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对峙

八九文件：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un, 12 Feb 2012 23:35:00 +0000

1989年2月13日，北京文化界33人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支持一个多月前方励之个人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八九民运后，有个别签名者声称其签名系伪造，或因不了解情况而受骗。

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北　岛、邵燕翔、牛　汉、老　木、吴祖光、李　陀、冰　心、张　洁、宗　璞、
吴组缃、汤一介、乐黛云、黄子平、张岱年、陈平原、严文井、刘　东、冯亦代、
萧　乾、苏晓康、金观涛、李泽厚、庞　朴、朱　伟、王　焱、包遵信、田壮壮、
刘青峰、芒　克、高　皋、苏绍智、王若水、陈　军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八九文件

《纽约时报》对八九民运的报道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un, 05 Feb 2012 02:40:00 +0000

2008年的时候，笔者在撰写《天安门对峙》的准备过程中逐日浏览了《纽约时报》档案库里1989年的新闻报道，并按照日子每天做了一点小结和介绍。这些内容目前只有英文版，存列在笔者英文版博客里，但在这里也列上作为索引。每篇小结里内含有《纽约时报》报道的链接，可以按图索骥。所有日子均为1989年，列出的是笔者小结的题目，并不一定反映《纽约时报》报道的题目或原意。

八九文件：方励之公开信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hu, 02 Feb 2012 04:16:00 +0000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大赦政治犯。此信随后由在京的外国记者报道而成为轰动一时的公开信，拉开八九民运的序幕。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八九文件

《天安门对峙》摘录：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31 Jan 2012 05:21:00 +0000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十一章的部分内容，描述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录像过程：

伍月28日，星期天，被指定为全球示威的日子。世界各地大城市里的中国学生和华侨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在祖国的同胞。但在北京，这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没多大意思的日子。这里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骑自行车游行。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他们把游行路线分成几部分，距离市中心都比较远。结果它完全没有他们在以前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的规模和气氛。更令人警觉的是市民的支持和热情有了明显的衰退，他们现在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游行显得漠不关心。带着食物和钱到天安门广场来捐献的人流也减少了。不过更多的学生还在从外地到来，在人数上足够补上那些正在离开的学生。

柴玲这天觉得异乎寻常地郁闷。在粉碎了撤退的计划之后，她自己现在被运动无法确定的前景所烦恼。环顾四周，她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赏心悦目的地方。大量崭新的帐篷已经从香港抵达。学生们正忙于支起帐篷，把它们按颜色排成不同的区域。根据规划，这些明亮的红、蓝和黄色的帐篷将构成十个各有不同作用的小区。这个焕然一新的帐篷城给人一种秩序和力量的错觉。柴玲很是佩服，她所信赖的助手李禄一直是在勤奋地工作着。

柴玲对李禄的办事和领导能力一直深为钦佩。她相信他才是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李禄对撤退计划的坚决抵制更强化了她的看法。相比之下，她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之处。

戒严已经进入第8天了。谣言继续在传播着。就在这天早晨，有“确实的情报”说一队神枪手已经潜入了广场，准备好了在一分钟之内暗杀所有的学生领袖。那场撤退不果的闹剧也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好几个人在那天早上前来辞职。曾经帮助修改柴玲的《绝食宣言》的作家白梦懊恼地放弃了他主管宣传的职位。张伯笠告诉柴玲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准备写一本关于这场运动的书。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也在收拾行李，他们也变得极其失望。这两人以已经没有换洗衣服为由决定了这是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在偏远的陕西省的家的时候了。

这样，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萎缩了。只剩下了李禄、封从德和柴玲，以及一小组茫然不知所措的志愿者。柴玲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她自己走开的时候了。但在离开之前，柴玲觉得她还有一两件事要做。她希望能留下几句话，这样她的想法不会随着她自己的消失而消失。她也还要见她丈夫一次，也许她能说服他一起走。

柴玲独自穿过长安街来到北京饭店。她在那里找到了金培力，一位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研究生。随着北京的事件逐步升级，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在或者自愿或者被雇佣地为各个新闻媒体做报道工作。金培力也不例外，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部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柴玲。

金培力立刻就察觉到这个“失态、恐惧和哭泣着”的来客正面临着某种威胁而准备要逃跑。柴玲请求他在她动身之前协助录制一些“最后的话”。走出饭店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梁淑英的香港女记者，她立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坐进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然后金培力才决定前往他的一个朋友的住所。在车里，柴玲手写了一张纸条授权金培力以她的名义发言，可能是在准备着她的被捕或死亡。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因为她的严肃态度既震惊又害怕。他在一间小卧室里让柴玲面对着录像镜头坐在床沿，手里再拿上一个盒式录音机。柴玲马上就开始了讲话。

她的开场白带着平静和忧伤：“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她回忆起她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参加这场运动时的情形。当那3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下请愿时，她看到了广场上同学的泪水。她看见她丈夫封从德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血书。她记起后来绝食的发动，与阎明复的对话，还有李禄要自焚的想法。她在重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对其他学生领袖的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绝食，现在还在继续试图与政府“妥协”的人。她很难受，她的嗓音嘶哑、停顿，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后来，她终于忍不住失去控制地哭起来。她没法面对她所热爱的运动正在分化和丧失其纯洁性这个事实。她绝望地哭着说，就在政府方面开始团结起来变得强硬时，学生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名字或证据的情况下，她宣称在学生领导团体的内部就有叛徒、贪污犯和为政府工作的特务。

金培力觉得他不能不插话了。他轻轻地问道，“这次学生运动……最黑暗是哪一天？”柴玲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黑暗的还没来呢。”她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学生撤退的“所有的人”，不留余地地宣布说天安门广场是学生必须坚守的最后和唯一的阵地。他们绝对不能撤退。

柴玲看起来对别人试图夺她的权尤其地深恶痛绝。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必须死死抓住总指挥这个位置是因为她需要这个权力去对付那些主张撤退的势力。她控告说，其他的领导人，包括高自联、首都联席会议、还有所有那些自己宣布成立的组织都在挖她的墙角。尤其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两个她极其气愤地点出了名字来的人。尽管吾尔开希已经至少两次对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关心的还完全只是领袖的地位。而年龄大一些的知识分子们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

接着，就像一个钟摆重新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样，柴玲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绝食早期的日子。她说，那是运动的最好的阶段，所有人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运动是纯洁的。市民因为学生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心而支持他们。她觉得运动是在北京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戒严部队阻挡在郊外时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但这个愉快的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她的思路又马上被不确定的未来所占据。就这样，她说出了一段将永远跟随着她的一段话：

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带着作为总指挥的柴玲自己的阴谋意味：她可以有意地把运动引导向流血，以此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却又不能把这个目标告诉听从她指挥的学生。但在这一个时刻，柴玲却只关心着其他人的阴谋，不停地控诉“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为了“达成个人的交易”，“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反而要学生撤离广场。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语无伦次。她谈起了她的丈夫，他们原有的一起出国的计划；她的父母，和她对家庭欠下的债。

金培力再次打断话题。他让柴玲描述一下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柴玲又说出了一些以后会回过来永远地纠缠着她的话：

下一步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学生，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梁淑英小心地询问关于在5月30日撤退的计划。柴玲毫不留情地指控那个方案已经对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她后悔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她再次指责那个计划是一个阴谋。如果他们的确撤退的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梁淑英低声问道。

柴玲耸了耸肩，“我想我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最后那句话显示出柴玲终于察觉到她所说的话并不适合公开发表。她这个“最后的话”录完了，柴玲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开之前与她的丈夫告别。

八九书籍：柴玲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Mon, 30 Jan 2012 01:58:00 +0000

注：柴玲的自传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与英文版同时在香港出版。本人手头没有中文版，此书评是根据其英文版所作。

八九民运20多年以后，当时举世瞩目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去年秋天终于出版了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问世时曾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媒体轰动，主要是因为作者出人意外地披露她年轻时曾经有过4次堕胎经历，其中最后两次正好分别在那场运动之前后。轰动效应很快就消退了，书也就很少被人提起。仅有的几个书评多半来自宗教读者群，感兴趣的是柴玲皈依基督教的心灵历程。她在那场运动中的经历不过是作为背景提起，而20年前的那场运动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从这本书里的确也很难获得对那场运动新的了解。《一心一意向自由》是作者至今的人生旅程的记录，但却没有能给读者提供足够的细节和深度来真正理解主人公理智和感情上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作为八九民运后半期的主角，天安门广场上的“总指挥”，作者对于那场彻底改变了她自己和其他许多人命运的运动之描述最多只能说是极其粗糙，有时甚至近乎虚伪。

柴玲的天安门经历

在这本书里，柴玲将自己最初参加那场运动的动机归之于她对当时的丈夫、同样成了学生领袖的封从德的爱情和关切。她却对自己后来在绝食时取得几乎绝对的领袖地位以及成为广场上的总指挥的过程轻描淡写，没有提供具体的过程和动机。不过她倒是透露出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因为被封从德以及他那个由男学生主导的领袖圈子所轻视、受到其不公平对待而耿耿于怀。

也许并非作者有意，这本书还是为柴玲当时的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些原先未公开的线索。八九民运中有关柴玲的颇为令人不解的是她当时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这在她发起绝食时的著名讲话（后来发展成《绝食书》）以及那个灾难性的“最后的话”录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而那样的绝望心情虽然很感人、有鼓动力，却恰恰与当时的学生主体的心情和情绪完全不合拍。从这本书里我们才知道柴玲那两年正经受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中的沉重打击。那时，她已经有了3次婚前堕胎经历（前两次与封从德无关）。她的母亲因为被错误地指控盗窃公物而精神失常。她在北大校园内几乎被认识的同学强奸（她因为昏厥并不确定是否的确被强奸）。此后又与学校保卫人员发生两次极其不愉快的冲突。在那之中她已经察觉到她与封从德的婚姻关系正岌岌可危。这一切累加起来，的确会使一个21岁的女孩觉得难以承受。柴玲号召绝食时认为那时已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要看看中国是否还有任何希望。这样的绝望情绪似乎更多地来源于其个人内心深处的悲哀。

同时，该书却很肤浅地在那场运动的许多关键时刻飞掠而过，没有提供她或其他人决策时的考量。的确，无论是绝食的开始和结束、与政府官员阎明复的对话、5月底撤出广场决定的破产、还是大屠杀那晚的最后时刻，我们这位“总指挥”在她自己的书里仍然显现得更像是一位旁观者或跟随者，与领导者的形象差之甚远。

柴玲倒是把好几页的篇幅专门用于她那个“最后的话”的录像。她的自我辩护带有很强的防守基调。她找借口说并不知道帮她录像的美国青年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当时在为一家西方新闻社工作。她把录像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所谓“期望流血”）归之于是从李禄（当时的副总指挥之一）那里听来的复述，并多次责怪李禄后来没能站出来为她承担这个责任。她并且声称金培力是未经允许擅自把录像公开给了后来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人。

柴玲的可信度

这就引出了这本书内容上的准确和可信的问题。的确，柴玲当时可能不知道金培力的记者身份，但她完全清楚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女士是香港的报刊记者，并在录像里回答了她的几个问题。金培力自己则回忆过柴玲在录像那天曾特地写了一个字条给他，授权他全面负责该录像的公开发行。他们当时就与在北京的几家西方媒体联系，但未能找到愿意接受的。也许金培力自己没有说实话，但这些过程在柴玲的这本书里却完全没有提及。而确凿的事实是，那个录像是在屠杀之后几天内就在香港公开播放的。纪录片《天安门》则在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策划。

封从德在这本书面世之际便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认为该书里诸多细节不实。他说在读到初稿时就发现了“上百错处”，并为作者提供了“三百多个批注”，希望能在出版前订正，但未见成效。当然，封从德自己并不是一个中立评论员——作为作者的前夫，他在书中被描绘为既英俊聪明又脾气大并且有虐待行为。

的确，书中所描述的八九民运期间有许多情节与现在所知的事实或者众多他人回忆中的共识不尽符合。该书后面仅列有极少数的注释，而那些注释对于作为验证作者故事的参考方面毫无帮助。

柴玲漂浮的人生

《一心一意向自由》从柴玲的童年到她最近皈依基督教，以从事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慈善事业方式重返公共舞台为止叙述了她目前的一生。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故事。她在中美两国都进入了最好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群众运动、与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及名人频繁往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并将自己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化成佛教徒然后又成为基督徒。

因为柴玲这样的背景，大多数读者会自然地期望在这本自传里看到一个强势的领袖性格。然而，尽管该书显然是在努力描绘一个坚强、自立的女性，但其所透露的却是一个经常被他人所左右的脆弱灵魂。这是一个漂浮中的人生故事。

柴玲自己的描述证实了很多人早已有的印象：虽然她在天安门广场是总指挥，她并不是运动的实际领袖，而只是一个傀儡。重要的决定大都由处于幕后的李禄作出。事实上，她在整个运动中的表现都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她最初的参与是源自对封从德的感情。她发起绝食是因为受到几位研究生朋友的影响。她在运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否决她自己已经同意过的撤退计划——完全是李禄的意思。等等等等。至少从这本书里，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有很强的主见，而她偏偏占据了——并屡次执拗地拒绝放弃——那场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位置。

她还证实了她在绝大多数困难的时刻或抉择的当口只能哭哭啼啼。

在八九民运的历史之外，《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主题似乎便是作者走向基督教的旅途——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长大的女孩的精神觉醒。书题中所向往的“自由”既是摆脱在中国的共产党统治下的自由生活也是心灵得到新找到的基督上帝庇护下的解放。柴玲觉得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漂浮而达到了彼岸。她还曾经说过这本书是上帝在借她的手写作。然而她的皈依过程仍然很难令人信服或鼓舞，反而给人那不过是一个因为环境使然或方便的选择。很多年以前，当柴玲和封从德在大屠杀后逃亡时，他们在国内南方得到一个佛教团体掩护。在与世隔离的条件下，两人都被那些人员感动，皈依成了佛教徒。而最近几年，柴玲又突然处于被包括他现在的丈夫、朋友和几位成为牧师的前学生领袖的很多虔诚基督徒的包围之中，她便又很快地发现了新上帝而成了基督徒。（与柴玲不同的是，封从德迄今仍坚定地信仰佛教。）

柴玲的自我感觉

在叙述她自己的故事时，柴玲经常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取材。她花了很大篇幅描述自己在美国毕业后寻找一份高调的咨询工作时因为那些公司害怕得罪中国政府所带来的困难。（她最后不得不接受一家公司以假名工作的无理要求——这个公司行为合法吗？）她觉得那是一个直接威胁到她在美国生存的巨大打击，却从未想到她完全可以去一些不与中国打交道的中小公司谋职。在抱怨这些困难时，她更对自己的背景和名声同样可能为她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和哈佛这样的名校以及在她事业发展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一点不置一词。

她一再强调在大屠杀的那个晚上她“带领”纪念碑下的学生撤出广场。但即使是在她自己的书里，所谓的“带领”不过只是她当时与其他在场的领袖一起走在了撤离队伍的最前面——而那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在拒绝撤离。虽然她身为总指挥，那次撤退却是四君子提议、由侯德健和周舵不顾学生指挥部的反对去谈判、最后由封从德主持决策和组织而成的。

在她为自己“最后的话”辩护时，她继续指称外界对她个人的批评等同于对学生领袖的恶毒攻击，是给整个学生运动抹黑。（封从德多年来为柴玲辩护时也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然而她自己却毫无困难地把同样的批评转移到同样是学生领袖的李禄身上，然后怪罪李禄没有为她——总指挥——承担责任。她对自己近年来发动针对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掠夺性诉讼更只是一笔轻轻带过。

柴玲的书

《一心一意向自由》追踪了柴玲的人生，为现今已有并在持续增长的与八九民运有关的书籍资料中增加了新的一册。但对于多数对那部分历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很难读得仔细。作者似乎假设她的读者或者已经对背景耳熟能详或者不关心具体内容，在叙述时随意而不加解释地提出各种人名和事件。但该书可以在教会群体中找到合适的读者，他们对名人皈依宗教的故事总是百听不厌。其他人也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柴玲的背景故事以及她心理、情绪方面的线索。但如果作为历史资料，这本书却很遗憾地欠缺细节、深度以及可信度。

八九书籍

八九人物：孔庆东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at, 28 Jan 2012 04:37:00 +0000

孔庆东教授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人物。相反，他那有时近乎有意冒犯甚至疯狂的言论经常令其成为媒体上的英雄或恶霸——就看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他还自称是孔子的嫡系传人。

而每次他引起公众喧哗时，总会有一些怀有不同企图的人热衷于挖掘起他的过去：他曾经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

1989年时，24岁的孔庆东是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在民运之前并没有什么活跃的记录。

1989年4月底，北大的筹委会在由纪念胡耀邦而起的第一轮抗议活动后正陷入混乱和内斗之中。孔庆东作为他们系的学生代表参与校内自由选举，进入了其领导机构，并在4月25日成为筹委会的召集人。

孔庆东和沈彤及其他同学一起试图与校方取得联系，要求校领导直接与筹委会对话，以期取得承认。他们的努力有一定的效果，校方表现了愿意对话的意图。但这一谈判很快就被《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和四二七大游行所打断。沈彤和孔庆东曾经试图将四二七的抗议活动限制在校园内举行，但没能成功。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其他学生领袖的信任，甚至被怀疑是特务。5月2日，孔庆东在筹委会的又一次选举中落选。他似乎从那时起便退出了运动。

不清楚他是否在运动后的清算中得到惩罚。他旋即离开了北大，在边远地区游荡了3年。但后来他还是回到母校继续在中文系攻读，获取文学博士学位。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孔庆东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出版了大量很受欢迎的文学和评论著作。他也成为北大的教授。但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电视和其它媒介的评论员频频露面，言辞激烈。他现在的政治观点倾向于怀念毛泽东时代、崇尚民族主义的“极左派”，是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旗手之一。他的言论也经常集中于捍卫共产党的统治。这与他当初与同学们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时大相径庭。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陈西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Mon, 26 Dec 2011 18:01:00 +0000

当1989年学生运动在北京开始展开时，已经34岁的陈西正在偏远的贵州省会贵阳市的一所大学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与一般政工干部不同的是，陈西当时已经相当活跃，参与并组织了当地的一些沙龙活动。那年5月初贵州的学生开始响应北京的运动组织上街游行时，他与学校和市公安局协调，以民警为学生队伍开路的方式组织了一场有秩序的示威。其后，他一直与当地学校的学生领袖保持密切联系。

但那年陈西最为大胆的行动是在6月5日——北京已经大规模开枪镇压之后。那天晚上他和沙龙的一些人聚集成立了“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鼓动罢工抗议北京的屠杀。几天之后，他们几个人均被逮捕。一年后，陈西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

3年服役期满后，陈西很快又投入到当时的组织反对党活动之中，并坚持要求为八九民运平反。1996年3月，他再度被捕，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直到2005年才得以刑满出狱。

陈西仍然没有屈服。近年来他在贵州不断举办人权研讨会，在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文章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是，他的这些文章再次把他带入监狱。2011年12月26日，陈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0年徒刑。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陈卫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at, 24 Dec 2011 04:42:00 +0000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陈卫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学院）的新生。他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在学校里组织了治丧小组并带领约4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追悼会。其后，他又参与组建了该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参与了四二七大游行。

陈卫自己曾回忆说他在四月底时专程回家乡四川试图向那里的学生通报北京的形势。但他在5月初便又回到了北京，作为理工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组建对话团，其后又参加了绝食，其间几度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

大屠杀那天晚上，陈卫参与了在街头堵截戒严部队的行动。后来他写道：

1989年6月4日早上3点45分时，面对着隆隆的军车还有车上戒严士兵手中不断喷出火舌的冲锋枪，我和许多学生和市民手挽手流着热泪高唱《国际歌》，将长长的戒严车队拦下来。我们分散开去做那些军人的思想工作。当我走到满是卡车的车队中一辆吉普车旁，显然里面是军官。与我曾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的一个女孩走到吉普车跟前，她冲着里面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掏出手枪，对着女孩头部就是一枪。地点在民族文化宫。我不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切情况，但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被杀者何其无辜！施暴者简直丧尽天良！逝者已不能言，我辈不能为其讨还公道，忍看刽子手站在烈士们的尸骸上弹冠相庆，又有何面目存在于世上，被世人耻笑。

（沈彤在其自传里曾提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场景，时间和地点也很相近。）

屠杀之后，陈卫回到老家，因试图组建地下高自联而被捕，关押一年后才得以释放。他随后便开始了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反叛生涯。1992年他因参与国内组党活动再度被判刑五年，出狱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参与当地的组党活动，并加入了零八宪章的签署活动。今年2月份，他在四川的一轮镇压中被捕。

2011年12月23日，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9年。

八九人物

八九书籍：《从广场到秦城》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Fri, 25 Nov 2011 00:02:00 +0000

李进进的个人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明镜出版社，2011）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的简短小传和两篇记叙作者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回忆文章。后一部分则是作者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在北京几个看守所和监狱中的生活经历、感悟及法律思考。

1989年，就在胡耀邦去世之后不久的4月18日，李进进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上挺身而出，主持领导了一次长达一整天的静坐请愿，最终迫使三位人民代表出来公开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在运动的后期，他又冒着戒严中的风险，参与创建、组织了工自联，成为其领袖之一。他把这些经历分别记录在《广场上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和《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两篇文章里。不过这两篇回忆并不是新材料，已经在以前的报刊和文集中发表过，也是《天安门对峙》一书写作过程中得以参考的原始文献之一。但文章收入在这本书中，辅之以作者的自传，也为其经历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和深度。

正如书的副标题——《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所示，有关作者为民运坐牢的心路历程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上大学前，李进进曾经当过6年兵，后来又做过警察，然后又在大学研读法律。1989年时他已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博士。能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却自己身陷囹圄，转换角色以囚徒之眼来审视中国的监狱制度，也不失为绝无仅有的机会。可贵的是李进进在监狱中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精心地观察思考，帮助狱友分析案情，不卑不亢地争取改善待遇等等。

有意思的是，虽然作者是大学博士生，他却因为参与工自联的缘故被作为工人看待，没有与其他被捕的学生领袖关押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接触到普通刑事犯罪的“同镣”。所以，作者的狱中回忆也带有明显不同的色彩。作者自己的“探法”也因此更趋近于法学的专业性，基本上不为当时政治观点的分歧和冲突所左右。

《从广场到秦城》篇幅不长，很容易阅读。它提供了八九民运的几个侧影和当时中国监狱内部运作的图像。其最可贵之处是语言记叙上的平实和宁静，凸显其可信度。也许是因为作者刻意小心，书中的叙述完全局限于作者本人所作所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学生领袖或参与者。因此在作为运动的全貌参考上略显不足。

八九书籍

八九人物：李进进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hu, 24 Nov 2011 23:44:00 +0000

1989年4月18日——胡耀邦去世三天之后——李进进发现自己正与一大群年轻学生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试图向自己的政府请愿。他内心很激动，但并没有准备自己站出来。

那时，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55年出生的李进进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15岁时，他就加入了解放军（一位招兵干部帮他改了年龄），6年后复员成为家乡武汉市的一名警察。当时正好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便作为几十万考生之一在1978年成为湖北省一所高校的法律系大学生。那时他23岁。

大学毕业后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85年硕士毕业。在武汉教了两年书后，他在1987年再度回到北大攻读博士。这时他开始活跃，通过竞选成为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但很快他因为一些公开言论和组织讲座遭到麻烦。就在1989年初，研究生会在没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开会改选，他便不再担任其任何职务。

在多人劝说下，李进进决定远离是非，专心自己的学问。然而，那却是1989年的春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了那场正在失去组织和秩序的静坐抗议。于是他还是站出来充当起学生领袖的角色。他主导了那场静坐后期的活动并取得成功：他们公开地、和平地把学生的“北大七条”请愿书正式递交给三位人民代表。后来他很快地离开了现场。但那里聚集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却游行到新华门抗议，导致后来那里与武装警察的肢体冲突。

那几乎成为他在那场运动中唯一的出现——在那之后他立即消失了。五月初，他甚至一度离开北京回到武汉的家里以减除家人对他卷入运动的担忧。一直到5月18日他才又回到了运动之中，那时绝食已经开始，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89年5月18日那一天李进进在北京的街头巡回演讲。当晚，他碰巧遇到几个正在准备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他随即自荐成为这个萌芽中的工自联实际上的法律顾问。他与韩东方、周勇军等人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草拟了其大量文件和声明。

5月31日，当工自联的几名成员在镇压来临之际被捕时，李进进和韩东方带领一大群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前又一次进行了一场静坐。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其被捕成员的释放。

有意思的是，李进进然后就在6月2日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参加其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就在6月3日那天上午，他通过了考试，然后花了一整天准备向政府部门正式登记工自联的文件。不久，屠杀的消息便摧毁了他的计划。他那天晚上试图回到广场，但没能通过木樨地——当晚最血腥的战场。

大屠杀之后，李进进离开北京回到了武汉。6月10日他在家里被捕。1991年4月24日，他被免予起诉而释放。后来他于1993年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法学学位。现在他在纽约州居住，从事律师工作，并在海外民运中相当活跃。

2011年，李进进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记下其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狱中的思想和感悟。

八九人物

沈彤加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15 Nov 2011 02:52:00 +0000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了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沈彤已经加入到纽约市“占领华尔街”的街头抗议之中：

现在，在纽约市金融区祖科蒂公园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已经43岁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沈彤的身影。他在那里已经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

几乎每一天他都在百老汇街上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里召集抗议者开会做计划。他负责的事情很繁杂：小到为这个杂乱群体处理文书的日常工作，大到为这些年轻自负的革命家出谋划策。

29岁的抗议者麦克斯·比恩说，“他提供很多智慧老人式的意见。”

沈彤自己并没有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10月17日时，他只是随意从家里走过10个街区来到祖科蒂公园，意外地遇到了一些对他过去在中国的努力有所了解的抗议者。他说，“我对这场运动很好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不会很快消失。但做好事总是会有代价的。”

沈彤不久就自己一星期七天都全日制地为“占领华尔街”工作了。

该报纸还引用了沈彤的感想：“上一次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中国时，我们挨了子弹。美国可以好好地做这样的事。”

在中国的八九民运期间，也曾有过十几位四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年轻得多的沈彤等学生领袖提供同样的支持和服务。

八九人物：刘迪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Fri, 21 Oct 2011 04:54:00 +0000

刘迪的名字在有关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录中很难见到。这也许正是他所希望的。

1950年出生的刘迪属于天安门学生之前的一代。他最早由参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而出名——当时官方把他称之为“小平头”而全国通缉。那年十月份他被捕，坐了10个月的牢，直到四五运动被平反。

平反后，刘迪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一起成为著名的“四五英雄”。他们也一起参与了1978年的民主墙和1980年的大学校园竞选活动。刘迪在城里的家一度成为当时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的出版印刷场所和活跃分子人来人往的聚集地。后来，刘迪还协助陈子明成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社经所。

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期间，刘迪是自愿在幕后协助、指导当时年轻的学生领袖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一。他后来协助筹备了试图获取运动领导权的北京各界联席会议。

大屠杀后，刘迪于1989年7月10日被捕，再度坐了9个月的牢。在整个1990年代，他为当时因为八九民运而系狱的政治犯的人权和待遇奔走，吸引国际范围的关注。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既无法从事稳定工作，又被拒绝出国，只能依靠妻子的薪水和父母的资助生活。但他在帮助其他受难者时却从未犹豫过。

刘迪于2011年10月19日因癌症去世，终年61岁。

八九人物

方政在美国的新生活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18 Oct 2011 06:08:00 +0000

在天安门屠杀中失去双腿的方政现正在美国享受新的生活。上图是方政和他的女儿、妻子和岳母一起庆祝45岁生日（照片由封从德提供）。这对幸福夫妻正在期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方政最近还获得了美国绿卡的批准。他目前在当地的社区学院学习，并有自己的驾驶执照。

柴玲回忆其大学期间的堕胎经历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at, 24 Sep 2011 19:17:00 +0000

柴玲最近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回忆了她自己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的多次堕胎经历。这是她第一次透露出这一私人秘密和她为此所承受的痛苦。她的这一作证是她自己创立的“女孩之声”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之一部分。

柴玲说她是在北京大学二年级时第一次怀孕的，那时她年仅18岁。当时她父亲帮助她安排了堕胎。后来她还是本科生时又曾经再度怀孕和堕胎。

她的第三次怀孕是在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期间。当时她与封从德结婚在即，封从德陪同她去医院做了堕胎手续。

1989年大屠杀之后，这一对学生领袖经历千辛万苦逃出中国，到达巴黎。柴玲那时再度怀孕并实施了她最后一次堕胎手续。她说那时她和封从德的婚姻关系已经很糟糕，便在友人劝说下选择了终止怀孕。

根据媒体报道，柴玲现在与其第二任丈夫婚姻美满，并育有两个孩子。她的这个证言第一次让外人看到其内心深处未曾显露过的痛苦——这一心理创伤在1989年学生运动时期便已存在。

柴玲的证词全文（英文版）可以在这里阅读。

《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柴玲近况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hu, 01 Sep 2011 04:02:00 +0000

《波士顿环球报》今天登载文章描述柴玲在她自己创立的“女孩之声”非营利组织中的活动近况。“女孩之声”是为反对中国大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引发的女婴堕胎现象而成立的。

该报道说，

即使在这个国家也遭遇过争议的柴玲跨进了这个战场。平时，她是研发教育软件的公司“尖子班”的创始人和总裁；她的丈夫罗伯特·麦竟是该公司总经理。尖子班的慈善基金会已经为“女孩之声”提供了1百万美元的资助。“女孩之声”利用私人捐款派遣志愿者在中国国内推动其项目。一个叫做“婴儿礼物”的项目为保留女儿的母亲提供经济资助。一个奖学金项目则让成为孤儿的女孩能够上学。“女孩之声”还为成为强制堕胎的受难者母亲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它还进行反制拐卖女孩的运动，比如一次在黄河北边的广大农村里散发了6万张传单，并建立热线服务，成功地寻找到一位在2010年在自己家门口被拐走的名叫小豆的女孩。这个组织还提供一个网站，上面有被拐骗的女孩的介绍以及如何防止孩子被拐骗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文章标题是“当你与孩子一起上街时，要让孩子走在离大路远的那一边，这样他们不会被骑摩托车或开车而过的人突然抓走。”

柴玲报告说已有550名母亲得到经济资助，25位孤儿送进了学校，4名孩子得以与他们的父母再度团聚。相对于庞大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微薄的成功：根据该组织自己的数据，中国每年有130万起强制堕胎，110万弃婴和20万被拐卖的儿童。

文章描述柴玲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最近成为基督徒。

该报纸还提及柴玲和她的公司在美国遭受的争议，包括被其过去的投资人和雇员起诉的情况。文章说法庭已经确认柴玲本人没有责任。

另一个可能更为引人注目的案件是柴玲自己起诉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尽管那已经被法庭拒绝，这篇报道说尖子班还在进行上诉。

香港警察骚扰身穿“平反六四”上衣的居民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hu, 18 Aug 2011 03:19:00 +0000

自从回归中国之后，香港一直还保留着其绝大部分自由。每年6月，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聚集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天安门屠杀的死者，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剩下的唯一的对这一事件有分量的纪念活动。

但也有迹象表明这样的言论自由开始受到限制。昨天，一名身穿写有“平反六四”、“建设民主”标语上衣的青年在大街上遭到警察骚扰并被带离现场。这是因为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将到该地访问，这样的标语会引起贵宾惊诧。那位青年后来被释放。

这一事件被现场录像，后来在电视新闻里播放：

艾未未说话、冉云飞回家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hu, 11 Aug 2011 04:38:00 +0000

近半年前，在中国一场颇具规模的镇压中，许多知名的的异议分子被拘留、逮捕，有些被指控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其中有独立作家冉云飞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艾未未在4月份的被逮捕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和谴责。他后来在6月份得到假释，条件包括不接受采访，不参与社交网络活动等等。他也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现在。这星期，他突然出现在推特上，发言表达对因受他牵连而被捕受苦的几位同事的关切。

更为奇怪的是，他接受了官方的报纸《环球时报》的采访。该报纸称他态度很激烈，并引用他的话说“你如果放弃一些权力，当然有可能过得更容易一些。但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教育资源又很有限。他们都会减少幸福。我永远不会停止与不公正斗争。”

《环球时报》只在其对外的英文版上刊登了这一采访。对内的中文版只字未提。

同时，有报道说2月份被捕的冉云飞现已被释放回家。他还没有公开发言。

刘刚抗议美国政府和公司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at, 16 Jul 2011 20:45:00 +0000

昨天，八九学运领袖刘刚出现在美国白宫外面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抗议。他试图敦促美国政府为他所谓的中国政府正在美国领土上举行的“超限战”采取行动。

自从他的第二次婚姻破裂之后，刘刚被卷入由离婚官司引起的个人生活漩涡。他公开指控其妻子是隐瞒了真实背景的前中国军官。而中国政府正在针对他和其他异议者在美国本土进行一场准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同时也瞄准了他的（前）雇主以及一些美国知名人物。就在几乎一年以前，刘刚曾在纽约一家法院里以类似的指控起诉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刘刚一直也声称他自己才是今年初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真正发起者，并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目标。

他针对妻子和（前）雇主公司的一些公开指控导致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并曾被警察几度临时拘留。但他屡次声明将继续抵制法院颁布的封口令、公开谈论案情作为抗议。今天，他进一步宣布将“在全美各地进行巡回示威，抗击中共超限战”，但没有公布具体计划。

八九日子：7月14日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Fri, 15 Jul 2011 04:18:00 +0000

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与五四运动（7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纪念日一起在那年年初就令许多人激动不已，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等到这个纪念日真正来临之际，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地改变。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没有人会顾及远在巴黎的纪念日。

然而巴黎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盛典，欢庆这个平民革命的节日。法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向中国官方发出的邀请，不再欢迎刚刚屠杀自己人民的官员。在那里的观礼台上，一批流亡中的中国异议者受邀与各国政要摩肩接踵。

但更惊人的场景出现在载歌载舞的群众游行行列里。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取代了官方代表团加入了游行行列。他们着素服，手扶自行车，簇拥着一面巨大的红色中国式锣鼓行进。锣鼓和人群都是一片静默，没有丝毫庆祝的迹象。他们一片肃穆，是在为自己的革命哀悼。

在这个NBC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留学生行列的一瞥（47秒附近）。

广场上的党徽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28 Jun 2011 02:49:00 +0000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其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但是暂时性的标志：由锤头和镰刀图案组成的共产党党徽。这一徽章设立在处于国旗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中轴线上。

党徽本身的直径大约12米，其底座是一个巨大的心形花坛，将陈列红色的花卉以组成“红心向党”的象征。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

这是共产党的党徽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在天安门广场如此隆重的展示。

八九书籍：《我的两个中国》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21 Jun 2011 03:33:00 +0000

唐柏桥的新书《我的两个中国——一名中国反革命的回忆录》（英文版，目前似乎还没有中文版）最近携带着大量的名人推荐出场。书的封面上骄傲地展示该书由“尊者达赖喇嘛写作前言”。但细心的读者首先发现的就是这并不属实。书里的前言——只有短短的三段话——其实是由达赖喇嘛的秘书所作。

加上该书的出版社介绍中的一些夸张不实之词，诸如“唐柏桥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异议者之一”、“唐柏桥的名字在天安门大屠杀期间成为传奇”等等，都令该书自身内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虽然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有两位（唐柏桥及Damon DiMarco），它却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作者之一唐柏桥的个人故事的。唐柏桥在1989年时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大学生，并成为当地的学生领袖。回忆录涵盖了唐柏桥在中国乡下的孩童经历、在1989年卷入当地的学生运动、在其后的镇压中被通缉而逃亡和被捕坐牢、以及最终在被释放后逃出中国在美国成为流亡者的生活。

书里描述的唐柏桥自己在1989年学运中的经历却是单薄地令人惊讶。在那年四月间，他在长沙参与组织了几场学生集会和游行，并被选为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学生会负责人。五月份时他只身前往北京，试图与北京的学生领袖取得联系。他在书中坦率地承认那趟旅行时完全失败了。他在北京除了自己参加了几次游行之外毫无建树——以至于他竟然一直不知道王丹这个名字，后来以为那是一位女生的名字。当他在五月底回到长沙时，当地的学生运动已经几乎掩旗息鼓了。

不过该书的确也为当时远离首都的所在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是唐柏桥站在台上面对着下面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高呼“唐柏桥万岁！”“唐柏桥万岁！”（第87页）这样的情景在北京便没有出现过。

因为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有时候很难区分所叙述的是事实还是作者自己当时的印象。书里有很多似乎不经意的错误或不准确的描述，比如：“方励之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和幕僚。”（第56页）、“赵紫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他自己只是一个傀儡”（第99页）等等等等。

《我的两个中国》在已有的如李禄、沈彤和张伯笠等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对于希望通过个人经历来了解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和经历的读者来说，该书可能会有些意思。但遗憾的是其在对八九学运本身认识上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什么能证实作者的“传奇”地位的内容。

八九书籍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C）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07 Jun 2011 01:50:00 +0000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见这里和这里。）

反制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励之问题”没有进展。双方都已知道底线，虽无不可解的利益冲突，但一时难于找到出路。一方面，布什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确承诺之前放人。

4月，中国当局曾准备派员访美，被美方拒绝，因制裁情况未变，不能互访。

我们则静观双方的角力。美国NBC 电视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来interview，只好写信问我们的状况。我回信中说“我现在是夹在两个超级政府之间了”。

静观到的一个角力场是中美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美国和ROC联盟，在重庆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轴心国的军事情报。美国和PRC建交后，合作的主题之一仍是军事情报。两国合作，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情报站，监听收集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情报。情报站的技术装备由美方提供。获得的情报则由两国共享。美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报站检查工作。李洁明不止一次谈起西北情报站。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后。中国的一个反制措施是，停止西北情报站合作。1989年夏秋时，我们注意到，李洁明谈到情报站时，显得焦虑。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虑消失。很明显，苏联东欧阵营的政权变化，使中美情报站不再重要，失去价值。斯考克罗夫特12月在北京访问时，大讲东欧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从尼克松访华时代开始的外交政策，要调整了。中共的反制裁失去了力度。

李洁明在他的经CIA审查过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该项军事情报合作[1]。所以，该项合作已不是机密，已经终止。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桩小事没提，不知道有没有机密。

春天有一阵，夜静的时候，会听到闷闷的‘咚、咚’异声，来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经验。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跟着一位工宣队老矿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园里挖地道。从共鸣方式，容易判断，‘咚、咚’声说明我们住室下面有地道。我们告诉大使及Bill听到的地下异声。大使证实，使馆地界中确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挖的，那还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两三公尺，有许多出入口，大使官邸里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洁明解释说，‘咚、咚’声是大使馆人员下去“检查”地道。按国际约定，大使馆内算是美国地界，看来，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检查”什麽？大使没说。咚、咚’声很容易被察觉，是不是有意让别人听到？又在施计？地道战？不会。是不是装什麼设备？难说。到美国后，也没有问李洁明，当时“检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

4月间，中共最高层领导在回答外国客人和传媒问“方励之问题”时，总是说，方只要认罪，就可以让他出国了，绝口不提恢复贷款等条件。后来还更具体地说，认罪书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宽恕）一字。好像“方励之问题”的解决，只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这当然是敷衍话。

凡是亲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认罪”文化是：“解决问题”同认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无关。当运动走向高潮时，任凭你写多少“认罪书”都无用。等到运动要结束了，不写“认罪书”，照样过关。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专政时，每天要上交一份“认罪书”。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专政者的应对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时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认罪书”。抄的时候，改变一下前一天“认罪书”的段落的顺序，a,b,c,d, 变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语句的不同排列组合，不难每天都能制造出“新”的认罪书。后来知道，交上去的“认罪书”，专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认罪”文化可以推定，当经济制裁未解决时，任凭你写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无用的。若经济制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个推定。

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来信说，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们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词曾是罗马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云云。他们告诉我，在强权威胁之下写一句“我认罪” (I confess) 没有关系。上帝会原谅这时说的假话。伽利略写过认罪书：“我的最显赫辉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贵无比的枢机主教……”[2]。性急的朋友干脆寄来他们代我起草的“认罪陈述”。我一共收到过三份代写的认罪草稿。我想他们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从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来的，也许只是段落的排列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产党世界流行一本小说，名为“牛虻”。它描写一位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经历。其中一个主要情节是，“牛虻”在年轻时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该神父，他认为该神父也一样关心和信任他。结果，“牛虻”的confession 内容被透露给了奥地利统治者，导致“牛虻”和他伙伴的活动被探知，被镇压，革命失败。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不少年轻人遇到过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伪善。有价值的教训是，在共产党“革命”世界里，切勿真confession，特别是对你表示出极大“关心”和“信任”的组织或个人。将来，也许有意义编一本中共治下的忏悔手册，也是一种史料。邓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应收为首篇。

总之，我还没有来得及写confession，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这时期，我倒是写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题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该文被收在梵蒂冈教廷出版的有关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文集中，书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罗二世的罗马新观点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

经济制裁的松动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一致介入。那时极少有外资进入中国。只有来自台湾的中小规模资本，还没有终止。台湾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陆，就是从6.4之后开始的。

1990年春季，听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尽早对华解除经济制裁，推动力来自日本财团。日本的政治由财团左右。

1991年6月，我访问日本，参加在京都召开广义相对会议，那时“方励之问题”已解决一年。仍会“感到”日本在“方励之问题”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终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离，前后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间保密。我去洗手间时，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后面。四位警察态度相当和蔼。临别，他们掏出纸墨笔砚，一定要我留下“墨宝”，不得已，草草写了几个字。

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则报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后活动的细节，同我知道的片断吻合。记录如下：

李洁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桥本恕频频接触。……在美国总统助理(即斯考克罗夫特)两次来中国的谈判破裂后，桥本与李鹏的会谈，正式开始。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圆贷款的承诺。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中时，允诺从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内提供中国八千一百亿日圆（相当五十六亿美元）的贷款，此金额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通过对中国制裁决议案，日贷款亦被冻结。

因来自日本财界的压力，海部俊树前首相于1990年初设法着手解除对中制裁。為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曾赴美探询美方意向，结果发现“方励之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不解决方励之问题，难以解除对中制裁。

桥本大使得知后，便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多次密谈，表示日本在休士顿峰会将努力促成解除对中制裁，但希望中国也作出适切的回应。

在桥本与中方接触一週后，中国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

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冻结世界银行的二十三亿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亿美元对中贷款。

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谈判

“中国当局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确切时间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谈判时表示的。中国外交部说，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不再是写认罪书（confession），而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出国治病书，行文中应含有lenient一字。并要保证不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大使说，可以感到中方很着急，想尽快让方李离境。

对方着急，我方就不必过急。那天没写申请出国治病书。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坚持“请求宽恕”字样，也不再提“保证不反对中国政府”条件。改用“人道”出国。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国，最好去一个孤立的小岛。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价值。

“人道”一词我们接受。至于第一站去小岛，我们也接受，我们选定的小岛是英格兰。那时我有英皇家学会的邀请，支持我在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时，我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体抄了一遍我以前写的陈述[原文在（B）中]，8点陈述，简化成了三条。全文如下：

1. 我反对中国宪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的作用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我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坚持上述的政治主张是违反宪法的。

2. 为了探视海外亲友以及得到必要的医务治疗，特此申请出国旅行。望中国政府予以人道的考虑。

3. 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我们将欣赏和欢迎一切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利益的活动，并拒绝参与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对中国的活动。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谈。李洁明将这份“陈述”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注意到了……” 一句应加上“认错”字样。

那天我没改陈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谈。中国当局不再要求“认错”字样。中方接受上述陈述。谈判至此达到成功。果然是，“等到运动要结束了，写不写认罪书，不是关键”。

双方准备在国宾馆祝酒致意，达成协议。

祝酒之前。中国当局突然又提了一个新要求：李淑娴也要在陈述上签字。

敢在祝酒之前临时加新要求，大概只有邓小平了。大使判断，邓小平就在国宾馆二楼。

李淑娴答，只签第2，3条，不签第1条。即不承诺“我注意到了……”。对方也接受了。

李淑娴还提出，必须保证我们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则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来，中共是希望我们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终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2.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3.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条中用单数的“我”，第二条无人称，第三条中用多数的“我们”，即表示李淑娴只签了第二、三条。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称。原因就是由于李淑娴不签字。

离境过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谈。主题是我们离境的技术安排。虽然仍是被通缉的在逃犯，但出国要有正规完备的手续。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来，给我们照像，办中国新护照用。

同时，也在办理英国签证。因是星期六，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办公。无法找他们签证。另外，中美双方都不想让英国驻北京使馆知道，那会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彻尔夫人在华盛顿访问。美国务院直接找撒彻尔夫人办了到英国的落地签证。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装。所有书籍都送给北京天文台。同使馆结账，买走他们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四通中文文字处理器（当时美国还少有中文的文字处理器）。也留下给方哲买赴美机票钱。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图1）。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6个人参加。告别酒会上，大使告诉最后一个秘密：封从德和柴玲夫妇逃出中国，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状。不过，我们没有问封柴出逃细节。出逃细节应是个人隐私。

图1：在美北京大使馆最后一晚，6月24日，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

也是6月24日，星期天，下午，全国各地党委向党员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紧急文件，“方励之夫妇将于日内出国治病”。要有思想准备。直到当天，喉舌袁木等还在卖力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方……李……”。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刚过，天早就亮了。上午8时，成百警察和便衣开始在大使馆周围集结，戒备森严。

10:30，我们走出官邸大楼。大使陪同，我们乘那辆一年前送我们进来的防弹玻璃车，从正门驶出官邸，去南苑机场。

我们所经的路上，一律半戒严，即一切车辆不准与我们在同道行驶。我们的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车号是GA11-0001，即公安第一号警车，车后也尾随两辆保护。一路戒严的警察一看到0001车开路，就以为后面一定有VIP。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就敬起军礼来（图2）。

图2：车在建国门外大街上。从我们的车向前看去，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号是GA11-0001。一律半戒严，一切其它车辆只准在外道行驶。在第二车道，每100-200米有一警察。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戒严的警察，习惯性地举手敬礼。

11:05，到达南苑军用机场。美军专机已经到了。美军专机是从关岛飞来。机组人员事前不知道什麽任务，居然能在南苑机场降落。据说这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美军军机被准予使用中国军用机场，基辛格1971年到北京时，飞机也降落在南苑机场，他乘的是巴基斯坦的军机。

11:30，李和我被公安人员引领到侯机大厅另一边的办公室，大使等美国人员不得随我们过去。办公室里有三位中国公安官员，一位为主，另两位公安官员一左一右保护。为主者把两本新的中国护照交给我们。

接着，公安官员接通了方哲的电话（当时他被拘于公安部的一宾馆）。按协议（李淑娴的要求），中方应让方哲离境。但没想到方哲不愿意走，故意制造麻烦，还对公安人员说：“我不走，我还想入党呐”。无奈，公安要我们打电话，说服方哲。此事耗费了近半个小时。

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说，那半个小时他极度紧张[1]。按美国务院指示，在方李二人离境过程中，大使必须全程陪同，而且务将方李二人一直安排在他的视线之内。但是，中方发护照给方李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场。方李二人已在他的视线之外。一耽搁就是半小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发放护照现场，可能是显示PRC主权。中方这一安排，并没有事前告诉美方。李洁明遇此非预计状况，极紧张，担心是不是中方会突然变了卦，把我们抓走？如若抓走，如何应对，没有预案。

那半个小时里，我注意到，中方人员也极度紧张，为主的那一位公安官员脸上直冒汗，说话僵硬。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案，如果因方哲或其他原因，不能按协议办，如何处置？

所以那半个小时里，中方人员呆视着李淑娴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最终说服了方哲。没出意外。

整个过程中，中方全程录像。后来使馆人转告，那是要给邓小平看的。

方哲于一星期后，到达伦敦。如前所述，“方励之出国两周后”（即方哲到伦敦后一周），日本解除经济制裁。

12:20，中国海关人员在飞机舷梯旁设立临时海关，在我们的PRC护照上加盖出境章。我们同大使握手告别，登机（图3）。

图3：李淑娴和我在登机的舷梯上。舷梯最下端戴墨镜者是William Stanton,他正和大使李洁明握别。大使之左为美使馆武官。右边三位着警服立正者，分别是海关和公安干警。摄影者，两位中方，一位美方。摄此影者，当然也是美方人员。一边两个摄影师，均非记者，对等。

12:40　飞机一切就绪，滑行，起飞。

飞机起飞后，双方似乎仍未停止较劲。原来商定，双方在飞机起飞后六小时，同时发布方李离境消息。但是，起飞后不到一小时，那时飞机刚离开PRC领空。中方就广播了消息。

另一方，美国飞机也没有首停第三国，而是降落在安卡雷奇（阿拉斯加），让美国电视台进机场，阳光正好，新闻镜头是我们从军机换乘副总统Dan Quayle 的Air Force No. II。继续飞到Upper Heyford，那里虽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但是美国营区，法理上也不是第三国。

无论如何，事件落幕了。中国政府让一架美国军用专机接走了两个中国人，两名被全国通缉的要犯。

有一点荒诞？世界真还不能没有一点荒诞。

参考文献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Affairs 2004)

[2] M.A. Finocchiaro,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of Rome，（Vatican Observatory Publications，1990）

八九问题：天安门广场曾经血流成河吗？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Sun, 05 Jun 2011 04:50:00 +0000

北京时间的1989年6月3日夜晚和6月4日凌晨，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中国首都大街上正在发生的恐怖。坦克、装甲车和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野战军人在昏暗的画面上鬼影般穿过，时时被远方的火光照亮。伴随镜头的是太频繁、太清晰的枪声，混合着群众一片混乱的嘶叫。毫无疑问，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它最为人所知的地标命名：天安门大屠杀。

这个名字带有其自身的不幸成分。它把人们的注意力指向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屠杀并没有发生的地点所在。其实，绝大多数的杀戮和伤害发生在通向广场的几条大路上，而不在广场本身。

就在今天，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著名的维基泄密取得的“美国大使馆从北京发出的秘密电报表明天安门广场内没有发生过流血”。（大使馆的电报其实只是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智利外交官的报告。）对于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这个新闻可能有爆炸性效果。然而，虽然20多年中一直有所谓“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渲染，广场内没有发生重大流血事件却是已经确认的事实。

笔者所著的《天安门对峙》一书的最后一章根据众多的个人回忆和资料描述的那个晚上的整个过程。戒严部队在向北京城挺进的过程中杀死了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话——市民，绝大多数的死亡发生在广场西边的西长安街一带和广场南边的前门大街一带。当他们成功地实现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之后，部队暂停了行动，为后来四君子的谈判和学生的撤离提供了时间。

凌晨1点半左右实现的对广场的包围似乎是部队战术运作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军队表现得残酷无情，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他们包围广场的战略目标。即使是在广场外围的长安街上，他们曾经直接向市民开枪，打死打伤无数。学生领袖之一张健就是在那里被一名军官在近距离开枪打伤。他还证实当时看到被打死的人。

但广场被包围、局势被完全控制之后，军人表现出有限度的耐心。虽然当时还有几千学生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部队等到几乎5点半左右才开始清场。在那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运用多种手段，使得大多数人在威慑下自己离开了广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与四君子的谈判允许还留着的学生和平撤离。

当然学生撤离的过程并不完全和平。广场上的确开过枪，还一度枪声大作。那是对天扫射的，或者是摧毁学生架设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或者是为了恐怖的震慑效果。很多在场的学生后来都回忆过他们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溅出火花时的惊惧和愤怒。一些拒绝撤退的学生更遭遇到棒打脚踢。但没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

当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中无一人死亡”时，他的话被广泛地理解为政府对整个屠杀事件作全面抵赖，因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愤怒和指责。也就是这样开始了所谓在天安门广场本身是否发生过屠杀的无谓的争议，似乎广场外街道上那成百上千的死亡并不足够。

直到今天，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广场内曾经有人死亡，尽管有一些少数人可能的确死于广场内部的间接证。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名叫程仁兴的学生。有人说他是在广场国旗杆之下被枪杀的，但现有的根据只是二三手的材料。

很多人曾宣称当部队最终以坦克横队推进广场，碾压其中无数的帐篷时，帐篷里还有熟睡未醒的学生被碾死。这个说法无法证实。在那之前，学生纠察队和士兵都曾分别检查过帐篷阵营，他们的确也发现过熟睡中的学生，把他们领出了现场。

还有人说他们看到有一大队学生最后拒绝撤退，自愿留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而被集体枪杀。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为这个说法提供支持。

也许，现在应该是对“天安门屠杀”这一称呼做更明确的定义的时候了：它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及随后几天发生在北京市的历史事件，并不局限于天安门广场本身。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B）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Fri, 03 Jun 2011 03:32:00 +0000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见这里。）

从PRC国庆到US鬼节

1989年10月1日前夕，上海市府举办招待酒会，庆祝PRC 建国40周年。来宾中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招待酒会上主动问美国总领事“我们要作甚麽事，才能解决方励之问题？”。大使立即将谢的举动转告我们。

我们判断:“这是邓小平发出的信号，中共想要解决问题了。” 大使也持同样看法。

谢希德的学术身份，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专长于点群空间群在固体物理中的应用。谢的政治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员。谢是从美国回归者。八十年代，她每年至少到美国一次，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谢认识李和我。早在1950年代后期，谢一度从上海来北大物理系工作，协助黄昆建立半导体研究班子，直到这时，谢才入党。当时李淑娴也在黄昆的班子中，是一位援华的苏联半导体副教授的专业翻译。谢行事极为谨慎，作风更像虔诚基督徒。谢不会自作主张向美国总领事询问“方励之问题”，一定是高层授意的。

跟着，又有两个信号。

中国科学院长周光召在访问美国时，也以“个人身份”向美国科学院透露，他“可以协助解决方励之问题”。我们同周光召认识的时间更长。大学二年级，李和我听胡宁的电动力学课时，周是胡的助教和研究生。周在1989年的政治身份，也是中共中央委员。

最后，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出马，向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说，他“愿意以非正式的身份斡旋方励之问题“。李是中国问题专家，与美前总统尼克松有密切关系。胡乔木也是一位持续关心方的高层人士。1985年，“科学”（中文）杂志复刊，方在复刊第一期上发表科普文——“道生一的物理解”，介绍量子宇宙学。该年12月16日，胡乔木写信给“科学”编辑部，云：“‘科学’复刊第一期上，刊有方励之的‘道生一的物理解’一文，用宇宙物理学来证明……唯物主义的事物先于原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没有研究过宇宙物理学，但很以这种观点为异。”其实，方文丝毫未谈哲学，只是讲一个逻辑常识：在“时间”概念不能用的情况下，“先于”“后于”等等词汇，在物理上均无意义。“科学”主编郝柏林回信给胡，请他撰写一篇科学而非哲学文章，详细论述他的“为异”观点，“科学” 杂志将发表。但没有得到胡的回应。

尽管上述三位皆位高权重，但其“个人身份”似乎都还不足以斡旋“避难”等政治问题。他们的个人政治身份大体是一品“龙套”。

“龙套”跑圆场之后，真正有资格以“个人身份”斡旋者，登场了：大使告，尼克松和基辛格将于近日访华，老朋友邓小平要见他们，斡而旋之。

在尼—基—邓三位登场之前，还有一桩趣事。

10月31日，是美国的万圣节，叫鬼节更准确，否则会混同巴黎万圣庙。大使馆将举行招待会。按风俗，参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传言，招待会上，众来宾都戴一样的面具，男士一律用方励之面相，女士一律用李淑娴面相。当上百位全同的方李假面狂欢痛饮，晃动于大使馆之际，方李二真身，将溜之乎也。中国当局听说后，急了，外交部召见大使，要求美方不得趁鬼节招待会把方励之夫妇偷送出使馆。这一次，大使快速承诺：保证不在鬼节这一天，送走他们的客人。

万圣节当天确实有一批客人抬着一个美国真棺材（运尸备用），其中装有一个鬼模型，闯进大使馆。令守卫的解放军不知所措。

大使很得意告诉我们，“传言”等就是他们造的，目的是探测内鬼。“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一场，周瑜派人在蒋干帐外小声嘀咕，放假消息（蔡瑁张允通敌）。李洁明用的就是周瑜的帐外嘀咕法，探测泄密渠道。

李洁明确实极重视保密。每次他来谈话，总要把屋里水龙头开开，制造背景噪声，使窃听者听不清。流水噪音是反窃听的一个经典方法，有效，但是略显老了。用适当的统计处理就可以从背景噪音中取出有用信息。这是物理，特别是天体物理的一个课题。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天空，除了太阳东升西落等少数有规现象之外，其它现象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的“噪声”。从上帝的噪声中“窃听”出有用信息，是天体物理的任务。

尼克松—基辛格—邓小平

美国当局得知尼克松及基辛格将访华后，曾委托尼克松及基辛格在会见邓小平时，斡旋“方励之问题”。Bill说，尼克松一口答应了，愿意帮助斡旋，而基辛格则回绝，不愿介入“方励之问题”。李洁明的回忆录不提基辛格，也是一个旁证[1]。

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的‘老朋友’ 尼克松和基辛格。

邓小平见到基辛格后，主动同他谈“方励之问题”。直到这时基辛格才不得不出主意，参与斡旋[2]。所以，严格说来，尼克松是美国当局委托的斡旋者，而基辛格应算是邓小平委托的斡旋者。

二斡旋者传来的邓小平的解决“方励之问题”的路线图是：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3]）

路线图大意是，可以放走方励之全家，条件是： a.) 方励之应写个陈述，说明他的活动；b.) 应有保证，方不得从事政治活动；c.) 方全家应离开中国，最好去美国。基辛格建议，点c.) 改成“去第三国”。

路线图还有关键一句——“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什麽是 ‘simple’ one ？尼克松及基辛格可能都没有在意，或邓有意没说清。

条件 a.)和c.) 不难办到。b.) 的含义要在谈判中澄清。美方的立场是：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 [3]）

根据美国宪法，行政当局不能控制方励之一家在美国的言行。美国行政当局依法不能对一个在美生活的人的所做所为提供保证。

这一点，同中国的政体完全不同。

11月15日，我正准备写点a.）所要求的陈述，李洁明大使送来了如下中国有关部门敦促书。抄录如下：

中国有关部门发言人发表谈话，敦促方励之、李淑娴尽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我们已赢得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当前社会秩序业已恢复正常，国内局势更加稳定。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动乱和暴乱　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机关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自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先后有几名中国人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目前，除方励之、李淑娴二人仍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其他人均已先后离开了外国驻华机构，得到了政府的宽大　处理和人民的谅解。

发言人敦促方励之和李淑娴迷途知返，赶快离开美国驻华使馆，争取宽大处理。

敦促书与路线图的调子完全不同。路线图点a)是要求写一陈述，而敦促书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语言：未审判，先定罪，“迷途知返”“投案自首”，“宽大处理”云云。敦促书的调子应是邓小平的原意，显然，“老朋友”斡旋者们都不接受邓小平原话。这一段话被斡旋成了中性的“陈述”。基辛格的回忆，描写了这一斡旋[2]。

敦促书证实：“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者，除方李一案，还有他案。并证实，他案均已解决。这同我们在大使馆知道的信息一致。重要的是，敦促书并没有说那“几名中国人”问题之解决，是由于写了自首书。看中共的文件，要看它写了什麽，更要看它没写什麽。

所以可以不管敦促书。按点a.) ，我写了一个有关“过去和将来”的陈述。全文如下。

过去和将来

关于过去

1, 我主张中国应当进行社会改革。我在1988年以前的多次演讲中,公开地表达过我对中国的改革的观点。

2，我承认，我的观点主要有：
　a.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落后于时代。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科学证明是过时的，或者是不正确的。
　b.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它的吸引力。
　c.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四十年是令人失望的。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经济一直逗留在世界第一百位以后的最贫穷行列之中。中共本身的腐化，则越演越烈。
　d.没有民主、人权，就不会有现代化。应当修改宪法，取消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类似的，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四项原则如仍僵化不变，民主、现代化都是没有希望的。

3. 1989年4月发生于天安门的以学生为首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政府加快改革，其方法是和平的。因此，我完全赞同并支持。我也赞同根据宪法第63条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4. 我认真地注意到，于1989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称，上述的政治主张是“反革命的”，上述行为是"犯有反革命的宣传和煽动罪"。

关于将来

1. 应北美和西欧20余所大学及研究所的邀请，我此次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研究。

2.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关注的是，中国的和平、繁荣和现代化。

3. 因此，我将欣赏和欢迎世界各国政府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拒绝支持那些组织，如果它们不以中国进步利益为原则。

4. 一俟条件许可，我将回国继续直接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服务。

11月18日和24日的谈判

11月18日和24日，中美就邓小平的路线图举行了两次谈判。两次谈判的“要点”文件全文在附录 [3] 及 [4] 中。

“要点”文件是由D.W. Keyser草拟的。此公中文极好。可惜后来堕入台湾女情报人员织的情网，主动转送国务院机密文件给该女。2004年被当场抓获。外交生涯就此终止。

18日谈判，美方由李洁明代表。24日谈判，美方由公使 B.L.Pascoe代表，因李洁明当时回国述职。Pascoe 现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

18日谈判时，李洁明告知对方，我在写一陈述。24日谈判时，Pascoe 将“过去和将来”一陈述交给对方。路线图点a.)完成。

点c.)，无论去美国或第三国，中立国或非中立国都不是问题。几个月来，凡与我有过交往的同行，西欧的和北美的，大都来了邀请信，有的还提供永久职位。第一个提供永久职位的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物理系，1989年6月23日，即我们进入使馆的第17天，正式offer信就收到了（直到21年后，2010年，我才有机会造访奥斯陆大学，登门致谢）。

谈判的焦点是点b.)。如前所述，美方强调，按美国政体，特别按宪法第一修正案，行政当局不能控制任何个人的言论。美行政当局也不可能保证方励之到美后不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对方励之写给中国当局的陈述，美行政当局也不能为之背书。此种保证或背书，应是方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事。美行政当局只能为双方传递信息。美国行政当局只能承诺，布什总统等不会接见方。

这当然使邓小平没面子。李洁明曾告，“方励之问题”谈判有时在钓鱼台宾馆举行。谈判者都在一楼，二楼也有人。以他在CIA学的本事，他猜测邓小平就在二楼“监听”。

为了破解点b.) 僵局，在18及24日谈判中时，都用了一下一段话，使双方都有面子。这段话是在（见附录[3][4]）：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大意是，方励之向美国政府作了充分保证，他离开中国后，在一段时间里，将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技巧是“在一段时间里”（for a period of time）。到底是多长？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没说。所以，并无定量约束，整句话等于是不可检验的废话。但废话能使各方都有脸，这就是废话的功效。

可以清楚地感到，“不从事政治活动”等等保证，并不是邓小平的“核心条件”。因为邓小平自己有过类似经验，他“向毛主席保证” 的 “永不翻案”，是出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保证”，除了面子之外，并无实际价值。

邓小平的“核心条件”不是a),不是 b), 也不是c)。

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12月9日，Bill兴冲冲跑来，告诉好消息；“赶快准备好，也许明天就能走！”背景是，布什再度派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今天到。大使等估计，a.), b.), c.) 诸点都已谈妥。等斯考克罗夫代表布什同邓小平最后一拍板，方李就可以随斯考克罗夫特的飞机离境了。大使馆充满乐观气氛，圣诞节前，“事件”就可以圆满收场了。

准备行装容易，一小时足够了。12月10日晨，我们打点好行装，待命——

一直到晚上，“命”也没“待”来，转为睡觉。

斯考克罗特一边的故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描述 [5]。他到达北京后，当晚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欢迎酒会。当时美国对中国当局的制裁（停止经援，停止高官互访等）还没有结束。斯考克罗夫特希望酒会低调，回避媒体，不要拍照，否则回美国不好交待。主人同意，只准媒体于酒会前双方寒暄时拍照。酒会则是闭门吃喝，拒绝媒体观赏。

酬来酢去，一切顺利。最后，轮到斯考克罗夫特致答词了，他向主人祝酒。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闯进一批电视记者，录像镜头对准斯考克罗夫特，外加闪光拍照。显然，这是主人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以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证明，中美关系正常化了。

斯考克罗夫特说，对此突袭，他当时极为狼狈。只有两个选择。1. 终止祝酒，后果是，此行失败，打道回府；2. 继续祝酒，第二天美国报纸的标题就会是，“斯考克罗夫特向天安门屠夫祝酒”。权衡利弊，斯考克罗夫特还是硬着头皮选择了祝酒。斯考克罗夫特“赌”的是，此行会有重要成果。到那时，就不怕媒体报导祝酒了。

所以，斯考克罗夫特这篇祝酒词，看似平常，实则不同一般，值得一看 [6]。通篇祝酒词没有提到人权和北京的坦克，只在一处提及天安门事件（event）。后来，中共的用词，也从最初的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逐渐变到天安门动乱，再到天安门风波，最后到天安门事件，与斯考克罗夫特用词一样。祝词结尾，斯考克罗夫特举杯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杨尚昆）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对主人，斯考克罗夫特算是给足了面子。

第二天，即我们“待命”的一天，斯考克罗夫特连续地拜会了中国的所有首脑，外交部长钱其琛，总理李鹏，总书记江泽民，最后是邓小平。直到这时，邓小平一方才亮出了底牌——拿钱放人。即，除了上述a.), b.), c.) 三点之外，同时还有“核心条件”：

　　d.）美国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恢复贷款；

　　e.）美方邀请江泽民访美。

这才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意为一次性，或“一揽子解决”中美之间的各项问题。是由于尼克松，基辛格二位斡旋人都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 的含义？或者邓小平根本没有向老朋友说明白其含义？从基辛格的回忆录[2]看，答案大概是后者。

这才是真正的钉子。

斯考克罗夫特的回答是[6]：以解决“方励之问题”作为“解除对中国制裁”的交换条件，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解决“方励之问题”会有助于解决“经济制裁”，但二者不可能“挂钩”，或放在“一揽子”中。

邓小平等遵循的则是这一古老行业的传统行规——不见贖不松票。

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谈判破裂。

1989年尾

1989年尾，世界的热点西移。11月柏林墙倒了，12月26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我的苏联学界的朋友，在这时外流，跑到西欧和北美打工。

布什行政当局的注意力移到苏联和东欧。中国的问题暂时被搁置。

我呢？知道邓小平是按老行规行事，也就知道，已经没有我们多少事,可以安心作研究了（图1）。

图1：我在大使馆时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苹果电脑，可执行Pascal 语言。电脑原属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他有数学Ph.D. 学位。该外交官于1989年7月奉调回国,将电脑送给我。该机的性能，不如我家里的计算机，后者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虽然不够理想，但还是能用来研究宇宙学。

年尾，大使馆也较清闲。有一天，大使来闲聊，说：“很抱歉，你是天体物理学家，而我们给你提供的住所连天都看不到。”我告诉他：“不必介意，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的特征之一是，不需要看天，就能告诉你天上会发生甚麽。天上的东西99%，是有眼也看不见的，看也白看，还不如不看。”

1989年12月22日，我的日记写道：“改定‘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这是用大使馆苹果机算出的第一篇论文。此文后来发表于Astronomy & Astrophysics, 239, (1990), 24。发表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大使馆。这篇论文在1990年一月曾作为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ion Laboratory）的预印本发至世界各地的物理系，物理研究所，包括中国(图2)。其重要作用是使许多朋友知道我在哪里，如何通讯可以不通过中国邮政的检查。

图2：‘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 一文的费米实验室预印本。其下有我的临时通讯地址。寄到该处，由美国务院信使直接送到北京，不经过普通邮政系统。

有了图2上公布的地址，我陆续收到大量同行寄来的文章、书籍，天体物理的主要期刊。我们收到的印刷品的数量之多，使负责转送外交邮件的信使都有“怨言”。有一天，邮件实在太多了，他对大使说：“给方的邮件占用的外交邮包太多了，应当让物理学界专门向国务院交钱”。

恰好，一位在石溪（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理论物理研究所（现称杨振宁研究所）任职的朋友 Perry McCoy教授和夫人汤敦序（民主党骨干，不喜欢布什共和党当局）来信也说到交钱：

“今年我们将很高兴交税，因为你在大使馆住，说明今年美国政府总算还做了一点好事”。

附录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2011)

[3]. 1989年11月18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Meeting with VFM Liu Huaqiu, MFA

Saturday, November 18, 1989

I have asked for this appointment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to begin discussion with you of the Fang Lizhi matter. I am authorized to do so by my government.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Mr. Deng made similar remarks to a visiting Japanese delegation a few days ago.

We share a desire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we are prepared to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resolve the case; and we believe – as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My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general framework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a resolution of the Fang case.

Our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can also be stated simply:

We seek assurances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guarantee and facilitate departure from China by Fang and his family to a destination overseas.

** If asked: by “family” I refer to Fang Lizhi, Li Shuxian and their son Fang Zhe.

Dr. Fang and his family, once overseas, should be free of harassment or the fear of arrest and free to pursue research and study as they wish.

We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share our wish that agreement on departure of the Fang family would occasion a minimum of commentary by either side, and that such official comment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are prepared, as I have said, to work together with you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peditiously. It should not be unduly complicated to resolve, and we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reach an understanding with you in very short order.

I wish at this time to offer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Dr. Fang and his family: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is preparing a personal statement of this political beliefs which also addresses his role and thinking vis-a-vis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contemplate offering full assurance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But I must reiterate that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s 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Of course, we will want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pt Dr. Fang’s solemn commitments, but as I have said we will not be in apposition to enforce any agreement after Fang has departed.

As you are aware, I depart Monday for three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return on December 13. In my absence, Lynn Pascoe will be charged affaires.

Mr. Pascoe will be prepared to work with you during the time I am away.

In conclusion, may I state once more that it is our common hope that we may now proceed to plac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a constructive footing.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Draft: POL: D W Keyser (incorporating new material from State 369399)

Cleared: DCM: B.L. Pascoe

[4], 1989年11月24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Dr. Fang Lizhi’s Statements on Past, Future

Friday, November 24, 1989

I have brought with me a statement which Dr. Fang Lizhi has asked that we conve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statement i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his past activities, the second with his intentions and wish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tatement which Ambassador Lilly indicated to you on November 18 that Dr. Fang was drafting.

We said previously that we knew of no reason that our two sides might not work to resolve this matter swiftly in our common interes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do so. We believe that Dr. Fang’s decision to draft a statement is significant, and will permit us to move ahead to the early resolution that we both desire.

I wish to reiterate points Ambassador Lilly earlier made to you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U.S. Government.

Dr. Fang’s statement is his alone. We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as we are doing today – bu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offer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re are limits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a third country, might say or do.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m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e continue to see considerable merit in a solution which involves initial quiet departure by Dr. Fang and his family to some third country.

Dr. Fang has received more than a dozen off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These offers have been made b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uch European countries as France, Italy and the Vatican.

If Dr. Fang and his family were to depart for one of these third countries, we anticipat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to avoid the glare of media attention.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5]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6] 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词，1989/12/9，北京

Mr. Foreign Ministe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a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come here today as friends, to resume our important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our nations. This is a dialogue which we believ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sia and the world.

Last weekend，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presidents Bush and Gorbachev held talks on the great issues of our day. Afterwards, President Bush instructed me to come to China and inform our Chinese hosts about the talks in Malta.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at needs to be hidde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are enhanced by this dialogue.

We also come today to bring new impetus and vigor into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eek new areas of agreement –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nd we come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rritants in the relationship.

We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not exhaust ourselves in the placing blame for problems that exist. Rather, by working together – within the values of ou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 we should seek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and remove irritants.

It is the President’s strong desire to see these talks make progress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olutions we seek.

Speaking as a friend, I would not be honest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profound areas of disagreement – on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on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We see your complaints about us in the pages of People’s Daily.

But I recall that when we have fou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 better; and when we have been at odds, needless tension and suffering were the result. In both our societies there are voices of those who seek to redirect or frustrate our cooperation. We both must take bol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negative forces.

In these meetings we seek to outline broad areas where agreement is possible, and to isolate for another time those areas of disagreement. The sooner we set about this task, the better. The path ahead will not be smooth and it will not be short.

But we have accomplished much when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ast. I can ci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he departure of Soviet combat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limits on missile proliferation,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withdrawal of Vietnam’s combat forces from Cambodi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nsfers, scholarly exchanges, and more. We – both side – must persevere. Now more than ever.

We are not China’s prime enemy or threat, as some would claim. But, like you, we are true to our own values, our heritage and traditions. We can be no other way. We extend our hand in friendship, and hope you will do the same.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八九文件：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Cheng) — Tue, 31 May 2011 02:25:00 +0000

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塑像被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英文《龙的传人》书中收集了一份有关制作塑像过程的访谈，署名为Cao Xinyuan。该访谈原文是英文，下面是翻译版：

对于一位雕塑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看到自己的创作逐步成为现实的过程。但虽然我是在观看一个我自己并没有参与的雕塑的产生经过，却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激动。那是在天安门耸立了5天的“民主女神”。

一直到去年我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塑像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当时我就住在那里。

中央美术学院里天安门广场不远，学校的师生很早就积极参与了运动。开始时是要纪念刚去世的胡耀邦，学生就为胡耀邦制作了一幅巨型油画遗像放置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5月27日，北京高自联的一位代表来到美院请他们再制作一个更大的作品——一个塑像，并要求在计划在30日举行的大游行前完成。北高联提供了8000块钱经费，他们建议复制自由女神，就像两天前上海游行中出现的那个一样。但美院的学生拒绝了这个建议。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主意有太明显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复制他人的作品与他们做艺术家的原则相悖。他们觉得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式的象征。但他们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即使他们日夜苦干，也不可能在3天内做出一个原创的大型塑像。

他们的解决方式很聪明，也是后来的塑像出现的一些特征——她看起来有点歪和她两手高举火炬的姿势等——的原因。这些受到严格艺术训练的学生选择了一个地道的学院式途径：他们决定使用一个他们之中一人已经完成的课堂作业来加以改造。那是一个一尺半大的泥塑，一个男性裸体举着双手抓住一根棍子依靠着。作业的目的是显示人的重心移到体外时肌肉和体重分布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女神偶然的本源。学生们把棍子的下端锯掉，在顶上加上火焰成为一个火炬；他们把人的躯体扶正了一些，把男人的脸改成女人的脸，加上乳房，然后再把整个身体盖上一个长袍。

改造后的模型就是后来建造的近10米高的塑像的基础。它被拦腰锯成4段，年轻的雕塑家们分别制作这个巨大塑像的一部分，然后在广场上组装。用的材料主要是泡沫塑料，由金属丝串联固定。外面抹上石膏，把各个部分粘结在一起，也可以做更精细的雕塑。塑像的4个主要部分都很轻，只需要五六个学生就能搬运。

学生原来打算用学院的卡车运送。但公安局发话说哪个司机敢运就会被吊销执照。于是学生雇用了6俩人力三轮车。其中4辆搬运塑像，另外2辆则运送工具和材料。

运送的路径早就公布了：出校门后左转，向西到东华门，沿着紫禁城护城河到达广场。这个告示其实是糊弄警察的。实际上，我们出了校门就向右转抄近道由王府井南下，然后沿着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到了广场。

广场上树立塑像的地方是精心选择的，正在那巨大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北边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南边是现在正作为学生指挥部所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塑像放置在长安街南侧，正好与毛泽东面对面对峙着。我们在晚上10点半到达时，那里有巨大的人群，大概有5万人左右聚集在已经搭设好的高大的铁架子周围。塑像的几个部分一层层搭起来，放在铁架子上面。原来空心的塑像中间被浇灌上石膏，里面是一些直立在地面上的钢筋，把塑像支起。上面伸出了的多余钢筋然后被一一锯掉，只留下独立的塑像。塑像的底座也是由钢筋制成，约2米高，后来用布盖上。这个塑像一旦建成便无法再拆开，只能一下子全被摧毁。

这一系列工作花费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外面的学生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使得里面的人不受干扰。到5月30日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揭幕仪式了。很多人已经等候了一整晚。其实，只有塑像的脸部被两块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盖着，学生们一直没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布料来遮挡整个塑像。

揭幕仪式非常简单而感人。一名女生阅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解释塑像的意义。那位女士大概是广播学院的学生，普通话非常标准。声明说，“我们制作这个塑像，作为民主的纪念，表达我们对绝食学生、这么多天一直留在广场的学生以及其他所有参加运动的人的敬意。”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全场欢声雷动，人群泪流满面。“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大家开始高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表演：合唱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接着是另一首外国歌曲和一首中国歌曲。最后又再一次是国际歌。

那天晚上风雨大作。我们一早就赶往广场查看塑像是否已经被损坏。但她经受住了这第一场考验，分毫未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八九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