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衎

中国经济面临一场注定的大崩溃？

2010-06-03T08:44:00.000-07:00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非洲、南美、中东地带的人民迸发出发展的欲望，而中国商人的强劲生命力已经让全世界的商圈震惊。我们应该走出国门，以自己的智慧、资金、能力、勤劳深扎于世界各地，整个世界是我们的。

　　而我们有机会融入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活，参政的华人越来越多，我们不但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也可成为当地的议员、市长、总统。无需过份眷恋故土，当华人遍及全球的时候，无处不是家园。我们的后代也将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

　2011大崩溃?

　　有好消息吗?

　　没有。

　　当欧洲推出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以免从希腊席卷而来的债券危机蔓延到整个南欧地区，从而导致欧元崩盘。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坏消息都将出笼。

　　美国的失业率继续维持在9.9%，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耗费了大量口水之后，再也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美国走入了迷途，尚未知返。大政府的作为在金融救助、贸易保护、耗费巨大的医疗改革等等一系列浪费精力的事项上，将美国经济带入深渊。

　　除了转嫁还是转嫁，国家的愚蠢导致整个经济的失衡。妄图将衰退的包袱甩给中国人，而中国人正愚蠢的步其后尘。房地产的泡沫无论破与不破，都将把中国经济带入衰退。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幅度在一年之内已经超过10%，也就是外贸企业的大多数利润已经被擦洗一空。恶性通胀正席卷而来，而股市正伴随着房产调控政策显示的流动性缺乏，和大鳄基于股指期货制造的做空机会，正沉重打击经济基本面。

　　我并不认为此时西方对冲基金有过深的参与，可以明了的是我们自己的基金大鳄正在玩弄整个市场。鳄鱼可以帮助河流清理腐烂的死尸，而这些死尸正是各国的政客制造的。

　　经济归于经济，政治归于政治，当政治纠缠于经济，自由市场就会变形，但不会失效。市场的报复由整个世界经济承担，而那些智慧的充满力量的大鳄正在池塘中游弋，寻找几艘大船掌舵人逆潮造就的倾覆，那里落水者众多。

　　再三的辟谣，从房产保有税的可能出现到据说发改委声明地方政府不可以出房产税，到上海房产保有税呼之欲出。

　　父母官的难言之隐呼之欲出：那就是老王从去年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骑虎下山，进退两难。

　　给点猛料吧……

　　是的，我们正和小日本当年的命运重重叠叠，一丝不苟的印在了一起，真是夫妻相啊。政策面一再在主观意识上要避免日本人二十年的萧条，为此不惜与老美对抗三年，来回折腾。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连续升值,但是并没有解决美日外贸逆差的问题，却解决了美国八十年代黑色星期五之后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元对日元、马克贬值，顺利地让债务趋于平衡。这是里根主义得以成功施行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成功地拖垮了苏东集团，从而在全球建立政治优势。

　　而日元的猛烈升值却导致了热钱泛滥，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政府、财阀集团与黑帮合谋将地产炒成一个大泡沫。黑帮在拆迁中得以壮大，而政客和财阀获得了巨额利益。这中间的利益在华尔街介入做空日本之后，极力压制日本利率长期保持零或者低利率，因为加息将导致债务利息暴涨，造成利益集团的垮台或赖账，从而压垮金融体系。

　　所以，华尔街在获得超额利润把日本打趴下之后，也在嘲笑日本人把垃圾扫进地毯，假装看不见。

　　我们有多少相似性?非常相似?

　　叹息一声：这就是宿命了。

　　Neo的宿命就是拯救锡安，牺牲爱人和自己;矩阵的命运就是维持人类的生命以维持自己系统的电力;而病毒厌倦了这一切，他要将所有都毁灭。我们的命运就是看着中国的庞大经济体走向崩溃，无法救援。

　　这就是宿命。

　　我说过房地产泡沫的控制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除非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一个钱袋子，那么地方财政的依靠必将是地产财政。房产保有税的替代作用就是地产财政的生命延续力，没有保有税，没有地产财政的终结，而地产保有税是全体利益阶层，包括权贵、富人、中产阶级和全体愤怒青年的博弈，中央政府代表愤怒青年，为此已经有十多个小青年跳楼了——咦，那位说了，不是为了富士康?拜托，他们在富士康都看不到希望，出来还能看到什么希望?起码还可以住宿舍。

　　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没有怜悯之心，他不知道，他们和学者的同情心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一个经济体需要对私营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空间，商人最大的道德就是创立企业，指导就业。至于给与青年人于希望，是开放户籍制度，让他们融入城市。这些农二代来到城市，没有户籍、没有根基，融不进主流社会，看不到希望，而他们又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留守农村的爷爷奶奶辈那里照顾长大，溺爱和疏于教育。这是整个三十年农村城市化迷误造成的后果，为什么要私营企业来承担?

　　看起来，地方政府的抱怨声与青年人撞击地球的声音势均力敌，政策面左右为难。

　　可以想象的是，在世界经济接近第二次触底的边缘，政策面必将不会冒着过大的风险，继续猛烈调控房地产。抱歉，这并不意味着你又可以炒房地产，捧着银子有多远死多远。假如泡沫继续吹，风继续吹，大家基本上可以去学习张国荣了。

　　再三告诫，股市在股指期货出来后就是散户的绞肉机，可以没多少人听进去。那么，钱往哪里去?大蒜能炒多少个月啊?

　　钱跟着政策走。

　　假如加息，地方财政就面临巨大债务风险，导致坏账，银行系统崩溃;假如房地产保有税出来，整个房产持有者就会面临持有成本增加，或有人们抛售房地产，无人接盘，此时就会出现崩溃迹象。

　　一旦政策晃荡，房市就又会被炒上天。如果我是基金大鳄，抱歉，请君入瓮，准备开闸，砸人民币到不得不贬值，在股指期货做空，玩到房地产泡沫剧烈崩溃。为什么?因为人民币进入低利率时段，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泛滥，美元大量换回，热钱奔逃，正好是崩溃前夜，顺势而为，正是索罗斯等人的拿手好戏。

　　这个局面什么时候出现?观察一下最近的中美谈判，看看金融和股市的裙子什么时候开放到国外资本的小弟弟足够伸进来。悲观一点，在2011年我们就会看到;乐观一些，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们还有机会拖拖拉拉。

　　那一刻没有高潮，只有痛苦，所有的都将崩溃。

　　等到尘埃落地，我们已经在和日本人共同忆苦思甜，欢迎进入衰退三十年。

　　民营三十六条将改变什么?

　　2010年真是一个诡秘的年份，我们看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变化之快,让人们瞠目结舌无所适从。周末陪同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出来闲逛时,我们谈起三十六条政策,他不无忧虑。我当然理解他的忧虑，山西煤矿国进民退的惨烈状况，尸横遍野，让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

　　从两年前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满足就业的巨大作用，关于国家垄断企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低效率和窒息作用。然后你仍旧可以看到国家垄断主义的迅猛前进，民间学者的呼吁被巨大的利益所淹没。我也曾预言，在一年到两年之后，政府会重新想起民营企业，让他们来补充新鲜血液。

　　这是必然的。

　　从整个体系的运行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想什么、做什么行为、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措施。虽然政策面自己不知道后几步的节奏，但是你基本上可以想得到，由于这样的模式，比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我们科学的理解自由经济市场的运转规律，你就会知道许多行为导致的最终结果;过程的扭曲来自于政治之手的干涉，而政治扭曲的经济运行，不会逃离自由经济市场的方向和目的地，只是震荡前行而已。

　　然而你能认为我们的政府精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不会的，中国的顶尖精英都在从政，剩下一些智商一般的人在从事商业，就像老王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扭曲的政策来?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整个体系的运作导致了所有的政策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营36条是一个不得已出台的政策，是一种应急措施。不能说整个上层不希望民营经济活跃，而是整个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导向。即使是36条能够真正的执行下去，那么在各个领域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乃至于厚厚的水泥天花板，将无所不在。

　　那么年中的经济态势变化会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一看经济之外，政治之手。

　　土地财政绑架中国

　　地方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财政，整个中国地方政府的魔幻都在于土地两个字。我在各地游历的时候，看到地县级政府对于新城营造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快速的执行力，可以想象土地财政几乎绑架了整个中国。

　　营造新城可以避免拆迁的巨大费用和民府纠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面临的地域狭小和中心城区的商业价值，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必须以拆迁改造来完成房地产的最大利益化。但是期间的拆迁纠纷和补偿费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后果和高昂经济费用。所以在中小城市，地域的容量能够成就新城的开发，避免巨大的拆迁费用和政治风险。新城的开发和炒作可以使原本价格低廉的土地变成能够产生巨大财富的源泉，而土地的升值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工具。

　　在上一个月的文章里,言及中央政府的房产调控,是出于政治考量,维稳的巨大压力带来政策面的巨大变化。但是地方财政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虽然中央及时叫停许多地方政府的融资，但是地方债务的黑洞已经形成,这样的黑洞将考验中央政府对房产新政的耐心和执行力。

　　地方财政的补充对于许多地方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域来说,毫无问题，比如说江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地带。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将是大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着黄金十年，只有沿海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出口产业，其余的地方之形成内部贸易和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内地许多城市的选择。

　　而另外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上海，也陷入了迷茫。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城市的定位，并没有获得与纽约一样的发展条件，成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而是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这样的一个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是半市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金融中心必定会围绕着政治中心运转。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中心围绕的是经济中心，所以纽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上海连称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机会都没有。

　　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将会是香港、新加坡、东京。所以，上海注定是一个以房地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城市，而不是金融城市。所有金融城市的表象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一个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是不会有生命力，上海的坠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看到。

　　所以为什么拆迁、房地产泡沫这些事情会在上海表现出显性的矛盾，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上海必须依靠土地财政，别无出路。

　　当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依靠土地财政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魔劫，前伍佰世无修，后伍佰世无行。

　　房地产会走到什么地步?

　　许许多多的盲目乐观者在看房地产价格的时候，仍然保有希望说，成交量虽然下跌，但是价格坚挺。

　　是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想象说，这些盲目乐观的人或许笑到最后。

　　因为你无法确定中央政府能够执行紧缩政策到何时。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

　　在2010年基础货币的投放仍旧超过了去年二成，仅仅是在上半年，我们就可能面临超过6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四处流淌。而美国和欧洲不约而同的施行了货币宽松。美国在释放美元，他压根不担心美元的坠落;现在只有黄金能够提供安全感，问题是没有那么多量。所以在美元的强势下，美国不停的在释放美元。欧元动用上万亿资金购买南欧债券，意味着货币的释放又多了一个大口子。

　　美元持续低利率导致中国境内美元信贷的增长，无数热钱以此形式来到中国套利;同时，外贸美元仅仅在第一季度就增加了千亿美元，意味着国内又多了上万亿人民币流动性。银行信贷在房地产行业的紧缩，和民间巨大的流动性形成冰火两重天。

　　我不相信这些资金能够靠炒大蒜棉花大豆度过漫长的下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地方财政的压力，终究会直达天庭。

　　问题在于换届，我们无法知道换届状态下，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如何来平衡。

　　如果房地产调控的持续猛烈调控无法奏效，或有更激烈的策略出来，那么政策面就面临外部做空的压力，或有爆裂的危险。如果不继续调控，等待民众的忍耐力释放，那么房地产的暴涨卷土重来，也未免不是一种可能。

　　“新三十六条”是民企的机会吗?

　　当新三十六条出台的时候,我在周围民企老板的群落里看到的是疑虑。事实上,过去的两年,在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国进民退摧毁了私营业者的信心。

　　我们不能过于消极。

　　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现实中的挫败由来已久，但是在这两年的表象尤为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大行其道，不得不逼迫经济学界思考现实丛林和实验室花园发生什么样的错位。

　　实际上自由经济学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仍旧是坚定的信奉者，无论市场如何人为扭曲，从漫长的人类经济发展史来说，所有被扭曲过的事实都将变成一根震荡曲线，终点是清晰的。

　　前些日子，有网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谈及国家开始鼓励民资进入各个领域，他的疑问是另一类屠宰还是机会?我的回答似乎文不对题：危机是中国的幸事，否则哪里来的民企机会。

　　其实，我的言下之意是，市场之手已经被束缚，市长之手空前强悍。资金、资源几乎全部为政府以及有力人士控制，而这一类垄断几乎窒息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以至于陷于房地产资产泡沫的死结，难以打开。如果没有危机，怎么会释放民企的活力。

　　老毛说过：天下大乱，乃至大治。

　　是时，乃是屁话;但当此时，经济上的衰退和崩溃，未必是不好的消息。

　　在经济和政治的浪涛里，我们需要判断哪些是可以迅速止损，那些是带来巨大利润和风险的项目。至于灰色，我相信没有人避免的了，那我们就保持低调和自由飞翔的能力。

　　渡船的人船桨划在哪里?

　　在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大多数人已经心平气和，认为经济走入了正途。许多人对各国精英的处理方式都持乐观的看法。而我从开始起一直质疑，以至于许多朋友认为我是天生的悲观心态，无法看到积极的一面。我也质疑自己许久。

　　作为自由经济主张的信仰和实践者，我在生意中也秉承这样的原则，寻找合适的土壤，同时，我也表现出生意人的现实主义精神，适应周遭的环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灰色经济的游戏规则烂熟于胸。然而这只是代表我的生存能力，并不代表我对此有乐观的看法。

　　但是现实社会的运转，呈现扭曲的生命力，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理想主义是否更能理解市场。我因此写了一些文字，来做学习和反省。比如前些日子在平面媒体发表的前后两篇文章就呈现了截然相反的矛盾看法。一篇认为世界经济陷入垃圾时段;一篇文章认为在国内发展要听懂党的话，跟着政策走。当然如果你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的不同角度来看，两者未必矛盾，却呈现我心里对政治干涉经济的力量能庞大到什么程度，没有确切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时刻表现出的大政府状态，从美国到欧洲，不仅仅是国家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是政治力量空前的介入了自由经济。这些表象，以至于引起索罗斯的思考，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了极大的生命力。我们尚不得而知，这是否是他的心里话。而且索罗斯和老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会时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所以也不得而知，他是否已经改变看法。

　　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内经济体系左右经济走向，重树经济架构，一时间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民营企业节节撤退，极力竞争者灰飞烟灭。我和阿根廷的冯梦云老哥发生了意见相左，他的意见是中国政府处理方式在国内没有错，迅速的避免了经济危机的扩大。而他对中国投资在海外的三千亿溃败不以为然，认为国家资本的这套东西在亚非拉地区注定要失败。我个人的见解，是认为他在海外过久，对中国社会理解不深刻;但是他对中国资本在海外溃败的分析却非常到位。

　　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人力资本并没有全球化。这个问题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人力资本被人为限制，劳工力量在各国的表现就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力量。许多知识分子处于天然的良心，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质问劳工未被保护。其实，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保护某些区域的劳工，就是扭曲整个经济的变革。全球劳工在全球层面进行竞争，而政府在各国工会力量的影响下，给游戏放置了障碍。这样的禁忌导致了几个后果，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二是传统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退——因为他们缺少廉价劳工的补充;三是国家层面全面介入市场经济。

　　你把世界经济缩小到中国市场，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国家政策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农村城市化，对农民向大城市移民进行限制。这就造成今天的恶果：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我一直在呼吁农村城市化向大城市发展，开放户籍制度。但是政治力量的博弈导致中国政府完全忽视这一类观点。大城市化可以保证所有资源集约化配置，不会浪费资源。无论是公共设施建设、创业和就业机会，大城市都会把这些资源效能放大。

　　地方城市化的恶果呈现在资源浪费和就业不足。我们已经看到无数个小城市的空鬼新城，以土地财政来支撑。而制造业无法自然形成产业岛，这样的产业岛只有在大规模劳工聚集的地域才能形成。比如说东莞、温州等地，无论是纺织业、家具业、五金等等，诸如此类，各个行业形成的巨大产业链岛屿才能产生成本、效率、人力资源的最大化。而中小城市承担不了这样的结果。

　　政治扭曲了经济结构，就出现了地方债务、土地财政、房产泡沫、实体经济衰落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欧美国家好到哪里去了吗?没有。他们人为的封锁边界，控制劳工流动，限制移民，以保护自己国内的劳工组织，完全忽视自己制造业的需求。如果有大量海外劳工的移民和补充，制造业的断裂是不会很快出现的。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物流成本急剧增长，劳工洼地的消失，制造业本地化并不再是一种不可能。然而各国仍旧关紧大门。

　　那么在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从希腊到美国，他们做了什么?借钱维系!在希腊这个失业率高达30的国度里，政府腐败，人民懒惰，靠债务为生;欧洲一般国家类似希腊。在美国这个失业率10的国度里，实行贸易保护，靠印刷美元消除自己的债务。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向美国和试图向中国借钱维持财政。

　　这是各国精英们做的事情，他们自以为在做对的事，以为是民众的救世主，以为世界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由经济市场有它的规则和宪法。

　　所以我在自我怀疑的思索中，又回到自己的立场：那就自由经济市场从未失效。

　　民粹主义和左倾的风险

　　“不给工人谈判的权利，指望资本家的善心发作来消除血汗经济是靠不住的……”这句话是一个知名网站对于所谓血汗工厂所做调查和评论后的结语。

　　我看见这篇义正严词的文章，禁不住要笑，然后心中一阵阵的悲凉，因为9成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所谓的血汗工厂充满了敌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如此昭彰的时代，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理论沉渣仍旧泛起。

　　在人类近代的历史上，有一个理论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浩劫，那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工。这个理论曾经造成半个地球的人们生活在地狱之中;曾经造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些阶段处于动荡和经济停滞的局面。

　　而今天，西方劳工组织，俗称工会，造成了西方经济受到阻碍，这给中国提供了经济腾飞的机会，给中国人提供了脱离贫困的机会。

　　然后现在，我开始看到义正严词的批判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不但是工人的血汗工厂，也是工厂主的血汗工厂!

　　在市场上，当政治不干涉经济时，劳工与业主博弈，谈判与获得契约，约定双方的利益支付，一方付出劳力，一方付出资本。当资本家不遵守契约时，在市场上就会遭遇到自由竞争的威胁，因为工人会选择其余的工厂;当工人不遵守契约时，其余的工厂就会拒绝接受。

　　当一个社会里政治力量插手，造成工会力量日益庞大，就会面对经济的报复，资本者可以离开，倒闭的工厂和失业的工人留下。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西方许多工会组织都是黑帮。从我目前有限的从商经验，我知道目前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仍旧是黑帮!以至于阿根廷的总统不和工会合作就无法上台。这样的结果是，大企业离开阿根廷去了智利。这样的结果是无数的阿根廷本地人失业，因为即使是阿根廷自己的国家银行都恶心自己本地的劳工。

　　我始终相信自由经济市场的力量，可以调和人类的自私和性本恶。自私有助人类社会的发展，民主可以制衡人类的自私不至于毁灭人类自身。资本家没有善心，工人也没有。我的每一个工人都对我说，王老板，这个世界上不给钱谁会做活?同样的，这个世界上，不干活谁会给钱?同样的，我如果是一个不顾市场竞争的血汗工厂主，工人可以迅速的离去，我会倒闭。如果工人认为在这里干活，不但可以免于饥饿和贫穷，还能有合理的收入，他就会留下，否则就会离去。但是，如果有一个工会组织，天天和我谈判，要涨工资要罢工。

　　抱歉，商人的选择是以脚投票。

　　这个经济的社会是商人在殚精竭虑冒着各种风险喝着自己的血汗推动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共同命运是让更可能多的人们摆脱贫穷，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可以自私的要求关闭自由贸易通道，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你中国倒闭;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处于同样自私的目的，要求产业转移，要求就业，要求摆脱贫穷和饥饿。

　　对于商人来说，最大的道德就是在市场上竞争，创建一个个成功的企业，为自己谋取财富，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就业。如果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自私到要企业毁灭，资本家可以去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要这些资本，向发达国家学习劳工组织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欲望，那么商人有继续告别的权利。

　　这个世界不是平的，有二十亿人还在穷困和饥饿中，他们需要商人的创造力，需要就业，需要和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成员一样的生存权。

　　他们唯一不需要的是虚伪和贪婪，贪婪会剥夺他们生存的机会;而商人不需要怜悯，不需要施舍，只需要公平，如果没有公平，幸好我们天生是强大和自由的。

　　工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出现，那就是垄断企业的出现，当垄断企业出现，市场就失效。因为，工人再也无法选择，市场的博弈陷于停滞。

　　当洛克菲勒垄断了石油联合体，西部就响起小业主自杀的枪声，工人也只能选择低工资待遇，这导致了美国社会制定反垄断法，抑制垄断企业的反社会性。

　　在自由竞争的世界里，血汗工厂不存在，只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在竞争。当世界存在不平衡，贫穷和饥饿存在，劳动力的竞争就在劳工间存在。如果企业主忽略这点，在全球竞争中就会被其他业主挤垮;国家政策如果忽略这点，就会被其他国家所代替;劳工忽略这点，就会面临饥饿和失业。

　　当世界的不平衡存在，就存在资本的流动，商人的游走，和劳工的流动。这是为什么存在劳工偷渡、迁徙的原因。有胆识的劳工也远离他乡到西方国家做工。

　　这才是全球化。

　　但是各国的政治力量包括工会力量在内阻碍了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后果是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从欧洲到美国，货币的泛滥并不能降低西方社会失业率。欧元的贬值虽然会刺激欧洲出口，但是劳动市场的禁锢，仍旧是整个欧洲市场的软肋。美国眼开眼闭，容忍了数千万非法移民，因为它的劳动力市场需要非法移民。这是美国经济仍旧具备活力的原因之一。

　　当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受到政治因素约束，各国政府只能依靠印刷货币和财政赤字维持经济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会震荡性的发生。

　　假如中国的房产死结不能打开，地方财政趋于破产，货币继续泛滥——在我们今年的流动性状况，是银行信贷趋紧，但是基础货币投放每个季度增加数千亿人民币，通胀已经发生，制造业面临各种成本上升，出口市场面临欧元贬值打击，经济结构面临重大问题，底层劳工面临大规模失业的前景之下：你们开始讨论用工会来制约血汗工厂。

　　有趣，先弄清楚血汗工厂的定义再说。

　　请那些呼吁民粹和工会组织的大学问家们，拜托你们开几家不是血汗工厂的企业，来容纳你心中悲天悯人的劳工们!希望你们在全球竞争的倾轧下、各类重税和费用的承担下、各种成本的递增下、融资渠道的短缺下等等友好环境中，活得愉快。

　　但是对于商人来说，要时刻小心社会思潮的涌动。中国的贫富差距指数已经超过0.5，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民众的愤怒随时会被别有用心者，或者是天性善良却头脑愚笨的知识精英分子煽动。而年轻人是很容易被卷入民粹精神之中，陷入暴力心态。

　　当社会的矛盾激化，被牺牲和祭祀者就会被人寻找，人们处于恐惧中的时候，会很容易被煽动选择牺牲者。而商人向来是很显性的目标。在数千年的文化里，在世界各国各类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商人已经被妖魔化了很久，人们的潜意识里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欲望异常强烈。所以，商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非常容易陷于毁灭的命运中。

　　强悍的商人无需祈求

　　在展开全球化的贸易之初，我已经明白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在全球各地，都是行事强悍的公司和人在控制金融、货物的流通，弱者是没有生存余地的。

　　在民主体系下，政客和强力人士受到约束;在世俗或宗教极权体系下，强力人士从上到下控制经济的一切。而民主体系的国度也不是铁板一块。只是说，相对的受到了制约和均衡。

　　其实，在全球视野里，生存的余地只限于那些充满智慧、勇气和行事强悍的人群。

　　有时候，理想主义和天真是人和社会的大敌。我持有了过长时间的理想主义，以为可以依赖对市场的分析、消费者心理的了解和接触的行销打开生意之门。

　　而一些大佬在公开场合的冠冕堂皇迷惑了当时年轻的我，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秉承正直、努力和勤奋，就可以创立成功之路。而我介入生意很久之后，见到了那些曾经在电视屏幕上款款而谈的大人物，听他们在酒后放纵言谈，在小姐身上说着淫亵的话。而我慢慢理解了中国人的面子和里子，虚伪与谨慎。伪君子充实着街道，几乎堵塞了通行之路，即使你想要一个真小人，也难以寻觅。他们一个个都是豺狼之辈，虽然面带笑容。

　　生意场是个丛林，赤裸裸的，没有同情，没有软弱，没有犹豫迟疑。左边是狼，右边是虎，脚下荆棘里游动着无数毒蛇，而秃鹫在天空中翱翔，寻找将死之人的死亡气息。

　　在这个竞争过度的市场里，你可以放款销售，从你第一刻起，只要你确定你可以收得到，无论什么手法;你可以向人赊账，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游说对方。因此你可以玩弄彻底的空手道，只要你可以展开魔术，让所有的参与者不知道幕布后面的底细。

　　如果一个生意人没有无中生有的本领，他就无从生存。但是，如果一个生意人指望国家、宗族、团体等等帮助自己，那就是将自己置于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强大的生意人，不依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任何宗教。这并不是大话，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生意人，可以控制各种力量，整合资源，让所有的势力包括个人、部门、国家、民族、种族、宗教为我所用。

　　这是一个人纵横四海的原则。

　　我们闲扯一下铁矿石，为什么一个需求庞大的经济体无法左右价格。在以往的岁月里，我和房地产商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他们一般处于强势地位。然而他们在和我一个认识的材料商打交道时，却处于弱势。因为那个人是唯一的能够提供某个品种大宗供货需求的商家。当对方要求比如说7万平方米的货时，他就将价格调高到市价的140%。而房地产商却不得不低头。

　　同样的，铁矿石的谈判自开始，我就知道中国必将一败涂地，因为我在多年前已经见识了同样的故事。

　　全力的拼搏，不眠不休，必须如同蜘蛛般结网，让生意外所有的人小看你，让你的伙伴信任你，让你的客户需要你，让你的员工忠诚你，当一个网形成，你才是那个王者。

　　我在市场上行走，身边擦身而过，衣着普通的生意人，我不知道其中哪一个人存在这样的雄心，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人崛起为赫赫炎炎的势力。

　　我对世界的人文主义观点从来没有消失，但是随着我在商界的根扎深层，我对世界运行的规则理解越加深刻。希望大家明白，每个人必须要变得强悍和智慧，否则世界上是没有桃花源的。

　　你躲到非洲丛林，那里不但有狮子鬣狗，而且有反叛军;你躲到亚马逊流域，那里除了食人鱼、猎头族、还有毒贩;你跑到美国的民主社会，那里还有黑人在大街上劫杀华人;你到欧洲，劳工法和工会组织赶你到地下工厂，苦度每一天;你到阿根廷，华人超市每日被人抢劫;你到南非，强奸和杀人不停的发生;你留在家乡，这里有拆迁、钓鱼、被死亡、被疯。

　　那么，你除了变成强大的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我救赎和改变社会的运行?

　　全球化不会被终止，因为人类挣扎求生存发展的欲望无可阻挠。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欧洲与美国占据经济发展的高地，享受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互联网的时代来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被打破，从西方到东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所有的樊篱已经支离破碎。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非洲、南美、中东地带的人民迸发出发展的欲望，而中国商人的强劲生命力已经让全世界的商圈震惊。我们应该走出国门，以自己的智慧、资金、能力、勤劳深扎于世界各地，整个世界是我们的。

　　当成吉思汗还是铁木真时，站在他的帐篷前，看着茫茫的草原上，远处传来豺狼撕咬的声音，而羊群在惊慌失措，鹰在天空上翱翔，而他心中已经闪耀着皇冠的光芒。

　　后记: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府采取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选择，大政府的力量空前强大，自由经济市场主张短期挫败，但是从长期来，大政府的作为，插手市场，投入大量资金，制造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将把经济一次次的带入危机之中。我们有可能会面临第二次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的触发点或来自于对冲基金的攻击，或来自于政策面的错误。风险来自于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到目前为止，欧元区超过一半国家债务几乎覆盖GDP;英镑债务接近GDP;日本债务达GDP200%比例;美国外债超过13万亿美元;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持有巨额外债;中国的数据向来不准，我宁愿相信美国华尔街的分析，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25万亿人民币，而2万亿外汇储备是另一个定时炸弹，那是14万亿人民币的对内负债。

　　中国危机的触发点将发生在房地产持续调控，成交量与价格起跌的时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破产，将引起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大多数银行将不能置身事外。可以想象的是对冲基金将会发动攻击，做空中国。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将会迫使中国政府开放金融市场;如果不能做到，空头将会在香港侧面攻击。

　　中国政府能够采取的策略不多。首先是将银行大规模上市或再融资，以抵御债务危机导致的坏账;地方政府或可撇账，股市投资者将付出惨重代价;其次是维持长期的低利率，或会温和加息，但是低利率将会成为最大选择，这将导致劫贫济富，穷人陷于更贫困;第三，让民间资本进入地方建设，承接所有问题;第四，继续封闭金融市场。

　　在金融崩盘之时，中国政府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将是最愚蠢的事情!国际资本将会把中国变成屠杀之地，中国的穷人和富人将一起成为大鳄口中餐，中国经济将会被重击倒退20年。

　　如果保持封闭，中国政府将会牺牲所有的大中小投资者，以股市资本救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然后撇账四大行巨额地方融资。或更好的结果是民资介入地方建设，从而改变经济结构格局。但风险在于，私权尚未明晰，可能会产生山西煤矿国进民退被吞噬的结果。所以，也会有大量的资本会退避三舍。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孤注一掷，继续启动房产市场，这或许对穷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你买不起房，但还不至于卷入恶性货币贬值、低利率、无就业的地狱之中。

　　在这一场命中注定的大崩溃中，由于全球政府共同制造了债务危机，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幸免，可以预计美国将会竭尽全力的转嫁危机，中国是最好的结局方案。

　　而中国的选择只有较坏和很坏的解决方案。

　　所以，作为个人，如何逃脱暴风雨，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至于商人，参看上面：彪悍的商人无所祈求!

富士康风暴背后：郭台铭的对手来头太大

2010-06-02T07:53:00.000-07:00

原帖出处：不详

蒙在鼓里的郭台铭对连续被「自杀」员工鞠躬致歉

名誉对外商来说非常重要。连章子怡的绯闻都能使请她做广告的著名公司把合同转移到别人身上，使她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更不要说那些请郭台铭加工电脑产品的世界著名厂商们，他们不可能不关注富士康的员工「自杀案」。

实际上这些连环跳楼案和割腕自杀案是一场血腥的杀戮，是中方竞争对手为搞垮郭台铭、搞臭郭台铭，而有计划的、里应外合的、人为实施的谋杀案。

要谈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关键人物郭台铭说起。

●郭台铭个人简历

1950年出生

1971年，台湾「中国海专」毕业，进入当时台湾前三大船务公司──复兴航运工作

1974年，年仅24岁，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资本额30万元。

1985 年，35岁，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创立品牌「FOXCONN」。

2001年，51岁，创业27年时，获美国《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翁」第198名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名列《天下杂志》台湾1000大民营企业龙头。

2002年，郭台铭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

爱好：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

名言：领导者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属下，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三不原则：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演说、不任意拍照。

三无嗜好：一不爱名牌、二不开名车、三不注重打扮。

● 中共官商无法理解的郭台铭

中共官商是穿名牌、开名车、注重打扮，而且是「天上人间」那种地方的常客，他们认为经营和拉订单都是靠这么搞来的。

而郭台铭一不爱名牌、二不开名车、三不注重打扮，自1974年以生产黑白电视零件起家后，36年来至今一年不曾休过三天以上的假。更不知道那种淫门朝哪面开。

从1974年创立鸿海的第一天起，24岁的郭台铭就目标很明确，即把公司发展成为台湾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企业。2001年营收1400多亿台币，2002年营收竟达2400多亿台币，这一年「鸿海精密」再次击败台积电、广达等龙头人马，蝉联为台湾股市的股王。现在鸿海精密工业公司几乎包办所有资讯科技类产品代工，并且已经超越「台积电」，成为台湾业绩最高的民营公司。

郭台铭说：「阿里山的神木(台湾著名的风景之一)之所以大，4000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已决定了，决不是4000年后才知道的。」

● 当天让康柏的图纸变成模型

富士康(Foxconn)这个牌子已经打出去了，很多人选择电脑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主板是不是富士康原件。世界知名的PC品牌机中，使用富士康产品的数不胜数，如著名的Dell、HP(包括Compaq)、IBM……。

郭台铭的事业是创业打拼出来的，连外国企业也不能不服。例如，1987年，37岁那年，他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创立品牌「FOXCONN」已经二年。为了拿到美国康柏公司的订单，他抛下董事长的身份，每天像个销售员一样拎着公文包去卖连接器，但外国人十分谨慎，没有百分之百的质量保证，不会轻易与原来的合作者分手。在接连吃闭门羹的情况下，郭台铭并没有灰心，他在康柏总部旁建了一个成型机厂，只要康柏有新的设计，最快当天郭台铭的公司就能让康柏的图纸变成模型，这种惊人的加工速度和质量保证，没有任何一家可比，把康柏公司惊到目瞪口呆。双方的合作大门就是这样开启的，这一做就做下去了。

PS2，戴尔电脑和Intel的主板，康柏电脑，都是鸿海的代工产品。鸿海凭借为这些厂商代工，登上股王之位。鸿海的客户不希望他们的零件商锋头过健。幸好郭台铭也是个喜欢低调拓展事业的人，他尽量回避媒体。就连在台湾的公司总部，郭台铭都刻意远离科技大厂聚集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选在较不为人知的土城工业区。

1988 年，富士康企业集团成为在大陆投资兴办的专业生产电脑接插件、精密零组件、机内线揽、精密模具及电脑整机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至1999年底，富士康集团分别在深圳和昆山建成两大资讯科技工业园。其中，在深圳的公司占地1600余亩，预计在深圳的投资将超过20亿美元，加上昆山基地，以达成全球最大的电脑整机和零组件生产企业集团及全球个人低价电脑的主要制造基地的经营目标，现在鸿海已经成为大陆第二大出口商。

● 郭台铭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决定

郭台铭是台湾科技首富，是台湾排名第三的富豪。2008年《富比世》杂志估计，郭台铭财产总值达60亿美元，约合1800 亿元台币。

在中国大陆花巨资建成了科技工业园的「硬件」，把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整机和零组件生产企业集团及全球个人低价电脑的主要制造基地，这是郭台铭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这个决定源于他只辛勤的工作，却不知道共产党是不与任何人合作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在它眼皮底下吃肉的，更何况是在它的地盘里。

● 富豪碰到共产党的教训

江绵恒拉拢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左)

当初为搞垮台湾经济，江泽民指示有关主管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王永庆的资源拉过来」。为此江让他的儿子江绵恒去拉拢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尽管王文洋因婚外情与父亲关系紧张，但还是成功作为说客，让王永庆动了心。

2000年11月23日，台湾首富、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率领八名台湾工商界领袖公开给总统施压，呼吁台湾政府改变当前「政治挂帅」的不正常现象，回归「经济优先」的局面，方便台商在中国大陆，香港投资。一番折腾之后，王永庆如愿以偿将巨资投到了大陆。

一年后，2001年11月1日，被江「请君入瓮」「关门打狗」的王永庆不再打肿脸充胖子，首度坦承，当年巨额投资漳州后石电厂是一项错误的投资策略，他说目前漳州后石电厂已经出现亏损。一年将损失近31亿人民币的营收。福建当局以电力「供过于求」为由，强迫漳州后石电厂的电力打6折，瓮中之鳖的王永庆迫于无奈，只得答应。幸好江泽民的性子太急，到王永庆去世时，他的子女妻妾们还有好大一笔家产可以闹，让看客大松了一口气。

香港红色资本家、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到2002年他在广东的港口公司已经经营了10年。2002年3月，地方当局通知他交出 70%的公司收入。在全国政协公开会议上，这位副主席愤怒抨击地方官员无端勒索他的企业，还派武警到码头上，以调查为名，向他恫吓施压。他感到这对他简直是「晴天霹雳」，可见中共是否拿香港红色资本家当回事。

其实这种霹雳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来，对中国人民就没停止过。所有的资本家企业家，不管有多大产业，统统收为共产党所有，美其名曰是收为「国有」。

北京沦陷不久，一位非常知名的企业家，因为在北京有一栋让中共高官垂涎三尺的王府般气势的豪宅，一天晚上被汽车接走说是请吃饭，从此再没有回家，家里去要人，刚开始说没这回事，后来说他是汉奸被处决了，于是全家以「汉奸家属」被扫地出门。那位人民高级「公仆」终于如愿以偿的搬了进去。这种冤案不知道有多少。

● 中共盗窃外资高级技术

为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中共采取拉进来打出去的办法。

打出去，就是派遣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去留学，这些技术特务的任务就是念好书，毕业后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入世界级大公司核心技术部门工作，然后把那些技术偷窃出来。还有的是已经在世界级大公司核心技术部门工作，被中共收买的。近年来，时常看到这种新闻，某某被发现为中共盗窃技术资料而被逮捕。这些人被捕后，中共马上撇清关系，他们的一生就交代了，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的悲哀。

拉进来，就是把世界级大公司请到中国办厂，里面派上自己的科技人员，等技术拿到手了，开始跟你找麻烦，罚你的款，跟你打官司，最后搞到你焦头烂额，还说这是「民意」，直到你忍痛割爱，把投资的硬件都放弃，转移到其它国家去。它中共就拿着你的技术和你装修好的工厂开始抢你的订单、抢你的生意。这些年不时会看到一些大公司撤资。

● 富士康碰到了和谷歌同样的麻烦

谷歌是进驻中国大陆后挺「自律」的世界级引擎搜寻公司，没消停几天，中共开始没结没完的找谷歌的麻烦，总是说「有人举报」，说谷歌上可以搜寻到黄色网站，后又找几个作家说自己的文章出现在谷歌，涉及侵权，提出告诉，要求赔偿。直到最后谷歌忍无可忍说出自己不断被折腾的原因是，中共一直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帐户进行攻击，想查看他们的邮件内容，谷歌没有配合。中共的另一种攻击是工业间谍活动，目地是从目标公司收集有价值的知识财产，这波及了20家著名外国大企业公司，而大部分公司并不知道他们被攻击。最后谷歌决定信守「不作恶」的原则，撤到香港去了。

现在，郭台铭碰到了和谷歌同样的麻烦，在深圳富士康，从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4个月内12起员工坠楼或刀砍，或伤或亡。郭台铭来到深圳，并于5月 26日在富士康龙华园区会见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并主动带记者参观社区、厂区、车间、宿舍楼、员工关爱中心等。为避免伤亡再次发生，近日，富士康在宿舍楼的阳台安装防护网，吊车进入富士康担负起吊任务。

防护网做好了，郭台铭还没离开深圳，5月29日晚6时许，富士康公司深圳厂房发生蹊跷火灾，事件中至少逾10名工人受伤，另有一名消防员不适。有员工说，以后要有火灾，跑都不容易了。

一位当地公安局的头头说；郭台铭能把生意搞那么大，怎么连这点事还看不明白，这不就是让他滚蛋嘛！他一个台湾人要想在咱们地盘上混，不容易，混不出人样来，让人看不起，闹的太红火了，哪个不想吞下去啊！这回的来头大了！

● 郭台铭的大陆对手「全国新首富」王传福发迹没有脚印

提到多年后才跳槽到比亚迪公司的富士康高管内鬼，必须先提到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全国新首富」王传福。看到王传福的发迹史，让人不得不想起上海滩曾富甲天下的首富周正毅。他们的发迹史都很类似，都是跳跃式的，无法连贯，也无法说清楚，反正钱是到手了，突然成了首富。

综合网上王传福的简历：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1966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无为县。教育程度硕士。1995年2月，27岁的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哪个表哥？)借了250万元钱后，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成立了日后风光无限的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他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利润也最丰厚的电芯生产，这为其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2003年1月，比亚迪收购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四月公司正式更名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是什么力量把王传福推向了「成功」的巅峰呢？别人还真模仿不了。只知道当年和江绵恒混在一起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都是从银行拿来钱，分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高官们。银行行长兜着这些坏帐，最后进了监狱。有人曾这样形容受黄光裕面试的情景：感觉在黄光裕的犀利目光下，自己就象是一条狗。黄光裕被拘捕之后，兜出来很多事。不和上面勾着、分赃，在中国大陆，你是一事无成。

周正毅先得喂饱上海帮！

在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王传福尚以60亿元的身家排在第22位，而2009 年却一下子飙升到了榜首。2009年9月28日，胡润公布了“2009胡润百富榜”的前两名，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以财富 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

一个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王传福能够迅速成为中国首富，这可不是件好事。周正毅可是蹲了两次监狱。黄光裕也被判刑罚巨款。

● 富士康高管早已成了王传福的内鬼

王传福是用什么方法飙成中国首富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道儿，新华网、人民网上面每抓一个「首富」，每介绍一次，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王传福收买富士康高管做内鬼，偷窃富士康技术，证据确凿，实在不光彩。郭台铭多次公开指责比亚迪剽窃商业机密。

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和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文件的司少青，二人于2008年7月从富士康跳槽比亚迪。

但，柳相军于2005年5月底申请自富士康离职，却早在其申请离职前，就已经拥有并使用比亚迪的电子邮箱，而且与比亚迪的行政总裁李柯进行重要的工作讨论，比亚迪负责人直接参与侵犯富士康商业秘密。

从2005年6月10日，柳相军发给比亚迪负责人王传福的邮件中，证明柳相军对王传福负责，并且将获取的「富士康手机一季度的指标状况」等商业秘密，直接寄给王传福。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通过柳相军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富士康商业秘密。

富士康在2006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2008年2月才开庭，在深圳法院对柳相军案庭审中，富士康诉讼代理人对柳相军提问：「在比亚迪领导层中，你向谁负责？」柳相军回答：「王传福。」

● 股神巴菲特得知王传福背后的靠山是谁

在波克夏股东会举行的同时，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台湾接受媒体专访，就竞争对手比亚迪偷窃商业机密一事，隔海对股神巴菲特提出三个问题：一、为何投资偷窃商业机密的公司？二、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三、国际大厂油电混合车领域很久才开始赚钱，以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郭台铭把问题丢给巴菲特，并将焦点锁定在比亚迪的专业水平及道德问题。很多人认为比亚迪电池的功能并不好，有其它更好的公司，但巴菲特仍力挺王传福，他说「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才是真正的明星，同时比亚迪定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司。」巴菲特泄露了他得知王传福背后的靠山是谁，巴菲特拍的不是王传福的马屁，而是拍他主子的马屁。

巴菲特在中央电视台专访中还说：「中国有一个很棒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和释放出潜能，中国正在成长，还会不断地更加成长，它只是刚刚开始，我会告诉所有中国人，你们都很幸运。」巴菲特明确否定了何祚庥的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

除最早投资的中石油，还有去年加码的比亚迪之外，股神是否还继续投资中国官方企业，巴菲特的回答也是相当溜须讨好中共的。

巴菲特拍中共马屁！

● 巴菲特投资中共而不是王传福

郭台铭从1988年使富士康企业集团成为在大陆投资兴办的专业生产电脑接插件、精密零组件、机内线揽、精密模具及电脑整机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至 1999年底已经在深圳占地1600余亩。22年来，鸿海早已成为大陆第二大出口商。

巴菲特之所以被称作「股神」，是因为他投资准确，获利丰厚，没失过手。那么正像郭台铭对他的三问一样，当巴菲特完全了解王传福当董事长的比亚迪偷窃富士康商业机密，电池质量无法与其它公司的相比，制造的汽车保证不了质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巴菲特再追加投资在王传福公司，而不是撤股呢？

巴菲特说「王传福才是真正的明星」，「比亚迪定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司」。在中共一党统治的中国，党今天可以让王传福当明星，明天可以让他成为阶下囚；党今天可以让比亚迪公司做大，明天可以给它贴封条，这已经是不争的常识。所以，巴菲特投资的不是「王传福」的公司，而是把钱投资给中共。

既然比亚迪是中共的公司，王传福不过是出台唱戏的皮影儿，那么富士康控告比亚迪偷窃商业机密，等于是在控告王传福的主子，在人家地盘里的郭台铭能不有麻烦吗？富士康连环跳，与谷歌撤出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区别，和中国50年代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打老虎」「三反五反」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年代不同了。

● 周永康的影子在晃动

在深圳富士康的保安中，有一部分是中共公安系统的人，他们拿着两份薪水。原富士康员工透露：坠楼者是他杀和被迫自杀。

一个富士康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在网络上多处发贴披露说富士康中坠楼的人中，据他知道就有数位被保安(环保科)打死的。他还说，凡是被叫进环安课的，没有不被暴打，侮辱的，不亚于日本人当年。特别是环安课课长顾钦明和他手下爪年刘锋，一点人性都没有。

深圳富士康

他说：「其中一个跳楼的人，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死。」

「还有一个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

「另外哈工大名牌毕业生的那位哥们(孙某)本科毕业新干班新员工被环安课侮辱，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是被某人(具体不清楚和什么人结缘)栽赃，后来因为经不起此等折磨侮辱选择跳楼」

「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 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

5月14日晚深圳富士康发生的今年第9起坠楼事件，是安徽籍员工梁超坠楼。富士康媒体办负责人对外通报，警方经现场调查，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4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但深圳警方认定为自杀。

郭台铭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给中国带来极大利润，建厂22年来，到了2010年富士康突然集中发生血案，公安却没有一点动静。中共只报导又有人跳楼了，却没有报导后续公安做了什么。报导中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却不报导那血是黑红两道给扎出来的，反而在5月30 日新华图片中出了一个《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背后的女人们》，给郭台铭制造绯闻。这就不是卧底富士康的公安手能伸到的地方。

受困的心

2010-05-29T09:06:00.000-07:00

一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那么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国性的阅读群体尚未形成，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性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题说明了一切。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死亡的共和国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了；纵贯大陆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缆连接了大西洋两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国、印度、欧洲，它们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国农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创造了从未预料的财富，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法理解的动荡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觉得自己辛苦的劳动带不来生活的改善。日后的历史学家会说，那是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一场全球性的价格下跌。

日常生活的困顿，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生活景观的骤然改变，变得更加不适。似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在兴起。一个美国是不断的兴起、膨胀的城市，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傲慢与炫耀，是传统道德的消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国；而另一个美国则是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象征。后一个美国，似乎正残酷的被前者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前兆，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日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陆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自由与富足，“新边疆”诱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生活并非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

所有的情绪，因为“绿背纸币运动”而汇集到一切。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华尔街的金钱之王们，操纵了这一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随自己的意愿来让这个国家的商业升值或贬值，来创造繁荣或者带来萧条。他们拥有着这样的权力，而且总倾向于作恶。她抚慰她那些身心疲惫的读者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是一个伊甸园，它的堕落正是从华尔街执掌一切开始的。

一些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美国陷入了一个欧洲强加的金融系统，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在一八九四年写道。这本《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国会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不是华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国。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它们则是无法错过的角度。它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社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性——往往能掘取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诱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国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阴谋主要来自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产主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世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的国家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日本，西方的金融家们强迫日本人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日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国，一位叫宋鸿兵的业余历史学家用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一位旅居美国的业余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事件，都缘于一小群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色。

最初，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粗糙，逻辑与事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兵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做过程序员、分析师种种职业，与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则是散落在全国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理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政府部门则批量购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国身价最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胡锦涛、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惊的业余历史学家变成了时不我待的预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种种论坛，为公众阐述他的最新理论，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国人特别的感情，它也于阴谋与仇恨相差甚远。中国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制力，中国最富经商才华的人群，温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国人的自傲，是中国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国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对手的是明确的，他们是美国的金融官员与银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国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国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二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灭，物质代表着最后的自由与希望。欲望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变化太迅速、太庞杂，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从前的禁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但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总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不用忍受单位令人窒息的压抑，你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自由、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这种成功。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裸裸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正变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你开始感觉到富裕之路的坎坷。一九九二年开始的商业热潮，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财富英雄，但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倘若这让你充满无力感，那么一些人的迅速富有，则令你心生愤怒，他们不是凭借个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权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倘若创业致富的机会日渐渺茫，股票市场像是最后的机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得不仅货币化，甚至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目睹着金钱的迅速的流动，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或者更多，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而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毒，医院的见死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法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日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或是随波逐流。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但是，它也给你新的焦虑，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理到Web 2.0，从山寨手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人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奇迹，中国不仅被世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界，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国……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国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倘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农民感觉到“新边疆”的消失，感觉到生活希望的暗淡，他们成为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的追随者，他们用猜忌、怀疑来对抗失落。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乐观气氛，在二零零七年后迅速减弱。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的A股市场在一天内蒸发了接近一万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逐渐开放金融市场，QFII让外资可以买A股了，QDII可以让中国人投资海外市场，“港股直通车”要到来，股指期货据说也要粉墨登场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的主权基金问题，在把Made in China输送到全世界之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制的过程——金融的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当然，他们也同样殷切的期望，在一个广阔的资本市场里，自己最终也分到一杯羹。但是这希望与焦灼，都那么模糊。宋鸿兵这本言之凿凿的《货币战争》，能解除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应对之道吗？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因为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困境，因为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所有新的事物都可能是危险的。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因为他们信息的匮乏，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受困。那么这些领导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国的政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国政治的封闭性，让领导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双重的角色。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国要进入国际舞台，要谈论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领导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色。他们在无穷的政治斗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国家，理解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帝国主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兵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史学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知识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锋利的谈话节目嘉宾。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又一场‘货币战争’开始了，它的敌人更为明确，郎咸平为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主义不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官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史学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国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国主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政权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八国联军”，试图扼杀中国的独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了胡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而朝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国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革命，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传”来理解胡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屈辱感不断增加。这种屈辱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死亡，也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官、警察、投机商人、黑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一个物质匮乏、又道德失序的年代，人人彼此争斗。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脏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权，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国的人物，竟然担心得罪洋教士；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刀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枪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权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国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却日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中国人和中国，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国主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胡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国（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国民党政权），所有的中国政权也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国的困境。而只有共产党的到来，中国才可能获得独立，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离去，中国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新中国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官，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鲜战场了与美国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国的伤亡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辱，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赶走了很多帝国主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国真的摆脱了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国，是它们的封锁与制裁，才使中国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翻中国为之不易的稳定。一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国主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一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二十四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百分之八十六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一百五十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 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二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极权的诱惑(一)

2010-05-29T09:03:00.000-07:00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

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联人给每一位访问者惊心设计了路线，让他们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人的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苏维埃的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而英国费边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一场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对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以待五十年后发表。

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消失在嘈杂的赞扬声中了。几年后，与德国的对抗继续提升了苏联的诱惑——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纪德的声音可以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个人经历则无人理解。苏联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难为自己的残酷经验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对方总是说，没必要去伤害与莫斯科的关系。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这是诚实，还是另一种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陷入恐慌与错乱，既然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新制度也将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人们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当西方的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展开苏联之旅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的移民申请，因经济危机而绝望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们或多或少读过这本《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它畅销一时。他们被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这里不仅没有失业，也没有剥削。最终，几千名美国人被苏联接纳了，他们大多在古拉格群岛的劳改地离开生命。而当丘吉尔挥舞着《通往奴役之路》来警告英国选民时，他被当作了另一个笑话——人们都觉得计划经济更稳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对苏联的态度，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的主要坐标。在一九五二年的论战，加缪的判断正确，却失败了，并带着失败的屈辱而离开人世。萨特获胜了，尽管他知道苏联的种种恶行，但是他认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为什么萨特与他的同道们，能对苏联的一切罪恶保持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羞辱地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融入新的历史动力中，有助于缓解他们内在的焦虑。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紧接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苏联的本质暴露出来。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开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个美好社会，但没人怀疑它的制度上的竞争性。人造卫星的上天，令美国陷入一片惊慌，他们正在太空竞赛中落败。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魅力传递到更贫穷的地区，给予那些要争取独立、获得繁荣的落后国家以诱人的许诺，

它在亚洲、非洲、甚至临近美国的古巴都获得了回响，中国的毛泽东相信“东风压倒西风”。是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称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普遍幻灭感慢慢被遗忘。在苏联国内，人们会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而西方的左派们，从没放弃他们的憧憬。而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为越南战争，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化身，石油危机与经济萧条似乎再一次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而苏联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储量让它的石油危机中更显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而在第三世界，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一群共产主义者们获取了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国，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再起。作为苏联的严厉批评者的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争论的双方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加缪之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在西方出版，萨哈罗夫用个人经验证明了帝国的黑暗。但左派们没兴趣接受这一切。我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而莫斯科甚至地铁票的价格都不上涨……

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一

人们再一次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将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的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的相信这一切。苏联是一个信息的黑洞。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自我批评、自我揭露是多元社会的持久的现象之一。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反而充斥着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被轻易地原谅，最深层的困境，也只是另一个暂时的障碍，它将迅速被克服，未来总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错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鸡蛋就做成蛋饼。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很多人甚至准备重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

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们没兴趣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随着真相的日益显露，最初真挚的情感与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某种身份确认。七十年代的法国左派们，他们与其是真心赞扬苏联，不如说是在掩饰历史伤口。这也是反美情绪的一种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苏联的背叛者的叙述，觉得那是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另一种夸大其词。

苏联的神话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让不少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便是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苏联是历史视线中的新恒星，它所发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性。那么，上述国家则像是行星，它有着与恒星相似的内在结构，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掩盖在这个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也都亢奋不已。

二

“速成的中国学（Instant Sinology）”，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们。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国”赞叹不已。

比起一个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公司的科层制度腐蚀的西方，中国是另一个乌托邦。毛泽东追求平等，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化。“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到处是光辉的革命。甚至费正清都这样写道：“毛主义者的革命，就整体而言，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他们很少会相信，这是一场上层的权力斗争与下层的无政府的混乱结合的灾难，不仅没有一点点“文化”，还是反文化的。

中国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以鼓舞。中国也竭力推广自己的模式，既证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联合国。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了。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地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众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见证者和合作者。左派们继续执着于中国的革命理想。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中国与美国是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用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沉浸在被中国官方体贴安排的旅行中。哈里斯·索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样的旅行路线，会见同样的人，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精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从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她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从宋美龄到周恩来，她都与他们相熟。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为世界描绘的中国中，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传记，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任何真相。罗斯·特里尔是个诙谐、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他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种种残酷、虚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的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在三年内饥饿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战争还要多），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的活动时，自然地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

三

在解释西方知识分子憎恶法西斯、却原谅共产主义的原因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用了这样的比喻：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显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它有着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象另一个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说，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包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指责他们。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一九五五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再次验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富压迫性的政权。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中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西蒙·雷斯在这本书中压抑不住自己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的观点却被西方左派广泛地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正处于东方专制主义吗？与其说西蒙·雷斯是黑格尔的传人，不如说更接近孟德斯鸠的怀疑精神……

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和进出口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移到GDP数字。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零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外籍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这里不仅有为“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它给予他“纠正他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中国，是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激起了他的向往之心。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倍感兴趣，所有人对他特殊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国际主义者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瑞腾柏格变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难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内战胜利而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他从未把这些灾难视为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个人事业和生活正在节节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他能阅读到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现状有少许不满，这种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投入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当他试图为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说情时，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任何一个人想否定魏京生审判的公正性，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政权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许诺：他可以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可以随时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不吝于用子弹与坦克对待自己人民的中国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两个女儿，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弹穿过窗户，射到了墙壁与天花板上。但另一个中国也再度诞生——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试图用“建设性接触”来融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是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中，包含着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商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已另一种方式到来。二零零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从《A man stay 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关于魏京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和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年轻一代的西方记者们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了中国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他那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李敦白批评此刻的中国人丢掉了灵魂，批评中国共产党丧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宝；他谈论西藏时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他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九四五年时，他意识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与朴素之下，有着多少暴力与不公。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对魏京生入狱感到愤怒，但他现在对刘晓波入狱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变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中国，他因此无法否认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它果然从未改变。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预言说，西方人将再次淡忘血案，政客与商人们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的这个政权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不论是李敦白，还是约舒亚·拉默、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十三亿消费者的黄金市场，是一场黄祸，是致命的权力诱惑，是对西方的制衡……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则往往会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采——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在此刻对中国的想象中，道德意识也陷入了沉睡，中国被赞叹，但中国人的真实困境却消失了。也像从前一样，这些赞叹者在自己国家里所习惯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他们描写中国时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国人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我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对中国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又何曾诚实过？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自我欺骗，我们才如此热衷于别人的愚蠢谎言……

“中国梦”的阴暗面

2010-05-29T08:59:00.000-07:00

“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

译者/何黎

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2010-05-29T08:55:00.001-07:00

十次路线斗争

偏正词组。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注1]那里照搬过来的。

在中共历史上，六届七中全会作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为了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统一党内认识，总结经验，明确历史功过，加强党内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线斗争构筑党史体系，为现实的党内斗争服务的先例。[注2]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急于修改中共党史、确立新的道统的文革意识形态沿用了。

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6次），罗章农（4次）、张国焘（5次）分裂主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把中共在某个时期的曲折、失误的账，算到个人头上，可以抹煞集体领导的责任，模糊挫折、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是一种充满传奇性、可以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解释方式。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严肃性，又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利斗争。

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源于趋附毛泽东的政客和党史工作者的踵事增华，形态化的完善工作，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服务于君王的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1949年以前论证1949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为权利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是政治权威动摇、稀薄的典型症候。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文革时以此线索，编写了官方、民间各种版本的党内路线斗争大事记。其中有大量中共党史的专业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趋地编制教科书。在党内组织生活学习时传播，并规定有检查、验收、总结的制度。各级党组织、机关单位的政治学习也反复使用这样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例如把个别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全党影响的错误，如瞿秋白（3 个月）、李立三（半年）、罗章农（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也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就有凑数的嫌疑。

[注1]该书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裁剪历史，把苏共党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由此创造了一套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策略，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的话语系统。

[注2] 在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曾编辑过《六大以来》的文集，限印500册，对原文多有改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结论草案》为蓝本，起草过程长达一年。

中共十次路线斗争人物小辑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时期安徽省的双子星座之一(陈与胡适之)；北大著名教授，中共的创建者和首任总书记；后被斥责为右倾，抗战后期孤独地辞世于重庆。

第二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

李立三：湖南人，与张国焘同为北大毕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共总书记，娶俄罗斯女人为老婆，被解职后一直未能东山再起；文革期间于北京辞世。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第三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瞿秋白：江苏人，其文才显然超过政治才能；曾任中共总书记，时间极短，30年代被国民党抓捕后不久遭枪杀(由宋希濂执行)。

第四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罗章龙：1917年毕业于长沙一中。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曾翻译并出版了《康德传》（作者为新康德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1935年兼任经济系主任。1938年日寇侵袭开封，河南大学被迫南迁，罗章龙随校至鸡公山。不久辗转至西北大学任教，后又至华西协合大学和湖南大学。直至全国解放。近十五年的大学教书生活中，他潜心学问，教书育人，先后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丛书)、《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湖南大学出版)总计近百万字。1995年寿终正寝。

第五次路线斗争：张国焘：江西人，五四运动的主要干将，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红四军的第一把手，后因“分裂”罪名被开除出党，七十年代凄惨地在加拿大逝去。

第六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王明：安徽人，原名陈绍禹；精通马列理论，文笔绝佳，尤擅古诗词，曾任中共总书记，可谓年少得志；失势后一直不得志，新中国建立初期致力于法律起草，文革前出走苏联，七十年代在莫斯科辞世并葬于此。

第七次：高岗反党集团；

高岗：陕西人，以能力强著称党内，建国后为把东北建设为工业基地立下首功；在抗美援朝时期受到彭德怀发自内心的崇敬，五十年代于北京自杀身亡。

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反党集团；

彭德怀：湖南人，新中国的第二号元帅；亲自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彭大将军被解职后于文革时期辞世。

第九次路线斗争：刘少奇反党集团；

刘少奇：湖南人，曾任国家主席；文革期间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

第十次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

林彪：湖北人，著名军事家，第三号元帅；指挥了解放战争中的两大战役，一生军功卓著，连战场上的对手也对其崇敬有加；1971年9 月13日横死于温都尔汗。林彪手下的“四野”将领黄、吴、李、邱在八十年代被其连累受到共和国法庭的审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庭长江华就是这四位受审将领以前“四野”的战友!

毛泽东掌权路上的5个关键人物

2010-05-29T08:53:00.001-07:00

毛泽东掌权路上的5个关键人物：陈独秀是最早赏识他的人

　　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坎坷，个中况味不是普通人所能体会的，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毛泽东掌权后的伟人形象。毛泽东最终能执掌中共大权，诚然和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谋略，有着广阔的视野与超前的思维，有着革命家令人敬仰的隐忍和心胸。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了毛泽东，才让他的才智与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路卫兵认为，即使一个人的能力再大，如果没有赏识与支持者，也是孤掌难鸣。毛泽东是伟人不假，但绝不是神仙。他因受排挤而失去军权后，称病隐居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路卫兵看来，毛泽东从参加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确定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党内的领导地位，一共有五位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陈独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

　　陈独秀：第一个赏识毛泽东的中共高级领导。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但当时他只是一个会议记录员，并没表现出多大的政治能量，也没能选进一大中央局；二大时毛泽东又因为“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因而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真正进入中央高层是在中共三大上，由于湖南党组织和工运工作搞得好，得到时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他在三大报告中说：“上海同志为党工作太少，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的很好。”对毛泽东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因此在三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中央局，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的要职。尽管陈独秀后来在政治上垮台，但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可以说第一个赏识毛泽东才干的党内高级领导。也正是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的政治才华开始引人注目；

　　

　　朱德：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朱德对于树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威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朱毛的井冈山会师，让毛泽东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朱毛红军在打出威风的同时，也无疑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崇高威信，单就这方面讲，朱德当居首功。朱德是旧军阀出身，“滇军四大金刚，朱德第一”，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也唱到：“黄据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其能征善战可见一斑。朱德又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游击战术十六字秘诀的发明者，军事才能和资历、威望都是无人企及的。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创建了中共引以为自豪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积蓄了资本，也为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朱德居功至伟。遵义会议上，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对毛泽东重掌军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恩来：毛泽东复出的关键人物。

　　尽管周恩来在“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对毛泽东也进行过批判和攻击，但随着对革命失败的反思，渐渐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一直是军界的领导，掌握着军权，1932年10月，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取代他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有他的支持，无疑对奠定后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权起了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非常认可的。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时，毛泽东已遭受中央数次批判。对于中央决定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时，周恩来曾致电中央：“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然而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仍在宁都会议后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方面的地方工作”。周恩来又直言上书：“我看这样做大为不妥。泽东的积年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应该让他留在前线，这样于战争有帮助。”这次中央甚至批评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袒护”。毛泽东一气之下称病隐居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情绪上没有不积极的表示”，并说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可以说为毛泽东的复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周恩来还是促成遵义会议的组织者和倡导者。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所做出的批评，特别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周恩来是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对于毛泽东的复出作用是巨大的。

　　张闻天：遵义会议上的灵魂人物，毛泽东权利过渡时期的功臣。

　　张闻天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3常委之一兼宣传部长，地位仅次于博古。毛泽东被免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其位置也由张闻天接替。张闻天的理论素养很高，是大家公认的儒将。毛泽东的主张争得了张闻天的肯定和支持。在长征途中，张闻天逐渐摆脱“左”的束缚，转而倾向于毛泽东。他多次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错误，还同时任的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展开激烈的争论。张闻天在回忆录中说：“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中央在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提纲，并在会议上做了报告，批评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政治局3常委之一，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本来毛泽东可以成为中共的掌舵人，但是毛泽东推举张闻天接替了博古，这主要是考虑：一是张闻天是党内“二号”，由他接替顺理成章，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利于党内团结；

　　二是张闻天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也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可以说，选从“左”派中分列出来又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张闻天接班，既可以稳定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情绪，又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当时是最为稳妥的安排。事实上，张闻天也一直将毛泽东放在主角位置上，把毛泽东推向领导前台，自己则甘当配角，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卸任。正如张闻天说的：“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可以说，张闻天是毛泽东权力得以顺利交接的功臣。

　　王稼祥：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最早支持者，促成遵义会议的功臣。

　　王稼祥最初也是“左”倾阵营中的一员，他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上，王稼祥也批评过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认可，他不同意会议解除毛泽东的军权，坚决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毛泽东被解除兵权后，王稼祥却成为毛泽东军事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他也是最早支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人。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因受伤与毛泽东坐担架同行，二人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探讨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之后王稼祥找到张闻天、聂荣臻、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主张撤换博古，改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被认可上做了大量工作。遵义会议也是王稼祥最早提议召开的。他向毛泽东说：“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随后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商量，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主张红军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他是有功之人，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的报告也是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经过商讨酝酿形成的意见。

　　1945年中共七大上，王稼祥没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为此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的报告中，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王稼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裂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由此高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当是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最好的肯定和回报。

还陈独秀的本来面目

2010-05-29T08:51:00.000-07:00

浅谈陈独秀鲜为人知的二三事

----介绍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

胡甫臣

要谈陈独秀，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禁区，或者只能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建树著的《陈独秀传__从秀才到总书记》和新近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中的陈独秀，却是一个反映他本来面目的正面人物。陈独秀本人，经历十分复杂，人们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也可说是个有争议的人。即使一个人对他的看法，前后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拿毛泽东对他的评语来说。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36年7月，毛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42年3月30日毛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但1955年3月,毛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又写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研究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程。本书作者是努力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写他一生的历史的，因为忠于历史，也就是突破了禁区，读来就感到特新鲜，让读者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50多万字的一本大书，要想全面地详细地知道这些新鲜事，那只好去读原书。当然，也不是读这一本书就够的。对他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文学革命直到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他团结中国最初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五届总书记这些事，虽说一般读者也知之不详，但为大家所公认，就不必在这里介绍了。这里我只选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或者说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或者说是大家心存疑问很想求得解答的事情，作个简单的介绍。

陈独秀也是工运领袖

陈独秀的历史是非常丰富、非常曲折、也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演变，可说折射了近百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有伟大的功绩，又有巨大的错误；他有极富魅力的品格，又有受人疵议的缺点。一般都只认为他是个秀才，大学教授，党的总书记。而不知道这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工运领袖，是大知识分子最早走近工人最早开展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之一。我在建国后一直搞工会工作，竟也是这样的一个无知者。是任建树先生这本书才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并吸引我重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的有关部分。

任建树可说是忠于史实的研究者，他是努力考察、分析、比较、研究了陈独秀的思想怎样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演变的。在陈独秀整个政治生涯中，单说从事工人运动，也是有他的进步过程和复杂变化的。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来是他独自主编，后来主编者是轮流坐庄，因为思想发生分歧，从七卷一号起又由他一人编辑。在这一期上他写了《本志宣言》，由于他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刊物也跟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了。不久，他就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讲话，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说明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有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之别；他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接近，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

陈独秀是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武器：一是讲演，一是写文章。有人请他讲演，总是有求必应。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那里。有一次他坐牢五个月，《新青年》就停刊五个月。原来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面向知识青年。他思想转变后，他的演讲和文章，他办的《新青年》的读者对象也由知识青年扩大到工人群众。他向工人讲，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年一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当时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他向各方面约稿，请好多人调查各地工运情况。陈独秀把这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主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共约400页，相当原来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有九个劳苦工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有美、英、日和我国许多省市工人状况的调查，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陈独秀写了《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前一篇文章里，他把工人称为支撑社会的“台柱”。《新青年》这个专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这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同时他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他形容那些招牌工会都是“虚张声势”的“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他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和李汉俊等8月创办了《劳动界》、10月创办了《伙友》（均周刊）。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如他在《劳动界》创刊号写的《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说‘劳工神圣’”。《劳动界》还特别重视刊登工人的来稿来信，反映工人的呼声和要求，出版24期就刊登工人来稿来信30多篇。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期上写的《真的工人团体》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陈独秀身体力行，便致力于组织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发起时陈独秀等被接纳为名誉会员，并被推举为经募处主任，陈独秀也参加了章程的起草，《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章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到会约千人，孙中山、杨明斋等到会，孙中山并发表两个钟头的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这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筹备小组也积极从事工人工作，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1920年初,陈独秀受聘到广州当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他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多人参加。理发工会成立大会请他演讲，他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理发工会会员猛增上千，也开办了夜校，开学那天陈独秀还去祝贺。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开展工人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因此党成立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1922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是有陈独秀的贡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在回沪的路上，对包惠僧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九月中回到上海，11月间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了到下一年7月前的工作计划。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要求各地集中力量，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使铁道工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道工人随即打响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头炮。陈独秀对陇海铁道罢工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8月成立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后，不久又成立5个地方分部：北京（负责人邓培、罗章龙）、武汉（包惠僧、林育南）、湖南（毛泽东）、广卅（谭平山、冯菊波）和山东（王烬美）。党把主力都投入了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这时陈独秀很重视工人运动，李立三从法国回来，也派到湖南搞工运，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去组织工会。

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筹组上海总工会时，先组织了各业工会代表团，陈独秀就在《民国日报》上两次发表欢迎的文章。声称“鄙人对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甚至在第二篇文章里说：“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欢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表了10多篇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最为重要。它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阐明了对各党派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8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问题等等。这是一篇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此外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了许多战斗性的短文。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来到广卅，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即公认是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5月1日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的演讲，各地代表和广卅工人举行庆祝大会，会后10万人示威游行。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讲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这两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这一年全国罢工有100次，21万人参加，因此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

1922年6月到年底，陈独秀从反对加入国民党到同意马林主张的“一切归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时他写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二七”罢工失败低潮时期的消极的反映。1923年陈独秀写的文章，就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邓中夏曾批评说：这种观点，才是真正的幼稚。并曾针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后呼吁：“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

1924年“四大”前夕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说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督战者。1925.1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共识，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四大”闭幕后不久，5月中,日商内外棉工厂工人罢工，陈独秀曾指出“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后来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两个通告，号召支援工人，组织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自始自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对内是刘少奇、对学生和国民党是恽代英、对教职员工是沈雁冰和杨贤江。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自然负总的领导责任，自然是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蒋介石演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接受头两次起义没有以工人为主的教训，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这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到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起义胜利，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蒋介石进上海了，汪精卫回国了。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陈独秀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陈独秀真心诚意搞缓和，蒋介石则策划于密室，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剿杀工人纠察队，屠杀上海人民。终于造成大革命的失败，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也离开了领导岗位。

我们党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等一大批工运领袖，他们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中间，也有陈独秀的一席之地。历史就是历史，增不得，减不得，假不得，更不能以一时的政治需要抹杀一切和乱戴帽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实事求是。读《陈独秀大传》，得益颇丰，这是一本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书；对有关陈独秀问题的疑点、争论等，作者以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向读者作出了奉献；有些问题作者还打破习惯的旧说，提出了他新的解说，比如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上所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作者指出斯大林是指蒋介石、唐生智所率领的北伐军反对军阀，因而会上并未作出要中共建设工农正规军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决议。而那样的北伐军后来实际是屠杀工农的反革命武装啊。这本书除提供了上述陈独秀领导工运的事实外，还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反映陈独秀思想和革命事迹的十分可贵的史实。

进出托派和主张联共抗日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临时中央是主张让陈独秀参加的，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陈独秀受到缺席批判，中央领导人员改组，便自然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不承认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在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派，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执行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是反对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的，他主张“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想不通国际为什么不同意他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为什么国际自己不承担责任，反而过多地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他既抱怨又委屈，又内昝自责。而毛泽东到湖南搞农民运动，经过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化装去了上海，鲍罗廷要他去莫斯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他不去，他也拒绝了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下半年，他应瞿秋白约稿，在党刊上发表了146篇评论国民党抛弃三大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善长旧诗词的毛泽东，曾留下一首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白话诗；善长写旧诗的陈独秀，这时也留下一首民歌《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年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上开始发生分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会议没让陈独秀参加，他知道决议案后，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他一连给中央常委写了三封信，他说：“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党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不同他进行公开争论。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就迅速地将托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自然是接受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观点。陈独秀在消极无奈中写成《中国拚音文字草案》书稿。六大上王若飞大胆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未被接受，后来他个人竟遭到很大的麻烦。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本来是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形成的，他们回国后才带回来的。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因和托洛茨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才可说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托洛茨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1929年12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曾写过《告全党同志书》，那是为自己辩护的。随后又由81人签名写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托派集体的意见。后来，中国的托派组织，有过四个小团体，政见纷纭，互相争夺领导权，没完没了。也曾统一起来，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在托派期间，脱离了工农革命斗争。1930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也骂过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他曾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国共两党都反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陈独秀提出反蒋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攻打大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期间，陈独秀被国民党投入了监狱。接着一二八、七七事变发生，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的人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批评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去了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他一去便投入抗战宣传，到处演讲写文章，到年底就写了16篇抗战文章(包括演讲)，宣传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主张全民总动员，几和中共抗战纲领相似。他主张联共抗日，反对托派各派对抗战的意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无异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对陈独秀抗战言论的反映，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还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王若飞虽说谈过第三国际支部不容第四国际渗入，但他也说：“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也是良好的愿望。但王明却嗤之以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1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

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漫、陶希圣、林庚白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联名给武汉各大报写信，为陈独秀声辩。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及一些杂志陆续刊出。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未登。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公开信，叙述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介绍罗汉去延安，为托派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问题。信中虽指责陈独秀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但也未说陈领日本津贴。据当时《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回忆，指出就连张西漫教授这样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都表示不满，王明不但不允许发表这些信件，并以评论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几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发表文章澄清此事。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也对原来关于托派各条错误的注释作了更正。

原中共党员罗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曾转入托派，后脱离了托派的政治活动，在苏州磁工学校做事。八一三抗战后，他为了营救狱中难友，约于八月中去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李克农、叶剑英（叶曾任第四军参谋长，是罗老熟人）。罗要求敦促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李、叶欣然允诺，要罗开出所知老朋友姓名，并为营救王凡西开车四处奔走。后来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到此事时说：“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罗汉对“如此友谊与热情”，大为感动。在谈到曾给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未得答复时，“现在我想旧事重提，并请中共中央重新加以考虑。他们甚以我的意见为然。”我便以我个人名义写一简信请转中共中央。剑英兄答应以电报拍往延安，并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他们给他开了介绍信和给了路费，罗于9月2日到西安，与伯渠兄详谈，延安复电相招，惜山洪毁路，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电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表示欢迎真心悔悟，欢迎转变，对联合抗日提了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中共曾经宣称，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律不计前嫌，只要拥护抗日战争谁都可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来，唯独托派则必须首先接受组织问题的解决；托派分子则必须脱胎换骨为非托派分子。看来曾经创建共产党并曾五次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杀共产党人如麻的蒋介石加入的条件还苛刻得多。9月5日罗汉返抵南京。博古、剑英告诉他“已和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博古还对将向陈独秀转交《指示》的罗汉说：“据他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谈，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辞句上引起独秀的反感。”因此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独秀看到《指示》里唯一点到名字的是他，他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七条纲领交给罗汉带回南京。陈独秀看到《指示》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博古看到陈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认为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博古还说：“他本想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等恩来、必武到武汉再谈吧。

董必武曾访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陈独秀这时既脱离了托派，又不想回到党内来，他在武汉试图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开展活动，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张国焘想借他这块牌子组织个共产党，陈独秀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找他组织第三党，陈亦无意于此。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抗战。

1938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批评和抵制。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或称政府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为中共所赞同。但是，也不幸得很，陈独秀竟听信一些流言蜚语，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等等。这是陈独秀完全信任国民党政府，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寄托与国民党了。

革命和独立思考的硬骨头

人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或者说个性。陈独秀，或者说他犟，说他咧；他祖父打他从来不哭，说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对里面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静尘说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陈中凡说他表面冷淡，实则富于热情；毛泽东说他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他自己说他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这就是陈独秀，他四次坐牢不屈；后来坚不接受国民党经济支助，穷病客死江津，也有他这些因素。

我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开始的。陈独秀还是个15岁的娃娃时,就想到中国怎样才不受侵略，怎样才能富强。他先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20世纪初转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开始在老家安徽办俗话报，又组织爱国运动演说会，宣传反帝爱国。他参加过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等组织的暗杀团爱国协会，曾想暗杀慈禧太后。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反袁世凯又险遭枪决。他办了“岳王会”，成了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总之，20世纪初期陈独秀已是安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会日、英、法三国文字。他第二次去日本时，曾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闯进清政府派去监视留学生的学监的房里，声言要割掉学监的脑袋。学监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陈独秀便挥剪出了割发代首之恨。1914年7月他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甲寅杂志》，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等。

陈独秀认为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因而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又发动文学革命。革命的文学，要有自己站得住脚的文学作品，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讨伐封建的《狂人日记》，以后陆续发表了50多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陈独秀进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大流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成为中心里的中心人物。1918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每周评论》论政，与《新青年》并肩战斗。世界大战结束，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陈独秀全力投入，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7篇文章33篇《随感录》，成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敢说敢做。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还和北大的教授、同学一块分头到街上去散发。他先在中山公园散发无事，待他和高一涵两人走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露天电影场散发传单时被拘捕了，并随即抄了家。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营救。连在上海的孙中山也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每周评论》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个读者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陈独秀笔名），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去了我们的光明？”另一个读者的诗是：

“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关押了他98天,只不过因为粗食,让他肠胃受了病。他出狱后，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但他并未遵守约束的规矩，他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他参加了《国民杂志》的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称赞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去讲演，胡正陪杜威，推荐陈独秀去。陈在武汉四天，竟演讲座谈多次，宣传新思想，湖北省当局驱逐，各报却美誉他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欢迎。他刚回到家，警察即来扣门，见陈在家，大吃一惊。警察说，陈先生，你刚保释出狱，离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陈知大事不妙，即躲到李大钊家，两人即雇了骡车，化装潜往上海。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标志，《每周评论》初期李大钊起的作用最大。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晚半年多，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声望，他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就大大超过李大钊了。李大钊护送陈南下途中，两人就筹划好创建共产党的事了。陈独秀到上海，出席孙中山宴会作了第一次会晤。他不但继续到处演讲，而且从知识青年扩大到劳苦工人。以后南陈北李不断搓商，两人分别联络好已有的七个地方马克思主义筹备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便决定创建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建党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积极准备开展工作，10月4日他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后来孙中山给法租界领事发了救援电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方用钱活动，才把他们营救出来。1922年8月又在法租界被捕，经过多方努力，也是时间不长，交些罚款就放出来了。

1932年10月第四次被捕，是叛徒出卖。先是托派中央开会，被叛徒出卖，五个常委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去，得免于难。托派是个小团体，这次被捕12人,从此一蹶不振。陈独秀已被叛徒盯住，不久也被捕了，并被引渡给国民政府。陈被解往南京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的何应钦，现为军政部长，同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报载，何走后，青年军人竟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独秀被捕，尽管他已被中共开除，仍是当时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第一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又享有优待，居室宽敞，饮食正常，让探望，可通信。他年轻的夫人潘兰珍，在秘密同住中已同居两年，尚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她文化不高却具胆识，不仅前往探视，更迁居南京陪伺，甚至同宿狱中。这一对老夫少妻，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国民党如此待他，主要是想劝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回忆文字中有：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子更尊敬的优待。……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既然公开审判，就得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陈决定只请老友章士钊、彭望邺两个律师。1933年2月,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脱稿，约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他不仅为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予以有力反驳，且以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陈独秀虽不同意建立红军和苏区，但他在辩护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他在辩护状中最后说：“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审判共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审判时，陈独秀慷慨答问，被告成了原告。现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审判长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

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旁听席上一片笑声）

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剌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问：“托派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抗辩之后，老友章士钊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６月１５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环绕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约5000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22日《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７月7日陈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消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8年。陈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还是得到一点优待，一个人住一间牢房。但不准探监、看书、看报。陈绝食斗争：“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终于取消了三不准。

陈在1919年就写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万部，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蒋梦麟、胡适之都不断送书。他在狱中又新学会了德文；他以惊人的毅力，惊人的勤奋，写了好几本他一生喜爱的有深厚造诣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书；他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且擅长旧体诗，曾以七言绝句写出大型叙事组诗《金粉泪》，针砭党国时政，诉说民间疾苦，喜笑怒骂官僚丑态，酣畅歌颂抗日英雄，堪称史诗佳品（现有多种版本发行，原稿藏中共一大纪念馆）；他写了两章自传《实庵自传》，是用几个真实故事串联而成，情节细致奇特，笔调幽默诙谐，发表后轰动文坛，无愧为传记文学的瑰宝。（可惜因忙于抗日宣传未能写完）

他在狱中，前往探视有资料可查者约五六十人。老友刘海粟1933年从欧洲回国，在监狱见面，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11月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后汪精卫、蒋介石商议由司法部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减刑三年”出狱。陈出狱后即写文章批驳减刑令中的“悔悟”。陈随即去武汉宣传抗战，后来去了重庆，继续演讲、写文章鼓动抗日。因无固定职业，年老有病，无法生活，得友人邀请住往江津。虽贫病交加，叛徒任卓宣（叶青）要送200元、朱家骅要赠5000元、蒋介石要从银行汇钱若干，他都一一拒绝。在乡中做过两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一是写有《小学识字教本》，死后曾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专家都说实在写得好，陈独秀不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梁实秋说他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用新观点作了解说；简明易学；对中国文字有独到研究和新的诠释）。一是给友人写信一百多两百封，其中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他的托派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后来胡适写序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大要是：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贱视民主之过也。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

重温《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2010-05-29T08:50:00.000-07:00

徐晓波

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

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宣布成立不到200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了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注1。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出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的专门文件。

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1944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对于李自成的教训要“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时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会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国家才不会人亡政息。”注2

　　那么，怎样才能跳出周期律，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中共赶考考出好成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写进了党章：“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

　　1950年初，中共中央由刘少奇直接领导了关于在报刊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起草工作。4月19日，经刘少奇作了认真修改的《决定》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注3。4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个《决定》，并配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次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同时刊发了题为《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两篇社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重新刊发了这一《决定》，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号召新闻界《开展一次报纸批评问题的讨论》，以促进“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地正确地开展起来”。

二

　　尽管《决定》全文只有1800余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等方方面面。

　　《决定》首先深刻而简要地阐释了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所以要“在一切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开展对于党和政府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因为随着革命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及其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因为革命成功后党的领导者威信提高，很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在党内党外都拒绝批评，有的甚至是压制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特别是在具有广泛公开性的报刊上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监督党和政府及时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和政府“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决定》的第一段文字对这种以报刊为载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界定：“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里的批评，就是“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我批评，就是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形式。

　　《决定》随后指出，要公开在报刊上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正确地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报刊上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则要坚决予以反对。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即使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也不能因此而受到打击与嘲笑。《决定》特别指出，这个方面的教育“是主要的方面”。二是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性质不同的两种批评。《决定》把报刊上的批评分为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正确的批评是指“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破坏性的批评则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对于这类批评，报刊工作人员必须加以拒绝。

　　为了使报刊批评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决定》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办法，要求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1. “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说，报刊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需经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审定，也无需与被批评者见面，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只有在“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才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决定》又强调，“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决定》对这一规定的理由的解释是，“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这里，《决定》将报刊独立地、自主地进行批评报道的权利，与报刊独立地承担这种批评报道的责任统一起来。注4

　　2. 对于报刊通讯员采写的稿件，也同样适应第一个方面的规定，不受党政组织的审查决定或征求被批评者的意见。通讯员的工作，由报社领导，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协助。《决定》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3.对读者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批评进行了具体规定。对于有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决定》要求，凡是报纸刊物能够判断其为真实的，就应当予以发表。对于读者来信刊发时是否用真实姓名的问题，《决定》说，“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批评性的读者来信在报刊上刊发时，是可以不署真实姓名的，只需将真实姓名、地址告知报刊社即可，而且报刊社有为来信者保守秘密的义务。

　　4. 批评报道刊发后的处理问题。批评报道刊发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有部分失实的，“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果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而且，因“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些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和民营报刊，《决定》还规定，“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三

　　在新生政权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布这一《决定》，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由地”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和错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坚定决心和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自信心。这一重大决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各界对中共的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报纸刊发的普通群众的来信即可见一斑：“对于中共中央这一严肃认真的决定，实在感动万分，使我一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所存在的顾虑，一扫而空。”“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和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又一具体表现。因为只有真肯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才会办好人民的事业。”注5

　　自中央《决定》发表后，《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当月即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份增加1倍，而5月份则增加到2487件。随之而来的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报刊批评报道第一次高潮的兴起。《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在1950年和1953年间刊发了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仅《人民日报》就刊发了4243篇，其中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注6当时一些轰动一时的批评报道，不少都是由《人民日报》予以报道的。各级党报的这些批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毫无疑问，《决定》的发布和实施，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探讨民主新路、巩固政权、反对腐败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报刊这种公开的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增强了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以及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完全可以说，《决定》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中共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纲领性文件。60年后我们重温这一《决定》，尽管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对于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注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版，第5-8页。以下《决定》引文均引自此。

　　注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注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45-47页。

　　注4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党的文件中，规定报刊开展批评或新闻舆论监督应由新闻媒体或媒体的记者编辑亦即报刊编辑部独立负责。自从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此进行修改后，中共党的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这类规定。

　　注5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6版。

　　注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

2010-05-29T08:48:00.001-07:00

作者：周为筠

来源：理财一周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7:32:13

阅读量：675次

　　卡通版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穿上superman的超人装，顿时变得可爱又逗趣。这样的形象赫然出现在明信片、T恤衫等纪念品上面，还美其名曰“蒋面超人”。

　　在推倒神龛解构权威的时代，如此恶搞蒋氏父子的小把戏原本见怪不怪，但怪在这样的手笔居然出自蒋家后人之手，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这便是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的孙子、蒋孝勇之子——蒋友柏的杰作。作为显赫一时的蒋氏家族后人，蒋友柏却恪守其父蒋孝勇的遗训——“蒋家人不再碰政治”，成为一名不问政治时事的商人。

　　“蒋面超人”正是橙果设计董事长蒋友柏最近的一个商业案例——“蒋生活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活动第一波起始于2009年6月下旬，发行的商品共4个系列：五星风采、傲骨风姿、历史对话、世纪爱情。第二波、第三波“蒋好了，一定要幸福”，陆续在8月和10月推出。

　　与政治打上休止符

　　大家现在能想象出来这位蒋家后人蒋友柏的模样吗？是一个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或是只知寻欢作乐的浪荡公子？还是稀里糊涂扶不起的阿斗？

　　其实只要平时多关注下台湾媒体，对蒋友柏就不会那么陌生。因为他在台湾是一位曝光率极高的新闻人物。通常打开报纸的政治版有他，娱乐版有他，翻到后面经济版还有他。

　　在这个青年人27岁以前，人们与他聊天，总是以政治作为话题的开端。因为他是蒋家的后人，实实在在的最后的贵族；当他28岁之时，人们改口以娱乐开聊，这时他是台湾名模、影星林怡的丈夫；在蒋友柏28岁以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台湾橙果设计公司，并将它做到台湾同行业前列，这下别人才开始跟他聊他自己。

　　蒋友柏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从最好到最坏，我都看过，现在它正在慢慢变好。”

　　蒋友柏出生在台湾的第一家庭，其父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宠爱的孙子。他们家族曾经像皇室一样拥有权力和地位，然而他在少年时期却经历了蒋家从辉煌跌入深渊。许多在他看来值得回忆的往事，都已随着岁月的蹉跎变得烟消云散了。

　　等到1988年他的爷爷蒋经国去世，他的父亲蒋孝勇发现台湾变了，毅然带着全家仓促离开台湾，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蒋友柏到他乡读书时，因为语言文化的不通，无法打入班级的“主流团体”。他仿佛突然从天际云端跌落到万丈深渊，变成一介凡人。后来全家人移民到美国，蒋友柏和弟弟蒋友常都遵从父训，选择了纽约大学的金融学。

　　与蒋友柏兄弟一样远离政治的，还有他的堂姐蒋友梅（蒋孝文的女儿）、蒋友兰（蒋孝武的女儿）、堂兄蒋友松（蒋孝武的儿子），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美国过普通人的生活。蒋家从此真的要和政治打上休止符。

　　这样普通人的平淡生活倒也其乐融融，但蒋孝勇却意外地在1996年英年早逝。年仅48岁的蒋孝勇猝然离去可谓让蒋家繁华落尽。在他之前两个哥哥蒋孝文、蒋孝武也都早早地离开人世，只留下蒋方良这个俄国老妪白发人送黑发人。蒋家在世人眼中无疑气数已尽。

　　蒋友柏要什么有什么的人生已戛然而止，年少的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有着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安放的青春梦想。从纽约大学辍学后他陷入一段迷失自我的日子，基本靠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

　　2001年之后蒋友柏又回到了台湾，选择在台湾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这时的台湾早已物是人非，随着民进党的崛起与台湾当局“去蒋化”声浪的高涨，蒋家这个名词所剩下的不再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也许还背负着历史的骂名。

　　“我没法选择我的身世背景，但我可以先断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蒋友柏最终进入与家族背景完全无关的设计行业，和弟弟蒋友常开创了橙果设计公司。公司在开办的过程中，一路跌跌撞撞沉沉浮浮，让他们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蒋友柏回顾成长的过程说：“一件事只要做好，做得够久，自然就会成功。我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震撼的一课就是接受人生。17岁时就学会等待已知又无法改变的结果发生。18岁时接受了人生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观点。累积到现在，我只做好过一件事：定位自己的价值。到今天，我只坚持过一件事：不断地成长。”

　　在蒋友柏不断寻找自我价值中，蒋家这个显赫身份开始散发出“剩余价值”，让他在市场竞争中优势非常明显——能为客户提供低成本的营销服务附加值。“与蒋友柏合作”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话题，何况蒋友柏还是一个非常擅长制造话题的人物。

　　对于“蒋”这个姓，蒋友柏坦承对他的生意有帮助，在海峡两岸多少都大有助益。“蒋”这个姓给蒋友柏太多关怀，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割它，但是他也不会特别去利用它。

　　橙果设计如今做得风生水起。在2009年5月份还在大陆开办了分公司，让很多媒体惊呼老蒋的“反攻大陆”计划变相实现了。

　　在“去蒋化”风波中

　　回到台湾的蒋友柏注定和政治撇不清关系，政治也会巴着他不放。让曾经身处高峰的蒋友柏感触最深的是，回台湾后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其曾祖父为“蒋公”了。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的中坚分子，大部分的时候称呼其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也许偶尔有人喊出，“蒋公”真的是没再听过了。

　　往事与现实的对比总是让人唏嘘不止，当然现实让蒋友柏感叹的远远不止于此。自民进党当政以来，一轮又一轮的“去蒋化”愈演愈烈。先是军营内的一百多座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拆除，移到蒋介石灵枢所在的慈湖。高雄接着又拆除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

　　陈水扁在2007年2月28日前夕直接宣称，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元凶。中正纪念堂的招牌被强行拆掉，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中正纪念堂门前的广场改名为民主公园，“大中至正”的牌匾也被“自由广场”四字取代。蒋家所有的历史记忆正遭到“文化大革命”式的清洗，他们在台湾留下的各种形象和痕迹被当局不遗余力地抹去。

　　身处其中的蒋家后人心境又是如何呢？

　　作为蒋家的一分子，蒋友柏刚开始听到“去蒋”这个词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感伤；但是当他仔细去思考这件事的时候，那一点感伤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并未愤懑、谩骂，恰恰相反的是客观地看待这一切。

　　由于他这几年因为经商关系，陆续跟形形色色的人接触，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南辕北辙，有些人因为他是蒋家的一分子，一开始就心存好感；有些人在与他正式进入生意话题之前，则会先把他祖宗八代乱骂一通。刚开始蒋友柏很不习惯，因为从小他周围可以听到的声音，都是对祖辈的歌功颂德，突然之间听到对他们的批评，真是感觉无法接受，但为了生意还是忍下来了。

　　这样的经验多了之后，他发觉这些人在批评蒋家与国民党时，也不是那样的全然恶意、不理性的。这些批评促使他去了解那一段他们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动手去找寻有关那个时期的各种出版物来研读。过去几年他大量地阅读了关于近现代史的书，对“两蒋”有了自己深刻的理解。

　　听多了、看多了、思考多了之后，蒋友柏面对一连串“去蒋化”行为，他反而能心平气和地发出一些理性的声音……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2010-05-29T08:47:00.000-07:00

——为金田起义150周年而作

作者：史式

来源：《律师文摘》2010年第1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7: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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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对洪秀全的历史作用和太平天国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评价。作者认为洪秀全并非有传统意义上的开国功劳，却是应负亡国之责的人物。而太平天国应是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CHINOISE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新世纪已经到来，2001年的新年已经到来，金田起义150周年的纪念日也已到来，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开始，无可回避。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秈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秈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了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罗尔纲先生在这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回护他，曾经亲口对我说：“太平天国之亡，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后来为《湘军史料丛刊》作序时，他写下这样的话：

　　“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别人。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确立杨秀清的领导地位。后来出师北伐，向中原进军之时，出师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上也只用杨、萧的名义，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成了挂名的领袖，正像罗尔纲先生所说的“虚君制”的虚君——象征性的元首。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别以为此书的情报不确，在内讧发生之前，此书中就出现了相当准确的预报：“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贼情汇纂》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杨秀清为何被杀?洪秀全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只散布一些谣言，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我在1982年1月发表了《逼封万岁的谣言是怎么来的?》一文，指出其中内幕：

　　“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愤而离京，远征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名推给石达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1844－1845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国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却视农民为贱民。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对此作出评论说：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广西紫荆山区许多纯朴的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顾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软手地加以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镇压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

　　据《洪大全供词》：在起义之初，“洪秀全鮃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又据外人的报道，金田起义后，驻军石头脚时，洪秀全已有15个女人。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文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如果说，洪大全的话和外人的报道均不足信，那么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稫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

　　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16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头脚。“天兄”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稫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语)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拙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1984年10月出版)第7页对于这些规定加按语曰：“通过这些清规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其后妃管得极为严酷而不近人情。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从这一点，就能推知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的说法不可轻信。”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党参加，会党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入”(《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1856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20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洪秀全六神无主，只有事事听石达开的裁断；一旦局势粗安，他又故态复萌，开始算计自己人了。石达开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逐步夺石达开的权；以后又想重演袭杀杨秀清的故伎，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仰天长叹，为了避免又一次内讧，他只好被迫离京，远征不返。出发时在沿途贴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迹，并安抚广大军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说明了洪秀全对他意图加害，但是后来又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较隐晦。现在流传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经少见。

　　石达开远征之后，继续反清，独立作战。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擅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说，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国视为个人私产。石达开拒绝接受这个国号，一直沿用金田起义时的“真天命太平天国”这个老国号，《石达开对涪州四民训谕》一文可以作证。直到大渡河覆军殉国为止，石达开不改初衷，一直忠于太平天国。

　　石达开是首义六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让太平天国通过农民起义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富强的新王朝。内讧以后，神话破产，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果洪秀全能下决心重用石达开，以石达开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转局势，抛弃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终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与有才能的人，必杀之或逐之而后快。这样，在内讧惨剧之后出现的一线生机，就被洪秀全亲自掐断了。

　　1859年，石达开远征的两年之后，洪仁秈不辞千辛万苦，前来投奔，给垂死的太平天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洪仁秈不是为寻求宝贵而来，是为做一番事业而来，是想以太平天国政权为载体，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当时的中日两国相比，日本的人口、资源、实力都比不上中国，封建势力和中国同样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区，因与租界邻近，已经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础，日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日本可以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1859年推行新政!

　　洪仁秈提出自己的规划，说他可以通过许多在香港结识的外国传教士争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听说太平天国是个信仰基督教的政权，引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将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先决条件是要太平天国推行新政。洪秀全开头还很欣赏洪仁秈提出的《资政新篇》，在某些建议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样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时，他退缩了。最终洪仁秈被冷落了，洪仁秈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只要开了一个头，太平天国就不再是邪教，不仅可以称为起义，而且可以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政权已经抢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前进。可是谈来谈去，最后还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线生机还是让洪秀全自己亲手掐断了。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反满复汉的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秈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2000年11月22日于海口

　　史式：重庆师范学院教授，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分野

2010-05-29T08:46:00.001-07:00

作者：韩晓永

来源：法治周末

来源日期：2010-5-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8: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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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9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很多雅典人急匆匆赶往广场上的民主法庭，500位雅典公民组成一个庞大的法庭，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进行审判。审判程序相当民主，首先是原、被告先行辩论，然后举证，最后陪审团投票。陪审员们在经过民主程序的起诉、辩护后，最终以280：220的投票结果，以不崇拜神灵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老人死刑。黄昏行刑时，老人微笑着看了看陷于悲痛的朋友们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然后从容安详地饮鸩而亡。这位老人就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时光过了60多年，公元前338年，在离雅典万里之遥的东方秦王国的刑场上，四周武士林立，被行刑的那个人，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车被套上了马匹，一声令下，犯人旋即被五马分尸。此刑为车裂之刑，而被行刑者为秦国丞相商鞅。

　　其实，苏格拉底即使是被判了死刑，他有很多机会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道歉、请求宽恕;他可以赎买，有人愿意给他出这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他可以逃走，有人已经为他办理了一切。但是，他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他做了一个典范的理性民主公民，选择了服从判决，选择了死亡。而从审判过程来看，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权的民主法庭通过公民大会的起诉、辩论和投票表决处死，苏格拉底本人行使了充分的自我辩护权，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十分民主的。因此，苏格拉底是死于“民主”之手。

　　商鞅曾经是秦国最得力的大臣，他通过法令治秦，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二次改革变法、励精图治，以激进而残酷的方式推行变法，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他实行连坐，推崇轻罪重刑，树立权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的雏形。因其在秦朝变法时得罪权贵，在秦孝公死后，被政敌诬告，他在得知秦君要杀他，非常不想死，便走上逃亡之路。但是，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的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的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便有牢狱之灾。于是，没有经过程序公平公开的审判，没有提供他辩护的机会，没有合理的法庭组织和审判过程，仅凭一纸诬告，即被怀疑有谋反之罪，便行车裂之刑。从这个角度，商鞅死于其缔造和推崇的“专制”之手。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文化基础。

　　民主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政治制度的架构依据，充分贯彻尊重个体权利和自由的理念。苏格拉底的死是以民主的形式去完成一项法律的判决，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的整体自由权利得到实现，但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并没有体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苏格拉底作为民主真理的追求者，曾明确表示反对演讲家和蛊惑家用语言来取悦多数，把民主变成私欲按动的表决机器，政治便成为失去理智的修辞。非常遗憾，雅典民主从一开始就有这个倾向，虽具备现代民主的形式，却不具备现代民主的理性精神，缺乏法律的保障和约束。所以，苏格拉底最后选择服从判决，也是为了捍卫法律，以身殉道，给雅典上了最后的民主一课。

　　专制的特征在于集权，商鞅作为战国法家李悝的弟子，以法家理论立国，先以帝道，继之王道说秦孝公，最后定格于非常实用的霸道之术事君，整个秦国严刑峻法，实施连坐，编制户籍，奖励军功，把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维护秦王的专权。所以，法律在商鞅的治国理念中，更多的是一种愚民驭民的工具，是掌权者手中的利器，没有成为社会公器，更不是一种制度信仰。在这种制度下，个体存在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是上下服从的臣民，秦王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当商鞅面临被告发时，他深知这就是生死抉择。在这种专制的体制下，没有合理的审判和辩护，惟一的选择是背叛自己制定的法律制度，放手一搏，以求一线生机。

　　几千年前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分野，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亦是制度张力的不同方向。专制制度下，法律只不过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者手中的工具而已，个体必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可言。民主制度下，若缺乏法律的合理保障和约束，民主也必因缺乏理性被滥用，同样损害个体权利和自由。

“富士康悲剧”与社会的转型成本

2010-05-29T08:45:00.002-07:00

作者：陈季冰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8: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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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一个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往深圳，亲自坐镇，鞠躬道歉之后几小时，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

　　郭台铭日前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做了许多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那些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何光沪：从“软实力”说到国家“目的”

2010-05-29T08:45:00.001-07:00

作者：何光沪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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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概念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可见它道出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一个国家来说，一般“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SOFTPOWER）则体现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另外，“软实力”还被表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但软或硬在这里都是对实力的一种性质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价值和边界何在？最终指向何处？四位教授在这次沙龙讨论中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思考，它或许能给读者们思考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相关阅读：崔卫平：软实力：披上感召力外衣的文化张闳：抛弃工具化的软实力

　　民主法治，以人为本

　　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谈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竞争”问题，而不是今天的主持人和嘉宾关注的“人的发展”问题。“软实力”一词在中国被日益滥用，我认为应该代之以“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理由至少有三点：

　　第一，“软实力”这一说法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化论，在生物学领域属于科学假说，在超出生物学之外，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就会陷于荒谬。因为它可以为弱肉强食之类“丛林法则”辩护，为蔑视弱者、消灭弱者的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辩护，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它也持反对态度。

　　本来，强调文化建设，重视文化的吸引力是很好的，但是，把文化作为与人竞争、压倒别人的“实力”，那就使文化变了味、走了样。男人的强健、女人的美貌，如果拿来作为竞争取胜、压倒别人的工具，即软硬实力，就只能使人害怕或嫉妒，而使人害怕或嫉妒的人，自己也并不幸福。老虎很有“实力”，但是在林中很孤独。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它要使人生活得幸福，才会具有价值。

　　第二，这一说法在国内滥用，会曲解国家与人的关系，使人忘记人才是目的，而国家和政府只是手段，是用来为人的幸福服务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说国家要消亡，《共产党宣言》才说要使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成为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有实力，人不一定生活得幸福。例如丹麦曾经有实力统治挪威、瑞典、冰岛、芬兰等土地辽阔的国家，现在退缩为只有以前几十分之一的蕞尔小国，人口五百万，二战时面对德国进攻，只能投降。但是它属于“福利国家”，它的人民现在肯定比以前“强大”时幸福得多。卢森堡、摩纳哥之类弹丸小国，毫无实力可言，但其人民属于全世界最幸福的之列。实际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实力弱小的小国，不能也不想与大国竞争，但它们的人民生活却不一定比大国差。这十分正常，属于历史常态，符合社会规律。因为，任何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国家联盟和国际组织在内，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这些手段所服务的目标，应该只是人民的幸福。

　　第三，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国家作为最普遍和最有力的社会组织，要促进人民的幸福，正当而有效的方式，就是民主法治。民主和法治也只是手段：民主是维护自由和平等的手段，法治是维护人权和正义的手段。而对于具有精神性的人来说，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对其幸福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民主法治作为国家的制度文化，其实也是约瑟夫·奈所说“软实力”的重要内涵。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民主法治作为制度，毕竟要服务于人民幸福这一根本目标。民主法治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制度，必须是民主法治的制度。

　　国权主义，不合时宜

　　在当今社会，最严重地曲解了国家与人的关系的，乃是“国权主义”。这个词译自英文“statism”，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词典》译作“国治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辞典》译作“中央集权论”和“国家主权主义”，一般人常称作“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一词十分不妥，第一，它的词义不明确，易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一般中国人常将政治性的“国家”与文化性的“民族”相混淆，如将作为外国公民的海外华人如新加坡人等视为“中国人”）；第二，它未能表明statism意味的制度特色（即国家政权控制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没有清楚地表明statism含有的国家权力高于公民权利、高于人民主权的意思（四川人民出版社《政治学词典》释“国家主义”：“灌输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宣扬‘国家至上’，个人依国家而存在……鼓吹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因此同法西斯和纳粹主义有关联，也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派有关系；第三，它混淆了“国”和“家”分别代表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而两本英汉辞典的译文也不甚妥，所以我另译为“国权主义”。

　　国权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现象。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尚不明确之时，国权主义就占了统治地位。一方面，商和周所治理的土地被称为“天下”，意为全世界，同时就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意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一切自然资源，人民也都是他的奴隶。

　　另一方面，所谓“国”，当时指的是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秦国这些“诸侯”统治的城邦国，这些“公侯”在国内享有全权，彼此之间则激烈竞争。统一“天下”的秦帝国更把君主专制推向顶峰，这套制度不但被汉帝国所继承（“汉袭秦制”），而且被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统治者所继承。马克思把这种同西欧社会发展阶段（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相并列的制度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称为“人人皆为奴隶的奴隶制”，即“国家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被代表国家的皇帝所剥夺。

　　这种制度使国家权力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毫无制约、令人恐惧的怪物。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借用圣经的话，称专制国家为“利维坦”（Leviathan），原意为水中怪兽，即一种凶猛的巨型鳄鱼。

　　国权主义曾大大扭曲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词同民族主义一样从西方传来，是Patriotism的译名。这个词的词根是Patrios，意为父亲，所以Patriotism原意是对父老的情感，当然还有对乡亲的情感之意。但是，中文的“爱国主义”一词，完全丢掉了这两个词意，爱的对象不见了人，只有一个“国”（state）字，这就同“国权主义”很接近了。

　　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帝制之后，孙中山“民权主义”影响下的“五权”架构曾开始在制度上扭转三千年的国权主义，但由于种种历史事变，这一进程受到了阻延。而在1949年之后，由于经济领域也开始实行国营为主的制度，国权主义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大大膨胀，不但延伸到十几亿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发展到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无所不包，从幼儿园到坟墓无所不在的程度。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人正在逐步树立政府权力有限，必须依法行政的观念。但是，从“滥用公权”到“国进民退”的大量事实，时时都在提醒我们：国权主义观念依然十分顽固，阻挡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国内生活中，它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同杜绝腐败伸张民权的需要不相适应；在国际生活中，它同各族各国相互依存的现实不相适应，同全人类生死攸关的诸多难题需要用合作取代竞争的现实不相适应。在当今世界上，国权主义早已不合时宜了。

　　教育改革，另辟蹊径

　　主持人和各位嘉宾都关注的“人的问题”，即让“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全人类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问题，当然同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有关。但是，最直接相关的制度，乃是教育制度。

　　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实际上影响最大的“应试教育”制度，使人处于一种强烈的竞争心态之中。很多孩子甚至在幼儿园就知道要竞争讨好老师。这就像癌症：癌症是身体的细胞变异而成团疯长，排挤健康的、正常的细胞；这种状况则是社会的细胞即个人，心理扭曲，反而“成功”，形成风气，从而排挤心理健康、为人正直、与人为善的正常人。

　　要改变“应试教育”和造成负面竞争心理的许多制度，当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在此仅从自己最近访台的一点观感说起。

　　台湾的“民间社会”相比大陆要发达得多，“非政府组织”实力很大，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救灾赈灾、慈善养老、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方面，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都发挥了巨大而有益的作用。它们办的医院和大学，在规模、设施和水平上都超过政府所办的医院和学校。

　　反观我们的情况，导致拼命竞争甚至恶性排挤的原因，当然有许多，但是，教育资源的有限，大学的有限，肯定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在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开放民间办学，包括公民团体、宗教团体办学，不就是一个见效很快的解决办法吗？

　　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台湾的相关做法可供参考，例如他们对私立大学的学费和工资均有规定），但是对我们来说，首先需要的，就是对民间团体，对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包括宗教组织活动的开放，对人民结社权利的尊重。这不能仅仅体现在宪法的原则条文里，还要体现在具体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

　　可以设想，如果落实了这种“开放”和“尊重”，用具体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落实了宪法规定的人民结社权利，等于台湾人口60倍的中国大陆人民的民间团体和宗教团体，完全可能创办出更多倍的大学，从而免除大陆青年“独木桥”似的高考竞争，彻底消除“应试教育”造成的恶性竞争心态和权利不均状态，为提高国人的素质而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不但会增强我建议改换说法的“软实力”，更会提高全体中国人的人格素质，适应全球时代生活的人格素质，实实在在地增进人民生活的幸福。这，不正是国家及其政策法规的最终目的吗？

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

2010-05-29T08:43:00.003-07:00

作者：章文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来源日期：2010-5-28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9:45:52

阅读量：306次

　　看到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2连跳么?

　　我个人极不认同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持的“心理暗示”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一个人心理健康，看到其他人自杀，他会去效仿么?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杀者自杀前的心理疾病是如何生成的。

　　我不否认，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具体到富士康事件上，工作单调枯燥、待遇很低、没有私人空间、离乡背井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等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不妨反向推导一下：如果在富士康，平时有工会倾听工人的苦恼，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工人维权，那么工人们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走极端呢?

　　可惜的是，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显然这个秘书领导的工会是不会站在工人这边的。由此不难理解，在富士康事件中，外界没有听到其工会的任何声音。

　　岂止是听不见富士康工会的声音，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早在2001年，当全国掀起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时，当时还在《南风窗》效力的我去访问广东省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其后的《新建工会冲击波》报道中录用了他的一段话：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輪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一语道破天机。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非公企业里推行设立工会的运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而是出于稳定的政治目的。

　　在此政治目的之外，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对资本的“逢迎屈就”，更使得弱势工人面对强势资本时，无所凭籍。工会不但不会站在工人一边，还会帮助老板组织好生产。

　　有一种似是而非却流行甚广的说法，值得仔细推敲。有些人说，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维持低工资的生产成本，那么外来资本就会弃中国而去，转向越南等地。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就我目力所及，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能够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

　　据报道，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说要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上调20%，证明富士康是有能力提升工资的，同时暗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是21世纪，关于人的权利的认识已非几百年前所能相比。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能容忍丛林法则，习惯于弱肉强食?

　　还有人为富士康被冠以“血汗工厂”鸣不平，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许多小型私企强多了。

　　其实，“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如富士康一样，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工人们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在这次美国表示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正在北京访问的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欧盟仍未考虑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布泽克在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欧盟的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中国还没有“施行(implement)”一些法律法规。

　　他在讲话中提及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序言说：“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并没有在国内执行它。因为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属于国际法，中国一旦批准这个公约后，就会面临着作为国际法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得向布泽克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并顶着“卖国”的嫌疑坚决支持欧盟的决定!

　　在“12连跳”的悲剧上，我不想简单地责难富士康，但坚决不同意郭台铭所言的“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随后深圳市政府所说的“富士康管理文化使问题情绪叠加”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郭的说法。

　　中央调查组已入驻富士康。据消息称，是次调查组将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富士康企业用工现状，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与劳资关系将是调研的重点。

　　消息还透露，于2006年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只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并未实现企业内部建会。

　　我对调查组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是台企，事关统战大局，有关部门能否痛下决心，值得继续观察。

　　总之，如果不还富士康员工真正的工会组织，不允许他们有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么一时的权力介入，一时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变劳方和资本的悬殊地位。

　　最后，我希望中央调查组将眼光放宽些，富士康只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标本而已，在珠三角，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个“富士康”。如果要兑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2010-05-29T08:43:00.001-07:00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10:20:37

阅读量：278次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 You in 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泰国政变，给中国民主进程上了一课

2010-05-29T08:42:00.003-07:00

原题：中国该吸取的泰国教训

作者：Daniel A. Bell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9:04:38

阅读量：738次

　　不管泰国政治骚动的影响为何，都将不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中国媒体坦率公正地报道了泰国的骚乱：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在曼谷市中心的抗议画面以及随后的军事镇压情景。的确，媒体没必要美化泰国事件所释放的讯息。

　　如果一个被称为“微笑国度”且相对富裕的宗教国家，可以如此迅速地陷入血腥的阶级冲突，那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如果失去对权力的独控权，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呢?不难想象，中国将有中国版的红衫军叛乱，平民主义领导人会利用社会仇恨以及冲动的年轻人，焚烧象征北京权力和特权的标志物。如果多党民主会出现互不妥协的暴力选举集团，那么大多有思想的人会选择能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党专政。

　　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把泰国的骚乱当做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那么这将是个错误。中泰两国有着相似的贫富鸿沟，而且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数万起由阶级引发的“非法骚乱”。

　　中国政府除了在农村推行社会福利外，还要在制度上为社会苦衷提供诉说途径。这就要求工农阶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立法机构中有更多的代表权;给予有公德心的记者们更多调查社会不公案的自由;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自由去保护环境以及那些没有受益于经济改革的人群。

　　中国能绕开多党统治建立开放型社会吗?事实上，19世纪伟大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倡导建立不存在多党统治的政府。在他的经典著作《代议制政府》中，他批斥“政党的陈词滥调”。在一个民主国家，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党派很可能是由那些“对专有阶级利益抓的最紧的人”。

　　跟多党政治相比，密尔更喜欢那些有限制条件的民主选举，比如，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拥有更多的选票;通过法规和制度保护少数人群的权利。在密尔看来，一个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统治的开放型社会是最佳的政府形式。

　　无独有偶，儒家传统自古以来一直强调政治上的精英统治。孔子自己也强调，人人都应有同等受教育机会。但是不是每个人有同等的能力作出正确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判断。因此，政治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选出那些有着不同寻常能力的有德之士。在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通过科举考试体系把这种精英统治思想制度化。

　　儒家人士并不反对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民主，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必须要由通过精英考试选拔的政治领导人加以约束，由这些领导人代表非选民利益。民主社会可以很好地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却没人代表那些非选民利益，包括未来出生的人以及外国人(想想全球变暖吧)。这些非选民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选举上台的精英领导人应该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正逐步朝精英统治的方向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拥有大学学位的新干部比例逐年增多，考试也成了干部晋升的一项标准。但是仅仅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是不够的。

　　这些精英同样应该要代表所有利益群体进行执政，充分聆听这些群体的心声。实际上，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更开放，代表更广泛群体的政治体系，但是不一定要实行多党政治。

国宴“特供”体系调查

2010-05-29T08:42:00.001-07:00

作者：胡佳恒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5-28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9:09:10

阅读量：744次

　　每逢北京记录重大政治历史时刻之前，34号供应部几乎皆能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1955年12月成立的食品“特需供应”(简称特供)机构，其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如国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确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亦是“特供”体系的肇始。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在1956年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第二商业局，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一处关键节点。此前这所因坐落于东安门大街34号，于是对外通称34号并从未具全名的“特供”机构，原属公安部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

　　时至今日，已由第二商业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须承担北京70%的“特供”工作。以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2008年8月8日人民大会堂国宴，即由34号供应部完成。事实上，“国宴特供”也仅是当局自1949年建政以来，所逐步完善的“特供”体系之分支。此外还有“军特供”、“外国专家特供”等皆属“特供”范围，尽管彼此规格不一，标准各异。

　　“特供”时代渐远?

　　所谓“特供”，主要诉求体现在要绝对安全，其次是高质量，排在第三选项的是方便。为此，“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

　　北京市农委于2002年9月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其级别相当正处级。中心对供应的“特供”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记者所获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只要“特供”点所产农产品合格率未能达到100%，“特供”资质将不保。

　　“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大陆《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北京市饮食服务业担负的“特供”服务大体为两类。一类是涉外供应服务，即对各国驻华使馆、商业机构人员，外国在京专家、记者、留学生以及旅游者等的饮食供应;另一种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等接待、供应和服务。对涉外供应服务，较长时间采用制定专点供应，如餐馆专点等。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还从各地迁入一批特色名店。

　　有官方色彩的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披露，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其中规模大、人数多的重要会议供应服务比较繁重，为保证万无一失，在每次重要活动开始前，北京方面就组建专门机构确保完成任务。

　　如1959年“十年大庆”期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约1万人，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千桌大型宴会就有数次，每次宴会所用的原材料多达数十吨，还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采购、调入、精选、化验、整理、消毒、加工制作和做好成品顺序上桌，其组织工作之繁，工作量之大，十分罕见。北京市饮食服务业主管部门不得不集中全市名厨、优秀服务人员以及管理干部约2000多人，实行“大兵团”协同作战。

　　但实际上，“特供”黄金期此时还远未到来。自19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开放力度逐渐加大，来京外籍人员和旅游者大量增多，需求量擢增。北京市饮食服务业主管部门增设新点，积极改造企业，扩大供应，使这方面的供应服务量大幅度增长。据北京市饮食服务总公司系统所属企业的统计，1988当年涉外供应服务的营业额达4679万元(以外汇券计)，较1980年的580.7万元增加9.4倍。

　　此后，34号供应站在确保“特供”的同时，也分别注册“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并推出自有品牌商品——作为“特供”机构存在的供应站，最终也汇入这股改革淘金者的洪流之中，曾经敏感的政治神经末梢，开始因财力因素起变化。无独有偶，人民大会堂亦于1990年代将自家名号注册成为商标，频频出现在各类渴望以国宴“特供”概念加持的琳琅商品外皮之上。

　　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

　　相较于略显神秘的34号供应部，当下大陆民间对于“特供”的具象感官，则是来自于近年来广告中，被不断重复的“人民大会堂国宴”意象。

　　国宴的专属用餐地点，自建国至今发生过一次较大变化后，基本固定为人民大会堂。1959年以前，国宴大多举行于北京饭店，由毛泽东亲自举办的国宴，间或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或怀仁堂。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其间每年国庆招待会动辄3000人，北京饭店宴会厅的体量常常捉襟见肘。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国宴即移师此地。截至1999年的40年间，人民大会堂共为600余位国家元首举行国宴。大会堂宴会厅可五千人同时就餐，举办自助餐、酒会可容纳万人。而国宴的用餐器具及酒水食材，则采用“特供”模式。

　　镀上人民大会堂“特供”之金，即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商品，首先须具备省级以上优质产品或驰名商标资质，在通过企业内部自审后，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优质产品证书，申请进入“特供”序列。申请得到批复，厂家方可依照申报审批程序，提供经济、技术、管理文件送审待批。

　　有“特供”厂商透露，管理局对入选品牌的评审有不成文规则，即抛开厂家过往荣誉，所有品牌一视同仁，务实不务虚。因此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产品“走不进人民大会堂”的案例屡见不鲜，对“特供”产品的选择，管理局自有一套。

　　2008年7月进入“特供”序列的厨邦酱油，由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谢冬梅向记者证实，管理局副局长于涛2007年9月率队赴该厂考察，经过一系列审核，最终在同类申请产品中确定厨邦酱油为“特供”，已是11个月之后。由此可见审核与考察颇费周章，企业从酝酿申请到最终中标，时间跨度亦不短。

　　湖南兴华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华润雪花啤酒(湖南)有限公司)，作为人民大会堂“特供”啤酒厂家之一，从2005年初提出申请到2006年10月签约，前后经历资质初审、技术评审、高层评审三项环节，历时近两年。

　　在技术评审中，白手套滑过生产车间栏杆、厕所空气质量测试、乃至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测试、员工工资待遇、生产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调研，皆是管理局特派员的考察项目，且检测前并不知会厂商，开库即检，关键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当地媒体报道指，“有评审小组成员检测前悄悄对陪同质检的兴华技术人员说：如果你们仓库里发现一粒老鼠屎，这次你们就彻底完了”，“评审之中，涉及项目之多之严，叹为观止，让人乍舌。”

　　三重评审过关，也就意味着产品将荣膺人民大会堂。入选厂商会与管理局下属企业——华堂国际广告公司订立协议。厂商确定成为人民大会堂宴会用品，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年费及提供若干产品，协议期通常为5年。记者查询一起因“人民大会堂”商标引发的诉讼案例获知，年费数额为150万。谢冬梅透露，厨邦酱油每年往人民大会堂的供货额度，在于对方需求量。

　　华堂国际广告公司总经理郝建忠曾对大陆媒体表示，如欲使用人民大会堂特质防伪商标，可向管理局购买，不同厂家产量不一，购买费用在300万至2000万不等。目前仅有的十余种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都是和宴会有关的用品，如白酒、啤酒、茶叶、味精等，通常一个类别只指定一种产品，特殊情况有两种。

　　即便就是这十余种“特供”，也与享用它们的政治人物一样，时常成为公众目光的聚焦所在。2006年1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的一段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画面中，一直作为国宴饮料的“椰树牌矿泉水”被另外一品牌矿泉水取代，随后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依然不见“椰树牌矿泉水”身影。一些观众怀疑，人民大会堂取消了“椰树牌矿泉水”国宴饮料的身份，此事一时成为舆论漩涡。似乎为了正名，海南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在5天后出版的《海南日报》刊登报眼广告，特别用红黑体突出“国宴饮料”四个大字。

　　事实证明是一场虚惊。随后人民大会堂接待处表示，椰树依然是人民大会堂饮品特供商，只是矿泉水有几个特供商，在具体场合不一定会选择某个品牌。虚惊的背后，人们面对代表政治的“特供”，条件反射般用政治思维考量的心理一览无遗。

　　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

　　自1994年7月始，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纪念品服务部分别申请“人民大会堂”商标共计52类。为规范对“人民大会堂”字样在商标、广告中的使用，管理局授权华堂国际广告公司统一管理，从此成就诸多厂商的“特供”情结。工商注册资料显示，注册资本为200万人民币的华堂国际广告公司，成立于1992年底，属全民所有制，办公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甲19号人民大会堂宾馆一层。

　　华堂公司的组建与“人民大会堂”商标的注册，恰逢“特供”由普罗大众遥不可及，逐渐步入隐约可见的转折年代。

　　人民大会堂建设之时，周恩来总理言称大会堂的建设要算政治账，一年开一次会就够本。至1980年代，其时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民大会堂(现隶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年财政支出约几百万元，但基本没有进项，靠国家财政吃饭。1984年，正值中直机关部分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于是当年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水部分企业化管理。“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大会堂付诸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仅两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1990年4月，人民大会堂创办了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当时大会堂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30余名，尽管身怀绝技，可是在非大型宴会期间，众多烹调大师却无“用武之地”。过去“有宴会就工作，无宴会就学习”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管理层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仅仅靠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留人，已经不现实，还不如在严格完成好大会堂各项政治任务和传统服务的同时，进行内部改革。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达创纪录的2000万元，2003年的总收入则是1979年的100倍。

　　保守估算，人民大会堂每年仅指定“特供”，与为厂商提供防伪商标两项，即有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入账，而厂商亦藉由“特供”之名斩获丰厚。江西得雨活茶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获授权在其生产的“得雨活茶”包装物上，使用“人民大会堂特供茶·宴会用茶”字样。厂商顺势在其海外推广中使用“来自中国的宫廷用茶”广告语，使茶叶的销售价格，从以往不超过200元∕斤，飙升至1000元∕斤起价，上演近似点石成金的神话。

　　鱼龙混杂的“人民大会堂特供”广告同样伴随而来，从香烟、白酒、到味精、地板等，几成乱相，无非是投合大众“特供的，都是最好的!”心理。但其中究竟真伪几何，管理局也未曾披露于媒体。

　　2008年9月，三鹿奶粉问题事件曝光，震惊全国。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发第99号公告宣布：所有食品企业不再享有免检资格，不得再开展含有免检内容的广告等宣传活动。10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禁止广告发布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及类似内容的通知，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并要求各级工商机关对广告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及类似内容，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至此，“特供”在民间的吆喝收敛不少。

中日合作是亚洲崛起的基础

2010-05-29T08:40:00.000-07:00

原题：亚洲崛起，中日合作是基础

作者：吴建民

来源：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10-5-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9: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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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会自1851年诞生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是世博会第一次来到亚洲。中国改革开放后提出要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第一人是上海前任市长汪道涵先生。汪老告诉我，他这个想法的出现，是有感于他1983-1987年对日本的三次访问。汪老先后参观了大阪、筑波和冲绳，即三届世博会在日本举行的地方，深受启发，日本朋友也建议中国举办世博会。本世纪头10年的3场世博会，两场在亚洲，这就是2005年的日本爱知世博会和当前的上海世博会。应当说，日本把世博会引进亚洲是有功劳的，我们申办上海世博会也是受到日本的启发。在上海世博会正在举行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日本对于世博会走向亚洲所作出的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媒体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报道很多。我以为，在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即将举行一系列会晤时，我们更要从全球的变局中看待中日关系，抓住大局和主流。

　　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拉动国际关系重心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亚洲在战后首先崛起的是日本，我们亚洲人要感谢日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亚洲的情况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沿着这个模式日本很快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即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受到日本崛起的启发，学习了日本“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模式，迅速崛起。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也学习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大发展，我们也是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加入了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亚洲国家是通过这五个浪潮走上了崛起之路，这五个浪潮是相互联系的,亚洲国家的相互借鉴和帮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亚洲的崛起尚处于初期阶段，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然而，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人口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这股崛起大潮会改变21世纪世界的面貌。过去几百年在世界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变化的源头在欧洲和美国，亚洲只是被动的应付和接受世界的变化。今天，随着亚洲的崛起，亚洲成了世界变化的源头，亚洲变化影响着世界。这个变化非同小可，意味着亚洲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会有更大作为，承担更多责任。

　　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严重后果。不久前，希腊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欧元危机是金融危机在深化的反映。尽管危机造成深重的影响，但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仍然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亚洲经济与美欧经济有某种“脱钩”的现象。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来源于亚洲经济发展内在动力。

　　过去20年，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展望今后20年，亚洲有可能仍保持这样的地位。在亚洲经济增长的大潮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1978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中日贸易额仅为66亿美元，到了2009年贸易猛增到2288.5亿美元。1978年中国没有中日合资企业，现在的中日合资企业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得如此迅速，这是当年对中日关系最乐观的人，也没有估计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种发展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好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4年，中国又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展望今后20年，中日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日双方，也有利于世界。

　　20世纪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关起门来建设是不可能的，要发展必须开放，要发展必须有地区依托。“东亚共同体”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地区依托，也是日本进一步发展的地区依托。鸠山政府重视“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一件好事，也是东亚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机遇。我近一段时间参加了不少东亚地区的会议，亚洲各国无不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示欣慰。大家都认识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日是基础。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个基础就更加坚实。

　　我们中国人看问题很注意看大局，尽管两国有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我相信，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不仅是中日两国的福音，也是亚洲和世界的福音。

电子民主与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

2010-05-29T08:39:00.001-07:00

作者：佟德志

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月号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12:02:25

阅读量：44次

　　内容提要：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政府信息化的潮流。围绕着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西方出现了强势型民主、大众型民主以及消费型民主等三种比较流行的民主理论。由消费型民主的主流地位所决定，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可能是一种以服务为核心，以个性化为特点的应召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电子民主;政府职能定位;民主理论。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府”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围绕着“电子政府”的建设，西方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的热潮。我国继1999年“政府上网年”之后，政府上网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然而，“电子政府”能做什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场政府改革，也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拟就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问题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以期对我国的政府转型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一、再造政府

　　上个世纪中期，约翰·杜威(John Dewey)反思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指出这场危机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每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①]

　　杜威的话音未落，计算机闯入了人类的生活，信息通讯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成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越来越服膺了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对政府的塑造性作用。

　　信息通讯技术的充分发展将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高速、廉价的手段。随着这一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再造民主”(Reinventing Democracy)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这种热情又同人们对政府管理的种种不满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浪潮，推动了政府改革的进程。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认识民主开拓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能不能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实行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能不能将现实的政府虚拟到磁盘上，并以数字化的形式传输政府管理?为现实束缚的思想被新技术解开了缰绳，在虚拟的空间中纵横驰骋，闪耀出自由思想的火花。

　　雅典式的民主在现代国家中的适用问题为近代的民主理论家所关注。大多数理论家们都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雅典式的民主在近代社会成为不可能，地域的限制甚至让一些政治思想家走投无路。[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在立宪革命中发明并实践的代议制民主便成了雅典民主传统在近代的合法继承人。

　　现在，机会来了：基于互联网的信息通讯技术让人们有能力忽略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技术上，像雅典人那样进行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难度了，代议制民主因此面临着强大的挑战。不满于代议制的人开始更加猛烈地攻击它，重提直接民主。

　　“再造民主”(Reinventing Democracy)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它基于信息化进程所描绘的一幅诱人图景：公民教育的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平等占用，尤其是网络使个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使人们有可能远距离地参与民主政治。人们兴奋地看到了“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③]的前景，它使人们相信，再造民主决非海市蜃楼。

　　然而，电子民主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同西方的民主传统水乳交融，直到现在一直受到怀疑。人们担心，由电子民主引发的将是某种形式的技术专制主义的再次降临。尤劳(Eulau)认为，电子民主的出现将本来隐藏的忧虑表面化了。他在对技术变革进行分析后指出：电子民主“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居间化”，[④]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形式的独裁的民粹主义”。[⑤]

　　人们对电子民主的前景喜忧参半：一方面，大规模的信息化确实会加强民主，使它不仅限于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代表，甚至由人民直接干预立法，参与到行政决策和政府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它却可能破坏地方社区或基层组织，为某种高科技集权主义(high-tech totalitarianism)提供基础，甚至出现所谓的“电子法西斯主义”(telefacism)。[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信息化的进程为政府改革带来的将是千载难逢的一次契机，它将从民主理论到民主实践更新人们对政府的认识和政府本身。

　　面对信息化进程带来的巨大机会，民主的政府会做些什么呢?科尔什(Frank Koelsch)指出：“面对所有这些挑战，政府的最大任务是走上改革之路。”[⑦]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成为社会转型的排头兵，并且会自上而下地推进信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场改革中，“政府机构、公司、个人都是赢家。”[⑧]对于这场改革的方向，人们似乎有更多的共识，弗里德里克·威廉姆斯早在1982年就断言，“新的政治秩序将以通讯结构为核心……”[⑨]

　　在这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动力的政府改革浪潮中，美国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的弄潮儿。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率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工程”(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计划。根据这一设计，美国政府将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在政府层次上建设更开放、参与性更强的民主。”[⑩]

　　1994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提出了“全球信息基础工程”(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政府的信息化改造在全球范围内拉开了帷幕。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先后提出了类似的计划。政府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强劲的发动机。

　　虽然人们还是对电子民主可能出现的前景心存疑虑，但是，在政府管理中应用信息通讯技术却已经成为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人们承认，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政府来说，由电子民主而引发的主要问题不是探讨技术能否推动民主，而在于：“现存的政治制度能否找到一种同信息通讯技术联系的新形式，借以更新它的合法性，并在新的民主政治中适得其所”。[11]更为稳健的改革派已经将目光从“是与不是”的争论上移开，而将精力贯注于“是什么”或“如何是”的具体操作中。

　　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更成为政治学理论关注的重中之重。西方学术界试图通过民主理论的重构来为政府改革提供方向上的支持，而我们则可以从中发现政府职能定位的蛛丝马迹。

　　二、再造民主

　　各种民主理论都使出浑身解数同信息通讯技术“攀上亲戚”，驶入信息通讯技术的快行道。在这场以“再造政府”为口号的新一轮政府改革中，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粉墨登场，各显神通。事实上，这种“再造民主”的理论热情正是“再造政府”的指向标。在这些试图以信息通讯技术“再造政府”的民主理论中，强势型民主、大众型民主、消费型民主成为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形式。

　　1、强势型民主(Strong Democracy)

　　强势型民主理论较早地由巴伯(Barber, B.R.)提出。他在《强势型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强势型民主”的观念。他强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型民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型民主。这种方案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等理念为特征，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2]

　　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激励下，强势型民主进一步更新了自己的内容。一方面，它为雅典式的民主赋予了信息化的新内容，另一方面，强势型民主突出政治参与，这同当代西方参与制民主引起共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参与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激励了强势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地享受廉价的政府公共信息;公民、政治家和公务人员之间进行开放式的沟通并良性互动……这一切将以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开始，并推动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更加积极而又充分的参与。

　　事实上，强势型民主更寄希望于未来，它包含了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政治行为的虚拟公共空间(virtual public space)。因此，强势型民主更需要显著的制度变迁，这就使其现实性有所降低。但是，强势民主表达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为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定位提供了一种思路。

　　2、大众型民主(Populist Democracy)

　　大众型民主最早源于“民粹主义”(populism)。民粹主义“反对代表制，力求把权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13]民粹主义在当代发达国家中有相当不俗的表现：诸如全民公决、立法上的公民创议、罢免权等民主设计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般认为，大众型民主是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产生的。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政治动员又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式，大众型民主也因此而具有更加突出的活力。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政府能够更有效、更快捷地搜集和处理来自于选民的反馈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沟通会变得更精确，更方便。对大众型民主来讲，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在政治管理中更加精致、更加广泛地利用公民投票等手段。

　　总的来说，大众型民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们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快速增长的柔性信息资源。这一信念的前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变得更加明朗，它同时也坚定了人们更有效地管理民主的信念。但在西方民主传统上，民粹主义不见容于西方的主流民主。大众型民主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正是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力图避免的。因此，大众型民主也存在一个如何摆脱其过分的激进性而实现与现实契合的问题。

　　3、消费型民主(Consumer Democracy)

　　消费型民主是在西方消费主义运动中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民主理论,它代表了人们在政治管理问题上对信息化进程更加敏锐的回应。在西方，对信息时代民主流行的理解更趋向于消费型民主。

　　消费型民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将公民视为“消费者”，[14]突出了政府的服务功能，为围绕民主实践进行的技术革新提供了一种主流范式。消费型民主认为，民主的表达能被内含于通过消费关系(consumption nexus)而进行的调整中，而政治强制则存在于政府同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协调中。[15]

　　消费型民主将消费关系置于理论的核心。在《信息时代的治理》一书中，白拉米和泰勒为我们指出了“信息时代政府特别关键的一个部分”，即：信息时代的治理依赖于“消费关系”。[16]

　　同大众型民主一样，消费型民主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管理民主(managed democracy)的观念。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有能力在政治管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几乎得到一致的公认。消费型民主认为，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将会为政府官员提供一套额外的工具，在这套工具的帮助下，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民主管理。

　　同强势型民主比起来，消费型民主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带有一种工具性的认识，蕴涵了西方民主传统中的“保护”意识[17]以及对民主的“消极”态度。消费型民主包容了更多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基因，从而也更合西方人的胃口。

　　消费型民主综合了强势型民主与大众型民主的优点，摒弃了两者的缺点，并找到了同西方主流政治文化传统的契合点。因此，消费型民主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影响，成为影响面向信息时代政府职能定位的主要理论。

　　三、应召服务型的政府职能定位

　　尽管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听起来让人拍案叫绝，但客观现实却冷静地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上文提到的三种民主理论更多的是提供了政府职能定位几条思想线索。然而，创新的理论往往成为改革的前导，大浪淘沙，我们可以从这些理论的此消彼长发现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

　　西方流行的消费主义运动成为消费型民主的一个强劲推动力。尤其是英国，消费主义左派(Consumerism on the left)号召更新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并对服务对象进行动员，积极主张一种“公共服务定位”(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PSO)。[18]消费主义运动有力地突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正是在这一运动中，消费型民主走上了前台，对政府职能转变起到了一种理论指导作用。

　　消费型民主被普遍看好，成为“再造政府”的核心观念。英国的研究者白拉米(Christine Bellamy)和泰勒(John A. Taylor)提出了“再造政府”的三重含义：

　　1、重新部署政府公共服务，增强与消费者的联系;

　　2、通过现存机构形成消费者记录的横向联合，从而使那些与各种独立机构打交道的个人同国家建立联系时具有统一身份(whole persons);

　　3、产消者(Prosumption)的潮流。通过信息网络的运用，服务的消费者同时被带入到生产者领域，例如税收和收益的自我评估。[19]

　　应该说，在为信息时代量身定做的三种民主理论中，消费型民主一方面内含了更多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因子，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网络环境下的市场框架，从而更容易为西方人所接受。

　　尽管新一轮的政府职能定位仍未现庐山真面目，但我们还是通过消费型民主在西方的这种主导地位得以管中窥豹。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消费型民主提供了关于政府职能的一种全新定位：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消费者偏好的采集和处理。

　　首先，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将定位于公民，公民被看作是公共服务的“股东”。这一观念更好地处理了公民参政的范围，避免了强势型民主的激进，同时又在一定的范围内满足了公民参与政治的要求。

　　其次，政府将更加依赖于“消费关系”来解读和节制个人消费偏好。政府通过与公民的消费关系来取得公民的服务信息，并根据公民的个人偏好进行行政处理。消费关系不但将消费行为置于政府民主合法性争论的核心，而且突出了更高水平的管理效率。

　　再次，政府管理以市场为核心。因为，消费意识更能同西方的经济现实相联系，从而在经济基础的层次上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市场会一如既往地踞于理性选择的至高点，人们的民主表达将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做出，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更多地成为市场原则所支配。

　　另外，政府管理可能会在一定水平上实现对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传统的“扬弃”。政府管理将打破孤立个人的观念，假设个人在表达偏爱和做选择时更积极、更理性，更具竞争力。也就是说，政府可能在照顾到“消极自由”的同时趋向于“积极自由”，主张积极的公民权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合“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裂痕。

　　由消费型民主的主流地位决定，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无疑会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新一轮政府改革将会塑造一种面向消费者的政府。一方面，政府职能将定位在为全体公民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能将更加地不确定。随着服务质量的提高和费用的降低，可能会出现一种应召服务型政府。

　　应召服务型政府以为公民提供服务作为其一切活动的核心，突出服务的个性化，通过市场中的消费关系来进行管理。

　　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这一职能定位的基础和核心。每一个公民都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中同政府管理发生消费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政府活动的目标是公共服务的产品。因此，这一职能定位将会引导政府把更好地提供服务置于行政实践的核心。

　　服务的个性化是这一职能定位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将更加方便、快捷地掌握管区内每个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收集偏好的过程。而政府行政行为更多的是来自公民的要求。根据个性化的要求，并考虑公民的个性化信息进行公共服务使得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具个性化，更有针对性。

　　同现存政府比起来，应召服务型政府更突出了服务的灵活性。这种应召服务型政府就像“应召女郎”，她在你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在你不需要的时候挥之即去。当你将这种类型的政府同现存政府加以比较时，你会发现，现政府更像老婆，在发救济品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她的温柔，而在向你收税的时候，她又像一个悍妇。

　　也许有一天，人们更习惯于应召服务型政府。他们并不把政府看作一个实体的存在，比如白宫、国会……，而将它视为“世俗的上帝”，它就在每个人身旁，鼠标的另一端，有求必应，却又公正无私。

　　应召服务型政府代表了面向信息时代政府职能定位的一种趋势，它是人类二十世纪政府管理不断突出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二十一世纪政府改革的一个目标。然而，各民族、各国家的不同情况又使得这一趋势在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模糊难辩。我们相信信息通讯技术的神奇力量，它将扫清一切封闭、僵化，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开放的时代。

　　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曾于《政治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电子政府的信息过程分析》等论文十余篇。

　　[①] 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②] 卢梭伤心地认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8页。

　　[③] 常被称为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teledemocracy或electronic democracy。

　　[④] disintermediation，原意指储户将储蓄银行存款等转为直接的证券投资。

　　[⑤] Eulau, H. Technology and Civility: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s Publication No. 167, Stanford, CA:Hover Institu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7.

　　[⑥] See,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5. 另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⑦]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 p.275.

　　[⑧]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 p.277.

　　[⑨] Williams, 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2, p.199.

　　[⑩]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genda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21.)

　　[11]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12] See, Barber, B. 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14.

　　[13]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页。

　　[14] 在西方，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突出，“消费者”、“主顾”开始在更多的地方代替了公民的称呼。尤其在电子政府的建设中，一些重要的纲领、理论文章中大量出现“client”“user”“consumer”等词，本文行文亦考虑到这种情况，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主体性的错位。

　　[15]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1998, p.98.

　　[16]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1998, p.99.

　　[17] 戴维·赫尔德著，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8] 参见佟德志：《电子政府的信息过程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59页。另载《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6页。

　　[19]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 14(3): p.61.

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

2010-05-29T08:38:00.003-07:00

以Z省东部E村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作为考察对象

作者：陈锋,袁松

来源：《战略与管理》杂志（内部版）2010年3/4期合编本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2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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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

　　近年来频频发生、愈演愈烈的农民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一直是学界注目的焦点，而在当下先富能人治村成为一种流行趋势[①]的情况下，关注并反思“富人治村”对基层权力运作及未来基层民主的影响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Z省东部E村集体上访事件的深描，呈现一种主要基于社会情绪释放而非群体利益表达的维权式上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由先富能人主政的分化村庄里，贫与富、公与私之间的怨气会通过上访这种方式发泄出来?

　　学界自1990年代初期便一直进行着对农民集体上访、农村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集体行动的研究，但总体而言，都是在基于利益表达的“维权”范式框架下进行分析。在代表性的研究中，李连江等首先将9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民维权活动归结为“依法抗争”[②]的模式，而于建嵘认为，1998年以后的农民已经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和“以法抗争”的阶段,是一种“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动员组织其他农民，旨在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③]于建嵘对中国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的一系列研究[④]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但是由于其强烈的政治热情使得他过早从经验中抽离出了结论与判断，遭致了多位学者的质疑。应星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分析了农民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草根动员”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批判了于建嵘对于草根行动者形象的理想化认识和对农民抗争的的组织性尤其是政治性的过于夸大。[⑤]吴毅则通过对一起石场纠纷案的深度分析，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提出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导因于各种既存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兼而批判了“以法抗争”的抒情化想象。同时，他认为应星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之复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不自觉地陷入 “民主-极权”这一泛政治化思维陷阱。[⑥]吴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具体场域中上访事件何以消解的角度，但也忽略了相当一部分基于利益表达的“现实性冲突”可能转向 “非现实性冲突”[⑦]。应星在后来的研究中作了一个补充，提出了在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是伦理性的“气”[⑧]，而非利益和理性，是“基层政府对农民上访精英惯有的强力打压引发了反弹”[⑨]，不过，在应星那里，农民集体行动的基础依然是群体利益的表达。

　　以上对于集体上访的研究都处于“维权”范式的框架之内，对权利、利益与理性的过于强调，忽略了情感性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农民集体行动的基点。同时，仅限于农民群体与基层政府对抗的案例，呈现出来的上访者就是天然的弱者形象，并赋上了道德化的内涵，最终目标都指向了现有的体制对农民权益的忽视。这种视野囿于具体的上访事件，忽视了对村庄本身社会结构的观察，因而难以发现基于群体利益表达以外的上访类型，并对上访的性质做出恰切的判断。

　　以下，笔者将首先对E村的集体上访事件的过程进行呈现，在场景化的表达中展现上访本身的实践逻辑，揭示E村上访事件中的“虚”与“实”，然后，我们将对E村上访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诱发机制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农民上访的故事

　　(一)E村概况

　　E村位于Z省F县东郊，距离市区20公里，村域3.5平方公里，村从北到南3.5公里，东西宽1公里，成带形环绕在E山之下。全村由D、P、Z、T、F等5个自然村组成，共有341户，953人，耕地面积930亩，山林面积2310亩。1983年以前，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由于山瘠地薄，稻谷产量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由个别致富能人引入了花卉和苗木种植。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花木市场行情趋旺，村庄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大幅调整，花木产业全面兴起，村民的经济收入转为以花卉生产及承接绿化工程为主要来源。到2008年底，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3万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村庄也出现了急剧的收入分化[⑩]。值得注意的是，E村村委班子主要成员的经济状况都处在村庄的上、中层，而村支书与村主任则是千万富翁。从E村参政的经济精英群体来看，他们的想法主要是借此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入更高层次的关系网络，一方面寻求自身利益的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也混杂了“在村庄内部获得认同”、“改变家乡面貌”等情感性的因素。

　　(二)村干部的梦想与村庄的蓝图

　　E村的村支书康书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成立过园林公司，办有服装厂。2001年，康书记已经有了村庄未来发展的初步规划，他想留下100多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用于村庄住房的集体改造，修建“小康住宅”，然后以成本价出售给本村村民，使长期分散的各自然村村民在一个小区内集中居住。在实现了整体搬迁后，原来各村村民的宅基地再统一回收、平整、退还成耕地，而通过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37亩土地将出租给私人企业建造厂房，给村集体带来长期的租金收入。同时，由于E村到N市市中心只有半小时的车程，村庄的优美环境将会吸引市民到这里旅游休闲，拉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计划到2004年开始部署，对于自行在村里建造房子的农户，村里都进行过劝阻，并告之要统一规划，个人建房迟早还是要拆掉。因此，对2004年之后要求批地建房的村民，村里均不予批准。

　　不过，这个方案提出后却引来了村民们的争议，对于三分之一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以成本价购买一套别墅当然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对于村里余下的超过半数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排屋或别墅只有借钱才可以享受。村民李峰说：“26万元的双层别墅谁都知道划算，到城里买200万元都不止，但是我们不需要啊。26万元还没算装修，500多平米的别墅买来之后稍微装修一下又是20万元，村里像我这样的人占多数，买来之后也只能住在空荡荡的砖瓦房里。”村干部们在请人做规划时考虑到村民的收入差距确实比较大，于是在小康住宅区内留出一块地来建造小户型的安置房。这种在全体村民集中居住的小区内划分出“富人区”与“穷人区”的方案并不是无人反对，但E村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还是通过了这一决议。

　　(三)寻求资金的启动与周转：灰色地带——小产权房

　　E村村委建设“小康住宅”的方案确实承载了村干部们的激情与理想，但要真正完成从征地到建房的整个过程，资金的缺口是个大问题。用康书记的话说：“假如村里有3000万元，就好统筹了。”单靠村里目前出租土地的集体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另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发挥区位优势建设一批小产权房，作为小康住宅建设的启动资金。这批房子于2004年开始规划，2006年在D村征地并动工，2007年完工，一共19套。别墅以租赁的形式出租给城区的市民，期限为70年，从中获得的利润400多万元作为新村建设的启动资金。尝到这个甜头后，村委会就计划在P村(与D村相连)动工修建小康住宅卖给本村农民的同时，继续建造一些小产权房，以期能把获利的资金补贴每个村民10万元，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村民有能力购买。

　　这项庞大的计划显然打了国家政策的擦边球，是“出租70年”还是“出售”，区别可能只在于合同上的文字。对于镇政府来说，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将会有利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福利[11]。然而不论如何，从征地、建房到未来的分房是一个长时间的浩大工程，如何能够保证一切顺利呢?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从2008年3月开始，E村出现余丰等九位村民的联名信访。

　　(四)集体上访

　　F县土管局、建委等单位收到的数封上访信举报的对象是村支书康书记和E村村委会。举报的理由归结为以下四点：1、小产权房建设违法，卖给了外村人;2、康书记及村委会财务肯定有问题;3、要保住村民的土地，为子孙后代着想。4、当前E村经济发展还不到建设小康别墅的水平，即便建成也不应该属于最有钱的人，而是应该优惠分配给最需要的人[12]。

　　在信访中他们采取了分散的策略，即在不同时期向各个部门重点反映不同的问题[13]。这样康书记及村委会就不得安宁，他们必须面对不同部门的调查，应付不同上级领导的压力。除了信访，余丰等人随后还从镇里逐级上访至F县信访办。不过，虽然每次都得到了友好的接待，但得到的答案总是等待，甚至有工作人员直接说：“你们反映的事实十有八九是有的，但是不能解决是占了十有八九的。”

　　E村的上访者找不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们宣称的村干部贪污公款、牟取暴利、“上级拨款1000万全无踪影”等说法只是一种猜想。余丰等人在访谈过程中对笔者“是否掌握了证据?村里的财务是否公布?”等提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村里每个月贴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但是，当有关部门进村清查财务并没有发现问题而把余丰叫来问话的时候，他说：“那可能是我搞错了。”[14]

　　在上访过程中举报者们还尽可能地扩大上访队伍，最多的时候曾达到十四人。他们与村里征地过程中出现的钉子户联系紧密，征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实现了信息共享。这些钉子户大多数都是村里家庭较为困难的人员，他们大多数还是没有勇气直接出面上访的。此外，上访者还请来了一位业余作家做参谋指导，此人也被镇上多个村庄的上访户所聘请，不同村庄中的上访者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2008年11月，参与上访的余丰、周其等人差点策划成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他们印刷了一些材料并富有感情地宣传村干部占用他们的集体土地自己搞房地产开发牟利，并发动了D村村民30多人，准备开拖拉机购买石头堵住进入别墅区的路。计划开始实施时，村委会也得到了消息，村主任助理马上组织了村里一些“在外面混得开的人”，并承诺每人发放工资2万，且一旦在冲突中被打伤，医药费由村里负责。村里喊来的六个人守在通往别墅区的路口，同时向街道派出所求援。面对这么多村民，村干部心中也没底，而看到村里这个架势，准备闹事的一方也有些害怕，最终双方派出代表连夜协商，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整个2008年，双方一直僵持着，村里开大会，上访者就开小会，各自商量着相互的对策。在对峙的过程中，康书记及其村委会也动员了主任助理、老书记等一批人对这些上访者一一的做工作，主要是采取了软措施，请客、吃饭、谈心，还有包括让他们承包工程之类，希望他们能够考虑村里大局。有时候好像工作做通了，可是没过多久，上访团的成员又把他们劝了回去。期间，最初的参与者胡勇退出了上访。村主任助理将一个自己垫支资金的工程交由胡勇来做，最终利润平分，村里还答应将把小康住宅以优惠价出售给他。

　　尽管证据不足，但有一点确实被上访者抓了个正着，那就是前文所说的政策上的“擦边球”。本来，如果无人向上举报，镇里的领导都会默契地配合建造“小产权房”和先斩后奏式地使用农地，因为他们同样也认为国土部门的政策“卡得太死”，村庄不好发展。但是，在接到村民的信访之后，市国土局却不能不管。09年2月底，E村的反对派收到了《F县国土资源信访事项调查意见书》，认定E村一期小康住宅非法占用耕地，处以罚金12.7万元，并要求拆除非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得到这个消息后，余丰得意地拿着这个意见告知书，进入D村的别墅区，将告知书的内容告诉那些外地业主。当业主询问余丰贵姓之时，余丰为了不暴露身份，就答复姓陈。不料业主趁他不注意拍下了相片，并告知村委会此事，村委会发现此人竟是余丰，且说姓陈，遂以余丰冒充国土局人员之名向派出所报案。余丰因此被派出所拘留了24小时，这也是村里在软措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取的硬手段[15]。只是这些手段的效果不佳，除了胡勇退出之外，原来上访的8名成员却是依然如故。

　　不过，对于处罚村委会的“好消息”，上访者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他们拿着这个红头意见书却看不到任何的执行举措。一年半的上访，他们已经花费了大约16万元，不过并非是集资均摊的方式，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上访团队。上访的成员中，除了周其收入较高以外，其他人的收入都是中下层，如今，他们自己也觉得骑虎难下了，因为害怕一旦散掉，未来将可能在村庄的生活中不好立足，现在凝聚一团，村干部反而会有点惧怕。

　　对于康书记及村委会来说，持续一年半的集体上访，让他们的工作陷入了被动，原先计划与2期小康住宅同时动工的新一批小产权房也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暂时搁浅。这事件确实打击了康书记及其领导班子的积极性，但思量再三，康书记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成立了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决心一定要把旧村改造完成。不过，康书记及其村领导班子也多长了一个心眼，那就是暂不公开任何关于旧房拆迁赔偿、旧有宅基地回收的任何方案。因为方案一公布，必定每个人都会盘算着自己是否买得起房，如若有些人铁定买不起了，那上访者们就又多了一批可以拉拢的对象。

　　三、上访的“虚”与“实”：维权还是出气?

　　上访者们的活动对于村庄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他们捅破窗户纸举报村里的违规举动不仅对他们自身没有好处，也不会给E村的普通村民带来什么利益。如果村里的项目真的被国家查处，那么不仅已经投入的资金会全部冻结，村集体多年来累积的财富也变成了别墅拆除后剩下的一堆瓦砾。但是，上访者坚持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村委会绑架了群众的意志，“如此下去，E村的后人再也没有可耕的方寸之地了”。

　　对于少数派的上访活动，E村普通村民的观点不甚明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持一种事不关己的观望态度，流露出幸灾乐祸似地看笑话的况味，而另一部分曾与富人干部们有过摩擦的人则暗中支持，如私下里打电话鼓劲，告诉他们村里最近的进展等等。那么，这些上访者为什么会“挺身而出”，成为如此激烈的反对派呢?以下是几名主要上访者的个人经历。

　　(1)胡勇，48岁，贫困户。4年前当他因儿子的婚事向村里提出要批地建房时，村干部告诉他新村规划已经出台，让他等小区建好后再来购房。胡认为那样时间太长，即便是造好了也买不起，况且，村里也没有权力阻止他建房，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胡勇的建房手续也没有得到审批。此后，胡勇曾多次动员村里一些对小康住宅计划有意见的村民上访，他说：“我们就是想自己建房，喜欢建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实用就行，我们也不想搬到P村去住，那样干农活不方便。”

　　(2)余丰，35岁，贫困户。曾向村里申请担保向信用社贷款5千元，但村干部认为其无偿还能力而不予担保。E村属信用村，如有担保农户可获贷款3万元。余丰认为此事极其不公，“凭什么穷人不能贷款?”康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因为你而使村集体的信用受损。”两人发生激烈的争执。

　　(3)周其，40多岁。1998年建围墙时越过新村规划区2米，当时还是村主任的康书记曾多次劝其拆掉，商讨无果后被村干部强行将其推倒。此时周其家庭条件尚属一般，而其康书记已经开起了服装厂。2005年村里建篮球场要征用周其的土地，周其坚决不同意，但仍被村支书强行征下，周其跑到村委会与之发生了激烈争吵并差点动手。争吵中有以下对话：

　　周：“如果我当书记，这块地我就白白让给村里。你当书记，我就不同意。”

　　康：“你要是能当书记，我从这里倒爬出去。”

　　周：“你不可能一辈子当书记的!”

　　康：“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我偏偏就要当书记。”

　　……

　　2008年周其参加了村主任选举，康书记采取了应对措施，他在选举前召开了一个全体村民大会，并当众指出：“有些人人品不行，需要先学做人再来参加竞选。”后来的选举结果是，周其仅以数票之差落败。此前的言语冲突加上这次落选深深伤及了周其的自尊，因这些积怨而起的“气”成为他后来积极参与上访，并成为主要资助者的真实动力。

　　(4)余达，50多岁，党员，曾担任过组长，治保主任。2002年、2005年两次参加村委委员的竞选，皆落败。2007年达村小水库工程由余达承包，预算11万元，决算时却花费了18万元。村里聘请的负责监理工作的退休干部老吴在最终验收的时候，认为他偷工减料，不肯多付超支的7万元，两人发生冲突。事后余达执意要求村里辞退老吴，结果遭到康书记严厉的公开斥责。

　　(5)陈秀，80岁，贫困户。2006年一期小康住宅征地时，他有牛棚两间，用于堆放柴禾。村里因开发需拆毁，遂以每间240元的价格征用。但陈认为，牛棚拆后柴火无处安置，要求村里另择空地加盖棚屋一间。几番交涉，村里同意帮忙搭建但费用由其自己承担，但后来由于邻居阻止，搭棚一事告吹，柴火也烂在地里。老人心头甚气，认为“把我的东西毁了就要给我补上，自己一把年纪三番五次跑到村里都无人搭理，这帮贪官完全是仗势欺人”。

　　(6)陈新，46岁，贫困户。2005年，D村自己集资在山上建了一个水沟，用水泥浇注，此事由当时的组长，同时也是村园林公司副经理的周中负责，但工程完工后质量有些问题。陈新发现后跑到周中家里指责他做事不地道，但周中说，“你有什么发言权?”陈新一气之下就用榔头去把沟里的水泥给敲掉了。村委会得知后认为陈新的做法不妥，应该对毁坏进行赔偿。陈新不服，他认为自己为公事出气，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村干部明显站在周中那边，双方发生激烈口角。

　　以上的六位主要上访者基本上展示了上访者与富人村干部的冲突以及冲突的类型。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上访的几个动因：村干部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问题，这一点每个上访者多少都有些涉及，比较明显的是胡勇、余达;在交锋互动中，村干部伤及了他们的自尊，如周其、余丰;在对公共事务中他们无法发出声音且受到不公正待遇，如陈新。这些上访者虽然不能通过上访获得自身的利益，但上访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换句话说，上访“维权”是虚，“出气”是实，这也正是他们在上访中为何采用在不同时机向不同部门举报不同内容的原因。有如应星所言的，农民不是简单地将自身遭受的困境描述给国家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而是运用一些一系列“问题化”的技术，即农民想办法将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16]。通过这种策略得以构建问题以让不同部门下来调查，从而对村干部形成压力，这本身就是他们获取胜利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我们的信访制度又恰恰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出气”的口子。在当今交通方便，互联网、手机等信息传播技术发达，政府各部门均开通网页公布政务信息的背景下，上访者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更高级别的领导进行“诉怨”。而在中国乡村的具体语境中，只要接访的相关领导真的因此而下到村里进行调查，那在普通的老百姓看来就是“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如果调查结束之后任何惩处措施都没有发生，村民们也不是相信被调查的村干部们真的无辜，而是佩服他们的关系网庞大，“公关”能力了得，遇到事情可以化险为夷。也就是说，只要上级行政机关派人到村里来调查，富人村干部们就会在普通村民那里大丢“面子”，威信受损。站在村干部的角度上，不论他们有多么廉洁奉公，只要有上级领导因举报而下村调查，他们一定会忐忑不安、诚惶诚恐，因为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头脑灵活的精英们正是依靠在各种政策的灰色地带中突袭才可以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即使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整个村庄的发展而非个人的私利，他们的许多违规行为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可以说，行政化的信访处理过程更像是受欺凌的弟弟请父母来责骂霸道的兄长[17]，它并不像法庭的庭审：具有不同主张的诉讼双方需要拿出证据来论证各自的表述，败诉的一方若是原告就等于宣告起诉理由不成立，而被告也在同时完成了辩诬。正是信访制度的“官治化”特点，使得农民更为青睐这种“到上面借势，来村里出气“的政治参与方式。尽管上访并不在村组法所规制的村庄公共领域之内，但这种正式制度之外所开的口子却在无意中成了富人政治的弃民们争相运用的间接参与手段。

　　可以说，“上访”成为了他们泄“气” 的一种途径，而他们以“上访”的形式“出气”则是想在利益受损或与自尊受伤后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这些上访者的形象并不天然就是道义者的形象，而是更为复杂、多元但真实的形象，有些甚至从道义上来说并不占理，如余达、余丰等，只是这些上访精英们总会寻求一些道德化的理由去占领道义制高点。如若缺乏对村庄的整体把握，仅仅限于上访者自身的言辞，就容易对草根精英有着过多理想化与道德化的想象。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上访者能够花费大量资金持续上访，离不开背后一些村民或明或暗的支持。上访者不仅与征地过程中的钉子户有着密切往来，还能够发动D村30多位村民，调动起他们的情绪，差点酿成群体性事件。事实上，这已不是个人之“气”，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情绪。上访成员中除了周其以外绝大多数家庭条件都处于村庄中的底层，在村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5户钉子户家庭条件也都较为困难。足以见之，村中想“出气”的村民不在少数。这也正是村干部为何故意将旧房拆迁补偿政策模糊化的原因，他们害怕会有更多的人被上访者拉拢。因此，E村的集体上访事件呈现出了村庄的政治底色：上访者借“上访”出气，底层沉默的大多数借“他们之上访”来出气。

　　四、气场——分化的村庄与富人治村

　　村庄生活中不平的事总是有的，能忍则忍往往是大多数村民采取的策略，或者是采取“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也就罢了，但上访者借上访来出气，底层的村民又借他们之上访来出气的现象，就意味着社区内的矛盾已经激化。那么，这个气场的由头在哪里?“气”从何累积?又如何引燃?

　　(一)气的累积——分化的村庄

　　纵观整个集体上访的案例，促发点是在建设这个小康住宅之中，建设小康住宅承载了村干部的美好梦想和村庄的宏伟蓝图，可问题就在这是村干部的美好梦想，是富人们的理想蓝图，仅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离这个理想很近，其他三分之二的村民或是渐行渐远或是遥不可及。未来的小康住宅分为两类，一类是别墅，一类是安置房。如若穷人能买得起安置房，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实际上也已划出了典型的“富人区”与“穷人区”。很多穷人认为原来那种不规则的分散居住，更能获得一份安放自己的独立空间，这不仅仅是如院子般的空地，还有一片心灵的空地。胡勇要求批地建房，期望的只是一种适合自己经济能力与家庭状况的房子，由于不被批准而产生的冲突，才使他成为了上访的最初组织动员者，这已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过，建设小康住宅的提议还是在领导班子的强力下通过并开始实施，只是留下了建设小产权房这么一个把柄，让上访者们牢牢地把住。穷人的无力、无奈与富人的强势、激情形成了村庄两幅鲜明的面孔。其根本性原因还是在于村庄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

　　从横向分化来说，由于花木行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E村的不同村民占据的是产业链中不同的一环。按照实物流向来看，依次有打工者、种植者、中介商、收购商、承包商、城市的购买方[18]等若六种群体，而从资金流向上看，越接近买方市场的群体人数越少，收入越高。其中，承包商直接从城市的需求方那里承包园林绿化工程，他们在接到工程后把工程所需的花木收购任务发包给下面的收购商，而收购商又要通过村里的中介商找到农户，因为这些中介商对各家农户所种苗木的品种与规格非常熟悉。种植者都是本村的中老年农民[19]，他们中有一批种植技术好，市场眼光准的农民在积累了更多资本后又到附近的村庄或林场租用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然后雇人常年护理，其余的那些资本不足而无法租用土地的农民则在苗木收购季节里给种植大户打小工以补充收入。当然，这些角色在每个农户身上并不是那么分明，比如村里的承包商一般都在外地租下了上百亩的山林作为自己的苗圃，而且投资大，种植的都是名贵品种;中间的收购商与中介商这些角色在许多人那里是兼而有之的，并且他们自己也租用别人的土地或山林，只是规模相对要小一些。

　　从纵向的分化来说，则主要是以家庭收入作为他们分层标准。在自然村内，经济分层的单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传统理论以个人为分层单位的做法在村庄中显然不合时宜，因为乡土社会中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利益单位。不过，若完全以家庭作为分层单位也不恰切，因为在当下农村，父母在子女婚后即与之分家单独立户，他们在70岁之前大多继续耕作，但到了70岁以后又会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完全依赖子女的赡养[20]。因此，我们在以家庭为分层单位时必须把那些70岁以上的老人户排除开来，并将老人计入儿子的家庭，尽管这些老人在户口和住宅上与儿子分了家，但经济上却是一个整体。另外，还有一些户口在村，但在附近城市买房[21]，常年不在村中居住的家庭，他们与老人户一样，都不参与村庄中的社会竞争，因而在确定分层单位时也应被排除在外。我们可以把在统计方式上做了一番调整之后的分层单位称之为基本家户，以下是各自然村的家户情况的统计：

　　表1 E村家户状况统计 (单位：户)

　　如果以基本家户为分层单位，则可以按照家庭年收入为标准将村庄大致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等四个阶层。精英阶层以民营企业主，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商为主，资产在数百万至千万之间，年收入20万元以上;中间层以花木收购及中介为主，兼以苗木种植，资产在百万元左右，年收入10-20万元;普通层以种植苗木为主，兼以打工，年收入3-5万元，一年收支基本平衡;贫困层的户数不多，包括残疾人、低保户及劳改释放回村的青年。

　　表2 E村基本家户经济分层状况 (单位：户)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E村的经济分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各自然村分化的程度不一，中心村P的分化更为明显，4年前合并进来的T和F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分化还不明显，而D和Z则处于中间状态。第二，自然村之间的经济情况也有分化，比如P村的富户(包括精英层与中间层)数量几乎等于其他村的总和[23]，而这与村民观念里的中心村、边缘村非常吻合。第三，中间阶层的家户年收入与普通阶层之间有一条沟壑，我们在村里很难发现年收入在6-10万元之间的家庭，这样一道裂缝大致划分出了村里的富人与穷人。我们在问及村民对于要建造的别墅的看法时，听到了几次这样的回复：“那是富人的事，跟我们靠不拢。我这住得好好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冷漠的怨气。

　　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层的标准虽然还有韦伯意义上的三种分类模式，即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社会标准。但是这三类标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主义经济的深化，拜金主义的盛行，实际上已经日趋集中与单一，经济标准占据了绝对主导，且经济对权力与声望的影响越来大，转化能力也越来越强。经济至上论不仅在城市里弥漫，同样也笼罩在农村。在E村，由于其特殊的农业经济结构及其地理位置，使得富人也依然需要在这个村庄中生产、经营还有生活。富人在村庄中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层，而不像广大中西部的农村那样，富人阶层几乎全部外流于城市之中，那样也就看不到村庄中明显的贫富分化。也因此，在E村，身边的老板随处可见。调研中，村中的富人开着轿车指挥着五六个村民进行挖苗、搬运，是我们时常看到的情景。“富人阶层”在村里不仅仅是车子、房子、服饰这些消费上的呈现，还有着神态、表情充满优越感的身体呈现。而在社会生活中，富人的高消费也逐渐引导了村庄的消费水平，人情就是其中的一种。E村的人情消费已经到了一些穷人所难以接受的档次，一般人家平均一桌酒席已达1500元有余，且几乎成了公共的标准，穷人为了达到档次不输面子只好缩小人情圈的规模。此外，村庄的经济分化也影响着人们的交际模式，比如闲聊，以前村民们在一起互相挖苦以资取乐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这在闲聊开玩笑的时候几乎是无意识的，大家不仅不会怪罪，反而感情更进一层，即使偶尔恼羞成怒别人也一笑了之，认为是性格如此，不必在意。但是，在收入急剧分化之后，闲聊时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便可能是深深的伤害，在穷者眼里，这种玩笑是鄙视，是不尊重，是富人的显摆、高傲;而在富者眼里，这是穷人心理不平衡，找准机会冷嘲热讽故意出气和挑衅。又比如窜门，以前大伙没事互相串门，端着饭碗去邻居家夹菜都十分常见，但现在则几乎绝迹，因为人家家里装修得十分豪华、考究，“进门要脱鞋，出门要拖地”，人们变得“识趣”，不再轻易去别人家里，有了好吃的东西也是拿到村口的小卖部或是牌铺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分享，一来免得进屋麻烦，二来分得平均，别人没有话讲。有趣的是，在串门极少之后，被人看见打开院墙门和防盗门接纳同村村民反倒成了鬼鬼祟祟的秘密活动。

　　当经济成为主导性标准与强大的社会资源的时候，分化村庄中的穷人或者普通老百姓也处在了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E村的领导班子共有15名成员，其中党支部委员5人，村民委员会的委员5人(有2人交叉)，另有后备干部3人，聘用干部4人。4名聘用干部包括工程规划人员、监理，会计和妇女主任。村里把后备干部与聘用干部称作“第三委”，他们拥有与村两委同等的投票权与决策权。其实际构成接近于“组阁制”，即由当选的带头人聘请具体的事务人员。班子中主要成员的经济状况都处在村庄的上、中层(见表3)，而村支书周剑与村主任周元则是村里的千万富翁[24]。E村是典型的“富人治村”的模式。正如老百姓说的，自己如若没有较大的产业，就不要去当村干部。E村书记、主任自上任以来就不领村里一分工资，且私车公用、出差送礼也不往村里报销一分钱。这种从道德上似乎我们应当给予赞扬的风格，却客观上为村庄的政治参与设置了一道高高的以私济公的道德门槛，树立起了富人的个人权威，却也等于自动把穷人排斥于权力之外了。

　　表3 E村主要村干部收入状况

　　由是观之，如E村这般分化的村庄，经济分化嵌入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之中，村庄实为重新走向一种等级化。这种等级化并不像传统农村社会乡绅治理模式那样有着厚实的文化支撑，因为经历过了毛泽东时代平等生活和平等话语洗礼的中国社会，从平等再度走向不平等，被甩出来的底群众将面临转型的巨大阵痛。“转型期‘断裂’的社会，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26]。分化的村庄实际上塑造了一个巨大的“气场”，常态下观之，在大家忙着赚钱的时候还能各得其所，只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庄中，何以可能没有互动的结点?如若真的触发到他们底线的时候，很可能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在村庄的政治场域中，富人兼为村干部，这就让贫富之间的区隔与公私之间的矛盾交错起来，成为他们不得不交汇的结点。E村的上访者们直接针对的都是身为富人的村干部，上访起因于与他们的冲突，实际上，富人治村的治理方式与底层群体的期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气的引燃——富人治村与上访作为一种特殊的“出气”机制

　　富人治村是当前分化村庄中的一种村庄政治的趋势与模式。富人治村在主流话语中备受赞扬，各级政府也在大力推广，不仅把富人治村当做一种政治吸纳，同时也希望通过村庄中的富人实现“双带”[27]：带头致富也能带领致富。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老板参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28]，富人治村是否是历史必然趋势的问题，暂且另当别论，作为一种既定模式的存在，富人的治理逻辑则有必要进行及时深入的研究。它的政治运作特点对乡村治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底层群体，在两极互动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E村的农民集体上访案例就为我们呈现出了其中的一些冲突与困境。

　　第一，富人治村的“专断式”民主致使底层群体的声音无法表达。富人由于其过往拥有比常人非凡的经历，往往个人意志较强，在遇到阻力之时也往往有更大的能量进行强力执行，有时候会更有效率，但是穷人的意见与声音却难以进入富人的视野。E村的旧村改造、建设小康住宅中，百姓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议论，但显然无法撼动富人们的意志。虽然方案最终也是村三委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可是在三委会中，几乎采取的就是富人组阁制，不仅从成员上看都是村中的中上收入家庭，后备干部与聘用干部这一第三“委”的进入，实质就是培植自己人的势力。这样村级一把手的决策执行力就有着强有力的保证，而同时村委会拥有对自然村村民代表选择的八个选票权，村民代表能否真的成为代表实际上也成置疑。身为党员兼村民代表的上访者余达曾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大会之类，会上有反对意见从来都很少，即便个别人有不同意见的，书记也就会一脸的不高兴并找他谈话。这样，在决策层，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就让其所有的方案畅通无阻。在这种关乎村庄未来宏图大计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之上，村民在其中并不清楚具体方案如何实施，如旧房拆迁补偿方案等甚至故意模糊化。但是一期小产权房已然建成而且出售，二期小康住宅也已动工。普通群众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与决定权，这又是遵从了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逻辑。那么，当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富人制定的规则的时候，底层群体的声音又如何表达并且奏效?胡勇因为建房不批产生的冲突导致了上访，典型表现出了对种富人强加于他的规划与规则的反抗。同时，摄于富人的权威，村庄的公共性也在消弭，村民一般只会议论而不做评论也不敢评论。陈新在发现水沟质量有问题的时候，就反映无门，无处说理，直至冲突产生。

　　第二，富人治村讲求效益的逻辑与穷人生存讲求道义的逻辑产生冲突。在村中从政的富人往往用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村庄，但企业与村庄的不同在于企业的风险可以由个人决策与承担，而富人对村庄的决策的风险则是嫁接在所有的老百姓身上，在村庄的共同利益之上。相比而言，底层群体更是无力承担这种风险的。例如，在E村建设小产权房中，富人考虑的是其可能带来的效益，但其风险是：一旦国家查处，投资资金将全部冻结，村庄的正常运转就将陷入困境。此外，身为老板的富人往往更多从村庄的经济效益出发，而忽略了其他的面向。建房征地中，虽然富人以高价征用农民的土地，觉得农民从中获得了好处，那些村庄中的钉子户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可怜可恨又可气，是仅仅想从中多得一份好处占便宜的小人。但在穷人的思维里，他们在考虑这一次性的收益的同时，还必须从长远方面考虑他们的生计如何维持的问题。一次买卖土地获得的钱总是会用完的，而对于这些本身已为穷人的他们少有特殊的技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是温饱生活的基本保障。在真的无力抵抗不得不出卖土地之时，成为钉子户已是他们无可奈何之后最后的筹码。但是主流的价值观是富人制定的，成为钉子户，在村庄的场域中意味着这是一种无赖的手段，是一种不合常规的逻辑。为了这最后一次的利益博弈，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失去面子、再度被村庄边缘化的可能。也就是说，被边缘化的底层群体采用这样之类的方式实际上将会导致边缘人的再生产。上访的案例中，陈秀老人上访的起因也是遵循同样的逻辑。他人老体衰，且家庭困难，对于他而言，那破旧的牛棚足以安放它的柴火，如若再建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此，老人想着的就是“你征用了它就重新为他搭建两间房子”的简单的道义逻辑。但身为富人的村干部则是理性的按成本进行市场交换。最终建房不成，老人才咽不下这口气。

　　第三，富人在村庄具体治理中强硬的态度、做法及其道德优越感，容易在交锋中形成激烈冲突并伤及对方的尊严感。富人治村往往目标性很强，且意志力很强。如若遇到阻碍，他们最终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及做法。尤其是富人并非是为个人利益谋私的时候，就更加表现出其道德优越感。周其与康书记的矛盾就在其围墙被强行推掉而结下的怨气，当然这有周其自身先行存在的问题，而矛盾进一步激发，则是在康书记与周其几次言语交锋中表现出来的明显道德优越感，伤及了周其的自尊心和面子，从而才有了后面强烈的反扑。富人与富人的言语交锋尚且如此，那么富人与穷人之间呢?富人与穷人在矛盾发生时，富人的有形无形的优越感则更加明显。在访谈中为政的富人村干部在讲述钉子户时，总是用一种“图钱”的标准来衡量，而且他们在治理中也通常采用的“用钱消灾”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村庄治理中的一些矛盾，比如在征地中书记、主任、主任助理私人掏钱高价补偿给钉子户，在阻止上访中用承包工程之类的利益作为诱饵。然而，特别是这些富人村干部以全体村民的名义去征用他们的土地，而又用私人的钱来平息争端时，那种自尊严重受损却又要为利益接受钱财的窘态使得他们的怨气不断膨胀。富人村干部们忽略了金钱之外的面向——穷人要的还有尊严，他们期望的是一种平视的眼光，或者穷人认为他们应当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余丰等曾希望康书记向他们道歉，这就是强硬的康书记所办不到的。然而僵持不下的冲突只能导致气的累积，只要有机会，迟早都会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E村的集体上访就是他们抓到“小产权房”的把柄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出气”方式。

　　五、结语

　　从村庄的内部视角去看农民的集体上访行为，让我们更容易发现其日常化、生活化的社会心理层面。当前中国农村正在急剧转型，农民有着强烈的利益冲动，并在社区内部互做比较，而在村庄资源分布、权力结构和社会地位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从平等重新走向等级化而产生了焦虑、失衡的社会心理。村庄日常的互动与对抗型塑了一个无形的“气场”，富人村干部与有“气”的村民成为对立的两端，却无法通过良性的沟通、商议与辩论形成谅解。“贫”与“富”之间在日常的面子竞争、借贷等活动中积累的怨恨跟“公”与“私”的矛盾搅和在一起，让问题滑向“强者压制”与“弱者抗争”的对立。

　　富人治村在当前强调发展的话语下成为一种趋势，它的确有利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品的供给。但是，富人村干部通过公共事务中“以私济公”的经济手段来树立权威的做法，一方面使村民得益，另一方面也排斥了普通阶层的参政，使得先富精英的参政具有了不可逆性。富人治村不但不能推动民主发展，反而可能导致基层民主走向萎缩。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多以强调效率优先、强力执行的经营企业的理念治理村庄，普通村民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对富人村干部的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选择逃出村民自治框架，求诸官治化的信访。村内层级间形成的派系无法在民主化的制度中形成良性的秩序，村庄的公共性遭受严重的侵蚀。随着农村的社会分化愈趋明显，不同阶层的村民在村庄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行动力等等将随着社会结构的层化而产生新的变化，它突出地表现为富人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极大增长而在公共领域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已经大大超出《村组法》等成文制度的设计框架。1980年代建立于均平化社会结构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在社会分化的形势下做出适应性调整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在当前既有的信访制度难以作出较大调整的情况下，行政部门无法对社会结构性心理紧张而引发的“出气”式上访进行有效的辨认和区分。在学界和媒体普遍接受的“维权”分析框架下，底层群体容易被天然地想象为道德化的弱者，他们的上访是弱者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伸张。然而问题在于，源于社会焦虑的“出气”式上访是无法在权益保障中得以平息的。他们所“举报”的内容在鼓励“创新性发展”的现实中处于政治生活的灰色地带，其证据是若隐若现的，这种类型的集体上访只会让政府相关部门明确责任，却不会导向问题的解决。相反，在上访引来的“下来调查”的领导走后，村庄社区内的气场将越发扩大，且强度愈烈，一旦遇有偶发事件，难以预测的群体性事件将会成为“泄愤”的手段。因此，在当前流行的“维权”范式的视野中，仅仅对上访事件本身的细致研究，可能会忽视一些 “维权”为虚、“出气”为实的集体上访的本质，难以辨明上访者本身的多元形象。仅仅建构关于农民“权利”与“利益”的话语会忽略掉经验事实的复杂性，无助于我们应对上访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严峻挑战。

　　※ 2009年9月25日至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组织了13人的调研队伍进驻Z省东部地区的三个村庄，本文为此次集体调研的成果之一。贺雪峰教授、王会、郭俊霞、与笔者参与了E村的调研，本文的主要观点得益于集体的调研和讨论，还有其他大组同行人员的集体讨论，同时陈柏峰、申端锋、欧阳静提出了修改意见，还有在论文审阅中《战略与管理》副主编陈亮先生的宝贵建议，在此谨致谢意。本文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均做了技术化处理。

　　(作者简介：陈锋，袁松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内部版)2010年3/4期合编本。

　　注释：

　　[①] 中新网2003年9月20日电,据《都市快报》报道,在浙江全省新当选的13. 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重庆渝北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干部中,私有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村干部占了一半以上”，中国似乎进入了富人治村的新时代。参见周雨、刘强：《“富人”治村新时代》，载商界2004年第1期。

　　[②]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③]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及其政治风险》,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④] 参见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当代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 H 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载《学海》2006年第2期。

　　[⑤]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⑦] 现实性冲突是一种作为手段的冲突，这种冲突有着明显的目标指向，而且指向的是真正的冲突对象;非现实性冲突是把冲突作为目的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指向真正的冲突对象，而是选择某种替代对象，表现为寻找“替罪羊”。参见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⑧] “气”指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与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参见应星：《气与中国集体行动的再生产》，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⑨] 应星：《气与中国集体行动的再生产》，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⑩] 具体分层状况将在后文中交待。

　　[11] 类似的计划在E村所在的Z省东部地区却并不鲜见，邻近的一些村子都在进行类似的“闯黄灯”的大手笔，整体搬迁、平整土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新农村建设”非常普遍。

　　[12] 如上访者所言的马上要结婚而需要房子的村民。

　　[13] 笔者在调查时看到了《关于彻查E村财务以及康书记个人经济问题的申请报告》、《村民的呼救》、《向中国各级公安局报案》等不同的举报信，分别向F县县委书记，N市人大、建委、国土局、省人大、省纪委、省公安厅、国土资源厅等有针对性的逐一发去，平均两三天一封。

　　[14] “信访”在西方被称为请愿活动，意思是向相关政治主体表达利益诉求，但在中国农村，农民的信访活动却更类似于举报、揭发，村里的反对者之所以选择信访的方式来间接地参与村庄政治，除了因为简单、易于操作[14]之外，还因为这种方式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不需负举证责任。农民不愿意到法院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引向上访，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念中有着强烈的“官官相护”的预设，进而推断出“打官司没用”的结论，还因为将问题法律化意味着繁琐的诉讼程序和对细节的举证。

　　[15] 村干部先是通过介绍工程、提供销售渠道、吸引其子女入党等方式对反对者进行分化和拉拢，而一些老上访户则被作风硬朗的村干部们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附近的霞村一位富豪支书暗地里请黑社会出手把上访户陈某打成了残废。

　　[16]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信访制度是以农民认定既有权力格局为前提的，如萧楼所说，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之间排解矛盾往往是一种“开口子”与“上访”的互动，这与西方民主政体中反对派组党与政府“竞争”及专制政体中百姓的“反抗”与政府的“镇压”皆不相同。

　　[18] 一般是各种机关、企事业单位，私人购买苗木者极少。

　　[19] 村里35岁以下的年轻村民大多在附近的企业打工，而不是选择在家务农。

　　[20] 从全村341户，953人的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平均每户不足3人，原因就在于当地农村中绝大多数的父母与儿子都会分家，即使是独生子也会如此，这样一来，年纪较大的老年户在村中就占有不少的比例。

　　[21] 在城市买房者多数是年轻家庭，但家庭中只有个别人户口依然在村。年轻人在城里买房，其很大一部分费用是由父母承担，到城里买房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目前在婚姻市场中，在县市有套房子往往就是女方要求的一个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村庄实行规划，已经有四五年不许村民在村庄建房，故一些本愿在村庄建房但又因孩子结婚等因素而无法等待的因素。此外，也有一些家庭考虑到孩子的教育方便问题，因此，往往在城里买套房子，把妻子和孩子的户口先迁移过去。故会出现总户数与实际在村户数的差异较大。

　　[22] T和F两个自然村在2005之前是一个单独的行政村，且T自然村户数较少，故合并统计。

　　[23]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是各自然村拥有轿车的数量。P中心村有34辆轿车，其中100万以上的轿车2辆，50-100万的4辆，20万左右的20辆，10万左右的8辆，并且有4户人家购置了两辆轿车。而在D自然村，小汽车只有7辆，价位都在十万以下，其中还包括四辆二手的皮卡车(约两万)。

　　[24] 在E村的精英阶层中，有4户资产达千万，但其它两户生活重心已在城市，他们不参与村庄的政治生活。这4户千万富翁既经营企业又大面积种植花木，他们经营的企业有服装公司、园林工程公司等。

　　[25] 收入数字来自村干部自己的估计。

　　[26] 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7] 《江苏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决定〉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浙江在线，2008年11月19日(http://zjnews.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8/11/19/014988271.shtml)。

　　[28] 李永乐：《浙江乡镇新现象又当老板又当官》，载《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38期。

纽约时报：中国深陷“朝鲜困境”

2010-05-29T08:38:00.001-07:00

作者：詹姆斯•吉莫曼文危炜译

来源：纽约时报

来源日期：2010-5-25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2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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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要求中国就“天安 ”舰沉没事件对朝鲜进行制裁，但中国很可能并不买账。

　　尽管国际联合调查团的调查结果直指朝鲜，朝方却矢口否认与韩国舰艇沉没事件有任何关联。中国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只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既然韩国已中断对朝鲜的一切贸易、交流及援助活动，北京方面也就面临着采取巨大压力，必须采取实质行动。

　　中国对这场自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并非无动于衷。虽然中国从过去到现在都经常令西方大跌眼镜，但这次北京发出的讯号仍是：继续坚持对朝鲜使用萝卜而不是大棒。

　　所以西方只能盼着中国去哄乖了朝鲜，让它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这或许不能令西方国家完全满意，但总体上这却是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

　　虽然今年五月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是出于国内对投资援助的急切需要，但他却花了许多时间向中国取经上，考察了被中方推为经济发展楷模的大连、天津等沿海城市。其中的潜台词是，对中国有用的对朝鲜也可能奏效。

　　陪同访华的朝鲜大员包括金正日的姐夫主管朝鲜外国投资的张成泽以及大丰国际投资集团理事长金养建。大丰集团于今年成立，主要负责将中国的100亿美元投资，用于朝鲜的港口、道路、铁路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这笔巨款相当于朝鲜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

　　今年年底，朝鲜的8个主要城市将允许外国投资（主要来自中国），并可在政府兴建的外资经济特区之外进行投资。

　　中国希望借自己的经济实力鼓励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并使其收敛自己的行为。加上北京又不会公开指责金正日政权，最终金正日家族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中国对朝关系的第一要务是稳定，因为一旦朝鲜政权倒台，大批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也谨慎地认识到，这种突然的政权更替势必增加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从而强化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因此，金正日去世后，中国很可能仍会力挺金正日指定的接班人。

　　中国希望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能帮助朝鲜节制其行为，稳定其经济，让那些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朝鲜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讽刺的是，正是通过中国商人走私进来的DVD和收音机，许多朝鲜人了解到自己国家的停滞不前和其他国家的相对繁荣，并因此焦躁不安起来。

　　中国同样也是冲着这片土地上的战略和商业机遇来的，比如原材料、比本国还要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对日本海上亚洲最北端的不冻港之一的使用权。

　　但中国如果不希望东北亚地区再生矛盾，就必须小心行事。朝鲜也明白吸引多元化的外国直接投资才最符合它的利益，如果中国得以垄断其外国投资和援助，朝鲜将面临过度依赖的严重风险。

　　像“联合国大图们开发计划”（备注：本人担任该项目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多边区域伙伴关系，也许最能帮助朝鲜与东北亚的所有国家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关系。2009年朝鲜为抗议联合国制裁退出了"联合国大图们开发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东道国的中国必须和俄罗斯、蒙古、韩国等项目成员一起，鼓励朝鲜重返项目。

　　中国确实有机会在朝鲜的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它必须确保区域内的所有国家、组织都能参与合作。（作者詹姆斯·吉莫曼为现居北京的国家法学者。）

国人抽风式的养生狂迷

2010-05-29T08:37:00.000-07:00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1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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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不起眼的绿豆，突然狂涨，不是因为绿豆产地遭了灾，出产不足，仅仅式因为出了一个人，名叫张悟本，倡导食疗养生，具体说，就是绿豆养生。吃绿豆，喝绿豆汤，据说还有长茄子，就能把吃出来的病，都给吃没了。所以，大家疯狂地买绿豆，一个原本不稀罕的小杂粮，就上了天。

　　张悟本来头很大，据说有来头很硬的文凭，卫生部的专家，还有中医世家的来历。只是这种来头，往往经不起人肉，一搜，发现此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平常人。但是，这个人很聪明，不像曾经被大作家捧出来的胡“名医”，治什么病都是芒硝，虎狼之药，身板不行的，吃了兴许就翘了，会惹出官司。人家张悟本，先说是食疗，但食疗居然也可以门诊，挂号的，已经排到了2012年，一个号，要2000元，比那些中医大专家还身价高。食疗的“药”也好，绿豆，吃多了，也就是肚子胀，无论如何吃不死人。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王道士的疗妒汤，甜甜的，好吃，反正吃不死，吃好了。

　　当然，张悟本后面，有高人做推手。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局，居然有这么多人陷进去出不了，硬是傻傻地给人家送钱。想起文革中的打鸡血，后来的红茶菌，甩手疗法，再后来的气功热，也就释然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起哄，喜欢信这些歪门邪道，如果这种玩意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再跟养生有点联系，想不热都难。

　　说起来，多少年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当年迷信胡名医的芒硝，还可以说是不大了解，现在一个绿豆就能治百病，居然也有人信。绿豆谁没吃过?夏天喝绿豆汤，不是常事吗?治什么病了?这都信，你说还能有什么忽悠，让人不信呢?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如果恰巧有那么点需要，比如养生，又赶上看病难，凡是跟去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当然，这样的民众，对于某些谣言，也特别听得进去，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慌慌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而我们的专家，也总是被有关部门用来做托儿，在媒体上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甚至前后矛盾的说词。时间一长，没了信誉。害得真正的专家，也没人信了。结果，给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和骗子空出了地方，让他们大展拳脚。“人傻，钱多”最招骗子，但其实信骗子的普通民众，没有多少钱。他们其实很可怜，往往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被人骗的精光，但是，下次有事，还上当。一次当上下来，落的两手空空，病还是病。

　　显然，中国需要科学教育，需要理性教育，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有志之士就通过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这个工作，看来还需要继续做下去。

从富士康事件谈中国的工会改革

2010-05-29T08:02:00.000-07:00

作者：邱震海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9 1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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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富士康短短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另外本田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其背后有许多深层原因可以解读，但归根结底最终还是折射了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值得人们思考。

　　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但必须承认，富士康的问题并非其一家所独有，只不过富士康“不幸”被媒体聚焦而言；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虽没有如富士康那样的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但员工工作条件处于类似资本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状况，却一样反映了今天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

　　早期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这些问题就经济领域而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进了自由竞争的元素，因此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特征，亦即企业主以低廉的成本获取高额利润，而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由此而成为今天中国转型期的一大困惑。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的一大困惑，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乃资本主义之后的高级阶段；但由于中国发展进程的曲折，上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贫穷和落后之后，不得不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引进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以弥补原有体制中经济活力不足的重大缺陷。

　　但一如任何体制转型的艰难，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层困惑。在经济领域，这表现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正在逐渐出现；撇开富士康的问题，一些地方经久难以解决的矿难问题，以及私营企业随处可见的劳工权益问题，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富士康“十几跳”所折射的问题，用80后、90后员工的心理素质作为主要解释是难以服众的。换言之，若不是80后、90后员工心理相对脆弱而爆发“跳楼事件”，难道人们就可因年纪稍大员工较能忍辱负重，就可忽略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中国工会：“困境下的真空”

　　问题是：看到了矛盾的症结，但如何切入才能既行之有效，又不伤筋动骨？在这方面，除了企业管理更为人性化之外，中国工会的重建与转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工会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会在中国似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尴尬：提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会，不少人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福利工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下争取劳工权益的元素；然而，层出不穷的私营企业的劳工状况，又迫切需要工会的关注和引导。这实际上也折射了今天中国工会的困境，亦即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工会的生存氛围已基本消亡，而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工会生存氛围则尚未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资、台资和中国内地私营企业便利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大行其事，无端盘剥和侵犯劳工利益。毋庸讳言，也正是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局面中，中国内地一些由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也成为引人注意又亟需整合的问题。

　　但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不然转型就成为久拖不决的代名词），也非完全推倒重来（不然转型就走向了革命），而是一方面必须扬弃原有体制中的优点和糟粕，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新体制下的新特点和新逻辑，发展出新的、建设性的机制。

　　整合传统，建构新功能

　　以此反观中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工会面临两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一、转型，即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二、重建，即重新捡起过去中国工会曾有的切实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两者相辅相成，前者属于面向未来，非此则无以解决市场经济下一不小心可能滑入早期资本主义泥淖的问题；后者则属于对传统的整理，从中提炼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元素。

　　在这方面，中国各地的官方工会，从职能到机构上都面临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改革和转型过程。官方工会能否既在官方体制下，同时又担负指导各地争取劳工权益的抗争，这对转型中的官方工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舍此别无他路，不然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就会取而代之，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但如前所述，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完全推倒重来，工会的转型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会需要增加和建构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但同时却也需要保留原有的被戏称为“福利工会”的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推而广之，今天中国转型期中，既需要发展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新机制（在这方面，需要人们又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须梳理和整合原有体制下的优良传统。

　　问题是：纸上谈兵容易；但在实践中，中国工会从职能到机构如何完成转型，需要有识之士一起来探索。

于建嵘：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2010-05-29T07:56:00.000-07:00

——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

作者：于建嵘

来源：水木社区

来源日期：2010-2-17

本站发布时间：2010-2-20 19: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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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年12月26日 地点：北京财政部礼堂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书记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市委书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书记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书记，我说书记什么事情？我们书记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书记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书记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书记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书记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书记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这个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笑）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了，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我们一个“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笑），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干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了一帮队伍去调查。当时我们也想这么一万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但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非常偶然。

　　事情经过的发生，就是那么个小事，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们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动员，结果发现没有组织，不但没有正规组织，也没有黑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批人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于的挑夫吗？不认识。你们认识姓郑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说我们要为我们死去的挑夫报仇啊，我们要为他主持公道啊。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当官的人打死我们的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接着马上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个老板开着部车，挂的是江苏的牌照，在一个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老板车子停下来了，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开车的心态你们知道，先是很紧张，一看到站起来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嘛。刘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你还怎么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你还怎么样啊，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一个片子，怎么知道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外面的问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了。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笑）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笑）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凭着这两个案件的调查，我当时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我在想中国社会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听你是当官的、公务员，一听你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参与者与这个事情没一点关系，他们根本不认识刘亮，也根本不认识开车的这个人，更不认识那个开超市的老板。他们心中就是知道有钱的人压死了我们的人，欺负了我们没钱的人。调查完之后，我开始在想，这种事情和维权活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能不能用一个新的定义界定？我想来想去就想到怨恨、愤怒。所以后来我称之为泄愤事件。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权威信息。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放PPT）这是2006年8月在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下面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这个人跳楼了，她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瑞安的一个做模具的老板的孩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不就是自杀嘛，她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学生不干了。学生把这幅图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了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笑）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笑）她怎么能自杀呢，你看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会自杀呢！所以有很多网络上的人在分析，她应该是他杀，那么怎么杀的？应该这么杀的，杀了之后这么丢下去的。她的学生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老师主持公道。怎么主持？（放PPT）你看上街砸他们家工厂，冲政府。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很简单，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个某某领导，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网上开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贪官。这个结论可麻烦了，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说你是贪官，你的麻烦就来了。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不会的。老百姓开始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呀，还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人不经查啊。（笑，掌声）有网络之后，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又上网了。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贪官。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它马上会把一个“细枝末节”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败现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经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以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相信，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手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原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改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执行人。那个政府很惊讶，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紧张，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想象他是能说会道，相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听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以后，他就是每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民，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我说话不流利，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诉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们不要想对付我，因为我没有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央政策那个文件。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很多访谈，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智慧和农民利用国家法律对付不法政府的勇气。假如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说你伪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传。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建议大家，要多利用现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起码要保护我自己，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则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次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击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部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恐怖活动，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单归纳。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骚乱和泄愤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骚乱它主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现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骚乱。

　　根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政治学研究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不管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需求，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管理住。比如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比如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活最了解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始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马上把你揪出来，人民战争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

　　但我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刚性稳定是我今年发明的，借用了自然科学特别搞建筑科学的一个词，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封闭权力，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才能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由于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觉到法律的重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苏州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出现的一副“打倒无法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原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败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司法由利益集团控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不久，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演讲，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想法，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希望和建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瓦解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掌声）

　　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本来背着包要走了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大领导，他很高兴，把话筒抢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刚才于老师说要我们法大的人守住底线，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我们守得住吗？我们守不住啊（笑）！他说，前两天，我们政法大学要开校庆，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到学校来。说某某老师，现在是书记管着帽子，哪个人当法院院长，哪个人当检察长还是听党委的；市长管着票子，你的经费在市里面啊，你要盖楼，市长说不同意你拿不到这笔钱啊；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没办法，我们有良心没办法啊！

　　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心想也算了，背着包要走了。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又站起来，说于老师你评价一下刚刚某某院长这句话？我说这不能评价，人家请我来做演讲，还给了钱，我怎么好评价呢？（笑）

　　学生说不行，你还是要评价一下。我说真的让我评价，我就做个评价，我说我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知名法学家他有什么资格站到我们政法大学讲台上！什么叫“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法律人士，我们都敢提着乌纱帽来对抗的时候，不是有办法了嘛。麻烦了，我讲完之后背着包就跑，因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网上有个帖子，叫于建嵘怒斥某某某，说我骂了他一通。这个人几年都不理我，我们平时一起开会，他装作不认识我。但是现在关系好了，前不久有个土地案子，他又请我去开会。他就问我，于建嵘你给我讲心里话，我当时讲错了吗？你这个家伙比较坏，你要我的学生都去提乌纱帽，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讲错，中国的现实的确是书记、市长和政法委管着，但是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学生面前让他们失去信仰呢！中国需要一大批信仰法律维护法律的人士，只有我们都坚守了法律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未来（热烈的掌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敢和你的学生说这句话呢？（热烈的掌声）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们先不动，中央政法委不动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动它，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不说制衡共产党，我一说制衡你你共产党肯定不高兴，我们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们拥护你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所以我最近开了几次论坛，专门请了中央党校的很多人来讨论能不能这样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写了报告上去人家不理我，说这个还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国的问题的确也在于此。所以我反复地讲，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忧心如焚地问我，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向好的方向转变？我的回答是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理性选择！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魏汝久：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的魏汝久律师。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为参加这样的讲座，是不会给各位的律师工作带来直接的好处的。如果一位律师参与代理群体性或者敏感性的案件，这位律师反而有可能要倒霉。比如我就曾经因为办理了这样的案子，被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开除了。这个律师所随后出台了一个规定：如果谁敢再办这样的案子，就解除聘用。我把这个书面规定拍成了照片，准备将来放到“中国律师博物馆”。所以，我对于那些没有来听讲的律师表示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大家关心我们的宪政建设、关心基本人权保障这样的题目，表示诚挚的敬意！

　　如果我们不正视真实的社会现实，不去捍卫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底线，那我们就会被人家称为只知道“捞钱”、“混迹”于律师界多少年等等的“讼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职业的未来在哪里；就不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和基本人权的保障，都来关心我们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都来参与到我们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

　　下面我们就和于老师互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提问任何问题。首先由我对于老师的这个讲座提出三点批评，我认为于老师有三个“严重的错误”。

　　1、于老师犯了一个法律错误。于老师说他几乎是被“双规”了一个星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双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其《党章》对它的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党纪措施。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来规定，但《党章》这一党的文件却凌驾于法律之上，规定党可以限制党员的人身自由。我们知道于老师不是党员啊，你想被“双规”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被双规了呢？这是一个法律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观点错误。于老师说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实现宪法司法化，这是错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公开说“宪法至上”、“党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但是最高法院却发了一个内部通知，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规定法官办案不能适用宪法；也不允许法官参与宪法司法化的研讨会；也不允许法官发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宪法司法化”成了一个口号而已。大家看这叫什么“宪法至上”，这叫“牌坊至上”。

　　第三个是政治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宪法专业委员会，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关于“律师要讲政治”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律师要顾大局的讲话。这个局长的前任不是东西，这任司法局长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于老师请教，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于建嵘：汝久说我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是他本身搞错了，因为那个党的规定不是法律，所以没犯法律错误。是魏汝久律师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把一个不是法律的说成法律的。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第一个问题是转户口的问题，说宪法规定公民可以，但现实中为什么不行。外地律师户口一直不能调到北京，小孩在北京长大，又要回湖南高考，怎么办？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这方面律师和农民工差不多，一样的待遇，不要认为律师就享有了比农民工更多的权利。当然律师也不应有高于农民工的权利。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课题，现在户口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了，关键是说户口背后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高考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个制度问题，要从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过程来考察，并做到逐步地将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剥离。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没有参加选举，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的看法。我也没有参加选举，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选举制度，我们没有必要陪人家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中，还有那么一点信仰，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总希望能够坚守这点东西，不愿意同流合污。

　　李庄那个案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妖魔化律师制度不是正确的态度》，批评的是中国青年报。它错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管李庄这个人怎么样，你报纸不能随便引申到说我们律师制度怎样了。说律师只有5%的胜诉率，5%的胜诉率了不得了，哪怕1%都是中国律师的伟大胜利啊。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最大的胜利。

　　有的律师想进入政界的，我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是这样。因为将来你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它都是从英雄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工程师时代，最后都要进入法律时代，就是法律人士的时代。法律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最后的底线。今天的律师为什么没有进入政界？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想进去或者人家不让你进去。但是我相信，将来中国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定是法律人士，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律师出来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说让讲一讲骚乱的特点。骚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针对无辜的人。泄愤事件是对法律底线的突破，它开始突破法律，放火，砸你的公安局，但是泄愤事件有一个底线，社会的道德底线它不突破，你与这个事无关，我就不针对你。而骚乱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不管你什么人，我们都要抢，我们都要打你，所以这是与泄愤的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政治”？司法部长说律师要讲政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叫《司法部长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叫“政治”？我认为律师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做法律让你做的事情。法律让你干什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政治，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律师不需要顾全大局，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这一点，就是维护了这个国家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这一点假如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学法律的、法学博士、法学硕士们都不知道的话，我认为很危险。

　　于建嵘：（看纸条）能不能谈一下法L功的问题？对法L功，我没有调查，不好发表意见。我不是怕政治问题，而是没有做过调查的事我从来不讲。

　　但是我最近调查过家庭教会，去年我们曾经就此写了三个报告，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要关心。根据我们的调查，全国现在仅基督教的信教群众大概就有7,000万左右，而三分之二是家庭教会。政府现在对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当作没看见，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去年我们在北大做了演讲，呼吁应该要正视家庭教会，首先是要“脱敏”、要讨论，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我基本上不认为家庭教会本身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问题，我主要担心的是共产党对它的态度。

　　但是家庭教会本身有一个问题我是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家庭教会的培训学校。假如你们将来有兴趣办这类案子，我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南方周末的笑蜀等得到消息都赶过去了，那天晚上我带他们见了他一生中都震撼的事情。我们通过很多关系，进入一个一般的居民楼里面，那里有将近20个全国各地来的孩子，在封闭进行家庭教会的培训。我为什么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教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学了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东西怎么看，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担心。魏汝久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把材料给我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只要公开化就不可怕。所以我最近一再呼吁，一定要让家庭教会公开化，我反对的是秘密化，你越秘密化可能越麻烦。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家庭教会的聚会，而是地下学校。我建议在座的律师多关心家庭教会的一些事情，对家庭教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不要说去辩护、去代理，起码要有一些研究，我分析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提问：我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律师在这个社会群体事件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了当辩护人之外，在制度、程度设计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于建嵘：我认为律师可能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当这个事情还没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假如他找到你，你应该给他提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如果律师能真正介入的话，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第二才是发生后的作用。但律师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作用，确实是存在瓶颈。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很多大的群体性事件，特别维权活动，事件发生之前都找过律师。但是他找律师，律师没办法，因为人家不立案，律师有什么办法呢。而政府也不支持。你们大家可能知道，云南孟连事件发生之后，说是律师在怂恿、唆使胶农，起到坏作用。我认为政府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另外，一些律师也不想做，因为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代理费，很多事没闹之前也没有名。实际上现在社会对律师的评价是分离的。最近李庄事件发生之后，我写了一个妖魔化律师制度文章，很多人评论，说谁来妖魔律师了，是你律师自己妖魔自己。所以我还认为律师还是应当多介入弱势群体的维权案件，特别是土地问题。但为保护自己，我还建议我们律师协会能不能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有个规范，可能就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方法。

　　提问：比如这个规范，规定了律师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必须要合伙人回避，必须要向司法局和当地司法局备案等等，那怎么办？

　　于建嵘：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不接受外国人采访是对的，我同意。我们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嘛！我从来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凡是外国记者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说没时间。如果外国记者打电话到我们单位去，说我们要采访于建嵘，我们领导人肯定告诉他找不到我。你外国人找我必须经过院里面批准，而且还必须正式文件告诉我，不然我不见。不见对我没有损失，对你有损失。（笑）。所以我倒建议这种问题我们不要和它纠缠，没有必要纠缠。在今天中国有时候做律师也好，做社会人士也好，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你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底线。

　　但是法律中哪些东西有利于保护律师的，我们要列清楚。发生或可能发生维权、泄愤事件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参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规范，不怕麻烦。有时候我们需要妥协，在中国需要有生存智慧，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寻找我们行为的规范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去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问：于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您刚才也谈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等机构不愿意撤销，那更谈不上司法独立。还有整个体制新的转型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出口在哪儿？这个改变还有没有希望？

　　于建嵘：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这种希望在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这代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很难说。但是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找共识和底线了。我早两年说让宪法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底线，大家可能会笑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没有人笑话我了，因为我们没有底线了。我们在退，我们一直在退，我们没有东西了，这个民族都没有东西了，到了今天，假如执政党它还想执政的话，假如这些执政的人还想对这个民族抱有责任的话，他就是要寻找到社会各种力量都能接受的底线。这个底线不是什么政治，不是什么三个代表，我认为就是宪法。相对而言，中国的宪法现在有很多规定，我们很难挑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认为假如不寻求这个底线，会发生。但是发生动荡会不会彻底地把社会秩序打乱？也不会。发生之后，大家可能重回底线。因为通过暴力夺取的政权它一定要用暴力来恢复，那么这个民族又重新走向了一个60年以前走过的路，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社会发生动荡，反而可能促使大家认识到，唯一能走的是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去维护这个底线。否则，社会动荡将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大家在妥协，不停地妥协，双方妥协；双方争论，压力越大，政府开始妥协。我认为这就是在找底线，最后找来找去，没有其他东西，什么顾大局、讲政治都是空话，唯一的东西就是宪法。而这个宪法就是我们共产党都认可的宪法，你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当然宪法中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不满意，那我认为那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判断大概是这样。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还能起作用吗？昨天下午就有一个维护传统文化非常有名的人陈明到我家里去。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社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靠传统文化去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很难。靠传统文化是没有办法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这个底线规范的。我这几年调查基督教问题，我认为想从文化方面找到中国的共识已经很困难了。这点可能与我们学法律的有关，法律人很多是讲规则，而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规则是模糊的。有人现在提出来要重回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能救中国吗？救不了。在我看来，唯一能救中国的只有宪法。我们大家都坚持这个宪法，把宪法的原则变成社会规范的底线，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主持人：时间已经快到了，今天于教授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有一些答案，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给了大家启发，需要大家思考，深深地思考。让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对于教授的讲课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