰不停的流入大海。

在Seward坐船去游览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的时候，又有幸亲眼目睹了冰山断落，听到了她坠入海中时的轰隆声（据说听到这声音，会有好运：）。

同时，惊鸿一瞥，看到了在冰川边上雪地里觅食的大黑熊和在冰海里游泳的海狮。

离开Seward前，去了Exit Glacier, 在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内，距Seward不到10 Mile. 有点脏，但是可以hiking不到1Mile到冰川边上。数年前，人可以站在上面，但是由于冰川不断融化，人只能隔着栏杆看了。在Hiking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一个插着不同年份冰川位置的牌子，可见冰川退缩的程度。

在从Denali去Valdez的路上，也看到了不少Valley Glacier. 比较好看的是Worthington Glacier,你也可以hiking到冰山上。

在Valdez，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在Columbia Glacier的冰山里Kayak。和心爱的人划着小船穿梭在几千万年前形成的冰山之间，伸手便可触摸到那晶莹剔透的冰晶，遥望着远方的雪山，观赏着海里游动的水母和臃懒的海獭，呼吸着没有任何污染的清新空气，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这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更多照片，http://flickr.com/photos/bayba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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