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去电影院看了。

原文地址：http://www.nbweekly.com/column/hanliangyi/201204/29679.aspx

在荷兰好友的生日派对上和邻座聊天，素昧平生的人能讲什么？无非就是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这可以撑上三五分钟，接下来怎么办？就谈吃的吧，一来不至于太严肃，二来人人都得吃才活得下去，有关吃的事儿总找得出几句话可讲 。

“我常吃中国菜，”这位金发碧眼的荷兰女士大概看我是华人，捧场说道：“我一两周总会买一次外卖的中国菜，方便又好吃。”

“那你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哪一道？”我边搭腔边想，答案八成不是杂碎，就是芙蓉蛋或甜酸肉，三选一。

如我所料，女士笑眯眯地回答：“杂碎，我最爱吃杂碎了。”

“杂碎的确是这儿的中国餐馆必备之菜，可惜大概不是中国菜，而可能是美国菜，起码是美式的中国菜。”

听我这么讲，对方表情略显惊讶。这也难怪，杂碎并非正统中国菜，对咱华人而言已是普通常识，然而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把杂碎当成“中国名菜”的仍大 有人在。不少洋人上中国餐馆必点杂碎，却从来不晓得中国人其实不大吃这道菜。就拿我自己来讲，从前在台湾不但没吃过，甚且没在馆子的菜单上见过。

杂碎的确切由来为何，各种说法不一，但无论哪一种都认为，杂碎首见于美国。

最普遍的说法是，公元1896年，也就是清朝光绪年间，李鸿章在访问欧洲后，率团抵达美国，因为一行人已出外数月，早吃腻洋餐，于是向纽约当地华人 开的馆子买了几个菜。当时李氏访美可是大消息，挖新闻的记者找到餐馆老板，追问这位中国大官究竟吃了什么山珍海味，餐厅老板不知是英语不够灵光，还是嫌 “洋鬼子”烦，随口答道，没什么，就“杂碎”呗。杂碎又称李公什碎或李公杂碎，据说就是跟着这个典故来的。

另外一个常听到的说法是，杂碎约莫于19世纪60年代发源于旧金山的一家中国餐馆，话说有天近打烊时，食材所剩不多，偏偏有客人上门来，硬要老板烧 个菜，老板只得急就章，把厨房剩余的零碎东西炒成一盘，客人大为激赏，问起菜名，老板答以“杂碎”。(至于饥肠辘辘的来者是何人，有多种版本，有说是酒醉 的矿工、政坛要人，亦有一说为修筑铁路的华工。

总之，杂碎到了二十世纪初，成了美国中餐厅的代表菜，红遍全美，后来更传到欧洲的中餐馆。当时美国有很多廉价中餐馆索性都叫“杂碎馆”，梁启超 1903年游历北美，曾目睹杂碎馆的盛况，归国后写了《新大陆游记》，提到美国人对杂碎馆“嗜之若狂”，杂碎之名说不定就是在那时传到中国。

我很喜爱的美国画家哈柏（Edward Hopper）也有幅标题为“杂碎（Chop Suey）”的油画，描绘的正是20世纪20年代某家杂碎馆的情景：两位少妇隔桌相对而坐，桌上摆了把陶壶，画面上看不到一个华人。这幅画作或可证明，杂 碎馆在其时美国城镇生活中的确占有一定的分量。

上述说法都各有人支持，英语世界的食物经典书《牛津食物大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却表示，它们统统是“烹调神话”，换言之，恐怕都是道听途说、不可尽信。在西方，杂碎的时代虽仍未消逝，然而就像大部分的神话和市井传说，它真 实的身世怕已不可考了。

说了半天，欧美中国馆子里的杂碎究竟是啥玩意？

简单讲就是炒什锦，将肉或虾仁等荤料，过油炒至刚熟，另起油锅，把豆芽、青椒、胡萝卜和笋片等素料以大火快炒之，再把荤料回锅一拌，调味，勾个白芡便成。其实不难吃，如果省去最后那多余的芡汁，也还清淡爽口。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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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做书的，尤其是做民营出版的公司，谁敢说自己没做过一两本跟风书？谁敢说自己没因为这事儿那事儿跟人扯过皮、打过嘴巴官司甚至真官司？再往大 了说，整个中国都在跟风，山寨大国早就对跟风抄袭见怪不怪。做点垃圾书，总比做假药、毒奶粉害人性命强。做书比做假药和毒奶粉安全系数高很多，反正要不了 读者的命，只是沾沾畅销书的光赚点小钱罢了。

再说了，做书的，尤其是做过畅销书的编辑和公司，谁家的畅销书没被跟过几本？看到堂而皇之在各大书城和网店公开销售的遍地跟风书无可奈何，谁不是比 看到超市门口、天桥上面的盗版书摊更难过？毕竟盗版书只能偷偷卖，跟风书挑明了来抢你的读者和市场。这种憋屈，时间长了，没变成便秘，倒是变成了大家往自 己脸上贴金、验证图书畅销的证据。至于追究跟风者的事儿，干了吃力不讨好，不如埋头做自己的书去，让别人跟吧。

或许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多数同行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大多数中，包括了业界部分知名公司。而没有沉默的同行，发出的声援之声微弱之极，远不如读者和作者来得猛烈。

于是我想问，这个行当到底是怎么了？当大家一味埋怨中国国民的阅读习惯不好、人均阅读率低的同时，有没有人想过，是我们自己把这个行业给强奸了？强 奸者昂首挺胸继续强奸，被强奸者从不甘和无奈演化成暗爽，甚至把被蹂躏的次数当作炫耀的资本。这个行业，其实一直是被我们自己在糟蹋！

做书从学习畅销书开始，是一条捷径。学习和借鉴，是诸多成功策划人的必经之路。但，跟风与抄袭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可以说是给学习借鉴者设立的一条 学习之路，有一个消化吸收营养后再试图创新的过程，而后者已经公然触犯了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简单粗暴地从里到外抄袭剽窃，混淆视听。假设跟 风只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那这种抄袭剽窃几乎就可以算是把西施当街强暴了。

从民营出版诞生之日起，大家就在拼底限，拼胆量。道貌岸然的外衣一件件被脱掉，脱到眼下只剩一条内裤了，还没打算停。无底线抄袭的同行，内心实在太过强大了。

说到这里，或许有同行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家都有过草莽江湖的经历，谁都不比谁更高尚。这句话，我表示认同。诗人说过，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年轻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句诗，我以为人生除了高尚和卑鄙没有第三种选择。当我在书行待够十年后，我才确信，高尚者往往穿着皇 帝的新衣，卑鄙者往往只是卑微地、被鄙视地活着。在二者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尊、自重，获得同行和后辈的尊敬。我们可以不用比较谁更高尚，但是我们可以 比较谁更值得被尊重、被学习。

世界一直都很险恶，比如我们打击了几十年的盗版，盗版依然能“优秀”地存活下来，不但书里的错别字少了，能达到万分之一以下的编校质量要求，就连 以前舍不得做的封面工艺也该有都有了，烫金、UV、起鼓，不比正版差多少。世界还在因某些出版业同行的“内心强大”更加险恶，如今已经进化到“邪恶”的地 步。与其不痛不痒地跟风，不如从书名到封面乃至广告语全部抄个彻底，实体书如此，连网络书店上的内容介绍乃至评论都不放过，统统照抄。如果对这种连内裤都 敢脱掉的无底线抄袭行为继续报以沉默，可以想象得出，过不了多久，我们的读者进书城就会发现，其实可以买的书只有两种：畅销书和抄袭书。放眼望去，就跟长 了苔藓似的，都是一片一片的同类色彩和构图。到时候真的别怪读者挑剔、抠门，谁愿意带着放大镜在一圈伪书里找真货？一不小心就要踩着一坨屎被恶心好几天。

沉默得太久，会忘记如何发出正常（原本这里的词是“正义”。但写出来觉得有故作正义之嫌，于是换之）的声音；纵容得太过，会让我们的生存之境更加险 恶。图书行业的门槛可以低，但从业者的操守底限不能再低。路往往是被自己走绝的。迷途知返其实不难，难在有人能发出声音呼唤走在绝路上的人们。

 
写到最后，深知出版业乃至全中国的跟风之风难以熄灭，但正如乔布斯所说：活着就为改变世界！做书的人，应有心气改变这个行业。此文写给所有做书人、写书人、看书人。并共勉。

磨铁图书首席产品官

韩志

2012年4月18日

在 美国，性占的比重不再那么病态地多，我希望有个姑娘跟我一起使用工具建房子，而不是只在边上给我擦汗叫老公，此时，原来的中国趣味纷纷瓦解，这时你才得 知，一个帮手是多么重要，若是她不能与你一起把床垫举上车顶并捆住，你就只能自己去举，但你一人很可能真的大风中完不成。

事实上，在美国， 你需要一个与在中国完全不同类型的姑娘，她首先是个有独立硬付生活能力的人，还能与你配合，此刻，爱情显示出另一种意义。那些平等独立之类的词语在美国不 再抽象，而是，怎么说呢，天天都要使用。我见到过比章子怡还漂亮的姑娘也能自己把一个吉普车的大轮子换上。

当生活质量一提升，你才发现在中 国很有能力的人可能在美国都需要帮助，因为那种生活质量会把一个人的力量使到尽头，此时，你可能发现不太像女人的美国式的姑娘才能帮你达成目标，她们与你 互为支撑，你很需要与她相互信任与配合，不然就无法达成那质量，也就是说，你无法拥有美式生活。

中国，你得到一个姑娘后很容易换，因为枯燥 的生活内容只是围着钱与性，更年轻更漂亮的具有优势，你能赚钱，她就不需要别的技能。到了美国，生活一下子展开了，林黛玉即使作为一保姆都会被你无情辞 退，对不起，因为她没有用。而那些自助助人型的女性却显示出美——这里先是需要人，其次才是女人。

当我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蹲在车顶上，忽然 对面拿着说明书使劲看的姑娘说懂得了如何使用捆绑装置，那一刻她真是可爱得离谱儿，比在灯影下的床上看到的那个小骚狐狸真是动人好几倍，当我对某事想不出 办法，而对面的姑娘说“我能”的时候，我是真切地感到无法离开她，无论她长成什么样子我都觉得美。

事实上，在美国，你有太多机会产生比中国 多十倍的梦想，这些梦想只需要一点：个人多方面的能力。比如我很喜欢船，却站在西雅图游艇俱乐部门口一筹莫展，即使有钱也不知如何办，我边上的姑娘只是看 了游艇俱乐部门口儿的广告，随手就打出一个电话，我去码头附近转一转的功夫，那姑娘说明天就会有船开。

呵呵，对不起，试驾，无需驾照，还不 花钱，接着她告诉你一星期后有一个二手船集会，有一千条船随便挑，价钱从几千到几十万。这时你会感觉与带她爬上租下的游艇，逛逛某个国内的小湖真是不一 样，因你接着便有机会跟她讨论一种可能性：能不能连房也不租，只一年花三百租个码头，干脆买条船过一年船上生活

你若是玩登山，那么维系你生 命的保险绳可能就由她钉入岩石，此时，你希望她是林妹妹还是钗妹妹？你多半会觉得这两位都不把稳——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不得不明话直说了，中国文化培育出 的好姑娘全是为床上和室内准备的，她们好处在于，有了她们，你窝囊地回家后觉得有点小安慰，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中国好女人超厚道且自 我压抑，我至今没听见过一个中国女像麦当娜那样谈论男人，我见过不少女强人，特别是南方女，一般嘴上不说男人坏话，但有时会忽然间在语气里或情绪上透出对 男人深深的蔑视，她们喝醉后无法想通为何自己能做好的事情男人却做不来，她们被男人自私与无能搞得极痛苦，却迈不出新的一步。

中国出现优秀 剩女在我眼里这是新的一步，不完美但总算是在向前，这现象最早出现在英国三百年前，当然代价是失去家庭生活，但若那家庭生活带不来乐趣而多是痛苦，那么这 些中国女的择抉仍明智，我以为中国仍在为古代生活批量生产男人，少建设性、好斗、狭獈还特爱装全能，早都过时了自己还不信。

我以为在当代， 论优秀，中国女人胜中国男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关起门来这事儿怎么也说不准，可往外看一眼便知，发达国家的外国男还娶了一些中国女，但发达国家的外国女有几 个肯嫁中国男？我觉得用这些刁钻女人的品味检验中国男的实力较客观，因嫁人对谁都涉及一生的幸福，没有人会在上面开玩笑。

我以为检验中国的 崛起用GDP太不客观，不如去对比统计一下与发达国家的婚姻进出口情况更直观，我觉得中国男人若是有一天变优秀，那么皮特就有机会嫉妒拿下茱莉的中国男， 我看若是萨科齐的女人甩了萨科齐与李泽楷传绯闻，哪怕最终是生下三孩子再分手也能显出中国男人的性价值，哪怕是灵光一闪。

中国现代的悲剧是在留不住自己的最优秀女人与母亲，世界上有几个蠢国家，不知把纯粹依靠自我教育取得成绩的优秀女怎么办？我以为，在中国对外出口 中，只有女人是高质量、高溢价的。而中国却仍在拿着过时当有趣，我以为，贾府中那一堆女人全是宠物而不是女人，中国文化至今仍无能力欣赏独立自由的女人。

我 觉得拿白人说事儿可能有人会狡辩，但说说日本这思路可能更清晰，你很难统计有多少中国男看着日本女人演的小电影便能谗得直自助，这当然不如娶一个日本妹回 家更合理，天天A片外加日餐的日子想必更符合很多中国男的趣味，却不知日本女为什么不同意？我认为有关中国男好不好的答案有可能在她们手里。

Mike Mann 从事的是一个特别的职业。这个职业并不违法，却难以受人尊敬，或许还会遭到生意场上的鄙视。不过，他也许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他很擅长这项工作，而且确实从中赚足了钱财。他是互联网上的高级黄牛：域名投机者。

简单的说，他的工作是购买大量尚未注册的域名，然后以高价卖出去。销售价格？那要看情况，有时候是几百块钱，有时候可能百万甚至千万。他是怎么开始干上这门生意，又是如何牟利的？CNET 网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域名投机者的故事。

起步

90 年代的时候，Mike Mann 开始做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他转向域名投机也属偶然。1998 的某一天，Mike Mann 惊奇的发现，有人要出高价买他的一个域名 Menus.com，出价是 2 万 5 千美元，第二天，有人给出了更高的价格，5 万美元。

“当时我想，‘我买这个花了 70 美元’”，Mann 说，他喜欢带黑色墨镜，但与图片中不同，他并不抽烟。“第二天，我就去做域名生意了。”

西部荒野

域名投机如同曾经的美国西部荒野，互联网发展早期，注册好的域名并不难，许多人因此获得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财。但是，现在的域名投机已经不再 那么好做了。不过，精明的投机者总是有自己的办法。有些人会编写脚本监控域名注册商，在某个域名作废或“丢弃”的时候买下它；有些人和小的域名注册商做交 易，从而及时购买废弃的域名。

Mike Mann 干的不错，2005 年的时候他创建了一个公司 BuyDomains，并以 8000 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Highland Capital。如今 BuyDomains 已经变成了 NameMedia，他仍拥有 15% 的股份。同时，他还把自己的一项专利卖给了 NameMedia，这个专利能够生成推荐域名，并且进行注册。

四年之后

由于竞业禁止协议，Mike Mann 四年之内没有做域名投机。但是一旦协议到期，他立刻重操旧业。目前，Mike Mann 每天平均购买 300 个域名，并且通过自己的公司销售。他说每月能赚 40 万美元。当他的其它生意需要资金的时候，Mike Mann 会暂时停止购买域名，但是他仍然会做计划，并在合适的时候大规模购入。上周的时候，他在 24 小时之内购买了 14962 个域名。

人工过滤

Mike Mann 的域名投机依靠自己开发的软件，但是他会根据程序给出的结果自己过滤。

“我们有过滤器，但在这种事情上我是世界上最有效的人工过滤器，”Mann 说，”我不认为任何人能够在浏览长长的域名列表上超过我的速度，而且能够理解他们在读什么。我是一个模式阅读者。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然后他开始用软件进行域名的购买。

专业人士

上周的域名大抢购中，Mike Mann 花了 10 万美元，但是他有信心把这些域名卖个好价钱。

”有些傻瓜会有疑问，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挥霍钱财，“Mann 说，”问题是这些域名是否值 10 万美元。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能告诉你：它值“。

在 Mike Mann 的词典里，显然没有”谦虚“ 这个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就是个非常贪婪的人”，他说，“我想拥有世界。”

作者：苏小和

关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们的熟悉程度几乎到了人人皆知的水准，但误读也跟之大众化。人们以为柏拉图的意思，可能是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而身体的交流与探索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显然曲解了柏拉图的意思，事实上，柏拉图是一个神的信奉者，他坚定地认为，人在出生之前，神的美意就存在，这个美意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是男女双性的结合。是出生，或者说是一种具体形态的人性的出现，是灵魂的泥土化，让男女分离。这类似于《圣经》里陈述的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是的，男人和女人本就来自一个地方，女人是男人骨头中的骨头，肉中的肉。肉体和精神，都与爱有关。这是一种超验的事实，是一种精神，来自神的精神。

神是一种精神，一种道，一种爱。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思辨就是从这里开始。人的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尽可能地变成与神相似。这也是《圣经》里的意思，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沿着这样的路径追问下去，问题就变得令人激动。既然人首先是精神的载体，那么，任何关于物质主义的短期考量，都是无意义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神的话永存”。这是耶稣的话语。

但是柏拉图不是神，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总是能够看见具体的悲伤。对永恒的渴望，始终让他弥漫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无力感之中。柏拉图曾经想到过“超越”这个范式，但肉体是沉重的，灵魂飞升，肉体却坠落，这种人生意义上的撕裂感，让每一个柏拉图式的思想者悲伤。

很多基督徒都愿意把柏拉图式的悲伤，解读成一种人性的软弱。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与柏拉图之间最大的差异，也就是说，相比那些反复强调属灵意义的基督徒，柏拉图可能更愿意立足当下构筑理想国。他试图把握自己的灵魂，但却意外地发现，灵魂正在堕落，不得不寄居在一个具体的肉体之中。柏拉图显然知道，这不是神全部的意思，一个飞扬的灵魂，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他的工作，应该是在绝对意义的精神世界中穿行，但是现在，灵魂却具体化，成为一件可以陈列出来的肉体。

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所有的努力由此展开：要摆脱肉体对灵魂的束缚，要提升，甚至要复活。要超越这个看得见的具体的世界，甚至要超越自己的身体。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份工作，谁能一蹴而就？谁能最终完成？谁能最终成为“义人”？柏拉图的答案属于渐进主义，他相信人的建设性，相信一个追求永恒的人，一定可以一步一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升，柏拉图反对的是一蹴而就，他的理想国，不是那种垂临式的国度，而是人自身的努力，不是一瞬间形成，而是需要人们永恒的建设，缓慢地抵达。相比之下，耶稣就决绝多了，他直接告诉人们，“神的国度不在地上”，所有在地上努力建造的天国，都是错误的。耶稣还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毫无疑问，这么多醒目的罪人，当然包括柏拉图。

柏拉图看到了这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人活着就是这样，要么绝望，要么交托。感谢神，柏拉图选择的是后者。后来学者们总结的所谓柏拉图的传统中，“护佑”的观念十分重要。这是柏拉图式的预言，而且是正确的预言。一般意义上，护佑，是基督教的关键词，柏拉图对于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偏爱有加。在晚期的著述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阐释这个形而上的词语。命运与死亡，一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人们试图在一个迷惑的语境下，通过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样的哲学范式，来解释我们的人生，最为人们容易接受的解释路径，是古希腊神话关于堤喀和海玛尔默勒，直接指向了世界的权力，一种此在的构想。但是著名的《罗马书》不这么看问题，基督垂临，神的护佑，人的全面的交托，才是我们抗拒命运与死亡的终极方法。至少从想象力的层面，柏拉图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人说，柏拉图是神真正的信仰者，从最高的神而来的护佑，给了柏拉图想象力、勇气和希望。

正是柏拉图令人惊讶的想象力，启示了他的学生亚理斯多德。因此，柏拉图学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将这个世界定义成爱的系统。这是由亚理斯多德提出来的观点。神是没有质料的形式，神自身是完满的，用圣经里的话来呈现，“神是个灵”。所以亚理斯多德认为，神是世界的动力，他并不是遵守理性的因果链从外部推动世界，不是这样的，神是以爱为手段，通过创造，通过赋予每个有限之物自由选择的权利，朝着神的方向发展。由此，世界构成了一个运动的，变化的世界，一个爱的系统。在信仰的意义上，我们看到的人类社会正是如此，每个人被神所爱，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与爱统一，与最高的，永恒的形式统一，从而逃避一种短视的，可以理性遇见的低级的形式，或者说是物质的形式，泥土的形式。

可以说，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几乎看见了人类社会演进的秩序。正是这种宏大的想象力，启发了更加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亚理斯多德通过理性分析看见的神，和阿奎那通过受洗、祷告看见的神，一起进入基督神学，让人类的目光看得比过去更加遥远，更加具体，更加优美。

玄宗妃嫔众多，不仅有本国的，还有外国的，可是，自从得到杨贵妃之后，玄宗居然变得感情专一了。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着皇后之实，因为玄宗自从 废掉王皇后之后一直未再立新皇后。由于地位尊贵，为她提供生活服务的队伍也就十分庞大。据说宫中为她刺绣织锦的就多达700人，雕刻器皿的也有好几百人。 这些人每年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自然对大唐的GDP有一定贡献。

此外，玄宗为讨得杨贵妃的欢心，命各地官员四处搜罗新奇物品进献宫中。杨贵妃生于四川，爱吃荔枝，因岭南的荔枝口味胜过四川，所以每年荔枝成熟季 节，岭南都会派驿使快马进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这些来自各地的进献，服务成本肯定不低，对GDP也是有贡献的。

可是，一个人的消费即使再奢侈，对整个GDP的拉动仍然非常有限，毕竟大唐是当时的超级大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一。不过，杨贵妃的奢侈消费也不只 她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的哥哥姐姐全都被召进了宫，一共五大家。亲哥杨铦、堂哥杨钊（后被赐名杨国忠）都在朝中为 官，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10万钱。玄宗每收到国内外的贡品，都分赏五家，如赐给虢国夫人的夜明珠、秦国夫人的 七叶冠、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五大家的府第都靠近皇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每建一堂，耗资数千万。而一旦发现别人家的建筑比自己更豪华时，他们便毁掉重建，总之一定要超过别人家。五大家挥金如土的高消费，合计起来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对大唐GDP的贡献不可小看。

然而，人有旦夕祸福，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杨贵妃及五大家的好运戛然而止，大难临头。哗变士兵逼玄宗赐死了杨贵妃后，尸体草草掩埋在马嵬坡驿站附近 的山坡上。掩埋那天，当地有一妇人在路边捡到一只锦丝袜套，据说是从杨贵妃身上掉落的。后来，该妇人充分发掘了这只袜套的商业价值，凡有过往客人想欣赏一 下这只袜套，就得花100文钱购买门票。该妇人赚得盆满钵溢。如果把这种旅游收入也计入GDP的话，这应该是杨贵妃对大唐GDP最后的贡献。（百 家）

来源：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最近，我迷上了一个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在上面分享各领域的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一天，忽然某个问题的邀请把我怔住了：“为什么华语唱片封套不像欧美唱片那样做成标准的正方形？”

我知道，提问者所谓的“正方形”包装指的是“标准CD盒”（Standard Jewel Case），业内俗称“透明盒”。它其实并非是正方形的，只是封面的小册子是12CM*12CM的方形，而背面的碟托纸则是15CM*11.8CM的尺 寸。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CD盒的标准从未被改变过，只是途中经过了小小的调整，那是在90年代早中期时，生产商用透明CD托盘（Tray）代替了黑色 或其他不透明色，从而使透明盒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透明，并在关合状态下多了左侧1厘米的透明部分，开启状态下CD托盘之下的又一片可视空间。在唱片市场最发 达的国家日本，他们为了应付外文音像制品的相关规定，及为消费者呈现更多的唱片导购信息，在不破坏唱片原有设计美感的前提下，又发明了“侧标”，给透明盒 穿上了一件美丽的衣裳，但CD盒依然长这个样。

十年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一有时间就往天河岗顶跑。那儿是中国最著名的打口唱片集散地之一，在那里头我买了披头四、Eels、 Radiohead、红辣椒等。当然，他们的size都一样。那时候电子商务还方兴未艾，实体销售渠道依然健全，我还会去不远处的购书中心负一层，在那里 买摩登天空的唱片，如周云蓬的《沉默如迷的呼吸》，腰乐队的《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等。同样，他们也是方形的CD盒包装。而大约到了2006年后， 许多华语唱片改用了DVD的胶盒，而且为数越来越多，比如王若琳的《Start from Here》、还有国内引进版的Keren Ann《同名专辑》，林宥嘉的《神秘嘉宾》，这让我非常苦恼，该怎么处置他们呢？幸好，我在宜家买回来的唱片架可以调节高度，我把DVD盒的唱片全部摆到 了里头，也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没想到又过了几年，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CD的长相已经五花八门，而且纯纸质的包装开始大行其道。先不说那些标新立异的盗版商，他们可是 过UV、激凸都无法阻止的，由台湾的唱片业掀起，异形唱片几乎成为了主流。去年，林宥嘉的《美妙生活》用了一个约摸是10寸的披萨盒来，为配合“音乐是生 活的佐料，看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什么不快活”的概念；而同属华研唱片的田馥甄Hebe则在自己的《My Love》中参考了设计师本人另一本图书作品《没有代表作》的设计，并用手工车线缝制，还在外头加了一个PV胶袋。以上设计均出自台湾设计师聂永真，两个 作品均受到大部分的好评，可我真不知道我把披萨盒买回家后该怎么摆放，而Hebe的《My Love》同样让人挠头——没有脊位上的唱片名、歌手名标识，插在唱片架里头，怎么找呢？

其实，在回顾即将“入土”的CD唱片时，我们会发现，CD作为承载音乐的一种介质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短，它的普及性甚至比不上卡带。我们甚至可以 说，中国的唱片工业本身便是先天不足的。为什么要用CD盒？因为它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成熟唱片业下长期摸索得出的工业标准，它为唱片设计师提供了一个稳 定发挥的平台，并为印刷、生产、包装、运输物流规范了一个标准，使得一切的成本可控，进而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寻求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中国的唱片业没有经历 这么一个跌爬滚打的过程，当然难以领会工业化之美。

另一方面，MP3、以及现在itunes的M4A等数位音乐格式对实体唱片的冲击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CD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收藏品，唱片 公司在企划、设计时已潜移默化地认可了这一定位，因此也尽可能多地去增加音乐的外延，并对潜在的消费人群进行针对性的包装。如去年曾轶可的《一只猫的旅 行》便做成了一本精美的硬皮抄，以求打动90后及初中、高中生市场。至于周杰伦的《惊叹号》更多的是赤裸裸的集各种混搭之大成了。

在豆瓣网上，有一位网友在个人日志里晒出了他2011年购买的70多张国内独立音乐唱片。我大概数了一下，里头的专辑用常规CD盒包装的仅有半数。 是的，在自媒体时代，独立音乐人纷纷拿起枪杆，自主决定音乐中的所有环节。他们要求标新立异，要求个性，和主流的唱片不一样，同时他们无需配合传统的唱片 生产和渠道要求，大部分通过淘宝、现场演出进行直接销售，客观上也将所有的工业标准抛诸脑后。且许多独立音乐人以环保为名，大肆地使用全纸质的包装，实际 上纸质是根本不环保的，经过油墨印刷后的纸只能销毁，除非是价格高得令人乍舌的环保纸——但为什么不用廉价、方便、可循环利用的CD盒呢？这里必须称赞国 内新锐独立音乐厂牌兵马司唱片，尽管做的都是特立独行对摇滚乐，但至今为止他们绝大部分的唱片都是标准的包装，很简单，用他们的话来说便是“与国际接 轨”。

笔者本身从事唱片业，常会有音乐人来询问实体唱片的合作可能。我总会不自觉地问：你这张专辑是怎样的包装？实际上，我为这个问题而感到羞愧，这和问 人“你的鼻子是长在屁眼还是肚脐”没多大区别。当然并非是对特殊包装的唱片全盘否定，如台湾“角头唱片”清一色的仿黑胶设计，以及“风和日丽”的手工作坊 的感觉，都已成具代表性的独立音乐范本。至于如风潮唱片、大大树音乐等，其本身音乐的厚度以及人文气息都会让其有足够的底气以突破传统的唱片装帧而上升至 艺术品范畴，如去年所发行的黛青塔娜的《迁徙》、罗思荣的《揽花去》，你不会对她们的音乐没有用透明盒而有微词。人靠衣装马靠鞍，可灰头土脸的硬要批件龙 袍在身上无论怎样都不顺眼。一句话，音乐上的尊严是自己挣来的。

刘瑜|文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这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这 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 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 是，有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却只有自己倒了霉才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 “坏人”权利跟我没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 “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 “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也成了“坏 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失足”了。

好人变成“坏人”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

人权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或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是“我”的自由， 还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并非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与无数身处底层的 “他”组成。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 “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也忿恨痛 斥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 由。

根据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走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成为趋势。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可以两点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 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自己被烫一 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数亿人只有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所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危险，这种人据 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是一种意志。■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