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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文曲词

2012-05-30T15:03:00.001+08:00

一、什么是词？
二、什么是诗？
三、词是怎么变成诗的？
四、词与诗的关系
五、词与曲
六、词与京剧
七、现代歌词
八、词与”赋比兴风雅颂“六义
九、歌词的学习材料
十、怎样写歌词

一、什么是词？

欲谈歌词，先要谈谈歌。

歌的产生比诗和文都早。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甚至没有语言之前，就有歌了。先民们劳动时所唱的号子，打猎时吓唬猎物的呼喊，一个人喜怒哀乐时唱出的小调，哄婴儿入睡时哼出的眠歌，都是歌。这些歌大多无实词，比如：呜呜呜，啊啊啊，哼哼哼，但也有简单的歌词。

音乐起源于大自然的声响，人类声带震动以及腔体共鸣发出的声音，以及物物相击所发出的节奏声，后来，人们发现可以利用自然界的动植物或陶土石器制作乐器，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可以了解上古音乐发展的轨迹，从倾听模仿鹿鸣之声，发展演奏瑟和笙两种乐器，其社会功用时为了与嘉宾交流。

那么，音乐和词有什么关系呢？既然音乐可以脱离于词而演奏，词也可以不借助音乐而念诵，为什么还要把这二者结合于一体呢？

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单纯背一首诗或一篇课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往往记了上句，忘了下句，好不容易背下来，过一段时间就忘了。但是，如果给诗文谱上曲，就不一样了，不但便于记忆，而且过若干年也不会忘。从心理学上解释，这是把左脑掌管的枯燥的语言记忆，转换成了右脑掌管的优美的旋律记忆，所以才印象深刻。音乐和歌词，是一只鸟的双翼，缺一不飞。

尤其是远古时期，根本没有文字，如果要让词句流传下去，就非借助音乐不可。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把经书全毁了。到了汉代，书生凭着记忆，把经书重新默写出来。后来的发现了藏在古壁中的原文，用散文记录的《尚书》，与原文出入较大。而用韵文写的《诗经》，则一字不差。这与其说是韵文的功劳，不如说是音乐的功劳。因为《诗经》都是可以唱的。背过的诗容易忘，唱过的歌却记忆深刻。

在英文里，歌词是”lyric”，其词根是希腊文的λύρα，“一种古希腊的七弦琴”。从这个词的来历看，歌词是琴弦伴奏的产物，跟音乐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所以，一言以蔽之：词就是借助音乐来传播的诗。借助音乐是为了加强记忆，延缓遗忘，便于流传。词从属于音乐。

现代汉语歌词，是古典诗词、民间歌谣、戏曲文学、西方音乐文学、白话诗歌混合在一起的产物。

二、什么是诗？

关于诗，《尚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在古代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说文解字》：“诗，志也，从言，寺声”。《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闻一多说，繁体字的“詩”的一个异体字的写法是“言”和“志”两个字合成的。

那么“志”又是什么呢？《说文解字》：“志，意也，从心，之声。”徐锴《系传通论》“心有所之为志。”说得很明白，“志”就是“心怀意念前去的方向”。

关于“志”，除了依照许慎解读为形声字之外，还有一个解读，可以看成会意字“士心”。什么是“士”？《说文解字》中说，“推一合十为士”，意思是说，那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才算士。而士之心，即为“志”。郭沫若曾经考证“士”的甲骨文为男根之形，用此来解读如今狼奔豕突的“下半身”诗人，似乎也通。人家也是在言“心上的小鸡鸡”啊。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把“志”上升到人生存的终极意义。曹操的短歌行，最后一句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里的“志”，不仅仅是我们后来说的“志向远大”的“志”，也不仅仅是“意志品质”的“志”，它涵盖了一切“心有所之”的状态，通俗点讲，就是“心有去的地方”。常言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是被夺了志。

换一个角度看，诗，为什么以“寺”为声，我们知道古代的形声字，声旁，也往往表义。例如：“霞，蝦，瑕，縀”都读作“xia”，其声旁是“色赤”的意思。

《说文解字》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寺，就是“朝廷、官府”，有法度的地方。所以，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指有“法度的言”。

综合“诗言志”、“志为心意所之”，“寺为法度”，这三种文字训诂，我们可以得出诗的本质：诗就是直抒心臆、符合法度的文字。

三、词是怎么变成诗的？
前文说过，先后词，后有诗，那么词怎么变成了诗，并且被赋予了“言志”的任务呢？

古代的歌有两种：一种是人们随口唱出的歌，叫“徒歌”，也就是没有伴奏没有修饰的清唱。还有一种是经过乐工配曲的歌，叫“乐歌”。徒歌，随性而发，自然简短，没有乐器的伴奏，难登大雅之堂。乐歌，则是根据音乐的要求，在徒歌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把简单的词，改成较复杂的重复又有变化的词，从而更加适合在公共场合表演，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徒歌变乐歌的过程，其实是两个转变。一是在乐上，由简单的动机变成了完整的旋律，二是在词上，由简单的文句，发展成重复而富有变化的歌词。

徒歌变乐歌的过程，可以从《诗经》中大量的一唱三叹式的诗句中，看出清晰的轨迹。

例如：《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三段词中，只有六个词是不重复的，而每段第二句的“累”“荒”“萦”，和第四句的“绥”“将”“成”，差不多都是可以互训的同义词。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找中学时学过的《伐檀》、《硕鼠》读读，验证一下。古人因为书籍竖排，强调读《诗经》应该学会“横读”，就是提醒读者要注意，这些不重复的词。当然，现在文字横排，我们要学会“竖读”。

《诗经》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一唱三叹呢？照理说，只要说一段就够了。

《诗经》里三段体的诗之前身往往是一段体的“徒歌”，因为音乐需要反复，乐工将词加工成了三段体。音乐的秘密，在于重复。

我的推测，语言和音乐，都起源于母腹。胎儿最喜欢母亲的心跳和体内液体循环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的特点是节奏不断重复的。所以，人类天然喜爱重复，重复开启童年之门，是音乐的源头，差不多也是语言的源头（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稍后分析歌词的时候还将论及）。

就这样，民间创作的“徒歌”经过乐工的改造变成了“乐歌”，随后，这种一唱三叹的形式也就被诗人们掌握了。他们模仿民间的形式，直接写起了“乐歌”。人类的词创作，从自发转为自觉，从无意变成了有意，从感性发展到理性

理性创作，必然会带着目的，心之目的和去向，就是志。

歌的诞生早于词，词的诞生早于诗，而词变成诗，肯定开始于《诗经》以前，但《诗经》的诞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诗经》在列国外交中，在重大场合中，频繁出现。

综上，自发于草野之间的词，由于乐工的再创作，形成了一定的样式，后人把这种样式作为法度，进行理性的创作，就写出了言志的诗。

四、词与诗的关系

诗和词的关系，复杂中有规律可寻，若即若离，相克相生。

《诗经》都在春秋时代都是用来唱的，到了战国时代，单纯的音乐演奏，取代了歌唱。到了《孟子》，提到《诗经》，已经不再把它当成歌词，而是只解读其文义了。顾颉刚说，大概孟子读《诗经》，跟我们现在读《元曲》一样，都是只能诵其文字，而不能唱出来。

失去了音乐，没有了歌声的翅膀，诗就变成诗，而不是词了。从此，诗词分道扬镳。

汉代的乐府诗，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唱的。到了三国，诗就不能唱了。曹操横槊赋诗，显然不是唱出来的。

诗的法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

《诗经》把四言诗做尽了，所以，汉代才出现了五言诗，其始祖当推《古诗十九首》。律诗的雏形，出现在南北朝的梁代。到了唐初，五言诗也做到了极致，五律七古不能不出现了。章炳麟说，李白、崔颢的七古，苍苍茫茫，无所拘束。而盛唐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杜甫的排律开创了一个新世界，但喜欢用典故、吊书袋的毛病，也是从他开始的。元稹、白居易，随意下笔，综论民情，有《小雅》之趣。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追求对仗，喜欢用典，对宋人影响很大，但后人仅得皮毛而已。

唐诗是汉语诗歌的最高峰，把诗做到极致。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致杨霁云信》1934.12.20）”

唐代诗的发达，自然带动了词的发展，很多唐诗是可以唱的，比如《阳关三叠》。

作为文学形式的“词”的学名应当是“曲子词”，又称“长短句”、“诗余”，在隋代已经出现，到唐开始抽穗，经过五代的发展，到宋盛极一时。词一改诗整齐化一的形式，先天就是为了歌唱而做的。

作为长短句的词，不仅要讲平仄，还要讲究每个字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词还要格外注重韵律，每一个汉字的读音，都归入“宫商角徴羽”，律的变换，与阴阳五行相一致。每一首词根据不同的情绪，压不同的韵，变换韵脚，都有严格的讲究。所以，诗可以写，词只能填。填词比现在的填字游戏和数独还要麻烦，但是宋朝人乐此不疲地玩了一百多年。

宋词的产量很大，但佳作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戴着这样的镣铐，很容易跳出刻板平庸的舞蹈。宋词中无病呻吟最多，“愁”字泛滥，大抵是受上述束缚，词家又偷懒所致。

但即使是这么严密的束缚之下，还是产生了辛弃疾、李清照、秦观、陆游、苏轼、周邦彦（虽然我不喜欢他），这些大词家。尤其是辛弃疾，以常用字、日常话入词，出神入化。比如：

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
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当时的词，当然都是可以唱的。但是可惜的是，跟诗经一样，它们的乐谱也没有记录下来。到了明代，人们已经不会唱宋词了。

至于元、明、清三代的诗，章太炎认为无足观。

五、词与曲

蒙元的入侵，打破了华夏文明的千秋美梦。老实说，元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而是中国被蒙古人征服的文明断层。13世纪把中国从文学上拦腰分成两段，元代以前，中国大抵是一个诗的国度，元代以后，中国变成了戏曲为主的国度。

客观地说，元朝并不是历时上最黑暗的时代，但是，异族的野蛮政府，对读书人文化自信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一百多年中有80多年废黜科举，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读书人的上升通道没有了，被彻底边缘化的文人，只能在勾栏瓦舍中，才能找到一点展现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从深层次来看，元曲是汉文化延续其命脉的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手段。

曲，消化了元代读书人的噩梦，在一个外来文明统治的时代，它用极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读书人的愤怒、绝望、憎恨等在其他文学里甚至谈话中都不敢表达的情感，也通过戏台上的底层人物、历史人物，表现了苦境中求解脱的渴望。元曲中大量唱词，一改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大胆、直白、直抒胸臆。我认为元曲的曲词，开创了一种第一人称叙事的方法，用王国维的话说，变叙事体为代言体。代言者，用曲词代替角色发言也。窦娥泣血的唱词，公孙杵臼冲冠的怒斥，固然是剧情发展的需要，但明眼人不难发现，这种第一人称的歌唱，跟隔靴搔痒的第三人称叙事想必，更具万钧之力。

元代虽然对通过演戏反当局也有严刑峻法的规定，但毕竟统治技术不够精细高明，曲始终可以在民间上演。可贵的是这些杂剧很多得以完整保留下来，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收录了元杂剧94部，实际流传到今天的有160多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明代的短暂复兴，并没有改变汉文明走向没落的整体趋势。明代诗词皆墨，文学上拿得出手的，似乎只有几篇小品文。但明代在戏剧方面，也并非毫无贡献，南曲和昆曲就产生在这一时期。

六、词与京剧

昆曲从明万历年间兴盛，到清末开始没落。梅兰芳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了”。

昆曲的衰落的主要原因日益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倾向严重。

从戏剧结构上讲，元杂剧基本都以四折为主，情节紧凑，适合观演。到了明传奇，动辄几十折，根本无法进行全本演出。内容拖沓不堪，缺乏剪裁，基本上文人趣味为主导。这种结构在戏剧舞台上注定要失败的。

从曲词上讲，昆曲以典雅见长，但到了乾嘉之世，曲词晦涩，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张广天在《江山如画宏图展》中说：这类文牍的、专制的地主、士大夫的文化，被生动机智的人民诗歌曲词所替代。

从音乐上讲，昆曲的唱腔，悠扬宛转，但曲牌复杂，节奏缓慢。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最终被板腔体系所取代。板腔体系的特点是板式和调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具体的腔调可以根据词的变化和剧情的要求做变化。其魅力在于高度的抽象性、广泛的涵概性和不朽的恒定性。因此，板式更多地体现了调式、旋律线、律动等原理性的规范，不同于一般的曲调。从昆曲到京剧，是戏曲的一次自我更生。

清代是汉文明又遭劫火的时代，其思想专制，文化灭绝，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钦定《四库全书》抽毁的书籍，不计其数。对于延续文化命脉的书，不但禁毁，而且大规模地公开造假。说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古籍，可能都被清王朝篡改过了。这样一个专制腐朽的社会，加上文字狱的盛行，使得有才干的文人，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言志，只能去钻研经学、小学。

礼失求诸野。自徽班进京以来，戏曲再一次承担起为汉文明续命的责任。京剧以其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形式，以假定性、程式化为戏剧手段，把失落的中华文明包装起来，在宫廷、读书人中间和民间传播。

京剧是汉文明的一次顽强抵抗，与元杂剧一脉相承，构成了汉民族的《荷马史诗》、《吉加美修》、《摩诃婆罗多》。京剧中的故事，大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陶君起编写的《京剧剧目初探》，罗列了1389个京剧剧目，其中三分之一来源于古典小说，其余来自于“历时、真实故事、短篇小说、杂记、传说、小说已经更早期的剧目”。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京剧在作用和意义，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样板戏，不是以话剧、歌剧，而偏要以京剧的面目出现。

京剧既然是民间自发的文化运动，基本上跟文人无关。京剧的音乐一脉发轫于湖北的黄陂、黄冈地区，又被徽剧吸收，故称“二黄”。还有另一支来自于秦腔、梆子，叫做“西皮”。京剧的戏文曲词，大多来自演员的创造和师徒亲授、口口相传。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说：文人编剧，由于对戏剧结构不了解，与舞台隔膜，所以写出的剧，尽管文词佳妙，布局自以为周密，但在舞台上表演起来，效果经常适得其反。相反，伶人自己编的戏，尽管结构空疏，文词俚俗，但一经扮演，居然有声有色，观听皆宜。

或许正是这些没有文人参与的发生在勾栏瓦舍里的文化运动，让朝廷放松了处处敏感的神经，从而完成了一次不自觉的文化潜伏。

演员创造的京剧，形成了自己的法度。京剧的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趁韵成词，沿袭下来，也成了一定规矩。比如，字别尖团，句分上下，韵压十三辙等。

当京剧从老生戏为主过渡到旦角戏为主的时候，文人开始参与京剧创作。李释戡为梅兰芳编剧，翁偶虹、金仲荪（悔庐）为程砚秋写戏，他们创作的戏文，文采飞扬，元明清谣曲脱化而来，不着痕迹，加上声腔的创新，把京剧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尤其是翁偶虹，被张广天称为“最后一个元曲大家”。翁偶虹，原名翁藕红，他一生的编剧生涯从《红莲寺》开始，到《红灯记》休止。其戏文，吃透了中国诗学与词学，明白晓畅，平易雅驯。俗不伤雅，雅不避俗。后来，只有在侯德健等少数曲词作者身上，才能看到一点翁氏制造的影子。

七、现代歌词

现代中文歌词是个大杂烩，其来源包括古典诗词、明清歌谣、戏曲曲词、各地民歌、西方音乐文学（具体还可以分为艺术歌曲、民歌、流行创作歌曲等）。写中文歌词，最容易偷奸耍滑的手段，就是大量使用古诗词的词语意象，这样写得再烂，也可以蒙蒙听众。方文山、林夕都是这么玩的。

当代歌词大家，都擅长一个“化”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雅为俗用，词化了，人听着也就化了。早期的台湾校园歌曲，曲词质朴但诗意盎然，宛如散曲、小令（例如：《又见炊烟》），后来就堆砌雕琢。罗大佑的词好坏参半。只有候德健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其词艺上溯关马、李杜、乐府、诗经。

革命歌曲，开创了汉语曲词的新模式。其特点是雄浑、整严，上承大小雅、大风歌，外取马赛曲、国际歌，内化中国民歌、戏曲曲词，唱起来，有排山倒海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大河》等歌曲，为中文曲词辟出一片新天新地。这些歌可以看成《雅》和《颂》。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雅与颂，庙堂之上唱的叫雅，伴以歌舞的叫颂。30年来，几代君王的格局，从其钦定的雅颂就可以看得出。《祝酒歌》听得出是被压抑太久的国民的抒怀，颇有改开当年全民分家获益的气象。《春天的故事》变为绵软的郑声，有点暴发户的沾沾自喜。到了《走进新时代》，已是底气不足伪装高潮。

汉语流行曲词，90年代为一分水岭。之前，虽然稚嫩，还有点真情流露，《甜蜜的事业》配合慢镜头男追女，确实是老爹平反之后的男女发自内心的甜歌。《让世界充满爱》也颇能打动人。89之后歌风急转，感情要么伪装，要么隐藏起来。亚运歌曲《同一首歌》听不出悲喜。开创新曲种：隐喻，晦暗，不表态。

整个九十年代，大陆流行乐坛里听不到一首抒发正面情感的歌。校园民谣白白糟蹋了“民谣”二字，基本上都是青春期的小情绪，小忧伤，一点反抗、反思、反击的意思都没有。经历了那么大的创痛，至少应该有一首《答案在风中飘荡》这样的谣曲吧，一首也没有，只有不敢爱也不敢恨的《同桌的你》。

民谣，就是徒歌的延续，无乐伴奏，随口吟唱，因此，谣就是老百姓不敢明说的话，通过小孩子说唱出来。《月儿弯弯照九州》，一句也没提均贫富，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取材自《静静的顿河》里的民歌），一句也没说反战，但是听者有心。这就是谣的力量。

流行文化中的民谣已死，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歌曲不再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谣，也不再是战斗的武器，而变成娱乐的手段、下酒的小菜。

八、词与六义

《周礼-太师》称”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后来《诗大序》称之为”六义“。学者们相信，这“六诗”“六艺”就是六种不同的诗歌体裁。“风雅颂”是诗体并无争议，“赋比兴”作为单独的诗体是什么样子，就莫衷一是了。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学习写诗作词，“六义”是基础，它们承载了汉语诗词的主要美学。

1、赋

郑代在《周礼》注中说：“赋之有铺，直陈善恶”。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章太炎说，赋，就是赋税的赋，凡兵事所需要，民间供给的叫做赋。收赋的时候，必须陈列点过，所以赋是铺陈。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 , 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 , 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 , 如杜甫之《北征》,
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然其中亦有比、兴。”

现在理解“赋”就是铺陈直叙，直接叙事或抒情。例如：《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就是用赋。

2、比

古人是这样解释的。

比者，比方于物。–郑众

因物喻志，比也。–刘勰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

这都不难理解，比喻，是先知传道，诗词文学，最重要的修辞手段。

3、兴

兴就是发端的意思。孔子指出诗的四大功能“兴观群怨”，其中，兴排第一。

刘勰讲：“兴，起也。”

朱熹说的最简练明白：“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自清认为：兴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发端，一是譬喻。闻一多也认为，兴，就是“隐喻”。所以，兴其实有两种，一种事有比喻意义的，一种是没有比喻意义的。

兴的手法，是民歌、曲词中最常用的手法，也是最中国的诗艺。写诗之人，不可不东兴。

4、风

《诗小序》中说：“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章太炎认为没那么复杂，风就是空气激荡，气从口出，就是口中的讴歌而已。

风就是民歌，象风一样吹来，象风一样吹走。

5、雅

《诗小序》中说：雅者，正也。

雅就是严正的音乐，小雅，是宴席上唱的，有悲怨、伤时、讽喻之词。大雅，是会朝时的音乐，恭敬庄严，无悲怨之声。

章太炎说，《说文》训“雅”为“足”字的下半部分。“记”的意思。转来转去，可以理解为“大雅”是记事之诗。

6、颂

《说文》训“颂”为“容”，是接纳的意思。

《诗小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所以，颂是追怀颂扬先祖功德的诗。

以上简要介绍考证了六义，至于在歌词中怎样应用，则需要在实践中多多摸索。

九、歌词的学习材料

作词没有公式，没有成法，虽然古典诗词，珠玉在前，民间曲词，奇珍在后，还有大量的外国歌曲提供参考，但都没办法直接拿来用，都需要学而化之，化而用之。

学诗学词，都要从源头学起，巴彦克拉山的雪水虽然凉，但那是河水之正脉。于我而言，我认为《诗经》是一本大书，虽然里面有很多不认识不会读的字，但是它构成了整个汉诗体系的基础，应该每日抽出一点时间，读读风和小雅。

《古诗源》是一个很好的本子。里面三国以前的诗，发乎天然，生动烂漫，不以所谓佳句取悦于人，而以整体取胜。可长可短，无章可循。六个字，也是一首诗（“梧宫秋，吴王愁。”）两句话，也是一首诗（“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那时候的诗，真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胸口流出来的。

唐诗应该多读，不要学其排偶，而要学其天然。哪怕寒山、拾得也有佳句，可以滋养诗词创作。当然，杜甫一半的诗，都应该熟读。学习其气魄，精神，意象，修辞，一句话，跟杜甫学六义。

例如《石壕吏》中，老妇被抓去军中充役，最后四句写道：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沧桑含蓄沉郁悲壮，一切尽在不言中。晚唐有个诗人，也想学杜甫，写过一首《宿田家》，末尾写：

使我不能眠，为渠滴清泪。
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
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

太浅太白，急于表达，画蛇添足。

宋词，没必要学太多，稼轩长短句熟读，足矣。

我认为，最应该借鉴的是京剧的唱词。前文说过，京剧唱词大部分都是伶人自己创作，随口唱来，无甚佳句。正因为这样，京剧曲词反而以整体、结构取胜。

歌词要学京剧，主要学习其美学。

京剧的伟大，是因为它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神秘基因。从语言来说，京剧使用中州韵白，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读音，是对被蒙古语和满语入侵的汉语的一种拯救。从故事而言，京剧中固然也有才子佳人戏，但更多的是英雄剧和落难剧，即使最终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丝毫不能冲淡其悲剧性。京剧有一个常见的主题是“诉说家史”。从《赵氏孤儿》到《王佐断臂》，从《寇准罢宴》到《举鼎观画》，通过知情人对家史的披露，让主人公如醍醐灌顶一样，醒悟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正如在《寇准罢宴》中，寇准当上高官，通宵达旦地夜宴，甚至体罚摔掉杯子的仆人。乳母刘婆来劝他，唱道：

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浆浆洗洗，缝缝连连，一家人苦度时光。不料想那年间旱灾又降，这凄凉景象急坏了你苦命的娘。哪有钱买油做灯亮，无奈何把山冈上，采松香，做灯油，跋涉奔忙，怕的是你学业有荒。到如今这堂前红烛通宵明亮，照不见你当年受苦的亲娘。

还有《桑园寄子》中，老生的唱段：

此时间顾不得父子恩爱，眼见得亲骨肉两下分开。急忙忙扯下了衣襟一块，咬指尖腹内痛珠泪满腮。
我家住在太原府汶水县界，我的名叫邓伯道逃难此来。舍亲生救侄儿流传后代，也免得旁人骂我年老无才。

这一痛说革命家史的主题，到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升华。

京剧中还有一个频频出现的模式，诉说冤情。这种大段叙事，继承了风雅的特色，并与古希腊歌队暗合。实在是非常现代的舞台艺术，是现实主义话剧无法望其项背的。

例如：《清霜剑》中的唱段：

都只为狗奸贼将人冤枉，又遇着糊涂官丧尽天良。用非刑逼儿夫写下了招状，最可叹、我夫郎，是懦弱书生，难受五刑，押禁在监，问成死罪，惨凄凄，黑黯黯，抛下了，娇妻幼子，死也不瞑目，丧在云阳。

再比如，《御碑亭》中的唱词：

自幼父母娇生养，盈盈十五嫁王昌。既读诗书你不思量，奴岂是柳絮就随风狂。风雨难测人难量，暗室何必日月光。阴谋毒计良心丧，休书好比杀人场。手摸胸膛想一想，无义的王魁比你强。

《逍遥津》中的唱段以排山倒海之势，堪称绝响。

恨奸贼把孤王牙根咬碎，上欺君下压臣作事全非。欺寡人在金殿不敢回对；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欺寡人好一似家人奴婢，欺寡人好一似墙倒众推；欺寡人好一似风摆芦苇，欺寡人好一似孤灯风吹。欺寡人好一似孤魂冤鬼，欺寡人好一似扬子江心，一只小舟、风狂浪打、浪打风狂，波浪滔天，难以挽回。欺寡人好一似残兵败队，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

汉语中的排偶被用到泛滥的地步，尤其是汉赋、律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显得越发拘束。但是，也不能对排偶一概排斥，大抵上说，如果言说一个事物的两面，最适合用对偶。本来是两种没有类比因素的东西，却偶在一起，我们读者只能呕了。京剧由于受板腔体音乐的制约，曲词分上、下句，这种词写出来有一种摇曳随意的对称之美。

你若念在夫妻义，去到金陵搬救兵。你若不念夫妻义，千万莫丢小姣生。（《战太平》）
为儿女我也曾朝山拜庙，为儿女我也曾补路修桥。（《打侄上坟》）
十日之内得了胜，军师大印随了某的身；十日之内不得胜，愿将老首挂营门。（《定军山》）

候德健的曲词破得京剧唱词的妙趣，比如：“我生在美丽的宝岛，你长在辽阔的中原。”《歌词一九八三》整篇都用了排偶句，却一点也不凝滞，反而生动好看。

十、怎样写歌词

歌词，不同于诗，需要懂得曲式与音韵。

曲式是西方音乐的概念，最常见的曲式是一段体A，两段体A+B，三段体A+B+A。

一段体是世界各地民歌的通用体，实际上是歌最早的形态，学会一段体，是基础，是关键，可得魂魄。

两段体是一段体的延伸，也是流行歌曲最常用的曲式，是写歌词的第二步训练。

歌词最好要押韵，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歌词好记，而是为了在一篇声音平直的诗文中生出节奏，韵，就是顿，是重要的识别富豪。中国诗的节奏有赖于韵，必须借韵的回声来点名，呼应和贯串。

韵与感情色彩。表现明朗、热情、激昂、雄壮，一般使用下列韵：

江阳，中东，言前，人辰，发花。

因为这些因开口较大，共鸣较强，韵比较宽，可选的字比较垛。

如果表现柔和、深沉的情感，常用下列韵：

一七，姑苏，由求。

常看到现在的流行歌手，自编自创的歌词里，很多“我的眼泪流淌，我是多么忧伤。什么时候才能，拥抱你呀姑娘。”我就想告诉他，用错韵辄了。“江阳“辄一般不表达这些忧伤的情感。

歌词的写作技法上，要学习”赋比兴“手法，多用形象化的语言，贴近本质的真实。

语言上要尽可能用平易的书面语，不用用生僻字，但也少用大白话。要像《诗经》、《古诗十九首》那样善用叠字，叠韵。

词不宜写得过密，要疏可走马，给音乐更大的创作余地。但也不可过疏过简。

要善于使用虚字，汉语的精髓在于虚字。闻一多说：“虚字代表关系，文艺作品中，传神之处全在虚字。要了解表现方法本身（语气神态），非知道虚字不可。”而要学习虚字，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一本绕不过去的书。

总之，要多写，写得多了，也就慢慢会了。

译言网 | 如何抉择：自由还是安稳？|德国《时代周报》

2012-05-27T12:04:00.001+08:00

无论面对爱情、学业还是事业，对自由与安稳的取舍始终困扰着人们。怎样才能做出正确抉择？

作者: Christian Heinrich

马克西米安·诺尔茨（Maximilian Norz）, 25岁, 曾在图林根学习经济和历史，现居柏林，自由职业者。

卡罗琳·朵曼（Carolin Dohmen）一直以为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直到某一天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她中学就开始关心未来的职业前景，做这件事永远不嫌早。她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刻苦学习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她而言，此时一切机会之门都是敞开的。她进入了大学的分子生物科学系，这是门未来学科，这样的学问总会有用。“你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她的父母这样说。

几周后，卡罗琳坐在汉堡阴暗的试验室里开始发愁。在中学的生物课上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还挺有意思。但一辈子都干这个，真是正确的选择吗？兴趣刚过几天就已经消退。“我在那儿坐得越久就越紧张。”卡罗琳回忆说。原本她可以松口气，因为未来有了保障。但现在，正是这一点让卡罗琳感到恐惧。人们会不会因为前景太可靠而放弃学业？选择安稳会不会错了？

去实习还是去南美旅行？

在自由与安稳之间犹豫不决，这样的情况每个人迟早都会遇到。我的专业该给我带来一段美好时光还是一份好工作？我该和男友搬到一起住还是去国外学一个学期？去实习还是去南美旅行？在大学期间，人们要在短时间内面临如此多的重要决择，这种情况在人生其他阶段几乎不会出现。城市、住房、工作愿景、伴侣 – 从中学毕业到大学毕业这段期间，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如此多的可能性都可以用两个标签进行分类。一类是“自由”，另一类是“安稳”。

“恰恰是在面临复杂决策时，我们倾向把事情简单化，倾向于草率地忽略一些视角或信息。”洛桑大学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Ulrich Hoffrage）说。这样一切问题就能被清晰归类，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首要问题是“自由”与“安稳”的标签会产生误导。它们不是指引方向而是制造神化，通常与现实无关的神话。

有关安稳的神话是这样讲的：“选择一些牢靠的东西，你的未来就安稳无忧了。”这是卡罗琳·朵曼遵循的道路。2008年，在她上12年级时，美国首家投资银行破产。新闻里充斥着劳动市场前景暗淡的预测，人们谈论着停止招收新雇员以及经济危机之类的话题。卡罗琳渐渐觉得不确定将来学什么，靠什么挣钱是危险的。

安全需求怎样在人群中扩散是社会学家盖德-约阿希姆·格莱斯那尔（Gert-Joachim Glaeßner）研究的内容。他表示，人们的安全需求之所以强烈首先是由于旧规则的解体。以前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团体，手工业者有各自的行会，人们通过这些团体或行会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如今每个人都属于多个团体，但没有哪个团体能让我们获得百分之百的认同感。“个性化使人们越来越不容易把自己归入某个固定模式。”格莱斯那尔解释说，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可靠性的渴求，随着事件和传播的急剧增加，这种渴求还会更加强烈。这位社会学家还补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旋转、似乎已经失控的时代。福岛核电站，金融危机……我们听到一个又一个灾难，而且速度惊人。”

这样一来，寻求安稳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统计数据提供的信息可以告诉人们学什么专业，选什么工作更有保障：工程师的空缺职位要比德语语言文学多得多。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专业和学历对入职工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速度，以及获得固定合同的机会都至关重要。

不过统计数据只代表可能性，并不能提供绝对保证。退一步看就会发现，完全依照概率来调整生活是荒谬的。人们真会因为听说慕尼黑房子难找就不搬去那里吗？人们真会仅仅因为未来伴侣之前曾分过五次手，每次交友时间平均四个半月就拒绝与之交往吗？

毕竟生活是复杂、难以预料的。如果谁为了能规划可靠的将来而放弃一些事物或者作出重大妥协，那么当结果出人意料，未能如愿时，他就会格外痛苦。“如果一个人20岁出头就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安稳上，那他要冒很大风险。”心理学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说。他认为，大学期间以及刚毕业的一小段时间给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他们能随心所欲、不必妥协，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年纪越大，这种机会就越难弥补。因为责任义务以及对安稳和连贯性的需求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生活中的大部分事都难以预测

当人们被不满折磨得寝食难安，安稳也就失去了价值。卡罗琳·朵曼的情形就是如此。第一学期她还勉强应付了下来，记公式，看显微镜，通过考试。“再多一个学期就不可能了。”卡罗琳说。于是她中断了学业，花了半年时间去思考未来。她到亚洲旅行，并在那儿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回到德国，她在饭桌前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计划：想和朋友去柬埔寨盖一所孤儿院。卡罗琳的父母震惊了，卡罗琳则很快乐。几天后她坐上了前往柬埔寨的飞机。当她和朋友乔希抵达那里时，十几个孩子就住在几堵破墙之间。“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卡罗琳笑着回忆。

卡罗琳一开始选择了安稳，但其承诺的结果并未得到兑现。被贴上“自由”标签的决定似乎才是更好的选择。亚里士多德曾说：“把安稳看得比自由更重要的人注定要当奴隶。”自由需要更多勇气，但也会带来更多喜悦。

摆脱束缚与依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 关于“自由”的神话听来很诱人。瓦伦丁·冯·泽格尔（Valentin von Seggern）中学毕业后就和朋友组建了乐队“Irie Révoltés”，他们演奏雷鬼和嘻哈乐，他吹萨克斯，他们获得了成功。瓦伦丁跟最铁的哥们儿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他们坐着巡回大巴从一个俱乐部前往另一个俱乐部，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我的生活节奏紧凑极了”瓦伦丁说。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在大学学习计算机，这更多是出于兴趣。稳定的将来？有保障的工作前景？这些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但很快，本应自由自在的乐队生活却让他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演出和排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很难再兼顾大学的学习。瓦伦丁渐渐明白了自己必须作出抉择，他说：“我意识到了生活前景对我的重要性，我需要知道我要为自己打造怎样的未来。”

自由需要付出代价。25岁的马克西米安·诺尔茨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一年前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并没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大公司申请工作，也没进行实习。他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让他真心喜欢的项目。他在多个国家为歌德学院举办讲座，帮柏林乐团组织“迷你音乐会”，还为“苏丹行动“组织前往非洲。但这种自己作主的工作方式也要付出代价：它会侵占大量的业余时间。马克西米安说：“我总是在工作。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周末，没有固定的休假。”甚至他在某些时候要经常通宵工作。这样一来，自由创造变得几乎不再可能。在自我实现的理想背后经常也隐藏着自我欺骗：“很多这一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会接受任何他们能接到的活儿。到最后会产生很多的依赖性。”社会学家兼作家卡地亚·库尔曼（Katjia Kullmann）这样表示，她的著作《真实生活》描述了这种自我剥削式的所谓幸福生活，也引发了很多讨论。自由最后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依靠一个接一个项目过活的人，就对下一个雇主产生了依赖。于是，工作中真能自己作主的部分受到了限制。相反，干朝九晚五的工作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头脑反而更加自由。大多时候，安稳是自由的前提。

瓦伦丁·冯·泽格尔最后决定，不再依赖巡回演出生活。音乐现在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说：“巡回演出、乐队，所以这些都令我怀念。但如果我选择它们就必须放弃很多其他的东西。”卡地亚·库尔曼认为，有关自由的这一部分，需要妥协以及具有依赖性的部分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会有损那些幸福的自由人的光鲜形象。

有关自由或安稳的承诺经常会产生误导，但这并非唯一的难题。除此以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人们做出的决定事实上经常不是自己的决定。

“就某种程度而言，做决定的自由是一种错觉。”柏林工大职业培训与教育研究所的海科欧·史蒂芬森（Heiko Steffens）解释说：我应不应该这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受社会影响。家庭，父母的职业，教育背景，朋友的生活方式 – 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愿望和观点。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理想并非产生于自己的内心而是来自周边环境。人们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一方面形成固定的价值体系，但另一方面也对个人的决定产生了限制。选择大学专业是这样，选择爱情以及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如此。

某个渠道的消息说，哪儿都需要工程师。另一渠道的人告诉孩子父母，学法律“更保险”。与此同时，朋友圈里还有人休学一个学期，并把在新西兰的照片贴上Facebook，以此告诉大家，遵循自己的愿望去寻找自由是多么美妙。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表示：“当我们努力想要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时，外界的很多因素都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需要赚钱的人对安稳有不同看法

但很多人最先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卡罗琳·朵曼很幸运，她父母替她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及柬埔寨的部分生活费。如果没人帮自己埋单，上完课还要去餐馆端盘子赚钱，那就必需自己为自己创造安稳环境，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对自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选择的方向也可能受社会背景影响。家里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一般更愿意上注重实际应用的专科大学而不是注重研究的综合大学，他们更倾向学工程、机械制造而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选择会带来安稳。而很多富家孩子则想要逃离安稳，他们要去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由此可见，同样的生活模式对一些人而言很完美，但对另一些人则是恶梦。

既然不能完全自主，“自由”和“安稳”的标签又有多重含义，那还能凭借什么进行抉择呢？清醒的头脑。心理学家克里斯朵夫·伯格尔（Christoph Burger）认为，了解自己受哪些因素影响，清楚自己行动基础的人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说：“如果我知道我离开家环游世界的原因是我需要自由而并非了解这个世界，那我很可能会对这种行为提出质疑。”

当然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并非易事。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说：“当我们考虑是否要做某件事时，我们应该问自己：我这么做只是因为它对我有利或者会为我带来更好的前景，还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本身感兴趣？”我们还应问自己“如果这么做需要我做出一些牺牲，我是否还愿意孤注一掷？”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认为，只有那些因为对事物本身的热爱而做出的决定才能真正让人自由。

女学生萨斯齐亚·霍尔茨（Saskia Holz）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个决定。本来她一直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柏林。但等事到临头，就在中学刚毕业的时候，她又犹豫了。她是不是应该留在科隆会更好？学师范并且和男友托比亚斯（Tobias）搬到一起住？柏林听起来很刺激，但科隆是她了解的城市，在这里托比亚斯未来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她绝对应该到柏林去。但最终萨斯齐亚还是留了下来。“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刚上大学就每晚与男友和猫一块挤在沙发上有点儿太早了。”她说，“但我就想这样。我们也经常搞庆祝活动，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心理学家克里斯朵夫·伯格尔认为，自我欺骗最容易让自己的愿望落空，最为危险。毕竟最终涉及的是自己的安稳与自由：“越少被其他东西牵着鼻子走越好。无论那是吓人的统计数字还是别人的浪漫梦想。”

安稳与自由之间的正确抉择需要每个人自己做出。瑞士哲学家兼作家彼得·毕里（Peter Bieri）曾说，当人们也能够做出不同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卡罗琳·朵曼和她的朋友从柬埔寨写来了E-mail，他们筹到了款并成立了一个救援组织。第一座孤儿院已经落成，他们现在正在修建第二座。尽管如此，卡罗琳还是决定今年夏天回到德国学习心理学。她找到了对自己重要的东西，也自己做出了选择。她原本也可以留在柬埔寨。但她最后还是希望走一条稍微安稳一些的道路。

华中师大90后不解白毛女为何不嫁黄世仁

2012-05-27T08:11:00.001+08:00

大学生不解白毛女不嫁黄世仁

武汉综合新闻网 www.cjn.cn

发表时间：2009-10-16 08:02 来源：长江网发表评论　进入论坛

　　【长江网讯】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通讯员黄聪)“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这么难，嫁给‘黄世仁’，等手里有了钱，可以再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当年的白毛女也可以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可她偏要和黄世仁对着干。”

　　昨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现场，“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

　　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此，熊元义分析：“如果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她会瞬间异化到另一阶层。”

　　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许祖华则认为，“白毛女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的观点，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来的。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看，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价值观的颠覆，是不可取的。如果仅仅从当代的生活上来说，现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至于做了这种选择，是否成功幸福，谁也说不清。但他不认为大学生应该这样选择，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创造。

舌尖，刀尖，心尖 � 白板报

2012-05-25T22:53:00.001+08:00

舌尖，刀尖，心尖
《舌尖上的中国》有多火？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很多跟我一样平常不看央视的朋友，一到晚上10点40分就巴巴地守在电视机前，等待著名“扫街嘴”、央视总编导陈晓卿带来的午夜盛宴。虽然这只是一部普通的美食纪录片，但能够系统全面、多角度、多人物地讲述食物的故事，让这么通俗的题材用如此贴近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确实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创新。那种关注美食背后劳动者的平民视角，使这部拍给“吃货”看的片子有了几分悯农情怀。很多人坦陈，看完前两集，不仅流了口水，而且落了泪。

然而，随着这部片子的持续播出，人们对内容和手法的争议逐渐多了起来。

首先，是片中的硬伤，比如：解说词说的是冬笋，但画面给出的是春笋。解说词说“冰层以下的水温是零下4度”，而事实上，中学物理就讲过液态水的温度不可能低于0度。还有，片中说“秋天，金色的小麦”也引起了网友的争议，因为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小麦都是夏天成熟、夏天收割的。

其次，围绕片中美食的取材，也引发地域争议。网友认为，由于总编导是安徽人，片中刻意抬高了徽州菜肴的地位，对江浙、云南、广东美食情有独钟，却很少提及八大菜系中的鲁菜，对于中华文明发祥地河南的豫菜、口味独特的闵菜、赣菜等更是只字未提。

还有，很多人对解说词也有非议，觉得过于“文青”，屡屡出现“无论如何，豆腐的诞生，彻底改变了大豆的命运”这样的句子。更有人称之为“舌尖体”，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滥用形容词和副词，把一个简单句变成绵长复杂句。例如片中说：“以江南精致细腻生活方式著称的嘉兴人，踏实放心的一天，却是从一个热腾腾的肉粽子开始的。”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嘉兴人的一天是从粽子开始的”。

通过阅读《舌尖上的中国》的总文案，发现这部片子的最大的问题出在结构上。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与第七集“我们的田野”，讲的都是自然的土产，主题重复了。第三集“转化的灵感”与第四集“时间的味道”，都讲食物的加工储存，也完全可以合并。第五集“厨房的秘密”、第六集“五味的调和”，主题还算明确，但叙述过于零散。只有第二集“主食的故事”最清楚、紧凑，但遗憾的是，结尾部分没完没了地拍一个摄像师家中包饺子，不但有夹带私货之嫌，而且让这一集显得虎头蛇尾。

平心而论，短短七集、六个多小时，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美食文化，都讲清楚，即使让BBC，Discovery来拍，也勉为其难。因此，《舌尖上的中国》采取了一个讨巧的办法，靠一个个段子取胜。段子的人物都有名有姓，采取同期声录音，增加其真实性。如果所有的段子都像卖黄馍馍、挖藕、做禾花鱼、蒸整猪、切豆腐丝、房顶种菜那样就好了，可惜没有做到。

另外这部片子还暴露了一些国内电视片的通病，不够精益求精，有时得过且过，靠小聪明、小细节、小亮点取胜，用上海话说，有一点捣浆糊。

看完第一集，我就被查干湖冰上捕鱼的画面震撼到了。我发了一条微博：“如果剧组派摄像到冰层下面捕捉一组收网镜头就更牛了。”这个要求并不过分，BBC纪录片《南太平洋》，为了拍摄捕获金枪鱼的镜头，就派摄影师到水下跟金枪鱼群一起游。况且，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对水下摄像机进行遥控，而不必真的派人下水。后来，经过多名网友的证实，我才知道，这组画面并非本片原创，而是直接剪自央视的另一部纪录片，属一鱼多吃型。随后，我查证了《舌尖上的中国》的全文案，发现第一集里的文案里确实没有查干湖的桥段，应该是后期制作的时候补进去的。还有第七集中獐子岛渔民潜水捕捞的镜头，与海底生物世界的镜头交叉剪辑，但从水的清冽程度、光照强度，一看就知道，这些美丽的画面是从别的片子里剪来的。

我觉得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算是瑕不掩瑜。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遗憾是回避了投射在食物上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从片中看得出，中国近海、河流、湖泊的水都浑浊不堪，这是环境污染的结果。正如财新网采访一位水资源专家时所说，“北方有河皆干，南方有河皆污。”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用推特网友@cnsms的一段话来概括:

“冬天来了，当我国东南的南京人民用蓝矾为韭菜保鲜时，华北平原上河北阜城的人民正忙着把旧皮鞋做成胶囊。不远的石家庄，人们用苏丹红加工出红心鸭蛋。山东省的人民喜欢在白菜中加甲醛，辽宁省的人民则喜欢在豆芽里加一些亚硝酸钠。而全国范围内，美味的地沟油正风靡神州大地。”

《舌尖上的中国》第最后一集，编导对着北京市民贵春家屋顶的小菜园抒情了十来分钟，“当都市中的人们涌向菜场，贵春却可以像个自在的农夫”。全然忘记了，在北京，有个自己的住处已是天赐，有个种菜的屋顶，那简直是中了头奖。房顶这一抹绿色在一片灰天灰地中显得格外苦涩，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把特殊当一般，把一般当特殊，在拍摄诱人的舌尖上的中国的同时，没有触及刀尖上的中国，这使得这部纪录片难以长时间停留在人们的心尖。

【枪�东东枪的枪】－东东枪的个人博客

2012-05-22T13:20:00.001+08:00

1.
随着年纪渐长，很多能力都在逐渐退化。
比如，不会写专栏了。

要是细算，从我第一次给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到现在，也已有六七年的时间，虽然不是专职写作，但这些年细水长流地写下来，基本也没中断过。自然，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什么名气来，充分证明我不是一特别靠谱儿的专栏作者。可一直以来，倒也没像最近这样觉得难写——写专栏这种事儿，照我说也简单：翻翻各个报刊的专栏版面，不难看出里头有多少水分、多少干货。没话找话的多了去了。

2.
大多数媒体对专栏文章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关乎当下世态人心且文字有趣。有这两条，也就算及格了。既如此，找出一个话题，认领一个角度，埋下三四个包袱儿，故作些惊人之语，起个漂亮题目，再扯些闲话勾缝儿，1000字也就凑出来了，是否真有靠谱儿观点反倒没什么人深究。
不难。

不难。可就是不会写了。
还不只是专栏——似乎写不出任何较长篇幅的东西了。

3.
百思不得其解。
又继续思了几回，才恍然想起当年刚进广告业时，与一同行前辈的对话来。

那时，前辈说，写了那么多年广告词，落下一毛病，写什么都写不长了——甭管什么话题，最多几百字也就写完了，想再多写点都说不出来。
其时我正是在网上写博客写成了习惯，下笔辄拉拉杂杂一发而不可收，对他这话自然颇不理解。
没想到，五六年过去了，前辈的话才终于应验。

4.
很快就又发现，病情已经发展了。不光自己写不出来，看别人写的都会不适应——前几天与几个同事聊起，读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时，边读边觉得好好的故事干嘛讲得这么啰嗦拖沓；读了本《乌合之众》，觉得那么厚的一本书，缩写成几千字的一篇论文会好得多。还有《1Q84》：耐着性子读完，发现到结尾也没个干脆利落劲儿。

职业对人的影响真是不容小觑，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然变成了连自己都不大认识的某人。

5.
曾有一在某媒体做销售的朋友与我通电话，言辞语气都客气地令人发指，问她怎么客气成这样儿，她说：“操。职业病。天天跟那帮孙子通电话，客气惯了。”
与中学大学时的旧友吃饭，毕业后去当公务员的那些果然是全桌最爱热络劝酒的，埋单时也尤其地财大气粗。

6.
阿根廷漫画家季诺曾画过一幅漫画，说的也是把工作状态带入日常生活的事：画面左侧，胖胖的太太正在怒吼：“不是早跟你说了么？！下了班就不要把工作带回家来！”画面右侧自然是他的丈夫——滚滚浓烟中手执水管努力灭火的消防员。

Solidot | 我们为什么要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情感和感受

2012-05-21T17:35:00.001+08:00

哈佛大学神经学家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自我表现的内在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30–40%的谈话内容是关于自己的主观体验。为什么我们要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为什么我们愿意在Twitter上发帖？研究人员利用脑成像发现，与他人分享想法时，脑细胞和脑突触层面的活动会让我们产生非常强烈的满足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去这么做。在自我表现行为发生的同时，隶属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系统的大脑区域的活动往往会突然增强。该系统与性、食物或金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存在关联。

不落於文字的智慧

2012-05-21T17:32:00.001+08:00

我的书桌上面永远堆着十本等待阅读的书，清单裡面总有超过十篇待念的论文，RSS裡面总躺着上千封未读的讯息，我的许多朋友也像我般飢渴地啃食着这些知识。当我读着远古时代的历史时，我以为我彷佛经历了那段历史，但是，我没有；当我看着论文的推导时，我以为这是我自己也推导过了，但是，我没有；我以为我看着经典的设计范例时，我以为我已经跟着作者一起做了一次，但是，我没有；我以为我看着 Google Map 上面的虚拟导览，彷佛我也去过遥远的半球旅行过了，实际上，我还坐在我的位置上；当我阅读着世界各地的新闻时，我在我视线可及的三米内，虚构着三万米的世界。透过文字的力量，我们的知识的确开拓了，连六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学连戏剧讲出过于老成的话。我们阅读着，啃食着，彷佛文字是通往智慧的桥梁。

透过文字这层虚拟化的机制，我们似乎也亲身经历着这一切。我们打造着我们的数位王国，让我们在电脑前面的时间逐渐加长，让我们有着跟全世界联结的幻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站在众人的知识上面，我们对于知识的撷取越加方便。数位化，让我们加速了获取的速度，也影响着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我们越来越仰赖片段的讯息，因此，厚重的书本再也难以讨人喜欢了，当然，除了哈利波特以外；当我们不仰赖片段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投入那大堆头的书本裡面，因为我们深信，那书中的文字代表着智慧的结晶。

这让我想起了小王子拜访了其中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位地理学家。这位地理学家从来不出去探险，他只负责在他的书房裡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对他们提出问题，并且记下他们的回忆。许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人们如同地理学家一样，渴望得到一个立即马上的答桉，听完之后，也如同地理学家一般地饱足了。这就好像，我去爬了一座山，人家问我，你觉得那座山如何？我回答着，风景还不错，空气也很好。但是这或许并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一个明确的答桉。所以，如果我说，空气闻起来就像香草一般芬芳，天空就像今天这般湛蓝，风吹来时，大概跟我们室内的冷气的温度差不多，或许，我再配上一些相片或是影片的解说之后，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也认为他们爬过了那座山，而他们觉得没必要再去爬那座山了。但是，实际上，无论我怎麽描述，这些的经验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一个不落于文字的经验；不是不愿意落于文字，而是中间的细腻的感触，是无法落于文字的，而这些东西，才是形成智慧真正的东西。

我们看了一百部日剧后，我们并不会真正地爱人了，除非我们真得爱上了一个人；我们阅读了各式各样的管理书籍后，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会经营一家公司，除非我们真正地创业了；我们熟读了一百篇论文之后，并不代表我们就真得会做研究了，除非你真正开始做研究；我们看过了各种生死老病之后，并不代表我们就真得知道生死老病是甚麽，除非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落于文字的知识，帮助我们可以快速预览智慧的本体，但是无论这些文字再怎麽搭建，都不会形成通往智慧的桥梁。如果用譬喻来说，文字就像望远镜，但是望远镜再怎麽望，也不会把你直接送到对岸。

我们在一个数位资讯氾滥的时代，我们以为当我们拥有了超过古人的知识之后，我们就有了超越了古人的智慧。我们可以嘲笑着古代人竟然不知道胃裡有细菌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头壳坏了才会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我们不能理解古代的人怎麽连加减乘除这麽简单的东西也想不到。看着我们饱满的知识，我们或许真心地觉得盲目相信鬼神的古人甚至不可能拥有智慧。我们以为智慧是比较出来的，或者，智慧可以如同文字般地量化。或许我们还可以为这个东西附上一个叫做 IQ的单位。

不落于文字的智慧，是活在当下的智慧，是实践的智慧。脱离了情境的知识，就如同风乾的标本一般; 你可以拍下当下的风景，但是你拍不下当下的微风。智慧是别人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是你无法给予别人的东西，它是如此的独特，却又无所不在，只要你用心实践。

逃出你的肖申克（三）：理智与情感_微软亚洲研究院_新浪博客

2012-05-21T14:39:00.001+08:00

编者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答案，却往往不知道真正的求解思维过程。作者认为，我们的理性大脑非常善于迅速而果断地给出各种听上去很合理的解释，让我们的决定和行为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真正的理由有时候往往隐藏在意识触及不到的地方，由我们的情绪大脑所掌控。

卷帙浩繁的心理学著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自己的理智与情感

作者：刘未鹏

医学上，对于一些罹患严重癫痫症的病人，一种万不得已但颇为有效的方法是切断其大脑的胼胝体。胼胝体是两个脑半球之间的信息高速通道，含有2亿多条神经纤维，一旦切断之后，两脑半球之间的沟通也就相当于从信息时代回到了石器时代。经过这类手术的不幸的病人被称为“裂脑人”。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了关于人类大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例如《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图1)第一章“一个脑还是两个脑”里面提到的研究揭示出左右脑在空间感，视觉触觉，语言方面的一些深刻而有趣的差异。

图1 非常经典的40项心理学研究，涵盖各个领域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里面则提到另一则非常有趣的有关裂脑人的研究：我们知道，语言能力主要在左脑。对于裂脑人，我们将两幅不同的图画分别呈现给裂脑人的左脑和右脑，呈现给左脑的图画上面是一只鸡爪，而呈现给右脑的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牧场。这之后，让他从一堆图片中寻找能跟他看到的图片相匹配的图片。结果非常耐人寻味：裂脑人的左手（右脑控制）会去选择一把铁锹（铁锹铲除牧场上的白雪），而其右手（左脑控制）则会去选择一只小鸡（小鸡和鸡爪配对）。两个脑半球分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选择了最匹配的图片。然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实验者询问被试为什么选择这两幅图片的时候。裂脑人会说：“哦，很简单啊，小鸡有鸡爪，而铁锹用来铲鸡屎”。

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实验所揭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铁锹之所以被选择，其实际的原因是为了和雪场匹配——铲雪。然而，铁锹和雪场的这个联系仅仅只有右脑清楚，而右脑是没有语言能力的。语言能力在左脑。当被试被要求对他的选择用语言进行解释的时候，是左脑的Broca区域在说话，而左脑没法和右脑沟通，所以不知道铁锹实际是用来铲雪的，但是，左脑仍然还是不假思索的给出了解释，而且病人真心相信这个解释“很显然”，“很简单”。可见我们的理性大脑非常善于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立即的，看上去合理的解释。

类似的一则关于超市购物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购买货架上靠最右侧的袜子，尽管在实验中袜子是一样的。当被询问到选择的原因时人们会给出各种看似合理的解释，颜色质地什么的。可关键是，袜子是一样的！

以下这则经典实验（Maier的双绳实验（two-cord experiment））则被很多心理学书籍所引用，包括著名的《心理学与生活》（图2）：

实验者将两根绳子拴在房间的顶上，两根绳子相隔较远，一个人站在中间往两边伸出双臂是没法子同时够到两根绳子的，同样也别指望拽着其中一根去够另一根。而受试者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两根绳子的末端拴在一起。房间里有钳子，镊子，杆子，加长绳子这些工具。

图2 经典教程《心理学与生活》

许多被试很快想出用加长绳子的方法，但是Maier要求他们继续想更好的办法。绝大多数被试在Maier的要求之下都会最终黔驴技穷一筹莫展。就在他们一筹莫展几分钟之后，Maier会在房间里走动并偷偷貌似“无意”地碰到其中一根绳子，使得绳子晃荡起来。在这之后，一般45秒钟之后便会有受试者表示想到办法了——他们迅速地将一个重物绑到其中一根绳子上，让它像秋千一样荡起来，然后跑到另一根绳子那，抓住它，然后等那根绳子荡过来。Maier在他们“想出”解决方案之后立即就询问他们怎么想到的，超过2/3的被试给出了各种解释：“就是一瞬间，答案出现在脑海里了”，“这是唯一的可能了，要不还能怎样呢？”，“我忽然意识到可以把东西拴在绳子上让它荡起来”…… 其中一位心理学教授的答案最具创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把绳子荡起来是剩下的唯一可能了，我脑子里想到通过绳子荡过河的场面，还有猴子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这个意象和答案在我脑中一同闪现。”

剩下的不到1/3的被试表示是看到Maier把绳子碰动了才得到启发的。然而，即便是这1/3被试，他们真的是因为能够感知到大脑解决问题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所以才这么说的么？为此Maier做了另一个实验，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原来触动绳子的暗示之前，Maier会先给另一个暗示（当然，被试不知道这是Maier的提示）：将一个重物绑在绳子末端。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这个暗示毫无效果，被试依然一筹莫展。接着Maier才给出原先那个暗示。并对解决问题后的被试作采访，这次，他发现所有被试都认为是Maier绑重物那个举动提醒了他们，并且他们都不认为是原先真正有用的那个暗示的功劳。可见这1/3的被试也并不知道在他们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答案，却往往不知道真正的求解思维过程。

如果有人问你，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一瞬间，他/她的名字便会“蹦入”你的脑海，毫不费力，你脱口而出。可是如果我问你，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答案的？你的回答无非只能是：“很简单，我记得啊”。可是你又是怎么记起来的呢？从你的耳蜗感受到“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这句话所产生的空气振动，并将其转化为神经电信号传入你大脑的听觉中枢，经过Wernicke区域，直到你的大脑从茫茫记忆中检索出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中间发生了何等复杂的过程，又岂是简简单单的“蹦出来了”可以解释的？我们的意识就像是一个等着老师给出答案的小学生，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等着，至于老师是怎么想出答案的，老师不告诉你。

我们的生活中面临很多或小或大的决策：和谁吃饭，什么时候去超市，买这款衣服还是那款，要不要去看那部电影，晚上是学习呢还是玩游戏，该不该主动接下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买房还是不买，抛掉还是持有，出国还是留下，等等等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有充分的理性考虑的，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你事后问他/她，他/她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听上去很有道理的理由：“我今天需要休息一下，所以玩会游戏”，“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的，所以我打算买了”，“现在神马股份还在亏钱，所以不能卖”。如果你问另一些人，他们也同样会告诉另一些听上去同样很有道理的道理：“玩游戏没意思，还是学点东西好”，“不想拿父母多年的积蓄一下花掉，感觉自己在啃老”，“神马股份还不知道会跌到哪呢，还是撤了吧”。

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道理，真的是驱使我们内心作出决定的理由么？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答案是否定的。说要休息一下才玩游戏，其实真正原因也许是受到游戏中那些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成就感的驱使。说玩游戏没意思，其实真正原因也许是最近现实生活中受了打击想要天天向上一把。说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所以买房，也许真正原因是周围的人买了房而女朋友也在嚷嚷。说不想啃老所以不买房，真正理由可能是厌恶风险。说股票还在亏所以不能卖，真正理由可能是侥幸加贪婪心理，说股票还不知道跌到哪呢赶紧卖，真正理由可能是损失规避心理。

真正的理由有时候往往隐藏在意识触及不到的地方，由我们的情绪大脑所掌控，当它引导我们的情绪大脑作出决定之后，才发个红头文件通知我们的理性大脑，我们的理性大脑于是便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实验中描述的那样，迅速而果断地给出各种听上去很合理的解释，让我们的决定和行为看上去无懈可击。

晚上是玩游戏呢还是看书呢？你的情绪大脑果断给出答复——玩游戏。你其实理智上希望自己能够看看书，但在你强大的情绪大脑面前，你的理性大脑只能屈服，但你又不能让自己处于天人交战的纠结状态，所以你的理性大脑便用各种理由来搪塞自己：“就玩一小会”，“人也要有休息嘛”，“今天玩，明天一定加倍学习补偿今天的时间”。

为什么投降的一方反而是代表着更高级认知能力的理性大脑？从进化角度来说，我们原始的情绪大脑早在远古的远古就已经存在并且为物种的生存繁衍作出卓越的贡献了（虽然大脑中的这一部分系统只能进行很简单的判断和条件反射，但他们无疑把守了对物种的持续存在而言最为基本且重要的一些功能——食物，性，自然环境中的危险，社会交互行为，道德感等等（《欲望之源》，《进化心理学》））。它们的进化年代要比理性大脑深远的多，它们就像漫长岁月中伴随着生物一路进化走过来的老功臣，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力量，却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在最近的5百年发生了迅速和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几十上百万年的漫漫进化路来说只仿佛一瞬，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可老功臣还没有来得及退休，还在掌管着我们的大脑，引导着我们作出各种跟不上时代的决策。（《逃出你的肖申克（二）：遇见20万年前的自己》）

人的大脑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整体设计，而是随着漫长的岁月在进化中被不断地添添补补，就像一台
7
拼8
凑攒出来的电脑，CPU
是新的，主板却是老的，老的主板不能很好的兼容新的CPU
，结果CPU
的性能便不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可怜我们在进化上比较新近的新皮质（neocortex），拥有强大的计划能力和认知能力，但在一些原始诱惑面前却总是无法做到淡定。因为大脑中的这些原始模块还没有很好的和新模块兼容。如果你面前有一条毒牙被拔掉了的小蛇，你敢用手去抓么，抓的时候你能不汗毛倒竖么？漫长的进化在我们的基因中刻下了一些“硬编码”的特性，比如对滑不溜丢游来游去的东西感到本能的害怕，因为自然环境中这些动物往往是有剧毒的，它们是生活在野外的先祖们主要的生命威胁之一。虽然你的理性大脑的强大认知能力让你确信你面前的这条蛇是没有毒的，完全不用担心，但是你的原始大脑却根本不理会。你的理性大脑能够运用语言，能够理解公式，而你的原始大脑却只懂条件反射，如果你多接触这些无毒的蛇，你多抓他们几次，久而久之你就会不怕了，这叫去敏感化，去敏感化是你的原始大脑所懂得的语言，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较容易地说服你的原始大脑。同样的道理，我们常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别人说破了嘴皮子的道理也没用，非要吃个大亏载个大跟头，跌得头破血流，才印象深刻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因为你的原始大脑根本不懂那么多道理，它就是要遇到吃亏之后巨大的负面反馈才能习得一个条件反射。

只要我们的情绪大脑首先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们那点可怜的理性思维便很容易屈从于情绪大脑发下的命令——
把事情往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
。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图3)里面便引用了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在宣扬末日论组织里面“卧底”的见闻，该组织的成员为了能够在末日到来的时候被UFO接走，抛家弃子，放弃财富。而当那个被预言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一切没有发生，心理学家发现，预言的破灭却并没有影响信徒们的信念一分一毫，他们的领头人解释道：因为那些相信者的诚意打动了上帝，所以毁灭没有发生。那些原本相信的，反而变得更相信，他们相信是他们的诚意避免了灾难，并努力地劝说更多的人加入。也有那些原本就不大信的，自然是更不相信。

图3 《谁会认错》

类似的，《The Psychology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图4）上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1980年的某一天，美国空战司令部的计算机突然发出警报——苏联的一枚核弹正在向美国本土飞来。司令部立即调兵遣将，迅速为一场核战做好了准备，然而3分钟之后，工程人员发现是计算机的一个小零部件故障造成的。然而，这场虚惊之后，大众的反应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原先支持核武装的，认为现在感觉更加安全了（因为“事实证明这类的故障是完全可克服的”）；而原先反对核武装的则认为更不安全了（因为“这类错误信号可能导致苏联过度反应，引发真正的核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三里岛核泄露事件之后，同样的，反对者认为（“这表明管理部门没有办法安全管理核能”），支持者认为（“这正表明这样的危险没有想像得那么严重，是可克服的”）。

图4 第一本系统介绍决策与判断的心理学著作

只要一件事情尚存在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我们的大脑便会毫不犹豫地掩耳盗铃地认为那就是唯一的解释。

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图5)当中记录了自己在传销窝中待了近1个月的见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传销者真正相信他们正在做的是一项国家暗中支持的事业。根据书中描述，典型论据有三：一，要不是国家暗中支持，怎么会有内部通话免费的集团号码。二，要不是国家支持，他们通过银行转账的操作怎么不被国家查封。三，要不是国家支持，当地怎么那么多住房租给他们。再加上亲友说服，从众压力等各种手段之下，他们逐渐相信这是件大好事。在外界对传销的印象和事实的差别之中，也许最大的差别就是，和人们想象的不同，传销者并不挟持人生自由和财物，相反，他们想尽办法鼓励你去自己思考和判断！例如以上关于“国家支持”的论证，对于有常识的人来说漏洞很多，对于没有常识的人来说，只要有警惕心理，肯去调查，总能发现另一种解释。但是，对于内心希望这一切都是“国家支持”的所以自己就能真的赚几百万大钱的人来说，这些“有利”的证据便不会被过分深究和审查。所以传销窝中各色人等都有，包括见过世面的老江湖，甚至还有专门报导传销的新闻记者。人类心理的弱点之强大可见一斑。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能把外面铺垫盖地的反传销宣传解释为是“国家宏观调控”，目的是为了不让人涌到这个行业中来，保证行业中的人的利益。“要不然，他们突击抓完人之后怎么给你买张票送你上火车之后就不管了呢——做做样子嘛”，他们相信这所谓“宏观调控”么？相信，而且无比相信。只要一种解释是对自己有利的，我们便不想去推敲和反驳，再漏洞百出的事情看上去也不无可能，而且只要一种解释是有可能的，我们就认定其一定是的，强大的情绪大脑会阻止理性大脑去往深入了想。而对于对自己不利的解释，我们或者忽略，或者则会异常仔细去推敲，抓住一个漏洞则相信已完全推翻了该解释。

图5 慕容雪村在传销窝里面的纪实

尤其是当人们为一件事情付出了金钱，社会关系，很多很多之后（这在宗教末世论组织和传销组织中何其相似），这些既有付出便会对他们的思维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影响（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便是如此），我们的思想被迫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认知失调”——这个心理学词汇已经如此有名，以至于出现在了呆伯特漫画中了），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那么大的付出是愚蠢而错误的，为了让自己不是愚蠢且错误的，理性大脑不再是客观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唯唯诺诺为了维护自己情感的下属系统——“因为我们的信念感动了上帝，所以毁灭没有发生，这是唯一的解释”，至于那个另一种解释，因为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我很愚蠢”这个结论，被人们的情绪大脑无情地驳回了。

一件事情总是有两个解释：一个平凡的解释和一个疯狂的解释。而从自我辩护的角度看，一件事情总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和一种对自己不利的解释。只要选择前者，我们便能够自欺欺人地将自己蒙混过关。

刘慈欣在《三体II》（图6）里面提到“思想钢印”和“钢印族”，其实何必去设想那样一种能够改变人类大脑中神经元连接方式的机器。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思想钢印。这道钢印由经验打造，用自尊来维护，牢不可破，比钻石的硬度还要高。

图6 以一己之力定义了中国科幻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刘慧欣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我们会对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加细查，而对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则死抠烂打揪住一点小辫子就不放；同样，我们还会倾向于勤劳收集有利证据，并忽视不利证据。事实是，当我们内心的天平早已经倾斜了之后，看来荒谬无比的理由也变得光辉灿烂，别人很有道理的反驳也能被抠出“致命”漏洞。

因此，当你觉得自己想的很有道理，无懈可击，客观公正的时候，你是否真正像你认为的那样客观呢？Artemus Ward曾经说过：并不是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陷入麻烦，而是那些我们认定自己知道，却实际上是错误的知识，让我们陷入麻烦。客观意味着承认存在未知信息的可能性，理性意味着能够从对立面的视角去看问题和思考。学会质疑自己的判断，假设自己是站在对立面的立场上帮他说话，往往能够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即便别人是错的，自己是对的，试着去理解错误的一方为什么会错，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看法和认识，也往往能够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的正确其实常常也是碰巧站对了队伍，而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严密的逻辑和不可辩驳的证据。最后，与其让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不如自己试着去发现自己的错误。

难道没有办法克服人类心理的天生漏洞么？有。大脑符合用进废退的原理，越经常使用的区域会越来越强大。如果你总是情绪用事，不假思索，那么这种思维习惯便会越来越强大；如果你总是理性思考，反省自己的判断，能换立场去看问题，那么这样的思维习惯逐渐也会越来越强大。习惯之所以难以改变，就是因为习惯是自我巩固的，越用越强，越强越用。要想从既有习惯中跳出来，必然要依赖于外界的力量——对于心理机制的知识。仅仅是知道一些常见的行为陷阱和心理弱点的存在（《别做正常的傻瓜》，《决策与判断》，《Predictably Irrational》，《How We Know What Isn't So》等等）便已经可以帮我们避免很多的决策失误。而如果能够进一步理解这些陷阱和弱点的深层原因（《Kludge》，《进化心理学》，《追寻记忆的痕迹》，《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s Us Smart》，《欲望之源》，《自私的基因》等等），则更可能说服自己做正确的事情。能够改变既有的习惯，依靠的不是自制力，而是知识。

单纯的自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理智上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你的情绪大脑却就是不买账，一些比较坚定的人能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强迫自己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殊为不易，不是像我这样的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是，无论任何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去做正确的事情，不去做错误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自制是因为情绪大脑并不知道也并不承认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举个最稀松平常的例子，去学习还是去玩游戏（并不是提倡不玩游戏，这里只是说在你希望自己能够不玩游戏做点别的事情的那些时候，你能够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纠结半天并败下阵来。），理智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学习是件“好”事情，游戏则常常是件“不好”的事情，然而情感上，我们认为学习是痛苦的，游戏是开心的。而开心的的确确就是一件好事情，痛苦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两个大脑模块的声音完全相反。如果你无法说服你的情绪大脑，那么所谓的自制就是强迫和纠结，天人交战，正如前文所说，最后败下阵来的也往往是理性大脑。然而如果你意识到对于游戏的热爱其实是完全正常的，我们玩游戏是为了获得群体认同感和成就感，对它们的追求早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刻在了我们的基因上，获得群体认同和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优势。然而，由于这部分动机来源于我们相对原始的大脑，而后者的进化年代早在几十万年之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电脑，虚拟世界，虚拟货币这些东西，尽管我们的理性大脑能够认识到虚拟世界中的成就往往并不能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成就（电子竞技是一个反例），然而我们的原始大脑却无法区分虚拟和现实。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至少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诱惑（我们对于高脂肪和高热量的无穷热爱也是如此——在先祖生存的贫瘠环境中，脂肪和热量是稀缺的，因而“尽量吃了存起来”几乎总是正确的），而当你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无法自制的原因是因为你大脑原始的那部分仍然天真地认为你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任其驱使自己是愚蠢的事情，而我们的情绪大脑自然不希望自己是愚蠢的；而另一方面，认识到以上这些知识，认识到大脑的局限性，并最终摆脱它的错误驱使，则让人情绪上感到聪明和愉悦。于是我们就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利用情绪大脑本身的动力来推动了它本身。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则来自于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该实验被称为“棉花糖实验”，其目的是建立儿童在延迟满足方面的自我约束力与日后取得个人成就之间的联系，但我想说的是实验当中那些成功地抵制住了棉花糖诱惑的儿童，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他们最终成功了，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棉花糖对他们的诱惑较小，对于这部分儿童而言，棉花糖的诱惑同样巨大，他们在抵制诱惑的时候显得异常痛苦，但他们的能耐在于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巧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让自己盯着棉花糖，让自己忙于干其他事情，通过这样的技巧，他们成功地将强大的刺激源从原始大脑面前移开，并且通过让自己忙于干一些其他事情来让大脑处于“忙碌”“被占用”的状态，阻止原始大脑老去往棉花糖上想。但是这跟学习心理学的好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些小孩在实验之前系统学习了进化心理学不成？他们显然没有。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恰恰是能够克服这些缺陷的方法。殊途同归的是，即便我们并非像一些有天分的人那样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对付自己内心的另一个声音，通过学习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我们也能够后天地获得这些方法，而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便更可能成功地绕过甚至克服我们大脑天生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人人都该学点心理学的原因。

（注：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介绍

刘未鹏，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中心研发工程师，Mindhacks帮主，在这块自留地上笔耕不辍了八年。他从2003年在《程序员》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技术文章，并开始在CSDN写技术博客。起初的博客较短，也较琐碎，并夹杂着一些翻译的文章，后来才慢慢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八年来，虽然平均每个月写1篇或者更少，但他从未停止。写博客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最大体会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做8年，那么不管效率和频率多低，最终总能取得一些很可观的收益。而另一个体会就是，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坚持”就会慢慢变成“习惯”。2011年6月，一本刘未鹏八年博客文章精选而出的文集《暗时间》出版。他说：“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可以无形中比别人多出很多时间。”这里的“思维时间”，即他所谓的“暗时间”。

Justice, China Style | Sankaku Complex

2012-05-20T17:12:00.001+08:00

The severe theatre of Chinese justice has been impress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alike, although perhaps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pair shown allegedly used axes to rob a Shaanxi province jewellery store of valuables worth some 600,000 yuan ($95,000), but were caught 4 days after the robbery.

Both shackled criminals and heavily armed security forces were all on display to local citizens in an effort to thoroughly cow the perpetrators and discourage the public from following their example:

新闻别动队 PressMine | 那些新闻里的“有关人士”们

2012-05-16T13:28:00.001+08:00

我得坦白，在哥大新闻学院，印象最深的一课，不是怎么去当一个战地记者，不是熟练地剪拼视频文件，也不是用各种工具去追寻黑金来源。而是最最基本的—-处理好每条稿子的消息源。
在纽约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自称过气演员的黑人。我与他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聊了一下午，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回去整理完录音，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人们常说，你在中央公园里遇到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艺术家，至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师读罢，问了一句让我当时目瞪口呆的话——

“你这里的‘人们’，是谁？”

在国内时，习惯了报纸上的“有关人士说”“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总觉得“有关人士”后面说的内容，比这“有关人士”到底是谁重要许多，脑子里也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到底谁是这些有关人士？

出于对稿件信度的考虑，也为了使刊登的故事尽可能地免受法律之责，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条引语的来源慎之又慎。编辑一旦看到故事中出现语焉不详的“有关人士”，必然会本能的皱眉头。

好吧，以后便不随意说“有些人”“有关人”便是。后来到唐人街采访，访问不少中国新移民，因此报道里，又有了“小李说”“老王道”之类。教授仍旧是在一旁打问号：哪个李？哪个王？

我试图解释：咱中国人啊，不大习惯给陌生人说名字。教授不理，只问：你试过了吗？

与采访美国本地人不同，采访中国人，确实要在压榨受访者全名上花更多的精力。10个受访者里，或者有5个不愿说名字，4个只愿意告诉你一个姓，但总有那么一个，既愿意告诉你全名，也能给你相关的信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采访功夫到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对消息源的束缚。当你知道你的名字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必然会对发言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一旦出事，你要承担责任。最近美国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This American Life邀请的嘉宾在自己对富士康之旅的叙述中多处做假，被发现后不但让TAL丢脸，也在美国媒体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次，也是对记者的束缚。我过去在某内媒实习时，向一些法律背景的硕士、博士请教过问题，但见报之后，这些人却被记者处理为“某法律界人士”。如果信息源实名，记者这样的“懒”也就没法偷了。《纽约时报》在经历了2003年历史上最大的抄袭丑闻之后，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的高，除了非常情况（即使如此，还要解释匿名的原因，比如可能导致对方解雇，影响人身安全等），都要求实名。

再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负责。当一个消息源有具体出处、身份、背景时，公众就能自行判断整条消息的质量，从而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反之，如果都是含含糊糊的“消息人士”，公众就会自警，得掂量掂量这新闻到底该怎么读。

最后，无论出于法律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实名消息源使媒体可以做的自我保护。

对于新闻专业学生，还有一条让我们热爱实名信息源的理由：把每条新闻的引语出处勾出来，就能逐渐积累到该题材的专家名、机构名，下次能拿来自用。

说得容易，但是匿名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好不容易采了一个大咖，对方说得滔滔不绝，拳拳到肉，但唯一条件是不能署名。而原则性很强的编辑却说，没名儿的材料我能不用。怎么办？

这种弃之可惜，用之不能的苦楚，只好坦然面对。Sorry, next。

至此，我猜肯定有同行会长叹一口气道：你说的是西方新闻守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考虑国情。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前，动辄先把责任推到“国情”身上，其实对提高媒体的专业水平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只好模仿教授老气横秋地问一句：

“你试过了吗？”

“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评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 四一的日志 - 网易博客

2012-05-16T13:26:00.001+08:00

（宋石男刊于《人物》杂志）

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英文原版1998年即付梓，简体中文版在2012年始与大陆读者见面。令人欣慰的是，简体中文版无任何删节，只在标点符号上作了一些技术性处理。作者坚持不能删节，他说：“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一多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

此书在学界口碑颇佳，历史学家何炳棣称之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我读后觉得并非过誉。作者为写此书，耗时20余年，走访数十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包括费孝通、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孙毓棠、王佐良、吴大猷、袁复礼、郑天挺等人。他还寻访了联大在长沙、昆明、蒙自、叙永等地的旧址，游历所得颇富，更有著作之外的收获——在昆明结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一个温婉浪漫的中国女性。此外，他更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中广搜博取与联大有关的一切文献与实物，其勤勉配得上傅斯年那句著名的格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作者对此书谦逊而自信，他在简体中文版自序中写道：“我从不认为，拙作之后，联大研究再无提升的空间。……我是个老外，毋庸讳言，我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必有局限，与中国同行相比，我在阅读、消化中文文献的速度和范围方面，都大为逊色。作为弥补，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考量研究对象，从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点滴之见。不管‘旁观者清’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有效，但我肯定可以做到‘旁观者异’”。

全书体裁独特，混合了传奇、史述与析论，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记述联大师生的长途跋涉；第二部分解析联大人与云南人、联大与重庆国民政府及云南龙云政府之间的交互影响；第三部分描画联大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众多名师的学术及生活肖像；第四部分总括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八年生涯。

第一部分读来惊心动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师生，突然面临日寇来袭的灾难，其中一所更化为灰烬。大批师生在国内辗转迁徙，避敌逃难。经过数月的流离辗转，在湖南长沙找到栖居之所，但日军的炮火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逃离。近300名学生和十几名教师，历时68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蛮荒险巇、贫穷落后的地区，侥幸躲过匪患与兵灾，最终来到西南边陲的昆明。此后8年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泥墙教室里让知识之灯长明、自由火种久存。

第二部分颇多细致新颖的论述。比如联大师生对云南人的刻板成见，云南人的自卑，而冯友兰一个演讲就“单枪匹马地解决了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问题”。再如分析龙云变成联大群体的支持者和保护者的复杂动机：与著名学者交往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可以弥补他作为功勋卓著的部落男孩的自卑心理；放任联大师生自由抨击蒋介石，提高了他的形象和地位；联大师生的坦率，使他可以不时脱出阿谀奉承者的包围。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联大师生视为“开明军阀”，而非可以信任的亲密朋友。在龙云的支持下，重庆国民政府对联大的影响微乎其微，教育部的众多计划和规定在联大形同虚设，联大更成为抨击重庆政府的顽强堡垒。作为惩罚，国民政府吝于向联大分配匮乏的资源，使得联大师生的物质生活备极艰辛，连校长夫人都不得不出售自制点心以贴补家用。

第三部分是全书最有趣的章节。在作者传神的笔下，联大学者就像灵猴一样从故纸的石头堆中蹦出来，活灵活现。聊举一例：皮名举，湖南人，在耶鲁和哈佛接受教育。他瘦且高，声音洪亮，胡子拉渣。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从共产主义到基督教，都毫无顾忌，极尽尖酸奚落之能事。他说活字印刷的发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把“God”变成“Dog”，又把“Dog”变成“God”。如果学生想弄懂凯撒的权术，他会建议他们去参观校长梅贻琦，因为“要是你能弄懂梅贻琦，那你就能弄懂凯撒”。他还冷酷挖苦独腿教务长潘光旦：“上帝使盲人复明，体弱者恢复健康，而潘光旦信奉基督这么多年，还是三条腿（一条真腿，一条义肢，一根拐杖）。”一些学生受不了皮名举，转去另一个班学西洋史。不过皮名举的同事对他颇为尊敬，认为他学识渊博，水准不凡。

第四部分在全书中最具史学价值。作者放手描绘了联大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精神。联大教授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他们大多是西方自由主义（不论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其它哪种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位于树勋巷的壁报是联大学生广阔思想和生活天地的缩影。在这里，人们既有自发的活跃讨论，也有不免于党派斗争的冲突——国民党控制的三青团与共产党控制的群社常在这里PK。各学派和政治流派的争论，还延伸到剧场之内，通过各种戏剧和话剧，左右两翼的社团兜售各自的理想、观点，以及对现实的不同描绘与解读。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杂志是联大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它致力于公开传播不同观点，其撰稿人既有拒绝成为道德模范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蔑视本党领袖的国民党员，甚至有满不在乎站在法西斯立场的威权鼓吹者。作为一个公共论坛，《今日评论》允许各种声音并存，包括编者所厌恶的言论，成为思想独立、自由表达、容忍异议的典范，而这正是联大的精神基础和宝贵遗产。

结语部分尤值一读。作者将联大的特色归结于个人主义，又将个人主义归结于内心深处的自信。联大人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启蒙，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在20世纪中期，联大人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却未找到与中共合作的方式。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派大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只有放弃自我——骄傲的、独立的、批判的自我，才可能与新社会共存。自由与生存成为不可兼得的选项。

在规训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共产党制造了一个神话，即联大的核心精神是在中共领导下塑造起来的。闻一多成为神话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远远超过他的同事，进入革命烈士先贤祠。不过作者坚信，总有一天，联大校长梅贻琦会被比作亚瑟王，而他的同事们就是圆桌骑士。联大校友终将全部逝去，但联大遗产不会烟消云散，中国人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走向明亮未来的深刻启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高尚思想和独立精神；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与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奋斗史上已经留下辉煌篇章，在未来，还将激励更多人去实现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科学松鼠会 � 泰坦尼克号，电影里的科学

2012-05-16T13:18:00.001+08:00

本文作者：游识猷

“按现代的科学技术观，一切事物都是相关联的”——约翰•格里宾《大众科学指南》

渊黑黮暗的海底亮起几束灯光，白色潜水器伸出龙虾钳一般的电子手臂，小心翼翼地在沉船的残骸间翻找。驾驶者屏息凝视摄像机传来的影像，门板搬开，铁箱映现，电子手臂用一种类似进食的动作，把来之不易的收获夹回潜水器前部的篮中，机械大手将潜水器提升出水，欢呼声响彻甲板——电影《泰坦尼克号》，就以这样的画面开始了漫长的故事。

不久前刚征服马里亚纳海沟的导演卡梅隆接受采访时回忆，海面150米以下就是一片漆黑。而泰坦尼克号沉眠于3700米深的碧波之下，如果把东方明珠塔一个接一个地摞起来，要垒足足八个，塔尖才能堪堪露出海面。那里的水压达到每平方厘米542千克，换算过来大概是525个大气压。迄今世上能下到这个深度的深潜器也不到10艘。电影中使用的是俄罗斯的深海考察船凯尔迪什学院号上配备的深潜器，而近三十年前发现泰坦尼克残骸的，则是另一艘大名鼎鼎的科考深潜器，阿尔文（ALVIN）号。

阿尔文号自1964年开始为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服役至今。这艘深潜器日租金需要三万美金，最多能搭载三人，在4500米的深海呆上72小时。它在正职上的功绩主要在海洋学的业内流传，它偶而为之的兼职倒是名声更甚——比如在1966年帮美国海军找回了丢失的氢弹。1985年，海洋学家罗伯特•巴拉德（ballard）乘着阿尔文号定位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隔年更连续下潜12次，给泰坦尼克号残骸拍下难以计数的照片。那次科考令泰坦尼克号首次再度出现于世人眼前，而许多船体的状况也方才得以确认——右舷钢板的状况，六个水密舱的情形，轮机舱有无爆炸，船体是否断裂……这些攸关沉没过程的细节在电影中都得到了精准的重现。

电影同样完美重现的，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昂首起航时，送行人群发出的自豪而笃定的赞叹欢呼声。二十世纪初是工业革命与科技新知集中爆发的时段，一点简单回顾或许有助于了解那段历史情境——1900年，泰坦尼克起航的12年前，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重新被发现；同年，世上第一条地铁在巴黎通车。在泰坦尼克起航的11年前，古列尔莫•马可尼（marconi）用无线电报把一段莫尔斯电码从纽芬兰发到英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的无线电发明让泰坦尼克号能发出求救信号，而马可尼本人也得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票，但却未去搭乘，逃过一劫。

泰坦尼克起航的9年前，莱特兄弟驾着飞机征服了天空；同一年，巴普洛夫提出了条件反射学说。7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4年前，法国物理学家让•佩林计算出阿伏伽德罗常数。3年前，丹麦植物学家威尔赫姆•约翰森发明基因一词。1年前，荷兰物理学家欧尼斯发现了超导现象，美国化学家冯克发现了维生素b，而因《梦的解析》蜚声欧美的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建立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在电影中，露丝用挑衅的语气向白星公司经理伊斯梅引述的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露丝讥讽泰坦尼克号的命名是缘于男性潜意识中对尺寸的迷恋——这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极富争议的一部分，认为所有行为皆由两种潜在本能驱动：生的本能，即性冲动；以及死的本能，即攻击欲与自毁欲。前者，在显然深谙心理学前沿的露丝看来，正是泰坦尼克号之所以取了这个意为“巨大”的船名的原因。

那是一个自信爆棚的年代，正如英国傲慢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温度的单位开尔文就因他而来——在1900年的演讲上所述，所有重大的问题都已被解决，科学的栋梁骨架已完全建成，剩下的问题不过是天边飘浮的几朵乌云。此君另一大名言是“只有物理学才是科学，余下的学科不过是集邮而已（In science there is only physics; all the rest is stamp collecting.——Lord Kelvin）”。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物理怪才谢尔顿的名言“地质学不是科学”没准是在向开尔文勋爵致敬。当然，我们如今知道开尔文是错的——他没有预见到量子力学的横空出世，正如我们如今知道泰坦尼克号不是“永不沉没的”一般，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人能未卜先知。

百年前的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迎头撞上海中的冰山。次日凌晨，它带着千余生魂一道，永远沉入大西洋底。

竖着四根大烟囱的泰坦尼克号形象令人难忘，当时这种蒸汽船只其实才纵横四海半多个世纪。尽管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在18世纪中就已普及，然而直到19世纪初，横越大西洋的仍是片片帆影。帆船全然仰赖风力，在风不从人愿时，蒸汽机加叶片轮推进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备胎，帆与烟囱和谐共存一段时间后，蒸汽机的性能不断改进，最终一统天下，1845年，英国大不列颠造船厂造出了第一个完全依靠蒸汽机横渡大西洋的轮船。造船业的历史新篇就此开始，

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部分数字迄今看来仍令人惊叹。这艘巨轮由英国白星海运公司所有，爱尔兰一万五千名工人花了三年才将它建造完工，当时的造价总计750万美金。泰坦尼克号长269米，高53米，换言之，大概三个足球场长，17层楼高。这个庞然大物排水量4.5万吨，时速可达30海里，最多可载3500人——幸运的是，它这趟处女航并未满载，全部乘客一共2219人中，其中仅705人靠着20艘救生艇而获救，另外1514人，都像杰克一般，被零下二度的北大西洋冰海吞噬了生命。

遇难者包括船长史密斯。这位富有经验的绅士遵循当时的惯例与船同沉，无法在后来的庭讯中为自己发声辩护。然而也有些后来研究者相信船长并没有犯下太多过错。首先，根据计算，那条路线理应是安全航道。泰坦尼克号的航速大约在每小时22海里，折合为每小时40公里——不算慢，但并未达到最高时速。

悲剧的原因迄今仍有争论，如果细究起来，可能是一系列不幸的意外与疏失的综合。忽视了此前船只如努尔丹号的海冰预警，无疑是大错特错。此外，泰坦尼克号在起航前不久曾发生火灾，在扑灭后只经过简单修补就开拔上路，据信这起火灾可能造成了船体的损伤。另外，当时连接处采用的部分铆钉质量欠佳，脆弱易断，在碰撞时便成为受力时的结构弱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泰坦尼克号失事海域当晚形成了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大气状况，所出现的幻景使得船只未能及时发现冰山，也使得其时仅在32千米外的加利福尼亚号将泰坦尼克号放出的求救信号弹误读为取乐用的低空烟花，从而未曾赶赴救援。

冰山是这样的，它庞大的身躯大多隐藏在幽黯的海面下，必须极好的目力，才能窥见它露出的一角狰狞。将“永不沉没”四字变成一个笑话的冰山来自格陵兰岛西部，那里的冰川已历经万年，然而，自工业革命以降，随着化石燃料的大量焚烧，全球的温度开始逐年上升——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温室气体”或者“全球变暖”。于是脱落的冰川越来越多，体积也越发巨大，足以经受阳光海浪的侵蚀，被洋流和湾流带到愈加南端，在原本应该安全的航道中埋伏下一个个暗藏的浮动陷阱。

于是它来了，就在4月14日，那个注定黑暗的周日夜里，与泰坦尼克号狭路相逢。巨轮船舱中灯火通明，衣香鬓影。满船人影，觥筹交错，唯有瞭望员注视着这个没有风，没有月光，没有冰山漂移尾迹的夜晚。

发现警讯的瞭望员叫弗利特，只是一切都已太迟。冰山与巨轮擦撞，发出尖锐的噪音。那一刻泰坦尼克号已经注定要被宣告伤重不治。一切的抢修都无济于事，只有刚发明不久的无线电，能为泰坦尼克号在茫茫海上发出求救的呼号。

无线电收发员菲利普斯发出了当时通行的求救信号CQD，然后又发出了刚通过的新信号SOS——这个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信号当时刚刚启用，泰坦尼克号是历史上第一艘发出SOS的遇难船只。菲利普斯最后一封求救电报发出于凌晨2:17分，距离泰坦尼克号完全沉没仅有3分钟。正是这些无线电报引来了最后的英雄船只卡帕西亚号。这艘勇敢的小船在接到求救信号后，在危险的海冰区全速行驶近百公里，最终救起了那七百多名惊惶失措的生还者。

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与它同样巨大的奥林匹克号，同样在接到求救信号后即刻掉头，全速驱驰750公里前去救援，然而，它赶到时一切悲剧都已经无可挽回。

当泡在零下二度的海水里，对流和热交换会迅速带走人的体温，体温过低症——也就是所谓“冻死”的元凶——来袭得远比你想象的迅速。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USARIEM）的约翰•卡斯泰拉尼表示，人的正常内部体温一般在37摄氏度，倘若下降到35度，低温症的症状就开始出现。一开始人还能保持清醒，并通过寒战来升高体温。然而当体温下降到33度，人就可能失去部分记忆。体温28度时，大多数人会失去意识并因此而呛水。体温低于21度，四肢的血管纷纷收缩，血液回流，血压急升，心脏病可能因此发作，而死神的镰刀一般就在此时收割。

据估算，在水中热量流失的速度是在空气中的约25倍。这很好地解释了趴在门板上的露丝为何能存活到最后——除了她是女主角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至于冬泳者之所以能对抗严苛的水温，那是因为冬泳者大多经过严格的训练，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慌乱和绝望的心理无疑会浪费体力同时加速热量流失。此外冬泳者往往在下水前有机会做充分的热身，并在冬泳全程中保持36度以上的体温。即使如此，一般冬泳也不可超过半小时，并最好有伴陪同来保证安全。

泰坦尼克号本可搭载65艘救生艇，但当时法条规定只需配备足够三分之一乘客使用的救生艇即可。在泰坦尼克号悲剧之后，这些法条都被迅速修改，所有船只必须携带足以容纳全部乘客的救生艇，以保证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另外，无线电干扰被认为是导致部分附近船只未能接收到泰坦尼克号电报的原因，于是当年，美国即通过法令，允许政府强势介入并调控无线电频段——只有获得政府颁布的“使用许可”方可使用专属的频率和波段来通讯。结果许多当年早早被瓜分的频段如今被无所事事地空置，而近年来爆炸式发展的移动通讯频段则用起来捉襟见肘，打个比方，就是当手机上网者在有限的道路上堵得水泄不通时，其实另有广袤的荒野一直无人通行。

不过，这次船难也使得全世界的研究者前所未有地联合起来，集中攻坚船只前方物体的探测问题。仅仅两年之后，声纳的雏形就被研制出来，除了被用以侦知海冰，这种仪器还被利用来勘测海底地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更是纷纷利用声纳来探寻敌军潜艇。只是这些，都已是那些深埋在碧海下的灵魂不再关心的事情。

年老的露丝轻轻松开手，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悄无声息地归于海洋，科学能告诉你，蓝钻在高温高压下形成莫氏硬度为10的晶体，另有部分碳原子被硼原子取代，于是导致吸收光谱变化而最终呈现美丽的深蓝。但科学不能说尽的是，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夜，有些故事比蓝钻更动人，是因为甚么缘故。

南方周末 - 只有小平画像还亮着——深圳停电两小时的民间细节

2012-05-15T17:58:00.001+08:00

30年来，电力是深圳这个狂飙突进的城市的燃油，也是她华丽的妆容。2012年4月10日晚8时30分深圳福田、罗湖两区及龙岗部分地区突然停电。在霓虹褪去的一刹那，中国第四大城市素颜对人。她的星罗棋布的生活细节，反而在黑暗中，提升了自己的锐度。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全市用电量仅0.54亿千瓦时；如今深圳电网的最高日供电量已突破2亿千瓦时，这意味着，深圳一天就要消耗4个1980年的用电总和。（CFP/图）

失明的城市

因为停电，深圳第一高楼里的罗晨在95楼吃起了烛光晚餐；与此同时，两个洗外墙的工人被困在这座大厦约30层楼高的地方。

即使常年生活在黑暗中，盲人按摩师胡顺杰仍能感觉到光明的消逝。停电那一刻，在他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风扇停转了，电饭煲不再扑腾作响，电视机的声音戛然而止，闷热与潮湿在空气里迅速弥漫。店里的4位客人开始高声抱怨，胡顺杰的手正按在其中一位客人的背上，察觉到对方的呼吸急促起来。

他低声询问妻子，妻子杨慧望了望屋外说：“整个城都黑了。”

当这对夫妻所在的黄贝街坠入沉寂时，身处深圳最高楼——京基100大厦的罗晨也目睹了这座城市的瞬间失明。他正坐在近400米高的95楼自助餐厅里，落地窗外，几秒前还灯火闪耀的帝王大厦“突然消失了”，像被怪兽一口吞掉了一般。往日流光溢彩的深圳也被巨大的黑暗瞬间吞噬，远处绵延的楼群隐没淡去，只有一些楼里的应急照明灯模糊闪烁着，“像野地里的鬼火”。

这座年轻的城市在4月的夜晚屏住了呼吸。根据事后深圳市供电局发布的通知，2012年4月10日晚8时30分左右，由于龙岗区横岗街道的一个500千伏变电站出现故障，导致福田、罗湖两区及龙岗部分地区遭遇了两个小时的停电。这是深圳三十年来最大范围的停电事故——福田、罗湖及龙岗三地2010年的常住人口达431万人，丧失电力供应的正是最繁华的区域。

东南门路口，交警袁竣桦成了最忙碌的人。头顶的大厦与周遭的公路都沉入晦暗，没有了红绿灯，也没有了监控录像，一些车开始横冲直撞，四十多辆车迅速挤成一团，将十字路口变成了临时停车场；更多的车辆则被死死塞在三十余米宽的大道上，车龙绵延六百余米。

光明的隐退带来声音的嘈杂，昔日的通衢大道上响彻着焦灼不安的喇叭声，以及司机脚踩离合器所带来的发动机的低吼声。行人不再走人行天桥或过街隧道，而是如蝌蚪一般穿梭在车龙中，当晚近30度的高温让正在路上的人们汗流浃背，心烦气躁。

高楼里，罗晨和他的朋友悠闲吃起了烛光晚餐；高楼外，路人何敏则看到2个洗外墙的工人被困在京基100大厦约30层楼高的地方，穿梭于楼间的风，吹得两人狼狈摇晃。

深圳火车站因停电一度中断运行，19趟列车晚点并波及广深动车发车，数百名旅客滞留车站。在地铁里，列车的运营未受影响，但电压不够仍使不少站台灯光闪烁，怪异的场景令旅客不安。

深圳购书中心，两名5岁大的孩子扶着书柜边缘一动不动，大声地哭泣呼喊，直到抓住妈妈的手才慢慢安静下来。罗湖人民医院和福田人民医院停电半个小时，有病人惊慌地逃离。

稠密的黑暗似乎一瞬间点燃了人们的恐惧与欲望。停电时，华强北一家手机专卖店经理的第一个反应是冲到出口，堵住大门，直到确定二十余台昂贵手机并未被盗，店里的顾客才被允许走出商店。

胡顺杰那狭小的按摩店里，客人们因凝滞的空气及黑暗带来的紧张感而纷纷坐起，抽起了烟，一张张焦急的脸在手机屏幕的光线中晃动。等了十多分钟，胡顺杰叹了口气，站起身，呼唤妻子，准备去买几支蜡烛。

电力依赖症

停电后，深圳市供电局共派出478名抢修人员，交警局指挥中心急调了200名警力，消防部门则进行了56宗救援行动。

停电时，深圳市中医院的护士郑珂正在手术室，手术台上是一位患急性阑尾炎的20多岁年轻人。病人已打好点滴、完成麻醉，正准备手术刀，停电不期而至。手术室有应急电保障，无影灯、吸氧机等很快重新运作。但突然袭来的黑暗还是让郑珂和同事陷入恐惧，担心电压不稳定会带来风险。最终，医院决定延缓手术。

一旁的住院大楼里，护士徐玉梅也同样紧张。她第一次遇到如此规模的停电，当晚有两个需要心电监护的病人，停电后监护仪器停止了运作。徐玉梅只能用手动的血压计代替了机器，每隔十五分钟就给病人测一次血压。

做了十多年护士的她，第一次感到稳定的电源对于生命的重要。停电后，深圳市供电局共派出478名抢修人员，交警局指挥中心急调了200名警力，消防部门则进行了56宗救援行动，大多是市民被困电梯。而据深圳市急救中心发言人介绍，停电期间两户市民家中呼吸机故障，导致病人进入缺氧状况，要求急救。

罗湖区交警大队指挥所里，16台监控显示器和10台电脑都罢了工，让交警詹维良自嘲所有人“都变了瞎子”，对讲机成了大队里唯一且重要的指挥工具。整个城市有三百多处红绿灯失灵，交警们只能站在街头充当“人体信号灯”。

而让交警袁竣桦最为尴尬的是，漆黑的街头即使穿着反光衣，也很难让人看见他的存在，两个小时里他只能大汗淋漓地吹着哨子，以求引起司机们的注意，“就像《泰坦尼克号》里的Rose！”

停电那一晚，林卉与闺蜜也正在华强北的博纳影城看《泰坦尼克号》。5点40分开场，看至快9点，Jack和Rose趴在栏杆上，巨轮正裂成两半，急速下沉。两人刚坠入深海，林卉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她呆坐着，深吸一口气，还以为这是3D版的特殊深海效果。十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停电了……

灯光的退匿，让人们发现了久被生活遗忘的另一些细节。网友暖暖秋桐在停电后翻出了一支苹果形状的红蜡烛，想起了那竟是十年前刚来深圳时朋友送的。

这座被易中天称为“易拉罐一样年轻”的移民城市里，夜晚本是生活的起点。当晚的春风路上，保安林仔却看见一群群年轻人从“金碧印象”、“Richy”等夜店里鱼贯而出，脸上带着茫然与不甘，不少人从一家夜店走出，又碰运气似的走入另一家；笋岗村内一间小网吧里，停电也让五十多个打工仔躁动起来，骂娘、擂桌子、拍键盘的声音敲打着黑暗。

深南大道旁，在荔枝公园游玩的市民，都像飞蛾般聚集到唯一的光亮处——邓小平画像前。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全市用电量仅0.54亿千瓦时；如今深圳电网的最高日供电量已突破2亿千瓦时，这意味着一天就消耗了4个1980年的用电总和。

2011年大运会，深圳为46项城市照明提升工程，就投资了近8000万。30年来，电力是这个狂飙突进的城市的燃油，也是她华丽的妆容。在这个4月的夜晚，妆容褪去的一刹那，人们才发觉错综复杂的电网已如庞大的章鱼一般伸出触角，紧紧缠绕着彼此的生活。

真实的两小时

“只有在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显示出真正的样子。”

胡顺杰拉着妻子的手，走在暗淡寂静的黄贝路上，迎面而来的行人惊奇地看着这个盲人的手里攥着几支蜡烛。买蜡烛的路上，杨慧的右脚磕到井盖撞伤了，胡顺杰笑着说：“该我给你引路了。”浓稠的阴影里，看着身旁搀扶着自己的丈夫，杨慧第一次真切感知了盲人的不易。她紧握住了丈夫的手。

这个夜晚有许多人与杨慧一样，目睹了生活的另一面。罗湖区供电局大院里，因为停电而带来的闷热，余诗涵决定到大院里散散步。她从三楼爬下，走进不远外的大院广场，却恍若走进了一个嘉年华的现场。

以往的广场是冷清的所在，只有二十来个老年人跳舞健身，或闲坐着发呆；这时的广场却人声鼎沸，聚集了二百多人，陌生的人们围着手电筒，开始互相攀谈、彼此问好，一些人甚至跟老人学起了跳舞。隔壁的快递公司也停了工，一些年轻人加入进来。“黑暗里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能够感受得到人们彼此更近了。”

这位自小学习音乐的女孩，还听见隔壁的小孩弹起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相比平日的练习，那晚的琴声显得格外悠扬自在。

两个小时后供电恢复，广场上迅速安静了下来。

30岁的许伊艾则经历了做母亲以来最为漫长的两小时。当晚8点，许伊艾与丈夫一起下楼买可乐，他怀里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3人乘坐的电梯刚从11楼降到5楼，电梯骤然停止，一片漆黑。此时电梯里还有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丈夫一直按着报警器却无人应答，五个人被困在逐渐闷热的狭小空间里。许伊艾怀中原本不停哭啼的孩子突然不动了，小脑袋渗出大滴大滴的汗。母亲被吓坏了。

等了半小时，电梯外终于传来了人声。丈夫、60岁老爷爷与屋外的人合力将电梯撬开了一条缝，但仍无法打开电梯门。人们取来一块砖头撑住了这条缝，一个小孩跑回家拿来了一个充电小风扇，好让8个月的婴孩能凑在门边，呼吸到一丝微弱的风。

女儿的呼吸慢慢平稳，近一个小时后，电梯门终于被打开。许伊艾这才发觉门外围满了人，十多个大人，十多个小孩。这位母亲抱着孩子不停鞠躬致谢，却发觉相邻而居了多年，她却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同一时刻，华灯淡去后，许多人的生活也彷佛回归了原初：何路飞在陪父母散步的路上，看到了十年未见的萤火虫；廖淑妮路过白石洲村，全村停电，每家每户都点着昏黄的蜡烛，这让她想到了遥远的家乡；肖辉则在电梯里新认识了3个朋友，因为他们在短暂的黑暗里交换了食物并彼此鼓励。

这让他想起曾看过的一句话：“只有在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显示出真正的样子。”

光明恢复的次序

35岁的卖唱歌手遗憾于从没有路人完整听她唱完一首歌。但停电让她拥有了一个短暂的路边个人演唱会。

人们后来发觉，这座城市光明的恢复有着潜藏的次序：万象城、Coco Park、KK Mall等重要商圈，一些高档住宅区、豪华酒店以及医院等重要地点，因为拥有备用电源或抢修及时，在5分钟至半小时之内就恢复了电力供应；而如笋岗村、田心村、沙嘴村、白石洲、湖贝旧村等城中村，一些或偏远或老旧的区域，告别黑暗的时间则要推迟至10点或深夜时分。

在事后停电的新闻里，人们更多地获知繁华的地方如何陷入慌乱，却从未将目光投向始终黑暗的角落。

停电时，布吉一村工业区里，在制衣厂工作的罗正亮与5个朋友正在打篮球。每天加工完超过300件女装后，在这块凹凸不平、篮板歪斜15度的篮球场上运动一阵，是这群四川达州老乡的最大享受。路灯的突然熄灭，剥夺了这群年轻小伙唯一的消遣。罗正亮只好买了一包7块的红双喜，6个人蹲在花池边百无聊赖地抽着。

女朋友从隔壁停工的工厂出来找他，看着6支香烟在黑暗里兀自亮着，笑着说：“好像6只萤火虫哦……”罗正亮也笑了，踩熄了烟：“狗屁，6个可怜虫而已。”

按摩店里，胡顺杰点燃了蜡烛，重又投入到工作中。他自小眼里泛着鱼肚白，却比正常人更看得清物价的飞涨与生存的艰难：房租1个月五千多元，2011年招了3个盲人帮工，每人每月工资三千多元。这让他很难再承受停工一晚所带来的损失。

他已来深圳十年，认为“呆在这里没有安全感”。他曾想申请深圳市的减税优惠，却得知这样的待遇只提供给“符合国家规定残疾标准的本市户籍自然人”。这是他唯一看不清的事：为什么要分“本地盲人”与“外地盲人”？

多年游荡在街头卖唱的韩红芳，自认为一直生活在光明的阴影里——在鹏城两年，她与丈夫一直住在皇岗口岸的天桥下；直到半年前，担心刚满周岁的女儿熬不过冬天，才每月花600块在沙尾租了一间小屋。房里10瓦的黄色钨丝灯比路灯更朦胧阴沉。

对于这位35岁“高龄”的卖唱歌手而言，生存不仅要仰仗路人的慈悲，也依靠着城市所提供的电力。她900元的廉价音响要充电10小时才能正常发声，每天也要等到华灯点亮中心书城，才能开启一天的卖唱生涯，直到灯火疏落后推着轮椅回家。

4月10日这一晚，韩红芳也推着轮椅来到深圳中心书城外，开始了这一天的卖唱生涯。

两年前，唱歌是生存的必需：她得依靠每个月两千余元的收入，养活1岁半的女儿、16岁的儿子、身患腿疾丧失劳动能力的丈夫，以及16岁时因无钱医治而截掉左腿的自己。

两年后，尽管韩红芳只会唱6首歌——由于腿疾及生育喝下大量的消炎药导致了记忆力严重衰退，她却逐渐地喜欢上了唱歌。韩红芳花了900元换掉了原先200元的音箱，研究每一首歌的吐字和发音，并拒绝像其他残疾人一样摆出介绍凄惨身世的海报，“那是乞讨，不是卖艺”。

于是她始终有一个遗憾：从没有路人完整听她唱完一首歌。停电带来了转机。昔日灯火通明的中心书城瞬间变暗，人们从书店里踱步而出。周围漆黑安静，韩红芳身旁的街头音响轻易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六七个路人围过来，安静地听她唱完了两首歌：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一首《隐形的翅膀》。这位35岁的母亲，声音甚至有些颤抖起来。

十多分钟后，中心书城的备用电源启用，人们再度散去。韩红芳孤独地唱到晚上10点。

灯光消逝时，这个始终怀揣尊严的女人曾短暂地获得了注视；灯光亮起后，她却长久地隐退在黑暗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 -> 封面报道 -> “90后”择业：保守与开放

2012-05-13T15:51:00.001+08:00

作者：本刊记者李克诚发自上海、南京来源：南风窗

　　在经过大学4年专业教育之后，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四学生许可，这位旁人眼中有着新闻理想且对新闻事业也不乏热爱的年轻人，还是决定离开媒体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与一家国有银行签约，成为外界眼中“金领”的一员。

　　2012年的夏季，680万中国高校毕业生将告别校园。这批出生于1990年、被称为“1990世代”或“9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成长轨迹，恰好契合中国发展“黄金20年”，这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股历史潮流的裹挟下，整个社会成员的阶层结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一切，都在“90后”的身上打下了烙印。

　　今天，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90后”将会何去何从、作何选择？观察第一批“90后”在择业上的观念之变与价值趋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这批社会新成员，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未来的可能走向。

　　用脚投票

　　许可的最终决定，让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深表惋惜并大感意外。早在实习期间，他就表现出令人刮目的新闻嗅觉和行动能力。大三上学期，他先在一家理财类报纸实习，然后去了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呆了7个月，并独立撰稿10多篇。在大致熟悉了媒体操作流程后，许可又故意“折腾”了一把，“投奔”一家著名科普网站。这次，他特意“转轨”到市场部门进行锻炼。其后，他又加入了一家在网络上颇活跃的另类Mini通讯社做独立撰稿员。

　　在周围人看来，在媒体、公关、财经等多个“圈子”初步积累了资源的这个年轻人，极可能选择一家优秀媒体作为他的首份工作。但当国内最大的电视台向他提供offer时，他拒绝了。最终，他与一家国有银行签约。

　　“我觉得工作有三类。”许可说，第一类，这份工作既有趣又有钱；第二类，或者有趣，或者有钱；第三类，既没趣，又没钱。在媒体圈游荡实习了一圈后，许可得出了自己的观察结论：放在10年前，媒体行业属于第一类；目前，国内多数媒体属于第二类，有的甚至已经“跑步迈向”第三类。

　　像许可这样，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新闻系的年轻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动远离媒体行业。近两三年这一趋势开始显现，今年尤其明显；越是精英高校越是如此。今年3月底，《南风窗》记者对华东两所著名高校的新闻系学生的就业流向粗略统计发现，复旦大学选择传统媒体的人数不足20%，南京大学新闻系48名学生中与媒体签约的仅四五位。

　　一些传统观念中体面、光鲜的职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正逐渐丧失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初入社会的精英人才的就业流向，是他们用脚投下的对这个社会认知的最有力一票。那些“被吸引”或“被抛弃”的职业，一定包含或丧失了这个时代主流人群最看重的某些因子。

　　复旦大学的许可用了“收入斜率爬坡现象”解释了精英人才主动远离新闻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同龄人相比，刚入职媒体时，他们在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具比较优势；然而，随着工作年限增长，收入及社会地位都会被“后来者”赶上并超越。

　　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书记周石主持了一项“90后”大学生求职意向调查，他们对北京26所高校本科生调查的结果发现，对“90后”求职意向影响最大的因素中，最多的学生（25.2%）选择了“工作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潜力”，其次才是“职业发展前景”（22.1%）。

　　“90后”群体在求职中表现出的浓厚实用主义色彩，与其整个成长背景息息相关。有学者分析，“90后”大学生面临的重大选择中，处处都可以寻觅到“金钱价值观”的作用与影响。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恰好就是一个从“羞于谈金钱”到“勇于谈金钱”，再到用金钱来比拼、衡量一切的时代。

　　重回“体制内”

　　名校新闻系的男生，更愿意选择薪资福利待遇更高的银行、房地产、垄断国企及联合利华、宝洁等类的跨国公司。他们的女同学，则更倾向于寻找一份安稳的职业，譬如一些党报和事业单位，而不是那些看起来更具挑战性、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化媒体。

　　这其实也是年轻一代重回“体制内”冲动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即是明证。在过去11年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猛增了42倍。零点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公务员成为当下青年的首选职业，76.4%的受访者希望到企事业、党政群机关就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已连续两三年出现CIER指数（就业竞争指数，见链接）小于1的现象，这也意味着部分民企存在着较明显的“缺工”。

　　即便在民营经济活跃、因自主创业而著称的浙江，进入国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为“90后”心中的首选。据《今日早报》与浙江工商大学统计调研学会对大四准毕业生的一份调查，当被问及毕业后的打算时，21.2%的同学选择考公务员，19.2%的选择进入事业单位，14.3%的选择进入国企。

　　刘佳委是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告诉记者，在其所在的法学系，150名本科生有2/3的人考研，其中大部分人既考研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苏南，即便基层的区县法院、检察院岗位，通常也要求报考者具备研究生学历。为了能留在公务员系统，本科生只得蜂拥考研。

　　当弱小的个体缺乏来自国家层面的保障和“庇护”时，选择一家具有社会福利保障齐全的雇主，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据相关统计，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垄断型国企在青年一代中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看过《非诚勿扰》吧？知道那些牵手成功的男嘉宾有哪些共性吗？”与一家国企签约的大四学生于家新用一档年轻人熟知的大型交友节目为例说，有人做过统计，“牵手成功的基本就三类人：国企、外企和海归。”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份好工作就连将来找对象都有好处，起码上了‘非诚’不会被灭灯吧。”

　　从外表上看，于家新是个典型的“90后”大男孩：戴黑框眼镜，手指熟练地滑动iPhone的屏幕，玩微博、推特，用微信、视频分享求职时的快乐和糗事……可一张嘴，就透露出这个群体特有的老练与机智：“我们‘90后’找工作时，不是非得死板地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而是在里面套一件休闲衫，还故意露给面试官，透出一种随意与自信……”

　　周石教授认为，相对“80后”，“90后”多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找一个“糊口”的工作显得不那么急迫，而是更倾向于找一份能给其带来安全感、归属感的工作。公务员稳定性强、福利高、社会地位高、退休后保障健全，这促使“90后”向政府部门靠拢。与之相比，世界金融危机后，企业的容纳能力减弱，一些民企甚至出现裁员或变相裁员，这都加剧了年轻人对于重返“体制内”的渴望。

　　有些年轻人只想谋求一份安定的工作，因为“体制内”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也有人正悄悄积累能量，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出来创业。南京大学大四学生宋慈（化名）去年年底与南京一家知名民企签约。尽管这家企业在业内位居前列，但不少朋友仍对他的选择相当不解，关系好的，会来安慰一句：“这家公司也算蛮有名气的嘛。”—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曾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综合素质颇高的他，完全有实力进入一家薪水福利待遇更好的国有企业。

　　但宋慈说，他在求职之初，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只在民营企业中选，从而直接排除了外人眼中的“好单位”—垄断国企、房地产、外企、银行等。他解释说，他打算几年后回四川老家创业，在民企里他能在几年时间内晋升到管理层，这段经历能让他更好地理解民企的生存策略和管理经验等，也有助于今后的创业。

　　向“外”的力量

　　在与上海那家大型国有银行签约前，许可还差点成为淘宝网的一名运营助理。几年前，在某个网商就业还是不太靠谱的事，但今后或许会有越来越多“90后”以电子商务为业。

　　这是这个时代与这一代人的命运交集。1990年，许可出生的那年，中国互联网首次登记顶级域名CN。从此，计算机和互联网逐渐走入了中国的普通家庭。在当年的“80后”还在手捧世界名著“感受”外面的世界时，同样处于青春期阶段、对知识渴求最强烈、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90后”们，已能娴熟地使用互联网及QQ、MSN等各种交际工具。

　　权威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13亿。其中，“90后”占比远远高过其他年龄段网民。开网店、上推特、“翻墙”、“越狱”搞“字幕组”，建小众的兴趣互助小组，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以及找一份与网络有关的工作……熟悉网络、擅长外语的“90后”是真正的全球化一代，他们的生活与人类社会最新鲜的技术和文化几乎不存在落差，面对人生选择时，也因此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

　　除了互联网，越来越普遍的出国留学机会，让这一代人更方便地直接感受“外面的世界”。受惠于过去几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自费出国留学”成为许多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未来投资的主要形式。出身于四川公务员家庭的南京大学大四学生史迁就是这股出国潮的一员。她说，尽管每年40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她的家庭也算是“不小的压力”，但父母认为这些投资是值得的。

　　“几年后，我还会回到中国。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她说，她不认同很多人的埋怨—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日益逼仄，中国的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她也并不担心“海归”沦为“海待”的故事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甚至并未过多地设想过留学归国后就业的事。她说，自己更为看重的只是留学美国对人生视野和成长经历的拓展。

　　史迁的故事，正代表着新一代“90后”们出国的另一种思维。在他们身上，“镀金”等功利性的目的正日渐散去。可以预见，更多“90后”会加入留学生群体。当他们陆续重返国内时，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中国的未来也因此增添了更为开阔的想象空间。这可能也是30多年前执政党高层做出的那个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决定，对这个国家最深远的影响。

　　即便临近毕业，也有人并不急着找工作。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可说，他一个法学院的朋友正在“捣鼓”着毕业后从事公益活动的创业。“眼下他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但是他不急。他相信自己一两年内会能摸索到清晰的定位和方案。”这份自信、从容和淡定给许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小顾则忙于筹划自己“毕业后的旅行”。她的打算是，毕业后，自己背上背包、拉着一个旅行箱，“到新西兰呆个半年一载”，以游学的方式体验一下与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尽然有人不理解，但在她看来，“出国游学”比眼下找工作是一件“更要紧”的事。

　　这种起源于西方青年中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新风尚，此刻正冲击着中国的“90后”。他们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互助小组和志愿者组织，利用毕业后、就业前的这段“宽裕时光”，背起行囊，到国外边打工边旅游。这种在“70后”、“80后”的前辈们看起来有点奢侈且近乎疯狂的举动，也许正是“90后”对待工作、人生以及梦想的另一种更开放的态度。“给自己一年时间，或许能换来一段明明白白的人生”。

原文：点击

搬家愈多次，物質慾愈少？ (Mr. 6)

2012-05-09T19:54:00.001+08:00

by Mr. 6 on May 9th, 2012, 目前有 6 則留言, 分享到塗鴉牆

今天分享一個簡單東西──最近看到一篇有趣的研究，登在《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學術期刊上，它是在說，現在愈來愈多四處飄流的人們，習慣於旅行、居無定所，連注重家庭的亞洲人也習慣長期遠離家人分隔多地，這種現象他們稱為「遊牧主義」(nomadism)，大家已經討論很久的了，不過，有趣的是，這次研究竟然發現這些常旅行、出門在外的遊子，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

研究表示，遊牧不定、沒有居住的定所、常常出國每個月都住在不同國家城市的人，對「物質」的「慾望」會快速減少！他們不再容易對物質產生心理的情感，他們漸漸沒有了「物質慾望」(materialism)。

真的嗎？

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不可思議之事，但卻可以理解──你可以觀察到，如果你一直以來都很少搬家、住在同一個地方？往往長期就對某些「物品」產生依戀感，以致於沒辦法隨意的離開一個物品，比方說離開這棟「房子」，即使它如此破舊或不合一般人的居住水平，它還是一個溫暖的「房子」，抵死都要抵抗、不准碰我的「房子」！專家說，大部份的人皆為如此，什麼是你的世界？你想像的一定是一個家、一間房間、然後心裡開始想著家具和包包和手錶……等等；大部份的人皆視「擁有」(possession)為個人的識別(central to consumer identity)，也就是說，你擁有something，所以你存在！

不過，當人們必須全球走透透，再怎樣厲害，也就只能拎兩三箱走，被逼著遠離大型物件之後，從此，竟然可以神奇的「降低」或甚至「去除」人類的「物質慾望」，不再喜好「擁有」。據我自己的經驗，這過程其實是痛苦的，但過程之後卻是「海闊天空」；我從小到海外、搬過幾個城市，搬太多次家，搬到最後都麻木了，東西也丟東丟西不再在意，最後我除了一些最重要的隨身物品之外也再也沒有什麼東西非跟著我不可；我從美國回來時是拎著兩只皮箱，其中一只裡面裝滿了我的日記，甚至連衣服都不齊全；我的第一套西裝是為了面試緊急在隔壁的衣服店買的，我是什麼都沒有帶回來的！

我認同這份研究，也認為，透過旅行、搬家、居住在其他國家，來去除自己的物質佔有慾，是很聰明的做法！

怎麼說呢？

常看到有人喜愛某物，喜愛到拚命收集之，於是他的人生其實被這些「東西」給左右。他為了這些東西而活著，他為這些東西而被牢牢綁住。小時候喜歡讀某老牌八卦雜誌的最後一頁，那一頁總是照一張某某收集狂的照片，他/她一定會將所有收集物掛滿、放滿、擺滿他的小房間，掛的四處都是，有人愛收集「打火機」，他就到哪裡都要找一個打火機來，有人愛收集「Hello Kitty」，到哪裡玩都要去買當地最怪的Hello Kitty，而有人愛收集「名片」，那去哪裡都要拿一張名片才罷休……。

窮跑一輩子，你的人生沒有標誌。

一般是認為這代表「沒有物質慾望」等於「不奢華」，我認為，沒有物質慾望，更大的好處應該是幫你去除了「無意義的慾望」此一大患！因為，「物質」是人人可得、沒有特色可言、甚至說難聽一點就是皆為商人之把戲、你買這些東西來充自己慾望根本就是中了商人之圈套。等過了三十年，商人退場，你拿到的只是三十年前商人的紀念品，那，不是你。

不能代表你。

愈常出國的人，由於手邊真的很空、什麼物質都沒有了，於是，他愈視自己的「體驗」為重，而不是「擁有物」為重。

物品很「硬」、很有形、很實際，但它也是最「虛」的東西。反之，你這個人生，沒有實品，某個角度看，卻是最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一生中擁有什麼都是雲煙、都是商氣；我們真正擁有過的，是自己，是親情，是愛情，是時間，是這些抓不到、摸不著的無形的東西。或許連這些事情都不必真正「擁有」，只要曾經，就是擁有。

謝謝現在的全球化世界讓一些人類可以與物品「拆離」，讓我們真正的擁有了自己的人生。如果你認識一些朋友，一直無法與某些物品割離？那麼，鼓勵他們，多多去旅行吧

（圖片來源：Regan Walsh）

新闻别动队 PressMine | 视频：我真想不负责任的环游世界

2012-05-08T21:00:00.001+08:00

高中时候，我脑子里只有考大学一件事，可是学习委员说，她的理想是要在22岁前读完凡尔纳所有的小说。如今12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学习委员这个理想。《80天环游世界》是凡尔纳写过的书里很出名的一本，19世纪的科幻小说到21世纪早已成为现实。可因为没钱，我的环游世界理想始终没实现，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计划，在等待，在拖延，在忘记。

连岳的博客第八大洲名字来自葡萄牙作家佩索阿，佩索阿在《惶然录》里写道：”在我看来，如果自由感不备于我的话，那么它就无处可寻。”"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 “可是，现实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不自由的，旅行的意义就是要寻找自由，至少可以假装自由，哪怕是一小段时间。

所以当有人提出给你赞助环游世界时，真是不用心花怒放不足以形容自己心情了。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视频。

环游世界的年轻人Casey Neistat 1981年出生，2003年的时候他就和他哥哥一起拍视频，第一个视频就拿iPod的电池寿命开刀，Neistat用镂空的纸板喷漆方法在苹果出名的人像剪影广告添加了这么一句话：“苹果电池只能用18个月”。接下来是2005年的偷自行车系列，他用绞手钳、电锯等方式偷自己的自行车，拍下视频，表现在纽约各地明目张胆的偷车甚至都不会受到任何询问。2012年3月，他又和纽约时报合作，再度拍摄视频观看如今在纽约偷车会遇到什么。就是这一直的视频训练，让他在视频领域小有名气，于是，他收到了耐克的邀请，让他制作以Life is a sport. Make it Count的视频。

Neistat没有做视频，他决定拿这笔钱环游世界。在视频开头他说这是an irresponsible start，听到这里我就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我终于明白“不负责”三个字对人的诱惑有多么大。即使看到别人可以“不负责”，我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这种反叛精神证明人的心底是对“不负责”有渴望的。

但是不负责的背后是要做到“超预期”。想想看，用十天时间环游世界，那么多城市，光做飞机倒时差都会是一件麻烦事，更不要说在过程当中拍视频传递Make it Count的含义。在这个视频里，有节奏感的音乐是重要的，Neistat的固定动作，场景变化、跑步、后空翻、出人意料的美景以及名人名言都赋予了Make it Count的含义。

海伦凯勒说：生命要么是冒险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罗斯福总统说：Try Something。在视频中间，他还用Casanova的话说：不犯错的人不做事。罗斯福老婆伊莲娜说：每天都做件让你感到害怕的事情。最后他用甘地的话总结说：Action Express Priorities。这就完成了耐克的任务，你让我制作Make it Count的视频，我就告诉你，什么对我才是真正Count的事情。

耐克应该很高兴，这个视频在Youtube上的点击超过百万，成为真正的病毒视频。耐克这笔钱花到这里，真正是皆大欢喜的事。

PS：星期二（24号）晚上7点，在单向街书店有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教授Timothy Garton Ash的讲座。世界很奇妙，从三年前许知远跟我说起他，到两年半前Ron Javers在汕头来北京的飞机上把纽约书评杂志上Garton Ash的文章指给我看，再到今天帮助把Garton Ash教授约到单向街书店做讲座，真正体会到了乔布斯演讲中提到的Connecting the Dots。

希望周二有空的同学，可以在下班，放学后来单向街听听Garton Ash讲什么，也许我们并不能全懂他在说什么，但是谁知道有什么Dots是我们可以以后串起来的呢？Try Something， Make it Count!

南方周末 - 红色朗读者

2012-05-08T08:08:00.001+08:00

穿过时的军装，戴一身的毛泽东像章，李德才是阳高县的名人。（CFP/图）

收集的两百余枚毛泽东像章被盗以后，山西省阳高县71岁的李德才吊颈身亡。

一个旧时代的遗腹子。他始终怀念四十多年前的生活，以及那时他所拥有的灿烂青春。

最后的革命情怀

30年来，李德才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与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如同悼别一座早已风化的纪念碑。

2012年2月25日深夜，在自家种满豆角与红萝卜的菜地里，李德才用一根红裤带将自己挂在了2米高的大棚支架上。直到次日早晨7时许，僵硬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

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右臂戴上红卫兵袖章，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毛泽东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阳高四中历史老师朱凯仍记得三十年前读小学时，李德才就曾闯进学校，在国旗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没想到多年后已为人师，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朱凯却不这么认为，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他只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教了十多年的中学历史，朱凯清晰地感知到那一段红色记忆在几十年间不断地流失。课堂上，关于文革，他只用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对于学生来说，那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意义的名词；孩子们对经济话题更感兴趣，比如宋朝有没有夜市。

朱凯和他的同龄人能理解李德才身上“很可贵的忠诚”，但90后的学生们则将老人视为了“疯子”。听着李德才演讲长大的朱凯轻易就察觉到自己与时代的改变，这位“世界上最无奈的演讲家”却将记忆的时针固执地拨停在了“红色年代”。

李德才的死亡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有人猜测老人的自杀，源于其视为珍宝的毛主席像章被盗；也有人估计老人身患绝症，担心无人照料而选择自我了断。更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百度阳高贴吧里，网友“笨无烦”留言说：“每次看到挂满像章的他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语，让我一次次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人，我们从疯狂中走出，而李德才却永远留在了疯狂中。”

十余平米的阴暗小屋里，李德才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全部遗产是：5本泛黄起皱的毛泽东选集，二十多个仅存的毛主席像章，一本贴满了百余幅毛主席照片的影集，以及6幅楠木相框的毛主席画像。遗物放在一个半米高的红褐色米缸里，米缸里没有一粒米。

火红的青春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李德才被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能多分些白面。

李德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

清朝时，他的父亲李绿曾在衙门当差，后来回家做了农民，母亲张慧英则是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贫瘠的土地及6个子女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邻居张明树至今记得，李德才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8个人躺在一铺炕上，几口人盖一床被。土屋里，窗户破烂裂缝，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1950年，喧嚣的锣鼓声中，9岁的李德才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李德才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责。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阳高县展开，李德才进入了西北12队，聪明好学的李德才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偶尔能多分些白面。

家里人都能吃饱了，年轻的小伙子兴奋莫名。那年10月，李德才与张明树参加了县城组织的15万人庆祝游行，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焰火。张明树还记得那晚，17岁的同伴望着火光映红的天空，一遍又一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沙哑。

每晚收工后，小队里六十多个年轻劳动力，都要聚集在龙王庙街的一间小屋里开会。煤油灯下，人们面对着墙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叶洪如的带领下学习中央精神和毛主席语录。

这是李德才人生最为漫长且充实的学习阶段。几年后，这群庄稼汉的情绪开始懈怠，总有人在唱歌时趴在炕上睡觉，李德才却始终是最严肃的一个，毛主席语录背得最熟。邻居到他家串门，也会发觉四面墙壁都挂着或大或小的毛主席画像。

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胸前一直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后来，大哥结婚分了家，父亲及二哥患病去世，几个姐姐也相继出嫁，只剩下李德才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但这位勤快的民兵与毛主席的热烈崇拜者，仍然沉浸在自足而稳定的快乐中。

24岁时，邻居张明树给李德才介绍了个对象，多疑的母亲担心媳妇对自己不好，孝顺的李德才把婚事推掉了。旁边的人劝他早结婚早生小孩，可以养老，他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60岁就退休，有国家管着。”

私下里，李德才偷偷对张明树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媳妇。”

原以为未来会像花儿一样展开的李德才，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撞上了时代的巨变与生活的逆转。1976年9月，李德才与数万群众在新建好的县城文化馆前，顶着细雨，痛哭着告别了逝世的毛主席；1982年，土地下放，生产队将机器售卖后，也随之解散；1984年，年过七旬的母亲病重去世。

李德才分到了两亩田，却过起了伶仃一人的生活。在阳高人的眼里，自1980年代开启，李德才就像被斩断了根的树，生命的时钟永远停滞在记忆中的年代。

不合时宜者

“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古长城边上的阳高，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相争的军事重镇，也曾有过城墙高耸、哨兵游弋的繁华时代。建国后，阳高褪去了昔日荣光，成为农民占到八成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1980年代以来开启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县城。30年来，低矮的平房、泥泞的沙石路如蝉蜕一般消失，崭新的商品楼、广告牌、酒店、KTV拔地而起，整个县城陷入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洪流中。

如今，阳高县城居民能收看的电视节目从12套增加到51套，固定电话从1978年的560户发展到4.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已超过5.5万。李德才仍终日操持着两亩菜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试图如以往一样生活。当他推着小车走进阳高县城，却发觉他成了阳高县城里不合时宜的守旧者与游荡者。

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他游走于大街小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干完农活之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

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龙泉派出所的民警董翔曾看见他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阳高五中学生曾少平常在新华南街十字路口遇见李德才，他正在吹着哨子，站在拥堵的车流中，挥舞着手臂，指挥交通。

西街一家书店里，店员李萍萍则在一个下午碰到了推门而入的李德才，他问：“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人们看见他最后一次站在政府门前，是2009年开始的旧城改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大南街、大北街、辕门街等主干道不复以往，共有22.3万平方米的建筑被拆掉。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

建于1974年、占地1400平方米的文化馆是阳高县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

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小贩董俊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发着呆。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棺材里的像章

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李德才70岁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他只能将地租给了外甥秦东武。靠着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金和六百来块的低保生活着。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李德才在阳高街上继续游荡。就连在邮政局门口整日闲坐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落伍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

他曾去县里肉联厂找侄子李宁借钱，二楼的窗口涌出很多人头，对着他笑嘻嘻地指指点点。侄子不愿意见他，掏出10块钱，托人递给他。

“他沉在过去，可我得想着将来。”李宁承认很难理解叔叔的怀旧，他自己的父亲在阳高一中当了一辈子的伙夫，“文革”期间死的时候，工资不到30块，一家人根本吃不饱。如今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帮忙收购农副产品，每月赚一千多元的外快。“如今就算是打工，过得也挺舒心。”

李德才仍热心管闲事。2011年11月，在天池超市门口，李德才碰到了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他如往常一般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却招来了一阵毒打。冲动的年轻人用30厘米长的铁板，一直往李德才头上“啪啪”地敲，直到晕倒。最终，可怜的老人被缝了二十多针。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几十年来，李德才收集了近两百个款式各异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

这些红色纪念品曾在二十年来被人随意丢弃，却在最近5年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金光街古玩店的老板陈强说，一个质量较好的毛泽东像章，如今可以买到两百元。如果成套，价格更高，购买的一般都是外地顾客。

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他的人。

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侄子李宁去看他。李德才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2月24日下午，阳高中医针灸诊所的医生吕军在散步时，遇到了颤巍巍走在街上的李德才。像被夺走了魂魄，他口齿模糊地说：“医生，我手麻，我手麻……”

2月25日早晨，邻居张明树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他依旧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长期的贫困、孤独击倒了李德才，疾病及老无所依的恐惧似乎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老人倒在了无人问津的死亡里。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改革老人�|�绝版青春

2012-05-07T18:57:00.001+08:00

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

□《南方周末》2012年4月26日
记者方可成发自北京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仅以上周末（2012年4月21、22日）为例——

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再早前两天，82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论坛，批评“运动式打黑”，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

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改革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

“1980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茅于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也正因为此，这些“改革老人”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

为何感时忧世？

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80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80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90岁，甚至，要是90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有点作为”，“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为异端辩护”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

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

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欲罢不能”了。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资中筠说，“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

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厄运。

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挨饿是光荣”，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

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法治三老”。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同窗。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

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四川律师林波说。

为中国改革做设计

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半路出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

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

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体制内”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1984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吴市场”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

1990年7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在上世纪80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经济学者岑科说。

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岑科说。

1988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顶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所向披靡”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

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老人们过时了？

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来不及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

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人格独立”和“服从内心”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刘波说，“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

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1980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

最近，薛涌在FT中文网与茅于轼就“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不称职”，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

“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岁高龄还可以连讲3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

一位老人这样表述他的担心，“总体来说，70后、80后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够。”“不要说抗战，连三年饥荒、‘文革’都知道不多，这将对今后的改革造成相当大的障碍。所以我有些担心，我们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话，后果很严重。”

资中筠对此有相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张思之则认为，年轻一代律师不缺业务尖子，但由于大环境，在道义、政治方面仍有所欠缺。

为了解答年轻人的困惑，茅于轼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的博客开设了“茅于轼问答录”专栏。湖北蕲春的乡村少年蔡小海曾经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刊物，为了刊登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他辗转联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了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几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

2011年，“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李步云希望同学们“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江平的寄语则是：“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

2012年4月23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小徐带了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总想着赚钱买房”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

（南方周末记者周华蕾亦有贡献）

译者: 《纽约时报》飞车、秘密谈判、改变想法

2012-05-07T18:39:00.001+08:00

原文：A Car Chase, Secret Talks and Second Thoughts
作者：JANE PERLEZ 和 ANDREW JACOBS
发表：2012年5月2日
本文为转载，原译者不明，"译者"的志愿者对本文进行了二次校对

北京——一场大胆的夜间逃生，主人公还受了伤；一名地下活动者向国务院高层官员秘密请求人道保护；一场北京街头的追车，阻止异议人士躲入警卫森严的美使馆。

这些周三早上披露的细节，又一次刷新了陈光诚的十日传奇。这位盲人维权律师自山东农村被看管的家中逃亡出来，设法到达北京并寻求美国保护，此后开始了一系列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不寻常的秘密谈判。

这传奇故事里有密谋，有英雄，也有一些参与其中的人所称之为的背叛。对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朋友和美国官员来说，这一传奇故事还远未结束。陈光诚现在担心如果自己留在中国，他的安全将受到威胁。

但若先不去管那未卜的结局，单只看陈光诚的经历与美国人的处理，这些故事无疑会流传多年，成为中美漫长而曲折的外交史上最戏剧化的章节之一。

"陈光诚成功地从非人的监禁状态中逃脱出来，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极大的鼓舞。"李方平，这位曾在2006年代表陈光诚的律师称陈光诚那时被判入狱四年多完全是基于莫须有的罪名。"不管此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都有正面影响。"

据陈光诚的朋友和支持者们说，陈光诚成功飞跃东师古，源于他长达数月的准备。自2010年9月他被释放出狱而后被软禁在自家农宅起，他就开始和妻子一道策划如何逃脱。

这对夫妇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指控，但当地官员下定决心要把他家变成一座日夜轮值的监狱。高墙、高薪雇来的看守、还有堵住他们的窗户的铁条。当地政府有双重目标，一是要防止陈光诚再从事反对野蛮计生的法律工作，二是要把这对夫妇与世隔绝。

每当陈光诚破坏规矩——试图向外界传递消息，或者秘密制作一个讲述自己悲惨遭遇的视频时，他们都会遭到痛殴。

计划的一部分是陈光诚装病好几个星期，诱骗看守们让他们以为他卧床不起。然后，在四月二十二日那个月黑之夜，他开始了逃离东师古的狂奔。在看守们睡觉时，他翻越了头几道墙。就是在他争分夺秒的最开始，他就严重弄伤了脚。总之，他告诉朋友们，他曾摔倒200次，最后才到达了预定的接头点。

到那以后，他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插上电池，然后打给了何培蓉。何女士是一位远在南京市的前英语教师。她是关注陈光诚的困境的一个松散网络中的一员。她曾多次试图去看望陈光诚和他妻子。每一次，她刚到东师古村的入口就被驱逐。有时候看守们会打她，有一次，他们抢了她的钱和手机之后，把她扔在了远处的野地。

她对朋友们说，非暴力抵抗的影响不大。

她接到了陈光诚，而后他们必须做个决定：要么尝试在基督徒活动家的帮助下偷偷离开这个国家，要么就尝试在中国独立地生活。"陈光诚明确表示，他没有兴趣流亡国外"傅希秋说，这位发起对华援助协会的华人流亡者曾经帮助很多人逃出中国大陆，"他想留在中国，让情况转好。"

何女士遵从了陈光诚的愿望并驱车驾驶到三百公里以外的首都。在北京，他见到一众他的忠诚的支持者们，这些人确保他每晚换一个地方睡觉，而同时，他们试图想出个周全的方案来。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浑身是伤，连站都站不起来"胡佳，这位身在北京的异议者，将他和陈光诚会面的照片贴到了互联网上，也嘲讽了中国当局。"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把他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认为，只有美国大使馆能够为陈光诚提供这种保护。按一位曾参与事件协商的美国官员的说法，另一位朋友首次联络了美使馆，告诉他们陈光诚脚伤严重，需要美使馆的帮助。

这件事马上引起了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Harold Koh）的注意，他那时正好在中国忙于公事。高先生与国务院高级官员协商过后，确定陈光诚的伤病与失明的情况，让他有资格得到美使馆短期的人道主义救助——据一位美国官员说，这就像提供一种善心人的救助那样。

于是他们商定了在大使馆几英里外的一处地点会面，计划是大使馆的车会与载有陈光诚的车接头，然后把陈光诚带进使馆车里。

但当两车要碰头的时候，突然美国人发现了中国安全部门的车正在尾随着，一辆跟踪使馆车，一辆跟踪载着陈光诚和他朋友的车。一位美国官员做简报时提及此事。

很显然，交接将只能在匆忙间完成了。载着陈光诚的车开进了一条小巷，随后使馆的车沿途驶入，马上盲人律师就被拉入了美使馆的车。美官员说，美使馆的车摆脱了两辆中国车的追踪，一路驶回了美使馆。

陈光诚一旦被安全地安置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美国外交官立刻下令封锁信息——包括拒绝确认陈光诚在他们手中——同时他们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就陈光诚的命运展开谈判。

在使馆内，美国人问陈光诚的想法。陈光诚明确表示他不想寻求政治庇护。相反，在他与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交谈时，他热切地提出他的想法：他希望留在中国，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在远离家乡山东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他告诉我们一些他过往悲惨的生活，"坎贝尔说，"他一开始就很清楚他想留在中国，继续他的事业，保护家人平安。"

美国大使骆家辉很快也从巴厘岛的度假中赶回来，参与到谈判中。他在大使馆时，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和陈光诚谈话。

美方表示，陈光诚自己的愿望是他们与中国外交官谈判的基础。中国外交官起初是以比较敌视的姿态来面对陈光诚的要求，即使他们明显收到上级指示要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访华会谈前为此事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在接下来的几天，美国官员一直来回穿梭在留在使馆内的陈光诚和几里之外的外交部之间。有时候，一天三次。谈判桌前的一方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带领的六名官员，另一方则是美国官员们。

美方表示，他们怀疑，如果双方不能迅速就陈光诚达成一向满意的协议，则中国政府里的强硬派很可能会从稍软弱的外交部手里接管此事。陈光诚也被告知他的妻子已经被带到北京了，中国官员们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达成协议的话就会把她再送回山东——协议包括他走出大使馆，。

在与中国外交官早一些的谈判上，美方建议陈光诚可以转移到上海，那里的纽约大学正计划开一个法学院。但他们说，这个方案被中方拒绝了。

而当中方向陈光诚提出把他送回山东省内其他地方时，美国谈判代表意识到，中方可能愿意让陈光诚一家搬离故乡。

双方之后达成协议，列出了七个城市，陈光诚可选择在那里进修法律。陈光诚选择了天津，这对美方来说也似乎是个合适的选择，因为它离北京很近，可以让人们一直聚焦在陈身上，也可以让身在北京的陈光诚支持者和外交官们频繁地来看他。

周三的时候，骆家辉说，中方看来已经满足了陈光诚的要求，然后，他如何离开使馆，又为什么会离开的具体条件也清楚地对他说明了。

"我们有一项非常严格的条款，在那儿我们必须明确地问'你是不是想离开，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骆家辉说。"除非在证人面前得到肯定的答复，否则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或让任何人离开领事馆或大使馆。"据美官员说，没有一份包含双方保证的所有细节的书面文件，因为这要花太长的时间最终确认。

最后，他们说，陈光诚没有犹豫。当骆家辉问他是否准备好离开大使馆并前往医院看他的妻子孩子时，陈光诚回答道"走"——中文的"走"，一位美国官员说。

但陈与家人团聚的兴奋很快就消退了。陈的妻子告诉他她受到当局威胁，而陈光诚接听了几个支持者的电话之后，似乎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

朋友们说，他被医院周围密布的便衣警察吓坏了。更糟的是，美国官员到了晚上就都回家了。

陈光诚的日益担忧或许可以从他与滕彪的通话记录中体现出来。滕彪是他之前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位优秀的维权者。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他们通话的记录。

在这次通话中，滕彪力劝陈光诚，为了全家人重新考虑拒绝美国庇护一事。

"他们的承诺最多在一两周内有效，如果你继续留在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滕彪说，"报复起来会很可怕，不只是关押四年、监视两年半这么简单，他们的酷刑是很可怕，很难熬的。"

黄海：为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_新闻_腾讯网

2012-05-07T18:34:00.001+08:00

晚年毛泽东

本文原载《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新闻别动队 PressMine | 自怨自艾的出版业，还想发展吗？

2012-05-07T12:45:00.001+08:00

顾影自怜，或许是这段时间美国出版业的真实写照。

4月26号，纽约市长Bloomberg颁发了纽约市文学奖——这是一系列新设奖项，授予在世的和纽约市有联系的作家。在普利策奖虚构类空缺的打击之后，美国出版业终于得以借此来安慰受伤的玻璃心。

4月14日，96届普利策奖评选结果公布，照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两家网络媒体The Huffington Post和Politico的同时获奖引发讨论；作为国外媒体的法新社捧走突发新闻图片奖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都不及一个35年来第一次出现空缺让人侧目：Fiction，No Award。

虽然虚构类评选委员会推荐了”Train Dreams” (by Denis Johnson), “Swamplandia!” (by Karen Russell )和 “The Pale King”(by the late David Foster Wallace)三部入围小说，但最终普利策委员会并未达成一致，由于票数分散导致今年空缺。

（对各位出版大佬来说，选对书而不盲从市场是必须的生存技能 /NYT）

在普通读者看来，奖项出现空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在对出版业来说，似乎遭遇了五雷轰顶——随后的这段时间里，New Yorker等文艺范媒体迅速被哀怨的作者们占据，成为吐槽圣地。

吐槽点很多，比如“评委肯定是因为小说字数太多看不过来而干脆空缺”，或者“我完全无法接受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居然一个都评不出来”，但归纳起来，基本逻辑都是这样的——普利策奖是出版界大事，出版商们都在希望着新一轮的奖项能拉动书籍大卖刺激发展，出版业现在夹缝中生存日渐萎缩已经无以为继了，而没有奖项就等于浪费了这样的机会，就等于打击了作者打击了编辑打击了整个行业……总之评委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选个获奖作品就那么难吗！！

恩，我似乎都看到这些文艺青年攥着小手绢跺脚的样子了。但可怜的他们还得承受来自一个发达的衍生产业的打击——数字出版什么的，最讨厌了呢。

四月初，美国司法部提起反垄断诉讼，认为苹果公司伙同其他五家出版巨头恶意抬高电子书价格，证据包括他们之间的“在曼哈顿的旅馆中私人房间里的共同用餐”，亚马逊笑而不语的成为最大赢家。事实上，Kindle上的电子书9.99美元的价位已经让出版商咬牙切齿很久了，而苹果iBookstore里12.99到14.99的数字则看起来顺眼得多，因此此案一出，又掀起了一轮关于亚马逊的讨伐——低价正在摧毁出版业！售价这么低出版商哪有赚头！没有足够的版税怎么鼓励写作！文学危在旦夕！

看，如今的出版业似乎是一个需要备受呵护的领域，他们乐意将自己描绘成时代转型物欲横流的牺牲品，安守着毫无竞争抵抗力的样子，必须在高价和奖项的重重保护下才能勉强营生。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出版业只能往NGO的方向发展，靠拨款和捐款为生了。

的确，谁也不能否认与印刷有关的行当如今都好不到哪去（曾经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现在也就剩下火药还能在焰火领域余烟袅袅一阵了），对此新闻业与之真是惺惺相惜。无纸化和碎片化的时代，单靠印刷广告和码洋当然无法生存。美国记者们已经被逼成了mojo—mobile journalist，每天携着数字化工具包奔忙于各个现场，为不同平台提供不同形式的报道。但事实上，记者的功能越多，在每项功能上的产出也就越简单，人们对长篇、独家内容的阅读欲望并没有被满足，而这正是我认为新闻和出版业还能维持的核心因素之一。

移动终端正在改变着这个行业，与其说是Kindle剥削了出版业，还不如说是它让人重新开始阅读——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还有对文字的需求，内容就不怕没有市场，而生产者根本不用在乎它是在哪里被读的。书商们，作者们，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已经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了，顺应形势，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吧！再不行动，最后一点微弱呼声也会像一条普通的Twitter一样，瞬间被信息之海吞没，再没人听得见。

解放军叛徒吴荣根初到台湾时的参观照，多图 - 空军论坛 - 铁血社区

2012-04-29T14:57:00.001+08:00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吴荣根是驾机叛逃到台湾的解放军飞行员，台湾当局对这些大陆来的叛徒极不信任，安排女特务当老婆来监视他们。台湾当局专门训练一批姑娘干这行特务，大陆飞行员到台后，台湾当局就介绍一个女特务给做老婆，形影不离地跟在身边进行贴身监控，以防他们是大陆派来的假投诚真潜伏的卧底或刺探军情的间谍。1985年驾驶轰5叛逃的萧天润台湾老婆张德芬也属于这类女特务，张德芬近年来大陆活动现潜伏在北京。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图1，吴荣根与其台湾女特务老婆刘积顺（英文名：J.J.Liu）在日月潭嬉游.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深夜有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_徐静波品味日本_新浪博客

2012-04-28T16:12:00.001+08:00

好几位网友给我留言，问我最近为何不写博客？说实在，我很想写些东西与大家共享，但是，总是敲不响键盘。

人在海外，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更多。身在媒体，得到的各种信息更全。你看到一个人如何信誓旦旦地表现出如何爱民如何廉洁如何追求共产主义，甚至不惜在八宝山挥泪合唱国际歌。但是，撕去那一张脸皮，发现原来竟然是如此的丑陋，不仅在欺骗他的市民，还在欺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整个国际社会。

我有一种期望，期望那黑钱的金额不要往上爬。期望杀死的仅仅只有一人，而不会出现惊人的N个。希望他的卫队仅仅是一个卫队而不是私人武装。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家有太多的丑陋，不然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会抬不起头来。

河南商场县汪桥镇钟铺村21岁的女孩胡雪静，在4年前患尿毒症，两个肾脏坏死，靠透析维持生命至今。她的父母都在浙江省桐庐县打工，母亲在2009年查出肾脏可捐给女儿，但肾脏移植费用要20几万元，她们没钱。

有人因为是某人的哥哥，在光大集团的香港上市公司里挂名副主席，不用干实事，每年可以轻易领取22万美金。我想对他说，你就捐一点吧，这样可以洗洗自己的心。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一群勤劳且极具忍耐力的人民。我们应好好珍惜这样的人民——尤其是在自己吃饱喝足时。

相信当前的这一场“大扫除”，能够扫除一些阻碍这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东西。使我们的国家多一份干净，多一份平等，多一份公正，多一份希望。

Disappearance of Etan Patz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2-04-28T12:32:00.001+08:00

【链接】国际失踪儿童日

1979年5月25日，纽约，一名叫Etan Patz的男孩在去学校的途中失踪，这个案件迅速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Etan Patz的父亲是一名职业摄影师，他将Etan Patz的照片到处张贴，希望能找到他，最终Etan Patz的照片被贴到了每家每户都能看到的牛奶瓶上，最终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随后媒体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报道和搜寻，并开始探讨诱拐儿童的问题，并抨击政府缺少对付这个问题的措施。随后的3年，媒体又全力报道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陆续在池塘和沼泽地附近发现了一些儿童的尸体的案子。1981年，一名疑犯被逮捕，供认了29起谋杀儿童案，最终该罪犯被判了终生监禁，到现在还在狱中。1981年7月27日，6岁的Adam Walsh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商场失踪。他的父母随后报警，但是很遗憾，当时执法部门并没有采取行动去搜寻Adam Walsh，也没有任何组织能帮助他们。　　
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各个州的权力很大，那时候全国范围的执法部门协同合作还比较少，各个州各行其是，没有一个联邦部门专门负责协调搜寻失踪人口。由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大量类似Etan Patz这样的儿童失踪案件，社会团体越来越重视，媒体广泛宣传，最终在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部门协调各地执法部门。随后的一些年，加拿大政府和欧盟也宣布5月25日为“失踪儿童日”。

关于今天中午某限免贴被删的情况说明 - 爱Apps - 限时免费专家

2012-04-21T08:10:00.001+08:00

今天中午有一个游戏限免，原本为国外公司制作，后经国内某公司代理上架。游戏目测为收费改免费，考虑到画面不错，原版也没免过，于是首页进行了推荐。结果晚上发现多出近五十条留言，都是说这个游戏怎样怎样好，小编也无语了，难道玩家会看不出来吗？如果游戏好，需要这样做吗？留言我就不删了，整篇文章直接拿掉吧，没有必要继续推荐。
此帖明早也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