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查建英： 你就突然看到，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所谓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四十年的中国，它的整个体内有一个非常坚硬的朝鲜的灵魂。你看到现在的人大代表会，全体举手，后面多少党旗，更不要说党代会，跟朝鲜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作家查建英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受到重创，随后选择加入美国国籍，开始用英文写作。但她对中国的牵挂并未就此中断。此后二十多年，她多次往返美中之间，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曾相信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的扩大能够逐渐推动政治变革。如今，她重新审视当年的希望与妥协。
六四之后的政治高压让许多人重新思考改变中国的路径。政治改革的希望受挫，经济改革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一步展开。对于仍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来说，是否还有其他道路可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命题。
查建英： 我自己其实发现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感觉，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对中国的这种关怀好像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我的很多朋友在经历了类似白色恐怖的、六四之后的镇压之后，也逐渐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为中国的变化而努力。不论是有些人从商了，有些人加入了所谓的大众媒体，大家觉得还是要为中国的改变做点事情，这种心情还是挺强的，也是一致的。
“贼心不死”，但是我们都错了
很快，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我就看到了好像换一条轨道来做同样的事情的一种可能性。贼心不死，所谓的，你还是觉得它关上了一扇门，政治改革的希望肯定在可见的未来看不到了；但是经济改革这扇门，比八十年代我当年所期望、看到的开得更大、更广。而且你看到中国人因为贫穷太久了，不论是体制内还是尤其是民间，积蓄的很多能量，要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下海热、经商热，一扇门堵住之后，另一扇门打开了，整个社会又重新迸发出一种热情。
我们可以，好吧，跟当局有一个默契：先不做什么政治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先发财致富。我觉得我和其他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也好，当时抱着一种新的幻想。过后看来是幻想，当时觉得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先从商业化开始，增加个人自由，增加言论的尺度，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使这个社会松动。
解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一种渐进改良的期待逐渐形成：先改善物质生活、扩大个人自由，再逐步培育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空间。然而，多年后的政治发展令查建英重新评估这条道路，也重新反思当时知识分子的判断。
查建英： 现在回头想，肯定是啊。我其实对这种新的可能性抱希望还是比较早的。流亡的这些小群体里边，好多人是好多年，或者至少若干年之后，才又回到中国。我在六四之后可能也就过了一年、一年半左右就又回去了。那个时候当然是短期回去，但是正好经过了一番反省，不仅是自己经历政治抑郁之后，也是自己和周围一些流亡朋友的反省。
我们觉得可能自己有一种特别浪漫的、精英主义式的对中国的判断和希望，没有看到更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北京以外二三线城市的人们，其实最迫切的是先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社会上普遍有这么一种共识，包括国外、西方对中国也有这么一种共识：中国先要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之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才可能开始有自己的政治意识、政治平台和话语权。实际上，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路。
所以现在回头想，当年我觉得像我哥哥、魏京生他们说“共产党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他们说的是对的。但是他们当时的思维又被我们这些抱着渐进改良主义希望、为之努力的人认为过于本质化了。我们觉得应该能够迂回地来，有迂回的“曲线救国”。当年中日战争时有这么一种说法：你不要一下子就想搞多党制，就要把共产党拉下台来，因为共产党绝对不会跟你讲什么民主或者多元政治。要不然就是反共，要不然就没有其他可能性。而我们想走一条中间道路。
我也非常尊重像我哥哥他们这样以身试法、走得最远的人。我们要组党，当然是和平地组党，但这条路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不会联合到更多的人来参与，因为代价太高，跨越得太远。所以我们很想试图让更多人用一些更曲折的方式，或者做某种妥协的方式，一步一步拓展话语的空间、公民社会的力量。这条路线的确有更多的人参与。
但是结局是，今天来看，所有这些成绩都非常脆弱。一个新的领导人上来，就可以把很多成果一夜之间碾压掉，或者让你关闭、倒退。甚至最高层从邓小平之后的有限的一点改变，就是不要连任，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习近平通过修宪、几乎全体举手就改变了。
你就突然看到了，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所谓已经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中国，它的整个体内有一个非常坚硬的朝鲜的灵魂。你看到现在的人大代表会全体举手，后面多少党旗，更不要说党代会，跟朝鲜有什么区别呢？所有这些呆若木鸡的官员，拿着小本本在那儿记笔记，没有一个人敢说出自己的任何意见。这种场景，你都不能相信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的中国。
我实际上觉得，从我上一本英文书《Tide Players》（《弄潮儿》）2011年出版的时候，在后记里边就已经看到这个前景很不妙了。发现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的发展，最主要还是掌握在党国的手里。它的迹象就是要用这些新的经济果实和最新的高科技成就来巩固它的权力。这个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奥运会之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转。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渐进改良主义这条路的希望其实非常黯淡，可能又是一个新的误区和幻想。
解说： 对渐进改良路径的怀疑，并不等于放弃对中国的关注。在政治变革前景日渐黯淡的岁月里，查建英仍然选择跨越美中两国，以写作和采访记录她认为不应被遗忘的人与声音。
查建英： 我并没有改变，我还是要关注中国，还是要写中国，要记录中国那些我认为值得、不应该被忘记、不应该被压制的人和声音。我以前有时候经常半开玩笑，说我们这种在两边跑的人，实际上是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而努力。这是两个跟我的生命关系最深、我最爱的两个国家。要在两个国家之间做一种桥梁也好，做一个记录者也好，还是互相加深两边的人的理解也好，我想做这么一件事。
我可以写英雄，但我不能做英雄
解说： 与哥哥及魏京生等曾为政治理想付出自由代价的人相比，查建英选择了以写作为中心的生活。她长期在美中之间往返，在美国出版作品，也曾参加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这样的选择带来了更大的行动空间，也伴随着关于妥协、个人选择与道德责任的争议。
查建英： 这一点没错。你前面说的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需要反驳的。我也很早就清楚自己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我可能可以写英雄，但是我可能不能做英雄。我可以写我哥哥这样的人，但是我不会愿意走我哥哥这样的路。我不会愿意坐监狱，也不会愿意把我自己活成一个殉道者，或者只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我觉得我的定位始终没变，还是一个写作的人。
但是后来的《锵锵三人行》，就变成了一个谈话的人。我经过一段适应之后，也觉得这可以是我的一部分。我曾经对电视有某种偏见，觉得电视是一种很肤浅、表演式的东西，跟写作很不一样。但是其实看你选择什么。我不会参加所有的谈话节目，但像《锵锵三人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它是一个有趣、也有意思的谈话节目。它的边界很明显：这是一个打擦边球的谈话节目，它在一个灰色地带游走。
整个九十年代，我做的事情和很多人的事情，我觉得都有这种色彩：在某种灰色地带，在做着某种妥协的情况下，向一个自己认为值得努力的方向做一些事情。
自由不是免费的
解说： 然而，能够往返两国，并不意味着表达不受限制。无论是书籍的中文版出版，还是电视节目的公开播出，审查的边界始终存在。对查建英来说，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坚持自己的写作底线，是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查建英： 对，是，肯定是有条件的。为了保证我能够一直在两边行走，首先我就选择了加入美国国籍。这样我就不会时时感觉到，我写东西的时候，为了只能在中国或者用中文发表，就必须非常清楚那个尺度在哪儿。
你可以说我两边都可以发表，但是我在美国出版的书，没有一本能够在中国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波普》出版之后，马上就有两家大陆出版社想出版，但是跟我谈的时候说，翻成中文要砍掉很多东西。哪些东西？跟六四有关的所有线索。因为很明显，我这本书暗含的就是：六四发生了，发生六四之后我们怎么办？这些亲历者和参与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怎么面对六四之后的中国？你都剪掉的话，我感觉就是出了一个阉割本。所以没有出。我说我不能接受，我宁可不出。
这里面都有妥协，但是我也不认为我没有付出代价。我的代价就是我有我的底线。我做的所有妥协，比如《锵锵三人行》，让我说的话当然是有审查的。如果没有审查，就不可能播出了。但是我说出的那些话不是假话，我说的那些话是我想说的话。
解说： 出版作品时需要面对删改要求，参加电视节目时也必须接受审查。到了习近平执政时期，查建英感受到的收紧逐渐从出版和节目延伸到采访、交往及日常生活。曾经可以游走的灰色地带，也越来越狭窄。
查建英： 很明确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上台初期，所谓公知的群体里还有一些人在抱着希望、幻想，事后证明都是误读，都是幻想。包括我要访谈的对象、我要描写的对象，他们自己就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寒冷。我采访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说话越发谨慎，而且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开始有限，其中一些人已经在被打压了。
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开始还是慢的，后来急速地发现这个空间在被打压、在收缩、在萎缩。整个公民社会、媒体的平台在被一个一个收拾。每次回去都比上一次感觉更压抑。朋友越来越谨慎，好像整个气场就变了。大家越来越多地吐槽，说什么也做不成了，这个风向又转了，这个出版物又被下架了。每次回去都是更差的消息。
一直到2017年，我直接受到了我哥哥的警察等于传话过来，在点我。当时连我哥哥都没有意识到。2017年我回去的时候，在六四前后，我哥哥因为在网上发了一篇评论时政的文章，马上就被国保带走了。我当时在北京，听到消息就开始跟朋友商量怎么办，应该怎么营救他。但是这个事情一共就是二十四小时，因为有一个关押期，二十四小时之后事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性质。
这当中我去了他家，直接跟他的国保打电话。我表示我是他的妹妹，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用跟我说。”我说我要去看他，现在就在他家里。他说你不用来了，我们会见你的，大致是这个意思。后来在二十三、二十四个小时的时候，我哥哥被带回来了。
第二年我又回去。我那时候每年都会回去几个月。有一次我哥哥说，莫名其妙，管他的警察给他打电话，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说：“你妹妹回来了，我们知道她怎么样。她是不是住在你那儿？”其实他们明明知道我住在那儿。后来我们通完话才突然意识到，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电话传信号给我：“我们知道你回来了，我们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当心点。”我觉得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信号。
虽然历年我也是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但是我从来没被请过“喝茶”。
解说： 按查建英的回忆，她曾签署《零八宪章》，也在回国期间察觉警方对她的关注，却一直没有像某些异议人士那样被直接约谈。官方如何看待她的活动、为何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她自己也难以判断。
查建英： 这个要问他们了。我有一些朋友也在说怎么回事。我们老去猜测他的心里，其实他的心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许我所有的这一切对他们都完全无足轻重：你能影响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折腾你？然后折腾完了，你又写一篇关于我们怎么折腾你的，这不是反宣传吗？
就像你禁了一本书，往往这本书本来没有什么人知道，是一本很小众的书，因为被禁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好奇。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不想帮我卖书吧，觉得你让我这么一吵，不是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吗？
我觉得多少年来，一个基本的生活或者做人的原则，就是我不想变成一个走路时老要回头看后边有没有人跟着、有人看着我的人。我有时候在北京打电话，对方朋友忽然觉得信号不好，就说糟糕，你是不是电话有监听？或者他马上就开始自我审查了。
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回北京，她那个街道委员会的老太太因为跟她关系好，私下跟她说：“你女儿回来，我们这儿上面都告诉了，你们要盯着她点。”就是要暗中盯着。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这种感觉，也不想别人来问有没有人盯着你。他爱盯不盯，我为什么要走路的时候老回头看呢？我为什么说话的时候老要想着这个党怎么看我呢？
如果我到了一个平台上，比如《锵锵三人行》，尺子在他们手里，剪刀在他们手里。这是他们的饭碗，不是我的饭碗。我只是一个嘉宾，偶尔去的嘉宾。我知道自己没有讲出所有想讲的话，因为他们不会让我讲的。我讲了，尺子在他们手里，就播不出来了。
解说： 电视节目的审查不只发生在播出前。随着嘉宾对内容边界越来越熟悉，一些可能被剪掉的话，往往在录制时便不再说出口。查建英对《锵锵三人行》审查尺度的记忆，也包括整集节目被否决的经历。
查建英： 没法计算。因为我前后去了有十年吧，慢慢就知道他们这个尺度。你讲的话也会被剪掉，干脆就不讲了。
我记得最明显的就是当时叶利钦去世。我们录了一集，讲叶利钦的遗产是什么，当然讲到他在政治改革上的遗产。我记得是我和许子东、窦文涛。讲完之后准备录下一集，因为有时候会连续录好几集。还没录下一集呢，我们在抽烟室里站了一会儿，上面就说，那一集已经彻底毙掉了，讲的话都不能说。只好重新再录，改了一个角度，录俄罗斯的文学遗产。
就变成这样了。你说这种打擦边球，就是你擦到边上可以，你打出去，这个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不要接受这种游戏呢？如果从一个很纯粹的道德评判角度来讲，就根本不应该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存在就是有问题的，对吧？但是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当时一直认为这个节目是有价值的，至少有一部分价值就在于它打擦边球。它为了能够让这个声音发出去，必须做一定程度的妥协。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
解说： 尽管存在审查限制，《锵锵三人行》仍曾为一些年轻观众提供接触不同观点的窗口。有人回忆，大学时常在午饭时间收看节目，借由嘉宾之间的讨论了解更广阔的世界。
查建英： 是这样的。我一直听到这种反映。听到这种反映的时候，对我们参与这个节目都是一种肯定，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公众的平台，我不只是在跟自己说话。
解说： 随着公共讨论的边界持续收紧，《锵锵三人行》能够触及的话题越来越少。2017年，节目停播。对长期参与其中、熟悉审查尺度变化的查建英而言，这一结果并不突然。
查建英： 我也不意外，因为这个尺度越缩越小。最后关掉之前，我参与得已经少多了，因为可讲的话越来越少。媒体里把关的人的敏感度比我高得多，他们很知道这个风向，稍微温度降低半度，稍微风向转了一点点，他们都很明白。所以我说，尺子一直掌握在别人手里。
到了今天，我觉得还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的，基本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针尖上跳芭蕾”。在一个非常局限的空间里绣花，还能把允许讲的话讲出花样来。我觉得这个游戏已经是我不能再玩的游戏。
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解说： 近年来，查建英在写作和公开发言中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越来越直接。这种表达变化，与她对中国公共空间持续收缩的感受密切相关。2019年最后一次回国，以及随后疫情期间从海外看到的中国社会景象，进一步影响了她的判断。
查建英： 我觉得都有。我最后一次回去是在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夏天，一直到秋天才回来。实际上我已经非常清楚，做事的空间已经小到以我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做事，几乎没有了。而且我去做英文写作、去采访，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从做事的角度上，回去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越来越多地在微信的群体里听到的都是吐槽、怨气和噤若寒蝉的声音。我也不愿意身在其中。回去大家一起在那儿干吗呢？抱团取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
后来疫情爆发以后就没有回去，机票也取消了。我在这边天天关注，因为还有亲戚朋友在那儿，就看到人被越来越逼到缩在自己家中。这个家是随时可以被闯入的，这些“大白”们就可以进来。我看到很多录像，你像一个瘟疫携带者，如果觉得你有病毒，可以在你的门上打封条，或者插上杠子；有人被拉走，拉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不管家里有老人还是小孩。我看到很多非常悲惨的局面。
如果说1989年六四的时候，我在很大一群中国人的脸上看到那种特别有尊严、很自信、很有希望的表情，一下子就变成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很害怕。不论是害怕病菌，还是害怕被政府、被体制隔离拉走，或者害怕饭碗丢了、不能上班了、活不下去。
绝大多数人逆来顺受地接受一切：天天做核酸，那就做吧。我看了很多视频，排队围着小区、街道转了好几圈，每一个人都乖乖地等着做核酸。好像几乎每天都要做，后来每天还是隔两天，反正都要做，还要刷一个绿码。一旦不行，你寸步难行。
所有这些监控、高科技在这个时候都做到了极致，而且它的后果和人对它的耐受性，我也看到了。全景式极权，对你人身自由、出行、工作、言论的控制到了这个程度，没有人反抗，还有很多人很接受，觉得至少它给我带来了安全，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病毒传染。
然后只有一个被逼迫到极点的白纸运动，还有这么一些年轻人出来，发出最后的吼声、愤怒的吼声，但是实际上是很小的人群。而且是一个“闪运”，只有一个周末，之后就没有了。当然后来它很快就放开了，但之后还是把这些头头脑脑、能找到的人抓了一些。社会上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太容易就被驯服了。怎么说呢，很胆小、很懦弱，很容易被一个危险或者比他强大的权力摁在那儿，马上就变成一个小孩。所以我由此反省中国整个教育，还不止是共产党的教育，实际上整个中国传统的教育都是一种家长式的教育，从小就让你听话、让你乖。你从小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话，到学校听老师、班主任的话，到了社会上听经理、老板的话，进了社团听党支部的话，到了国家当然听党中央的话，党中央当然就要听习近平的话了。
一个皇帝在上面，所有人都是 “太监”
而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看到了一个人上去，习近平开历史倒车之顺畅。修宪马上就过。我记得修宪时那个画面，一队兵走得很齐地进来了，所有的人呆若木鸡地举手修宪。这很明显就是刺刀下，你举一个手，全体举手就修宪，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像胡锦涛被带走的时候，大家也都呆若木鸡。胡锦涛又是一个经典场面。这么一个前任最高领导人被带走，台上那十几个“小矮人”，怎么一个人都假装没看见？生怕连肩膀都不敢动，生怕受连累。我印象很深，他走的时候还拍了李克强的肩膀。
从上到下变成了一种自我阉割，都是一群太监。你知道，一个皇帝在上边，所有人全是太监。只能私下里开点玩笑，偷偷地说“包子”怎么样，什么掀锅盖，包子，他一个包子。而且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清洗。你七个政治局委员，都只能做一个小面揪揪，可千万不要露馅。你万一觉得有一天也想上位，那你马上被干掉。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局面能够改变，或者说我需要做点什么来改变。
我非常尊重那些至今不仅坚持在那儿，而且还以有限的力量在做一点事情、发一点声音的人，虽然已经几乎很难了，这些人都在被消声。但是我觉得，这条道路是几乎没有希望的一条道路。
我决定跳下中国这列 “火车”
解说： 从家族往事到个人经历，火车在查建英的人生中反复出现：儿时扒火车的记忆、外公远行后的命运、外婆卧轨自杀的家族悲剧，以及后来象征中国高速发展的高铁。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使“火车”成为她理解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意象。
查建英： 我之所以用火车这个意念，当然也是因为我这本书是从家史开始。家史里意外地发现很多跟火车有缘的东西。比如我从小其实是一个扒火车的，有点像一个假小子，个子也比较高。正好火车从我小学的家门口经过，我就经常跟一群男孩子跳上去扒火车，跟着火车走很远。
所以从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就有一个顺口溜，说什么“蹲班生查建英，扒火车第一名”，就因为我扒得特别好，头发又短，特别喜欢扒火车。这是一个巧合。
但是又发现，实际上我外公也是被家里面骗回来的。他当年留法十年，娶了法国太太，在那儿当工程师，生了一个女儿。结果家里说母亲死了，把他骗回来。他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轮船，最后一次见到他太太，是这个法国太太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小女孩到火车站来送他。送走以后，他再也没回去。回来家里就给他定了包办婚姻，那是我的外婆。
之后我外婆在五十年代，那时候建大厂，我外公从武汉跑到东北富拉尔基这么荒凉的地方去建厂，他是那个大厂的总工程师。我外婆裹了半小脚，是一个没有其他社会角色的家庭妇女，最终也是各种抑郁，她卧轨自杀了。而且这是家里的一个秘密，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外婆是怎么死的。又是一个火车的意象。
到了后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建高铁，高铁又变成中国改革开放一张最叫得响的、走向世界的名片。它的象征意义太丰富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辆火车、这辆列车上。不论是被动的，像我外公有点被骗回来，上了一辆火车他就下不了了；哪怕他自己的太太变成螳臂当车，只能卧轨自杀，而且你什么都不算。
当年所有这种有点政治意味的自杀，都被叫作“自绝于人民”。这是年轻一代中国人不知道的一段历史话语。我从小长大，文革当中经常从高音喇叭里听到那种广播腔，现在央视可能还能听到这种广播腔，字正腔圆、义正辞严地宣布，谁谁谁“自绝于人民了”，有时候会念一串名单。这些人都叫作“自绝于人民”，就是说他们可能经受不了政治运动的迫害、折磨，然后就自杀了。包括著名的作家老舍跳湖，“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人太多了。
所以“自绝于人民”，这个词本身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意味，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跳火车”也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意象。
这几年大家有一个词叫“润”，对吧？就是我跑出来了，我觉得在那儿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我想离开了。它的意义和跳火车有重合。
解说： 近年来，中文网络流行用“润”来形容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到海外寻找出路。而“跳下火车”在查建英的叙述中，还包含拒绝继续沿着既定轨道前行、重新用自己的双腿选择方向的意味。
查建英： 而且你不在火车上走的时候，你才能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解说： 谈及宏大的历史与个人命运之外，话题也短暂转向日常生活。查建英正准备为家人煮一大锅汤，做法是读研究生时从一位意大利同学那里学来的。她和丈夫都爱做菜，常常争着下厨，并不需要按日轮流。
查建英： 其实我们家从来开饭都很晚，经常是八点以后，所以还可以。我们家抢着做饭，主要是我和先生都很爱做菜，所以没什么轮流的，不像值班，就是抢着做。因为我先生也特别爱做菜，其实他做得比我好，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来居上。他毕竟还是主要做西餐，我是中西餐都做，以中餐为主。
查建英： 你被一个命运的列车携带着，向一个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方向走，走一条自己完全不能控制、不能选择的轨道，在上面奔驰也好；和你自己下了火车，用两条腿走，你可能要比那火车慢得太多，但是实实在在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这是一个人的选择，与一个集体的疯狂旅程也好、飞速旅程也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象。
五、如果有一天名字被“消失”
解说： 在查建英的观察中，许多坚持公开发声的人已难以在中国互联网和公共平台上被看见。随着她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批评更加直接，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也可能被屏蔽、从公共讨论中消失。对于这样的可能性，她已有自己的回答。
查建英： 我不会意外，我可能还会觉得有点荣幸吧。因为在这种时代被消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我很尊敬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很早就从语言上、从国籍上做了一些自己的选择，而且获益于这些选择。
我觉得那些没有我这种选择自由或者便利的人，还一直在坚持为自己的理想、自由的价值观而努力的人，我是非常敬佩的。而这些人，我知道太多都被消失了。在互联网上、在很多公众平台，你都找不到他们了。如果我有一天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觉得是我的光荣，我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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