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一带戒备。美国之音记者高锋摄，(2026年8月29日)
香港 —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三被告8月28日向法院求情(香港法律术语，意指在法官決定具体刑罚之前，被告人或其代表律师向法庭陈述各种理由，英文是Mitigation)。他们表示,“结束一党专政”只是空洞口号，没有实质路线图或时间表。期间法官多次打断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发言，质疑她拒绝认错，邹幸彤表示同意。法院会在两周内判刑。
8月28日，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
李卓人和何俊仁均没有提交求情信。辩方代表大律师沈士文表示，两名被告应属于情节较轻等级。他们多年来都以和平、非暴力手法宣传，并形容“结束一党专政”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号，没有提出具体路线图或时间表。
沈士文又说，其中一个重要判刑因素是煽惑引致的影响，然而中共多年来安稳履职，没有人因支联会宣传破坏国家制度。
法官多次打断邹幸彤发言，质疑拒认错
自辩的邹幸彤陈词时，多次被法官李运腾打断。李运腾问邹幸彤是否不认为自己有错？邹幸彤回答说“不认为”，也不会用“求情”这个词，又认为各被告“一天牢也不应该坐”，若被法庭裁定为情节严重等于认同支联会“能办事”，她会视为赞美。
邹幸彤又说，高墙只会成为更大的喇叭。她本人在监狱内外都会继续呼吁平反六四。李运腾问她，那是否应该判得轻一些，让他们没那么成功？邹幸彤回答说“是”。
法官预计会在两星期内判刑，日期未定。
支联会涉嫌煽颠案被告求情吸引大批传媒，包括多家国际媒体到法院采访。美国之音记者高锋摄，(2026年8月29日)
熟悉支联会成员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的人格表示敬佩。
王丹说：“我当然跟李卓人和何俊仁比较熟，就从年纪上讲。他们从八九年坚持了三十多年，这一点就令人非常的敬佩，可以说是香港民主精神的代表。那么年轻的一位、邹幸彤。我对她的敬佩就更增加三分，因为以她这样的年纪，她又是律师背景，她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职业人，她能够这么积极地投入，后来担任支联会的副主席，我觉得这个更令人敬佩。我觉得有这种年轻人的加入，就会让我感到更有希望。”
面临被重判的邹幸彤在庭上坚称自己没有犯错，尤其让王丹感动。
王丹说：“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眼眶真的都是湿润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邹幸彤就是当代的林昭，为了追求她心中的一个真理，她完全没有把漫长的刑期放在心里。这样的精神品质在当代其实非常少见了。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邹幸彤以她个人可能面临的这个刑期和面临的这种黑暗，代表了整个香港人的抗争精神的延续。我们知道在今天《港版国安法》的背景下，香港人已经不能再走上街头自由地表达这种抗争的精神，邹幸彤在法庭上等于把这种香港的抗争精神给延续下去了，传承下去了，给全世界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她等于用个人自由作为代价去延续整个香港的一个抗争。”
支联会的全称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从1990年到2019年，支联会每年都在“六四”镇压周年期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规模烛光纪念活动，参加者往往超过10万人。
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旁听。美国之音记者高锋摄，(2026年8月29日）
2020年，香港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这项悼念活动，同年，北京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2021年，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李卓人、邹幸彤与何俊仁，支联会宣布解散。
8月21日，香港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而何俊仁早前已认罪。
根据香港法院当天的判词，法庭认定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在于结束中共在中国《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一直以个人及支联会常委的身分，积极鼓吹和执行与行动纲领相关的活动。法庭认为，虽然支联会没有采用或鼓吹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的手段，但他们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仍继续该行动纲领，属违反《宪法》，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里的“其他非法手段”。
根据判词，《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确立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其中《宪法》的部分条文直接适用于香港，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条文，认为推翻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同于《港版国安法》第22条所指的推翻或破坏《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法庭裁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并且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采取绝不妥协的路线。
法官认为，控罪期间，被告均相信和明白该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他们并非真诚地相信言行没有违反《港版国安法》，形容他们“拒绝临崖勒马”，一意孤行把支联会的抗争立场坚守到底。
法官裁定，案中被告目的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中共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当中包括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领导地位。 “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明显不是指“自然结束”，而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谴责香港法院的裁决荒谬
王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去表达。尤其是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表示一个关注和纪念，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水平最基本的一个门槛。如果连一个人去对一个历史记忆都要予以审判，都要认为这种记忆就可以颠覆政权，那我觉得这个政权也太脆弱了，就是你一个历史记忆就可以颠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反人类、反文明的一个荒谬的判决。”
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香港法院以“结束一党专政”等同于“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逻辑把言论与和平集会定罪，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宣称“民主有罪”，彻底压缩了香港原有的表达自由与政治抗争空间。
桑普说：“他(法官)觉得‘结束一党专政’必然意味着破坏跟推翻，非常地可笑。他说如果你是要求自然而然地结束这个政权是没有问题，但你要用人力去推动，那就是有问题。(按照这套逻辑)，有些宗教团体呼吁‘天灭中共’，是否就等于可以说呢？从1990年支联会第一次举办有关的那个活动开始，每一年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晚会都是经过港府的批准。这些批准的官员要不要负责呢？你看到多少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都呼吁过‘结束一党专政’。按照中共的术语，只有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嘛，那你也不是推翻，也不是颠覆一个一党领导跟多党合作，你只是‘结束一党专政’。那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何来犯罪呢？你看得到中共基本上是间接承认了，所谓一党领导跟多党合作就是一党专政。”
港官李家超邓炳强斥支联会种下仇恨中共种子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法院宣判后曾表示，支联会长期蓄意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危害国家安全，阴谋昭然若揭，必须惩治。案件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只要危害国家安全，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则表示，裁决是彰显法律公义。至于日后评论或悼念六四是否违法，他说法律界线很清晰，就是任何人企图用任何其他名义，掩盖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图谋，必然会被人揭发。只要有足够证据，当局就会采取拘捕行动。
时评人桑普则认为，真正种下仇恨的其实是现政权
桑普说：“控罪的时间是2020年7月1号一直到2021年的一个月份，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香港法院）反攻倒算、秋后算账。从1989年支联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都是种下了仇恨中共的种子。就是把以前在国安法生效以前的事情扫到国安法生效后的事情连成一块。当年香港政府批准集会的官员要不要负责？播下仇恨中共的种子并不是支联会。(支联会)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杀责任、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些都是不平则鸣嘛。五大纲领，30个字，有哪一个地方种下了仇恨呢？它只是一个呼吁跟诉求。真正种下仇恨的就是1989年6月4号，6月3号晚上开始，一直屠杀中国人的北京政权嘛。”
曾被视为香港民主派代表人物之一，却在近年被部分政界人士形容为“墙头草”的资深大律师、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支联会和李卓人等人被裁定罪成后表示，只要不涉及组织或集会，港人自发“悼念六四”没有问题，最终会否违法，取决于是否涉及犯罪意图，属于复杂法律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桑普说：“汤家骅说‘悼念六四’是没有问题，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才有问题。但你看看汤家骅从八九六四之后，很多的时间都去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每一次喊口号他都有呼吁 ‘结束一党专政’，他凭什么说这句话呢？什么叫做‘悼念六四无罪’？‘悼念六四’就意味着我们要求真相、公义、赔偿、究责，你一旦要求究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根据《港版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期分两级，情节严重可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则为5年以下。
辩方8月28日表示，何俊仁在审期敲定前多月已决定认罪，期望给予四分一至三分一刑期扣减。
李卓人邹幸彤恐遭重判
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相信，何俊仁有望在近期重获自由，而李卓人、邹幸彤恐怕将被重判。
桑普说：“从2021年开始抓他们到现在，大概也有5年时间嘛。李卓人跟何俊仁的律师都是共同呼吁，能够判一个宣判之后就可以释放的刑期。何俊仁还有三分之一的扣减嘛，他蛮有机会在判刑之后不久就会被释放。邹幸彤她根本不会用犯罪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如果你真的判得很重，她会视为对她工作的肯定跟赞美。邹幸彤可能判得很重，甚至我觉得她被判10年我也不觉得意外。李卓人也没有认罪，我相信也会判得相对地重。”
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法院的判刑会有政治考量。
陈道银说：“它是一个标志性案件。香港经过李家超执政这几年，由乱向治，那么这个案件作为由乱向治的一个标志性的标本。它肯定要给社会，给公众，还有对将来可能重蹈覆辙的这样一些人一个警戒作用。因为它要通过这个标志性案件把国安法威严展露出来。也是作为香港由乱向治比较成功的反映，从政治效果上来看，它也不可以给他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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