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epwalking in Macondo

10-31 [雜文] 和小熊一同探問近代日本：雜記小熊英二訪臺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at, 31 Oct 2015 09:19:00 +0000

案：本文原為想想論壇邀稿。但因字數過長，後來幾經刪節，於10月24日、10月25日仍以上下兩篇，在想想論壇分別發表。此處為修訂後之完整版。寫作過程中，蒙許仁碩、盛浩偉兩位撥空過目惠予意見，以及想想論壇蔡其達副主編協助刪修，在此一併致謝。

恰在秋颱杜鵑來襲之前，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為聯經出版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　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2015）宣傳活動抵臺，展開緊湊的行程。短短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小熊在臺灣不僅接受了四位記者的訪問[1]，更做了六場公開座談／演講：包括兩場其執導，紀錄311核災後東京反核運動的電影《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首相官邸の前で）映後座談、兩場學術演講（在中研院臺史所的「日本と台湾―近現代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與臺大歷史學系的「社會科學與記憶—歷史研究如何能貢獻社會」）、一場公開演講（「日本的社運與學運―1960年代與現代的比較」），以及此行的重點，24日晚上在誠品信義店，由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與談的新書發表會。

儘管時間如此緊湊，小熊六場演講的主題卻不盡相同，這也從側面展示了小熊教授知識累積的寬廣深厚。然而，這些演講並非互不相干，而是與小熊本身的研究相似，多圍繞著近代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開展。或許是受到媒體報導焦點的影響，聽眾在各場次中的提問，也多半針對日本的戰爭、安保與社會運動等議題而提出。可以說，在小熊與臺灣聽眾之間，對「如何面對東亞／日本的過去？」、「今日的東亞世界／日本將會走向何處？」這兩個問題，有著共同的關懷。在這樣的關懷之下，憑藉著其深廣的學術背景及幽默的口吻，小熊英二為試著理解日本現代的臺灣人們帶來了一種值得了解，具有社會學分析性質的內部觀點。

小熊教授演講中的分析與洞見，頗有值得臺灣社會參考、思索之處。若僅因實體交流的時空限制，而僅限於各場數百位聽眾之間，頗為可惜。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就自己感到興趣的一些問題，略作一些綜合性的摘錄與思考，將其與讀者分享。雖然筆者不諳日語，所紀錄的一切均為口譯所述，其中或有與小熊原意有所誤差；而小熊教授講演的幽默也難以透過筆者生硬的文字再現。但仍希望能藉此為臺灣社會理解日本社會與政治現況，帶來進一步的認識與思考。

學術與社會運動的反思性參與

或許在聯經出版《活著回來的男人》之前，大多數的讀者仍未聽過小熊英二的名字。不過在學術界中，小熊英二卻早已憑藉其優秀的研究，在日本國內外頗為人知。今年53歲的小熊英二，可說是日本優秀的青壯輩學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著作豐富，更重要的是他對日本國家的存在，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解析與反省。在今日的學科建制下，大部分受專科訓練學者，習於就較小範圍的命題做深入的研究，而無法處理廣泛的時空跨距。學者們多半專精於某個議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但對於通貫的部份，僅能在二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教學講授，而無法有研究創見。但小熊英二卻與之相反，不僅研究處理了廣泛的時空範圍（其研究範圍從明治直到當代日本），而且皆為關鍵、重要的問題。

這種學術、知識的挑戰本屬不易，更難能可貴的是小熊的著作並非通論性的泛泛之作。他的解析與論點受到學界內外的重視，多次受到相關獎項的肯定，甚至被迻譯為外文。如1995年出版的《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不僅受三多利學藝獎的肯定，更在2002年以A 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為名出版英譯本。

此書與其後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98，中譯《「日本人」的國境界》），皆是以民族國家想像與帝國擴張為關注焦點；此後小熊的研究視線往戰後日本移動，從討論戰後思想界對日本國家歧見的《〈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2002），乃至討論日本68年學運的兩冊巨著《1968》（2009），都受到學界與知識界相當的重視與肯定。

在優秀的學術表現之外，小熊也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觀察、評論，更親身投入社會運動，可說是高度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知識人。在參與社會運動同時，小熊也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進行反思。如就近年來積極參與的反核運動，小熊編著了《原発を止める人びと 3・11から官邸前まで》（2013）一書，不僅紀錄東京的反核運動，也對運動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其後小熊更進一步進行訪談、收集影像，製成《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首相官邸の前で），透過剪輯民眾拍攝的影像與不同背景參與者的自我陳述，在兩個小時內展現這場運動的緣起與發展，以及運動內部的多元性。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並非罕見，但像小熊一面積極參與，一面拉開距離，進行學術反思的經歷卻頗為獨特。這也是筆者對小熊的學思歷程中，最感興趣的部份。筆者原先期待在臺大歷史的演講「社會科學與記憶—歷史研究如何能貢獻社會」中，小熊能夠以自身的經驗討論學術知識與社會參與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小熊本人作為一個民主政治／社會的支持者，而其研究也對日本國家性質的（歷史性）解剖用力甚深，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他個人關懷的統一？

可惜的是，小熊在臺大歷史的演講基本上是歷史學中常識性的泛泛而論，也沒有特別提及自己的實踐歷程。儘管小熊並未直接就此給出答案，卻他在25日的演講中，無意間展示了學術知識與社會參與如何可以互為扶持。

戰後日本社會史視野下的社會運動

在25日晚上的演講「日本的社運與學運―1960年代與現代的比較」中，小熊深入淺出地闡述了戰後日本數波重要的社會運動及其背景。小熊指出，戰後日本四波顯著的社會運動，其所處社會、政治背景並不相同：運動所倚賴的社會動員方式亦不相同。60年反安保鬥爭，其動員基礎與當時的政黨社會基礎相似，多半以商店聯會、學生會、工會等共同體組織動員群眾。雖然這場運動後來以「反安保鬥爭」聞名，但當年大眾的主訴求卻是拒絕曾為A級戰犯嫌疑者的岸信介，對於安保法案的反對遠不及對岸信介的反對，因而在岸信介下臺後，運動便告一段落。

68年學運則產生於大學招生人數擴充，設備與就業機會卻未同時提昇的背景。對於教學環境長期未獲改善不滿的各校學生，就校內弊端發起了學運。原本因校園環境問題而起的抗爭，隨後由於激進左翼黨派（sector）的介入，才令運動轉向「革命」路線。此時校內學生人數雖多，但彼此並不熟悉，學生的凝聚力，早已不比學生人數仍少的60年。運動自始就存在學生難以組織的問題，也欠缺能令校外社會響應的訴求，最終在激進化後走向瓦解。

隨著人口流動，日本舊有的社會組織如町內會等，在60年代後逐漸瓦解，倚賴這些社會組織的政黨也因此衰退。鄉村居民往城市移動，但在城市中卻舉目無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離。新興宗教便在這種遍地孤寂的狀況下，藉由提供人們心靈上的慰藉而崛起。社會結構的轉變，也反應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上。此時共產黨透過工會，公明黨透過宗教團體，吸收了許多都市居民。70年代，隨著各地的大量開發，引發了城市與鄉村的環境保護運動。這些環境保護運動成為革新派（社會黨、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在取得地方執政權的社會基礎。

約當同時，以反對越戰為主軸的「給越南和平！市民聯盟」（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連合，簡稱ベ平連，越平連）成立。「越平連」以理念為號召，以個人為參與主體，而與地方社會較無關聯的活動，正反應了人口流動後日本原有緊密的社會組織鬆動，社會個人化的狀況。儘管越平連在各地都有分部，但這些分部僅是當地的行動者掛名發起，實際的行動則由各地的組織者展開，並未有全國性的協作，是相當鬆散的社會運動組織。

70、80年代的日本正值高度經濟成長時期。此時的自民黨政府一面增加對公共投資與國民年金的財政挹注，藉由公共建設與福利政策，緩和城鄉居民的不滿，日本的社會運動也因而一度沈寂；另一方面，自民黨以企業為中心重組政黨的社會基礎：採行終身僱用主義，員工對公司有高度向心力的各大會社，漸漸取代瓦解中的町內會，成為自民黨的主要票倉。

自民黨的新社會基礎，終究在1990年代因財政匱乏、非典型僱用取代盛行後瓦解，自民黨獲取政權的能力也因之下降，五五年體制（自民黨長期執政）也在此時產生破綻。首先，財政匱乏使公共投資衰退，企業不再能藉由支持自民黨來換取政府標案的大餅，企業對自民黨的忠誠因而不再；其次，企業內部的向心力也因僱用機制的改變而衰落，非典型僱用的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遠遠不如終身僱用者。內在組織原理的改變與外在經濟誘因的喪失，使企業不再是自民黨的社會基礎；而町內會等共同體的崩解趨勢也沒有改變。自民黨舊有的社會基礎瓦解，但卻找不到新的根基，黨員人數因而不斷下降，得票能力也日益萎縮。正由於自民黨的弱化，1993年才有終結五五年體制的細川護熙內閣聯合政府出現。而晚近2009年至2012年民主黨為首的非自民黨政權的出現，也是這個趨勢的產物。

2011年福島核災的衝擊，在社會運動沉寂已久的日本，開啟了新一波運動風潮。這波新的反核運動，也不脫1990年代以來日本的政治、社會結構的影響：運動的發起者，便是已成為就業人口多數的非典型就業青年勞工；傳統的町內會或工會組織也不再為組織者倚賴，透過網路傳播資訊吸引理念相近的個人到場，才是這些行動的動員方式。

新一波的社會運動也衝擊著媒體。在23日晚上《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放映座談中，小熊特別提到：由於長期缺乏群眾運動，日本的媒體在東京市民開始在市區、國會前乃至首相官邸前展開示威抗議時，對這些行動了解甚少，因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不曉得從何報導起。全國的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福島，卻對首都的這些行動毫無所悉。在欠缺媒體關注的情況下，他們不僅透過網路動員，也藉由網路散布活動紀錄。這些零散的，市民們藉由網路發起的群眾運動，最後結成了首都圈反核電聯盟，並開啟了每週五晚上固定在首相官邸前進行抗議的日常式抗爭。

以首都圈反核電聯盟為代表的這波社會運動雖以反核為主訴求，但其內涵卻不純然是對核科技的質疑，還帶有對當前日本政治機制無法反應民意的不滿及對未來的不安。而近期以SEALDs為主要號召團體的反安保立法運動[2]，也與311後的反核運動共享類似的社會基礎與方法：不僅參與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在國會議事堂前定時抗議，也同樣帶有對日本民主制度的質疑。

在兩個小時的演講中，小熊有意識地將60年反安保、68年學運（全共闘）、70年代的社區居民運動，乃至今日311核災後新起的公民運動放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情勢中分析、把握。因而25日的演講，實際上可以說是簡明日本戰後政治社會史。這種總體的視野，正展現了歷史社會學知識與分析如何幫助行動者理解當下，乃至藉由深層的理解，探求未來方向可能性的思考。學問如何可以貢獻於社會？學術研究如何與個人社會行動互為扶持，乃至結合？儘管小熊並未明確的談過這個問題，但卻在25日的演講中，明確地展現了一種可能的方式。

25日的演講座無虛席。

民主的未來與新安保法制

正如我們一開始提到的，臺灣的聽眾提起經常提起有關戰爭與安保立法的問題。無論在9月23日中研院、9月24日上午臺大歷史學系乃至當晚誠品信義店的新書發表會中，都有聽眾提及相關的問題，小熊也就這些問題，回覆自己的觀點。

在9月23日中研院的演講中，小熊討論的是近代、日本與亞洲之間的關係。他試圖透過闡述不同時期國際政治的規則，點出日本在其中的應對。小熊指出，19世紀西方勢力再次進入東亞後，帶來了新的政治體系：「文明國」與「殖民地」。在不能成為「文明國」便難逃殖民地化的信念下，日本成為東亞中最早採納了文明國體系的國家，建立起具有西化的憲法、教育、學術、軍備的明治國家，展開對外擴張。在早期的對外擴張中，日本援引國際法為自己的行為加以正當化，可說是相當適應19世紀東亞新國際關係規則的國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卻沒有跟上當時國際協調的趨勢，持續採取擴張的策略，後來更在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下，走上了國家統制、軍國主義的道路。

大戰之後，東亞的秩序以美國為中心進行重編。在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之下，東亞各國與美國的關係，遠比各國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來得重要。小熊認為，這樣的冷戰秩序也造就日德之間是否負起戰爭責任為其道歉的差距：在歐洲，德國所處處於一個各國共存、協合的外交體系中，因而必須積極面對各國的壓力；但日本所處的東亞，卻是由美國分而治之的外交情境，日本因此迴避了各國的壓力。事實上，德國也同樣受限於冷戰體制，如德蘇之間的戰爭責任問題在冷戰期間並未與如德國對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受到重視，直到冷戰結束後，德國才進行處理。因此，小熊認為冷戰體系下不同的外交情境與不同位置，影響了日德對各國戰爭責任訴求的處理。

小熊認為，日本是東亞最為適應冷戰秩序的國家，在外交上、在經濟上、在內政上都從冷戰結構中獲益。也因此，在冷戰秩序瓦解之時，日本又再一次地落後於國際趨勢。與一般著重「蘇東波」的觀點不同，小熊認為冷戰的瓦解事實上緣起於亞洲：越南戰爭以後，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下降。到了1980年代，從菲律賓、韓國、臺灣直到中國（卻嘎然而止），在生產、資訊科技的提昇的背景下發生的民主化運動，逐步瓦解了冷戰秩序。不過，相對於週邊國家，此時的日本卻沒有同樣的民主化政治變動。這是因為日本在1952年GHQ結束佔領後，順利地建立起了民主化的政治體系，因而並未受到這一波民主化的浪潮的影響。儘管民主體系早已確立，但日本僵化的政治體系，卻無法順利地面對冷戰後的國際政治情勢。

小熊以日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所闡述的東亞秩序變遷，與學界一般見解相去不遠，並未有太多突出之處。令人感到興味的，則是小熊在演講結尾時，對當前政治變遷的觀察與展望。小熊認為：在今日世界，隨著人口與經濟的快速流動、資訊科技的發達，過去基於民族國家的代議民主已經無法應對當前的政治挑戰，直接民主的訴求在各地逐漸抬頭，因此可能會有新的，能夠應對這些問題的政治體制產生。如果說，25日的演講著重於回顧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歷程，23日的演講問答，則試圖探索未來將會走向何方。

提問時，與會者追問道：如果現有的體制已經無法應對當前的挑戰，那麼新的政治體制會是如何呢？小熊表示，他不是預言家，也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不過，他進一步地闡釋他在演講結尾做的觀察。小熊認為，目前民主政治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對國際政治規則的不滿，二是人口流動帶來的衝擊。

就國際政治規則的不滿而言：過去各國之間的國際協議，多半透過民選代表或政府彼此交涉來達成；但在全球化各國協議日益頻繁的今天，不僅國家的自主決策能力下降，這種代表談判模式也無法令國內民眾滿足。受到全球化跨國流動影響的民眾，其問題也未必能夠在國家層次的代議機構中獲得解決。

人口流動則衝擊地方層次的代議政治：舉例而言，某城市可能在十年前決定一項都市規劃，但十年來的人口流動，使得城市人口構成大幅改變，對轉變後的城市而言，當時的規劃可能已經不再合適，也不再為當前的民意所肯定。以定居民為基礎想像的代議民主，因而在人口快速移動下受到衝擊。

當前基於民族國家的代議民主，在國際、全國以及地方的層次，受到不同層面的流動性影響而產生問題。能夠應對這種人口、資訊大量流通的流動性狀況的政治體制，才能成為未來的政治體制。這是小熊對未來民主政治的觀點。

民族所的黃智慧助理研究員則就小熊資訊科技帶來民主化的觀點，以日本的發展狀況提出質疑。黃教授表示：在亞洲國家中，日本的資訊轉型最早，但為什麼日本的政治在80年代仍然是掌握在自民黨手上？民主轉型似乎並未伴隨而生。雖然後來1990年代與2000年代曾有兩次非自民黨政權，但最後都慘敗收場。這樣看來，日本的狀況是否符合小熊的觀點呢？

就黃教授的問題，小熊則表示演講中是大概趨勢的討論，各國實際的演變，會隋各國內部的狀況有所差異。在日本，與資訊科技發達伴生的先是個人化的風潮，而由此開啟的一連串變動趨勢，也使得自民黨日益衰落。因此，日本並非沒有展現相同的趨勢，只是在現象上略為不同。

在日本，人口流動使得人們脫離町內會這些由自民黨掌握的傳統地方自治組織。欠缺新血的町內會不僅無法再掌握地方居民，成員也快速老化，這使得自民黨的黨員大量下降。不僅是在地方，即便是在70-80年代建立起的社會基礎如企業，也在瓦解之中。

小熊以愛知縣為例進一步分析流失的狀況。在愛知縣，建築業、醫師、郵政等部門都出現大量退黨的狀況：建築業的退黨起因於90年代的財政惡化，不再能以支持自民黨換取營造機會；原先散布在鄉里的醫師，在都市大醫院興起之後，已經沒有過去的動員能力，而這些支持自民黨的醫師有一半退黨；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更使郵政黨員幾乎消失。非典型僱用增加後，公司的動員能力也隨員工向心力的下降而減弱。

可以說，正是冷戰結束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自民黨的基礎，最後導致2009年的自民黨敗選。在今天，弱化的自民黨不得不倚賴與公明黨的結盟。但在野黨無法團結，以及民眾對民主黨執政的失望，使得自民黨能夠繼續執政。在投票率低於60%的狀況下，自民黨仍可以透過殘存的社會基礎，以及公明黨的支持，擊敗分裂的在野黨競爭而掌握政權。如果投票率低落與在野黨分裂的狀況有所改變，仍有機會出現取代自民黨的政權。日本的社會與政治確實在冷戰結束後產生了不小的變動。

黃智慧教授也就當前的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議題，詢問小熊的意見。小熊表示，憲法第九條是日本國非戰憲法的精神所在。因此改變第九條，事實上就是改變整個日本國憲法的精神。也由於改動第九條是極大程度的改動，要更動第九條的政權，必須有民意極大的支持與肯定，才具有改動的正當性。日本憲法並非不可改動，而為了配合安保體系而進行修憲也非不可理解的想法。但就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民黨的支持者以全國而言，實際上是少數，他們僅因投票率低能夠把持政權。在這樣的狀況下，自民黨欠缺國民的信任，也不具有改憲的正當性。

令人憂慮的是，右翼極端份子也包含在支持自民黨的少數派之中。人們因此擔心執政黨另有企圖，在看似沒有問題的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操作、詮釋的空間。就如1999年提出看似無害，僅有兩條正文（國旗是日章旗，國歌是君之代）的「國旗國歌法」（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後來卻推進校園內在演奏君之代時必須起立齊唱那樣，在未來透過延伸法律解釋及行政權力而採取各種意想不到的行動。最後，自民黨曾於在野時草擬相當保守，將公共秩序置於人民權利之上的憲法草案，人們認為若是此時修改憲法，自民黨必將推動這份保守的憲法草案。由於這些因素，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在日本引起民間強大的反對。

交織於東亞的戰爭遺留問題

對日本人而言，新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有著再次捲入慘痛戰爭的憂慮；對週邊國家的人們來說，也扣著日本侵略再起的擔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來，戰爭並不會如此輕易的發生。但安倍政權推動修法正逢終戰70週年之際，如此巧合的時間點，自然更加挑動東亞各國的迥異的戰爭歷史記憶。恰巧此次小熊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主題之一，正是七十年前那場戰爭的經驗。在各場演講之中，也就免不了對戰爭責任、賠償、記憶有相關的討論。

在《活著回來的男人》第九章中提及父親小熊謙二成為共同原告，與中國籍朝鮮人吳雄根一同向日本法院提出朝鮮人徵兵賠償訴訟時，小熊曾論及冷戰局勢如何阻擋了戰後補償／賠償的可能，致使各前殖民地的索賠運動，直到1980年代才伴隨民主化對冷戰威權政權的衝擊而風起雲湧。在此，小熊的討論是為了說明其父親所參與的行動，因而是以日本國內的索賠運動，延伸至朝鮮系民眾如何爭取賠償為論述的主軸。

相對於此，24日晚間《活著回來的男人》發表會中與談的吳叡人副研究員，則以臺灣經驗為立足點，從前殖民地的角度說明了求償的困境。吳叡人指出，戰後盟國並未給予殖民地人民國籍選擇權，因此以日本人身份請求賠償或補償成為不可能的途徑；其後，在美國的影響下，與日本簽訂和約的各國，都放棄了賠償請求權；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時，也放棄了國家的賠償請求權。至此，前日本佔領地與殖民地人民，僅能以個人身份向日本提出賠償請求或訴訟。這也是1980年代以來，臺籍日本兵等求償行動採取的策略。[3]

終戰七十年之際，日本是否（再次）道歉，也成為許多人關注的問題。儘管安倍晉三最終援引歷屆內閣的立場，做出一份被認為向反對者妥協的談話。但安倍的動向以及日本國是否對七十年前的戰爭作出足夠的反省與懺悔，仍是許多人關切的焦點。24日上午小熊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演講上，也有聽眾援引關鍵評論網上一篇香港部落客Mayi的文章，詢問為什麼現任天皇不能道歉？而對於過去的戰爭，當今的日本年輕人如何看待？

小熊英二24日在臺大歷史學系演講

小熊就這兩個問題回答道：大部分的年輕人對過去的戰爭記憶其實並不關心，也沒有什麼想法，這是全世界的現象，日本也不例外。儘管在日本網路上有許多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論（網路右翼），但事實上只是少數人的聲音。曾經有調查指出，這些網路右派只佔網路人口的1%不到，因此很難說年輕人有右翼傾向。但這並不是說年輕人有意識地否定右翼，而是因為他們並不怎麼關心這項議題。

至於現任天皇是否道歉的問題，小熊則表示：由於在戰前天皇被各種政治人物利用，成為遂行軍國主義的機制。戰後因而對此形成了天皇不介入現實政治的共識；在戰後憲法中，天皇僅被賦予國民總體意識象徵的地位。因此，在今日的日本政治安排中，天皇僅是一個讀政府劇本的角色。無論現任天皇的意願如何，日本政府應該不會許可他自行對外道歉。儘管由天皇道歉似乎是一個好的方案，但要真的落實，需要相當的程序。

提問人繼續基於Mayi的文章追問道：根據文章內的觀點，安倍70週年談話的用語，在日文中是歉意相當強的字眼。那如果（作為國民代表的）首相可以這樣做，為什麼天皇不能呢？

小熊進一步回應道：安倍原先的談話草案，與最後發表的內容其實並不相同。在早先的民意調查中，約50-60%的國民表示政府應對侵略與殖民地統治進行道歉，約25%認為不需要道歉，約20%則表示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在這樣的民意下，安倍做出了一個在道歉與不道歉之間折衷的聲明。作為首相，安倍終究不能忽略多數人的意見。

至於天皇是否應當道歉？小熊也做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表示輿論界確實存在這樣的聲音，但外務省卻有不同的看法。好比對英國的殖民地統治，由首相道歉並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女皇是否道歉，則會產生不同的議論。正如前述，日本國民也不希望天皇有政治性的參與。儘管對外國人來說，天皇是日本重要的象徵；但對日本人而言，日常生活中並不會特別感受到天皇的存在。對一般日本民眾來說，所謂的天皇就是「在正月一日時出來和大家揮揮手」的人物，並不被賦予政治權力。要讓這樣的存在代表國民作出外交上的重大聲明，似乎不在一般日本人的認識、考慮之中。這樣的觀點當然與東亞各國的民眾看待天皇的態度有很大的落差，但正如其他國家也不知道日本人只把天皇當作在正月時和大家揮手的人物一樣；日本國民多半不曾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民眾如何看待日本的天皇。

《活著回來的男人》新書座談會，左起譯者黃耀進、作者小熊英二、與談人吳叡人。

類似的問題，也在新書發表會中出現。小熊除再次回應外，又進一步地就讀者的提問，討論了日本國內外媒體對左右派聲音的不同處理：儘管在國外媒體對日本的右派言論大幅報導；但在國內，卻是這些軍國主義者經常表示自己的意見不受媒體關注。東亞各國的媒體經常表示日本是一個沒有歉意，不知反省的國家。這樣的看法並不算錯，但在日本國內，並非人人如此。過去的民意調查指出，日本國內絕對支持戰爭的人不到10%，批評或反對戰爭的人，隨調查的不同，而在30%-40%不等的比例間擺蕩，其他50-60%的民眾，則是不太關心這個問題。就小熊自身的觀察，這樣的民調數字確實反應了日本社會的真實狀況。小熊表示：當然保守右派的發言非常醒目，但如果大家把這樣的言論當作代表日本的實態的話，對日本國民，對我自己來說都是非常遺憾的事情。而《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也希望在這樣的日本圖像之外，展現一個普通人的經歷與觀點，呈現日本國內的不同聲音。

在臺灣閱讀小熊英二

此次聯經出版《活著回來的男人》前，小熊《「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一書，便因其處理了臺灣在帝國中的位置而被翻譯引入。除了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在2011年之後以《日本人的「國境界」》為名，分三冊逐步校訂出版的全譯本外；2012年薛化元教授也在其主編，用以引介日治臺灣史領域，日方重要研究成果的《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中，選錄了該書第四章「臺灣領有」與第十三章「『異身同體』之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部巨著為我們認識臺灣以各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中的位置、理解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族界線的問題提供了一張地圖。故而是對日本帝國及日治臺灣史有興趣的讀者，不容錯過的一本著作。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原在岩波書店著名的《世界》雜誌上連載刊行。直到今年6月完結後，方由岩波書店方以「新書」形式出版。聯經中文版問世距離日文原版問世，不過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速度之快，令人驚異。雖然翻譯有些細節處理上的問題，但大體通順。[4]

正如吳叡人教授在新書座談會引介時指出的：小熊在書中將其父親的經驗社會化，將小熊謙二的經歷，視為日本社會之中特定階層的一員加以論述，使得這本小熊謙二的傳記，成為一本跨越戰前與戰後，具體而微的日本社會史。不僅能夠豐富臺灣人對日本乃至東亞戰爭經驗的認識，也能夠給予臺灣讀者在日本高度經濟發展的中產社會想像之外，一個不同的日本戰後社會發展視角。

除了聯經出版的新書，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也在今年六月翻譯出版了小熊英二與上野千鶴子的鶴見俊輔訪談《戰爭留下了什麼》（戦争が遺したもの，2004）。這本書也已可在臺灣的簡體書店購得。《戰爭留下了什麼》的主題是鶴見本人戰爭期間的爪哇軍旅經驗及戰後的思想界參與。與作為社會史的普通人故事《活著回來的男人》不同，這是一本偏重思想史的菁英故事。但恰如《活著回來的男人》添加了社會學的分析，使其成為一本具有社會史意義的著作而不同於坊間常見的回憶錄與傳記；《戰爭留下了什麼》也迥異於一般訪談錄：訪問者在採訪之中，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使得本書與其稱作訪談錄，不如說是基於鶴見經歷的三人對談集。《活著回來的男人》、《戰爭留下了什麼》兩者相互交錯，展現了各具特色卻又互相呼應的閱讀風景，給予我們多重的視角與反思的契機。

小熊英二作品的中文譯本。

臺灣的讀者對鶴見俊輔應不陌生，他的名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早於1984年由李永熾中譯，以《日本精神史：1931─1945》為名，由學生書局出版。2008年行人文化實驗室又出版邱振瑞新譯。就此而言，《戰爭留下了什麼》所呈現的學思歷程，顯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鶴見在《精神史》中對日本社會與思想界的分析與批評。

但《戰爭留下了什麼》能帶給我們的卻不只於此。儘管此譯本也有一些問題[5] ，但拜其特殊的形式與內容所賜，此書在觸及的議題上、在觀點上都頗有可觀。例如在書中三人曾談及鶴見在爪哇軍旅時期的慰安婦參與與見聞，以及1990年代與大沼保昭、和田春樹等致力於日韓友好與民主運動的知識人一同參與慰安婦補償機構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AWF）的經驗與反省。對於這些經驗，作為性別研究者的上野往往提出尖銳而直接了當的質疑，並未因鶴見是當事人而有所保留。如對於AWF的失敗，上野便質疑當初的構想過於簡單；小熊也表示這樣藉由外圍組織處理問題的方式，是日本政府慣用的手法，一旦出現問題，便將其拋棄。鶴見對於這些批評幾乎是坦然承受，也承認AWF確實沒有達成原先的目的，反而招致了許多問題，與小熊、上野一同檢討AWF的意義與貢獻。（簡中譯本頁45-54）相對於臺灣在國族主義與馬英九總統政治語言的扭曲下，對慰安婦被迫與否問題的扁平爭執，上野、小熊與鶴見之間的交鋒，應能提供臺灣社會對慰安婦問題更多元、深入而尖銳的見解與思索。

而就《活著回來的男人》所涉及的戰後經歷而言。亦有不少通論性的作品可以與小熊的個人經驗對話。如臺灣早已有Chalmers Johnson名作《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譯介，提供以國家為中心的總體經濟分析觀點[6]；小熊在《活著回來的男人》討論「一億總中流」時引用的橋本健二著作《「格差」の戦後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歴書》，也在2012年出版了簡中譯本 [7]。對戰後初期的總體社會狀況，則有John W. Dower的名作《擁抱戰敗》可供對照[8]。

觸及日本戰爭經驗與戰爭問題的書籍更是不勝枚舉。甚至在意想不到之處亦可見其蹤跡。如橋本忍《複眼的映像》多為電影迷收藏，讀者多半注意其討論如何拜入伊丹萬作門下，橋本與黑澤明結識、合作以致分夥的過程及橋本對電影的看法。但中提及橋本於戰爭期間感染肺結核，入住傷兵療養所的生活，恰可與小熊謙二的戰後療養所生活對照[9]。更別說在此之外，臺籍日本兵或留日人士相關的回憶與紀錄，也能互為參照，甚至就彼此觀點、敘述相異之處相互叩問：對日本與東亞的人們，70年前的那場戰爭意味著什麼？而日本的戰後經濟發展，在常民的眼中又是如何？將《活著回來的男人》的個人史敘事放在這些相關著作的知識之網中，令彼此激盪、詰辯，必能開啟我們對歷史更多元、深刻的認識。

在這些實證的紀錄、分析作品之外，我們也可以將小熊的作品放在處理相關議題的小說之中閱讀。儘管小熊紀錄的是「實在的」經驗，而文學作品呈現的卻是想像的故事，但這些不同的經歷與形象卻並非純然的虛構，而是有所根據的想像，其中也折射了某種經驗類型與社會現象，因而不乏可與《活著回來的男人》或《戰爭留下了什麼》之間對話的內容。

就戰爭經驗而言，如1950年代極具影響力，臺灣也很早譯介的五味川純平《人間的條件》，乃至著名社會寫實作家山崎豐子一系列相關寫作如《兩個祖國》、《不毛地帶》與《大地之子》，都是直接叩問戰爭及其遺留的作品。此外，我們也能在一些社會寫實作品之中見到戰爭經驗的影子：如宮部美幸《模仿犯》中的有馬義男，便以戰爭經歷與其沉穩內斂的性格連結，展現一種庶民的戰爭觀點。這些不同的經驗書寫與觀點，正可與小熊兩本中譯新書互相參照、叩問。週四吳叡人與談時，也特別將《活著回來的男人》與同樣觸及西伯利亞戰俘經驗的《人間的條件》與《不毛地帶》兩部作品相提並論：指出這兩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具有高度良知的英雄；而《活著回來的男人》卻在這樣的英雄敘事之外，提供了一個凡人的視角。

戰爭經驗之外，涉及日本戰後社會經驗的文學、影視作品更是多如繁星，如黑澤明《酩酊天使》、《電車狂》展現的都市邊緣、小津安二郎描寫上班族、日常生活與家庭的電影（甚至小津本人的戰爭經驗） [10]，乃至與描寫通產省官員如何推動戰後復興，城山三郎的小說《官僚之夏》及其改編影集等作品，其中描繪的世界，都與能與《活著回來的男人》互為對話。

即便是不以社會寫實為重的村上春樹，也能與小熊來臺演講的內容及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相互叩詢：如以學運為背景的《挪威的森林》、觸及戰爭疏散的《海邊的卡夫卡》，乃至緊扣滿州—西伯利亞經驗的《發條鳥年代記》。村上以內向的、偏重都會人孤寂內心與感知聯繫的文學敘事，叩問著戰後日本人的心靈；恰與《活著回來的男人》之中，小熊著重外在世界關聯與分析，描寫在中小企業中打滾，處於社會之中，為了生活打拚的父親的社會歷史學敘事，在形式上成為鮮明的對比，卻又在內容中互相呼應，以不同的角度，映射出戰後日本社會的不同面向。

跨越隔閡才能邁向共同的明天

在臺大歷史學系演講時，小熊認為歷史學者的作用，在於藉由其專業，開拓對話與共識的可能，以促進人們對過去的共識而形成社會。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並不限於民族國家的疆界，而是多層次的，而每個人也可以同時屬於多重的社會。對小熊而言，歷史學為了促進共識而存在的；在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中文版序文與後記中，小熊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序文中，小熊提及自己最尊敬父親具有「同理的想像力」：能在肯認彼此同為人類，享有某些共通人性的同時，進一步地觀察人們所處的不同位置，及其所面臨的結構處境，並而以同理心理解對方的處境與行為，而非僅因處於對立的位置便將對方加以妖魔化。小熊認為，這種「同理的想像力」正是這個世界所欠缺的。若我們希望創造更美好的世界，那麼幫助人們跨越各種界限而互相理解的「同理的想像力」正不可或缺。小熊所說的「同理的想像力」，正與歷史學中所謂神入（empathy），以及歷史思維的部份概念相仿。

歷史學是否為了社會共識而存在，容或見仁見智。但小熊提及的「同為人類」、「同理的想像力」以及溝通的必要，確實是當下世界所缺乏的。社會、歷史往往是複雜的構成，而我們的認知總是不免簡化。儘管如此，但若我們不能時時提醒同為人類以及世界的複雜，放任認知上不可避免的簡化，甚而極端地將他者與過去簡化成臉譜式的圖像，最終往往無助於相互認識，只是強化自我認知模式的偏見，將敵我的壁壘越築越高。若是如此，溝通、和解、共生，遂為不可能之事物，那麼，我們不必憂慮全控式社會的反烏托邦到來，人類自身便將回到個體對抗個體永無止盡的戰爭。

這樣的憂慮或稍嫌誇大，但其實並不遙遠。在今天的臺灣與東亞，我們不乏各種左右翼的僵化認識與漫罵，以及大眾媒體的刻板印象再製，讓我們離互相理解越行越遠。例如，日本政府或其領導人早已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對戰爭相關的不同議題致歉，但在漢語圈仍常見「日本從未道歉」的論調。這樣偏離事實的否定論調，反而導致日本國民對反覆道歉的不滿漸漸高漲。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調最終刺激的，是另一個與之抗衡而強硬的民族主譯論調，從而令東亞的局勢與各國人民之間更加緊張。

日本是否作出足夠的反省與懺悔？這個問題的討論應當立足於這些日本政府已有的作為之上，檢討其是否足夠，或仍有什麼不足之處。甚至更進一步地從日本社會內部的歧異與對抗，理解日本外交決策的軌跡，而非無視於這些作為及其原因，繼續以紮稻草人的方式，做出不切實際的批評。正如前面所提及，吳叡人與小熊對戰爭賠償問題立足點不同的分析，被國境界分割而處於世界結構中不同位置的民眾之間，觀點與感受必然有所差異。即便是在同一國境之內，也往往是各種立場紛陳。一旦我們不具有彼此溝通與認識的意圖，捨棄結構、多元性與同為人類的共同認識，反而以全稱而否定的論調，繼續這些僅是自我感覺良好，以為佔據道德高位的對抗，不僅無益於面對現實以及其問題，更存在撕裂社群、增加對立的危險。可惜的是，基於各種政治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原因，許多人仍以鼓吹、再製這種認識為能事。

在這樣的環境中，小熊英二的著作可說為我們帶來一種提醒。透過展現世界的複雜面貌，小熊英二不斷地向同質的、單一的想像挑戰：《日本人的「國境界」》如此，《戰爭留下了什麼》如此、《活著回來的男人》也是如此。也唯有我們認識世界的複雜多元，發揮「同理的想像力」，試著理解結構背景與他者處境的限制與可能，才能達成某種互相理解。只有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反思與批判成為不切實際的道德空談。

小熊對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的深入理解，以及他通俗與學術寫作兼優的文筆，使得他的作品能成為一道道橋樑，為東亞各國之間，現在與過去的理解開啟可能。正如小熊在新書發表會上所說的：他的著作可以從各式各樣的角度與方法閱讀。我想，無論是學界內外，都能從小熊的作品中，更為深入的認識明治以來的日本與亞洲世界。據聞，小熊討論社會運動與民主的《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2012），近日也將在臺灣出版譯本，我們樂見小熊的著作能在臺灣一一引進，也期待能有學術出版社引進更多他的學術專著。在此同時，我們也不妨就此各自出發，以自己的方式，和小熊一同叩問近代日本與東亞的多重面貌，理解不同國界內外，不同人們的想法與經驗。當東亞各國的人們對彼此能有更多的理解時，誤解、衝突與戰爭也才有可能在環中國海的四周消弭。這或許是終戰70年之際，閱讀小熊作品能為我們帶來的一種可能。

本文草稿蒙許仁碩、盛浩偉兩位撥空過目，惠予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註腳

[1] 分別是聯合報記者陳宛茜，〈日本兵傳記憶二戰「可視為某種道歉」〉，《聯合報》2015年9月24日，http://udn.com/news/story/6809/1206781；阿潑，〈專訪小熊英二（上）：如果寫父親都看不懂的文章，代表這是空談〉，udn鳴人堂，2015年10月1日，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54/1222460、〈專訪小熊英二（下）：大眾媒體已跟不上社會〉，udn鳴人堂，2015年10月2日，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54/1225149；李忠謙，〈小熊英二專訪》人跟人國與國最重要的都是信賴關係〉，風傳媒，2015年10月5日，http://www.storm.mg/article/68292。李志德，〈一位平凡日本兵折射二戰大歷史〉，端傳媒，2015年10月1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3-taiwan-EijiOkuma/。這四篇報導中，以李忠謙、李志德的訪談最佳。阿潑的訪談前言很大一部分是剪裁新書發表會上小熊的發言，有些言論在剪裁之後失去了原有的脈絡。

[2] 有關此次安保立法的主要爭點，可參考林彥瑜，〈日本年輕人為什麼反對安保法制？──從「憲法九條論爭」談起〉，想想論壇，2015年8月5日、6日（上）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406、（下）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411。

[3] 有關臺灣的民間索賠、索償運動，可進一步參考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3:1（1996），頁173-228。蔡教授該文寫於1996年，已經是10年前的舊文，但在此之後，筆者尚未見到對此議題相關的漢語學術討論。

[4] 聯經譯本在專有名詞的翻譯上顯得猶豫不決，例如在頁372將日本專指高齡化人口過高而難以維持聚落社會生活的「限界集落」一詞翻為「極限聚落」，又另外出註說明。但漢語裡面並沒有這種用法，似乎沒有特別翻譯的必要。相對於此，頁252的「御用聞」（御用聞き）就採直譯的方式，但譯註卻給錯了意思（應指巡迴各地接受商品預訂的商業手法）。譯本雖然添加了譯註，但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著作，仍有不少專有名詞應出註而未出註，也有一些譯註過於簡略，並無幫助理解。另外譯本也有極少數的段落語句不順，如頁205第二段。

[5] 該書譯者將通常專指戰爭時期日本共產主義者在國家的壓力下，放棄共產主義，甚至轉而支持軍國主義的「轉向」一詞，全部翻譯為不具特定歷史現象指涉意味，也無關於立場與國家權力的「變節」。不僅與一般用法有異，也與鶴見本人對此現象的定義有所差距。有關鶴見的看法，可參見《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譯，臺北：行人，2008）「關於轉向」一節的簡單討論。又如譯者對戰前日本的舊制學校不熟悉，把舊制具有大學預科性質的高等學校直接翻作中學校。

[6] Chalmers Johnson著，姜雪影、李定健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臺北：經濟與生活，1985）。

[7] 彭曦等譯，《戰後日本社會階級構造的變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順帶一提，本書與北京大學的《戰爭留下了什麼》譯本，都是笹川中日友好基金會與中國多個出版社合作的「閱讀日本書系」的選書。但這個「閱讀日本書系」的選書則較為深入，撇去翻譯的問題，可以說是相當適合想要更進一步理解日本的讀者們閱讀。我們也期待臺灣的出版社能推出自己的譯本，將這些書引介至臺灣。

[8] 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此書三聯書店今年八月又改版重出，未知譯文是否有改動。

[9] 橋本忍著，張秋明譯，《複眼的映像》（新北：大家出版，2011），頁14-29。

[10] 小津安二郎著，陳寶蓮譯，《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臺北：新經典文化，2013）。吳叡人24日與談時曾討論到日本人戰爭經驗與反省的多樣性。指出竹内洋曾在《革新幻想の戦後史》中指出在以丸山真男等知識人為代表，對戰爭感到愧疚、反省的「悔恨的共同體」之外，還存在著對戰敗感到可惜的「無念的共同體」。吳叡人提到這點時，筆者立刻想起的是小津安二郎《秋刀魚之味》（1962）中，由加東大介飾演的坂本芳太郎，在酒吧裡請老闆娘放海軍進行曲，哼著哼著，對過去的長官，笠智衆飾演的平山周平說：「要是沒有戰敗多好呀。」這是否是參與戰爭，直至湖北前線的小津心中的感觸呢？今天的我們，也已不得而知了。

08-14 [時事] 對周婉窈教授〈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的檢討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Fri, 14 Aug 2015 04:16:00 +0000

8月28日按：本文原是〈讓「剛性課綱」更糟的課綱微調〉一文的第一個註腳，因為實在寫得太長了，所以後來決定改成一篇單篇網誌，提前發表。再以自我引用的方式加到註腳之中。今天文章刊出，故添加此按語。

周婉窈教授在7月23日發表〈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一文，針對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的十七項爭議提出批評。這篇文章被廣為流傳。但細看之下，卻有許多「想當然爾」的批評，而非根基於史學研究成果進行的批評。筆者也不認同將課綱本文視作一個完整文本，進而認定其具有特定「史觀」的批評進路。這種討論方式是訴諸民族主義的敵我辨識，並不能真正釐清問題。筆者已經就其中「中華文化」與「慰安婦」兩項內容為文檢討。此處再就「原住民族」、「清廷」、「顏思齊」、「領域編排／編年編排」，以及「專業」問題五項做簡單討論：

有關「原住民族」一詞的使用

周教授指「基於各種學術理由，歷史學上我們用『原住民』，不用『原住民族』」，但就筆者所知，歷史學並未對此有任何共識。

事實上，除了對應歷史上特定的制度或現象外，歷史學界幾乎沒有任何標準用詞可言。周教授這裡的解讀，其實是延續吳俊瑩，〈課綱說：平埔族的歷史不用寫！〉（2014年2月17日），並增添個人意見而成。

課綱中使用「原住民族」一詞沒有問題，過去九五、九八課綱皆曾在主題用過「原住民族」一詞（九五課綱為「臺灣原住民族」、九八課綱為「考古與台灣原住民族」），九八課綱更在重點、說明等欄使用此詞彙。

此次修訂之爭議，是在微調者們以「《原住民族基本法》這樣稱呼，我們就這樣稱呼」這種字面意義的解讀做為修訂的依據，而非肯認對應 Indigenous Peoples 的「原住民族」一詞背後的多元性與集體權。微調者們不僅未增加原住民族之內容，新增加內容多圍繞各種清廷之政治措舉，反而更加排擠本就處於邊緣的原住民族相關內容。

清廷不可以嗎？

周教授認為清廷用詞帶入中國正統史觀，應以清帝國或清代取代之。但學界並沒有肯定清必須為帝國。事實上，「清廷」、「清代」、「清帝國」的用法，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歷史問題，就如「原住民族」一樣，未必要因為修改者帶有正統觀，而加以反對。

有關此問題，可參見Mark C. Elliott（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頁29-40。

近來學界眼中的顏思齊

周教授以岩生成一的研究，認為顏思齊與李旦為同一人，是鄭芝龍掩其身世的創造，因而主張不應將顏思齊寫入。但近來的海洋史研究，皆不採納岩生成一的論點。新近研究的看法多半認為顏思齊存在，但事蹟不明確。

學界看法轉變的關鍵原因，在於顏思齊確實在中國文獻中可見，而荷蘭文獻中也出現與李旦（Captain China）不同的Pedro China。鄭維中在其博士論文改寫之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一書中，便認為 Pedro China 就是顏思齊：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Yen Scu-ch'i, a legendary figure who was running deerskin-export business before Dutch arrival, is identical to the Pedro China in the Dutch sources.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p.262 n. 74.

課綱不應寫入顏思齊，其原因是課綱不應做如此細微之規定，只須要求課本討論當時各國武裝海商／海盜在臺灣的活動即可。顏思齊是否存在，其實不須作為論據。

周教授的意見，見周婉窈，〈高中臺灣史教學散策〉，98高中歷史課綱‧大家談，2010年3月9日。
關於提及顏思齊的中文文獻，見Tonio Anderade（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118-119，註13。

領域式編排好，還是編年式編排好？

周教授認為領域式編排較編年式編排為佳。筆者認為此二者間並未有絕對的優劣，端視何者更能讓編者交代歷史發展過程而定。如威權統治的影響是多面向的，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在處理此種影響廣泛的歷史現象，無論是過去的領域式或今日的編年式，都存在著割裂的危險。

「專業」的迷思

在反課綱微調的論述中，經常出現「專業」與「非專業」的區分。在周教授的文章中，更有一種「因為我是專業，所以我提出的主張都是對的」的暗示。但問題是，歷史學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學科。事實上，過去二十年最重要的台灣史著作之二：《番頭家》與《米糖相剋》的作者柯志明並不是歷史學出身；建立臺灣法律史這個次學門的王泰升也不是；考察出土牛界以及，建立「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和「地域社會論」的施添福也不是。一些社會科學的重要學者如劉進慶、瞿宛文、吳乃德、王振寰、蕭阿勤等，都不是歷史學出身，但他們的研究或理論都影響戰後臺灣史研究甚深。歷史學在學科邊界上存在模糊，這使得「誰是專業」並不能以出身科系為依據。我們也沒有AHA或OAH那樣足以型塑學科面貌的學者社群，能夠在此做為「專業」判準（國內兩大歷史學會：臺灣歷史學會與中國歷史學會對學術界的影響甚微。最基本的問題即是引文格式。臺灣文史類學術期刊引文格式多是 Chicago Style 的中文化與變形，但國內歷史學界根本沒有統一的引文格式，而這兩個學會也不曾主導相關規範）。

對於課綱恰當與否，還是得回到學術成果的驗證上來處理，以學科身份的「專業」劃分來主張論點的正當性，並非有效的主張。

總而言之，周教授指出的問題並非不存在，但周教授的意見並非都受到學界研究支撐。

08-03 [時事] 也談「慰安婦」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03 Aug 2015 12:13:00 +0000

在課綱論爭中，是否將「慰安婦」改為「婦女被迫做慰安婦」是正反雙方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此問題更被高度的政治化。部份檢核小組成員及一批藍營政治人物強調「被迫」，否則便是「皇民史觀」。一些反課綱微調者如周婉窈則稱「慰安婦不寫被迫，不代表她們不是被迫的，但是否『全部都被迫』，這就要看研究了。不是哪個人說了算。」[1]甚至日前反課綱學生林致宇與王曉波兩人還在廣播節目上耍了一陣嘴皮。[2]然而弔詭的是，這些人都聲稱自己站在正確，或專業的一方；但這些人卻不曾提出現有研究，乃至試著從前「慰安婦」之立場加討論此問題。

事實上，單就這些討論中去脈絡化的「是否自願」而言，臺灣「慰安婦」受害者是詐欺、抽籤、自願皆有的。單純地主張「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無異是將「自願」者的經歷排除於外，同時也是誤導「慰安婦」的核心問題。儘管理論上，綱要的「說明」並未禁止編寫者增添內容。但這種誤導性的言論出現在歷史課綱之中，卻令人感到相當憂心。

「慰安婦」問題在臺灣社會相當邊緣，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慰安婦」狀況了解也相當有限。造成此問題的原因，除了性工作在臺灣社會中的邊緣位置，也包含臺灣對日本帝國解體後遺留的各種問題欠缺反省的問題。婦女救援基金會是對「慰安婦」問題著力最深的民間團體，他們對「慰安婦」受害者進行一系列的訪調，並於1999年出版《臺灣慰安婦報告》，開啟了臺灣「慰安婦」問題的基礎研究。2009年，朱德蘭女士的《臺灣慰安婦》出版，迄今仍是最全面的研究著作。而隨著「慰安婦」的日漸凋零以及日本方面檔案開放的收縮（朱德蘭認為），未來恐怕也不會有研究再發掘出更多史料。[3]因此，如果要以學術的角度來討論「慰安婦」問題，此書是不可繞過的基石。

在書中，朱女士依婦援會的資料，整理了59位「慰安婦」受害者訪查資料。就此次爭論的是否「被迫」而言，資料顯示59位中有29人屬詐欺拐騙，9人自願應徵（多為原花柳業從業者），親人逼迫3人，區役所抽籤3人，人口販賣3人，強迫奉公1人，警察強制11人（皆為原住民族）。[4]這些「自願」或「被迫」的爭論，可以休矣。

「慰安婦」問題並不是「自願」與否的問題，而是體制如何壓迫這些女性的問題。這些成為「慰安婦」的女性，多數原先就處在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或是不識字，或是家境貧困。而日本政府一面透過行政體系及花柳業者或其他協力者募集「慰安婦」，一面透過臺灣拓殖會社與福大會社提供融資，主導此一壓迫而非人道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中，「慰安婦」失去人身自由（強制隨軍，通常不能自由脫離）、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敵軍攻擊）、大量接客乃至日軍的各種獸行造成的身心傷害、經濟上的壓榨（老鴇抽成）。此一戰時體系的剝削性以及「慰安婦」婦女受到的非人道待遇，才是「慰安婦」問題的根本核心。爭論「自願」與否，是淺薄而毫無同理心的作法。

在反對課綱微調的各路人馬之中，尚有一種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言論。那就是以金門「八三一」亦有強制，狀況較「慰安婦」嚴重得多。甚至認為「慰安婦」多為「自願」，而「八三一」多為被迫，藉此質疑「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的更動。[5]

關於「八三一」是否有拐騙強迫問題，管仁健先生早已從過刊報紙社會新聞中指出確有拐騙雛妓的情況。[6]而早在1960年，就有雜誌報導「八三一」的「侍應生」中有被取締之私娼轉送而來者。[7]詳細的情況與軍方是否參與其中，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所見材料，可以說軍方就算沒有主使其中，最少仍有縱容之責任。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以一個罪行去抹滅另一個罪行。任何一個具有基本判斷能力的人，都不會說出「南京大屠殺沒有死得比猶太人大屠殺多，所以南京大屠殺不是屠殺」這樣的言論。但弔詭的是，許多提出「八三一」以質疑「婦女被迫做慰安婦」敘述的言論，卻透露著「慰安婦沒有八三一嚴重，所以不需要特別書寫」的意含。這樣的作法表面上是「尺度一致」，但實際上卻是對這些經驗，乃至罪行視而不見。

今年五月，以歐美學者為主的187位日本研究者們發表了一封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公開信。這封信要求安倍正視慰安婦問題，並採取正面行動。信中對慰安婦問題的認識，可以說是代表國際學界的基本看法。筆者曾經在個人部落格上迻譯全文。在此問題被如此語戲式地（semantic）討論之時，信中對慰安婦問題的討論尤值得我們借鑒與反省：

……被稱為「慰安婦」的體系是最引起紛爭的一個歷史議題。這個議題在日本乃至韓半島（Korea）與中國國內國族主義者的謾罵聲中變得如此扭曲，以至於許多學者，連同記者與政治家們迷失了歷史探究的基本目標，即是理解人類境況並立志改進之。

在受難者的國家，以國族主義目的利用前「慰安婦」的苦難使得國際性的最終處理方案更加困難，也進一步損害了這些女性自身的人性尊嚴。而否認或對曾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一切輕描淡寫也同樣令人無法接受。在二十世紀許多的戰時性暴力以及軍方賣淫的案例之中，「慰安婦」體系以其巨大的規模、軍部門系統性的管理，還有它對日本殖民或佔領區域年少、窮困以及弱勢的婦女的剝削而臭名昭彰。

通往「正確的歷史」並沒有易行之途。許多日本帝國軍部的檔案已被銷毀。那些向軍方提供女性的地方皮條客們的行動，可能從未被紀錄。但歷史學者們業已發掘許多表明軍部參與女性轉輸和妓院監管的文件。重要的證據也來自受害者的證詞。儘管她們的故事各式各樣，並受到記憶的矛盾性影響，但她們提供的集體紀錄令人信服，且可為官方文件乃至軍人及其他口述材料佐證。

歷史學者們爭執著「慰安婦」的切確人數，而這可能永遠不會有無可置疑的答案。確立合理的受害者估數字是重要的。但最終，無論這個數字被評斷在數萬或數十萬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其在日本帝國與它的交戰區域中施行的剝削。

一些歷史學者們也爭辯日本軍部參與此事的程度有多直接，以及女性是否被強制成為「慰安婦」。然而大量的女性在違背她們意志的情況下被拘束並遭受恐怖的暴行已是確證昭然。使用那些專注於特定用詞或孤立文書，拘泥於法律文字的論證來挑戰受害者的證詞，既是錯失她們獸性遭遇（their brutalization）的根本問題，也是否認背後更大的脈絡——剝削她們的殘忍體系。[8]

去脈絡地討論「慰安婦」「自願」與否，不僅是無視慰安婦的真實經驗，更是失卻歷史學最核心的價值與能力——「重建歷史背景脈絡，在脈絡中理解歷史現象」的行為，而這個價值與能力，恰好正是高中課程綱要所要求的核心能力之一。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行為卻在此次課綱「慰安婦」問題上屢見不鮮，乃至微調小組自身都將背反此一核心能力的敘述插入「教材綱要」之中，微調小組的能力可見一斑。然而，筆者也必須提醒反課綱陣營——如果反抗課綱微調是為了一種更好的歷史教育，那麼我們必然要堅決地反對這種膚淺地、去脈絡地討論慰安婦問題的方式。

8月5日後記：

這篇文章在8月2日草成，本來投稿想想論壇，後來編輯告知因為稿擠沒有被選用（想想論壇先後刊了兩篇）。其實這個問題在去年課綱爭議剛起來的時候，婦援會就在臉書上發過一次聲明，表示問題不能放在「自願」與否的層次上。本來想把那篇聲明找出來的，但一時之間找不到。8月3日晚上婦援會又再次發一篇聲明。這裡選錄幾篇這幾天值得參考的幾篇文章（筆者不一定認同）：

關於慰安婦

陳美華，〈課綱微調的慰安婦爭議〉，《蘋果日報》，2015年8月3日（筆者認為這是眾多評論中最到位的一篇，8月18日補充評價）
劉夏如，〈女性主義的應然VS.女性史的實然──慰安婦課綱必須反映研究現況〉，想想論壇，2015年8月3日
吳馨恩，〈慰安婦史論爭：男性本位史觀何時了？〉，想想論壇，2015年8月2日

關於831

王文進，〈那段押送「慰安婦」的日子〉，蘋果即時論壇，2015年8月5日
miss gogo嬋，〈郝爸軍中有樂園小郝見賢當思齊〉，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網站，2006年11月17日。

8月7日補記：
今天才看到《臺灣慰安婦》的作者朱德蘭女士8月5日在《聯合報》的投書，看了非常驚訝，朱女士居然繼續把「被迫」跟「自願」對立起來。這種做法不僅繼續加重性工作者的污名，也將這些「自願」者的受害經歷排除在外。我很訝異做為投入此領域研究最深的朱女士，居然是以如此的態度在看待這些前「慰安婦」。這個保守的立場不正是當初慰安婦們不願意公開自己經歷的原因嗎？難怪書中挑選的口述中，沒有任何一個「自願」者的口述。

朱德蘭，〈課綱爭議／慰安婦非被迫？別傷台灣阿嬤〉，《聯合報》，2015年8月5日。

8月18日補記：

8月7日後幾篇可以參考的文章：

劉夏如，〈夭折的蘆葦 ──被消音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們（上）〉，想想論壇，2015年8月11日。
吳密察，〈101課綱各版教材慰安婦書寫〉，吳密察臉書貼文，2015年8月13日。
黃淑玲，〈不要再消費「慰安婦」〉，自由時報，2015年8月17日。

另外一些相關的舊文可以參考：

江川紹子撰，劉夏如譯介，〈重新理解「慰安婦」問題－大沼保昭教授專訪〉，劉夏如臉書網誌，2014年8月19日。
Amnesty International, Japan: Still Waiting After 60 years: Justice for Survivors of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System, Oct. 27, 2005. （網頁可選中文版下載）
〈謊言——朝日新聞「從軍慰安婦」報道的軌跡〉， nippon.com 日本網，2014年12月29日。

另外，有一些評論（如張智琦，〈思台不思華的一代〉，苦勞網，2015年8月5日）把「慰安婦」說成只針對「殖民地」的壓迫，這種從國族主義出發的評論，錯置了「慰安婦」問題的本質，也誤解了「慰安婦」的史實。「慰安婦」的「徵集」，是包括日本本土婦女的，見「Fight for Justice 日本軍「慰安婦」―忘却への抵抗・未来の責任」網站中，對於日本慰安婦受害者的說明。殖民地的「慰安婦」問題是多重的壓迫（對女性人權的侵害／對殖民地的掠奪），但把「慰安婦」當成是只針對殖民地的壓迫，是完完全全的反歷史國族書寫。

[1] 周婉窈，〈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周婉窈臉書網誌，2015/07/23。

[2] 翁嫆琄，〈課綱改慰安婦全被強迫學生：有證據？〉，新頭殼，2015/07/31。

[3] 今年五月初，臺灣最後的「慰安婦」受害者之一美女阿嬤過世，目前台灣所知的「慰安婦」阿嬤僅餘4位在世。另外朱女士在書中認為日本官方有為避免引起訴訟，故意遮蔽資訊的狀況。

[4] 關於慰安婦受害者的經歷，請參見朱德蘭，《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2009），頁347-462。統計資料見頁349-352、391-392、429-430。

[5] 林瑤棋，〈誰強迫慰安婦？〉，2015/07/11，。

[6] 管仁健，〈強逼幼女賣淫的國軍特約茶室〉，「你所不知道的臺灣」網站，2010/02/06；〈她們是因愛國才來當軍妓的嗎〉，新頭殼，2014/09/11，。

[7] 賈燕，〈「軍中樂園」探秘〉，《新聞天地》（臺灣航空版），期657（1960.09.17），頁16-17。冷戰之島的作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也在書中同時採用陳長慶（Chen Changqing）的口述與此篇報導。見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3。宋怡明在書中也引述陳長慶指出，國軍初抵金門毫無紀律（there was no discipline），經常有打架、偷竊、強暴的案件發生。直到831成立後，強暴案件數才明顯下降。而陳長慶堅持（insistent）軍中樂園中的性工作者，都是自願前來。宋怡明認為，無論實際情況如何，這種強調「不是被迫」的說法，可能是要否定解嚴後將831與慰安婦問題相提並論的論述，可能反應了歷史記憶如何受到當代因素影響。見同書 p. 281 n. 10。有趣的是，今天陳長慶也投書《聯合報》，再次強調「軍中樂園侍應生不是被迫」。陳長慶，〈軍中樂園侍應生不是被迫〉，《聯合報》，2015/08/03。

[8] 〈05-09 [翻譯] 為支持日本國內歷史學者們而發的公開信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Sleepwalking in Macondo，2015/05/09。

06-14 [時事] 課綱微調內外：對臺灣史教育的一些思考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at, 13 Jun 2015 17:19:00 +0000

8月23日補述：

今天重看《番頭家》，發現原本寫的東西有一些問題，雖然不傷基本論旨，但仍需要修正。先做了一些初步處理（更正「熟番」大遷徙與三層制崩潰的因果關係），有空會再做一次詳細的修訂。

寫在前面

這篇文章是在6月2日草成，修改後在6月3日投稿想想論壇獲同意刊載，分上下兩篇在6月5日、6月6日刊出。稍加修改後刊在自己的部落格上。

去年臺北市長選舉的時候，寫了一篇「青山如故，往事如煙」。在那篇文章中，文章主旨，基本上是在展現殖民與認同之間糾結關係。這篇長9000字的文章投了想想論壇跟獨立評論@天下，都未獲刊出。想想論壇的編輯認為文章太長，希望修改，不過我表示沒有辦法（實際上等於要重寫）。獨立評論@天下則是什麼也沒回。

這次把一些對於課綱問題的思考寫成文章，拉雜又是5000字，而且隨著修訂，字數越來越多。本以為大概也沒希望刊出，沒想到投給想想，當晚就收到回信表示願意刊載，只是得拆成兩篇分別刊出。這樣當然多少破壞了文氣，不過以這樣曲折的長文能夠獲得網路評論的青睞，實在是不容易。無論如何，還是要感謝想想論壇的編輯願意刊載。

Carte complète orographique et hydrographique de Formose traduite du Chinois, 1858. Source: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Reed Digital Collections)

交待完背景，來談談這篇文章的主旨吧。

上面這張地圖，是1858年法國人仿製清代中國畫師作品所繪的臺灣地圖。雖然稱作「臺灣山海全圖」，但以我們今天的地理知識，可以很明確的指出這幅圖的許多問題。其中，最明顯不過的，莫過於這幅圖並沒有畫出臺灣東部大部份地區的樣貌。

假使歷史學者是過去世界的製圖師。那麼，我們所畫出的臺灣地圖，也往往如這張150年前的地圖一樣，殘缺而扭曲。然而，不僅製圖師們很少注意這件事；使用地圖的的人，也經常習而不察，視手上的地圖為真理。

這令我感到不安。

課綱問題延燒了一年多，但媒體的焦點仍然在背後的統獨意識形態，而正反雙方，也不乏主張自己所堅持的是「正確的歷史」者。但是，我們很清楚：這幾種臺灣史敘述都不完美，不僅仍有很強的漢人中心主義，在戰後也還有許多沒有重新檢証的地方。而作為在大學擔任通識課的助教，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歷史教育的潰敗。當媒體大幅報導各地高中生反黑箱課綱的時候，我總是在想這些學生在升上大學之後，還會對歷史保有興趣嗎？而他們所理解的歷史學，與「說書」又有什麼不同呢？

這兩個問題，一內一外，就是我這篇文章意圖處理的問題。

「我們需要一種什麼樣的臺灣史？」「歷史思維在歷史教學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試著帶出這兩個問題，並且嘗試提供一個粗略的解答。

這些問題，在之前也不是沒有人討論過，但卻比較少受到重視。除了我這裡引用的幾篇之外，《新使者》雜誌去年6月的142期其實有一個不錯的專題，關心此問題的朋友也可以參看。至於這裡的答案是不是能夠讓大家滿意？是不是切中問題？我不知道。但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大家能夠一起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一、

喧騰一年的課綱微調爭議，隨著教育部宣佈八月上路而越演越烈。這次爭議，就筆者的角度看來，乃是仍較偏向「臺灣島史」架構，[1]但帶有漢人與政治史中心色彩的101課綱，與具有「中華民族」民族主義色彩，著重論述中華民國正當性的微調後課綱之間的抉擇。

是的，101課綱並不是一份完美的課綱，98課綱也不是。[2]

去年課綱微調爭議方起之時，原住民族運動者亦起身抗議歷史課綱，乃至實務教學缺乏原住民族主體性。[3]可惜，儘管課綱中的漢人中心主義如此鮮明，此一訴求始終並未成為課綱爭議中的重要面向。

說來慚愧，儘管筆者的研究領域可以歸分為臺灣史，但筆者對原住民各族的歷史，一直沒有深入的理解。恰巧，最近藉由修課的機會，重讀了柯志明教授十五年前討論清代族群政治的大作《番頭家》。此番重讀，發現六、七年前第一次讀這本書時，確實遺漏了很多細節。其中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柯教授在《番頭家》書中討論的清廷族群治理機制是「有跡可循」，不僅透過史料說明，也在書中舉出了不少現存的遺跡作為佐證。

舉例而言，今日臺中沙鹿的「普善寺」，便見證了令中部族群勢力大洗牌，也是清廷族群政策轉折開端的雍正十年「北路番變」：大甲西社抗清事件。「北路番變」是清代前期的重要事件，最終造成了熟番勢力的大幅衰退，也使得清廷面對新的族群現況，展開族群治理政策的調整。可以說，《番頭家》討論的核心，便是這場戰爭的「善後」問題：如何重新安排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以確保清廷所期盼的「安靜地方」。在此次漢番衝突，或者——「戰爭」中，參與起事而受創甚重，步入衰落的沙轆社，不僅留下了沙鹿的的地名，他們的後裔也仍然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沙轆社事後被改名「遷善」，而普善寺即是沙轆社後人的祭祀團體，「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之所在。[4]

此次善後所開啟的討論，實質上塑造了清廷直至1870年代「開山撫番」之前的族群治理政策基調。乾隆以後，在新的族群結構之下，意欲防範漢人的清廷，逐漸與熟番形成「結盟」關係：清廷以劃定番界、清查界外私墾土地後所獲得的「官有地」，劃撥給熟番，進而要求熟番在番界守隘，成為漢人與「生番」之間的緩衝族群，這個族群配置三層制，被今日學界公認為理解清代前期漢番關係與族群政策的重要機制。竹塹社的公館「采田福地」，正是以「采田」之名來比擬清廷分撥給熟番的土地。而此一公館，也仍然在屹立於竹北市。

雖然，此一三層制隨著作為前現代國家的清廷行政能力的低落、漢人勢力的日益壯大等原因而日漸崩潰。到了19世紀，部份熟番社群更先後展開東遷，進入今日南投與花東地區。但此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乾隆年間制定的「番界」卻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迄今：今天，我們的原住民立委選舉仍然以日治時期居住在番界內外為準，分為平地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兩個不同的選區——儘管番界內外的居民可能屬於同一族群。這些今日仍可見的各種制度、實物遺存，不僅見證了國家族群治理的軌跡，也反應了原住民各族漢化的進程。

由此觀之，「北路番變」的地位極為重要：它是清代官府、漢人與熟番關係的縮影，也是熟番與漢人勢力的關鍵轉折，觸發了清代前期族群政策的大調整。其起因固由於漢人勢力的進逼，而此後，中、北部的熟番勢力亦明顯衰落，土地大舉流失。平亂有功的番社如岸裡社則與官府產生結盟關係，成為清代臺灣中部的重要勢力。這個結盟的效力在整個清朝統治期間都清晰可見——舉例而言，直至1860年代戴潮春起事反清時，岸裡社都能有效牽制戴氏的勢力，使其始終無法突破岸裡社域，進入北部臺灣。

閱讀至此，讀者可能要問：「北路番變」在清代臺灣史如此重要，是否有出現在我們的教科書之中呢？

筆者手邊並沒有現行的歷史教科書可供查閱比較，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就筆者所知，在課綱部份，無論是98課綱、101課綱或是微調後的課綱，「北路番變」都並未被特別突出，僅是要求編寫者必須對族群關係有一般性的說明。「北路番變」並未如微調前的課綱，在荷西時期說明「介紹荷、西統治下的措施及當時族群間的互動，如濱田彌兵衛事件、麻荳事件、郭懷一事件、新港文書」一般，以示例方式，明確要求編寫者應該參酌寫入的待遇。

也許您又要問：為什麼「濱田彌兵衛事件、麻荳事件、郭懷一事件、新港文書」會被舉例提出，而「北路番變」卻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呢？

這個問題，筆者也無法回答。不過，假使「北路番變」受到了同等的重視。我們仍可以藉著「北路番變」提出更多的問題：作為起事平埔各社的後代，他們要怎麼樣看待這段歷史；而後來歸順清廷的岸裡社後代，又該怎麼樣看待這段歷史？而漢人移墾後代，又該如何看待呢？如果，三者之間能夠取得共識，或者某種程度的和解，我們又該如何回頭看待這次事件所反應的國家—社會—族群關係呢？

二、

歷史學作為一個知識範疇，具有兩個核心的知識面向：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並能夠思考這些「什麼」的意義。記憶與遺忘既為一體兩面，這兩個核心面向也就密不可分。當我們決定要從過去記得某些「什麼」，我們就已經思考、賦予了這「什麼」特定的意義。身為具有歷史意識的人類，我們是帶著特定的觀點去記憶某些事物的，只是我們往往並不自覺。

就筆者看來，歷史學教育的目的，便是要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培養這兩種表裡為一的能力：一個受過良好歷史教育的人，應當能說明自己的歷史觀，從而說明自己為什麼認為某些過去的事物具有重要性。而他所持的觀點與思考，能夠通過史料的檢証。

上述所論，可以說是筆者對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的核心理解，也可以說是此概念的簡化版說明。歷史思維，是歐美國家歷史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路徑，也是從95暫綱以來許多參與課綱制定的學者努力的方向。這些學者意圖將歷史從過去背誦、灌輸的學科，轉向以歷史思考做為主要能力的學科。[5]這樣的努力與改變也被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例如曾柏文便將歷史思維與其他課程綱要改革中的幾個概念，稱之為「人本史學」。

當然，歷史思維並不只於筆者在此陳述的內容。許多的評論者經常提及歷史思維在國外的實踐：例如以史料或特定的歷史著作，而非教科書展開課堂討論，並將期視為突破課綱問題可供借鑒的案例（儘管他們未必以歷史思維稱之）。但，如何落實歷史思維？而這些課綱的修訂，是否有助於落實歷史思維，卻鮮少在論爭之中被突顯——儘管這是明確在數個版本的課綱中，標明的核心能力。

歷史思維的概念，似乎並不在「撥亂反正」的國族主義思考之中，甚至不在許多反對課綱微調的意見之中——這也可能反映了臺灣社會普遍仍有歷史作為國族主義建構要素的概念。[6]也就是說，在課綱微調的爭議之中，不僅有抗拒任何形式的國族主義的立場；也有許多人是希望以臺灣國族主義抗拒中國，或者中華民國國族主義。然而無論何者，都可能對歷史思維的概念造成傷害：因為期盼藉由灌輸單一的歷史認識，培養國民的一體性的國族主義，與歷史思維的多元視角可能往往有所衝突。

阻礙，不只是普遍存在的國族主義歷史觀。對常識，而非能力的執著，也是其一——這使得我們的教育不停地在有限的時間內塞入過多的內容。即便是在大學之中，許多教授對歷史教育的概念也仍然停留在過往的灌輸特定知識，而非啟發學生歷史思維的能力。而在中等教育上，又有由升學與選擇題考試領導教學的教育環境，乃至朝夕令改的課綱帶來的備課壓力。[7]這些種種的因素，都使得歷史教師們難以在教學過程中，展開能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課堂討論。

然而，無論是課綱微調，或者是微調所引發的各種爭議，卻鮮少面對整體歷史教育環境不佳的問題。但筆者以為，不討論這些問題，或者至少觸及「微調後課綱的課綱是否能促進歷史思維？」此一問題。那麼這樣的討論，實在難以促成歷史教育的省思與可能的進步。

三、

「北路番變」涉及的三個群體後代，應該要怎麼樣看待這段歷史？而我們又如何可能提供一種歷史文本，成為這三個群體後代可以共同接受的歷史？在這片充滿衝突、殖民與再殖民的土地上，這個問題應當是面對過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我們卻任憑各種權力與失憶的機制橫行，而鮮少慎重地面對這個問題。

標舉或忽略特定事件，並非只是——或者根本不是為了傳遞對某個特定事件的記憶與認識。更重要的，乃是事件的取捨、脈絡的交待所反映的，編寫者對事件所鑲嵌、依憑的的國家—社會—地理空間的大敘事有什麼樣的認識。教科書篇幅有限，特定事件是否存在於敘事之中，本可由編寫者自行取捨。而課綱一般性的描述，也留下了不少空間給編者處理，除非主事者有意在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的審核過程中加以阻擾，否則教科書本應呈現有限的多元面貌。

因此，「北路番變」是否被課綱委員重視，或者是否在各版教科書中得到相當的論述，其實不是真正的重點。重點在於，我們是否有一個好的課本，能提供一種認識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之中，衝突各方的後代未必能夠「和解共生」，但卻能夠正視彼此所處的位置，作為認識彼此過往的起點。筆者以為，我們若要肯定今日社會的共存現況，提供這樣的一種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一個「國家—社會—地理空間的大敘事」似不可免。若無此，我們無法在各自的記憶與敘事中看見彼此的多面樣貌，更遑論探求互相理解。正如我們能有Eduardo Galeano的《鏡子》，但如果沒有世界史的大敘事存在，《鏡子》也將無所反映。

這一種大敘事，並不是一個國族主義式的，標舉國族創傷、偉人以及榮光的敘事；也不是為了消滅、抹平個人或社群的主體敘事而生的敘事。它應當是一種揭露國家—社會—群體之間權力關係的大敘事，是一種思考的參照架構，而非一種排除多元可能性的霸權敘事。透過結構與行動者的呈現，乃至國家—社會—地理等多維度糾結關係（nexus）的揭露，我們才能夠揭示具因果邏輯關係的社會的演變╱變革進程（process of transition / transformation）。藉由這個框架，各個群體能夠找到我群在臺灣社會歷程中所處的位置，從而開啟互相認識的可能。這樣一個能夠包容多元歷史記憶的，認識過去的參考框架之中，我們或許能往歷史思維的落實更進一步。

從此立場來觀察，我們確實可以發現無論微調前後，課綱都幾乎都把清代臺灣史等同漢人制度、社會建立的過程，具有一定的漢人中心色彩，只是微調後的課綱又更進一步加強這個傾向。不同文化、社會制度，且在1870年代以前，實質佔據一半以上臺灣地理空間的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不是受限於概括性的論述而扁平化，便是成為族群「關係」的附帶品：只在與漢人相關時才出現。當前的課綱所呈現的架構，不要說是原住民各族的主體性，即便連包容原住民各族的歷史記憶都難以做到。原運團體所提的問題確實存在，但卻弔詭地不在當前的論爭之中。

在當前的主流臺灣歷史敘事中，處於邊緣的不僅是原住民族：其他如隨國民政府而來的外省底層移民，近年來大量移入的婚姻移民及其通婚子女，甚至本土的漁村、農村居民等等，都長期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缺席。這些人所受的歷史教育，實在是歷史的不教育。他們的歷史如何被關照，而我們又怎麼樣陳述這些現象背後的政治、社會、經濟脈絡？這些，在在都是歷史教育不能不正視的問題。

我們能否由此更進一步反省既有主流歷史敘事／課綱的缺失，而非只在兩個漢人中心的架構中拉扯呢？

假使歷史教育做為社會／國家統合工程，作為社會化的一環無可避免。那麼，我們呈現了什麼樣的大敘事，又隱含了什麼樣的國家—社會—個人的關係？表現，或期許學生以什麼什麼樣的方式去思考過去？是否能夠展現各族群乃至臺灣整體社會的主體性，滿足與立憲主義公民教育——真正的「合憲」教育——的內含？這些，都應當是無可逃避的問題。但在課綱爭議中，這些問題鮮少被提出討論。假使我們希望歷史能夠真正成為一門能被活用的知識學科，這些問題似乎才是我們應該討論、爭辯的目標。可惜的是，課綱微調卻無法促進這樣的討論。由此觀之，課綱微調確實是歷史教育的倒退，而非進步。

四、

說起來，筆者似乎沒有什麼資格討論課綱乃至歷史教學問題。畢竟，筆者並非第一線的歷史教師，也只有帶過幾堂大學部的討論課，說不上是經驗豐富。而筆者的種種提問與分析，也不是建立在課本的分析與比較之上。

然而，做為一個歷史學的學徒，對於歷史學在臺灣的未來，不免有些期許與盼望。

能否有一天，我們的歷史課程，能夠從侯孝賢的電影中看到1970、80年代臺灣社會與文化的變動？能否有一天，我們能從Baliwakes的《美麗的稻穗》開展出卑南族的近代史乃至整個戰後臺灣史？又能否有一天，歷史課的第一堂，會是學生們彼此分享自己的家族記憶？在課堂中，能將本地鄉土與歷史大背景結合在一起？能否有一天，歷史，不再是學生們背了又忘，感到聊甚於無的一門學科，而是人們生活、感動的泉源？

筆者期盼著那一天的到來。

期盼此文，能夠成為我們抵達那一天的一塊石頭。

[1] 有關臺灣島史的概念，參見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多族群的臺灣島史〉，皆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45-449；頁473-478。就筆者的理解，「臺灣島史」的概念是希望以臺灣島這個地理空間作為歷史舞台，呈現島上人民之間，人民與環境互動的種種面向，重視不同時期人民的生活以及臺灣地理的海洋性格。

[2] 漢人中心的問題，事實上也存在98課綱，乃至歷屆課綱之中。

[3] 可見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等原住民族權益運動社團的聯合聲明：「要求撤回高中課綱微調原住民團體聯合聲明稿」，另相關討論，可見Ingay Tali〈如何而可能的「原住民族史觀」？〉一文。

[4] 在平埔文化資訊網的〈遷善南北社祭祀公業〉一文中，這座廟被稱為「同興宮」，洪麗完教授的〈沙轆社（Salach）史之考察一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為中心〉一文也如此稱謂。但屋後的「遷善社同興宮靈位」實際上是「遷善社同興公靈位」，普善寺之名也被訛作「普濟寺」。未知是此廟曾經改名，或者當初刊載時即有訛誤，以訛傳訛。一般文獻又單將屋後靈位稱作「遷善社祠堂」。

[5] 歷史課綱改革的參與者之一周樑楷教授，曾經發表了〈歷史意識是種思維的方法〉（《思想》第2期（2006.02），頁125-162）一文，闡述其對歷史意識（某種程度上相當於歷史思維）的理念與思考。此外，曾參與98課綱擬定的金仕起教授，也曾在〈高中歷史課程中的中國史〉一文中闡述類似的概念。

[6] 花亦芬教授的〈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一文曾經觸及國族主義的危害問題，提倡建構以公民社會為中心的歷史教育，可資參考。

[7] 儘管今年8月教育部將施行101課綱，然十二年國教之新課綱，預計也會在今年提出。課綱頻繁更動所給予第一線教師的壓力，可參見徐万晴的文章。

06-07 [雜談] 為暢銷書設文學獎能找出適合改編電影的好故事？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un, 07 Jun 2015 09:45:00 +0000

陳穎青最近在Readmoo的專欄發表了「做一件事翻轉台灣故事產業：一個提議」一文，主張透過設立新的文學獎項，來挑出暢銷書榜中適合改編為電影的本土小說。不過我怎麼看，都不覺得這個提議是有效的。

最基本的問題是：雖然都是說故事，小說跟電影劇本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好的小說不一定適合改變成電影，就算是改編成電影，也會因為編劇、導演的眼光、能力有所不同。像小津安二郎就很明白地說他不喜歡改編小說，因為這兩種故事的展現形式大不相同（雖然他自己也有不少名作是改編自文學作品，例如《彼岸花》）。

換句話說，暢銷書榜中未必能找到適合翻拍的小說，而找出來的小說，假使真的有金主願意挹注，有導演願意改拍，最後也可能因為導演的功力與風格而導致票房不佳。重點，還是在如何讓對的故事遇上對的導演。但陳穎青的提議，一來似乎無助於提昇暢銷書榜中的本土作品比例；二來也不能保證這些被選出來的作品能夠碰上對的投資者與導演。

說起來，市面上早已不乏適合改編為電影的作品。皇冠七屆的大眾小說獎中，不少作品都適合改編成電影。例如張草的《滅亡三部曲》、張國立的《匈奴》都有史詩電影的格局。文旦的《二四俱樂部》，既晴的《請把門鎖好》的故事架構，或許更適合臺灣電影產業的規模。不過可惜的是，除了第一屆杜修蘭的《逆女》由臺視改編成電視劇外，其他幾部都乏人問津。另外像是九把刀的小說《功夫》（我一直都覺得與其當作文學作品，不如拍成電影更能呈現他所想像的世界，這本書根本不追求文字可能表達的思辨、感動深度，只是單純的追求畫面的刺激。這些在文學性上是缺陷，卻對電影來說，卻是相當有力的。）、伊格言的《噬夢人》，都是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同時富有畫面性，適合改編成電影的作品。

更往前看，侯文詠的幾部小說都改編成了電視劇，品質也不錯。也許該看看侯文詠的小說、改編電視劇為什麼成功，再來看看該從哪個環節下手。其實這裡更直接的問題是：除去沒有投資眼光之外，臺灣的投資者是因為沒有好故事，所以不敢投資嗎？又或者，是因為沒有能夠拍大眾片的好導演？再進一步問，導演本身對於不同類型的故事，也未必通通擅長。像被大捧的魏德聖，他的小品《海角七號》做得不錯，但《賽德克巴萊》只是一部場景跳來跳去的大部頭漫畫書。這個問題是多方面的。如果沒有切中環節，恐怕不是丟個幾萬塊，弄個獎就改變的。坦白說，陳穎青的提議怎麼看都只是沒有意義的畫蛇添足。

05-25 [讀書] 雜談小津安二郎，《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25 May 2015 03:19:00 +0000

最近拿一些短篇看，以打發瑣碎的時間。除了剛才看完的這本小津的散文集外，另外一本則是銀色快手翻譯的芥川龍之介怪談短篇小說集《地獄變》。以文集的標準來說，這本散文集其實編得的不好。一來是書中其實大量引用了田中真澄所編的幾部小津發言集成，但這些引用都沒有標明小津這些言論的切確時間；二來是戰中書信部份並沒有說明是寫給誰，而且選錄的信件中，好幾篇都內容相似。

此外，尚有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些稍嫌散亂的散文、發言、書信、訪談，原書似乎沒有請人寫導論，讀者所能做的，只有從這些零散的文章中試圖做一點歸納。事實上這也是繁體版易智言的導讀所作的事情，但說起來這種程度的介紹不過是把一個普通讀者的讀後感放在最前面，對理解作者與這些文字實在沒有任何幫助。還好我早已經養成翻譯書絕對先跳過導論的閱讀習慣。臺灣出版社往往找一些名人寫導論，但導論往往寫得像讀後感，只是告訴你這個出版社找的名人根本一點也不了解這本書跟這個作者。上一本讓我有這個感覺的書，便是麥田出版，坂口安吾的《墮落論》。胡晴舫的導讀只是套用一些普遍的現代性問題。這樣的導讀顯示出來的，只是胡對坂口以及日本近代史、日本近代思潮的完全無知。除了浪費紙張之外，這種導讀真的對讀者沒有助益。

當然，也可以不用歸納。有一搭沒一搭的看看這些散文，再看看電影，多少可以體會小津的精神。雖然從書末〈小津談自己的電影創作〉來看，小津的電影至少可以分成四五個時期：最初的試驗、喜劇階段，後來1931年拍完《美人哀愁》的一段徬徨期、戰爭，戰爭之後的試圖表現正向的階段。也可以從默片、有聲騙到彩色片來加以劃分。假使我們留意到小津電影（觀）的這種演變階段，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籠統地把這些不同時期的發言看作一個整體，也就成了問題。不過這樣籠統的一本文集，只好先以這樣籠統的方式觀看了。

想要進一步了解小津，卻又不懂日文的讀者，只得找找中國學者周以量翻譯的幾本小津專論，包括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遊》（廣西師大，2009）與蓮實重彥的《導演小津安二郎》（中信出版，2012），另外 Donald Richie 的先驅研究 Ozu: His Life and Films (1977) 也於2009年在中國出版了中譯本。否則以這些散文要能在電影之外進一步理解小津，恐怕有些以管窺天。相較於中國近年的這些翻譯，臺灣近期對小津的譯介，可說是貧乏至極。事實上，不只是小津這樣的世界名導有可觀的翻譯評介，就日本電影而言，中國也譯介了一些不錯的作品，例如四方田犬彥的《日本電影與戰後的神話》（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說也奇怪，出版社打著本書是「小津安二郎唯一文集」的噱頭，但是前面提及的田中真澄早已經編輯過《小津安二郎全發言1933-1945》（1987）、《小津安二郎戰後語錄集成1946-1963》（1989）、《全日記小津安二郎》（1993）等著作，在這本文集中，編者也毫不隱晦的大量引用。所以，到底在什麼性質上，這本書能夠稱為「小津安二郎唯一文集」呢？有意思的反是譯者陳寶蓮接連翻譯了黑澤明的自傳《蝦蟆的油》（麥田。這本算重譯本，以前臺灣翻譯出版過）與這本小津的文集，不曉得是否會繼續翻譯有關的電影著作？

之所以買這本書，事實上是因為先前擔任助教的東亞現代史課程，在某堂選用了小津的《我出生了，但……》（1932）作為選讀材料，為了對小津的電影觀有更多的了解，以便與學生討論而買的。後來也選錄了一些內容作為補充資料提供給學生。不過那時我還沒有看完這本書。現在看完以後，對小津的整體電影世界有比較多的理解，或許會用不同的方式講給同學吧。像是我前些日子看《早安》的時候，對一些節點不明所以，但看完文集之後才發現，小津其實有意的在電影中放一些笑料。所以那些我不明所以的節點，很可能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用意，只是小津放的笑料，是我自己想得太複雜了。

此外，當初備課翻閱時，也注意到當中收錄了不少小津的戰中書信，本來是想過後來在做戰爭經驗的地方，可以拿來做為補充資料。不過後來辭了助教，也就沒機會做這件事了。但戰爭經歷確實是小津人生的一部分，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但怎麼樣理解卻是一個問題。香港著名文化人馬家輝在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裡面的介紹，真是貧乏單薄至極，甚至不如豆瓣上網友的評論。上網搜尋了一下，除了編小津發言全集的田中真澄寫過一本《小津安二郎と戦争》（みすず書房，2005）之外，與那覇潤也寫過一本《帝国の残影—兵士・小津安二郎の昭和史》（エヌティティ出版，2011）。這時不經感嘆，沒學好日文果然是一大敗筆！要是此時能通日文，便可以看到更深入的解析，而不是馬家輝流的國族主義敘事。該趁著有機會補足的時候來補足呀！

05-09 [翻譯] 為支持日本國內歷史學者們而發的公開信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at, 09 May 2015 15:16:00 +0000

8月1日增補：這封公開信連署的學者有增加，請參考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的整理（按，Japan Focus改版後網址改變，公開信連署請參見此處）。

寫在前面：

5月6日韓聯社發表了這份由187位英語世界學者（以美國為主）的連署公開信（韓聯社中文報導），隨後國內如《聯合報》等媒體陸續跟進，但有一些報導有失準確（例如公開信本身並未要求日本道歉，而是採取行動）。

這份公開信看得出來花了不少心思斟酌字句，可以說是面面俱到。而連署者除了媒體報導的學者如道爾（John W. Dower，代表作《擁抱戰敗》已經有簡體版，很可惜臺灣一直沒有引進他的著作）、傅高義（這個應該是人盡皆知）、康明斯（Bruce Cumings，代表作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非常厚重的大書。臺灣是前幾年左岸引進了他的《朝鮮戰爭》）、畢克斯（Herbert Bix，代表作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臺灣由時報以《裕仁天皇》為名出版，目前絕版）之外，尚有許多要角，可說是份量十足。

例如，美國研究日本史的大咖，才剛在2012年因其長年的研究促進日、美的相互了解，而獲得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的 Peter Duus（近年代表作為研究日本帝國主義的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又如哈佛大學的日本近代史權威 Andrew Gordon（代表作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Heavy Industry, 1853–1955，有簡體譯本。臺灣比較容易買到的是他編撰的教科書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最新翻譯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印行）。其他像是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的編輯 Mark Selden（賽爾登，他比較為臺灣所知的學術著作，應該是與裴宜理合編的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繁體中譯本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印行）；天普大學日本校區亞洲研究學程主任，經常在 The Japan Times 上寫評論的 Jeff Kingston，乃至近年來研究東亞歷史教科書與記憶問題的新秀 Daniel Sneider 都有簽署。

進一步來看，這份名單之中日裔或日籍者也不算少數。除了鼎鼎大名，國際關係與外交史的大家 Akira Iriye（入江昭）之外，像研究日本近代的 Takashi Fujitani（成名作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 ）、日本思想史大家 Tetsuo Najita（代表作 Visions of Virtue in Tokugawa Japan: The Kaitokudo Merchant Academy of Osaka，此書日文版由子安宣邦翻譯），後起新秀内田じゅん（Jun Uchida，代表作 Brokers of Empire: Japanese Settler Colonialism in Korea, 1876-1945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的編輯之一，日裔學者Satoko Oka Norimatsu （乗松聡子，其與同刊另一位編輯 Gavan McCormack 合著的 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方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沖繩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爭》，此書亦在2013年出版日譯本）、醫療史大家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代表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臺灣曾由究竟出版引進，題為《身體的語言》）等都有簽署。

其他尚有後殖民研究與亞洲歷史研究的要角 Prasenjit Duara （杜贊奇，他的中國研究比日本研究來得多，筆者能想到沾上邊的原因，或許與他研究過滿洲國有關），中籍新秀楊大慶（Daqing Yang，代表作 Technology of Empir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Asia, 1883-1945 ）。倒是韓裔學者似乎只有文有美（Yumi Moon，代表作 Populist Collaborators The Ilchinhoe and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Korea, 1896–1910 ），近年來很重要的 Gi-Wook Shin 卻沒看到，是比較意外的。

說起來，這份名單實在是令對日本史學界略知一二的人不敢輕忽，簽署者的分量十足，囊括了英語世界中日本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如Peter Duus、Tetsuo Najita 都是七八十歲高齡的先驅大老，可惜我們的媒體只抄抄外電，沒有能力解讀這份名單，甚至還有一些地方寫錯了。所以自己不揣淺陋，花了一點時間用自己破爛的英文能力翻譯了中文版，順道點幾位耳聞過的研究者，說明連署者的份量，希望能幫助大家了解這份公開信的份量。此份公開信原文有上網，可見H-Net（有英、日文版）。

在臺灣，慰安婦問題相對邊緣，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慰安婦狀況了解也相當有限。婦女救援基金會對此問題著力最深，也在1999年出版《臺灣慰安婦報告》。2009年朱德蘭女士的《臺灣慰安婦》仍是目前最全面的研究著作。這個月初，臺灣最後的慰安婦受害者之一美女阿嬤過世，目前台灣所知的慰安婦阿嬤僅餘4位在世。

婦援會為慰安婦議題所架設的網站：阿嬤的網站--慰安婦與女性人權虛擬博物館

注意：這份翻譯並沒有獲得任何授權，單純作為練習與議題傳播之用，不應視為正式的中文版。如有翻譯錯誤亦請告知，感謝。

為支持日本國內歷史學者們而發的公開信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

以下署名的日本研究者們，在此表達吾等與日本國內許多勇敢的歷史學者們一致的立場。這些日本歷史學家探求一種準確與正直的亞洲二戰史。正因日本是我們的研究領域，同時也是我們之中許多人的第二故鄉，我們懷著一份如何學習與紀念日本與亞洲歷史的共同關切寫下這封信。

在這重要的紀念週年，這封信也為了慶祝日本與其近鄰間七十年的和平而寫成。戰後日本的民主歷程、軍隊的文官掌控、警察權的約制、政治上的寬容，伴隨對科學的貢獻與向其他國家慷慨的援助，這一切都值得一齊慶祝。

但歷史解釋的問題卻橫阻在慶祝這些成就之前。被稱為「慰安婦」的體系是最引起紛爭的一個歷史議題。這個議題在日本乃至韓半島（Korea）與中國國內國族主義者的謾罵聲中變得如此扭曲，以至於許多學者，連同記者與政治家們迷失了歷史探究的基本目標，即是理解人類境況並立志改進之。

在受難者的國家，以國族主義目的利用前「慰安婦」的苦難使得國際性的最終處理方案更加困難，也進一步損害了這些女性自身的人性尊嚴。而否認或對曾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一切輕描淡寫也同樣令人無法接受。在二十世紀許多的戰時性暴力以及軍方賣淫的案例之中，「慰安婦」體系以其巨大的規模、軍部門系統性的管理，還有它對日本殖民或佔領區域年少、窮困以及弱勢的婦女的剝削而臭名昭彰。

通往「正確的歷史」並沒有易行之途。許多日本帝國軍部的檔案已被銷毀。那些向軍方提供女性的地方皮條客們的行動，可能從未被紀錄。但歷史學者們業已發掘許多表明軍部參與女性轉輸和妓院監管的文件。重要的證據也來自受難者的證詞。儘管她們的故事各式各樣，並受到記憶的矛盾性影響，但她們提供的集體紀錄令人信服，且可為官方文件乃至軍人及其他口述材料佐證。

歷史學者們爭執著「慰安婦」的切確人數，而這可能永遠不會有無可置疑的答案。確立合理的受難者估數字是重要的。但最終，無論這個數字被評斷在數萬或數十萬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其在日本帝國與它的交戰區域中施行的剝削。

一些歷史學者們也爭辯日本軍部參與此事的程度有多直接，以及女性是否被強制成為「慰安婦」。然而大量的女性在違背她們意志的情況下被拘束並遭受恐怖的暴行已是確證昭然。使用那些專注於特定用詞或孤立文書，拘泥於法律文字的論證來挑戰受難者的證詞，既是錯失她們獸性遭遇（their brutalization）的根本問題，也是否認背後更大的脈絡——剝削她們的殘忍體系。

正如我們在日本的同行一般，我們相信只有小心的衡量與脈絡性的評估每一個過去的軌跡才能產生一部正直的史著。那樣的作品必須抵抗國族的與性別的偏見，並且免於政府的操縱、審查與私下威嚇。我們捍衛歷史研究的自由，而我們呼籲所有的政府一同捍衛這份自由。

許多國家仍在為承認過去的不義努力。歷經四十年，美國政府才為其在二戰期間的集中營賠償日裔美國人。直到廢除奴隸制度一個世紀之後，對非裔美國人的平等承諾才在美國法律中實踐，而種族主義的現實仍在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沒有一個19與20世紀的帝國主義霸權，包括美國、歐洲各國與日本，可以聲稱已經充分地處理他們種族主義、殖民主意與戰爭的歷史，乃至他們強加在世界各地無數平民身上的苦痛。

今日的日本重視每個個人的生活與權利，包括最弱勢的一群。如今，無論在海外或境內，日本政府都不再默許如軍部「慰安婦」一般對婦女的剝削體系。即便在當時，一些官員仍以道德理由抗議。然戰時政權強迫個人為服務國家完全地奉獻，造成了日本人民自身與其他亞洲人民巨大的痛苦。沒有人應當再次承受此般境況。

這一年，提供日本政府一次展現領袖風範，同時從言語與行動兩方面處理日本殖民統治與戰爭侵略歷史的機會。在四月對美國國會的演講之中，首相安倍談論人權的普世價值、人類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面對日本對其他國家造成的苦痛。我們為這些主張（sentiment）喝采，同時敦促首相為這一切無畏地採取行動。

承認過往錯誤的進程將強健民主的社會並培養國家間的合作。正因「慰安婦」議題的核心，乃是女性平等的權利與尊嚴，故此議題的最終處理將會是日本、東亞與世界邁向男女平等的歷史性一步。

在我們的課堂中，來自日本、韓半島、中國以及其他地區的學生互相尊重、正直地討論這些困難的議題。他們的世代，將與我們遺贈的過往紀錄一同生存。為了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免於性暴力與人口販賣的世界，也為了促進亞洲內部的和平與友誼，我們必定要留下一份盡可能完整與無偏，對過往錯誤的清算（accounting）。

簽署人（譯按：有漢字或日文名者參照譯者知識與日文版公開信括註漢字與日文名，一些日裔學者如 Takashi Fujitani 、 Tetsuo Najita 和以 Hello Kitty 研究聞名的 Christine Yano 僅有羅馬化的日語姓名，並沒有日文姓名）：

Daniel Aldric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Purdue University.
Jeffrey Alexand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arkside.
Anne Allison, Professor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Duke University.
Marnie Anders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Smith College.
E. Taylor Atkins, Presidential Teach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aul D. Barcla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Asian Studies Program Chair, Lafayette College.
Jan Bardsle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James R. Bartholomew,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rett de Bary, Professor, As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ichael Baskett,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Alan Baumler, Professor of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lexander R. Bay,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Chapman University.
Theodore C. Bestor, Professo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Victoria Bestor, Director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ordinating Council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
Davinder Bhowmi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rbert Bix,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Binghamton University.
Daniel Botsman, Professor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Michael Bourdaghs,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omas Burkman, Research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Emeritus, SUNY Buffalo.
Susan L. Burn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Eric Cazdy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 Cent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arks M. Cobl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Haruko Taya Cook, Instructor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Theodore F. Cook, Professor of History,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Bruce Cumings,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Katarzyna Cwiertka, Professor of Modern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eit Leiden.
Charo D'Etchever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Eric Dinmor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Hampden-Sydney College.
Lucia Dolce, Chai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Religions, University of London, SOAS.
Ronald P. Dore, Honorary Fello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John W. Dow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rk Driscoll,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C, Chapel Hill.
Prasenjit Duara（杜贊奇）, Raffles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lexis Dudden,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Martin Dusinberre, Professor of Glob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Zürich.
Peter Duus,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Stanford University.
Steve Erics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Dartmouth College.
Elyssa Fais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orma Field, Professor Emerita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W. Miles Fletch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Petrice R. Flowers, Associate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Hawaii.
Joshua A. Fogel, Professor of Histor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Sarah Frederic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oston University.
Dennis J. Frost, Wen Chao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Kalamazoo College.
Sabine Fruhstuck, Professor of Modern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James Fujii, Associate Professor,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Takashi Fujitani,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heldon M. Gar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Timothy S. Georg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Christopher Gerteis, Chair, Japan Research Centre,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Carol Gluck, Professor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Andrew Gordon, Professor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Helen Hardacre, Professor of Religions and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Harry Harootuni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Adjunct Professor of Japanes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Tsuyoshi Hasegawa（長谷川毅）,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Akiko Hashimoto（橋本明子）,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ally A. Hasting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Purdue University.
Tom Havens, Professor of Histor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Kenji Hayao（早尾健二）, Associate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Boston College.
Laura Hein, Professor of Histo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obert Helly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Wake Forest College.
Manfred Henningse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Christopher L. Hil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Katsuya Hirano（平野克弥）,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CLA.
David L. Howell, Professor of Japa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Douglas Howl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James L. Huffman, H. Orth Hirt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Wittenberg University.
Janet Hunter, Saji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kira Iriye（入江昭）, Professor Emeritus, Harvard University.
Rebecca Jennis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Kyoto Seika University.
William Johnston, Professor of History, Wesleyan University.
John Junkerman, Documentary Filmmaker.
Ikumi Kaminish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rt and Art History, Tufts University.
Ken Kawashim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William W. Kelly,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James Ketelaa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R. Keller Kimbrough,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Miriam Kingsber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Jeff Kingston, Director of Asian Studies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Temple University, Japan.
Victor Koschmann, Professor of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Emi Koyama, Independent Scholar, Japan-U.S. Feminist Network for Decolonization (FeND).
Ellis S. Krauss,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Josef Kreiner, Professor Emeritus, Rheinische Frei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Bonn.
Shigehisa Kuriyama（栗山茂久）, Reischauer Institute Professor of Cul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eter Kuznick,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Nuclear Studies Institute, American University.
Thomas Lamarre, James McGill Professor, East Asian Studies , Art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Andrew Levidis, Fellow, Reischauer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Ilse Lenz, Professor Emeritus of Sociology, Ruhr University Bochum, Germany.
Mark Lincicom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Sepp Linhart, Professor Emeritus of Japanese Studie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Vienna.
Yukio Lippit, Professor of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ngus Lockyer, Lecturer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Susan Orpett Long,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John Carroll University.
David B. Luri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Vera Mackie,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Wolfram Manzenreiter, Professor of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enna.
William Marott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CLA.
Y. Tak Matsusaka（松阪慶久）, Professor of History, Wellesley College.
Trent Maxe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History, Amherst College.
James L. McClain Professor of History, Brown University.
Gavan McCormack,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elissa McCormick,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David McNeill, Journalist and Professor, Sophia University.
Mark Metzl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an J. Miller, Professor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Laura Miller, Ei'ichi Shibusawa-Seigo Arai Endowed Professor of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
Janis Mimura, Associate Professo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
Richard H. Minear,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Yuki Miyamot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DePaul University.
Barbara Molony, Professor of History, Santa Clara University.
Yumi Moon（文有美）,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Stanford.
Aaron Moore, Lectur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essa Morris-Suzuki, Professor of Japanese Histo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relia George Mulgan, Professor of Japanes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R. Taggart Murphy,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Tsukuba, Tokyo Campus.（筑波大學東京校區）
Tetsuo Najita,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ri Nakamura（中村美理）,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East Asian Studies, Wesleyan University.
John Nathan, Takashima Professor of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hristopher Nelso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atoko Oka Norimatsu（乗松聡子）, Editor,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Markus Nornes, Professor of Asian Cinem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David Tobaru Obermiller（デビッド·桃原·オバミラー）,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 Japanese Studies Program, Gustavus Adolphus College.
Eiko Otake（尾竹永子）, Visiting artist, Wesleyan University.
Simon Partner, Professor of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T.J. Pempel, Jack M. Forcey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 Study of East Asi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tthew Penney, Associate Professor, Concordia University.
Samuel E. Per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Catherine Phipps,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emphis
Leslie Pincu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organ Pitelka,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arolina Asia Cente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Janet Pool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Roger Pulvers, Author and Translator, Sydney, Australia.
Steve Rabson,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Fabio Rambelli, Chai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Professor of Japanese Religions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Mark Ravina, Professor of History, Emory University.
Steffi Richter,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ät Leipzig.
Luke Roberts,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Jennifer Robertson,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ay Rubin, Professor Emeritus, Harvard University.
Ken Ruoff,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Jordan S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Wesley Sasaki-Uemura（ウエスリー・佐々木・植村）,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Utah.
Ellen Schattschneid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nd 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Andre Schmi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Amanda C. Seam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and Direct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Ethan Sega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Wolfgang Seifert, Professor Emeritus of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Mark Selden,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Cornell University; Editor,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Franziska Seraphim,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Boston College.
Sayuri Guthrie Shimizu（さゆり・ガスリー・清水）, Professor of History, Rice University.
Eiko Maruko Siniawer（英子・丸子・シナワ）,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Williams College.
Patricia Sippel, Professor, Toyo Eiwa University.
Richard Smethurst,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Kerry Smith,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Brown University.
Daniel Sneider, Associate Director for Researc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 William Steele, Professor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Brigitte Steger, Senior Lecturer in Modern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tefan Tanaka,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lan Tansman,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arah Tha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ichael F. Thie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CLA
Mark Tilt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Purdue University.
Julia Adeney Thoma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John Whittier Treat, Emeritus Professor, Yale University; Professor, Ewha Womans University.
Hitomi Tonomura,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un Uchida（内田じゅん）,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J. Keith Vincen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oston University.
Stephen Vlastos,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Iowa.
Ezra F. Vogel（傅高義）, Professor Emeritus, Harvard University.
Klaus Vollmer, Professor of Japanese Studies, LMU Munich University.
Anne Walthall, Professor Emerita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ax Ward,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Middlebury College.
Lori Wat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Gennifer Weisenfeld, Professor, Duke University.
Michael Wert, Associate Professor, Marquette University.
Kären Wigen, Professor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Tomomi Yamaguchi（山口智美）,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Samuel H. Yamashita（山下サムエル秀雄）, Henry E. Sheffield Professor of History, Pomona College.
Daqing Yang（楊大慶）, Associate Professo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Christine Yano,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Marcia Yonemot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Lisa Yoneyama（米山リサ）,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odore Jun Yo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Takashi Yoshida（吉田俊）, Professor,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Louise Young,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Eve Zimmerman, Barbara Morris Caspers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Wellesley University.
Reinhard Zöllner, Professor of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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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聲明起自2015年3月在芝加哥舉辦的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會，以及隨後一大群日本研究者的線上討論。它只代表簽署者的意見，並不代表任何組織或機構。

12-22 [隨筆] 生活．影像．歷史：《再見鄧南光》與《看見的時代》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un, 21 Dec 2014 16:05:00 +0000

《看見的時代》與《再見鄧南光》，翻開的是《再見鄧南光》第二冊「時代見證 1935-1960s」，圖為日治末期，美軍轟炸後的臺北。

最近大手筆買了兩套攝影集，都是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製作的。一套是展覽合集《看見的時代》，一套是鄧南光的單人合集《再見鄧南光》，兩套書加起來要5000元，差不多是我目前三份工作薪水的1/3。（如果加上姚瑞中的《海市蜃樓IV》跟再版《臺灣廢墟迷走》的話，就是四套。不果我覺得那兩套比較不算攝影集）。

我個人對攝影的認識其實很淺，也沒有錢投入拍攝器材的採買（雖然在體會到手機鏡頭的侷限後，很想再進一步看看數位單眼，但我還沒時間跟心力研究它）。之所以會買下這兩套書，完全是基於作為一個歷史學徒的一種情感。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失心瘋。

怎麼說呢？在我們過去所閱讀的歷史課本，或歷史讀物中，為了節省成本，往往是使用沒有著作權問題，或者較為容易取得的官方影像紀錄。例如日治時期，就找某某州一覽或某某某大觀、某某便覽等等已經過了著作權保護的出版品。戰後，就大量使用官方的宣傳照片。對編撰者而言，影像加強了文字敘述所不及的，可見的真實感——與隨之帶來的說服力——所謂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又或者今日網路鄉民所言：「沒圖沒真相」。

但是，這些影像帶來的是什麼樣的真實呢？

多數的官方影像紀，展現了某種政治權力的視線：清潔整齊的街道，用以彰顯衛生政策的有效；檢閱遊行的領導人，呈現出紀律、權威與服從；剪彩儀式的照片，呈現出政要對國家建設的影響力。這樣的真實，伴隨著政治史為主的文字書寫，架構了我們對於歷史的某種想像：一種關乎政治認同的，關乎國家發展的敘述。但是，在這些權力的視線之外，人們是怎麼樣生活的呢？

這些照片沒有辦法回答。

那是今年暑假一次偶然的機會，走入撫臺街洋樓，看到當時正在進行的「臺北城風情」特展。那些由前輩攝影師拍攝的照片，與過去歷史課本或歷史讀物中的影像，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情。那正是在政治權力視線之外的，人們生活的圖像（當然，這也是可以解讀出政治、權力的視線的，不過相較之下，那不是主軸）。那是人們逛街、趕路、鬥熱鬧、妝扮、工作、休息、玩耍的影像。那裡呈現的，是與官方照片完全不同的視野，一種生活與社會的風景。不同於官方影像紀錄中或模糊、或歡欣、或威嚴的面容，透過攝影師入世的雙眼，捕捉了更為豐富的——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或無聊——面孔或情境。就我個人而言，這些景象僅在李梅樹、李石樵、陳澄波等前輩畫家的畫作中看到，但不同於畫作，相片呈現了更準確的風景細節與容貌。透過這些照片，彷彿更能夠進一步想像、體會那個時代的氛圍與生活的景況。

從那個特展，我知道了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這個專注於攝影史料保存與攝影史的團隊，也知道了鄧南光這個前輩攝影師，腦袋裡收錄了一些攝影史的片段資訊。8月時，知道行人出版社將要出版《鄧南光全集》時就很想買下了。無奈那時沒有錢。一直到最近，才有錢買下這套攝影集，連同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策劃，在國美館展出的新特展《看見的時代》專輯一併收藏，成為一系列日治到戰後初期的影像紀錄。雖然耗資不斐，但卻讓我覺得很值得。那些日治時期的街景、等候公車的人們、廟會中的攤商與遊人、皇民奉公會的演習動員、沙崙海水浴場的泳客、風塵女子。每一張照片，都在透露一種故事。而從這些照片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不同的歷史，那種常民的、生活的、社會的歷史。

歷史不應該只是政治宏大敘事的描寫，而更應該是豐滿的，包含各式各樣的生命的東西。這些照片中所呈現的生活景象，對我來說，才是更應該追求的那一部分歷史面貌。今年年中，中央社也出版了《影像．中國：1911-1960》的照片選輯，但我實在對那些彰顯著權力視線的圖像沒有太多興趣，那是一種沒有民眾的民眾影像——只是作為國族敘事的註腳，而非故事的起源與切片。那裡，沒有生活——而這卻是《看見的時代》與《鄧南光全集》所具有的，也引誘著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花了一大筆錢把它們帶回家，然後繼續苦惱於已經飽和的藏書空間……

P. S.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所主持的「數位島嶼」網站，也收錄了鄧南光等前輩攝影師的老照片。雖然解析度不高，尺寸不大，但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前往看看，領會這些生活影像的生命力。

12-03 [隨筆] 青山如故，往事如煙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Wed, 03 Dec 2014 14:09:00 +0000

寫在前面
這篇文章草成於11月23日，投過想想論壇與獨立評論@天下都未獲採用。我想應該都是文章太過於長，乃至已經沒有時間性的緣故（當然，也可能是體例問題）。這篇文章仍不算成熟，但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面向。因此還是不揣淺陋，刊載在自己的部落格上。一些問題可以參考附記與寫在後面。

一、

趙衍慶，一位默默無名的臺北市長參選人，卻因為自身的過往，捲入一陣風暴。事件起於博士生江昺崙在想想論壇發表了一篇〈200萬說一個故事：78歲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憑藉著片段的資訊，主觀地將趙先生的從軍經驗，認定為是713事件中被強抓從軍，這篇文章隨後在網路上廣為傳播。有幸為曾專訪過趙先生的許和鈞、許劍虹等人見得，提出了指正批評。如果當初江先生更加謹慎些，留意到趙先生曾經參選過2009年的立法委員補選，也看到選舉公報上刊載了解放軍經歷的話，這樣的張冠李戴也就不會發生。

但兩位許先生的一些批評，卻令人感到困惑。兩位都認為，這篇文章是為了攻擊某陣營而杜撰。仔細閱讀江文，卻很難發現這樣的企圖。也許，兩位先生一時不察，將網友們對這篇文章的解讀，誤加在江先生身上。

更令筆者不解的，是許和鈞先生的批評。在許先生的看法裡，似乎「無訪問過本人，又無任何史學背景」的人，不能夠討論一個人的過去，而許先生更進一步批評：「江昺崙先生請別把你文學的那套幻想，拿到要求嚴謹查實的史學上來用好嗎？」忝為一名史學研究生，對這樣的言論卻是感到相當不安。這似乎是在說：歷史學與直接的訪談，才能夠接近，甚至擁有真實。而也只有握有真實，才握有歷史的發語權。

我感到很不安。

因為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無權壟斷歷史的事實與詮釋。

而面向遼闊深邃的過去，我們看到的，卻常是往事如煙。

二、

誤打誤撞，趙衍慶的過往掀起了波濤。而另外兩位參選人：柯文哲與連勝文的父祖，自選戰開始以來，始終成為兩方人馬互相攻擊的對象。

幾天前，連勝文之父連戰，攻擊柯文哲是「青山文哲」。其用意，恐怕是攻擊柯文哲為日人之後，對國家不忠，又或者，更惡毒與切確的，是如郝柏村指稱的「皇民」之後：看似忠誠，實則潛伏異心。消息一出，人們不免想起連家先祖連橫與臺灣總督府之間有著怎麼樣的曖昧關係。而最為尷尬的，恐怕便是1930年的鴉片特許事件。那一年3月2日，正當民眾黨人對總督府的〈鴉片改正令〉而激烈批評時，連橫卻在總督府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後來被稱為「新阿片政策謳歌論」的文章，為當時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辯護。此文一出，引致臺灣知識界譁然。當時作為民族運動要角的林獻堂，也在日記中記下了此事：

三日（案：應為二日）連雅堂曾在《台日》報上發表一篇，說荷蘭時代阿片則入臺灣，當時我先民移殖於臺灣也，臺灣有一種瘴癘之氣，觸者輒死，若吸阿片者則不死，臺灣得以開闢至於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步也。末云僅發給新特許二萬五千人，又何議論沸騰若是？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余四時餘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贊成。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櫟社成立於1902年，是當時臺灣重要的詩社之一，許多民族運動的領袖也參與其中。此後一個月，林獻堂便為此事與一些櫟社友人討論。最後，在4月2日櫟社總會上，決議將連橫除名：

午後往津梁處，囑汝南修書與錫祺社長，商雅堂除名之事。四時幼春亦來，言將槐庭之書發表，就中有趨媚外人之語，改作貽笑外人何如？余亦以為然。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7日）

午後伊若來，招之同往幼春處，商修書致錫祺社長召集理事會，以解決雅堂除名之事。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8日）

昨日槐庭來，宿於津梁處。九時餘來訪，余招之同往萊園散步。十二時錫祺、子瑜、了庵、子昭來，而伊若、汝南亦至。午餐後同到幼春處開櫟社理事會議除名連雅堂，而棟梁亦來，乃改理事會為總會。槐庭再提議雅堂於三月二日在《台日》紙發表阿片意見書云云，非將他除名不可。余問社則除名之條，錫祺謂有違背本社規則及污損本社名譽者除名。子瑜謂如其意見書，未必有污損本社名譽，萬一因此以致訴訟亦未知，須要慎重，幼春、錫祺、了庵、子昭皆贊成其說。余謂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伊若、汝南贊成余說。棟梁謂此係政見不合，若欲除名，請待他日。議論結果，決定認他不熱心於本社，作為退社決議錄，棟梁不蓋印。三時餘接一匿名信言理事中吸阿片煙者過半數、有非孝論者、有公益會主腦者、有同姓結婚者，此不革除，此獨對於連某不留餘地，竊為諸公不取。幼春特別憤慨社員中有受人嗾使之鷹犬。夜受津梁之招待，錫祺、子瑜、了庵、棟梁、子昭返台中。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繼開櫟社總會。先議收支決算；次議雅堂，不將其三月二日之阿片論文為之除名，而用十六回不出席，認其退社；余提議子瑾拐誘同姓女子，亦當除名，討論後投票，決定認作退社。七時受幼春之招待共飲喜酒，幼春率子婦行禮，晏臣為來賓總代，述謝辭。席散歸宅作擊鉢吟，題曰「泉筆」，支韻七絕。余倦甚，僅作一首。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4月2日）

將連雅堂除名的這一天，是林幼春長男林培英與鹿港施家施璇璣結婚的日子，櫟社成員們先是出席了結婚典禮，隨後又召開總會，議處了連雅堂除名之事。從林獻堂的日記看得出來，除名一事是否得當，在櫟社內部不是沒有爭議。畢竟以民族立場而言，櫟社中人有親日的公益會主腦；就倫理立場而言，亦有違背同姓婚習俗者。更不要說櫟社理事中不乏癮君子了。但最後，眾人仍然以缺席多次，議決連橫除名。同為櫟社成員的張麗俊，也記下了這次會議：

我等櫟社友十餘人仍回獻堂家開櫟社會議，幼春因忙，棟樑、上花先歸，三人不與。社長報告昭和四年度收支決算濟，方提議台北連雅堂自大正十二年竪〔豎〕櫟社碑來出席至今，多年俱欠席，照社規三回欠席者退社，又兼為阿片新許可事件，有礙社規，退社議決；又棟樑前欲左坦〔袒〕雅堂，反對本社，亦欲議決退社，嗣因對幼春懇求寬諒，幼春對社長通過，因暫按下。獻堂提議林子瑾渡華多年，諒無再回臺之日亦當退社，子瑜、聯玉二人意欲保留，因各投票採決退社。又提議招加入新社員以繼續此社，獻堂將其一子、幼春將其二子、子瑜將其一女入社，眾皆承諾，候後回定決。又參議本社三十周年欲鑄鐘記姓名為永遠記念，議尚未決，幼春令人來邀赴新婚晚宴，因將此案保留，此初十日到子瑜東山踏青會再議。一行十餘人仍到大花廳赴盛大晚宴。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30年4月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不過，今天人們之所以知曉此事，並不是來自這些近年方公開的日記，而多半是來自吳濁流的回憶錄《臺灣連翹》。在書中，吳濁流陳述道：當時民眾黨等人反對臺灣總督府的〈改正鴉片令〉，找了國際聯盟的調查員來臺。總督府為了掩飾醜行，於是以三百圓收買了連雅堂。此文一出，「引來喧天動地的責難，臺灣人知識階層對他深深失望」，不僅櫟社將其開除，連帶臺灣民報預定採用的連震東，也因之遭到拒絕。父子倆只好往親日的《昭和新報》去。到了戰後，連橫卻搖身一變為抗日大詩人，大學者，連兒孫都沐其餘蔭。吳濁流略帶嘲諷地說：「這也算是臺灣七大奇觀之一吧。」[1]

吳濁流當時是新竹州四湖公學校的訓導，與這些民族運動者乃至連雅堂本人，多沒有直接的往來。是以他所知曉的，未必真確。但，連家自己的說法又是如何呢？戰後鄭喜夫編寫的連雅堂年譜中，出現了連震東口述的說法。連震東表示，那是因為他留學有成回臺，林獻堂將延其為《臺灣民報》記者，但該社幹部、記者如謝春木等忌妒他中、日文並佳，恨相形見絀，所以力為阻擾。遂有好事者假連橫之名，意欲阻擋其入《臺灣民報》。[2]

從林獻堂日記看來，連震東入民報社，是由父連雅堂請求，林獻堂應允說項之事。[3]而在該文刊出後，連氏父子仍多次拜訪林獻堂，其中幾次便是為了連震東入報社事而來。當年3月20日林獻堂在臺北時，連氏父子便曾前去拜訪，盼勿因鴉片一文而影響連震東入報社。林獻堂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雅棠〔堂〕、震東來訪，謂為二日《台日》紙發表其阿片意見書，而民報社因此之故，以致不採用震東。余謂父善子未必善，父惡子亦未必惡，舜之殛鯀也，興禹，此古人最好之例也，請少待，俟余詢問，然後定著。

十時餘萬俥來，余問其採用震東之事。他言春木、郭發等反對，因而躊踟〔躇〕。余謂震東頗可造就，切不可因其父而棄之；萬俥謂震東性質恐與春木等不合，余謂若然當再斟酌。遂與資彬同到大正町四條通萬俥之宅午餐。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20日）

第二天，林獻堂出席蓬萊閣新民報社宴席，連橫亦在席間。連橫又曾於7月1日拜訪林獻堂，不過日記中並沒有記載所為何事。至於連震東，也在3月31日再次拜訪林獻堂，詢問任職一事。林獻堂記曰：「連震東來問民報社欲採用他否，頗出誇口無禮之言。」三個月後，連震東復於6月30日拜訪林獻堂，日記中云：「三時餘履信、黃周、震東來訪，震東余曾極力推薦其入民報社，而受春木等之反等﹝對﹞，萬俥遂不敢採用。他於一月前入於《昭和新報》矣，觀其意頗怏怏之色焉。」此後10月16日，連震東亦曾拜訪過林獻堂，但所談為何？不見記載。

林獻堂的記敘，顯然與連震東的口述不太相吻，與吳濁流的聽聞亦有所不同。日記必然有所取捨，林獻堂多少隱蔽了某些情況。明顯者如「誇口無禮之言」究竟為何？多次來訪所談為何？便未見記載。至於不在文字之內的，就更難說了。所以，我們也沒辦法說林獻堂的記敘，便是事件的真實反映。但稍做對照，連震東的說法卻頗啟人疑竇。首先，他稱自己因中日文俱佳而招致謝春木等人忌妒一事便令人難以理解。謝春木等人反對是事實，但曾就讀東京高等師範的謝春木，又何嘗不通日文、中文？可謝春木早已在1952年投向中共，並於1969年去世。距離連雅堂的年譜出版（1975），已是六年之前，謝春木不可能與之對質、反駁。連震東的說法是否往自己臉上貼金？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若此事真如連震東所言，那麼為何連橫沒有為自己加以辯駁呢？鄭喜夫的年譜中並沒有交待。到了兩年後，他的外孫女林文月在《青山青史》中，承繼了年譜中的說法，並進一步補足了連橫沒有辯解的原因。林文月解釋：一來是該文雖是冒名，但確實出自連橫之玩笑；二來「則已略知此背後有人想要阻止震東進入報社。這種事情雖是委屈冤枉，但如果撰文筆戰起來，怕是只有越說越不清楚；況自己年紀已大，而震東方出道，它不願因自己樹大招風，反而害了兒子的前途，於是只得默默忍氣吞聲。」這樣的說法何來呢？在序中，林文月自道寫書時除了參考了年譜、著作等史料外，也訪問了連橫的親友。也許，這是連震東的親口說明也不一定。[4]但第二個理由，看起來卻頗為牽強。如不澄清，不就更增加民報人員對連氏的誤解，怎麼會有利連震東呢？而且，連氏父子居然連親見允諾說項的林獻堂也未曾說明，不免怪哉。

當然，也可能連氏父子曾經對林獻堂說明原委，但林獻堂不僅沒有記載日記中，亦執意要令連雅堂除名。不過，林獻堂曾經允諾交與連家兩百元，以助連震東之學業，應該真的認為他「頗可造就」。[5]而據日記所載，此後與連氏父子間也仍有往來，似乎並沒有加以疏遠。是故這一方面的猜想，可能性似乎不高。

連氏父子後來為何離開臺灣前往中國？連家後人與外界之間，說法自然也有所不同。但無論何者為是，連家顯然並非是參與當時那些「間接射擊」，力圖以促進中國革命以達到解放臺灣目的的抗日運動。到目前為止，除了抗戰後期，1944年連雅堂進入國際關係研究所服務，與這些臺籍抗日運動人士始有直接接觸以外，後來更參與接收工作以外，我們還看不到任何有力的證據表明連家確實在中國投入臺灣解放運動。[6]但，憑藉著連雅堂的詩文與連家和國民黨要人的交游，連氏民族氣節之名盛於一時。

今日，我們翻閱連橫的作品，確實可以看到不少感時憂懷之作。據年譜所載，連氏也曾在《臺灣民報》發表批評時政之議論。一個心懷故國的連橫，彷彿可以藉此躍然紙上。而林文月的《青山青史》，便是如此為祖立傳。但同時，連氏也曾經為總督田健治郎做諭告翻譯，[7]甚至曾為兒玉總督作〈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一首。這些行為，似乎與「愛國文人」的形象不符。而就《臺灣通史》的作序爭議一事，如果說請田健治郎等政要作序，[8]是如連雅堂友人黃潘萬所言，乃為使日吏有所顧忌，不為干擾故。那麼具官方色彩的《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真、《臺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郎為之作序，又何故僅為林文月所稱「日本有識之士對《臺灣通史》其書之重視，以及對連雅堂其人欽佩」？[9]

儘管連家人最後到了《昭和新報》任職，但在此一親日的報紙創刊時，連雅堂也曾在《臺灣民報》上為文批評該報為「御用報紙」。到底連雅堂的認同與節操如何？是否如香港媒體人賈葭所言，「周旋於日人與國民黨之間，其言行，日人及國民黨人均只見其一面」？又或者受生活所迫，有其苦衷？

那一個在日人殖民下的傳統文人連雅堂，究竟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在其中自處？

儘管史料歷歷，略為索來，卻令人感到迷惑。

三、

收音機平板的講話傳來，鏡頭轉明。幽暗的空間中，一個男人正在拈香祭拜。燭光照亮了他的正面，成為畫面的焦點。婦人分娩陣痛，傳來陣陣呻吟。產婆循循善誘，不一會，判斷即將生產，令人準備水以便接生。男人方祭拜完，對此似乎無可插手，只好走到灶腳，對著正在舀水的女人喊了一聲：「腳手卡緊ㄟ」。女人應答。男人無可奈何，轉身飲水。一會，電燈忽放光明。男人抱怨了一聲，將圍繞著電燈的黑罩掀開，離開餐廳。不久，在一聲淒厲的叫喊後，嬰兒哭聲傳出。空無一人的餐廳，白色明體的字幕浮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佈無條件投降

臺灣脫離日本統治

五十一年。

林文雄在八斗子的

女人，生下一子

取名林光明。

許多人或已認出，這是侯孝賢著名的《悲情城市》的第一幕。那平板的聲音，便是所謂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也就是終戰詔書。據說那一天，帝國境內的許多臣民，對天皇那言以正音，夾雜古語的演說一時無法理解。天皇的演說用語曖昧，廣播的音質也差強人意。但人們在當下，或者不久之後，很快便明白了那段話所要傳遞的，正是日本戰敗投降一事。[10]

林光明，也是在這樣的理解下被命名的吧。寄盼戰後生活，能夠迎來光明。正如同不必再受到戰時需求、燈火管制而斷電，乃至遮蔽的電火一樣。

然而隨後迎來的，卻是一段苦澀而曲折，幽暗的記憶。

四、

珠江口。另一個四方匯聚之地，清帝國最早割讓的殖民地分峙東西兩岸。這裡的人們，直到90年代方才脫離殖民地身份。香港學者羅永生面對這曾經身處其中的殖民經驗，做過許多討論與批判。在一篇論文之中，羅永生試圖透過電影，窺探殖民經驗所烙印的香港政治無意識。他認為，殖民經驗使得香港人的身份曖昧不明，這樣的曖昧帶來的焦慮，呈現在香港臥底電影裡之中。一部部臥底電影，折射出港人不同時期的身份政治狀況。而對近20年來臥底電影影響最深的，便是九七回歸。羅永生如此論道「九七大限」的意義：

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總總「過去」（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一統版本的歷史命運。在「線性歷史觀」下所描畫的「歷史」長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歸」，但這卻非意味為人們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大限」，毋寧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為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仿如一個讓每個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關。[11]

「重新做人」，這話聽來似乎過於沈重。人怎麼樣輕易的放棄、塗抹、批評自己的過往，而為了一個新的秩序，改頭換面，徹底與過去之我決裂呢？但回顧1949年以後的中國，幾波政治運動下，多少人被迫自我檢討「學習不夠」，批判自己過去的言行，只為了「跟不上黨的思想」，無法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重新做人」？這樣來看，「重新做人」卻也太輕薄，何以承擔過去總總的殘忍與沈重？

而這一切「做人的標準」，從來都掌握在權力者的手中，成為一種專斷的政治忠誠判準，左右著芸芸眾生的命運。如同日本帝國一面高唱天皇赤子、一視同仁，一面又以民度未開為由，合理殖民地的差別待遇。面對殖民者的兩面話語，殖民地人民受制於權力的網羅中，難以脫身。舊的認同已被隨政權轉移而無所憑藉，殖民者新的標準卻遙遙不可及，人們的身份也只得在其中游移，處於半途中端，不得為人的尷尬。如何擺脫這尷尬呢？一些人固守舊認同而拒斥巨變；另一些人則依循新標準，依盼統治者的恩澤；還有一些人，則尋求超越或迴避的可能性。

連雅堂究竟是那一種人呢？又或者，他也不只是一種人？在政治語言的攻防中，似乎不再有人關切。恰似柯文哲的父祖是如何面對皇民化運動下對教員的總總要求，又怎麼樣看待自己作為公學校教員這個身份？而他的學生、鄉里又如何看待他？對許多人來說，這些問題似也都無須探究了。[12]

1945年之後，「做人的標準」又再次改易，這一切曲折的生命，都被放入了粗糙的「皇民」框架之中，只因為他們曾經在皇民化運動下，自願或被迫編入了「皇民奉公會」，或者擁有了日本名字。即是民族運動代表的林獻堂，也曾被南京政府懷疑其忠誠。他們，被新來的統治者鄙棄，因為統治者認為他們沒有在殖民統治數十年後，繼續保有漢民族的認同，反遭日人「奴化」。[13]他們，不符合新的「做人」標準。

光明的期待由此落空，而過往，也得化為幽暗的記憶。

1945年的「生死大關」，並不只落在臺灣。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東亞無數的人民陷入了「重新做人」的困境。那是在佔領區下生存，卻被接收者指為漢奸的人民；那是在殖民地中生存，卻被光復者指為皇民的人民；那是隨著皇軍的挺進移出，戰敗後孑然一身，回國受盡貧困歧視的日本人民。那是在新舊政權之間徬徨，而被專斷的權力宰割身份的人民。

近70年後的2014年11月16日，已經被人們淡忘的「臺灣光復節」後三週，連戰一句「青山文哲」，令人驚覺，原來，臺灣從未真正「光復」，而時間，也從未跨過1945年。這不是制憲國大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後，對國府感到失望之餘，寫下「臺灣暗復」那種「新生臺灣」的失落與悲涼。[14]而是由自一個「半山」後代，對自己父祖輩的殖民經驗毫無認識與反省，也毫無考慮如何使這片土地上不同的生命經驗能夠彼此訴說與聆聽，無意——或有意的複製著殖民體系的話語。對照著連橫的生命經驗之種種，其孫連戰這一席話中，傳達出的惡意與無知，令人不敢置信。那是對在無情歷史洪流中徬徨無助，奮力求生的生命——連橫可能便是其中之一——沒有一點認識、同理，乃至同情而出的權力者的話語。我們不禁想問，假使連氏沒有在1930年代前期西渡投靠黨國，是否也得面對同樣的命運？而連家的後人，又會怎麼面對自己先祖的「青山青史」？

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連戰講出這樣的話語？

這種權力者的話語，彷如日本殖民者再次回到臺灣，對著臺灣人說道：「你們這些清國奴，何以成為我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連雅堂、柯世元，「你們這些清國奴，何以成為我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五、

在《湮沒的輝煌》中，收著一篇散文〈寂寞的小石灣〉。夏堅勇為之感到寂寞的，並不是小石灣的乏人問津，而是據說埋骨於此的閻應元。那年乙酉，閻應元在江陰抵抗清軍，固守八十一日，壯烈犧牲。而這樣的粗人，在史書上，在文人心中的位置，卻不比文采風流，一日失揚州，尚待清軍容其成節的史可法。

夏堅勇為之不平。

趙衍慶有幸，在這一陣風暴後，得到了許多媒體的採訪，儘管是藉由他人之手記下，但也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見證。這些隨軍來臺的小人物，固然沒有閻應元的英勇事蹟，但他們的經歷，我們又何以能夠冷漠呢？

趙衍慶有幸，他與中國史百年無數的災禍擦身而過，似乎也無須面對「重新做人」的認同困境。但他也逃不了連雅堂、柯世元的命運，得任憑人們就他留下的隻字片語，加以詮釋。於是兩位許先生或說他是新的「政治正確」下失語群體的一份子；[15]又或者以他的案例，推演成「當年國民黨軍沒有也不會要未滿十六歲的小孩，以及女性去當兵」。[16]

相比這些一時不察的小錯誤，《聯合報》社論的政治解讀更為離奇。不僅有著與江先生原文一樣的方法毛病，更將嚴肅的轉型正義歷史責任，共同體如何可能的問題，簡化為政治權謀下對執政黨的醜化。

想想，也不能怪罪今人。人們總是想要透過這些「真實的經歷」來理解一個時代，但不僅經歷是否真實，有待考驗；時代在人們生命中，留下刻痕早是不盡相同。一個趙衍慶，濃縮了一段歷史；但走進趙衍慶，卻看不到歷史的全貌。而歷史既與認同密不可分，也就無法逃脫於政治認同操作之手。我們永遠無法使過去的歸於過去，凱撒的還諸凱撒。

但每一個歷史的代言者都應該謹慎小心，不致使歷史失掉了它應有的重量。

否則贏得了政治，卻失去了歷史。人們，也就不得不斷的「重新做人」。

六、

青山如故，已然發生的事情，不會改變。過去的一切存在，自是存在，不因我們今日的種種行動而改變。

青山共賞，它不會，也不能壟斷在史學者或探訪者的手裡，因為過去本是社會的存在。人們總是不斷的藉著吸收記憶，試圖尋找自己在歷史之流中的定位。它必然被人們不斷的討論，也在人們的討論中不斷的變化身形。那些變化，或源自對事實的塗抹，或來自視點的轉換，或者，來自時間的無情。這一切，使得真實的過去彷彿如煙，形影雖在，卻難以把握。

儘管如此，青山依舊如故。

我想起《悲情城市》，想起其中的種種暗喻與明喻，在電影中，一樣有著不變的青山，那一彎山路黃石滾滾，山壁幽幽，一同見證了小城的喜樂悲苦。而我又想起聾啞無語的林文清：他是時代的見證人，以攝影為業，但卻不能說話，最終捲入反抗運動之中，隨之被捕，不知去向。電影也隨之走向尾聲。

也許，過去的真實就像林文清一樣，它不說話，卻真實的訴說著。而我們得如阿雪、寬美那般，在旁靜靜陪伴，從其向我們透露的簡短語句中，逼近其所要表達的一切。甚至，可能需要我們的代言。

而它也許要我們加以守護，以免政治力量的粗暴毀滅。

但，陪伴與守護從無身份的條件，

只要真誠與謹慎。

延伸閱讀：

有關連橫形象的變遷，或者「造神」，政大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舊作〈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有簡明而實在的析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1期（1998），頁1-56。但林教授這篇文章較無觸及認同問題，筆者在此希望呈現的，是那一個時代的臺灣漢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共同的身份認同困境，以及在面對多層累加的歷史—地緣政治結構（1895年甲午戰爭、1930-1945年十五年戰爭、1927-?年的國共內戰，以及1947-1991年冷戰）的今日，如何認識這個困境的問題。不過順著林教授文章的思路，亦可檢討香港學者羅永生「奴性與殖民」的命題。見羅永生，〈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收於氏著《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3-13。

（2015年8月22日補述：今年初曾藉連橫家書進一步探索此問題，發現林元輝的論述頗有問題。例如林元輝將「阿膏」當作「阿片」，但事實上前者是一種中藥材。林元輝的描寫過於負面，有以論代史的狀況。）

有關「反共義士」的研究近年來頗多，但其中作者曾採訪在世「反共義士」者，筆者所見有以下三篇：

倪孟安，《「反共義士」之研究－－以投台中共飛行員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2005）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台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2008）
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此論文2013年由國史館出版）

儘管學界已有一定成果，但不可否認的，對於這些如今已80多歲的老兵，我們的關注與了解恐怕仍然遠遠不足。

寫在後面
在這篇文章寫成以前，已經有管仁健與Mattel（許建榮）的文章談過連橫的「鴉片有益論」，這些批評大抵襲自林元輝的論文。筆者較不認同這樣批判的、只呈現一面的討論方式。其原因一是每個人物都有多面的樣貌，這種強調負面形象的論述本質上是一種反論述（counter discourses），旨在打破黨國塑造的愛國的、進步的連橫形象。但這種反論述並無法引領我們進入那個時代，從而更深刻的理解連橫。例如管仁健攻擊連橫「戀童癖」，但在古代中國雛妓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女子的成婚年齡也比現在早很多。承襲漢文化的連橫似乎也不例外。筆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夠讓更多人理解歷史的複雜性與多面性，而非以單一向度來衡量、評價歷史問題。

文章寫完之後，另一位歷史普及作者 Emery 也在關鍵評論網上發表了討論「皇民化運動」的文章，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一併參看。

雖然筆者在書寫時，曾希望把這個議題放到一個比較大的脈絡、架構下來思考，但最後仍就是功力不足，一些面向沒有做好。文章存在過於福佬中心的問題，不僅沒有討論到原住民族面對日人文化制宰的情況，對於戰後來臺的「外省人」著墨也不夠。但如果那樣寫下去，這篇文章就會不只是9000字了。有關原住民族面對日人文化制宰的問題，讀者如有興趣，可以進一步參考Baliwakes（陸森寶）的個案。

[1]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北，草根出版，1995），頁137-139，有關日治時期鴉片問題，最重要的研究應仍數劉明修（伊藤潔）所著《臺灣統治與鴉片問題》（李明峻譯，臺北：前衛，2008）。該書頁180-206對此次反對運動有概括式的論述，其中亦談到連橫此文，不過卻變成500圓收買。翻查其所引之林獻堂日記（1930.4.6），卻找不到任何有關500圓收買之材料。

[2] 鄭喜夫也意識到這件事對連家聲譽的影響，在「弁言」中提及：「『臺灣阿片特許問題』事件，影響於譜主本人及其子孫者，可為至深且鉅。這是譜主最受人攻擊之事。本書具譜主哲嗣定一先生所言及編撰者自己之研判而為記載，尚覺合理可信。然而歷史記載貴在求真，倘有能提出騎它不同說法的可憑信的供證，我亦唯有修訂原有之記載；但我不信有此可能。」定一即連震東。見鄭喜夫編撰，《連雅堂先生年譜》（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1975），弁言頁2。事件相關記敘見正文頁135-142。

[3] 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2月8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以下引用林獻堂日記來源皆同，除無註明日期之引用外，不再另行出註。

[4] 林文月著，《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77），頁195-197。林文月此書有三個版本，最早的版本是由中國國民黨的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作為「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之一；其次1994年雨墨文化曾將此叢刊重新發行，是故又有雨墨文化一版，連戰為之序。2010年則由有鹿文化再次出版，序言雖言有所增補，但對此事之說明並無變動。有關成書材料，見該書1977年版前言，頁1。

[5] 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1月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6] 連震東在中國主要是跟隨張繼，為其下屬。其詳細活動見鄭喜夫編撰，《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頁36-75。

[7] 田健治郎日記中曾有如此記載：「前八時，依例整儀裝，參拜臺灣神社。歸途，登廳視事。昨對比魏清德、連雅堂及關口某所譯諭告案漢文，取捨折衷，構成一案。本日，與鷹取氏推敲，決定之。」見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9月28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8] 田健治郎在1920年2月為《臺灣通史》題「名山絕業」四字，連雅堂又在同年12月27日送了《臺灣通史》二卷給田健治郎，田健治郎也曾將此書贈與犬養毅。後二事參見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12月27日、1921年9月9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9] 林文月著，《青山青史：連雅堂傳》，頁149。林文月書中，對連橫與總督府的這些往來，隻字未提。筆者曾瀏覽有鹿新版，亦未見補入，不知是筆者眼力有限，有所疏忽，或是此書三個版本確實皆從未提及？

[10] 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8。

[11] 羅永生，〈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與變遷〉，收入氏著，《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21-22。

[12] 有關所謂「皇民化運動」的一般情形，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蔡錦堂編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2006）。

[13]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9:2（2002），頁145-201。

[14]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0），頁63。

[15] 許劍虹先生認為這些韓戰後來臺，具有共黨經驗的人在過去不能發聲，「終止動員戡亂與解除戒嚴後，『去中國化』與『本土化』又成為台灣新的『政治正確』」，因而這些人被認為是「外國人」或「敵國人」也不得發聲，也沒有多少歷史研究者對這些人感興趣。無論許先生對臺灣社會政治風向的論斷是否正確，相關的研究反倒在近年來有一定累積。去年國史館出版之《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即是針對這些人的訪談。見周琇環、張世瑛、馬國正訪問，周維朋紀錄，《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3）。相關研究則可見附記。

[16] 前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中就有一些未滿16歲成為軍人的例子。1949年撤退來臺的國軍，便曾將這些或抓兵，或託孤，或是隨父兄而來的幼年兵集中，編制為「幼年兵教導總隊」。他們的經歷，可以參見熊德銓編，《中華民國幼年兵：「幼年兵總隊成立六十週年綴真」》（臺北：黎明文化，2011），或桑品載，《小孩老人一張面孔》（臺北：爾雅，2013）。其餘未隨之來臺編入幼年兵教導總隊亦所在多有。至於因此戰死的幼年兵，更是難以考察了。趙先生有幸未遭此劫，但不能因此說國民黨不會抓16歲以下的人當兵。至於女性從軍亦有，即是後來編成的「女青年訓練大隊」，不過他們並不擔任前線任務。

10-27 [讀書] 讀《史明口述史》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27 Oct 2014 15:34:00 +0000

寫在前面

本文寫作期間，曾經與一些師友討論過。這些師友給予的意見往往在兩個不同的端點上：一端認為此書不宜以嚴肅的學術標準評斷：一端則認為應直書問題，無須考慮太多。這樣的問題來自於本書的口訪者多數並非史學專業出身，我們並不確定其口訪的能力以及團隊內部的分工如何。因而在寫作時，最大的難題是便是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判這本書。

讀者若有聽聞過史明演講，應該會知道他講話相當慢，也有一些口音，這本身在做成逐字稿上便是相當的負擔。此外還包括訪問團隊的成員多數似乎欠缺經驗，而且年齡上與受訪者相距太大，在對話時雙方是否有相當的權力，亦是問題。但筆者終究並非親身參與，無法確認實際狀況。再者，即便考量實際狀況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本書仍然有一些難以合理化的問題，例如註解上的離譜錯誤。因此最後仍決定將此書評刊登於個人的部落格上。

本篇書評不是要否定史明口述史團隊的努力，事實上，正如筆者在最後所言，這樣的口述工作可以說是相當高難度。但作為一個具有歷史學背景的讀者，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仍然有與其它讀友分享的必要。筆者自我衡量，認為此書評可能稍嫌苛刻；事實上，如果以相同的標準來看，可以發現許多口述訪談可能都有不少問題。但筆者能肯定的是，這些批評應未至苛責，亦不至於失實。希望這篇書評，能使各位《史明口述史》的讀者能夠更為清楚這套書可能存在的缺陷與問題。甚至更進一步理解口述材料本身的侷限與不確定性。以上幾點說明，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文時，能夠多加留意。

2014年10月28日增添部份超連結。

2014年11月14日：文章刊出之後，筆者又翻閱了一些口述歷史。發現其中有所缺憾者並不在少數。說起來，《史明口述史》仍不算太差。而這篇小文章亦稱不上書評，故把標題改為「讀《史明口述史》」。

傳奇人生

去年一月出版的《史明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自始即受到各界矚目。不僅博客來OKAPI曾以專文介紹，日前更榮獲金鼎獎圖書出版獎肯定。而《口述史》的銷售量亦表現不俗。筆者於2014年7月購買時，已達三刷。以口述史而言，應是相當亮麗的銷售成績。

正如金鼎獎得獎評語所言，此書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受訪者以90餘歲高齡受訪，仍能相當清楚地闡述其生平經歷。尤其書中對史明在日治時期的求學、生活與中國經驗，乃至後期長期投入的海外臺獨活動，都有相當豐富的描述與觀察。《口述史》的出版，對研究、理解經歷日本統治的臺人認同，以及海外臺灣人、臺獨的發展，乃至戰後臺灣的政治等面向，想必都將有所貢獻；而書中史明的傳奇經驗與堅定意志，也必能帶給一般讀者精神上的刺激與省思的空間。

儘管書中呈現的生命故事相當精彩，但本書卻有不少採訪與編輯上的問題存在。這些問題不僅損及內容的完美呈現，更可能造成部份讀者的錯誤認知。以下便就筆者學知所及，提出幾個問題提出討論。

問題一：失落的細節

儘管《口述史》篇幅不小，內容亦稱豐富。但相較於其他整理得當的口述史，筆者閱讀後的第一個感受卻是書中有許多敘述不完整的地方。如第一冊早稻田求學經歷的部份（第三章），便經常令筆者感到敘述有頭無尾。在該章中，史明敘述他在學時的早稻田學風，指出當時學生經常與教授聊天，師生關係相當親密（頁66-67，71-72），他也提及教世界政治史與憲法的老師令其印象深刻。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這些往來親密、印象深刻的教授姓名，史明卻幾乎沒有提及。

史明早稻田經歷的敘述篇幅確實不少。在該章稍前，史明便表示自己乃是受到《中央公論》等雜誌上所刊載的早稻田教授文章吸引，因而對該校產生嚮往（頁64）。既然早稻田大學的教授對入學前的青年史明有這樣的吸引力，而入學後的師生關係也相當親密，那麼史明理應多少記得這些教授們的姓名。但在書中，史明除了提及教授文學的西條八十外，幾乎沒有提到其他教授的姓名。這些使史明對早稻田產生嚮往的教授是誰？是否有教授的身教、言教或思想對其產生重要的影響？可惜的是，《口述史》並沒有為我們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

縱使史明的敘事中更強調的是學風自由與自學的經歷。但史明畢竟是對早稻田這所學校有著嚮往的。他的嚮往是否在真正受教之後失落？他又如何看待學校的大部分課程？又或者，史明並沒有機會受教於那些嚮往的教授呢？對此，《口述史》中僅提供了中國史、哲學、文學等領域的零星訊息，使我們難以得到完整的圖像。雖然史明的思想形成並非僅受到早稻田經驗的影響，但這些細節的缺陷，不免使欲從此書理解思想形成的筆者感到些許失望。

一般而言，在口述訪問的製作過程中，會於每次訪問後整稿，並找出不完整或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地方，以便在下次訪問時追問。[1]是故口述訪談雖因受訪者的態度與記憶，而有詳略不一的狀況；但憑藉反覆的追問，對於同一個主題的內容，多半會儘量給予清楚而完整的交待。[2]相較之下，《口述史》卻見到不少「有頭無尾」的敘述。這也許是史明年歲已高，不復熟記。若是如此，採訪、編輯在整理成敘述時，也應指明敘事者已不復記憶，使一般讀者及研究者了解這部份的資訊已不可能透過口述來取得。但本書卻沒有採取這樣的作法，讀者因而無法知悉這是由於口訪者沒有持續追問，或是受訪者已經遺忘這些細節。

這類有頭無尾的問題，並非僅出現在第三章。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史明在第四章中陳述在上海做地下諜報員的經驗。但是，他自己如何判斷其從日方套取之情報是有用的？又以什麼樣的管道、方式匯報上去的？這些可說是諜報作業的基本細節，但卻找不到任何敘述交待。在這樣的例子中，細節的缺乏，不僅影響著口述史本身的完整性，甚至影響著我們判斷史明的陳述是否可靠。

問題二：是切實的情報，還是道聽塗說？

在《口述史》中，史明不僅對臺獨各陣營之間的往來活動有所評述。對於戰爭時期一些在中國的臺灣要人之活動，也提出了不同的說法。其中當以謝春木（謝南光）在上海做雙面諜，以及李友邦遊走於國民黨、日本人之間做生意，這兩個說法最令人注目。

書中史明回憶：抗日運動的要角謝春木在上海做雙面諜（冊一頁128，又冊二頁60）。然而，謝春木不僅在臺灣是特高關注的對象，在上海經營的通訊社亦以反日聞名，領事警察對其活動更多所措意。雖然謝氏曾遭國民黨方面以日本間諜之名逮捕，青山和夫也在回憶錄中認為他是日本間諜，戰後重慶更有人散布謝春木是日本間諜的傳單。但以謝氏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來看，要成為能獲日方信任的間諜似乎頗有問題。[3]謝氏如何可能是雙面諜？史明的判斷何來？《口述史》中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待。

史明提及李友邦打著臺灣義勇隊的旗號做生意，在杭州遊走於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冊一頁123）一事，也與學界現有的理解不同。目前有關臺灣義勇隊的研究與回顧，不僅指出臺灣義勇隊經濟困難，也指出臺灣義勇隊與中國共產黨存在曖昧關係，以至於1941年新四軍事件後，國民政府便緊縮其資助。[4]這些都顯見國民黨與臺灣義勇隊的關係不佳。而李友邦本人自青年時期便已至中國求學，與日本之淵源似乎不深，浙江亦非其早期活動據點，在這樣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李友邦又要如何在浙江遊走於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呢？這些與現有理解不同的訊息，若有進一步的來源交待，都有著於讀者判斷可信度與史料價值，可惜《口述史》團隊似乎未措意及此。

史明抵達中國是在1942年下半年，但該年5月底，日軍便已攻陷臺灣義勇隊的駐地金華（臺灣義勇隊的駐地非杭州，史明的回憶有誤），臺灣義勇隊也因此於6月奉命遷往福建；1942年時，謝春木亦已不在上海。史明的這些記憶，顯然不可能來自直接的往來。而他也自陳與當時在中國的臺灣抗日運動要角往來不多（冊一頁123-124），因此其訊息似乎也不可能來自當時在滬的楊肇嘉、李應章（李偉光）等人。究竟史明所述是切實的情報，又或者是把當時各界對臺灣籍民的誤解信以為真？由於訪問者似乎沒有進一步就這些資訊的來源做追問，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說法的來源為何，也就無法肯定這些訊息的史料價值。

總而言之，「有頭無尾」的問題可能是來自於受訪者的記憶衰退。然而沒有就謝春木、李友邦等人的活動訊息，進一步探問資訊來源，恐怕是由於口述史團隊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說法與現有說法不同，若有進一步的確認，便能增強其史料價值。這，就不得不說是團隊的專業有所欠缺了。

問題三：欠缺相關背景知識

事實上，全書最清楚顯示口述史團隊專業不足的地方，乃是註釋。一般口述訪談鮮少出註，至多只是標注人名。[5]史明口述史團隊之所以為全書加註，應是希望讀者能夠更了解史明所經歷的時代。但正如下所述，該書的註釋問題頗多，事實上不能達到幫助讀者理解的目標，反倒是全書最令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就註解中的錯誤而言，如第一冊史明提到荷蘭時代結首制時（冊一頁53），引用的應該是伊能嘉矩以來的日本學者的誤解，這部份王世慶已經有專文所澄清。[6]但註解者顯然不清楚這部份的研究，以至於在解釋結首制之後，畫蛇添足，稱「這裡史明所指應該是自荷蘭時期就存在著移民團體拓荒的社會形態」（第二章註16）。在同章稍前處，史明回憶地方耆老口中的清代士林故事時，提及「當時在林爽文佔領臺灣兩三年的時光中，士林也有林爽文的部下駐守，後來這些人戰死了，被民眾埋在芝山岩，稱做是『大墓公』」（冊一頁47）史明已明白地說道是士林芝山岩的大墓公，但註釋者居然毫無留意，在註釋中給了土城的大墓公（第二章註10）。[7]

再者如冊一頁56史明提到當時仍稱原住民「生蕃」。「生蕃」為日人用法，「生番」為清代用法。《口述史》行文以「生蕃」，註腳中卻稱這指的是清代臺灣的「化外之民」（第二章註18）。此處不只在用字上有所錯誤，將專指未服從清廷權威之原住民的「生番」，解釋為清代臺灣的「化外之民」，亦有失精確。化外者，王化之外也。它可以指漢文明所不及之處，亦可指清廷版圖所不及之處。例如姚瑩《東槎紀略》卷三〈噶瑪蘭入籍〉中，引用嘉慶皇帝給阿林保的上諭，其中提到「蛤仔難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盜賊窺伺時，能知協力備禦殺賊，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這裡的「化外」，指的是清廷統治所不及之處。而柯培元《噶瑪蘭志略》中稱「臺人之善分黨類也，匪獨漳、泉為然，且處處有之．漳將與漳分，泉將與泉分，忌克在中，牢不可破，雖為化外之民、盜賊之侶，無不盡然。」這裡的化外之民，指的顯然是非清廷統治所及的漢人，而非「生番」所指涉的，清廷統治所不及的、漢化程度甚淺的原住民。因此，以化外之民來註解「生番」，是極不恰當的。（以上兩段引文皆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第二冊史明提及戰後日本臺僑處境部份的註釋處理，[8]表現更是一塌糊塗。像是史明提及中華民國華僑總會（冊二頁58），指的應該是中華民國留日東京華僑總會或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筆者從上下文推斷，認為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但編輯團隊卻以鄭彥棻在臺北組織，隸屬中國國民黨的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作註（第十章註1）。有趣的是，在前面提到高玉樹組織青年團，擔任團長時，卻出現了「作者按」，說明這個青年團長應該就是「東京華僑總會會長」（冊二頁36）。顯示團隊成員確實知道東京華僑總會的存在。[9]

稍後史明提及的「中國班」（冊二頁60），指的應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但並未見到口述團隊的進一步確認或出註。又財閥解體（冊二頁38）的部份，註解者不選擇為財閥解體出註（尤其是補充史明口述中未提及的各財閥曾於戰爭中協助軍方的背景），反而為三井、三菱等財閥出註，對於讀者理解財閥解體之概念亦沒有太大幫助。而事實上，這些註釋也因為對「財閥解體」的輕描淡寫，無法提供這些財閥的簡「明」面貌。

有關「第三國人」的註解亦有疑義。書中冊二頁36提及「第三國人」時，僅以括號標注指「朝鮮人、臺灣人」。令人不清楚這是史明本人的說明，還是編輯團隊所註。「第三國人」主要是戰後才出現的稱呼，原意是國籍非屬盟軍各國與日本之外的人，臺灣、朝鮮等前日本殖民地人民此時法律地位不明，也屬於第三國人的一類。但這些第三國人似乎沒有史明所稱的特權。[10]反倒是戰後初期物資匱乏的日本，「第三國人」與黑市的結合，引起了不少犯罪問題。[11]儘管後來第三國人主要指稱在日臺灣與朝鮮人，但在某些用法上，似乎也包括在日中國、琉球人。[12] 此外，尚須注意的是，史明在冊一中使用過「第三國民」（冊一頁44、52）一詞，這是否與第三國人同義，又或者指三等國民，則未見出註或校正。

正文中也有一些常識性事實上的錯誤。如把寫《失樂園》的彌爾頓錯當成法國人（冊一頁77、頁78）。雖未知是史明口誤或是口述史團隊整理時誤植，但就筆者理解的一般口述歷史操作方式，這類常識性錯誤應在校稿時中便予以更正。口述史團隊在此不僅沒有更正，亦沒有出註指出史明的回憶有誤（在冊一頁104處，口述史團隊便出註指出史明對潘漢年的回憶有誤）。另外開設振亞銀行的「王柏榮」亦被誤植為「王伯榮」（冊一頁117）。[13]

問題四：註釋草率、體例不清

註釋的目的，是使讀者能夠更為了解敘事所鑲嵌的人際網絡或時代背景。因此，在下註的時候，除了簡單介紹人物的生平、特質，也應該說明那個人在當時扮演的角色。像史明提到跟鄧小平打過照面（冊一頁178），應當交待鄧當時的職位，在共產黨中的地位如何，這樣能使大家更為了解提及此事的意義何在。但註腳中卻沒有補足這點，這是註者不夠細心的地方。相較之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的編輯者便相當清楚這層考慮，幾乎所有的人物資料都提供了該人物在當時所擔任的職位或最近一次的職務任命。

就體例而言，全書的人物註腳亦不一致：有些人物並沒有給予生卒年、有的外籍人士並沒有原文或英文名，甚至有的註腳內容貧乏，與沒有註腳一樣。例如第三章註23「列寧」，（冊一頁93）不僅沒有生卒年、原文名或英文名。其註釋內容「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稱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亦非常浮泛，不僅沒有提及其對俄國革命的參與與其後執政，對於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對帝國主義的批判，與其對國際共產革命的影響亦沒有任何著墨。

事實上，這一個註腳恐怕是擷取自《維基百科》「列寧」條目的第一段概述。使用《維基百科》作為參考資料，並不一定是問題。[14]但本書大量使用《維基百科》作為註釋參考資料，甚至是將《維基百科》各條目的第一段概述複製貼上後進行刪減，留下基本資料與一句或兩句的概述。[15]其結果便是產生如第六章註10（冊一頁157）三八式步槍那種將平假名與羅馬拼音都列出的詭異註腳。[16]這種作法實在不是一個負責的註解團隊應採取的作法。更不要說甚至出現第六章註14（冊一頁175）劉伯承的註釋中，忘了把註腳號拿掉的低級錯誤。

總的來說，全書對註釋資料來源的說明相當不清楚，僅有少數註腳說明出自《臺灣歷史辭典》或《臺灣史小事典》等參考書。大多數的註腳不僅沒有說明出處，而且對讀者了解背景脈絡並沒有幫助。這些都顯示出該書的註釋工作相當草率。註釋本是吃力之工作，不僅一般口述訪談皆不出註，許多出版史料亦不出註。是故《史明口述史》團隊決定添加註釋，本是美事一件。但這樣草率的作法，反倒弄巧成拙，成為全書最大敗筆所在。

結語

《史明口述史》是一個觀點與經驗互相辯證的生命敘事。書中許多史明對當時東亞世界與臺灣人處境的看法，都與他個人經驗的緊密相連。史明生命故事的呈現，無疑讓我們對這個日漸遠去的時代，增添更多元的了解。但不可諱言，此次《史明口述史》的出版，確有不少瑕疵之處。

在口述材料的採集過程中，訪問者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好的訪問者必須要熟悉相關的時代背景，並且藉由自己的背景知識，來向受訪者挖掘更多的訊息。最基本的：訪問者必須吸收、消化受訪者所陳述的敘事，找出其中需要補充，或者進一步探問的細節。訪問者的存在，使得受訪者不能迴避尷尬的問題，也讓受訪者的個人敘事更能與時代脈絡產生連結與對話，筆者以為，這正是口述訪談與自傳最重要的差別所在。但正如筆者前面舉出的各種問題，在《史明口述史》中，採訪、編輯團隊是否善盡其責，恐怕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口述工作本非易事，尤其是對高齡90餘歲的長者進行口述，更是不容易的工作。就此，口述史團隊的努力與付出，仍值得我們的敬佩與推崇。但《史明口述史》終究是面向大眾出版的一份口述訪談，更何況，此書可能成為史明的最後陳述。因而它不僅應符合一定的知識要求，也要面對史學者的考驗。筆者僅以一個歷史學徒有限的學知，將拜讀後的疑慮與問題在此列出，以供各界指正。而若筆者所述確實，也盼出版者仍再未來再版時，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處理，以求本書的盡善盡美。若能如此，亦是讀者與研究者之福也。

[1] 有關口述歷史的製作方式，坊間已經有不少專書，如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1997）、Paul Thompson 著，覃方明等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Beth M. Robertson著，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歷史》（臺北：五觀藝術，2004）。讀者若僅欲了解最基本的簡單流程，可以參考黃富三教授主持之《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的前言，見該書頁1-3。

[2] 當然，這並不能夠保證敘事的真實性。

[3] 目前有關謝春木最詳盡的中文研究，應推何義麟，〈臺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謝南光〉，收於氏著《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之歷程》（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6），頁15-59。以上敘述基本參照該文。何氏引用了大量的領事警察報告與《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但就國府方面的史料運用較少。對於謝春木何時加入國際問題研究所，展開對日情報工作，亦沒有辦法給予切確的斷年。不過領事警察報告中推斷陳旺成（黃旺成）可能是謝氏所經營之華聯通訊社成員之一。或許隨著《黃旺成日記》的陸續刊行，我們可以對謝氏在上海的活動有更多認識。

[4] 參見王政文，《台灣義勇隊——台灣抗日團體在大陸的活動（1937-1945）》（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

[5] 如口述者以字稱呼時，以括號標注原名。筆者在閱讀兩蔣時期國民黨官員的口述回憶時，經常可以看到他們以字代名，如稱嚴家淦為嚴靜波。這時口述訪談的編輯團隊多半會在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加註原名。

[6] 王世慶，〈結首制與噶瑪蘭的開發——兼論結首制起自荷蘭人之說〉，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03），頁469-501。

[7] 即今芝山岩同歸所。一般說法指林爽文事變與咸豐九年（1859）漳泉械鬥之死者屍骨皆合葬於此。

[8] 史明此處回憶似乎忽略了澀谷事件前後臺人地位與處境的不同。以及第三國人與戰勝國人民的不同，還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對自己國際法上身份的誤解。有關此時的海外臺灣人國籍問題，可參考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 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7：2（2005），頁393-437。但湯氏並未很好的處理國籍問題的國際法基本架構，僅從檔案中爬梳了問題的概況。對於日本的情況，亦可再參考何義麟，〈戦後台湾人之国籍変更与国家認同──以渋谷事件之考察為中心──〉（２００１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臺北：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02）。
事實上，史明對1945年以後，直至1952年自己抵達東京以前的臺人在日本的狀況，皆是聽聞而來，其可信度有待考驗。例如史明也提及高玉樹之所以被送回上海，是由於高氏組織青年團，為了衣料問題帶人去大藏省談判，談判時使用暴力，因而被美國憲兵逮捕，遣送上海（冊二頁36-37）。但高氏本人兩次接受口述，皆表示是因澀谷事件（1946年7月）受牽連。我們無法肯定高氏自述即為真，但此兩說差異極大，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參見黃富三主持，《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19；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市：前衛，2007），頁37-43。

[9] 在此處尚有另一問題：高玉樹確實做過東京華僑總會會長，但也不能排除高本人另外組織過青年團，此處之「作者按」不曉得是否已經做過確認。而口述史中出現「作者按」，究竟此作者是史明，或是採訪編輯團隊？實在是令人摸不著頭緒。若是前者，那麼就是史明「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若是後者，採訪編輯團隊又在什麼意義上能自稱「作者」？妙的是，本書之作者確實標示為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

[10] 史明所說特權，應是屬於戰勝國人民所擁有，也就是在臺人取得中華民國籍後獲得。參閱前註各引文。

[11] 除參考前註7所引各文外，有關戰後日本的社會概況，可參考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2] 「第三國人」的起源與實指在學界仍有爭議，但大體是指戰後初期的在日朝鮮人與臺灣人。後一種包括中國人、琉球人的用法，筆者只在John W. Dower所著的《擁抱戰敗》中看到，不排除是Dower簡化論爭的說法。見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頁94及其註腳（見頁135）。

[13] 王柏榮為路竹王家，臺南仕紳王開運為其伯叔。參見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13期（2012-06），頁9。另有關王氏家族在上海的活動，可參考吳淑美口述，「美世紀」網站 http://www.meicentury.com/ 。

[14] 使用《維基百科》的問題在於，這些條目的內容很可能沒有經過查證。若有更好的資料來源時，應該避免使用《維基百科》內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書目，或者列出參考書目但沒有給予任何腳註的條目。因為這些條目的內容可靠性並無法被第三方文獻或權威單位（被普遍認可具有充足能力或嚴謹編輯態度的編撰、出版單位）支持。

[15]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挑幾個人物註腳，並找到該人物之《維基百科》條目，然後翻閱該條目早於2013年1月（或者更早），也就是出版時間之前的歷史版本。往往能找到相同的語句。

[16] 將外來語的原文詳細列出，是《維基百科》條目的特色，但一般註釋實在不需要到連平假名、羅馬拼音都列出的地步。此註腳是摘自《維基百科》該條目的歷史版本，最新版本已不同。

10-25 [時事] 所謂「中生納保」問題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at, 25 Oct 2014 05:23:00 +0000

最近中生納保鬧得沸沸揚揚，不少人甚至指同時九把刀劈腿新聞是「煙霧彈」，意圖轉移大家對中生納保的注意力。事實上九把刀劈腿正如同柯文哲的「坐檯」說，反應了不少臺灣社會的性別問題，無奈臺灣社會鮮少願意深入討論性別議題者。對比同時期 Renée Zellweger 「整容」在歐美引發的各種正經評論（如 Think Progress 這篇 "How Should You Laugh At Renée Zellweger's Face Today?" 、 NYTime 的這篇 "Why the Strong Reaction to Renée Zellweger's Face?"），我們似乎沒有藉此做更進一步的反省。

回過頭來談中生納保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涉及兩個母法，一個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也就是俗稱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這個條例中，規範了各種中國人來臺灣的身份待遇：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是給予「停留」身份，而非「居留」身份。「停留」、「居留」是對於在臺外籍人士給予的不同身份，兩者所享的權利義務不同。一般來說「停留」為在臺六個月以下者，「居留」為六個月以上者，但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即使對於來臺六個月以上者，也是給予停留身份。而這次爭議的學生部份，該法第22條第3項是這樣規定的：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得來臺就學，其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停留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也就是說，如同該法賦予大部分類型來臺人士停留身份一樣，來臺學生目前也是給予停留。（其主要管理辦法即是依第22條第3項訂定的《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另外一個法律則是《全民健康保險法》。依據該法第9條規定，「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在臺居留滿六個月，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而這些居留者，便屬於該法第10條所分六類的第六類第二目「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而該法27條第7款規定「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所以這些在臺居留者的保費便是自付60%，政府補助40%。

這次的修法，便是希望透過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第3項，將「停留期間」改為「居留期間」，以便使其準用《全民健康保險法》，以達到納保目的。事實上，納入健保只有居留者（六個月以上，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來臺者），並不涉及停留者（如六個月以下的交換學生，這些人是依照《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的研修生規範，仍屬停留，參閱該辦法附表一）。

釐清以上訊息之後，我們會發現現在的討論有一些問題：

第一，有關中生納保政府補助四成的部份，實際上是比照現行健保第六類的僑外生待遇。事實上這些補助保費亦是納入健保基金，分散給所有納保人使用，而非第六類納保人直接取用，如果沒有出現少付多用的狀況，筆者看不出為何不能比照現行僑外生待遇。而若按照反服貿時的標準，要把中國比照外國來處理，那麼政府現行的主張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筆者沒有看到草案，也許條文細節上會有些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討論第六類的待遇是否恰當。但要討論此議題，顯然不是現在這種針對「中生」的討論方式。第六類事實上不是二代健保才出來的，這麼多年沒有問題，碰到中國人就有問題，這是什麼狀況？筆者不能理解。如果要檢討第六類的補助比率，那就應該把當初的立法意旨為何翻出來，看看當初為什麼給予40%的補助，是不是參照哪些國家的立法？如果是，那麼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實行的狀況如何？也把臺灣這幾年的資料翻出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損健保收支。（目前陸委會給出的資料，是反而有益健保財政。筆者在健保網站上查不到相關的統計資訊）筆者認為，這樣才是討論第六類待遇的方法。

第二，有一些人認為中生有了居留身份之後，將更容易取得長期居留。但事實上長期居留必須滿足《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之資格，而其中符合第17條第4項者，也不必先取得居留身份（參閱《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三章「長期居留」），換句話說，只有中國親屬在臺長期居留，需要先取得一定的居留時間（「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其他未必要取得居留身份，才能取得長期居留。

這不是說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第3項沒有問題。立委陳其邁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風險（或參閱此處）。但對於如這些「蝗蟲」風險的憂慮，也需要更細緻的論證，告訴大家為什麼可能有這樣的風險。目前這種以「中生納保」為題的討論框架，不僅無益釐清第六類待遇，或者對中國的開放問題；不少輿論的內容亦只是散播恐懼、排外的氣氛。如果這種態度成為我們看待中國問題的唯一態度，那麼，想要真正面對、處理「中國因素」恐怕只是天方夜譚。

10-26 [讀書] 葛兆光，《宅茲中國》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hu, 27 Oct 2011 03:46:00 +0000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在中國、臺灣分別由中華書局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這兩家傳統的中國研究出版重鎮出版，可見出版界對此書的重視。然而讀起此書，卻覺得有些對不住葛先生與出版社的名氣。問題在於葛先生寫了個大氣的「緒說」，但書裡的文章卻對不住這「緒說」的大格局，甚至結論也有氣無力，以至於整本書看起來「立場」遠大於「事實」。葛先生說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但就筆者來看，這本書是對不住這個理念的。

既是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當然得先說明何以需要重建。葛先生指出三個「中國」的威脅：西方與日本的「區域／地域」研究理論、主要源自日本的「亞洲思考」論，以及杜正勝先生等人的「同心圓」、「臺灣中心」史觀。對於葛氏而言，區域研究似乎是將要分割中國的同一性；而亞洲「文化共同體」在17世紀之後裂解了，因此亞洲思考是虛幻的，甚至可能帶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遺緒，將會消滅中國的特殊性。若是從前兩者來看，「同心圓」史觀大概是最十惡不赦的「中國論述」了：因為葛氏認為，這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葛先生這樣的質疑是不是能夠成立呢？

首先，葛先生在序言中洋洋灑灑舉了一堆「割裂」中國的理論，然而在書中卻沒有直接針對這些理論進行批判或檢討。例如葛先生在「緒說」中首先舉出了「區域／地域」論對於中國同一性的割裂，卻沒有任何一篇文章是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的。勉強說得上是回應的，恐怕是對中國同一性的強調，也就是第一章〈『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葛先生亦藉此反駁「民族國家」理論的適用性，強調中國具有特殊的歷史經驗，不應以歐洲的nationalism或是nation-state架構來進行了解。而以「民族國家」的理論標準來說，至少自宋代，中國即開始有明確的「國家」觀念，或者說，中國式的「民族國家」。

〈『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是否能夠凸顯中國的「同一性」呢？乃至証成曾經存在過中國式的「民族國家」呢？以整篇文章所討論的歷史現象來說，這顯然是不足的。這篇研究仍然抵不住任何社會階層、文本觀點、區域差異的質疑。「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p64），書中所引這段范成大出使北方的記載，恰恰顯示在金宋對峙下，「中國性」與「中國認同」的曖昧複雜，遠非士人國家意識、對正統、道統的堅持、以及夷夏之防的勃興能夠說明的。

復次，從「緒說」內容看來，葛先生本人對於nationalism或nation-state的理解亦相當有限。儘管葛先生指出了宋人具有明確的疆界、敵我內外分界等等國家意識，但這是否能夠說明以「民族國家」作為對於中國同一性的質疑是無效的呢？顯然葛先生的書以及文章無法充分的回應這個問題。若是葛先生要回應這個問題，需要的是對於西方民族國家概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中國國家觀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最後則是晚清時這兩種國家觀念的衝突與轉化，由此分析出中國式國家觀念與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不同。然而葛先生卻毫無觸及這個基本的比較途徑，而是簡單的以宋代「中國」的歷史現象，企圖比附「民族國家」的構成要素，以此證成中國具有獨特的國家觀念（p27-31）。葛先生在這裡的論述不僅沒有注意到語言上的差異，亦沒有關注到歷史的多面性，以至於看似要反駁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卻又附和了西方「民族國家」觀念。而無法提供我們另一個「歷史中國」的思考方法。

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在上層思想史的層面，也就是葛先生的專長領域來說，或許是較為明確的，這也許就是葛先生無法認同這些分割中國同一性、淡化中國獨特性之理論的原因所在。然而在地方層次、民俗層次、社會經濟發展層次，則需要更多的梳理與解析。在這些領域裡面，自然有地方的差異性存在，同一性卻也未必因此不存。事實上，同一性與差異性完全可以相容並存，余英時先生即曾經以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理論模式來解析中國文化的問題（參見〈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江南研究的成果也確實表明中國史上各地區有發展的差異，但這卻無損於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因此，葛先生何以認為這兩者會有所衝突？（p9）實在是令人感到不解。

葛先生在書中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對於「亞洲」作為一個論述領域的批判。這個批判亦與前先前捍衛中國同一性的批判犯下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歷史空間的錯置與嫁接。葛先生首先舉出的是17世紀以來的東亞國際關係主軸，是拒斥而非統合（第四章〈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其次則指出日本學術界中「國家」、「政治」與「歷史論述」的緊密糾葛（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第六章〈國家與歷史之間〉、第七章〈邊關何處？〉）這一系列文章的安排以及寫作策略，都似乎意圖指涉這個新浮現的「亞洲」論述背後具有政治意圖。

然而葛先生卻不以這個憂慮正面去探究、批判，而是旁敲側擊，東拉西扯。如果真要嚴肅的面對新近亞洲論述的興起，那麼應該將重點放在戰後日本學界的反思以及政治的發展進程，而非掠過戰後日本的變化，試圖進行戰前日本帝國學知歷史的嫁接。這也才是葛先生所謂「從他們自己的政治史和學術史脈絡中，了解它的問題意識、思考立場、研究方法之由來」學術史方法的實踐。而在葛先生的對於東亞歷史爬梳的論述中，我們又一再看見一個過於重視士人、政治層面的歷史解析。

在和西域研究的比較下，葛先生強調環中國海的研究必須重視差異、分化等等同一性的崩潰。這種觀點的提倡顯然是簡化了歷史的複雜度，忽視了原本東亞同一性的有限和東亞三國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葛先生認為，滿清入關以後，日、朝二國對於中國的認同便日漸減少，由此造成了東亞共同體的崩潰，因此近代東亞歷史的主軸是同一性的崩潰。然而這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論斷。葛先生充其量只說明了日、朝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甚至可說是朝貢體系的變化、衰微，但這樣是否就能夠說明在此之前曾經有一個「東亞共同體」的存在？乃至這個共同體至此崩潰？共同體的定義是什麼？內涵為何？歷史上是否曾經存在？乃至今日東亞（知識）共同體的鼓吹是否有所依據？在沒有交代這些疑問以前，葛先生是很難說明17世紀確實出現過東亞共同體的崩潰的。

葛先生在最後的結論中，仍然提到了東亞世界文化交流的存在。然而對他而言，這個交流似乎僅是「中國與周邊」，而非東亞世界的交流，也無力構成歷史上曾經有東亞共同體的論述。在結論中，葛先生更是明確的主張「傳統文史研究的意義究竟在哪？......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建立對國族（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府）的認知，過去的傳統在一個需要建立歷史與現在的國度，它提供記憶、凝聚共識、確立認同」。然而，什麼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呢？這樣一種文化國族主義，又怎麼不跟政治脫離關係呢？

葛先生的立場顯然未能夠認識國族主義的雙面性，以及現實中國的多元性問題。這樣的立場在批評「同心圓」史觀的時候便顯露了它的問題。葛先生認為同心圓史觀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若是需要消解中國，何須將中國留在第二層呢？如果今天是湖南人、山東人主張同心圓史觀，那麼葛先生是否會反對呢？當葛先生批判日本、臺灣國族主義與歷史論述的糾結時，又能否反身自我批判呢？

筆者才疏學淺，遠不及葛先生萬一。雖然在某些議題上見到葛先生的疏漏（例如「邊關何處」一文討論到1930年代的中國政學界態度(p252)，卻沒有引用沈松僑先生〈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一文），無法判定葛先生的論斷是否都能夠成立，而這些質疑也許亦略嫌尖銳，沒有從葛先生的學思歷程脈絡中給予同情的理解。然而我以為若是無法處理以上的問題，無法直接面對這些理論的威脅，無法面對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差異（例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述），那麼葛先生的「中國」恐怕仍然無法安宅斯土，無法在歷史上、現實上紮下它的根基，成為中國史學界，或是中國研究學界對於中國概念的共識與方法。

10-24 讀書：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24 Oct 2011 00:54:00 +0000

本書可說是蘇秉琦教授對他一生考古經驗與理論的總結，也是對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發現，進行總理論的建構。蘇教授在書中以淺顯的文字，以個人經驗與民國以來的考古發現為基底，講述其考古學思考與理論的由來。蘇先生的條塊說（六大文化區系）、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三模式（原生、次生、續生）等等概念在書中都有簡單淺顯的陳述。

不過，其中一些觸及考古文物類型學的論述，並沒有配上插圖，這使得我們這些考古學的門外漢在閱讀時有些辛苦。尤以前三章針對蘇教授自身如何從仰韶文化的器物研究，得出中國文明多元文明起源可能這一觀念的論述最為吃力，有失「雅俗共賞」的本意。雖然這對於理解蘇先生的一些理論概念並不構成障礙，只是難免有些缺憾。但整體而言，蘇教授本書仍然適合高中以上，對於中國上古史、文明起源有興趣的讀者閱讀。附帶一提的是，目前臺灣歷史學界對於中國考古成就的理解，似乎也以張光直、蘇秉琦兩先生的研究體系為主。因此，對於歷史學系的學生而言，這本小書似成了一本不得不讀的著作。

10-22 讀書：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at, 22 Oct 2011 05:39:00 +0000

本書是傅衣凌教授兩本著作的合訂本。《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除去總論以外，其餘各篇為討論幾支商人發達的情況，這些商人遍及中國各地，乃至於西太平洋地區。雖然沒有討論到著名的晉商，仍可從書中幾支商人群體的蓬勃發展，感受明代市場經濟的發達。《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則是以江南地區城市的經濟發展為基礎，試圖討論此一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

書中許多論斷硬搬馬克思理論，詮釋得頗為生硬，亦沒有深入的探討整個社會變革的內在機制與動力，這是本書缺點所在；但瑕不掩瑜，這兩本論著仍然深具閱讀的魅力。首先，此二書涉及層面極廣，不少當今學者仍在持續探討的議題，都可以在這本書裡面找到。例如徐泓教授曾經討論過的閩南社會風氣的變化、巫仁恕教授討論的消費社會跟城市民變、余英時教授討論過的商人精神、蔣竹山教授討論的湯斌禁淫祀，這些議題在這本書中多少都有觸及。

其次，書中引用的一些案例，仍然深具啟發性。例如傅教授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書中往往提到商業資本受到「鄉族」或是「封建制度」制約而無法發展的問題。這些論斷雖然頗為生硬，但若換個角度、語彙來觀察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傅教授所舉出的這些案例，也可說是缺乏公司法人制度、現代融資金融機構造成的資本無法累積、流通、轉投資的問題，或者是欠缺「信用」的問題。若是從這個觀點切入，即有可能以經濟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的視角來觀察，進一步進行中西歷史的比較探討。因此，儘管這兩本書是早在1950年代後期就已出版的著作，但仍然深具啟發性與議題性，直到今日，仍具有作為為明代社會經濟史的入門概覽著作的價值。任何對於中國歷史有興趣的歷史學系學生，我想都不應該錯過這本書。

09-05 讀書：評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05 Sep 2011 03:50:00 +0000

說起來，給逯氏這本著作兩顆星的評價似乎不算公道。畢竟是30年前的舊著，用漢化作為核心概念來詮釋拓跋魏的發展也是時代潮流。然而整本書的問題並不只是漢化中心，而是循環論證。逯氏在書中大多數的論文中並沒有說明何以他的論點可以從史料中成立，而是以提出論點→以論點解釋史料→以此解釋回證論點的論證方式餔陳文章。這種寫法其實頗類似英文寫作中的「主題句」，但論證過程太過單薄，欠缺考慮，文中所舉史料往往不能夠佐證逯氏的論點。這樣的問題通貫全書，遂至「不忍卒讀」。

逯氏本身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恐怕是很稀少的，經常以「常識」妄下定論，使其論述頗多值得商榷。例如他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中提到發展農業的問題，認為「除了這過渡地帶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最現實的原因，還是由於拓跋氏的勢力不斷擴展，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並且還掠劫了大量的人口，加上那些歸附的部落，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足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活，因此不得不從事農業的生產」然而這個人口擴張使得拓跋氏不得不發展農業的論點，並沒有任何的史料佐證，亦非必然之事。諸如此類「想當然耳」的論斷在書中頗多。

又書中往往此處論斷與先前論斷互有牴觸而未見處理。同樣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一文中，他認為「拓跋氏以一個文化落後的遊牧部落，一旦君臨中原以後，雖然在內心隱藏著文化的自卑，可是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統治者的優越感，因此對於文化水準超過他的中原士族顯得非常苛刻」將拓跋氏對中原士族的態度，歸因其自卑的心態。但逯氏在該文稍早提到拓跋氏原有部落律法相當嚴峻，其君主亦喜好法家。則此中原士族的問題，亦可放在這樣的認識下加以探討。但他卻未做這樣的處理，而是直接將中原士族特殊化，另外以文化角度詮釋拓跋式對於中原士族的態度。但這樣做的同時，也未將其對中原士族與代北大族兩者的態度做比較。這樣的論點不僅不夠嚴謹，亦使逯氏自相矛盾。〈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之中亦有這種問題：拓跋宏在他筆下，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但遷洛後又強調他的處處妥協，似乎立刻轉變為一個現實主義的君主。逯氏並未處理這兩種形象之間的矛盾，使得拓跋宏似乎成為了一個頭腦不清的昏君。

從〈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中，我們亦可看到逯耀東的漢化中心傾向：他並無意整體考察北魏時代的政治、社會變動，而僅願意考察其漢化的一面。這是因為他認為：漢化成功是北魏之所以能夠立國一百餘年的原因。但他卻忽略了，他最為推崇的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也埋下了北魏滅亡的種子，漢化的北魏朝廷終究無法統治胡漢雜揉的華北地區。這樣對於歷史片面的認識，是逯耀東此書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逯氏在史料解讀上，亦有可商榷之處。最明顯的問題即是在將陳寅恪論斷誤讀：他誤將陳寅恪對於「魏晉之際」婚姻的社會流動的論述，誤為「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但考陳寅恪原文，他所謂「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者為士族源於以家學、禮法標異他姓，非以先代高官厚祿。「魏晉之際」小族名士可與大族通婚，即可說明最早的士族非以先代高官厚祿分別。陳氏亦以反面的說法指出「後來士族之婚宦二事專以祖宗高下為惟一之標準」。逯氏此處錯誤不知是誤讀陳氏論點，還是門戶之見所致（事實上，全書也很少引用其他的魏晉大家之論點，如周一良、唐長儒、陳寅恪等人的論著皆很少提及）。附錄〈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也有這樣的問題：他不加分別的把甌脫、歐代、區脫等詞視為同一，但卻忽略了這三者可能確實不同：他將甌脫定義為兩國間無人居住的緩衝地帶，但若將歐脫與歐代區分，則從《史記》、《漢書》前後文記載來看，歐脫亦可能是營地、站等意思，指邊境上的崗哨。但逯氏毫不考慮此可能性，而不加思索的以白鳥庫吉、拉鐵摩爾的語源學論點為依據。這也使得他的論點令人難以接受。

以上所舉的問題僅是滄海一粟，書中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以當代的史學標準來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即使單為考據之作，亦不可如此毫無章法，遑論逯氏將書名副題取為「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讀來更令人感覺逯氏實無能力駕馭此一大問題。逯氏論述中的各種方法上的問題並不是年代久遠，時代使然可以一筆帶過：年代更為久遠的陳寅恪，其論證鏗鏘有力，遠過逯氏數倍。可見以上所舉種種並非時代限制，僅能夠視為逯氏自身的問題。因此，這本書只值得給予兩顆星的評價。

09-01 讀書：簡介Peter Burke著，劉北城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第二版）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hu, 01 Sep 2011 02:11:00 +0000

Peter Burke的這本書說是一部簡明的20世紀歷史學方法史也不為過。書中對於許多概念與理論都有淺易的說明。但主要集中在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發展出來的概念、理論，對於經濟學方面的理論較少提及。Burke亦經常舉例討論這些概念在歷史學上的適用性。整本書就宛如歷史研究的概念工具箱，當今歷史學界喜歡搬弄的許多理論、概念，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相當適合做為史學方法課程的教材。

簡體版譯本文字流暢，而且版本較繁體版新，雖然許多譯名跟用語跟臺灣有些差異，但個人以為不影響閱讀。

08-25 讀書：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幾點商榷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hu, 25 Aug 2011 03:35:00 +0000

王明珂在本書中試圖以資源爭奪造成的社會記憶變遷，來詮釋族群認同的變動，並且由華夏邊緣的考察來論證此論點。這樣一種考察族群關係的政治─經濟理論似乎與以現代國族主義為考察對象的《想像的共同體》之論述更加根本且全面。但在書中仍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

首先，在書中王明珂並沒有仔細的去討論「資源」的內含。而王氏的資源乍看之下似乎指涉姿然資源、生產資源。但竊以為若王氏的理論成立，則需要將「資源」所指的內含擴大：不僅是生產資源，更包括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生產方式、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組織。這是由於在族群的紛爭之中，人們並不一定會直接赤裸裸的以「資源」來思考，有時反而會以社會制度來做為其主張的立場。例如常見的「獨裁中國V.S.民主臺灣」的論點，其中民主與獨裁並非僅是資源切割考量下所任意選擇的價值分界，其本身即是被界定成需要被「保護」的資源。

再者，王明珂對於社會記憶持一種相對的觀點，這是對歷史學──或任何以「過去的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的根本打擊。如果歷史記憶僅是人們彼此之間爭奪資源的工具，則歷史學家──以及歷史研究，在現代社會中又將何去何從？更甚者由王明珂的觀點出發，則王明珂的論著亦將因此成為一種爭奪資源的工具。其中的分界何在？王明珂對此並沒有回答。這也是許多將學術研究相對化、解構化的論述之問題所在。

最後，關於「華夏邊緣」的論證，亦有不少問題。其一：在有關羌人的討論中，王明珂以《史記》與《後漢書》中「羌」的地理位置改變，來說明羌、氐僅僅是漢人對於西方分散式遊牧社會的稱呼，並非某族的自稱。但他並沒有說明，何以不少五胡十六國的君長仍然被指為羌、氐人？這是因為這些君長在漢化以後接受了漢人對羌、氐的概念？還是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因為接受漢人觀念，這些羌氐君主又如何統御其族部落民？王氏雖然表示要考察例史上的羌人認同受限於史料，使其幾乎不可能。但如果吳太伯的故事可以考察，則五胡十六國時的羌氐國家應亦可稍作探討。

其二，王明珂認為華夏對農業定居的族群開放其邊界，希望能夠將之納入華夏。在書中王氏以朝鮮為例，但朝鮮並不接受華夏的認同。若我們深入思考，則朝鮮的例子似乎顯示：華夏邊緣的成立，並不只是同質社會的同化及異質社會的他者化，亦包涵同質社會的他者化。但王氏並未由此思路深入探討朝鮮的案例，僅是以社會科學化的敘述作簡單的詮釋。但若此思考得以形成，則其邊緣理論所立足的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同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對資源的保護，並不能夠完全的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它顯然仍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以上僅略就記憶所及舉一二。整體而言，王明珂提出了一種詮釋觀點，但顯然這種詮釋觀點仍然不能夠完整的詮釋族群互動的關係，華夏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歷史族群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考察。

07-24 讀書：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un, 24 Jul 2011 05:16:00 +0000

這本《中國通史》是自1977年日本講談社出版之「新書東洋史」中，選出前四冊譯出彙編而成（分別為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時代》、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合著《伝統中国の完成》，稻鄉出版社後來也各自出版單行本），涵蓋自石器時代以迄於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歷史。是目前臺灣史學界通行的中國通史教材之一。說起來，30年來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書中許多史實、詮釋已經跟現今研究不符。如書中伊藤道治對於新石器考古發現的斷代，將二里頭視為早商文化的遺跡，但今日視為夏文化遺跡之觀點較為普遍（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許倬雲《萬古江河》）。又如將安祿山的「雜胡」仍作西域、突厥混血兒解，與今日栗特人（Sogdian）的觀點亦不同（參見王小甫，《隨唐五代史》）。

由此觀之，這本書似乎早應被淘汰。但為何此書仍被許多教師採用呢？除了新近漢語學界適合用作中國通史教材的著作不多外，本書強烈的「議題性」，應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書作者們在論述時並不是簡單的分門別類敘述，而是依據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焦點議題來構築論述體系，以此論述史實的發展。這種寫法與常見的中國通史著作不同，一般的中國通史著作往往以正史、政治範疇為主軸。這樣的通史著作缺點在於欠缺因果的、整體的視野，尤其是在論述社會、經濟演變時往往隨朝代斷裂，容易淪為背誦各代要事。但本書的作者們則試圖以議題為基礎，多面而有機的去勾勒整個時代的特徵，這使我們更能夠掌握、思考整個中國史發展的脈動。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該書的多面性。如唐末藩鎮割據的議題，這本書處理的面向涵蓋文化、軍事、財政等面相，包括長期以來的胡化、作為中原與契丹間的緩衝，武人政權與唐文化保存、北傳的關係。但一般的漢語學界通史著作，卻不會作這麼多面相的處理，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僅處理緩衝區以及財政上的問題。再如鹽專賣制是中國古代很重要的制度，前引張帆的著作對此少有著墨，但在本書中，卻處理了鹽專賣制與唐末大亂、明清晉商、徽商崛起的關係。用心的讀者自然可以從此發現鹽專賣對於中國歷史的重要影響。

以體系架構為主進行論述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例如伊藤道治以「中國農業文明的起源問題」、「殷周（V.S.春秋以後）國家的性質問題」、「從法治主義走向禮教主義的政治-社會秩序」作為考察先秦史的三個主要問題，由此展開他對於先秦史的論述；而谷川道雄則是以「世界秩序的崩解及再造」、「公私問題」、「共同體與貴族制」等數個主要的思路展開魏晉南北朝史的考察；竺沙雅章則試圖展現南北兩路在五代迄元的不同發展進程；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則試圖將明清的各項重要發展間作有機的聯繫。

這些體系未必得當，如谷川道雄過於強調共同體的作用，對於魏晉反禮教的議題、南北門閥差距的處理就有待商榷。但我以為這樣重視體系、問題，以及各現象間有機聯繫的風格，相較於平鋪直述的寫作方式，更能夠刺激學生的因果、聯想思考，也更能夠展現歷史學作為一種持續探討、論爭中之學術的本質。儘管本書已經是30年以前的老作品，但對於已經熟悉基本史事，想要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史的讀者，仍有相當價值。

07-20 讀書：張元，《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鑑》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Wed, 20 Jul 2011 13:46:00 +0000

此書前半部為張元導讀，大體與他於2010年臺北書展演講內容相去不遠，只是將例子補充得更完整。不過現場演講時的氣韻生動，卻無法透過文字保存。

全書首先討論《資治通鑑》的成書，從北宋的時代精神、司馬光的個性與編撰經過，助編與編撰方法，乃至胡三省注、王夫之論，還有該如何閱讀此書，皆有論及。其次則選讀幾則通鑑所載史事，講述其中的人情義理，以及史家筆法。如劉邦斬白蛇，幾乎怪誕，何以載之？張元自有見解，認為當時的編撰者取其象徵意義。通鑑筆法便透過舉例討論而彰顯。

書的後半為原文選錄（含胡三省注），部份附上王夫之論。這些篇章都跟前面介紹過的不同。通鑑本文的文句不算太難讀，反倒是王夫之的通鑑論有時更加拗口難解。整體而言，導讀的部份面面俱到，淺顯明白，選錄的篇幅亦不少，又導讀時亦曾舉例加以講解。個人以為相當適合作為高中課外讀物，或大學中國通史或史料學、史學方法的補充教材。

07-17 讀書：葛劍雄，《從此葡萄入漢家：史記．大宛列傳》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Sun, 17 Jul 2011 14:13:00 +0000

本書是經典3.0系列套書之一。這一套經典3.0選書的方式似乎是先找專家，再由專家自行決定要推薦、導讀什麼書。也因此才有王汎森講《明夷待訪錄》，葛劍雄講《史記．大宛列傳》等著作。否則，一般的經典是不會納入這些書，或是這些章節的。

導讀者葛劍雄是歷史地理專業出身。他在書中導讀的方向，是以中國為中心，討論漢文化自上古以來世界觀、地理知識的演進，由此指出張騫鑿空的歷史意義。其次對張騫的西域見聞，也就是《史記．大宛列傳》中的記載稍作說明。最後討論促成張騫鑿空的歷史因素，以及為何中國欠缺對外探險的動力。我本以為導讀者會介紹當時的中亞以及絲路狀況，但是這方面葛劍雄談得很少，老實說是有些失望。

本書圖片中主要的取材是敦煌壁畫，漢代壁畫雖然也有取用，但相對較少，或許是受到考古資料的限制吧。但在編輯上仍有一些疏漏。如該書附上的張騫出西域地圖（p40-41）將大月氏與大夏標成兩個地方，這顯然有誤。不知道是否由於出書倉促所致？

書中最後將《史記．大宛列傳》全部錄上，並且附上葛劍雄的翻譯與三家注。葛劍雄的翻譯僅是簡單的白話轉換，對於一些歷史名詞並沒有多加說明。有趣的是從三家注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人如何將司馬遷的記載與其他地理著作互相發明。或是為古籍辯護，反對司馬遷的說法；或是將司馬遷的紀錄作更多的闡述，指出其與古籍相合。從這些註釋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知識人對於地理知識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整體而言，本書算是相當不錯的導讀書，適合做為高中課外閱讀或是大學中國通史課程的補充材料。

05-21 讀書：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Fri, 20 May 2011 17:10:00 +0000

在臺通課程所選的閱讀文章中，這段選文往往是最令人難解的。我自己大一時也不能夠摸清楚柯志明的論證架構。去年第一次帶讀書會時，第二次閱讀柯志明的這一緞紋章，才算弄懂了柯志明的基本論證。

今年讀書會的學弟妹對於這篇文章仍然是有讀沒有懂，所以做了這張表格分析給學弟妹參考。這份表格大概花了我四個小時才完成。雖然說柯的基本論證架構我已經弄懂了，但要如何製表，如何呈現仍然花了不少時間考慮。另外，我幾乎把這一大段1/2甚至2/3以上的內容放入表格中，打字也佔去不少時間。

雖然我明年應該沒有機會再帶臺通讀書會。但製作這表格也算有所收穫。我原以為去年已經搞懂了柯志明的論證。但在做表格時才發現我還是將柯志明的某一段論證搞錯了。這也算是應驗了Francis Bacon的名言：「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05-20 讀書：從個人經驗談閱讀歷史學文章的要領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hu, 19 May 2011 16:25:00 +0000

李家同與《達文西密碼》：閱讀要有方法

帶了兩年的臺通讀書會，我發現除了把握不住出題方向以外，閱讀能力的欠缺是每一年學生的共同問題，學生的摘要往往看不到重點，無法分辨文章的性質，或抓不到作者的論證結構。當代許多名人亦不乏此問題。如李家同稱《達文西密碼》是一本爛小說，書的所要表達的是「耶穌曾結婚」，這樣的說法顯示李家同根本沒有搞清楚《達文西密碼》的性質是一本「小說」，耶穌結婚只是作為他鋪陳情節的背景，小說重點不在於此。而他也沒有搞清楚古典小說與現代大眾文學的差異何在。李家同不了解讀物的性質，說明了他欠缺閱讀的方法。

如果看不到文章的主題、文章的性質、文章的理路，不能理解作者的用詞、作者的論證乃至作者的侷限，就無法做出好的摘要。原本是一塊排骨，卻成了一團肉泥。這樣的閱讀自然無法應付考試、書評作業、研究回顧的要求，乃至從各家說法中統整出自己的史觀。

閱讀能力是文史學生的基本能力

閱讀能力本質上需要長久的累積與練習，這涉及邏輯、想像、記憶、分析、組合等能力。目前國高中考試的題型如選擇題、問答題、是非題，並無法訓練學生達成這些能力，加上往往有現成的講義、自修，跟本不需要學生自己思考、整理課文內容。學生是背誦割裂的史實抑或統整性的理解？往往無法分別。而作文訓練往往流於情感的表達、文章的結構，而非理性、論證能力的養成，這也使學生在面對大學申論題時感到困難。這或許是造成現在閱讀／分析能力的原因。這是文史科系學生的基礎能力，但卻往往是一般教學無法顧及的。閱讀能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史科系學生程度的下降。

閱讀術，我該看哪一本？

關於閱讀術，最基本且標準的「教材」應當是 Mortimer J. Adler 與 Charles Van Doren 合著的《如何閱讀一本書》，這本書講的是現代文本的閱讀。閱讀這本書時，可以一邊作做階層式筆記，並且將書中所提的方法運用在自己的閱讀上。網路上已經有不少這本書的選錄、摘要或評介，可以參考。

如果要讀這本書，我建議可由第五章「做一個自我要求的讀者」開始讀起，在閱讀時檢討自己過去的閱讀習慣、經驗，然後再開始閱讀整本書。關於中國古籍（尤其是思想方面的古籍），則可參考《朱子語類》中「總論為學之方」、「讀書法」與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一文。

市面上有許多以速讀，或一個月讀完數十本書為訴求的著作，就歷史學系學生而言，我並不推薦這些著作。因為這些書多半是商務界人士撰寫，他們的需求是閱讀商業、趨勢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往往不夠「硬」，沒有縝密的論證、複雜的概念、細緻的史實。這些商務書作者的目標是透過一本輕鬆的書傳達幾個關鍵的概念，這些書自然可以用速讀乃至其他方法閱讀，因為書中的論證大部分是可以用過即丟的東西。但這些方法並無法滿足歷史學的閱讀要求：了解文章的主題、論證、記憶重要的史實、制度與其意義，甚至與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歷史學要求對文章進行縝密、精細的閱讀，觀照文章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基礎性文章的閱讀更是如此。

閱讀的核心問題

以下是幾個從《如何閱讀一本書》第五章摘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是整本書的keystone，如果覺得《如何閱讀一本書》太厚、太枯燥乏味、太過老生常談以致於不屑一顧，不妨將以下這幾點放在心裡，並在每次閱讀時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

一個讀者必須提出的四個基礎問題：

整體而言，這本書到底在談些什麼？如何發展？如何論子題？
作者細部說了什麼，怎麼說？主要的論點、聲明、想法。
這本書有道理嗎 / 是真的嗎？為什麼？
這本書與你有何關聯？

超越基礎閱讀的層次，核心就在你不斷地提出問題。
檢視閱讀有助找出前兩者答案。而如未能回答後兩者，就算做完分析閱讀也不算功德圓滿。
你必須不斷的磨練自己能夠精準的回答上面這些問題。

思考方法的訓練

除了閱讀的技巧，思考的方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一般沒有受過訓練的思考偏向於聯想性的思考，但答題、寫作時往往需要邏輯性、架構性的思考。大前研一的《思考的技術》是我個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的入門書。它的核心是麥肯錫的金字塔思考術，相關的著作亦不少，但我以為只需要讀一本掌握概念即可。

思考本身是多元的，在做歷史學閱讀時，往往也會有需要聯想性思考、比較性思考的時候，但如果欠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往往不能夠解析出文章的理路、以及特定史實的條件，這會使在比較、統合時做出錯誤的類比、延伸，這樣的思考自然混雜、沒有重點，在表達時也就會讓閱聽者摸不清所表達的事物。

我的閱讀方法

最後，仍列一些我個人閱讀文章時的方法：

注意文章的「標題」，好的標題能告訴你作者要處理的議題乃至基本立場。
可以先看文章的前言與結論，了解作者的基本立場、主旨後，再回過頭看中間的論述。
一般的學術性文章會以標題分段，通常每一段是要透過史實分析或檢討其他學者的說法來論證一個歷史解釋或評斷。這數個歷史解釋或評斷能夠証成文章的主旨，這就是整個文章的主要架構與論證。
好的作者會在一個段落中討論一件事，你可以針對每個小段作摘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問題1-2），最後再檢視各段之間的邏輯論證關係，這可以幫助你理解文章的主旨，以及文章中關鍵的組成部分在哪。

舉例而言，小林英夫〈1930年代後半期以後的臺灣「工業化」政策〉的「一、1930年代臺灣產業結構的整體特徵」便有8個段落，其主旨分別為：
1. 殖民地產業政策配合母國需求（了解臺灣產業問題的基本立場）
2. 領台以來至20年代的產業政策
3. 30年代的政策轉折
4. 尋求「過剩米糖」的處理方案（4.5兩段）
5. 米糖統制與戰時的經濟統制
6. 日月潭電廠使電氣化學產業可進駐臺灣
7. 總結30年代臺灣兩大經濟特徵

這一段是作為「工業化」政策推展當時的背景陳述。七個部份基本上是依照時間的先後說明總督府產業政策的演變，並且指出戰時的經濟統制、日月潭電廠使電氣化學產業可進駐臺灣是30年代臺灣兩大經濟特徵，這兩個特徵是貫穿全文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這兩點就是這一段的重點所在。
找出文章的理路與論證方式後，你對這篇文章就有基本的理解。但歷史學的閱讀並不以此為滿足。你還得記憶特定的史實與它的歷史時空，理解特定的概念。

再舉小林英夫一文為例，文中提到「日月潭電廠」、「小林躋造」，你可能就必須就此翻閱相關辭書、了解該詞條的背景、過程、影響，再和文章有關的討論結合，甚至另作筆記，這樣才算對文章有完整的理解。

這是因為歷史學系的訓練不只是要讀懂文章的論旨而已，也不只是要你了解過去特定時空的特定事件發展「為何」而已。它要你透過一篇文章去對該文章所論述的歷史時空有基本的認識、理解，它要你說出歷史事件「如何」發展，這就必須奠基在你對歷史事實、歷史環境乃至時代精神的理解。

因此，記憶重要的基本史實便成為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你日後沒有興趣走歷史研究，我個人認為這部份你可以不用下太多功夫。
學界也有許多不會寫文章的人，如果看到某篇文章你真的看不懂，不一定是讀者的問題，有可能是連作者都搞不懂自己在談什麼，但仍要盡最大的努力去讀懂文章，尤其是需要對文章進行報告時。多跟人請教（以參考其他人對該文章的理解）、閱讀相關領域的著作（了解作者討論主題的基本概念）、增進自己的閱讀能力（辨別文章的邏輯、文筆）都有助於分辨文章的好壞。
閱讀歷史學的文章或史料時，還需要注意「歷史架構」與「歷史事件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許多敘事史家的著作將「歷史事件發展」，尤其是其中人物的活動、思考放到了文章的主要位置，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處理社會架構、歷史架構的問題，這兩個層面是讀歷史文章必須兼顧、互相參照的。

結語：歷史學是你想要的嗎？

最後，是時間分配的問題。時間管理的方法，市面上有很多商務書籍可以參考。但最根本的問題是，你的志趣何在？你要把什麼當作生活的重心？你把你面對的問題、課業或是挑戰給予多少的優先性？

人自然會對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做出最妥當的安排、規劃，給予足夠的時間，找最好的方法，使自己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用。當我們覺得事情做不好、時間不夠的時候，往往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件事。當我們發現，怎麼樣也沒辦法讓課業在自己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那麼應該要開始思考就讀歷史學系是否是自己所想要的？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又該是如何？該如何達成？如果只是為了一張文憑，為什麼要念歷史學系？思考這些問題並不是要對自身或是歷史學進行否定，而是每個人必須找到他真正的志向跟興趣，並且去追求它，這樣的生活才會有樂趣。如果歷史學真的不是自己的志趣所在，那應該要開始尋找自己真正的志趣與渴望，充分利用己有的一切去追求它。私意以為，這才是對待人生的態度。

參考書單：

Mortimer J. Adler, Charles Van Doren 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文星》第四卷，第六期（1959.10.0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大前研一著，謝育容、劉錦秀譯，《思考的技術》。臺北：商周出版，2009。

02-21 讀書：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Mon, 21 Feb 2011 12:06:00 +0000

去年五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了《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洋洋灑灑近六百頁；十月台史所出版《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卻僅有許院士篇幅的一半。兩相比較，不免讓人感到失望。讀畢鍾淑敏跋文後，才明白原因在於曹先生個性的木訥，致使數十次訪談，僅增加少許內容。

曹院士的訪談大多只點到為止，談自己較多，旁及少數的親友。而身邊的大環境變化以及任職的經驗，則較少談及。如曹家的宗親組織、家庭關係、士林的地方勢力、日治時期的士林風土等等都極少談及。相較於《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曹院士對學校內的狀況則著墨較多。

許倬雲院士的口述訪談，從鄉土、家族乃至逃難各處的情況，以及台灣大環境之變化都一一說明，也大方談論對許多人的印象。在學思歷程方面，許院士清楚的交待了他幾本重要著作的寫作背景以及主旨，以及他一生思想的演變。相較之下這方面曹院士則談得很少，令人有遺珠之憾。

書中曹院士他提及《臺灣研究叢刊》的出版，並且指出其中一些筆名，使我長期以來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以下引兩段書中內容：

除了《臺灣文獻叢刊》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也出版《臺灣研究叢刊》。研究叢刊編纂時，有許多投稿賺外快的機會，各種語言的翻譯都有特定的專業人士。起初是整理日本時代的研究成果，後來開始調查臺灣的現況；研究叢刊曾想出版臺灣電力，但是卻被以洩漏機密的名義，禁止出版。（《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p102-103）

當時的許多學者都用筆名撰稿，例如「南棲」即是張菼（ㄊㄢˇ），他是臺灣史學者，曾針對臺灣民變史、南明鄭氏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當時被關入獄，他在監獄裡寫文章出來投稿。其他如「百吉」是夏德儀，文獻叢刊的標點由他負責；「惜餘」或「惜餘居士」是周憲文。（《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p103-104）

整體而言，曹院士的口述訪談中，他的學術生涯，與日、荷學者的交遊等章節最為珍貴，其他部份算是中規中矩。曹院士的師承、交遊、工作以及家世，都有提及，但篇幅都不算多。書後附上曹院士三位公子的訪談，使讀者對曹院士的個性與家庭有更立體的了解。曹先生口訪時是台語與日語交雜，但整本訪問讀來相當通順，僅有少數台語用法，不得不佩服整稿者的用心與功力。但美中不足的是，或因趕著出版，欠缺校對，書中的錯誤頗多，儘管有了勘誤表，但仍有些漏網之魚，盼再版時能夠改進。

02-07 讀書：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ue, 08 Feb 2011 08:47:00 +0000

高中時即接觸史景遷著作，看的是敘述晚清迄民國來華的洋人顧問事蹟的《改變中國》、以著重領導人內心世界的《太平天國》二書。但當時未理解何以史景遷如此受人推崇，而書中內容也隨著時間逐漸淡忘。大學時，曾再讀過他的《康熙》，及他最早中譯的一本著作《胡諾望的疑問》，這兩本書更迷離，讀完後茫然不知所以然：到底史景遷想要表達什麼呢？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01-25 讀書：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

noreply@blogger.com (Wind Hong) — Tue, 25 Jan 2011 12:41:00 +0000

傳統史學研究底下的城市發展往往是線性的，理所當然的，今日的城市由過去的城市演變而來，似乎連續一致，自然而然。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卻指出現代的臺北並非「自然」產生的，而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引進現代的統治技術才得以完成。

1929年，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以愉悅的語調在廣播節目中稱道台北市為「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然而30年前，被視為自強運動要角的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建設臺北城的奏摺中，卻充滿無力感，只求能夠核銷經費，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與願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兩個人卻對臺北的建設有如此不同的觀察與評價？作者指出這並非來自於個人的才能差異，而是兩人完全鑲嵌在不同的兩個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之中。而今日的臺北便是在此兩種體系的經營之下而得以浮現。

正文首先講述臺北的開發以及三市街的出現。從早期因欲望未被開發而豐饒的初民社會，到西班牙、荷蘭佔領下進入世界體系中的經營，而在鄭氏時期中斷。清廷領有臺灣後，基於治安成本與開墾收益間的考量，而採消極的統治方式，在此時期，漢人民間墾殖的力量建立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個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現基於國防考量的積極治理，而臺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誕生，但貫穿整個清領時期，臺灣雖與現代世界體系有所接合，但現代社會並未誕生於臺灣島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現有的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如在討論初民社會時，採用薩林斯的初民社會豐裕論；論述荷、西統治時，引用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談論清代的治理時，使用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開墾收益間利益考量的問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點。討論艋舺的興起時，引用施雅堅的中國標準城鎮概念、林玉茹的臺灣河港系統，指出艋舺的興起乃是做為農產品以及貿易中心而出現，並對艋舺是由行政機構設置因而發展迅速的論點提出反駁，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發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贊奇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所創之「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會，並且指出郊不只是商業組織，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組織。1853年頂下郊拚以後，同安人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釋大稻埕的發展與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開港通商以後，接受洋行進駐，並經營茶葉貿易而興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兩個層次的市場：與中國往來的郊商以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掛勾的茶葉市場。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組織的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轉為積極治理後籌建，而台灣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更在城內推廣「現代〈西化〉政策」，但這些西化政策並沒有使現代社會隨之而生。國家的權力無法穿透由紳商領導的地方社會而直達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討論清代治理的前現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黃仁宇所稱「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僅僅重視稅收而未能掌握人民與國土，在縣以下的基層對國家統治者而言是由鄉紳主導的地方社會掌握的不透明社會。至此，作者又以頂下郊拚來說明紳商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與商郊的權力結構。

該章最後以劉銘傳的清丈與鐵路工程為例，證實以上的論點，並指出清代並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也藉此反駁了李國祁對現代化起點的論斷。文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產物：鐵路，無法在傳統的統治知識體系與地方社會中運作，以致問題叢生，後來日人必須捨棄劉銘傳路線，重新建構鐵路。

日本統治以後，展開現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務便是要能夠掌握基層與國土。在臺北城市建設的案例中，蘇以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的「地方」與「空間」的區隔，指稱這掌握國土的行為是空間均質化（消除特異的、有意義的地方，使其成為可任意規劃的空間）、空間視覺化（使統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會而切確掌握國土與人民，將統治者成為可見的）。

作者首先討論地方社會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紳商或離台，或退隱，漢學教育也逐漸被打壓；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廣，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接受國家推動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是依附國家，傳統社會領導階層的地方性被破壞。

不只是士紳本身的改變，統治者也有積極的作為。日本政府一面收編士紳、地方組織成為行政體系下屬，如將原只有租稅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將郊商改造為單純的商業乃至祭祀組織，建立紳章制度加以籠絡士紳階層等；另一面則建立綿密警察體系，使其成為統治者的耳目與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層。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開始由公共衛生管理，開始推展臺北的都市規劃，並且隨著對地方控制的增強，規劃的範圍也穿透了臺北城牆，三市街一體的臺北市於焉出現。

在此基礎上，總督府推動各種土地、戶籍的調查。透過數字與圖像的表達，使得空間均值化、視覺化。經由這樣數目字的管理，臺北也才成為可規劃的臺北，統治者不僅看得見也下得了手，能夠依循現代都市的原則，將臺北的空間穿透，打造成可見的現代臺北。1932年的都市規劃亦是此統治知識體系的產物。

透過理論的引用、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歷史事件的社會分析，蘇碩斌揭示了現代空間在台北降臨的過程，指出臺北的發展並非線性史觀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經由地方社會、清廷、日本各種力量經營的結果。作為一個社會學者，蘇碩斌對清代中國城市研究、清代臺灣史、台北市史的重要著作有很好的掌握，並成功的將其與現代性、現代都市的相關研究結合，使得台北城的歷史脫離了直線史觀下的沿革式書寫，而是具有理論框架，具歷史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誕生」之探討。對於理解清、日兩國在臺灣的治理有相當大的幫助。儘管該書有一些排版上的錯誤，在論述三市街興起時，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積的自然因素，但整體而言，仍是相當值得推薦的著作。

02-19補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覺得這篇書評的論點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兩個問題是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蘇碩斌的書處理的主要是「傳統─現代」範式，從統治者史觀出發，對於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以及普通平民的觀點較少著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會在日本建構統治臺灣之現代政策時可能的作用，書中這些地方社會往往是被收編的對象，而沒有討論到這些人如何應對、乃至可能影響日本政策的訂定（涉及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可參考張隆志評論柯志明《番頭家》的書評）；另一點是理論與史料間的問題，蘇碩斌是在理論指導下閱讀史料，還是彼此交互參閱？書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論而討論史實，是否有為符合理論而將史料削足適履？蘇碩斌這本書自論文修改而成，有關理論方面討論似乎被刪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國、臺灣地方社會的專家，無法判定。

現在書已經歸還圖書館，不在手邊，沒法對整篇書評作通盤檢討。但整體而言，蘇碩斌整本書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啟發是以臺北城的發展為實例，說明了什麼是現代性。

Sleepwalking in Macondo

10-31 [雜文] 和小熊一同探問近代日本：雜記小熊英二訪臺

學術與社會運動的反思性參與

戰後日本社會史視野下的社會運動

民主的未來與新安保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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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閱讀小熊英二

跨越隔閡才能邁向共同的明天

註腳

08-14 [時事] 對周婉窈教授〈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的檢討

有關「原住民族」一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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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06-07 [雜談] 為暢銷書設文學獎能找出適合改編電影的好故事？

05-25 [讀書] 雜談小津安二郎，《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

05-09 [翻譯] 為支持日本國內歷史學者們而發的公開信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

為支持日本國內歷史學者們而發的公開信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

12-22 [隨筆] 生活．影像．歷史：《再見鄧南光》與《看見的時代》

12-03 [隨筆] 青山如故，往事如煙

寫在前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延伸閱讀：

寫在後面

10-27 [讀書] 讀《史明口述史》

寫在前面

傳奇人生

問題一：失落的細節

問題二：是切實的情報，還是道聽塗說？

問題三：欠缺相關背景知識

問題四：註釋草率、體例不清

結語

10-25 [時事] 所謂「中生納保」問題

10-26 [讀書] 葛兆光，《宅茲中國》

10-24 讀書：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10-22 讀書：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 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

09-05 讀書：評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09-01 讀書：簡介Peter Burke著，劉北城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第二版）

08-25 讀書：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幾點商榷

07-24 讀書：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

07-20 讀書：張元，《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鑑》

07-17 讀書：葛劍雄，《從此葡萄入漢家：史記．大宛列傳》

05-21 讀書：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05-20 讀書：從個人經驗談閱讀歷史學文章的要領

02-21 讀書：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

02-07 讀書：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

01-25 讀書：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

10-22 讀書：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