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uxieren.com/xinjingbao//favicon.ico 新京报•书评周刊 http://www.duxieren.com/xinjingbao/ Thu, 08 Feb 2018 00:38:49 +0800 Thu, 08 Feb 2018 00:38:49 +0800 6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8216_b.jpg"></td></tr> <tr><td> 《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br> 作者：林强<br>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8217_b.jpg"></td></tr> <tr><td> 《让教育多一点理想》<br> 作者：陈心想<br>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8218_b.jpg"></td></tr> <tr><td>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br> 作者：林奕含<br>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8220_b.jpg"></td></tr> <tr><td>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br> 作者：（奥地利）赫尔嘉·诺沃特尼<br> 编者：景天魁、朱红文<br> 译者：金梦兰、张网成<br>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79115_b.jpg"></td></tr> <tr><td> 扫码关注有时TimeTo</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0/xvwei877c96_b.jpg"></td></tr> <tr><td> 扫码关注新京报书评周刊</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这一周，我们关注的几个话题，都与记忆——或留在记忆中的痛苦——有关。当林奕含用写小说的方式，把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暴力诉诸文字，我们在一个个比喻之间窥见她内心的惨痛和折磨。当十几次探访“麻风村”的林强用一本书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我们可以借此回顾那段渐被遗忘的历史。当最后一批90后已经年满十八岁，个人的回忆能帮我们唤起时代潮水曾经的动荡与新变。每个个体的记忆都是有局限的，但文字和书籍，可以让更多的记忆得以存留。</p> <p>　　记忆</p> <p>　　麻风病村</p> <p>　　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快忘了</p> <p>　　1月28日是“世界防治麻风病日”。现在，这一病症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以至于很多人对它一无所知。但在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上，麻风病制造过无数病痛、残疾和人间惨剧。由于麻风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发展到后期会导致毛发脱落、眼鼻塌陷、四肢畸形等可怕的外部症状，病人经常会遭遇歧视、恐慌和污名化。</p> <p>　　《麻风病村的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快忘了》这篇文章，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防治和控制麻风病的病情，专门给麻风病人居住和治疗的“麻风村”。多年过去，尽管当年的病人几乎都早已痊愈，却因为社会的歧视和压力，很多仍然不得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麻风村”中。我们采访了十几年来多次进入麻风村探访，给予村民们切实帮助的摄影师林强，听他讲述他所看到的麻风病人们的故事、麻风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特殊的群体。如林强所说，麻风病将被消除，那一批麻风病人也终将离开人世，但“这段历史的东西是永远消除不了的”，我们不仅不应将其遗忘，还应该感谢他们。</p> <p>　　70后的十八岁</p> <p>　　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青春</p> <p>　　进入2018年，意味着最年轻的90后也年满十八岁成年，又一代人离开了少年时代，开始真正进入社会和历史。向前回顾，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青春、不同的十八岁。而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之中，怀旧往往来得更迅猛。《寒门子弟的十八岁：遇见过粗暴执法，但还有梦和未来》一文，是一位70后知识人对十八岁的回忆。那是1992年，《春天的故事》所唱的年份。那一年的春、夏、秋、冬，对于他个人而言，意味着一些将要发生的转变和可能。而从私人化的叙述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外在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动。</p> <p>　　坐在教室里的他，突然可以和同学讨论“市场经济”了：“原来市场经济也有好处”。而此前任课老师提醒“这个问题可不能谈！”转眼间，课本也更换。那一年，作者经历了青春的绽放，也经历了家庭贫寒而遭遇基层农村办事员的粗暴执法，产生过困惑，但不卑不亢，不偏不倚。而今26年过去，他有怀念，也有反思。</p> <p>　　书事</p> <p>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p> <p>　　每一个比喻和修辞都是暴力现场</p> <p>　　2017年4月27日，26岁的台湾作家林奕含因不堪抑郁症的折磨自缢身亡，留下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一悲剧事件和她曾遭受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的经历引发了巨大关注。最近，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正式问世，如果不考虑背后的“真人真事”，它是否仍是值得认真阅读的小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是从文本层面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进行的解读。</p> <p>　　作者肖一之认为，林奕含在小说中斧凿过的语言不是耽求病态审美、包庇施暴者的文字游戏，而是努力指向几乎无法言说的极致暴力；更重要的是，控诉假借文字和美感的施暴者不仅仅需要陈述事实，还需要从施暴者手中夺回对文字的掌控，夺回开口的权力，也要夺回热爱文字的权利。在小说密集的比喻中，既有李国华的变态欲望，也有房思琪的抗争，认真的读者必须加以辨析，因为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来说，把控修辞不仅仅是写作的手段，也是抗争的核心。</p> <p>　　生活</p> <p>　　时光飞逝</p> <p>　　为什么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p> <p>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相似的感觉，和小时候相比，长大后的时间会过得越来越快。为什么呢？我们是如何感知时间？而关于时间的错觉又如何欺骗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有很多看似非常高深有理的物理学解释，如宇宙加速膨胀、Windows时钟忽快忽慢、近年来减少增加闰秒、舒曼共振频率加快……这些理论企图向我们说明，不是大家感觉时间变快了，而是时间真的变快了。不过，只要认真查阅相关的学术论著，就会知道这些说法并没有确切的研究依据。</p> <p>　　《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其实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自己的时间》这篇文章，就是要仔仔细细地和大家聊一聊时间。作者运用神经学、脑科医学的某些理论，来作为认识“时间变快”的参考。比如，随着长大，我们对时间的计算与运用，越来越精准。而精准认知对事物有缩减功能，对时间如此，对空间也是如此。再比如，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可回头地在渐渐变少，不可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时间被“分割”和“付出”，也会让我们感到时间变少。</p> <p>　　栏目</p> <p>　　诗人读诗（逢周二推送）</p> <p>　　李亚伟 《我们》</p> <p>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诗作，是诗人李亚伟的作品《我们》。李亚伟是第三代诗歌发起者和代表诗人之一，也是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最有名的诗当属《中文系》，曾被传抄至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而《我们》这首诗，读起来像是诗人代表着一代人在进行着内心的独白——“我们从表面上来/我们流通，越过银行账户，又赚回来一个/我们即使走在街上/也是被梦做出来的”。</p> <p>　　FUN声（逢周二推送）</p> <p>　　甘地 逝世70周年</p> <p>　　2018年1月30日，是印度圣雄、非暴力运动创造者，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甘地逝世70周年。爱因斯坦对甘地评价：“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然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然而，甘地同样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在FUN声栏目，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文章《一个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开党派纷争，出淤泥而不染？》，以此作为纪念，也努力窥见甘地的某一侧面。</p> <p>　　周末读诗（逢周日推送）</p> <p>　　江弱水 致敬穆旦</p> <p>　　本周的“周末读诗”栏目，江弱水老师继续关注中国现代诗人。穆旦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在江弱水看来，虽然他对穆旦借鉴西方现代诗人的比重过大有所不满，但也渐渐意识到，穆旦的强度和复杂性，的确给中国新诗带来某种新的活力，在最好的时候，他写出的诗篇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理应向他致敬。</p> <p>　　本周新媒体观察/新京报记者 李妍</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3.htm?div=-1 458372 Sat, 03 Feb 2018 10:00:58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2/luodong826_b.jpg"></td></tr> <tr><td> 陈黎，本名陈膺文，1954年生，台湾花莲人，台湾师大英语系毕业。做中学、大学教师三十余年，一年一度在花莲举行的“太平洋国际诗歌节”策划人。著有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等二十余种。译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精灵：普拉斯诗集》等逾二十种。曾获台湾文艺奖，时报文学奖叙事诗首奖、新诗首奖，联合报文学奖新诗首奖，台湾文学奖新诗金典奖，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2/luodong821_b.jpg"></td></tr> <tr><td> 《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br> 作者：陈黎<br>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br> 陈黎第一本“谈音、论乐、译诗”的散文集，不仅对挚爱的音乐配以一段音乐评述，同时还翻译了所涉音乐的歌词，让音乐与文学相遇。</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2/luodong822_b.jpg"></td></tr> <tr><td> 《蓝色一百击》<br> 作者：陈黎<br> 版本：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7年12月<br> 陈黎最新诗选，收录获新诗金典奖《朝/圣》中的五辑诗作，一辑近年所写有关岛屿台湾之诗，以及近两年未结集的新作等。</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遇见陈黎，是在去年8月12日举办的《鲍勃·迪伦诗歌集》发布会上。活动结束后，我随他去酒店录诗。天上下着雨，他撑开一把大伞遮过来，我们一起前行。明知他已六十出头，但只看面容，还是更愿相信他也就四十岁；正宗的台湾腔，带着天然的温和柔软；头发不短也不长，戴眼镜，穿藏青色T恤、卡其裤，典型的普通人形象。发布会上他说，自己不是什么翻译家，只是个很普通的老师。他喜欢用“普通”形容自己，但其实，他写诗、译诗一点也不普通。</p> <p>　　特立独行</p> <p>　　从不喜欢神圣的东西</p> <p>　　1954年10月3日，陈黎生于台湾花莲。父母生长于日本侵占时期，所以少年时的他，在学校说普通话，在家中说闽南语，而父母间却多用日语交谈。又因母亲是客家人，陈黎从小对多语言环境极熟悉。也许，这对他以后“在不同语言间旅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p> <p>　　陈黎本名陈膺文，“膺”，意为“胸”，因此“陈膺文”可解释为“呈现胸中的文字”。这个名字让陈黎对文字有种特殊情感，甚至迷恋，表现方式是疯狂购买各类辞典和百科全书，即使未必全翻阅，还是要买到手。不过，少年时的他不是很喜读书，也没立志当作家，他最想成为的是律师、记者或议员。三种职业的共性是都可为民发声，这是陈黎向往的。小时候，他经常和同学辩论，或批判世间种种，俨然一副小律师和记者模样。也因此，在大人眼中他一直是个“好与人作对”的孩子，特立独行。多年后，他没有成为律师、记者或议员，而是选择了文学，但依然特立独行，在文字中冒险，试图用自己的诗震惊读者。后来他发现，纵使没有顺着少时的梦想行进，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只是换了形式，他在文学中依旧为人发声，而且是更广阔的人。</p> <p>　　考大学时，中文系曾是陈黎的理想选择，但因为成绩足够好，被分发到分数线更高的台师大英语系，主学英语，二外是西班牙语。就读期间，他开始大量接触外国文学，渐渐向其靠拢，叶芝、艾略特、聂鲁达们成为他的日常。最让他心服的，是聂鲁达。他认为，其诗“深度、广度兼具，个人与民众情感并蓄，是抒情的，也是史诗的，是艺术的，也是大众的”，因此聂鲁达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理想。加上对巴列霍、帕斯等人的喜爱，他在1978至1979年间便着手翻译拉丁美洲诗歌，并在1989年出版了厚达600多页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p> <p>　　阅读和翻译无疑都是学习的过程。通过翻译优秀诗人们的作品，陈黎得到补偿与刺激，很努力地写诗，1975年，大二、大三写的诗组成他的第一本诗集《庙前》。此处的“庙”不是泛指，是妈祖庙，且是花莲上海街陈黎家前的那一座。“中学时我常常/跑到庙顶上读书，脚踏琉璃青瓦”(在最新诗集《蓝色一百击》里他再次如是追忆)，觉其可亲，“但它常常又虚张声势，假神圣之名向匹夫匹妇行庸俗之实”，这时，庙就成为体制的象征，似乎倏忽间挡在他面前，有些面目可憎，因此他用《庙前》来与它对峙。陈黎说：“我从不喜欢神圣的东西。”也许这也是他开启翻译事业时，首先选择菲利普·拉金的原因。后者在庸常事物中发现诗意的特质，很合陈黎的脾性。</p> <p>　　追求文字趣味</p> <p>　　在字与字的关联中发现诗意</p> <p>　　此外，在生平第一本诗集中，陈黎已对中国字做起视觉性组合的尝试。上学那会儿，他就酷爱猜谜。“中国字由于其象形字、单音字、一音多字、一字多义、谐音等特性，有许多其他语言中没有的趣味。”因这些特性，才有了猜谜。这种字与字间的关联造成的想象力与张力，让陈黎感受到不一样的诗意。上大学后，他从画册里接触到许多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画家的作品，对图像的审美由此建立。后来，他在图像诗的探索上持续深入，《战争交响曲》是最好的范例之一。全诗用“兵、乒、乓、丘”四字的巧妙排列，表现出战争的残酷。想象一下，当一个“兵”随着战事的进行失去腿，就成了“乒”和“乓”，继而失去生命，所剩的就只有“丘”。其中惨烈与忧伤不言自明。</p> <p>　　除了图像诗，他还写“声音诗”、“隐字诗”，都是对中国字的巧妙组合与解构。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文字游戏，但将游戏升格为诗，正是陈黎所追求的。新出版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中说：</p> <p>　　“陈黎援引中文字的特性，让他的诗歌实验在材料与媒介上更具特异性。同时，他的诗有力地拓展了‘中文字特性’的范畴，让边缘的东西入列。陈黎欣然接纳‘隐字诗’／‘谐隐诗’此一边缘类型，不仅将之提升为高端文学，还不时刻意表现出不逊、甚至粗鄙的语调。他如是改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与‘谐隐诗’及不雅幽默联结的负面评价，将之逆转为正面、值得肯定的文类。”</p> <p>　　虽然这一说明很精到，但对陈黎来说，更重要的或许只是“趣味”。他说，创作要有一些趣味，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拍广告？这些都是美学的本质。作为对他美学的认可，《战争交响曲》已被选入台湾的试卷和美国McGraw-Hill公司出版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当然，这些都是很后来的事。</p> <p>　　痴迷古典音乐</p> <p>　　将美学经验带给周围的人</p> <p>　　第一本诗集出版5年后，1980年，陈黎的第二本诗集《动物摇篮曲》出版。同年，其描写瑞芳煤矿灾难的诗作《最后的王木七》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叙事诗首奖。这一年，陈黎26岁，到了艾略特所说写作必须开始带有历史意识的年龄。他努力反省自己、看清自己，问自己生命为什么，诗为什么。他的诗写得越来越少，两年多仅写三五首。</p> <p>　　诗写得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当了初中英语老师。从花莲到台北，又从台北回到花莲，陈黎从学生变成老师，一做就是近三十年。教学的前十年，他写诗不超过十首，因为他把诗写在了学生的身上，把所有精力放在跟学生分享对美好事物的追寻上。他本性不喜受限制，做老师也如此。他主动提出要给自己的学生上语文课，后来其他班级也请他去上语文课，老师们受到影响，上课时经常自由交换教室和学生。课堂外，他给学生们看鲁迅、曹禺，欣赏波纳尔的画，坐在地板上讲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舒伯特的《冬之旅》……这些美学经验是陈黎一生的珍藏。</p> <p>　　从中学开始，他就喜欢古典音乐，花莲免费的音乐会几乎从不错过，初中时每学期第一个星期，就把新发的音乐课本读完了。至今他还记得，在课本上写下“柴可夫斯基”、 “德彪西”这些名字时那种触电的感觉。为了能欣赏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他曾花了半年薪水，将日本卫星电视的讯号接到家里。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也变成了他的创作。前不久出版的《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中，他翻译了舒曼、勃拉姆斯、拉威尔、德彪西、马勒、勋伯格、雅纳切克、卡尔·奥尔夫的经典曲目歌词。面对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近十种语言，他以英语为基础，通过谷歌等媒介翻译原文，查阅辞书，反复对照，形成自己的精确译本。这是一项过于浩大的工程，对音乐的热爱是他得以完成的支撑。译诗时同样如此。他正翻译诺奖得主塞弗尔特的诗，一定要拿出捷克原文对照。在翻译用波兰语写作的辛波斯卡时他曾说，就算靠嗅觉，我也要翻出波兰诗原味来。</p> <p>　　40年的写诗、译诗之路，虽然艰苦，但果实丰硕。至今，陈黎有了十四本自己的诗集，三十多本译作。在中学教书的最后七八年，他兼职在东华大学的中文系与创作所当老师，从中学退休后，又继续在大学教了几年，便不再工作。平日除了写作，最占精力的是太平洋国际诗歌节。十二年来，作为该诗歌节的策划人，每一年都和海内外的众诗人聚在一起，分享、追寻诗歌之美。他说，至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师”了，但作为一个永远追寻艺术之美的学徒，他的所有付出都是快乐的。</p> <p>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75.htm?div=-1 458371 Sat, 03 Feb 2018 10:00:58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7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加缪传》</p> <p>　　作者：赫伯特·R.洛特曼</p> <p>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长期旅居巴黎的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R.洛特曼从未见过加缪本人，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为加缪写传的真诚与真实。加缪去世多年后，他为搜集本书的资料，前往加缪度过童年时代的阿尔及利亚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加缪的继承人查阅大量文件和手稿，发掘那些被人忽视的原始材料，采访加缪生前的亲友，力图探寻这位曾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影响年轻人的作家经历的坎坷与付出的努力，还原其成长、创作、生活和思想历程。本书的法语原著初版于1978年，近40年来多次再版，已被译成十余种文字，被《纽约时报》誉为“加缪传记中极受欢迎的一部”。透过这样一部传记，我们得以追溯加缪的生活和思想印记，更完整地了解他的光荣、苦难、阳光与爱。</p> <p>　　本期书情主持：新京报记者 张畅</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90.htm?div=-1 458370 Sat, 03 Feb 2018 10:00:57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3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探险家的笔记本》</p> <p>　　作者：休·刘易斯-琼斯、卡丽·赫伯特</p> <p>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发现、揭示、观察、展示，是探险者遵循的基本准则。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取得了惊人进步，但大多数探险家口袋里有一件装备却没变，那就是日记本。记录的内容可以被永久保留，若旅行者未能生还，笔记本就成了唯一的证据。</p> <p>　　《探险家的笔记本》向我们展示了16世纪至今70位探险家的笔记本，在珠穆朗玛峰之巅、冰雪覆盖的南极、维多利亚瀑布前，在广袤沙漠的中心、图坦卡蒙陵墓的墓室内、非洲部落、原始热带雨林里……这些笔记跟随探险者的足迹诞生，又被尘封在无名的图书馆和阁楼里，它们中有的是私人藏品，有些在家族中世代相传，有的曾被人误以为早已遗失。通过搜集整理记录自然与历史的手稿、400余幅图片，探险史学家休·刘易斯-琼斯和他的妻子卡丽·赫伯特将未被工业革命改变之前的人类生活样貌呈现在我们面前。</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9.htm?div=-1 458369 Sat, 03 Feb 2018 10:00:55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4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美国创世记”埃利斯建国史系列</p> <p>　　作者：约瑟夫·J.埃利斯</p> <p>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18年2月</p> <p>　　美国革命和建国是世界史进程中一座毋庸置疑的里程碑。君主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宰世界上千年，而美国的建立，向人类揭示了国家政治、乃至人之存在的新可能——共和制。“美国创世记”系列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历史奖获得者约瑟夫·J.埃利斯阐释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与精神内涵的系列作品。包含四部作品——叙事历史《美国创世记》《缔造共和》，前者再现了美国1775年至1803年的原则和权力之争，以6幕历史剧重现美国的创立之路；后者追溯了1783年至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里程碑事件；以及两位美国核心国父的传记《华盛顿传》《杰斐逊传》。埃利斯擅长以宏观生动的篇章式历史写作，讲述跌宕起伏的美国政坛风云，将故事与思想、历史与反思融进二百年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精神源头。</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8.htm?div=-1 458368 Sat, 03 Feb 2018 10:00:54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2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童年与社会》</p> <p>　　作者：爱利克·埃里克森</p> <p>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年2月</p> <p>　　这是一本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解析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心理学书籍，也是一本论述童年如何在成人个体身上残留“非理性恐惧情绪”的经典著作。德裔美籍发展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在本书中首次提出“生命周期八阶段”的理论：八种基本力量伴随我们的生命历程逐渐显现，每种力量都是在特定时间出现的发展性冲突的产物。埃里克森通过分析临床样本案例——男孩女孩的焦虑与幻觉、美国印第安人的冷漠、退伍军人的困扰、年轻纳粹分子的傲慢——发掘童年期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心态，思考民族历史如何塑造了人类的现实处境。</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7.htm?div=-1 458367 Sat, 03 Feb 2018 10:00:53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5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p> <p>　　作者：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p> <p>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人类的胃容量与城市暴动有怎样的关系？铁路的建设对印度现代化的贡献极小？咖啡经过怎样的辗转，从宗教性饮品成为大众饮料？每一滴石油背后蕴藏多少个国家和民族的博弈？《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和著名全球贸易史专家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梳理了83篇贸易历史故事，将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p> <p>　　全书从近代初期的市场准则谈起，探究暴力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聚焦烟草、咖啡、鸦片等致瘾性商品，以及马铃薯、玉米、黄金、白银、丝织品等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涉及暴力经济学、现代市场、工业化与区工业化等7个主题，讲述了世界经济600年的发展历程。这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通过厘清每个个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的影响与发挥的作用，引导我们反思当下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困境。</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6.htm?div=-1 458366 Sat, 03 Feb 2018 10:00:52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6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开垦地：诗选1966-1996》（上下）</p> <p>　　作者：谢默斯·希尼</p> <p>　　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p> <p>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借诗歌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诗人应如何讲述他所生存的世界中的痛苦、残忍和不公？诗集《开垦地》是诗人希尼的自选集，精选12部诗集中的代表作和之前未结集的部分作品；涵盖了诗人30年的创作生涯，既有田园式的抒情诗，也有探索恐惧和暴力的历史主题。</p> <p>　　透过这些诗篇，读者得以窥见世间万物在诗人眼中的奇妙映射和诗人向内的自我探寻。继《电灯光》《区线与环线》《人之链》之后，《开垦地》中的诗行正应了希尼所讲述的信念：“我相信诗歌，最终是因为诗歌可以创造一个秩序，其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敏感于诗人生命的内部规律，就如同五十年前洗涤室那桶水中泛起和荡漾的微波。一种我们终于可以朝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储备的东西长大成熟的秩序。一种满足一切智力中的饥渴和情感中的求索的秩序。”</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5.htm?div=-1 458365 Sat, 03 Feb 2018 10:00:51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11/zhangj1828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p> <p>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p> <p>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大多数读者熟知纳博科夫，是因为那部曾引发争议的长篇小说《洛丽塔》。而事实上，纳博科夫也是短篇写作的高手。这部两卷本全集收录了纳博科夫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所写的68则短篇，是其短篇小说中译本首次结集而成的完整版本。</p> <p>　　68则短篇故事中，20世纪公认的小说家和文体家纳博科夫将各式小说技法发挥至极，保留母语俄语特性的同时，融合了英语的活力，在双关、隐喻、戏仿、反讽等技法之间游走，主题涉及社会讽刺及寓言、俄国流亡者的生活、隐晦的童年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联系等；全集以文字的魔法搭建起自由国度，在命运的嘲讽中游戏、抗争，以此捕捉人世间瞬息万变的光影，以及人性中潜藏的幽微光亮。</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4.htm?div=-1 458364 Sat, 03 Feb 2018 10:00:50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9/luodong8213_b.jpg"></td></tr> <tr><td> 美国媒体报道尼克松辞职。</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9/luodong8210_b.jpg"></td></tr> <tr><td> 《笼子里的美国总统》<br> 作者：陈伟<br>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7年<br> 通过对美国白宫史上三个著名的总统滥权案例（“水门案”“伊朗门案”“拉链门案”）进行生动而又翔实的论述，以此解释美国权力分立制度的优势与弊端。</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9/luodong8212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9/luodong8220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1942-1943年，河南地区发生大范围的干旱饥荒，国民政府非但没有积极组织救灾，还极力向外界封锁消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听闻此事后，冲破障碍前往灾区，拍摄了真实的人间惨剧，并在《时代》周刊上刊发详细报道。</p> <p>　　1944年，白修德又随美国军事观察团在延安采访了三周，充满朝气的中国共产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后，他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书，名为《中国的惊雷》，在美国畅销一时。在美国新闻界，白修德也因此获得了与埃德加·斯诺齐名的历史地位。</p> <p>　　此后，如果白修德继续关注中国，他很可能像斯诺一样，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和中国人的“老朋友”，被定格在两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之中。但是，由于中美隔绝，回到美国之后的白修德，迅速将自己作为专业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转向了国内的政治活动，连续报道了1960-1980年间的五次总统大选，并出版了四部系列同名著作《美国总统的诞生》，其中，讲述1960年那场关键选举的第一部《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还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p> <p>　　那场大选，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美国总统的权力边界，出现了所谓的“帝王总统”。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帝王总统”胡作非为，美国民众最终扎紧了制度的牢笼，将总统关进了笼子里。《笼子里的美国总统》一书，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淋漓尽致地介绍了尼克松、里根、克林顿三位美国总统所经受的权力牢笼约束。</p> <p>　　尼克松与1960年大选</p> <p>　　1960年的大选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之间展开的巅峰对决。他们两人，一个是具有8年副总统经验、迫切希望“转正”的政坛老手，一个是家世显赫、极富魅力的联邦参议员。最终，尼克松以0.2%的普选票差距，败给了比自己小四岁的肯尼迪。</p> <p>　　不过，有心理学家认为，尼克松与其说是败给了肯尼迪，还不如说是败给了电视。在1960年的大选末期，竞选双方展开了美国史上的首次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据说尼克松在上镜前拒绝化妆，辩论过程中满头大汗、焦躁不安。在“挑战者”肯尼迪面前显得左支右绌、疲于应对。</p> <p>　　当然，也有人提出，肯尼迪在大选中险胜主要靠的是选举舞弊。因为在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两州，肯尼迪获得的普选票数，竟然大大超过了两州民主党登记选民的总数，大约有36万张选票涉嫌作弊。对此，共和党当然不服气，当时，党内大佬们就纷纷鼓励尼克松提出重新清点选票要求，甚至是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尼克松以大局为重，主动放弃重新计票。他后来在《六次危机》中写道：“如果我要求重新计票，新政府的组织以及旧政府对新政府在职权上有秩序的移交，就可能推迟数月，整个联邦政府内的局势将乱成一团”，“将会在美国造成无法估计和持久的损害”。</p> <p>　　但是作为“自由化”大本营的新闻媒体却并不买账，他们厌恶尼克松的保守“反共”立场，不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当然，尼克松也不信任新闻媒体。在后来的1968年大选中，他绕开新闻媒体，直接向所谓的“沉默多数”选民呼吁，竟然大获成功。</p> <p>　　不过，尼克松虽然在1968年登上了总统，1960年大选失利的阴影却一直挥之不去，为了确保在1972年能连选连任，他同意自己领导的竞选班子利用一切手段收集对手的情报。正是在采取非法手段收集民主党竞选情报的过程中，尼克松的白宫顾问连同他所雇佣的“管子工”被警方抓获，引发“水门事件”。尼克松得知此事后，非但佯装不知内情，还参与掩盖，招来国会调查与法院审判。在新闻舆论揭露批评、国会弹劾威胁和最高法院一致判决的三重压力之下，尼克松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p> <p>　　翻船“水门”的“帝王总统”</p> <p>　　《美国宪政历程》中“‘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一章曾对“水门事件”与尼克松下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了清楚明白的介绍。学者陈伟从美国权力分享、三权鼎立的宪政框架入手，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总统权力的急剧扩张，导致美国从19世纪的“国会政体”演变为20世纪的“总统宪政”。到尼克松执政时期，“帝王总统”的权力由外交和军事领域日益扩展到国内政治。白宫幕僚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甚至发展到建立秘密警察“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儿”一桩的水门窃听案，实际上只是白宫幕僚一系列非法行为的冰山一角。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案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千载良机。由于特别检察官、联邦地区法院和国会深入调查水门事件，联邦最高法院果断介入，对总统行政特权予以限制，导致尼克松被迫辞职。所谓“帝王总统”从此一蹶不振。</p> <p>　　近几年，陈伟将《美国宪政历程》中的“水门案”一章扩充成编，以“帝王总统”翻船“水门”为题，收入《笼子里的美国总统》一书，作为第一编。其中很多内容几乎完全改写，而且增加了精彩的心理分析与宏阔多边的国际视野。比如，在描写尼克松艰苦卑微童年造成的与生俱来的紧张与不安时，陈伟写到，“就深层性格而言，尼克松沉默寡言，天性怕羞，喜欢沉思冥想，不擅长与人交往。虽然靠竞选出人头地，尼克松却把竞选视为苦役和煎熬。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遭逢世态炎凉风霜，忍受媒体刻薄挖苦，以及一度连遭败绩的惨痛经历，都已成为尼克松心中永远的痛”。</p> <p>　　但是，尼克松青史留名的强烈冲动却不逊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所以他才会在白宫安装自动录音系统，希望退休后能够根据录音撰写最精彩的总统回忆录；所以他才会先派基辛格、然后亲自出马，不远万里跨越太平洋，发展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谁料，他在白宫留下的录音带，竟成为自掘的坟墓，将自己拉下总统宝座。</p> <p>　　宪法界定权力边界</p> <p>　　当然，《笼子里的美国总统》并非尼克松个人传记或者“水门事件”研究报告，而是以“水门事件”与后来的里根政府时期的“伊朗门事件”（上世纪80年代）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拉链门事件”（上世纪90年代）为三大个案，探讨美国政治文化和制度中，总统所受到的各种制约。</p> <p>　　“伊朗门事件”和“拉链门事件”这两大丑闻之所以出现，固然跟美国总统权力太大，疏于约束下属或者疏于自我约束密切相关，但丑闻最终得以曝光，与美国强大、独立而且偏爱揭丑的新闻媒体密不可分。</p> <p>　　及时而充分的新闻曝光一方面增加了民众的知情度，影响他们的情感好恶和选择偏好，另一方面，也给负有管理责任公共义务的掌权者造成舆论压力，这种透明而有压力的新闻舆论环境所构筑的“软性牢笼”，让身处其中的掌权者时刻提醒自己，小心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要碰壁。</p> <p>　　但是，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碰到坚实的边界，不可能收手。总统的权力边界当然不能完全指望毫无政治权力的新闻媒体，而是来自于美国宪法文本的授权与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惯例。美国的成文宪法就是总统的权力牢笼，这个笼子每四年打开一次，钥匙就掌握在选民手中。为了制约总统，美国宪法还赋予国会否决甚至是弹劾总统的权力。这就好比，万一猛兽冲破牢笼，出来伤人，饲养员有权将其击毙。</p> <p>　　当然，弹劾总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手段，类似于核武器，可以储备恐吓，但是无法也不能经常使用。要扎紧美国总统日常权力的牢笼，还需要另外一项制度设计：美国国会的调查听证权。无论是“水门事件”，还是后来的“伊朗门事件”和“拉链门事件”，国会的听证会都是令总统头疼和畏惧巨大威胁。而且国会为举行听证、收集证据，还可以发传票，收到传票者不得拒绝出席，若是无故不到，则属于藐视国会，与藐视法庭一样，可以入罪。</p> <p>　　为了制约总统这头猛兽，防止总统滥用权力，在上述常规与非常手段之外，美国政治体制中还有一项不太常用的特殊手段：设立独立（特别）检察官，具体负责调查和起诉涉嫌违法的总统。有趣的是，独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虽然设在司法部，但却相对独立，不受司法部长和总统直接管辖。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和克林顿两位总统，都曾受到独立（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与起诉。</p> <p>　　不过，美国总统受到国会的如此众多制约，固然很难有机会滥权，但是两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也会造成“府院之争”式的国会与总统对立，加上党派分歧与利益团体纠葛，导致美国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低下，严重时甚会迫使政府关门。</p> <p>　　正如陈伟在书尾所言，如何妥善地处理分权制衡、限权政府与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英美等西方国家数百年的民主法治历程，并没有给世人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答案。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胡晓进</p> <p>　　【延伸阅读】</p> <p>　　《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p> <p>　　作者：（美）白修德</p> <p>　　译者：舒琦 赵仁涛</p> <p>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1月</p> <p>　　《美国宪政历程》</p> <p>　　作者：任东来 陈伟 白雪峰</p> <p>　　版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6月</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2.htm?div=-1 458363 Sat, 03 Feb 2018 10:00:48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8/zhangch822_b.jpg"></td></tr> <tr><td>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著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8/zhangch826_b.jpg"></td></tr> <tr><td> 《事实改变之后》<br> 作者：（美）托尼·朱特<br> 编者：（美）珍妮弗·霍曼斯<br> 译者：陶小路<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8/zhangch825_b.jpg"></td></tr> <tr><td>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br> 作者：（美）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br> 译者：苏光恩<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2月<br> 托尼·朱特的个人传记，一部精心打磨的思想对谈。朱特和斯奈德带我们重访被遗忘的观念，仔细检视时髦思潮，共同呈现一部20世纪思想史。</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相较于托尼·朱特的思想传记《思虑20世纪》，《事实改变之后》似乎更难进入。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本合集，收录了他自1995年至2010年间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及《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兼有书评和时评），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在他离世后整理；另一方面则是文章所涉领域几乎涵盖了朱特一直以来思考和关心的大部分议题：从大屠杀到以色列，从法国知识分子到美国公共事务，从“经济时代”的崩溃到“新的不安全时代”的降临……其中不乏对同行的犀利批评（例如为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写的书评“罪行与过失”），亦有对他所钦佩之人的推崇和致敬（比如阿伦特和加缪）。霍曼斯说，“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这两重身份也着实贴合朱特给人的印象：严谨追寻具体的事实真相，不丧失对良善生活的向往。</p> <p>　　朱特对事实的看重，正好对应本书的标题——源于朱特很喜欢并认同的一句话“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在朱特看来，面对事件的发展和事实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想法和立场，才是对自己和历史诚实。他甚至据此批评过他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他的很多观念和想法并没有随上世纪末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变化。</p> <p>　　朱特坚决不让自己停滞在不可动摇的立场之上。他曾在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与蒂莫西·斯奈德的对答中，引用伯纳德·威廉姆斯关于真理（truth）和真诚（truthfulness）的区分来表明，真诚地说出真相、道明实情，会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继而遵从更值得向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诚是丑陋的、繁复的，而更高的真理则看上去是纯洁而美丽的”。但在他看来，“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p> <p>　　智识的勇气</p> <p>　　不拒绝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p> <p>　　文集首篇文章“每况愈下”中，朱特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霍布斯鲍姆“年代三部曲”的赞美，却也不留情面地指出，霍布斯鲍姆在第四部探讨20世纪的历史时，并没有正视世界已然发生的改变，借此重新审视业已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和反动这一组组分类似乎牢牢树立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自从上世纪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分类以后，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就没有过什么变化。”</p> <p>　　“因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和冲突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的有生之年，所以他在这些事件和冲突逐一发生时看待它们的眼光并无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朱特虽然对此抱有同情之理解，但也指出，“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尤其是他在书中对华沙起义、“大清洗”等问题的描述，显现出他因为对自身身份和信仰的过于执着而“往轻了说”，是“对历史的不诚实”。</p> <p>　　朱特“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他在对待以色列的主题上即充分展现了这点。书中收录的“此路不通”、“另求他途”、“还要做什么”三篇文章即相继映证，朱特试图“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p> <p>　　2002年朱特在为《纽约书评》撰写评论“此路不通”时，还以“除了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以外别无他途”结尾。短短一年时间，当他次年10月再度思考中东危机时，则以“另求他途”为题，并在开篇就断言“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思虑20世纪》里，朱特也在自述中提及这段经历，“2003年秋，在发表于《纽约书评》上的一篇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我指出，一国解决方案，无论它多么难以置信，多么不受争端各方的欢迎，对中东来说它如今是最为现实的前景……”而六年过去，当巴以局势持续恶化，“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朱特则又一次试图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因此他给这篇文章起名为“还要做什么”。这篇写于2009年夏天的文章一直没有最终完成并发表。在霍曼斯看来，即便朱特并没有将这篇文章打磨到他满意的水平，但她却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它是朱特不懈怠地去检视自身并调整立场的勇气，严谨地关注细节，不断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即使是曾经坚守的原则也要考虑到事实的变化，从而相应“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这亦是朱特一直怀有的“真诚之心”。</p> <p>　　【对话译者陶小路】</p> <p>　　“确定无疑”容易 拷问自己才困难</p> <p>　　●翻译缘起</p> <p>　　《事实改变之后》的翻译工作始于2015年1月，完成于当年的12月。我把翻译这本书当作一个深入学习、阅读朱特以及他所谈论、关心的问题的过程，所以从开始就不计成本、全力以赴。第一次读朱特是在2014年，读他的《责任的重负》，因为其中写了我们共同热爱的加缪，我又急切地阅读了《重估价值》和《战后欧洲史》，彻底改变了我对20世纪的理解。</p> <p>　　从三辉图书的编辑那里读到《事实改变之后》，当即决定翻译它。因为这本书几乎涉及朱特全部的问题意识，涵盖的题目非常多。为保证译文准确，我托友人从美国买来他几乎全部的英文著作，读完了多数，又在翻译过程中读了霍布斯鲍姆的书，重读了《鼠疫》，学习犹太人历史，了解以色列建国史等。</p> <p>　　●阅读获益</p> <p>　　翻译这本书，也让作为译者的我获益良多。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兰德在《纽约书评》上曾为这本书撰写过书评，用他的话说，真正睿智的人应该是“能够具备道德上的复杂性，承认并且审视自己的矛盾之处”。要去承认事物本来就是复杂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秉持所谓纯粹立场，肯定会有智识、道德上的复杂面向或所谓分裂、矛盾的地方。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跟矛盾相处，而不是试图去消除它。朱特想说的是，并不是确定的才是安全的，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对某种信念“确定无疑”是容易的，能够不断怀疑自己、拷问自己，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才是真正困难的。朱特所崇仰的加缪、奥威尔、阿隆无不是这样的人。</p> <p>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朱特那样：只服膺于证据、事实，不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蠢、错谬、无知，乐于修正自己的观点、立场，永远不让自己在智识上安于舒适境地。他的勇气、良知、清醒、睿智、对事实的尊重，锐利的思考和写作感染我，说服了我。</p> <p>　　●公共写作</p> <p>　　像《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大西洋月刊》这类介乎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之间的刊物，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国内也缺乏此类刊物。通过译介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也能让读者更多地阅读到《纽约书评》的文章，并认识到在通俗写作和专业写作之间，其实存在中间的道路。</p> <p>　　更重要的是，在中文世界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像这本书展现的优秀公共写作其实并不多见。朱特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公共写作者很多，但是能很好地把专业领域的研究运用到公共写作上，并对实际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的人并不多。朱特当然是其中最优秀的写作者。</p> <p>　　研究现当代史的人无法回避当下。朱特对欧洲历史、大屠杀，以及整个左翼运动思想观念的研究都具有现实关怀。这是公共写作和专业写作的互相强化：公共写作需要运用专业眼光提供更多材料和扎实的事实，而对当下的关切其实也给专业领域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所以朱特承担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对于当下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即从观念上影响公众，虽然他知道很多时候自己无力改变潮水的方向。</p> <p>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1.htm?div=-1 458362 Sat, 03 Feb 2018 10:00:48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9_b.jpg"></td></tr> <tr><td> 威廉·巴特勒·叶芝</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4_b.jpg"></td></tr> <tr><td> 弗兰克·奥康纳</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8_b.jpg"></td></tr> <tr><td> 约翰·班维尔</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3_b.jpg"></td></tr> <tr><td> 科尔姆·托宾</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gongzhh829_b.jpg"></td></tr> <tr><td> 谢默斯·希尼</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2_b.jpg"></td></tr> <tr><td> 克莱尔·吉根</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5_b.jpg"></td></tr> <tr><td> 安·恩莱特</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1_b.jpg"></td></tr> <tr><td> 威廉·特雷弗</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7_b.jpg"></td></tr> <tr><td> 艾丽丝·默多克</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6/zhangch8216_b.jpg"></td></tr> <tr><td> 塞缪尔·贝克特</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自19世纪末叶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之后，爱尔兰文学有了自身的独立与完整。古老的史诗、神秘主义、浓稠而混乱的现代主义风格和柔软的散文语句一时成了爱尔兰小说的特点。但一个国家文学的民族性终究难用某一种类型来概括，现代主义之后，个人性渐渐取胜于民族性，尽管谢默思·希尼依然在延续着“后叶芝时代”的诗学传统，科尔姆·托宾在小城恩尼斯科西创造所有的故事，现代的写作者们还是更加重视个人的风格。即使在作品中蕴含着某种宏大的主题，对城市性和人性的思考也已经超越了爱尔兰民族性的欲求。在这个时代，想要去囊括每个作家是困难的，但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作家笔下，我们仍可以窥见爱尔兰作家的独特魅力。</p> <p>　　《凯尔特的曙光》</p> <p>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p> <p>　　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叶芝，就没有如今的爱尔兰。他强调文艺作品要取材于自己国家、民族和生活的理念，以及他领导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实际行动，都让当时的爱尔兰显出自身的独特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诗歌对整个爱尔兰民族越发重要，正如他说的，诗歌的作用在五十年之后。</p> <p>　　1865年6月13日，叶芝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家家庭。热爱文艺的父亲常引导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又从母亲那里受到爱尔兰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熏陶，因此叶芝很早便确立了一生志向：当一个大诗人。1988年，叶芝在伦敦遇到文学明星王尔德，后者告诉他，不仅要写诗，重要的是活得像个诗人。从此，叶芝开始了诗人生活，终其一生。</p> <p>　　1889年1月30日，对叶芝来说是个极重要的日子。那一天，在伦敦贝德福德公园街的住处，叶芝遇到演员茅德·冈，一见倾心，爱尔兰著名的单恋故事就此开始，叶芝为她写的情诗也成为二十世纪情诗中最美的一册。</p> <p>　　茅德·冈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叶芝因对她的痴迷而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这深刻影响着他诗歌风格的演变。早期，叶芝受浪漫主义影响，在诗歌中追求一种“多愁善感的美”，有逃避现实的倾向。1904年，叶芝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创办了阿贝剧院，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由此，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加强，这时，他从后期浪漫主义走向了现代主义。</p> <p>　　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复活节起义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叶芝诗歌的维度也更加广阔和纵深。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晚年，叶芝创作的活力惊人，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将诗歌返璞归真，达到更高的境界。</p> <p>　　1939年1月18日，度假期间的叶芝因心脏病死于法国小城开普马丁。一天后，乔伊斯送来唯一的花圈。</p> <p>　　《我的恋母情结》</p> <p>　　弗兰克·奥康纳（1903-1966）</p> <p>　　20世纪40年代，爱尔兰作家开始了一场逃离运动。偏激的保守主义氛围先是逼迫乔伊斯、贝克特等人离开都柏林，后来萧伯纳也逃离了这个国家。生于爱尔兰南部城市科克的弗兰克·奥康纳本来对故土怀有浓厚的感情，但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爱尔兰这片土地变得又爱又恨。</p> <p>　　1918年，15岁的奥康纳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但他的激情在丑陋的现实面前变得粉碎。五年后，他在一次战争中被俘虏，战俘营的见闻让他看到了政治的丑恶。这段经历也是短篇小说《国家来客》的素材，在这篇小说中，两个被俘的英军士兵和两个爱尔兰士兵成为了朋友，结果有一天消息传来，英国士兵枪决了四个爱尔兰俘虏，作为还击，军队要求把两个英国士兵处死。写作这个故事时，奥康纳把伊萨克·巴别尔视为自己的老师，用他的叙事风格揭露战争的丑恶。</p> <p>　　奥康纳短篇小说的折射面极为广阔，题材不同，却都刺向每个读者最真实的内心。他是个极有胆略的作家，敢于将可能让读者受创的题材运用到小说中，如《我的恋母情结》。他还有针对爱尔兰天主教会、政治、新闻审查制度等题材的抨击小说，这让奥康纳的作品一度在爱尔兰遭禁。直到后来政治氛围缓和，他才被读者重新接受。2000年，爱尔兰特别设立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现代的许多杰出小说家如村上春树、罗恩·拉什、裘帕·拉希莉都曾荣获这一短篇小说界的至高奖项。</p> <p>　　《等待戈多》</p> <p>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p> <p>　　叶芝和乔伊斯两位巨匠仅有过一面之缘，乔伊斯与贝克特的交集则长达13年。</p> <p>　　1927年，贝克特作为交换讲师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英语教师，第二年，经朋友介绍与乔伊斯相识。那时，乔伊斯正着手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贝克特为他整理书稿、记录口述，对乔伊斯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正是受到乔伊斯的影响，1932年，贝克特决定放弃教学工作，专心从事文学创作。</p> <p>　　前期的创作道路并不顺利。也许是乔伊斯文学的力量过于强大，加上两人都是都柏林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贝克特的前期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技巧，都和《都柏林人》类似，那时的贝克特可以说就是一个“小乔伊斯”。但随着生活和创作经历的推进，贝克特感到乔伊斯成了束缚。于是，他开始努力摆脱乔伊斯的影响，他曾说，“我发誓要克服詹姆斯·乔伊斯对我的影响”。但在作品的“实验性”上，贝克特一直遵从乔伊斯的主张。</p> <p>　　为了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1946年，贝克特放弃英语，用更简洁、优雅的法语写出小说《米歇尔与卡米尔》。《等待戈多》上演后，贝克特把创作重心移到戏剧创作上，成为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1969年，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p> <p>　　《独角兽》</p> <p>　　艾丽丝·默多克（1919-1999）</p> <p>　　艾丽斯·默多克1919年生于都柏林，但幼时就迁居伦敦，后来在剑桥和牛津大学研读哲学。爱尔兰共和军的经历也让默多克对“爱尔兰”这个议题没有太多兴趣，所以她的作品中有更多欧陆气质。默多克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她对康德、萨特、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有所批评，小说中也体现着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哲学观。就像在《黑王子》中，她把主人公布拉德利放在一个极为严峻的情境中去考验人性的自我。罪恶、自由、责任、自我，在绝望的情境中，默多克的哲学思考层层推进，与精妙编织的文本融为一体，主人公的自我选择不断叩击读者的自省。默多克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完成了对“善的自我”的阐释。这是坚持“性恶论”的默多克在文学中雕刻的哲学理想，她认为“善”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必须抛掷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人物的行为去证实。</p> <p>　　意蕴深厚的小说让默多克被誉为“最聪明的女作家”，她的另一部小说《大海，大海》也荣获了1978年的布克奖。1997年，默多克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两年后在牛津去世。</p> <p>　　《出轨》</p> <p>　　威廉·特雷弗（1928-2016）</p> <p>　　特雷弗的一生和他的小说一样“平淡无奇”。1928年，特雷弗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德尔顿镇，小时候因钟爱惊悚小说而想成为作家，但在学生时代，他没写过任何东西。大学毕业后，特雷弗做过教师、雕塑师、广告文案写作者等，直到1964年小说《老男孩》出版，获得成功，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广播剧，他才开始专心写作。尽管写过的长篇小说多达29部，但他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也是在《纽约客》发表小说最多的作家。</p> <p>　　1954年，特雷弗和妻子离开爱尔兰定居伦敦，但他说，“我的骨子里永远都是爱尔兰人”。这在他的小说中有着明确表现。他的小说大都以爱尔兰为背景，写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牧师、酒鬼、少女等等。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特雷弗说，“我不喜欢英雄”。他想写的，就是那些“小人物”，生活平淡却无比真实。</p> <p>　　《人之链》</p> <p>　　谢默斯·希尼（1939-2013）</p> <p>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希尼都很像是叶芝的继承者。对希尼而言，声音是破解世界神秘性的裂口，通过听觉的想象，不可知世界的诸多元素都在诗歌中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裂口涌现的，除了诗歌本身的形式外，还有希尼诗歌内蕴含的情感与关怀。</p> <p>　　与其他诗人最大的不同是，希尼会将政治话题作为诗歌的轴心。就像叶芝经历“大饥荒时代”一样，希尼也经历了北爱尔兰的宗教冲突与暴力事件，他要面对的是更严峻的现实问题。希尼在《爱尔兰诗人与英国》一文中写到，他时常感到自己面临着与“英国”这个词语的对峙，“如果我的联合派读者没有被一再提醒到这一点，则我就是犯了不止是躲躲闪闪之罪”。但在关于民族性的反思背后，希尼的眼睛所看到的依然是诗歌中心的灵魂。2010年，在最后一本诗集《人之链》中，希尼留下了一个人与人拉起手来的意象。这是一个诗人留给世界的最后温柔。</p> <p>　　《海》</p> <p>　　约翰·班维尔（1945-）</p> <p>　　约翰·班维尔生于爱尔兰的威克斯福，小说《海》于2005年获得英国布克奖。班维尔的小说都比较难读——这倒并非因为他使用了炫技的文学手法或晦涩的主题，而是因为班维尔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缓慢，而且没有定格，每一页都仿佛一幅正在创作的油画，读者必须每时每刻都睁大双眼，注意笔触的每一个走向，才有可能读懂画框内描绘的事物。班维尔曾经说过，自己的小说是流动的，“事实上想象在不断地挑选场景的碎片并精心地将它们植入我们所谓的‘眼见为实’中……”。</p> <p>　　这种绘画般的散文语言在班维尔的三部曲小说中得到了诠释。在《框架三部曲》中，班维尔化身为艺术评论家，讲述弗雷迪·蒙哥马利的故事。蒙哥马利是个在生活中找不到在场感的人，只能在油画肖像的凝视中体会到生命的接触，为了得到一幅油画，蒙哥马利进入了朋友的家并杀害了在场的女仆，在第一部《证词》中，他进行了非辩护的自白，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但他想让人们知道“恶”这个简单词语背后的庞大世界。这正是班维尔那精美语言的实质：面对世界，单个的词语总是贫乏的，必须要用句子去解释，同时句子又不断扩张成流动的、板块似的篇章。</p> <p>　　《空荡荡的家》</p> <p>　　科尔姆·托宾（1955-）</p> <p>　　托宾出生于爱尔兰的小镇恩尼斯科西，这里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所有小说离不开的地点，无论是《诺拉·韦伯斯特》还是《布鲁克林》。空巢似的家庭，同性恋爱的痛苦以及冷淡的生活处境都是托宾经常描写的主题，这可能与他童年的沉默有关，据说托宾小时候就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直到9岁才打破了言语的隔阂。</p> <p>　　2011年，托宾接替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但他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关于小说，托宾坚持“结局的到来非常重要，就像哄孩子入睡一样”的观点，让故事在忧郁的叙事节奏中慢慢走向高潮——这与他粗犷高大的外形大相径庭。他极为反对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在2017年的文学节上，他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现代写作者应该学习像简·奥斯汀那样去塑造层次感深厚的人物，而不是用“闪回”的技巧来补充故事、迷惑读者。</p> <p>　　因为小说充满对现代困境的关注，托宾的小说经常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此外，作为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作家，托宾也极力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进程，为男同性恋这一群体争取尊严与独立。</p> <p>　　《宴会》</p> <p>　　安·恩莱特（1962-）</p> <p>　　2017年剑桥指南在爱尔兰诗人方面只收录了4位女诗人，一时激起了文艺界不满，一些女性人士纷纷写信抗议，在抗议人士中，安·恩莱特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p> <p>　　安·恩莱特一直对女权问题比较关注，如果说默多克关注的是哲学层面的自我突破，恩莱特关注的则是实际的现实问题。她的代表作《聚会》营造了一个人口众多、却孤独无比的家庭，通过家人们的悲伤故事来表现身处现实的无力。对此，恩莱特说，“当读者拿起一本书时，可能想要读到轻松愉快的文字，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拿起我的书来……我的书和好莱坞催泪大片没什么两样。”她的早期作品《便携式处女》还曾被评论界拿来与弗兰·奥布莱恩进行比较。</p> <p>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p> <p>　　克莱尔·吉根（1968-）</p> <p>　　1968年，吉根出生于爱尔兰威克洛郡的乡村。17岁时，她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洛约拉大学求学，并在此期间阅读了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尤多拉·韦尔蒂等美国南方经典作家的作品，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p> <p>　　1999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极》出版，获得好评。但直到2007年，第二部集子《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才出版。吉根写得很慢，她说，她并不想用小说获得利益或“出风头”，只是想找到好的语言去写故事。</p> <p>　　尽管迄今为止吉根只出过上面提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一部中篇小说《寄养》，却已经有了“短篇小说女王”的称号。和同乡前辈特雷弗一样，她的小说主要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比特雷弗的小说更有冲突性和戏剧性。其笔调冷峻，结尾往往沉郁，对此，吉根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生活都是艰苦的。</p> <p>　　B06-B07版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进 宫照华</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80.htm?div=-1 458361 Sat, 03 Feb 2018 10:00:46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5/gongzhh823_b.jpg"></td></tr> <tr><td> 弗兰·奥布莱恩（1911-1966），本名布莱恩·奥诺兰。奥布莱恩是他写作小说时使用的笔名，除此之外，他还有四五个用于时报撰文的名字。他生时知名度不高，处境困窘，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掘。著有小说《双鸟泳河》、《第三个警察》。上图是他的兄弟为奥布莱恩绘制的肖像，在2011年作为纪念版邮票发行。</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5/gongzhh821_b.jpg"></td></tr> <tr><td> 《爱尔兰时报》为小说《第三个警察》绘制的插图。</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5/gongzhh822_b.jpg"></td></tr> <tr><td> 《第三个警察》<br> 作者：(爱尔兰)弗兰·奥布莱恩<br> 译者：刘志刚<br> 版本：大鱼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弗兰·奥布莱恩就没有乔伊斯那么幸运。他的父亲是一名盖尔语联盟的教师，从小就要求奥布莱恩在家中说爱尔兰语，禁止使用英文。在大学期间，他也写了论文《爱尔兰诗歌中的大自然》，研究古代凯尔特神话。这篇论文是写在粉红色的纸上的——这似乎是他的特殊喜好，因为他之后的小说《双鸟泳河》也用粉红色纸张写成。1938年，他带着这本小说到了出版社，却遭到无情拒绝，后来出版社书库被炸毁，更是直接毁掉了这本小说的销量。直到去世之前，奥布莱恩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小说获得读者认可。</p> <p>　　1966年，命运和他开了最后一个玩笑，让他在愚人节的凌晨死去，那时候，他的身份不过是讽刺专栏作者、穷人、酗酒的醉鬼。直到21世纪，他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与乔伊斯、贝克特并列的爱尔兰作家。今天，我们重读这位作家的小说，能在其中看到黑色的喜剧精神和独特的现代式写作技巧。</p> <p>　　湮没的无冕之王</p> <p>　　奥布莱恩的写作，是被技术“引诱”后的幻想炸裂，他在后脑勺长了一双窥伺存在，解释命运的眼睛。然而，这位作家不太走运，如果不是因为众大师纷纷站台，一致赞誉，他可能被埋没更久。1938年，他的首部小说《双鸟泳河》自荐给出版社，撞上了特约审稿人——格雷厄姆·格林。“这书读得我激动不已，那种妙趣和快意，比在舞台上砸瓷器还过瘾”。这位伟大发现者精准预见了奥布莱恩日后的创作趋向：惊人的破坏欲、快感和谐趣。乔伊斯也不吝溢美，称他是了不起的作家，有“真正的喜剧精神”。</p> <p>　　这并非偶然，乔伊斯大概在作品里辩识出了自己的行文腔调。事实上，奥布莱恩言辞的调性，确实学了乔伊斯几手。直到后来，他与乔伊斯、贝克特一起，被誉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只不过，比起其他两位，奥布莱恩显得尴尬局促，声名不震。赞誉大多来自身后名，像无冕之王，无关紧要。</p> <p>　　1911年，奥布莱恩生于北爱尔兰，原名布莱恩·奥诺兰。他的前半生顺风得意，考入爱尔兰最高学府都柏林大学，主修语言文学，可谓“科班出身”的作家。毕业后，入职都柏林地方事务部，开始公务员生涯。后半生却诸事不顺：小说退稿、丢了公职、遇上车祸腿部伤残。这些境遇虽有偶然，但不乏作家风格所致。这就是一股轴劲儿，绝不跟编辑妥协。《第三个警察》坚持暗黑喜剧荒诞感、奇谈怪论神逻辑，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致。不考虑接受的作品，往往超越时代；固执己见的作家，常常形塑风格。</p> <p>　　孤绝是陡崖后的无路可走。小说无法出版，让他不得已转向专栏写作。口无遮拦的毒舌、揶揄和挖苦，很可能源于小说遇冷的怨气。这也印证了幽默讽刺作家的本质属性。即使用笔名在自己的园地里针砭时弊，也难免犯了公职人员保持中立的禁忌。最后，专栏关停不说，还丢了公务员美差，恶疾交加，过早抱憾离世。有理由相信，奥布莱恩的能量，本可创作更多小说经典，哪怕是不求发表的“抽屉式写作”</p> <p>　　在死亡面前，你就像个喜剧演员</p> <p>　　《第三个警察》直到作家去世一年后才出版，这本身是个悲伤的玩笑，却反倒像他作品的基调。喜剧总掺杂意义虚无的怪诞感。这部小说开篇很传统，大概所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都这么写。叙事者“我”父母早亡，家中农田和酒馆托付给迪夫尼这个“老滑头”。“我”很早就沉迷科学怪才德塞尔比的理论，成了一个狂热研究者，写出了长篇论著，却没钱出版。迪夫尼心怀鬼胎，表面热心经营酒馆，意在榨干家财。为了娶妻，他怂恿“我”一起谋财害命，打劫干掉了乡间独居的“怪老头”马瑟斯。</p> <p>　　故事写到这里，都很明晰简阔。很容易让人想起《邮差总按两遍铃》，拜厄特小说里痴迷昆虫学的主人公也大抵如此。然而，写实叙事的质感终结突转了，小说开始了不受控的后现代写作。这个卡口，就是迪夫尼设计让“我”独自进老宅，翻找藏钱的匣子，而“我”遭遇了马瑟斯的鬼魂。起初，你会以为奥布莱恩启用了魔法幻术。你相信“我”不过是幻境穿越，被梦魇所迷。因为“我”的灵魂脱了壳，还与“我”对话，进一步确证了肉体的实存。直到结尾，你才知道被作家从头涮到尾。</p> <p>　　这其实就是“一个被诅咒死鬼的地狱游历”——结实的幽灵叙事。“我”这个凶手，早就被同伙迪夫尼设计炸死了，那个匣子其实是地雷。没有意识到死亡，还要靠同伙来告知，这真是高级的喜剧。当“我”撞了马瑟斯的鬼魂，却不知道自己也是死鬼，这是更透顶的反讽。他的戏仿很隐晦，依稀可以辨认一个《神曲》的游历母题。但丁迷失在“人生中途”的森林里，被维吉尔和恋人引领游历。“我”被马瑟斯鬼魂直接摄入地狱，转入没有宽度、厚度的诡异警局，在两个警察领路下目击了“永恒空间”，逃离了第三个警察设在隔墙里的“袖珍警局”。</p> <p>　　这三种“异在空间”人为造成了套嵌的层次感，就像警官麦克鲁斯金的“套匣”表演，形成巧妙的互文。奥布莱恩的戏仿有不可小觑的破坏性，摧毁了原有的线性逻辑。这是对死亡、存在和时空的暴力颠覆。要知道找到地狱入口，是需要运气的；进入还能出来，上去还能下来，真把天堂当成了“夜总会的电梯”。小说里这个比喻不是简单的俏皮话。在但丁那里，地狱的本质是“你不能死两回”，奥布莱恩让“我”这个死鬼再次面临“绞刑架”处决，目的是预示“死后的死亡”。</p> <p>　　面对死亡，思考存在，你最好像个喜剧演员。小说里的怪论狂轰滥炸，超越了人类理解限度。比如人出生时会穿着“风的颜色”的长袍，每年要叠加一件，当最后颜色变成黑色，死期就到。镜子反射的你永远是“上一刻的你”，那么用无数镜子折射，就可以无限逆推你的过去。</p> <p>　　疯狂的“解释学”</p> <p>　　如果把作家分类，我愿意分为描述型和阐释型两种。后现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往往是描述世界的荒诞、绝望，抱着文本游戏的心态，庆祝无意义，沉溺于虚无。奥布莱恩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用癫狂阐释着世界和人生，给非理性配置了精密的逻辑推理。换言之，作家在看似闹剧的谐趣里是有哲学构建的。小说里有很多疑点，都是线索。那个粗糙潦草，没有厚度与宽度的警局，就像对后现代主义丧失内在性、深度性的嘲讽，对观念化符号世界的恐惧。两三个警察依靠数据指标，杠杆就能操控社会，就像对微分权力渗入生活日常的隐喻。</p> <p>　　更滑稽的是，那个信奉原子论的警长，看透了“自行车人”的危险。人们长期使用自行车，自行车和人的原子会发生“互置”，结果是人逐渐物化，车子变得会调情，还能自己“跑路”。作家象征着异化的完全形态，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完全压倒了情感伦理。每一种乖谬背后都有一个精致的理性内核，你还不能辩驳，简直不可理喻。这或许就是荒诞绝望的根源。奥布莱恩发现了这种共性表现，在我看来就是“决定论”的循环。这种循环绝非尼采的永恒轮回，而是一种“被决定”的“无差异的重复”。</p> <p>　　奥布莱恩也找到了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治外法则，可以轻易让所有条件全部作废，打回解释的原点上。“不管听到什么，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这一条就是警察绞死“我”的理由；“我”因为没有名字，所以不存在，看似可以免受惩罚。但这也意味，即使处死“我”，也可以当做没发生过。“在死人的世界里——被诅咒的世界级——任何规律和法则（即便是万有引力定律）都不再有效，所以创作中也就能随便插个嘴、说个笑话”。“我”的灵魂就是这样一个插话者，作家其实把心灵独白伪装成了复调对话。当灵魂“乔”要退场时，整个喜剧都变得忧伤了。“我”最终吓死了罪恶之源迪夫尼，把他一块儿拽到地狱。同样的路，警局和警察，两次找到地狱入口，证明怪诞世界就是环行重复。奥布莱恩把小说变成了“模拟器”。</p> <p>　　□俞耕耘</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79.htm?div=-1 458360 Sat, 03 Feb 2018 10:00:45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4/xvwei878212_b.jpg"></td></tr> <tr><td>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诗人、意识流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4/xvwei878210_b.jpg"></td></tr> <tr><td> 《尤利西斯》<br> 作者：詹姆斯·乔伊斯<br> 译者：萧乾、文洁若<br> 版本：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4/xvwei878211_b.jpg"></td></tr> <tr><td> 《都柏林人》<br> 作者：詹姆斯·乔伊斯<br> 译者：孙梁、宗博、智量等<br>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编者按：乔伊斯一直在小说中描绘都柏林，然而，都柏林却并不欢迎他。他第一篇小说被出版商直接拒稿，整整十年，他把小说从短篇改编为长篇《英雄斯蒂芬》，依然无人问津，直到1914年在大量删改之后，才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名出版。乔伊斯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这样步履维艰，但命运终归是眷顾乔伊斯的，艺术终究战胜了保守，他本人也成为现代小说的经典大师。尽管乔伊斯不是一个盖尔语作家，在1912年之后再也没回过爱尔兰，但他刻画都柏林的那些故事，以及他对现代文学所做的突破，是任何现代小说史都绕不过去的。</p> <p>　　绝大多数的青年艺术家最终都不可能进化成为艺术大师，而几乎所有的艺术大师都曾经经历过青年艺术家的痛苦和绝望。如果这艺术正好是文学，痛苦和绝望的打击就会尤为惨烈。除了得天独厚的天赋和无与伦比的运气，最后能够触到桂冠的幸存者一定还具备坚不可摧的意志。这种意志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最后那一次反悔的机会出现之际）以绝对道德命令的形式发挥关键的作用，促成青年艺术家实现自我又创造历史的抉择。</p> <p>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最后，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斯蒂芬做出的就是这样的抉择：他将与自己的家庭、祖国和教会决裂，尝试用特定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表达自己”。这当然也是乔伊斯本人的抉择。如此彻底的决裂意味着失去精神和物质上的保护。义无反顾的青年艺术家，迅速亮出他将用于“自卫”的三种“仅有的武器”：“沉默”（Silence）、“流亡”（Exile）和“机智”（Cunning）。它们是这绝对道德命令中的关键词。</p> <p>　　两次出发 青年艺术家的溃败与成功</p> <p>　　在现实生活中，身为青年艺术家的乔伊斯并没有斯蒂芬那么果断和肯定。他朝向英语文学世界“一号高地”的出发是分两次完成的，恰如堂吉诃德试图征服世界的历险。他第一次出发的时间在1902年12月，目的地在巴黎。这是三种新式“武器”参与的第一次实战。但是，这实战却以溃败告终，在不到四个月之后，他就带着冲天的怨气退回到了故乡城市的街面。文学史家至今对这次溃败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认识。在我看来，青年艺术家的这第一次出发足以与“驽骍难得”主人的风车之战相比，它的结局决定了乔伊斯艺术和人生的方向。</p> <p>　　从艺术成就上看，没有这一次溃败，首先《死者》里面的男主人公就不会“回来”。这当然就意味着《都柏林人》失去了根基，将无法立足。同样，这一次溃败也通过斯蒂芬的意识流在《尤利西斯》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作为“无爱无国无妻”（Loveless，landless，wifeless）的“三无”人员，青年艺术家惨痛的实战经验正好就是他开始寻找“精神之父”的理据和《尤利西斯》的起点；而从人生轨迹上看，没有这一次溃败，乔伊斯就不会拥有从1903年4月到1904年10月期间的都柏林经验。</p> <p>　　那18个月的都柏林经验无疑是乔伊斯最精髓的生活积累。它们最后将被压缩进《尤利西斯》中的一天：艺术家至死不归的祖国因此就有了一场永远的庆典，而文学的祖国也因此就有了一场不散的盛宴。同样，我相信这一次溃败也决定了巴黎在乔伊斯文学生命里的位置：它必然成为乔伊斯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它必然成为《尤利西斯》最后的生产地和最初的出版地；它也必然成为乔伊斯整个艺术人生的终点，他倾情演唱“天鹅之歌”的舞台……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生中最后的那个“布鲁姆斯日”遭受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德军于1940年6月14日占领巴黎，希特勒在8天后走过凯旋门），我相信，乔伊斯没有必要匆忙逃到苏黎世去停止呼吸。</p> <p>　　埃尔曼在《乔伊斯传》（1982）里称“巴黎是都柏林的反题”。从《都柏林人》的角度看，这当然很有道理，因为其中多篇故事的主人公对故乡城市都深怀敌意。这种敌意继续在《青年艺术家肖像》里蔓延，巴黎继续被主人公当成都柏林的对立面。可是到了《尤利西斯》里面，两座城市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治的色彩淡了，哲学的意味浓了，这大概就是艺术家开始走出青春期的标志吧。所以，我倒更愿意借用《尤利西斯》第一章最后的那个词，视巴黎为这个天才的都柏林人注定要与之终生相伴的“僭越者”。</p> <p>　　开始于1904年10月的第二次出发，当然为文学史家提供了更多的谈资。首先它酷似一则希腊神话：既是吹刮着腥风血雨的战争，又是颤动着七情六欲的私奔；另外它的确又是一部人间史诗：既完全实现了天才的价值，又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历史；而且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出发，长达36年，超过第一次的108倍。而且这是一次终点与男主角生命的尽头相重叠的出发。</p> <p>　　承认“奢侈”是自己的两大恶习之一的乔伊斯知道如何奢侈地消费自己和消耗自己。他是文学史上燃烧得最彻底的天才，一直烧到视力归零、蜡炬成灰……而在黑暗和灰烬的尽头，是一座又一座文学的丰碑。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第二次出发是完美的出发。也许正是因为这完美，乔伊斯生命的终点并不意味着结束，就如同以《芬尼根的守灵夜》为名的那个噩梦一样。</p> <p>　　三种武器 用抒情拥抱自己的不朽</p> <p>　　第一次出发的夭折和第二次出发的完美都应该是乔伊斯本人没有想到的：第一次是不愿去想，第二次是不敢去想。斯蒂芬在《尤利西斯》开始部分（直到他有机会炫耀自己关于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关系的发现之前）的消极情绪就是明证。但是在1904年6月16日深夜，当他与诺拉的第一次约会达到高潮的时候，乔伊斯的艺术人生瞬刻间就完成了从未知到已知的转换。</p> <p>　　1914年是乔伊斯文学生命的转折点。经过将近十年等待和煎熬，他突然在新年伊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早已完成的《都柏林人》终于能够出版了，尚未完成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也即将从他32岁生日那天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这“无与伦比的运气”始于他在1913年12月底收到的一封信。它来自一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国年轻诗人。这位名叫埃兹拉·庞德的诗人，询问陷于绝境的青年艺术家是否有作品需要发表。谨慎的语气表明他唯恐伤到了收信人的至尊。这是乔伊斯一直在等待也必须要等到的信。这是今天无数的青年艺术家依然在等待也很可能等不到的信。</p> <p>　　命运的敲门让《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最后两章的写作变成了当务之急，也就是让那个关系到现代派文学命运的难题的解决变成了当务之急。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外爆发，欧洲的生活顿时陷于混乱。这混乱的局面从客观上为乔伊斯的创作赢得了时间。他尤其不需要为“当务之急”而操之过急了。他可以更加从容地考虑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应该结束于何处以及应该怎样结束。正在蠢蠢欲动的《尤利西斯》显然已经通过直觉向他发出了暗示：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p> <p>　　三种“仅有的武器”的出现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根据埃尔曼在《乔伊斯传》（1982）里的介绍，1914年在准备完成《青年艺术家肖像》的最后时刻，乔伊斯从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里读到了三个拉丁词：Fuge，Late，Tace。他一向对巴尔扎克评价很低，但是乡村医生的生活准则却令他很受感动。他立刻将它们改装成了青年艺术家用来自卫的“武器”。他将前后两个词分别直译成Exile和Silence，却将原意是“隐藏”的中间那个词译成了"Cunning"。这个词甚至会让今天的英语读者感觉有点费解，而要“准确”地转译到汉语更是不太可能。这些年来，我与不少的英语专家和乔伊斯学者进行过讨论，却一直没有结果。姑且就先将它译为“机智”吧。更有趣的是，这个词还呼应乔伊斯为斯蒂芬从希腊神话人物那里借来的希腊姓氏（Dedalus）。这又意味着什么？</p> <p>　　还是先避开翻译上的尴尬，直接来侦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让青年艺术家感觉有自卫的需要。很容易就可以侦查到最重要的两种：一是已经在爱尔兰文化界成为主流的民族主义；一是必将改变人类生态的“超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这两种与“集权”和“极权”密切相关的危险正好危及艺术家本人珍视的国际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了“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表达自己”，他必须进行自卫：他用“沉默”来抵制陈词滥调，他用“流亡”来逃避虚情假意，他用“机智”来亲近真知灼见。就这样，美学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具体的实践，批判的“武器”开始从事“武器”的批判。</p> <p>　　全部创作都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乔伊斯决定为艺术的真实牺牲生活的真实：他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结尾从与自己第二次出发的前夕相应移到与自己第一次出发的前夕相应，同时又将自己在1914年缴获的“武器”提早12年变成了青年艺术家的装备，为著名的肖像画下了点睛之笔。这是乔伊斯在个人、历史和文学共同的转折点上做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青年艺术家的使命终于完成了。从这里开始，只需要再给他七年的时间，乔伊斯就能够确保自己在现代派文学史上的至尊地位。而上帝给了他27年。所以，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个噩梦，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够“试图从中苏醒”的噩梦。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最后，疲惫不堪的文学大师听到了从故乡的河面上传来的海鸥的呼唤。“来吧，远方！”……他用如此抒情的方式拥抱自己的不朽。</p> <p>　　□薛忆沩（作家、文学评论家）</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78.htm?div=-1 458359 Sat, 03 Feb 2018 10:00:44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5_b.jpg"></td></tr> <tr><td> 谢里丹（1751-1816）</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6_b.jpg"></td></tr> <tr><td> 萧伯纳（1856-1950）</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7_b.jpg"></td></tr> <tr><td> 王尔德（1854-1900）</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9_b.jpg"></td></tr> <tr><td> C.S.路易斯(1898-1963）</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2_b.jpg"></td></tr> <tr><td> 库丘林<br> 神话对爱尔兰文学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阿尔斯特故事集》是爱尔兰早期的史诗作品，其中的《夺牛记》塑造了一位名叫库丘林的英雄。这位勇士被描绘成太阳神的儿子，在传说中单枪匹马捍卫国家，因此也被视为民族气概的代表。</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4_b.jpg"></td></tr> <tr><td> 阿贝剧院<br> 阿贝剧院又名爱尔兰国家剧院，由富有的英国妇女安妮·霍尼曼捐赠给叶芝，此后成为新戏剧运动的主要场所。叶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等人的新戏剧都曾在这里上演。1951年，阿贝剧院毁于一场意外火灾，后来经过重建，沿用至今。图为焚毁前的剧院原貌。</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3_b.jpg"></td></tr> <tr><td> 都柏林复活节起义<br> 一战爆发后，爱尔兰议会选择与英国并肩作战，但部分民族主义者拒绝被英国统治。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爆发了持续一周的起义。对此许多作家都有所描写，叶芝也写下挽歌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爱国人士，同时也对起义者的狂暴行为表示质疑。狂热的民族主义让爱尔兰的文化氛围变得极为保守，这也是后来许多作家纷纷离开都柏林的原因。</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2/xvwei87828_b.jpg"></td></tr> <tr><td> 《都柏林文学地图》<br> 作者：约翰·唐麦迪<br> 译者：白玉杰、豆红丽<br> 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br> 以都柏林历史为主线，将其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文人与政客编织在一起，绘制出一幅完整的都柏林文学地图。</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说到爱尔兰，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她与土豆有关联。但是，想想爱尔兰的谚语吧，“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p> <p>　　婚姻开不得玩笑容易理解，因为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教义规定，只要双方在神的面前宣誓成婚，则终生不可以离婚，分离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一方去世。把土豆的重要性与婚姻并列，估计是爱尔兰所特有。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土豆在爱尔兰人的食物比重中占据80%的份额。诗人谢默斯·希尼在那首意义重大的诗歌《挖掘》中写道：“马铃薯发霉的冷味，走在湿泥炭上的嘎扎声……在我的食指与拇指之间，夹着这支粗短的笔，我要用它来挖掘。”这是诗人对写作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泥层之下、深埋的爱尔兰灵魂的挖掘。</p> <p>　　因为历史与政治原因，许多爱尔兰文学作品被读者当作英国文学来欣赏，比如来自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作家——斯威夫特、谢里丹、王尔德、萧伯纳、贝克特、乔伊斯、叶芝，等等。细想就会发现，一旦少了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作家，那么，英国文学的风采将锐减。</p> <p>　　没有众多的爱尔兰剧作家，英国的戏剧可能只会停留在莎剧的辉煌里；没有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又要到哪里去溯源？打个比方，爱尔兰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就如同西餐中的土豆——营养丰富、不可缺少，但不张扬。</p> <p>　　唯美与现实：现代戏剧的爱尔兰之光</p> <p>　　先从戏剧说起。爱尔兰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深爱戏剧的国度，爱尔兰人世代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编写诙谐幽默的喜剧。爱尔兰人以睿智见长，范例可见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那种犀利而又平易近人的讽刺风格。他在1729年创作的小册子《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温和建议》，用“反语”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议”，对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统治者，提出了有力控诉。这也成就了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乔纳森·斯威夫特风格。</p> <p>　　童年在都柏林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英国戏剧大家理查德·谢里丹（1751-1816），就深受斯威夫特风格的影响。根据笔者手上1883年版《谢里丹戏剧集》的前言介绍，谢里丹的祖父是爱尔兰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密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文字游戏。谢里丹的父亲也曾撰写文章介绍斯威夫特的生平轶事。谢里丹的风俗喜剧《造谣学校》如同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用犀利的手笔暗讽英国上层社会的无知浅薄、懒散腐败，表达了民众对权利平等的渴望，人物刻画极为生动。</p> <p>　　18世纪的英国剧坛有来自爱尔兰的谢里丹；19世纪，有来自爱尔兰的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和萧伯纳（1856-1950）。王尔德被现代人所熟知，是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真正为王尔德赢得声誉的是他的戏剧作品，比如《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和《理想丈夫》等等。当时的伦敦，会出现不同的剧场同时上演着王尔德不同戏剧作品的盛况。他的一些戏剧，被称为是自谢里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品。</p> <p>　　作为一位在17岁就获得都柏林三一学院奖学金，20岁获得牛津大学全额文学奖学金的高材生，王尔德本可以成为文学领域、特别是剧本创作界众人仰望和追捧的艺术家。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走完这样的人生。他在生活中的特立独行、着装上的放浪不羁，加之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些与当时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径导致他备受世俗的谴责。1895年，他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入狱。两年后出狱的王尔德被迫迁往巴黎，在那里贫病交加、孤立无援，46岁英年早逝。他曾说，“我那么挚爱的生活，像猛虎把我撕得粉碎。”</p> <p>　　每每想到此句，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夜莺与玫瑰》：在寒冷而寂寥的月夜，夜莺将胸紧紧抵住玫瑰树的尖刺，让自己鲜红的心血慢慢流入玫瑰树干枯的茎脉，为的就是给一位需要用玫瑰向女友示爱的大学生一朵鲜艳的玫瑰。最后，夜莺死了，象征着爱的玫瑰被扔到大街上，被车轮碾过……这个故事也象征着王尔德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与现实的矛盾。唯美主义认为艺术是纯粹的，不该带有任何功利色彩，艺术不应该屈服于时代或市场,艺术家的个性不应该受到压抑，也不应受道德的约束。</p> <p>　　剧作家萧伯纳深受易卜生戏剧和英国戏剧家威廉·阿切尔发起的“新戏剧运动”的影响，他所创作的话剧探讨的不是上层社会贵族先生、太太的唯美问题，而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1891年，他发表了关于易卜生戏剧创作的重要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并于次年正式开始进行剧本创作，一生创作了包括《华伦夫人的职业》在内的50多部剧本。他的创作，以及他所推介的易卜生等人的现实主义题材戏剧，着实改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戏剧表演的内容，成功地让话剧取代诗剧，也扭转了英国戏剧日趋颓废的趋势。</p> <p>　　因为在爱尔兰的童年生活受到一位音乐家的影响，萧伯纳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他醉心于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戏剧创作，用华丽的音乐形式阐发复杂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爱因斯坦曾说，萧伯纳剧本里的每个字都像莫扎特音乐里的一个音符，灵动而富有乐感。萧伯纳通过现实主义题材的戏剧创作，来进行带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社会批判。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篇章，为英国现实主义、平民化戏剧创作铺平了道路。</p> <p>　　传统与荒诞：爱尔兰新戏剧运动</p> <p>　　同一时期，爱尔兰本土也有着一些从事戏剧创作的匠人，他们发起爱尔兰新戏剧运动，大本营是都柏林的阿贝剧院（Abbey Theatre），又名爱尔兰国家剧院。</p> <p>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被艾略特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该剧院的创建者之一。他的《统一的爱尔兰性》《凯尔特曙光》《凯瑟琳伯爵小姐》等作品，鼓舞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本人也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他不仅自己创作了26部剧本，也致力于发现和扶持新的爱尔兰剧作家，比如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0-1964)。</p> <p>　　在阿贝剧院上演的戏剧与伦敦剧院常见的传统戏剧不同，那里的剧中人物所采用的不是谢里丹剧本里那种伦敦上层社会所讲的英语，而是平民化的爱尔兰方言，并侧重发掘爱尔兰题材，比如奥凯西的戏剧主要关注都柏林的贫民区，辛格的戏剧则善于表现爱尔兰的农村生活。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谢默斯·希尼（1939-2013），不喜欢描写工业社会中的城市，而是用朴素、但不落俗套的语言描画普通农村景物和坚忍的劳动者，比如，他笔下关于“玛丽姨妈在农场里烤面包”的诗歌，寥寥几行，就将农妇的劳作场景活脱脱地展现给读者，他对英语文学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译成现代英语。希尼生前是英国伦敦爱尔兰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去世后，继任会长的伯纳德·奥多诺格也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著名诗人兼学者。</p> <p>　　回到戏剧主题，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的戏剧也具有平民化、随意性、场景碎片化的特点。正如马丁·艾思林在《荒诞派戏剧》中所指出的，其实荒诞派戏剧是向着更古老的传统回归，荒诞派非语言等艺术手法的表达与爱尔兰古代滑稽剧密切相关。贝克特在爱尔兰的成长经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戏剧创作。从大环境看，他所经历的爱尔兰是凯尔特文明衰落、英国殖民文化大规模涌入，天主教、新教、独立组织与各种起义交织的国度。我们只有想象10岁的贝克特在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期间，被父亲领着目睹都柏林的大火，看一个城市的繁华如何在一夜间化为灰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喜剧里那种荒凉感和个体的渺小无助感。</p> <p>　　1953年和1954年，贝克特《等待戈多》先后在巴黎与伦敦首演。剧本中两个流浪汉从开始就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尽管“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来”，但是他们“必须等待”。这种抽象极简的风格开启了“荒诞派戏剧”之河，英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1930-2008）深受贝克特的影响。品特的剧本也用极简的对话，以及光秃秃的场景展示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惨淡生活。对于贝克特的影响，品特曾经说，贝克特推销什么，他都会愿意收购，因为“他催生了美的事物”。</p> <p>　　爱尔兰的戏剧影响着世界，当下活跃在伦敦、百老汇和好莱坞戏剧舞台上的人，仍有很多来自爱尔兰。</p> <p>　　乔伊斯、贝克特、奥布莱恩：爱尔兰文学“三剑客”</p> <p>　　2005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曾做过这样的分类：“今天的爱尔兰作家分两派，要么是乔伊斯派的，要么就是贝克特派的。乔伊斯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填得满满的，而贝克特刚好相反，总是给世界留空，等人们思考‘怎么办’。”</p> <p>　　谈及爱尔兰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不仅开创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也深入地刻画了都柏林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该书不论是在结构还是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使其成为世界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都柏林人》，同样描述了这座爱尔兰城市中卑微者生活的磨难与困苦。小说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已经够让人感触，而这些故事又汇成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一样，悲哀无奈地生活着、等待着，但是读者能感受到他们在迷茫之中，充满着期待。</p> <p>　　乔伊斯作为爱尔兰文学界的巨匠，受到其他爱尔兰作家的敬重。比如当他在完成《芬尼根的守灵夜》过程中，因为各种家庭事务缠身，加之眼疾困扰，写作速度下降，于是他的仰慕者，包括贝克特都出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当这部作品出版后被批评，贝克特又马上撰写文章声援这本新书。贝克特在法国结识乔伊斯之后，既成了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忘年交。贝克特戏剧中将生活场景碎片化的表现方式，以及对人类困惑、焦虑与孤独的富含哲学思考的抽象表述，与乔伊斯的意识流表述方法异曲同工。但是，贝克特本人也许意识到，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将永远处于乔伊斯的阴影之下，所以尽管他的小说创作卓有成就，但还是在戏剧创作领域多加尝试，并开拓出一片天地。这样一来，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小说领域有了乔伊斯，戏剧领域有了贝克特。</p> <p>　　部分由于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部分由于爱尔兰作家多是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异地打拼，许多爱尔兰作家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拒绝被异质文化同化。当时，也有一些爱尔兰作家会固守家园，从未到伦敦或巴黎生活过，比如威廉·卡尔顿(1794-1864)。他一直以爱尔兰的乡村生活为描述重点，笔下有各种类型的农民人物形象，凸显了爱尔兰农民的苦难生活。叶芝将威廉·卡尔顿称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p> <p>　　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乔伊斯也努力提携爱尔兰的本土作家，比如对弗兰·奥布莱恩（1911-1966）的作品，乔伊斯一直大力推介。奥布莱恩的《双鸟游水》和《第三个警察》，以荒诞、幽默、戏讽的黑喜剧为特色，曾被媒体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之列。可惜的是，这位作家因为父亲早逝，过早地担起了照顾众多兄弟姐妹和母亲妻儿的重任，生活的艰辛加上酗酒，他在54岁就死于酒精中毒及癌症。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乔伊斯和贝克特那么多，但是仍对狄兰·托马斯、约翰·厄普代克、威廉·特雷弗、库尔特·冯内古特、伊什梅尔·里德等作家产生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将其与乔伊斯、贝克特合称为“爱尔兰文学三剑客”。</p> <p>　　路易斯VS向达伦：奇幻文学的守望者</p> <p>　　爱尔兰作家不仅在戏剧与小说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夸张、怪诞的风格在奇幻文学(fantasy)界的作用也尤为明显。比如，叶芝不仅是诗人和剧作家，也是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者，他甚至创建过“都柏林秘术兄弟会”。尽管他的神秘主义观点被一些人诟病，但是，不能否认爱尔兰的神话与民间传说对其影响很大，他不仅收集和出版相关作品，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着力展现。“吸血鬼小说”的鼻祖——布拉姆·斯托克，也是来自都柏林的奇幻文学作家，他是《德拉库拉》的作者，恐怖小说界的一个著名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斯蒂芬·金在内的很多作家，都会以获得布拉姆·斯托克奖为荣。</p> <p>　　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作家——C.S.路易斯(1898-1963），尽管他在英国牛津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他的童年在爱尔兰度过。在那里，他阅读过的书籍，大人给他讲述的爱尔兰的民间故事、北欧神话传说，那些小妖精、食人魔、巨人怪，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深处。以至于后来经历了失母创伤、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战争中的血肉横飞之后，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了奇幻文学之中，代表作是《纳尼亚传奇》系列。该系列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1亿册，吸引了不同国家几代的读者。不止是儿童，成年人也折服于作品中想象的魔力。</p> <p>　　在那个缤纷多彩的想象空间里，一方面，人是不用长大的，仍然可以做许许多多现实生活中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颠倒轮回的因果关联，又影射着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读过之后，读者既感受了心惊肉跳，又可以掩卷安慰自己，没事儿，这不是真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大概是让奇幻文学可以在文学领域一枝独秀、经久不衰的原因。从《指环王》到《哈利·波特》，从《暮光之城》到《向达伦大冒险》，每出来一个奇幻系列，总会迷倒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p> <p>　　当代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生活轨迹与C.S.路易斯相反的爱尔兰作家——向达伦（Darren Shan 1972-）。他出生于英国伦敦，六岁时随父母移民爱尔兰，自我归类为爱尔兰作家。他的笔名出自其重要传奇系列——《向达伦大冒险》（The Saga of Darren Shan）。该系列由12本书构成，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向达伦的小男孩成为半吸血鬼的故事。读它好似看到哈利·波特到了暮光之城，里面有吸血鬼、血腥的杀戮，还有令人心痛的好友反目成仇。但是比较而言，他的作品有更深邃的伦理意识，比如它的结尾总会落在人性深处的淳朴与担当。其实这一系列与《纳尼亚传奇》一样，带有明显的北欧文化特色和爱尔兰民间传说的痕迹，读着像维京海盗，甚至贝奥武夫故事的延续。</p> <p>　　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余，向达伦对读者提问的回答也非常坦诚和励志。比如当他被问及，如果拥有超能力，他会怎样做？他坦诚地说，“超能力这种捷径会降低一个人的成就感。因为任何生活的目标都应该通过努力、奉献和专注来实现，那样才有意义。”他本人也一直笔耕不辍，至今为止，已经出版40多部奇幻小说，包括恶魔系列（the Demonata），僵尸系列(Zom-B),城市系列(the City Trilogy)等，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量超过2500万册。</p> <p>　　总之，爱尔兰特有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一群独特的爱尔兰艺术家。他们一方面保留着荒诞、幽默、诙谐的风格，另一方面从未放弃自身的社会担当，努力用文字探寻生活中的奇迹。爱尔兰文学就像爱尔兰的土豆和音乐一样——低调而优雅地为世界文学做出重要贡献。</p> <p>　　□王敬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77.htm?div=-1 458358 Sat, 03 Feb 2018 10:00:43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2/03/B01/20180131%20%E4%B9%A6%E8%AF%84%2002_b.jpg"></td></tr> <tr><td> 新京报制图/陈冬</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1937年，一个名叫弗兰·奥布莱恩的作家拿着删减后的手稿到了朗文出版社。这是他搁置了两年的小说，题目为《双鸟泳河》。出版社对这本小说并没有什么兴趣，认为它天马行空，毫无意义，最后在格雷厄姆·格林的建议下才得以出版。</p> <p>　　与此同时，另一位爱尔兰老作家乔伊斯正在创作一部叫做《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书之书”，这个时候乔伊斯的视力已经非常糟糕，为了治疗青光眼、近视、白内障，他先后动了11次手术，左眼水晶体被彻底切除，书的最后部分只能通过萨缪尔·贝克特的听写来完成。在他双目完全失明之前，乔伊斯读到了这本《双鸟泳河》，这也成为他读过的最后一本小说；作为曾被出版社多次拒稿并且“焚书”的作者，乔伊斯感到这个年轻作家的命运和自己有点相像，他读完小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人注定是了不起的作家。</p> <p>　　然而，天公不作美。尽管有格雷厄姆·格林、乔伊斯、迪伦·托马斯等大师推崇，《双鸟泳河》依然无法吸引爱尔兰读者。又赶上战争爆发，德国的“闪电战”把朗文出版社的书库炸了个一干二净，最后这本书的销量停止在244本。穷困潦倒的奥布莱恩只能一边在报纸上写写讽刺专栏，一边花钱酗酒，几年后拿出了第二部小说《第三个警察》（其实完成时间就在《双鸟泳河》后几个月），结果境遇更差，直接被出版社拒绝，无法出版。理由是“他本该写得平实一点，别再那么天马行空，可他倒好，反而还变本加厉”。从此，奥布莱恩生前的身份就定格在报纸的专栏作家，写写讽刺评论，补贴家用的同时还颇受欢迎。直到1966年的愚人节，突发心脏病的奥布莱恩在家中死去。而此时，乔伊斯遭禁的著作《尤利西斯》早已经在法庭判决上大获全胜，成为文学经典。</p> <p>　　就像玩笑似的，在奥布莱恩死后的第二年，《第三个警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版了。尽管销量依然低迷，但厄普代克、巴塞尔姆等作家都对他表示赞扬。在后来评选的百大英文小说中，那本“天马行空”的《双鸟泳河》也赫然在列；评论家约翰·唐麦迪在关于奥布莱恩的文章中写道，“现在，《芬尼根的守灵夜》读起来像畸形的产物一样。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鸟泳河》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小说的特点和30年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弗兰·奥布莱恩也和乔伊斯、贝克特一同成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进入21世纪，奥布莱恩的文学地位进一步上升，2005年，他的书在三周内便售出了一万五千余册；奥布莱恩国际学术会议也正式成立，拥有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今年，他的小说也终于拥有了中译本，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p> <p>　　这就是爱尔兰文学，它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阅读与发展，有着绵延而持久的能量。这种影响，还要追溯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爱尔兰文学，其实主要特指盖尔语文学，英语并非是爱尔兰人的本土语言，但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遭遇了一场“大饥荒”，人口大量流失，土地权争夺加剧了暴力冲突，1851年，大饥荒结束后，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讲盖尔语。因此，与民族独立运动相应，爱尔兰的文学复兴运动也成为必然。</p> <p>　　自叶芝在二十世纪末发起“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这个国家的文学不但从英美文学中找到了独立性，而且大师辈出，群星璀璨，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家除了乔伊斯和贝克特，还有短篇作者奥康纳，威廉·特雷弗，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希尼更是宛如叶芝的继承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爱尔兰性”与民族思考。然而，这片保守主义浓重的土地对他们并不友好，喧嚣的民族主义曾让大量作家选择远离都柏林，旅居美国或伦敦，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在美国才得到首次认可。这让爱尔兰作家们拥有着迥异的命运，有的最终成为大师级的经典，有的却像奥布莱恩这样，沉寂无名。今天的爱尔兰作家们要幸福许多，他们不必再面临那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他们有着自己的新议题和写作风格，但爱尔兰作为一片神秘的文学土壤，依然提供着三叶草般的不竭生机。　　详见B02-B07</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2/03/content_710476.htm?div=-1 458357 Sat, 03 Feb 2018 10:00:41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9/gongzhh8160_b.jpg"></td></tr> <tr><td> 王学泰，北京人，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重读江湖》等。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病逝。</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9/gongzhh8161_b.jpg"></td></tr> <tr><td>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br> 作者：王学泰<br>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br> 2014年10月<br> 王学泰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游民与传统文学的密切联系，认为这种文化在《水浒传》《英烈传》等通俗小说中都有所表现。他在自序中写道，“游民的产生和演变，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社会演变的”。</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王学泰先生早年屡遭困厄，1980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已年近四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的学术生涯。我2010年调入文学所时他退休已好几年了，不过我也常在楼道上碰到他。他回社科院总是背一个大包，为的是借书，只要满载而归，他就笑呵呵的。也许为了追回当年失去的时间，他尤其勤奋多产。去年住院，他还带着自己的电脑，在病床上继续工作，准备完成一部中国笑话史，但是他竟然走了。</p> <p>　　游民——另一个中国</p> <p>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古代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制约他们行为的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但是这个乡土中国是静态的，还有一个流动的中国。由于战乱和灾荒，或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大量农民“脱序”离开乡土，成为游民，他们中很多人结成团伙，混迹于江湖，在社会大动荡之际发迹。《水浒》电视剧片歌唱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所谓“江湖好汉”。</p> <p>　　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有无数游民。比如1925年毛泽东在分析社会各阶级时就说到“游民无产者”：“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些游民也加入农会和红军。四年后毛泽东如此批评党内“流寇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他认为必须加强“反流氓意识的教育”。</p> <p>　　较早关注秘密会社和游民的是日本浪人平山周，他直接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到中国调查会党，写成报告（中文版《中国秘密社会史》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章太炎作序）。但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对游民的研究极其少见。王学泰著作等身，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精深，但是他对学术和思想最大的贡献非《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莫属。这部著作横跨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几个学科，能与《乡土中国》比肩。</p> <p>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初于1999年出版，当时只印三千册。该书的增修版（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多达70万字，比初版多出近20万字。王学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游民思想意识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流民》（原拟名《游民的理想与现实》），篇幅不大，可以说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雏形。此后作者在《文学遗产》、《文史知识》和《文学评论》等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游民文化的论文，自成一家之言。江湖艺人把种种游民发迹的故事编成通俗文艺作品，在普通民众中流传，这些作品的潜在价值观渗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将这类故事背后的思想意识用“游民文化”四字概括并予以批判，这是王学泰先生最突出的学术贡献。他论证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俗文学相互影响，这又是包括郑振铎在内的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的。</p> <p>　　“三国气”和“水浒气”</p> <p>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写道：“中国确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句话，绝不是对1935年1月的中国社会状态的恭维。而且，鲁迅对“三国气和水浒气”的担忧与他的国民性改造是相联系的。七八年前，已有学者痛快淋漓地论述过这一问题。现在人们经常讲传统价值，有的学者往往把一些正宗典籍上宣扬的价值等同于支配普通人日常行为的准则，殊不知文字所苦心提倡的，恰是社会现实中所需要、缺少的。历史不以金玉良言为纲目，我们未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理想贯穿于二十四史。历代帝王将相中不少是游民出身，他们根本不顾什么道德黄金律。</p> <p>　　齐如山（1875-1962）的著作不引证经史，不讲大道理，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社会中实在情形”尤多究心，这种求知的方式可以说是“不由恒蹊”了。齐如山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我以为王学泰先生治学与齐如山颇为相似。记得齐如山曾说，日本人在晚清为了了解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专门收集各种民间流行的小说。王学泰指出，传统文化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小说教”，它在民间的影响恐怕比儒释道更大。四书五经对讨论传统价值和信仰、认识古人行为规范是有参考意义的，但是不能过分依赖。王学泰揭示的“小说教”有着垂范的意义。</p> <p>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说唐”系列的系统批判。王学泰先生发现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教材，成为江湖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志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这两部小说“不同程度上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在游民生活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于为什么这些小说深入人心，王学泰先生在谈《水浒传》的主题时解释道：“（游民）这个阶层是社会大变动中最为活跃，获利最大，其遭遇也是最有戏剧性的群体，因此根据他们的生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就能超越本阶层而为广大的人群所欢迎。当然，在表现游民的故事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时候，游民意识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民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还有“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两个关键词：“‘朴刀杆棒’是游走江湖者保卫自己、争取生存和反抗社会的武器，而‘发迹变泰’是游民美丽的梦想。前者似乎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奋斗的终点。”</p> <p>　　还可以加上一句：为了“发迹变泰”可以无视生命，不择手段。《水浒传》里的张横把他的“衣食父母”——三头行货——摇到江心时唱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昨夜华光来趁我，临时夺下一金砖。”这首歌比“赤日炎炎似火烧”更有资格当选《水浒传》的主旨。“金砖”和它所象征的一切说出了不少山寨落草者的宿愿：个人和小团体不受法律束缚的享受和富贵，即“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而“替天行道”无非是一块幌子。</p> <p>　　元明两代很多通俗文学作品是在宋代作品基础上改写发展的，它们往往鼓吹有组织的暴力，基本倾向是反社会的。这类作品中不乏野蛮血腥的细节，比如《花关索出身传》（六十年代出土）的起首，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刘备担心关羽和张飞起回心，竟让他们各自回家杀掉家小。关张两人怕自己动手不忍心，约好互杀其家。</p> <p>　　畅所欲言，从自己开始</p> <p>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王学泰先生是深表赞赏的。他在墨子“尚同”一说中看到了危险。他自己曾经横被口祸，但是他知识分子的良知从未泯灭，不屑于明哲保身。</p> <p>　　王学泰先生不断自省，他的反思对后辈学者是有启发性的。他一度“怀着虔诚的忏悔精神”阅读记载于刘向《说苑》中的《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他也想学得世故圆滑，打算从此学习金人三缄其口，但是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当说少开口，遇事躲着走’的心态打断了民族的脊梁”，并不属于主流文化：“这种卑怯的思想在我国流毒了几千年，是和我们民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的。”他向读者推荐的是晋人孙楚的《反金人铭》。尧舜盛时“悬谏鼓”，“立谤木”，“千方百计地搜求意见，这样才促成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王学泰先生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可贵的是他发现了人人三缄其口，只会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他建议有才能的人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敢于建言，每个人都“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为后代留下更多的东西”。这也是和我们历来所积极主张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相一致的。</p> <p>　　有的人（或者说有的机构）欠他一个道歉，他却不以为意。我想王学泰先生多年研究游民文化，痛感“报仇雪恨”的心态害人太深。他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是仁爱和善良。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p> <p>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2.htm?div=-1 453997 Sat, 27 Jan 2018 15:00:22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2/gongzhh8162_b.jpg"></td></tr> <tr><td> 张大春（1957-）<br> 台湾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喜欢将说书传统融入到小说写作中，著有《城邦暴力团》、《小说稗类》、《聆听父亲》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2/gongzhh8163_b.jpg"></td></tr> <tr><td> 《春灯公子》<br> 作者：张大春<br> 版本：九州出版社<br>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即便是一次短促的采访，我也为自己的提问是否会触怒张大春而忐忑不安，据一位采访过的记者所说，张大春骄傲、敏锐，厌恶千篇一律的提问，如果是一个笨问题，他会感到不悦。另一个令人焦虑的原因，是应当如何描画一个清晰的张大春？他同时被视为顽童、侠客和狂生，做过电台，写过剧本，面对读者也不退让，他曾公开说：“读者不是平白无故当的，他妈的他是消费者，花钱不见得就是大爷，他是要有文化准备的。”</p> <p>　　</p> <p>　　古往今来，还有何人敢做此事？</p> <p>　　他表现出的顽劣同样让朋友们印象深刻。据杨照文字透露，年轻时就素有顽童之名的张大春很喜欢恶作剧，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看悬疑片，他看到一半甚至开头就侧身对朋友说，“我对你说，杀人凶手其实是男主角的母亲……”张大春太太叶美瑶说自己如果出差，家里就会只剩下三个小孩。</p> <p>　　在周华健的描述里，他羡慕张大春的生活状态，认为他是“侠”。有时候他们在酒馆聊完正事，张大春拿出纸笔，醉后就写。这是一个太没有耐心的社会，但张大春并未跟着，他习字、写古体诗，通过小说近乎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主角就叫张大春，一个模糊了现实与虚构边界的反类型武侠故事，没有寻宝也没有复仇，而是书写“逃匿”。</p> <p>　　与老来沉默的人不同，张大春狂，敢说。写《大唐李白》，他替李白捉刀写诗，“有些诗我觉得要么是李白没写完，要么是后来编选李白诗集的编辑在胡编乱造。把他的诗改一改，也许两百年后有人看了，会觉得我写的还真不错。”</p> <p>　　狂的背后是他对中国古体小说的承袭和现代小说技法的了然。文化传承，剥落是常态，延续是机缘，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时常能看到传统书场叙事中偏离主题的“跑野马”，许多“离题”片段，伏线千里，犹如流动不居的碎片在大背景下兀自燃烧，这些由笔记、说部带来的教养正是张大春念兹在兹的古体小说命脉所在。</p> <p>　　这种承继，不仅体现在写作上，张大春还在电台说书，从《江湖奇侠传》《聊斋》说到《封神演义》《水浒传》。写《大唐李白》时，他早上写完，下午就去电台说了，电台坚持了快二十年，一个小小的说书场已然被重建。</p> <p>　　不过面对年轻人，他会自嘲：“我猜想，很多年轻朋友不见得认得我，我是写小说的，不只是骂街的，现在大部分朋友会认为我只在脸书上骂人，接着变成报纸上第二天的头条。”他接着说道，“那是我的副业。”台下传来一片笑声。（他曾因在脸书上的“骂街”，引来网友留言称他“反社会人格代表”，他回，“反社会人格”中肯，“代表”不妥，因自己太独特，代表不了任何人。）</p> <p>　　我不免好奇，他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眼前这位狂生？秘密或许隐藏在他和父亲的家族史里。</p> <p>　　“如果还有什么坚持，不在乎吧”</p> <p>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看世界不顺眼。一次演讲中，他说起1970年自己在学校跟人打架受处分，被命令站在秘书室门口罚站。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之间听到学校的墙外边传来一声春儿。他模模糊糊透过墙洞看到父亲骑着那辆28寸自行车，车前面的杠子上，放着两杆网球拍。张大春仍记得骑车路上，背影后边传来了父亲的话：“学校叫我来带你逃个学。”多年以后，张大春问父亲，“你记不记得，在我念初中二年级时，你带我逃过学。”父亲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是你带我逃了半天班。”</p> <p>　　父亲的言行，影响了张大春如何对待子女。莫言与张大春父亲交好，曾说老爷子您跟大春感情深，老爷子回应，“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这句话还在时间里冒险。两年前，张大春在脸书Po出中学生闹返课网时写下的错字，被儿子反击。第二天登上新闻头条，张大春转发，引用了父亲的话，说自己和张容“多年父子成兄弟。”感叹是儿子为自己解围。</p> <p>　　十多年前，他写《聆听父亲》，给尚未出生的张容讲述家史。如今，父亲故世，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为他们做早餐，坦言比起写小说，更重要的是陪伴家人。但狂生如张大春，也拿自己的儿女没辙。2013年，女儿听闻张大春帮周华健作词，说的一句话广为流传，“周华健已经那么老了，你还再帮他写文言文的歌词，你不要害他了。”</p> <p>　　有一天他问儿子，爸爸最好的朋友是你，你最好的朋友会不会是我？张容想了想，说，应该不会。</p> <p>　　相似的提问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张大春问父亲他最好的朋友是谁，父亲说：“有三个罢，倒还有两个没出来。”“那还有一个是谁？”父亲指着张大春鼻尖说，“就连我儿也一块算上罢。”</p> <p>　　父亲留给张大春的印象是沉默、寂寞。“我父亲非常寂寞，所以非常珍惜友情，我常觉得他和母亲之间的夫妻之情，还不如从愉悦而热闹的友情，来得满足和快乐。所以他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感情都给了我。”</p> <p>　　两年前，让张大春苦恼的，还有日益增长的腰围。他提到自己前两年每周四五天都在健身房里骑一个小时单车、在跑步机上快走十多公里、游泳两千米，有时还做一点重量训练。“让腰围向二十八岁时收缩，便成了我人生极大的目标。”</p> <p>　　现在，张大春似乎从坚持到放弃，开始自嘲“肚子虽大，里头都是学问。”</p> <p>　　对于张大春肚子里的学问，阿城有这么一段回忆，90年代他在台北结识张大春，看到他总是突然问他来的朋友，例如，王安石北宋熙宁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他的这个朋友善饮，赤脸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讪讪地笑，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这个朋友反问，答对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说这个不算，再问再问。见到此景，阿城说，“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得魂飞魄散。”</p> <p>　　这样一位明达通觉的写作者，还会坚持什么？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张大春答道，除了奉行每天的阅读和写作，“如果还有什么坚持，不在乎吧。”</p> <p>　　对话</p> <p>　　1</p> <p>　　新京报：你的写作常把古代材料加入现代小说技法，《春灯公子》也有这样的痕迹，你会有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吗？</p> <p>　　张大春：有时候发现这个说法很奇怪。欧美总是在讲个人，大概从T.S艾略特开始，讲所谓的传统，我认为哈罗德·布鲁姆跟着这个路子在发展他的影响焦虑的论述。有趣的是，西方的作家特别喜欢强调个人，却认为小说或者是诗歌，好像是该跟着老前辈。我们今天的人听这样的论述，好像丝毫不怀疑，试问，所谓影响的焦虑，不是就在说明，越晚出的作者，越是受到庞大的前辈作家影响。那么，个别作者的创造性，跑哪里去了？《影响的焦虑》，我是三十多岁看到的。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前辈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或者从某些大的概念上去揣摩，我自己的写作，一点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挑战某个传统的写作者。</p> <p>　　2</p> <p>　　新京报：那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似乎也近在眼前，你怎么看待小说或者小说写作者的未来？</p> <p>　　张大春：恐怕小说某些所谓的未来、渴望，这些我们对未来的瞻望，肯定不是建立在小说作者、小说传统上，首先要丢开小说，比如今天北韩丢两颗（原子弹）到美国，对不起，五十年没有伟大小说了。不过必须要说的，你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揣摩的话，它不但不会消失，也不见得因为某些特定的需求更加蓬勃，也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小说已死，法文里不知道说了多少年，还有说电影已经死了。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假问题。这种发问，也不见得是你的问题，是媒体的惯性，很希望从看起来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人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答案。</p> <p>　　3</p> <p>　　新京报：朱天文老师曾说你的“小说没有弱点，如此之找不到弱点，令其得意门生要好沮丧提问何以他小说里都没有一个认真在悲伤的人？”，你自己怎么看？</p> <p>　　张大春：她（朱天文）所谓的得意门生，是骆以军。当年骆以军上过我不到一年还两年的课，大学学籍制度凑合成了他坐在台下，我坐在台上，都说是师生，我真没有教过。</p> <p>　　至于没有一个悲伤的人，当然要欢迎对话。因为台湾的小说，有个很著名的电影，我也有参与，《悲情城市》。台湾把自己变成一个悲情城市，你明明小日子过得很好，假装自己很悲伤。大家的悲伤都是装的，你装什么呢，小说里面，那些个认真悲伤的假人。</p> <p>　　她大概觉得，我的小说，在技术上的打磨，是比较特别的。的确，很多人认为这种打磨包含了炫技。我也很纳闷，你这个技不炫，如何成为一个被认知的技呢？如果炫技不成，最怕的是炫技不成，没有说是怕炫技的。</p> <p>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90.htm?div=-1 453953 Sat, 27 Jan 2018 10:01:46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4_b.jpg"></td></tr> <tr><td> 《上穷碧落：热气球的故事》<br> 作者：理查德·霍姆斯<br> 译者：暴永宁<br>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br>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飞上天空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而热气球则是人类最早的升空载体。《上穷碧落：热气球的故事》就是一部热气球飞天历险记，标题中“上穷碧落”的翻译（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泛指天上）虽然稍显拗口，但书中关于飞行先驱们的逸事和传奇则足够充满魅力。</p> <p>　　不同于我们现在对热气球的认知主要聚焦在探险、摄影或旅行，19世纪普法战争期间，热气球也曾一度用于被围困时的联络和通信。维克多·雨果就曾描述过当时热气球从围困的巴黎升入天空的情境，“巴黎遭到了包围与阻截，失去了与外面整个世界的联系。然而只凭着一只简简单单的气球，空中的区区一个气泡，巴黎便又恢复了同世界的沟通。”除此之外，我们也能在儒勒·凡尔纳的写作中发现很多热气球的影子。这本故事集则正是通过热气球的故事把历史、艺术和飞行融为一体。</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9.htm?div=-1 453952 Sat, 27 Jan 2018 10:01:45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1_b.jpg"></td></tr> <tr><td> 《长乐路》<br> 作者：史明智<br> 译者：王笑月<br>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br> 2018年2月</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身为驻华记者的史明智在上海一住就是七年，他的家就在长乐路的最西边。这个好奇的美国人，把这条长约3.2公里、位于上海人民广场西南方的马路探访了个遍，搜集了在这条街道上生活、工作过的人们的故事，把它们都汇集在《长乐路》里。所以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一座城市、一条道路的悲喜，还诉说着曾经众说纷纭的历史和过往，以及当下层层叠叠的涌动与梦想。</p> <p>　　好像何伟的《江城》一样，史明智的《长乐路》也为我们观察那些熟悉的城市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和视野。就像我们不太会想到长乐路的英文名是“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长久的快乐”，仅仅这个翻译就让这条路有了更温暖的寓意。还有那些真真切切的人，开花店的老板娘、卖葱油饼的知青大爷……法租界的梧桐也见证了这条路经历的崛起和低迷，还有那些珍贵的信件也连同这条路一起，守护着人们心底的情感与秘密。</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8.htm?div=-1 453951 Sat, 27 Jan 2018 10:01:44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3_b.jpg"></td></tr> <tr><td>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br> 作者：张新颖<br> 版本：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br> 2018年2月</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对于张新颖书写的沈从文而言，这是一部“前半生”比“后半生”晚到的传记。2014年《沈从文的后半生》曾一度风靡，而今，学者张新颖则带着这本合璧之作《沈从文的前半生》与我们再次相见，完整呈现沈从文一生的精神沉淀和成长经历。</p> <p>　　这本传记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在变动不安的大格局中，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沈从文，如何从湘西边城走向广阔世界，承受苦痛与光芒，显现出人生的传奇与平常。他在与时代的碰撞中不断发现与扩充自我，从而得以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张新颖曾说，“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7.htm?div=-1 453950 Sat, 27 Jan 2018 10:01:43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7_b.jpg"></td></tr> <tr><td>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br> 作者：玛丽·瓦西里奇科夫<br> 译者：唐嘉慧<br> 版本：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br>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这是一部私密的战时日记，保存了1940年至1945年间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对柏林和战争的记忆。她用绵密琐碎、完全个人式的讲述，为那段厚重的历史补充了大量生动切身的细节，仿佛能带领人们重回目击现场，一睹战时模样。</p> <p>　　白俄贵族女性的身份也让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堪称传奇。她幼年起即随父母流亡海外，辗转德国、法国和立陶宛。1940年，23岁的她前往柏林，先后在德国广播电台、外交部情报司任职。她的日记也始于那年的1月1日，“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 正是日记这种表达形式，让这份别样的“二战史”有了温度，通过对具体的心理活动和生存状态的描摹，再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沉浮，也映照了整个欧洲贵族文明经历的悲恸和衰亡。</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6.htm?div=-1 453949 Sat, 27 Jan 2018 10:01:42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2_b.jpg"></td></tr> <tr><td> 《时间的噪音》<br> 作者：朱利安·巴恩斯<br> 译者：严蓓雯<br> 版本：译林出版社<br>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6_b.jpg"></td></tr> <tr><td> 《白石上的黑石：巴列霍诗选》<br> 作者：塞萨尔·巴列霍<br> 译者：陈黎 张芬龄<br> 版本：雅众文化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br> 2017年12月</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时间的噪音》</p> <p>　　作者：朱利安·巴恩斯</p> <p>　　译者：严蓓雯</p> <p>　　版本：译林出版社</p> <p>　　2018年1月</p> <p>　　巴恩斯把肖斯塔科维奇视为英雄，可他也说，“我的英雄是个懦夫”。这个既是英雄又是懦夫的人物是20世纪苏联著名作曲家之一，却一生生活在对权力的恐惧之中。他是收拾好小行李箱、一夜夜守在电梯旁等待随时被捕的人，也是被斯大林钦点，代表苏联去纽约参加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的艺术家，他还被架上俄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职位，而前提是他必须入党。这三个节点恰好分别发生在1936年、1948年、1906年。所以每隔十二年，权力就会找到他，同他进行一场对话。</p> <p>　　《时间的噪音》里，巴恩斯把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这三个重要的时间段，对应地安放“在电梯旁”“在飞机上”“在汽车里”三个部分里，从而展现勇敢和怯懦这对矛盾体如何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得到统一。“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p> <p>　　《白石上的黑石：巴列霍诗选》</p> <p>　　作者：塞萨尔·巴列霍</p> <p>　　译者：陈黎 张芬龄</p> <p>　　版本：雅众文化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p>　　2017年12月</p> <p>　　与聂鲁达和帕斯齐名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是20世纪最重要的拉美诗人之一，一生颠沛流离，却仍能透过书写对抗打击和失意。他的诗作不仅语言极具突破和创造性，而且背后凝聚着诗人浓烈的情感和强劲的冲击力。这个敏感的灵魂不仅写尽人世的荒谬和苦难，还察觉出死亡的孤寂和必然。</p> <p>　　“我将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那一天早已走进我的记忆。我将在巴黎死去——而我并不恐惧……塞萨尔·巴列霍他死了，每一个人都狠狠地捶他，虽然他什么也没做。他们用棍子重重地揍他，重重地，用绳索；他的证人有星期四，手肘骨，寂寞，雨，还有路……”死亡是巴列霍一直关注的议题。《白石上的黑石》中他写下对自己死亡的预言，孰料在1938年的巴黎得到应验。黑石叠在白石上即是坟墓的标记，黑色寓意苦难，立在白石上，别有深意。这本囊括巴列霍代表诗作70首的诗选集以《白石上的黑石》命名，亦表达了编译者陈黎、张芬龄夫妇对这首诗作的敬意。</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5.htm?div=-1 453948 Sat, 27 Jan 2018 10:01:41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1/zhangj18165_b.jpg"></td></tr> <tr><td> 《脚鱼》<br> 作者：汉娜·约翰森/文 <br> 罗特劳特·苏珊娜·贝尔纳/图<br> 译者：任庆莉<br> 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br> 2017年12月</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幻想真的会说话。《脚鱼》就是一本珍视并鼓励孩子大胆幻想的图画书，讲述的是主人公多多和她的新伙伴脚鱼的故事。脚鱼是多多今年想要的生日礼物。本来以为这只是多多发音不清闹出的笑话，结果发现多多想要的脚鱼“真的”来到了她身边。脚鱼会说话，还能陪多多一起玩耍，甚至能爬出鱼缸围着桌子跑步。他俩就这么在屋里绕着圈儿跑，去外面有大树的地方跑，跑累了就一起回鱼缸里游水。到了晚上，妈妈、爸爸和奶奶轮番进屋催多多该关灯睡觉了，可他俩显然还没待够，多多最后把自己房间里的桌子和床都搬进了鱼缸里，这样即便在黑暗的夜里，他们也能相互陪伴。</p> <p>　　孩子内心自有广阔的宇宙。这本畅销德国二十年之久的经典图画书告诉我们，认真对待孩子的愿望，不要低估他们的想象。</p> <p>　　本期书情主持：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4.htm?div=-1 453947 Sat, 27 Jan 2018 10:01:40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0/xvwei878155_b.jpg"></td></tr> <tr><td> 《假性亲密关系》<br> 作者：史秀雄<br> 版本：中信出版社<br> 2017年9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0/xvwei878153_b.jpg"></td></tr> <tr><td> 《可以论》<br> 作者：叶匡政<br> 版本：中信出版社<br> 2015年10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0/xvwei878156_b.jpg"></td></tr> <tr><td> 旅行青蛙（旅かえる）游戏</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0/xvwei878151_b.jpg"></td></tr> <tr><td> 《游戏的人》<br> 作者：（荷）约翰·赫伊津哈<br> 译者：何道宽<br> 版本：花城出版社<br> 2007年9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10/xvwei878152_b.jpg"></td></tr> <tr><td> 《信息烟尘》<br> 作者：(美)戴维·申克<br> 译者：黄锫坚<br> 版本：江西教育出版社<br> 2002年</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本周我们关注了诸多热点，比如风靡朋友圈的手游一只呆萌的小青蛙；比如朋友们通过一种直播答题竞赛，获胜者就能收到一笔钱作为奖励。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今天，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自如地在虚拟和现实中穿梭，重塑着我们与外界的关系，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让我们逐渐地发现到更为真实的自我。</p> <p>　　</p> <p>　　观察</p> <p>　　假性亲密关系</p> <p>　　为什么越亲密，反而越容易伤害对方？</p> <p>　　亲密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有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但事与愿违的是，在最应该产生高质量亲密感的爱情关系里，人们却常常感到更加孤独，更加难堪，甚至，更加不幸福。</p> <p>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在媒体读到家庭暴力、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相关新闻。好像越是亲密的人，反而越容易伤害对方。这大概就跟“假性亲密”关系有关。我们特意准备了20道亲密关系测试题，供大家测试自己的关系亲密度。</p> <p>　　如果你也曾经在亲密关系中感到需要掩饰自己，无法坦诚相待，那很可能，你跟伴侣之间，离真正的亲密还隔了一些什么。如何识别你的亲密关系是否具备足够的真实的“亲密度”？“假性亲密关系”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只有学会识别假性亲密关系，才有可能迈向下一步：建立更加真实、更加紧密的亲密关系。</p> <p>　　回顾20年上网史</p> <p>　　永远都不要低估网民对社会正义的尊重</p> <p>　　“键盘侠”是质疑网络发言最流行的词之一。流行到什么程度呢？许多人因此对网络讨论已经不信任，而辱骂谩骂、人身攻击、隐私侵犯等语言暴力，也加剧了紧张和焦虑。但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或许说到底还是我们尚未真正懂得怎样与陌生人相处的公共生活。</p> <p>　　然而，抛开“水军”等虚假用户不说，这并非是否认网络发言中的朴素正义。比如这篇文章的作者回顾他20年上网史，就提到，“不要低估了网民对社会真相的认知，更不要低估了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尊重。”他是中国第一批“网民”，而1998年，是他上网的第一年。</p> <p>　　热点</p> <p>　　《旅行青蛙》</p> <p>　　在手机里养蛙，却开始认识另一个自己</p> <p>　　最近几天，大家肯定都注意到了“旅行青蛙”（旅かえる）这款风靡朋友圈的游戏。佛系、可爱、平静、治愈……这些是玩家们用来形容“旅行青蛙”的高频词。“青蛙”玩家们的平静治愈感究竟来自于哪里？游戏中与“蛙崽”互动的乐趣是个人情感代入的结果吗？</p> <p>　　在跟玩家们的交流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只小小的蛙崽背后，令我们最感治愈的，是我们透过这只小小的蛙看到不断被深入认识的另一个自己。即使只是一款虚拟游戏，我们却在打开手机的那几分钟里，透过跟蛙的相处，毫无压力地感受着自己的情绪，难得地拥有跟自我相处的时间。</p> <p>　　直播答题</p> <p>　　通过答题赚钱，不代表拥有完整的知识体系</p> <p>　　恍若一夜间，直播答题火了。答题倒不难；理解，它是一种知识竞赛。但是，“直播答题”又是什么？把答题搬上直播，让全民参与，实时在线博弈。节目形式并不复杂，一般设有12道选择题。</p> <p>　　如果全部闯关成功，则与其他全答对的观众平分奖金，从百万奖金中分得几元、几十元甚至几千元。</p> <p>　　在答题中闯关成功，即是聪明、见识广，还意味着非凡的记忆力和反应力。真是这样吗？纵观题目和答案，它们无关完整的知识体系，只不过是一些片段化的信息。显然不会有人真把答题当作求知的路径。</p> <p>　　栏目</p> <p>　　几句话能说清却硬被写成书</p> <p>　　我们本期吐槽的这几本书，都让读者们感觉啰嗦。觉得明明一条微博就能说清楚，却硬是啰哩啰唆被写成了一本书。你有没有读到过类似的作品，核心内容几句话就能说完，却硬生生写了一本大书？这样的扩充到底是否必要呢？欢迎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欢迎你也来参与不吐不快的“霉土豆”，将你读到的“失望之书”告诉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声音。</p> <p>　　何怀宏</p> <p>　　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p> <p>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自1988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读书圈和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年恰是其中文版面世30周年。</p> <p>　　何怀宏是中译本的主译。在他看来，《正义论》最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帮助读者注意到了“制度的德性”，而我们往往局限于思考个人的道德、修养或境界，注意力很少集中到制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p> <p>　　那么，于我们个人而言，要过上道德的生活，需要何种个人修养和制度道德？我们于是请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做客第22期“我有嘉宾”，同时约你围绕《正义论》、“正义”和“有意义的生活”等话题提问。</p> <p>　　朱自清 《经典常谈》</p> <p>　　本期节目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除散文家的身份之外，朱自清先生还是一名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不仅写作《诗言志辨》一类颇具深度的学术著作，同时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和赏析。“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希望更多读者能够从经典中获取知识，于是写作这本《经典常谈》，深入浅出地将经典的魅力传达给读者。</p> <p>　　“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其作者都是老一辈的大家，如鲁迅、周有光、朱自清等人，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领域，深入浅出，是读者获得知识不可多得的好书。新京报书评周刊·有时FM精选这套“大家小书”系列中的30本，并通过听书的方式，将其推荐给大家，至今已推出9期。赶快关注我们的有时TimeTo，聆听更多好书。</p> <p>　　本周新媒体观察/新京报记者 张婷</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3.htm?div=-1 453946 Sat, 27 Jan 2018 10:01:38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8/zhangch8141_b.jpg"></td></tr> <tr><td> 《彼得堡》<br> 作者：（俄）安德烈·别雷<br> 译者：靳戈<br>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br> 2018年1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8/zhangch8142_b.jpg"></td></tr> <tr><td> 安德烈·别雷（原名鲍里斯·安德烈·布加耶夫，1880-1934），俄罗斯小说家，诗人，曾参加俄国的象征主义运动和新康德主义，代表作《彼得堡》被纳博科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四本小说之一。</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1905年的彼得堡正在经历推翻沙皇的剧变，人们内心出现了无数个前景，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洪流。这让整座城市升温、疯狂，清醒的道德与理性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呓语着对人生和国家的幻想。象征主义小说家安德烈·别雷便从人物乃至城市的内部出发，放弃了历史的细节与准确，转而用意识流文字呈现灵魂的疾病，由内而外地构造城市。这种独一无二的写法让另一位小说家纳博科夫十分赞赏，他曾经表示，《彼得堡》是和《尤利西斯》《变形记》及《追忆逝水年华》并列的四大巨著。</p> <p>　　潮湿</p> <p>　　所有东西都在潮湿中急速下坠</p> <p>　　现实主义在俄国的土壤中已不再是文学流派，而是溶化成他们的心肠乃至茎须，成为一切养分汲取和消解的根源。即使安德烈·别雷被分类为“象征主义小说家”，这个头衔也不过是一种果实，它的汁液、细胞、内核，都来自土层之下、与民族灵魂相关的现实性。在城市搭建方面，作家们可以有无数种设计图来完成内心的构想，极少有作家还会使用几大段把砖瓦到家具都描写一遍，或者说，这种构图风格已经逆向变成了所谓“现代主义”用于解构城市的手段，如马丁·艾米斯对伦敦事物的刻画将城市进行了由里及外的翻改，德里罗笔下的纽约在屏幕和电梯的夹击中变成机器人的内腔，法国新小说作家米歇尔·布托所写的《时情化忆》用百科全书般的视角和重新安排的时间将整座城市变成迷宫。炫目的艺术技巧外，能够用现实心肠去体验一座城市的皮肤、血液，描述历史躯体心跳的作家就十分可贵。安德烈·别雷所创造的那短短十几天的彼得堡，仿佛具有自身的灵魂，所有对话、故事、意识流的恐慌都由城市本身发出，而人物不过是它们所投射的影子。</p> <p>　　在安德烈·别雷的笔下，彼得堡是一座患上了高烧的城市。高烧，来源于历史所经历的炽热，一股泛滥的热情让俄国工人不约而同地举行罢工，先锋的革命者急迫想要推翻沙皇封建统治，大厅里的老参议员焦虑地想要维护阶级的权益，而大街上的行人则无所适从。清晰的理智不复存在。别雷在《彼得堡》刚开始的时候便描绘了这种状态：</p> <p>　　“那里也矗立着这样的大楼，那里也流动着这样灰溜溜的人群，那里也弥漫着这样淡绿色黄兮兮的烟雾。那里，人们一门心思地在奔跑，人行道在窃窃私语，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防雨套鞋摩擦着地面；居民们的鼻子神气地浮动。许许多多的鼻子在流动：鹰钩鼻、鸭嘴鼻、鸡嘴鼻……被热腾腾的蒸汽融成一团的人流，分裂成许多环形的流体：一个环形接着一个环形流动而过。”</p> <p>　　彼得堡浓重的潮气从涅瓦大街开始占据了每个角落，人物的语言、思想、行动在城市的第一视角内也变成渺小的水分子，飘浮在空气中，没有落点，“同屋外、墙外、围栏和门下空隙外边的和谐的叹息混合在一起。而那边的什么地方，在屋外、墙外、围栏外和门下空隙外流水匆匆流动的淙淙声，都仿佛是匆匆流动的叨叨声：所有的叨叨都变成了叹息，而所有的叹息又开始在那边叨叨”。与萨洛特或施尼茨勒那种躯体容器内的句子不同，别雷所写的意识流不仅由人物内心发出，还从大厅、画像、广场上的青铜骑士以及楼梯等任何角落发出。甚至可以说，这种潮湿的水汽侵蚀才是这部小说的本体，它们赋予了别雷的象征主义以一种虚无的浪漫性，一种永恒的雾，把人和人，物和物，人和物都隔开，不再有勃洛克式的和解。小说冲突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老参议员阿波罗和儿子尼古拉之间也是如此，“在我们与参议员的儿子之间开始下起急剧的雨点；雨变得像一张网似的下着；在这张网里，所有通常沉重的东西、建筑物的凸出和凹进部分、像柱、大门口、砌砖阳台上的飞檐，都失去了清晰的外形，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只是朦胧可见”。如果用“雨网”来形容彼得堡这座城市的话，那么，在朦胧、飘浮的意识中，网不再承担捕捉和联结的功能，它更多是一种疏漏，通过那巨大的网眼，所有东西都在潮湿中急速下坠。</p> <p>　　干燥</p> <p>　　每个人心里都有格格不入的火</p> <p>　　与潮湿相对的，是彼得堡的干燥。如果说潮湿是整座城市的外部景象，那干燥就是《彼得堡》人物内在的景观，也是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彼得堡》的几个主要人物中，除了旧阶级的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和代表新思想的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这对父子外，还有为革命不惜一切代价的冷硬派人士杜德金、丑陋的利潘琴科、臃肿笨拙的上尉谢尔盖·谢尔盖依奇·利胡金等等。但安德烈·别雷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那样将人物塑造成完整的雕像，而是用非常碎片化的语句表现每个人的侧影。法国评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将火比喻为“个性的形式原则”，“决定着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而在别雷塑造的躯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些在火中炙烤的、尚未成型出窑的陶塑。意志之火不是完整的、足以支配人物行动的热量，而是断断续续的火苗，随着意识流的描写忽明忽暗，与阴晦潮湿的氛围形成映照。</p> <p>　　“空气从侧面的一个地方冒出轻飘飘的火焰，突然一下子全部亮堂了，玫瑰色的翩翩云波像一张碎珠母织成的网飘进火焰里……一条接一条鱼贯而过的马路和墙壁，变得清晰起来了。轻飘飘的花边转变成了清晨的彼得堡：彼得堡轻易而奇妙地一下子变得花花绿绿。”这就是别雷安置在《彼得堡》中的两个声部。故事的过程时而模糊，零碎，时而又回归到主线人物的声音上。十多天里，尼古拉收到了“那个人”寄来的一个装着炸弹的沙丁鱼罐头，还有一封要求他大义灭亲炸死自己父亲的信件，尼古拉为此而纠结痛苦。他的父亲阿波罗知晓了这一信息，对儿子感到惊恐，眼前又不断浮现出小尼古拉可爱的样子。杜德金先作为恐怖政党的知识分子出现，随后又在一场关于青铜骑士的梦中得到启示，杀掉了写假信件的利潘琴科……《彼得堡》大部分篇章都用于表现不同人物矛盾的心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格格不入的火，期待着彼得堡的涅槃；但这团火焰在潮湿的意识流中渐渐熄灭，他们时而发现自己不过是那团“意志之火”的影子，时而认为那个影子是最真实的自己。于是，干燥成为彼得堡的另一层氛围。火焰终究没有燃烧，每个人都沉陷在内心火苗所形成的“假性幻觉”中。</p> <p>　　夜晚</p> <p>　　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冷静</p> <p>　　潮湿的雾气，干燥的火苗，这一切都发生在夜晚。“彼得堡——这是一场梦”，别雷在小说中写道，“如果你梦中在彼得堡呆过，就无疑知道那沉重的大门：那些硬木做的门上装着玻璃镜；过往的人们看着这些玻璃；可他们从来没有到这些玻璃的里面去过”。在这里，夜晚不是指示时间的幕布，而是一种氛围，每个人物、每一处大厅都沦陷在浓重的夜色中，没有月光，只有绝对的黑暗；人们看不到生活的道路，也无法理解对方的内心。黑夜剥夺了人的视力，他们只能在自我的困顿中挣扎。犹豫成了人物行动的特点，接到沙丁鱼罐头的尼古拉时而下决心炸死父亲，时而陷入自我谴责；而冷硬的杜德金也是如此，别雷没有将他描绘成纯粹的行动机器，而是让杜德金在空旷的广场上自我反省。</p> <p>　　这是人物对现实妄想的梦境，也是安德烈·别雷所说的“大脑游戏”，在琐碎的意识流和模糊的轰鸣声中，用故事完成思想已不再是《彼得堡》的任务，他无意在文学中完成某种革命性的定论。犹豫，迟疑，无止境的断点，这些东西在断断续续的主线情节外构成了人类灵魂的出口。假如人物的行动是一种被假性幻觉所支配的意识，那么犹豫就是纯粹的无意识，在这个空白的意识地带，人物得以从高温呓语的彼得堡浪潮中脱身，呼吸冷静的空气。城市在发烧，城市的细胞在膨胀，而人要在这个世界上冷静，便是别雷在极端时刻为人类提供的出口——保持对生活的否定。</p> <p>　　任何历史高烧都终将退去，呓语也将结束，别雷的内心无疑保持着这种光明，“水浪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河水变得平坦舒展了，上面所有的星星也就消失了”。关于彼得堡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其他书籍中找到更多翔实的资料，但小说家的工作绝不是提供无误的知识。人性才是那些漫长篇幅所要叙述和理解的本质，在这个基础上，别雷所写下的，既是一座彼得堡，又不仅仅是一座彼得堡。</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1.htm?div=-1 453945 Sat, 27 Jan 2018 10:01:37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7/luodong8184_b.jpg"></td></tr> <tr><td>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天下为学说裂》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7/luodong8185_b.jpg"></td></tr> <tr><td>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br> 作者：瞿骏<br>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br> 2017年10月<br> 通过对学生生活、教科书等问题的细腻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的生活、行动与心境，解说清末民初中国的变之深与变之痛。</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7/luodong8181_b.jpg"></td></tr> <tr><td> 【延伸阅读】<br> 《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br> 作者：瞿骏<br>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br> 2017年12月<br> 通过民族主义、读经争论、私塾改良等话题切入与讨论，并由这些断面来看待“花落春仍在”的中国近代史。</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近现代历史所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众声喧哗，应是社会转型时代特有的现象。而以往的历史研究及叙事多主张从中发现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能够解释和说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我们所看到，大约就是这样一种鲜明而固化的对历史潮流的认知，以为新战胜旧，激进战胜保守，先进战胜落后是历史的必然，不仅是对历史面貌的真实表达，而且昭示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p> <p>　　近读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一书，却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作者独辟蹊径，以“再历史化”“去熟悉化”的勇气和态度，探究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进而呈现出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多重复杂的面相。他从边缘化的人物、地域及领域入手，在纷繁的，通常被人冷落、轻视或忽略的历史材料中，梳理、发掘出大量的足以让我们对某些历史结论、历史叙事重新思考和认识的特殊情境和复杂图景，进一步拓展了讨论空间，使得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从已经板结的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在这里，历史不再是一条线性发展的不归路，而是一幕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歧路亡羊、曲径通幽、方生方死、福祸相倚的活剧。</p> <p>　　近代中国转型特色</p> <p>　　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p> <p>　　作者从繁杂的历史表象中拎出“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两个关节点，并由此追问表象背后的多种欲望和动机，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层矛盾和内在冲突。他注意到，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个十分显著的特色，表现为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p> <p>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就曾表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然而，胡适所言，只是描述了众多历史面相之一种，而瞿骏在书中所探讨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则呈现出丰富的多重复杂的面相。</p> <p>　　它固有谭嗣同所言“冲决网罗”的一面，这里所谓“网罗”，便是儒家三纲所编织的家国共同体。而随着西学新知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先知先觉者借助书籍、报刊、演讲的大肆鼓吹，读书人前程、性命所系的旧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出现了“道出于二”的现象，儒家圣贤的道理不再是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的正道和大道，所谓“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也即美籍学者张灏所说，“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p> <p>　　这种“文化危机”或曰政教危机，它对每个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是千差万别的。在这里，瞿骏把目光投向传统精英群体之外的青年学生和地方读书人，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在新旧交替、“交互激荡”的历史情境中，他们是如何塑造思想文化革命的形态，同时又被思想文化革命所塑造的。</p> <p>　　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生群体的命运遭际尤为可观、可思、可叹、可怨。如上所言，一方面，甲午之后不断加深的亡国灭种的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焦虑和紧张；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不可避免地在年轻学子们的心里引起了骚动不安。这种“不安”所透露的恰恰是这些读书人对“道出于二”的困惑和选择的两难。</p> <p>　　他们未始不知道，新学带给他们的，绝非他们所想象、所期待的。但在公开场合，几乎没人反对，变革在中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不仅要变，而且要大变、快变、全变，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孔子及其思想，乃至旧的教育体制。中国的贫弱、落后，民众的愚昧、奴性，都要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承担责任。</p> <p>　　于是，清末的改革新政，始于弃八股，改策论，继而废科举，办新学；至于民国，乃以求新知为理由，在教科书中，以白话取代古文，以知识取代读经；至“五四”运动兴起，主张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更给了人们怀疑一切定见，重估各种价值的勇气和信念，非孝反孔、家庭革命、男女平权、个人自由，遂成为流行的时尚。</p> <p>　　“进退失据”说的是近代中国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敌；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强大，总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那些条件与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国转型中表现为多重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p> <p>　　进退失据</p> <p>　　青年学子和读书人的命运处境</p> <p>　　这种情形往往被看作是清末民初历史进化的主流，其进步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但瞿骏通过对转型时代青年学子生活史的深入研究，却敏锐地发现，思想文化革命暨社会政治变革并不必然地给大多数学生带来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的前途不仅没有希望，反而会有绝望感。这是因为，新的学堂建制较旧的科举建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更加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而这个结构的突出特点即“求学为富人所独占”。</p> <p>　　如果说，旧的科举时代，贫寒子弟通过刻苦读书仍有上升机会的话，那么，自民初至“五四”，甚至连留学生都尝到了前途渺茫的滋味，更遑论乡村或城乡交界处乃至北京、天津、上海之外其他城市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充当小学教员就谢天谢地了，尽管工资低，待遇差，无书可看，改变境遇的希望几近断绝。</p> <p>　　尤为“悲催”的是，以往那些由生员、童生转化而来的三家村塾师，在乡村社会至少还具备维系社群关系与日常礼仪、传习应用文牍与应用规范、导人从善、祛除罪恶等多种社会功能；而学堂学生成为乡村教员后，学堂所学与城市生活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不能有益于乡村社会，使之获得思想文化的启蒙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更新，反而造成了他们与当地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疏离，乃至冲突，这恐怕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始料所不及的。在这里，作者借他人之口而感叹：“是以民权主义之精神，而得阶级教育之结果也。”</p> <p>　　书中对清末民初生活在江浙地区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温州瑞安的张棡、苏州吴江的柳兆薰、常熟桂村的徐兆玮，以及杭州的凌独见，都有极详尽而周到的个案研究，再现了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小人物——作者称之为“失语者”和“边缘人”的命运遭际，从而更深入地透视了这个群体的渴望与无奈，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困惑。</p> <p>　　科举废除后，他们这些“后科举时代”的地方读书人，由于传统的上升通道被阻断，只有借助“新学”，才能为其提升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与“新学”建立的基本关系模式。杭州凌独见的人生轨迹最突出、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p> <p>　　凌氏名荣宝，浙江衢州江山县溪滩乡人，一说其眇一目，故号独见；而另有一说，由于他以一人之力创办《独见》周刊，所以名之。有研究者把他归入“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以倾心于新文化，看重的只是新文化所具有的使其“社会上升”的功能，以及远离故土，走向全国舞台的可能性。为此，他们有时也会表现得很激进，如凌独见作《非孝》，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想观念之争，不如说是为了吸引社会关注，积累自身声名罢了，犹如当下有人为了点击量而故作姿态。</p> <p>　　瞿骏对其命运的悲剧性看得很清楚，他言道，他们获得的新知识以及“新武器”越多，离开他们原本安身立命之处就越远，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也只能是各种未来替代性归宿的幻影。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梁启超笔下“过渡时代”两头不到岸的那批人。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亦只能喟叹：“究之所得，新学尽是皮毛，久之皆脱落而不能附着，徒使旧学日荒，非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步者欤？”事实上，这种困局，时至今日，尤难索解。而值得庆幸的是，瞿骏以自己的方式，把这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问题提了出来，则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思考和探索。</p> <p>　　□解玺璋</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80.htm?div=-1 453944 Sat, 27 Jan 2018 10:01:36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6/xvwei878147_b.jpg"></td></tr> <tr><td> 1914年，一战期间，德国蒂尔西特镇火车站的伤兵。</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6/xvwei878149_b.jpg"></td></tr> <tr><td>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br> 作者：皮特·恩格伦<br> 译者：陈信宏<br>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br> 2017年11月<br> 一战中23位来自不同阶级、国家、阵营的普通人，由他们的生命史抵达“真实”的战争。</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对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p> <p>　　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机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p> <p>　　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异常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美丽与哀愁。</p> <p>　　生命的美丽</p> <p>　　都是人生最好的年华</p> <p>　　《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甚至，我们的历史作家何尝不能借鉴这样的文笔，回视一下中国一个世纪的天地玄黄。</p> <p>　　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且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p> <p>　　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这种俯瞰式的全景结构，很像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经典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或者新近走红的福斯特的《二十世纪三部曲》，但《美丽与哀愁》是非虚构的，由一个个真实而美丽的生命联络成一个时代的缩影。</p> <p>　　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事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炼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齐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p> <p>　　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俘”、“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参战各方已经杀红了眼，人性越来越野蛮、越来越堕落。意大利骑兵军士摩内利目睹了逃兵被处死，大量的军队溃败，不由地感叹：“所有的人命运似乎都比我还要悲惨……一旦爬出战壕，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他们的性命了。”</p> <p>　　美国军医库欣则忠实记录下在战争中患病死去的同事的诗篇：“佛兰德斯战场上罂粟花随风摇摆，/十字架矗立其间，一排接着一排，/标志着我们的安息的地点：天空上/云雀仍然不断勇敢地歌唱飞翔，/尽管鸣声不免为地面的枪声掩盖……”</p> <p>　　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两人沦为战俘，两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p> <p>　　历史的哀愁</p> <p>　　一场稀里糊涂的大战</p> <p>　　某种程度上，一战是一次稀里糊涂的大战，虽然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很正义。相较而言二战更为“理智”，正义和邪恶两大阵营异常鲜明，侵略者和卫国者一目了然。轴心国有非常清晰的领土和利益诉求，连轴心国自己都宣称充当着“历史的恶”或者“上帝之鞭”的角色。很多历史学家说，一战是一场因为瓜分世界而导致的大国博弈。可是，博弈的手段有很多，在已经有了成熟国际外交格局与经验的前提下，为什么因巴尔干半岛一个偶发事件触发，就必须要打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死这么多无辜的生命？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p> <p>　　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无论是诸如安德烈森、施通普夫这样拥护战争、企图锻炼意志的乐观派，还是如穆齐尔这样感到莫名其妙的消极派，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甚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奥匈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p> <p>　　因为这种深深的误解，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带有19世纪风格的贵族战争，一场有荣誉感，或者起码是有底线的战争。当时的人们都没有经历过全球性的世界大战，自然也没有吃过世界大战的苦头，对几大洲作战、毒气战、无限制潜艇战、凡尔登绞肉机全无心理准备。大家内心深处认为，这只是欧洲若干场传统战争的延续，像是诸如英法百年战争或者拿破仑战争的某种翻版。没有人想到，彼此联姻的欧洲各大帝国——其君主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孙，会以世界文明的腹心欧洲为战场，进行这么残酷而坚决的战争。</p> <p>　　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p> <p>　　启示录</p> <p>　　战争永远是非理性的零和博弈</p> <p>　　欧洲的幅员面积与中国相当，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名号为“内战”的战争，无论从规模还是对社会生活的搅动程度，都可以说是小型的“内部世界大战”。</p> <p>　　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我们就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梁启超等现代思想先驱者，本来对欧洲怀有深深的文明崇拜，在一战后看到横尸遍野的场景，也不由地感叹“欧战”之残酷，对西方文明也有了别样的深思。</p> <p>　　无论是为了具体的利益，还是为某些崇高的目标，启动战争都是具有毁灭性的选择。战争的本质永远是疯狂的非理性，是所有人都会损失的零和博弈。无论决策者，还是平凡普通战士，一旦打开战争之门，都将变得身不由己。</p> <p>　　《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一百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p> <p>　　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一百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14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响，都一去不复返了。</p> <p>　　茨威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陶林</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79.htm?div=-1 453943 Sat, 27 Jan 2018 10:01:35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5/xvwei878145_b.jpg"></td></tr> <tr><td> 《他人的行当》<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br> 译者：徐迟<br> 版本：中信出版社<br> 2017年10月<br> 收录了普里莫·莱维1969年至1985年所写的43篇散文。莱维审视了自己的行当——作家与化学家，更关注“他人的行当”。</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5/xvwei878159_b.jpg"></td></tr> <tr><td> 《扳手》<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br> 译者：杨晓琼<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br> 2017年10月<br> 聚焦普通人生命经验的小说集，写工人、童年、无关大屠杀的事。</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普里莫·莱维是我近年阅读的一个兴奋点，对于他的任何作品我都抱有一种好奇和期待，当我翻开《他人的行当》亦是如此。《他人的行当》在莱维的著作中非常特殊，大概是他唯一完整丢开集中营梦魇的作品。我们知道，当莱维在纳粹集中营凭借化学家的身份侥幸逃生，历尽艰险回到都灵家中，当他重新拿起笔，一种为纳粹暴行死难者代言的见证者心态，就一直主导和左右着莱维的全部创作生涯。</p> <p>　　当他写下《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若非此时，何时？》和《元素周期表》等一系列有关纳粹暴行的作品之后，也许有一丝厌倦了，也许他在想把纳粹、暴行、野蛮什么的统统抛诸脑后，写点别的，只要不去触及纳粹或者苦难。结果我们发现，纳粹集中营的确不是世界的全部，绕满电网的高墙只是圈起了一个人类的噩梦，在它之外之上仍然有广袤的世界，而且更明亮更通透，也许也更美好，尽管某种严酷的法则依然隐藏其中。</p> <p>　　正如他在《他人的行当》序言末尾所点明的：“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个我一直以来抱持的观念传达给读者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斥着问题和危险，但绝非是无趣的。”</p> <p>　　对他人行当的“侵犯”</p> <p>　　在《他人的行当》里，莱维甩开纳粹集中营对他旺盛想象力的禁锢，任凭自己的好奇心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神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尽情遨游:有时是一只蝴蝶引发的联想（《蝴蝶》），有时是对甲虫的探究（《甲虫》），有时是对一只空瓶子的胡思乱想（《一瓶阳光》），有时是对在《海狸六号》深海探测船上所待的三十小时的描述（《卡斯特罗六号上的三十小时》），有时是对故乡人行道上铺路石的一种“科学”的分析。</p> <p>　　在另一些文章里，回忆突然握住了莱维的笔，让他对自己几乎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除了数次并非自愿的暂离之外）作一番深情的打量，“我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就如同我栖息在我的皮肤里。虽然我见过更美丽、更丰腴、更强健、更如同画卷的躯体，但要是与之交换的话，我总觉得是不自然的。”（《我的房子》）；或者对外祖父在老罗马街上的一家布料店展开细致的描摹，“那是一间狭长而阴森、只有一扇窗的屋子，它垂直于街道，甚至比街面还低一些”（《外祖父的店》）。</p> <p>　　尽管莱维打定主意，在这本书里要远离集中营，甚至要弱化自己的作家身份——“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我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但是在经过几十年漫长的写作生涯之后，莱维已经很难轻易抹去自己身上的作家标签，在书中直接论及小说和写作的文章就有六七篇之多。</p> <p>　　这些文章多是经验之谈，文论通常的生硬辨析让位给一种灵活的叙述和贴切的比喻，《书写小说》是我较喜欢的一篇，在文中，莱维比较了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的区别，如果非虚构写作是“随着一条线索挖掘近期或是远期的记忆，把样本一一安排好，为其编目，然后举起一台差不多像是思维相机的东西开始照相”，那么小说创作则完全不同，“你不再脚踏实地，而是满载着开拓者的情绪——恐惧和热情，驾着一台以帆布、细绳和胶合板搭成的双翼飞机在空中翱翔。再好些的，则坐在被切断系泊线的热气球中。”</p> <p>　　《他人的行当》总的来说是一部天马行空的作品，用莱维的话说，就是“对他人行当的侵犯，是在私人猎区中的偷猎，是对动物学、天文学和语言学无边际的疆土的突袭”。也就是说，哪怕在这些随笔里，莱维也享受了一回坐在被切断系泊线的热气球上自由翱翔的感觉。莱维细致理性的行文，给这些文章披上了一层“科普文章”的外衣，但是莱维并未系统学习过这些学科，他的用意也不在于给某些高深的科学知识做普及工作，而是试图弭平科学和文学世界之间非常荒谬的罅隙，“若是有宽阔眼界的话，它们之间偶尔是存在共同的魅力的”。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一种叙述的愉悦，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叙述的愉悦也就是魅力本身，也就是叙述本身的目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它们合二为一。</p> <p>　　句子溢出无法抑制的快感</p> <p>　　莱维在《他人的行当》中有意去书写对一般小说家而言非常冷门或者非常微小的题材，固然是因为他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但也隐藏着某种作为作家的自信——瞧，任何貌似不可能的题材，我都可以把它处理成有魅力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判断，这本在各个学科领域四处出击的作品，主要不是科普读物，而是一部有着内在野心的文学随笔集。这本书的主要魅力来自于莱维细致入微的描述、形象的比喻，以及句子本身溢出的无法抑制的快感。</p> <p>　　在《蝴蝶》一文中，莱维这样描写蝴蝶：“在它们短暂的生命之中，它们改变着自己的外形，呈现出比鲤鱼和野兔丰富得多的身姿；它们奔跑、飞翔、跳跃、游泳，几乎已经能够适应任何一个星球上的环境。在它们那仅有一毫米的大脑里，储藏着职工、陶艺家、投毒犯、诱捕者和乳母的技艺。”</p> <p>　　在《看不见的世界》一文中，他这样描写苍蝇：“它的翅膀仿佛无数血管在透明的、泛出虹彩的薄膜中形成的精细迷宫。它的眼睛好像奇迹般规整的深红花窗。它的脚宛如脚爪的兵工厂，不仅长着刚毛，足垫还包含了滑行软垫、泡沫状软垫和钉状软垫。”</p> <p>　　蝴蝶和苍蝇，这两种在日常生活中分别代表着美丽和丑陋的物种，在莱维的笔下都变得生动无比，就文字的感觉而言，这是两段精彩的描述，甚至后者更胜一筹。因此文学或者说文字的美学和描写对象物的美丑不是一回事，对一位美人的描述很可能是臃肿呆板的，对恶心之物的描写反而有可能是精彩无比的。</p> <p>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观念的高下，更重要的是显出作家真正的才华之所在。莱维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他人的行当》中，精彩的文字的舞蹈比比皆是，撇开题材、主题和观念，这些就足以构成一名一流作家的基本质地。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位巧匠拿着简单的针线，编织出任何想要的图画，它们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引人赞叹。</p> <p>　　《他人的行当》尽管写得精致、妙趣横生，但是，和我之前看过的他的另三部作品——《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元素周期表》和《这是不是个人》——相比，还是相对较弱。在我看来，问题正是出在莱维写作此书时极力避开的集中营主题，这使整本《他人的行当》失去了一个重要支点，并不是说一流文学就必须要写集中营题材，而是至少要有一个类似的重要题材。</p> <p>　　题材的重要性永远不可小觑</p> <p>　　美国诗人杰克·吉伯特在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谈一九六五年美国诗坛》里明确写道:“假使诗要伟大，内容必须是重要的。”这句话堪称至理名言，如今不少作家抱持“小中见大”的理念，心安理得地书写个人化的题材，并试图从中找到通向永恒的捷径，但通向永恒的路一定有一道窄门在把守，通过的人一定是少数。</p> <p>　　也就是说，题材的重要性永远不可小觑。莱维的文笔有一种天才般的轻逸和灵动，但只有当它和纳粹集中营题材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轻逸才是一种完全的优点，它和题材的沉重相互刺激相得益彰，把彼此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当莱维在《他人的行当》中主动规避了集中营题材，他文笔的轻逸也就失去了牢固的附着物，真的变得有点轻飘起来。当幽默中少了一点生活的苦涩，变成纯粹的笑话时，读者至少笑得没那么会心了。</p> <p>　　话说回来，莱维有本钱这么挥霍一下——他已经写了那么多重要作品，偶尔轻松一下不会降低他作为大作家的成色，只是《他人的行当》并不像有些评论说的那样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构成对比——“一个是最苦痛的莱维，一个是最快乐的莱维”。</p> <p>　　《他人的行当》中有关文学的几篇文章，莱维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也多写得摇曳生姿，颇为好看。但从中我们亦能看到莱维的某种不足，就是他的阅读量并不大，当然我马上要补充说，一流的小说家和诗人，的确不需要很大的阅读量作支撑——他只要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经验，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天才地运用文字的能力，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小说家或者一流的诗人。但是当他试图涉足评论，甚至像莱维那样更多地以自身的经验和精彩的比喻和描述涉足评论，较少的阅读量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和障碍。</p> <p>　　《隐晦的作品》是《他人的行当》里另一个明显的软肋，此文透露出莱维对于所谓“明晰的文风”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希望读懂他的人理解他是一个作家的本职工作。这是他的行当，写作也是一种公共服务，绝对不能让一个愿意阅读的读者失望。”这样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且不说读者本身是有层次之分的，有些人看来再明晰不过的诗文，在另一些读者看来则完全有可能是晦暗不明的，而且严格说来，写作也不完全是一种公共服务。写作者为什么只能向公众说话呢？他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内心或者自己秘密的对话者展开对话，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获得某种公共性，在现代派作品里有大量此类作品。</p> <p>　　作为莱维的忠实拥趸，我更愿意回到他最好的那些作品中去，也就是回到《元素周期表》《这是不是人》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去，莱维大作家的地位最终是由这几部最好的作品奠定的。</p> <p>　　□凌越</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78.htm?div=-1 453942 Sat, 27 Jan 2018 10:01:33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4/xvwei878143_b.jpg"></td></tr> <tr><td>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br> 译者：杨晨光<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br> 2017年10月<br> 莱维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如手术刀般切开了那些渐被遗忘却极其致命的人类道德病痛。</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4/xvwei878158_b.jpg"></td></tr> <tr><td>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br>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br> 译者：安尼<br> 2017年1月<br>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阿伦特详细记录了审判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这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正在离我们远去，正因为此，从奥斯维辛被拯救出来的普里莫·莱维一生都在捍卫集中营记忆。</p> <p>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莱维的最后一本书，他在书中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被淹没者才是真正的证人，他们沉沦到地狱底部，再也没有回来，而自己只是代替他们站在证人席上，向这个世界说出大屠杀的真相。他在书中拷问体制，更拷问人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不让毒气室和焚尸炉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新矗立起来。</p> <p>　　要想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p> <p>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初版于1986年，离他的第一本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相距近四十年，一年后他坠楼身亡，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p> <p>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因参与反纳粹活动被捕，被遣送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回到都灵，很快即写出《活在奥斯维辛》，但当时这部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63年他发表《再度觉醒》，世界才注意到这位伟大的作家。书籍往往有自己的命运，二战后，欧洲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直到1961年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引起世界的关注。</p> <p>　　莱维几乎全部的著作，都是对奥斯维辛的记忆与思考。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的叙事简明精确、复杂敏感，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活在奥斯维辛》讲述他的集中营经历，令人想起但丁的《神曲》，《再度觉醒》描写他返回家乡的过程，又令人想起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则完全是一部进行理性分析与伦理思考的书，他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苦难及人类对苦难的反应。</p> <p>　　显然，莱维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他的观察和描述就像解剖刀一般精准，但如果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化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有趣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险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逃跑、反抗、胜利和复仇。当他写作时，他的神经就像是裸露在皮肤外面。在“苦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上，所有虚构的灾难故事都在他的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他说“淹没”，那就是真正的淹没；他说“拯救”，那就是真正的拯救。</p> <p>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经历了炼狱般的饥饿、疾病、寒冻、劳累和毒气室，纳粹集中营中大多数囚犯被灭绝了，被淹没了，只有极少数人得到拯救，存活了下来。然而，世界的冷漠、痛苦的回忆和精神的折磨，使得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是选择了自杀。沉浸在痛苦中的莱维战后也面临第二次拯救，他必须向世界不断讲述真相，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编号是：174517号。</p> <p>　　要想真正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这就是莱维此书的主旨。记忆是构成人格的基础，如果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一个群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记忆构成的真实历史，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屠杀的多数施害者、被害者与旁观者都不愿直面这段往事，历史要么被粉饰，要么被伪造。莱维将这种行为称为“记忆的迁移”。</p> <p>　　可以说，莱维的写作就是与这种“记忆的迁移”作斗争，与拒绝真实记忆的这个世界作斗争。</p> <p>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最优秀的人都死了</p> <p>　　那些施暴者总是想要忘掉这段历史，莱维认为，他们试图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以减轻罪恶感。莱维在这点上对人性有点过于乐观，这些作恶者百般否认事实，不是因为出于厌恶自己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没有一个纳粹骨干分子真诚地道歉和忏悔，他们在法庭上都是振振有词，像艾希曼一样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不应当受到惩罚。</p> <p>　　在现代科层制社会，一个公务员忠实地履行国家职责，他应不应当为其具体实施暴行承担责任，阿伦特讨论过这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一个人必须为其执行犯罪的命令负责。说到底，纳粹体制不是由希特勒一个人创立的，独裁者从来就不缺乏帮凶。莱维更想要质问的是，这些施暴者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p> <p>　　迄今为止，纳粹的群体灭绝行为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莱维其实明白，如果大屠杀这种有组织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施暴者还会这样做。就此而言，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不明白的是纳粹对暴力的无意义的滥用，他们本可以将一个犹太老人杀死在床上，但他们却将他从床上拖起来，运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在毒气室里杀死，根本不考虑杀人的成本。</p> <p>　　许多受害者同样极力想忘掉自己的经历，除了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还有一种尖锐的羞耻感。事实上，集中营不会使囚犯的灵魂受到净化，压迫越是残酷，人性就越堕落。“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没有反抗，他们像野兽一样，为了活下去而互相伤害。尤其是集中营里的特权囚犯，如操作焚尸炉的特遣队，管理囚犯的“卡波”，他们虐待其他犯人时，一点不比纳粹差。</p> <p>　　当然，莱维没有将这些特权囚犯与纳粹相提并论，而是试图探究人性对权力的趋奉与妥协。他提到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负责人兰科斯基，这个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在隔离区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作威作福，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莱维写道：“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p> <p>　　极权主义为了摧毁被压迫者的抵抗，总是处心积虑地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可抗力，使集中营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利用的正是人类的弱点——人的自私与怯懦。纳粹正是用隔离、羞辱、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断绝与外界接触以及当众枪决抵抗者等方式，瓦解了囚犯的意志，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p> <p>　　莱维讲述了自己的一件小事，他在集中营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水龙头的存水，但他没有告诉别人，而是悄悄留给了自己。他写道，他活下来，却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集中营的“被拯救者”并非那些总是行善的人，而是那些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p> <p>　　而集中营的证言往往却是出自幸存下来的特权囚犯。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真正的见证人并不是那些被拯救者，而是那些被淹没者。</p> <p>　　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p> <p>　　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为普通德国人而写，当然也是为全世界所有人而写。书的最后一章，他讲述了他与普通德国人的通信。那些人在读了他的书以后，回信给他，试图答复他的问题。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尽管他们知道后也对此感到厌恶和羞愧。也有人给他写信，认为不应当将纳粹的罪行归于整个民族。</p> <p>　　但是，莱维绝不相信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恶行一无所知，他们都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但他们却投票选他上台。他们没有见过集中营，但却目睹过“水晶之夜”。战争期间，德国人可以领取奥斯维辛仓库里的童鞋，却没有人质疑过这些童鞋来自何处。这使他确信，“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p> <p>　　在莱维看来，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冒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给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他们对纳粹暴行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奥斯维辛发生的罪行。这反映出人性无法避免的卑下，只要灾难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就很难体验到他人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民族面对自身历史上的灾难时，许多人往往不愿正视它，甚至会去美化它的原因。正如一个德国人给莱维的信中说，反思这一切需要具备文明的勇气。</p> <p>　　莱维并不仇恨所有普通德国人，但他相信，存在着某种叫做民族精神的东西，存在着集体犯罪的东西。他不是哲学家，不会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思考存在的本质和悲剧的超越，他只想重拾自己对人类的信心。在莱维最后的这本书中，他质问的不仅是制度，而是人性。他最终死于自杀，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这个谜同样是一个质问。</p> <p>　　莱维始终对人类的前景忧心忡忡，人类会吸取足够的教训吗？他宣称自己只是证人，而读者才是法官。对此，今天的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或者不忍心去了解，大屠杀离我们仿佛是太遥远了。但是，就像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人、作家凯斯泰尔所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囚犯的生活，当灾难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将会对此一无所知。</p> <p>　　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的。</p> <p>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77.htm?div=-1 453941 Sat, 27 Jan 2018 10:01:32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0_b.jpg"></td></tr> <tr><td>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化学家，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等文学大师推崇。代表作有：《这是不是个人》《再度觉醒》《元素周期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等。</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7_b.jpg"></td></tr> <tr><td> 《普里莫·莱维传》<br> 作者：（英）伊恩·汤姆森<br> 译者：杨晨光<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br> 2018年3月<br> 伊恩·汤姆森在意大利及世界各地花费十余年进行的调查研究，挖掘出莱维作品之外的真相，试图还原莱维真实的一生。</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9_b.jpg"></td></tr> <tr><td> 《这是不是个人》<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br> 译者：沈萼梅<br>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br> 2016年3月<br> 普里莫·莱维描写奥斯维辛经历的回忆录，“奥斯维辛三部曲”之一。20世纪反思法西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迄今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8_b.jpg"></td></tr> <tr><td> 《再度觉醒》<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br> 译者：杨晨光<br> 版本：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br> 2016年1月<br> “奥斯维辛三部曲”之二、电影《劫后余生》原著，记录莱维从奥斯维辛幸存后的返乡之旅和劫后余生者的生命故事。</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6_b.jpg"></td></tr> <tr><td> 《这就是奥斯维辛：<br> 1945-1986年的证据》<br>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br> 译者：沈萼梅<br>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br> 2017年10月<br> 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合集。</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88_b.jpg"></td></tr> <tr><td> 奥斯维辛附近的莫诺维茨工厂,1941年。</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4_b.jpg"></td></tr> <tr><td> 1952年，莱维在意大利东北部一家油漆厂Siva的实验室中。<br> 图片来源：国际普里莫·莱维研究中心</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2/luodong8175_b.jpg"></td></tr> <tr><td> 1940年2月，21岁的莱维在都灵大学化学系定量分析实验室中。<br> 图片来源：国际普里莫·莱维研究中心</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1945年4月11日，26岁的莱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迎来11个月蹂躏之后的解放。1987年4月11日早晨，解放纪念日当天，68岁的莱维走出他在都灵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的公寓，跌落在楼梯栏杆上。有人说，四十年后，普里莫·莱维死于奥斯维辛。</p> <p>　　在他的灰色墓碑上，刻着数字：174517。这行由纳粹刻在他左臂上的淡青色烙印，如同时间的咒语，时刻在他耳边鸣响丧钟。他的一生，都似湮没在这行编号中：“我很难说清楚，1944年11月那个有我名字，号码是174517的是个什么样的人。”</p> <p>　　经历过语言都失效的暴力与蛮荒，从他所敬仰的作家但丁笔下的地狱中俯身而过，莱维亲眼见过文明背面狰狞的魔爪。在最为绝望的时刻，他曾在集中营里和狱友偷偷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忘记了最后几行诗，情急之下说：“谁告诉我，我就把今天的汤分给你们喝，这是让我多活一天的血液，我的血液分给你们，我要记起那几行诗。”</p> <p>　　</p> <p>　　少年莱维</p> <p>　　“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p> <p>　　“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让我远离麇集的人群；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然而要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化学家，我又太容易为多姿多彩、悲惨或是奇异的景致分神。”</p> <p>　　——《他人的行当》</p> <p>　　1919年7月3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停息的那一年，意大利都灵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的一个犹太家庭中，普里莫·莱维降生。“普里莫”（primo）意为“第一”，作为家中长子，莱维在童年便展现出日后文字中的诸多特质，敏感，自律，好奇，严谨。读小学时，莱维是班中的优等生，同学们常欢呼：“普里莫·莱维第一名！”（Primo Levi Primo!）小学最后一年，莱维因胸膜炎休学在家，痊愈后进入都灵顶尖公学马西莫·达泽利奥中学，在这里，年龄偏小、身形瘦削的莱维时常受人欺辱，健康恶化，以至于但凡听见“犹太”二字便自卑易怒。</p> <p>　　就在少年莱维为自己的遭遇自怨、落泪时，校园外的世界正在悄然改变。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并于1935年9月颁布了欧洲历史上甚为凶残的法律《纽伦堡法案》。法案规定，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即为“犹太人”，并被剥夺公民权利。也是这一年，16岁的莱维向父亲切萨雷宣布了自己想成为化学家的决定。在他看来，化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其洁净的特质就像一剂解药，足以治疗意大利政府对古罗马荣耀的浮华宣传。</p> <p>　　如愿进入都灵大学化学系后，莱维沉浸在化学试剂的“香气”中，它们洁净而有条理，一如科学的简洁和朴素之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部分化学成就都由德国化学家取得，化学文献也大多以德语写就，为更接近化学本身，莱维特地买来德语原版《无机化学入门》，就这样，莱维因化学而学会了犹太迫害者的语言。日后证明，他无意间学到的“水”、“火炉”等词语，几乎救了他的命。</p> <p>　　纯净的化学宫殿之外，意大利社会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1938年9月初，意大利首次推行反犹合法化，大学不得接受“犹太种族人口”入学，禁止犹太教师在公共教育机构授课。1939年犹太新年，当莱维一家像过去一样团聚办晚宴，将蜂蜜涂抹在面包和苹果上庆祝新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p> <p>　　大学毕业后，手握一张盖有“犹太种族成员”印章的毕业证书，莱维在失业6个月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石棉矿厂从石棉废渣中提取镍，用于法西斯的飞机制造业。事实上，自1939年起，大批犹太人就从波希米亚被赶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隔离区，德国人蓄意将他们饿死。欧洲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而莱维和周围人一样，虽心有戚戚却佯装不知。后来他重拾这段灰暗记忆时说：“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得以活下去。”</p> <p>　　坠入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底</p> <p>　　“我是个囚犯，我的序号是174517”</p> <p>　　“正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就是在这种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志，为了日后能带着证据出去，能向世人讲述。”</p> <p>　　——《这是不是个人》</p> <p>　　1943年11月，24岁的莱维和几个朋友组成了反法西斯游击队。12月13日凌晨，法西斯保安队在山上逮捕了他和部分队员。审讯的士官告诉莱维，如果是游击队员，会被立即处决；如果是犹太人，则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送至纳粹-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主要中转营——福索利集中营。次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了这里，所有犹太人必须离开，650个犹太人就这样被塞进12节封闭的货车车厢，运往奥斯维辛。那是莱维第一次听说“奥斯维辛”，于他而言，那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名字”。</p> <p>　　遣送途中，莱维第一次遭到殴打，却感觉不到疼痛，只有“深深的愕然”：怎么能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呢？一到达奥斯维辛，车上的500余人就被“淘汰”杀死，余下的96个男人和29个女人进入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附近的莫诺维茨，约有一万名囚徒被安排在一个叫做布纳的橡胶厂干活。莱维穿过这道门，心里与过去的世界彻底诀别。</p> <p>　　这里意味着——匮乏：吃饭时要用手接在下巴底下，避免浪费食物残渣；要把饭盒底刮干净；为分到稍微浓稠的菜汤，必须排到适当的位置；细铁丝可以系鞋子，破布能做鞋垫，偷偷用纸张填充上衣御寒；碗、勺子、食物、鞋子随时可能被偷走。饥饿：人人因饥饿而腹部肿胀，四肢干瘦，脸部浮肿；许多囚犯在睡梦中咂吧嘴，磨牙床，梦见自己在吃东西。病痛：往往从脚开始，犯人没有权利为自己争取一双合脚的鞋子，脚常因此而发炎流血肿胀溃烂。</p> <p>　　这里意味着——虐待狂一般的仪式：每天囚犯拖着步子去劳动时，军乐团都会演奏那几首乐曲，莱维日后想起那单调乏味的击鼓声和敲击声，“血仍然会停止流动”。无意义的暴力：无处不在的呵斥、殴打、侮辱、谩骂；被强迫的重复劳作、洗澡、消毒、赤裸；荒谬的管理规则、惩罚措施。</p> <p>　　这里意味着——人格的侮蔑和践踏：一次，极度口渴的莱维将手伸出窗外，费力掰下一根冰凌，却被守卫一把夺走，“为什么？”莱维不解。“这里没有为什么”；莱维参加集中营橡胶实验室的化学考试时，考官潘维茨博士看他的眼神“像是人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时的目光”；当囚犯头目阿莱克斯在莱维身上擦净自己沾满油腻的手时，莱维在他眼中只是物件，不是人。</p> <p>　　这里没有思考、准则，不需要文明、语言、规矩、善意，只有碾轧一切、毁灭一切的生存。当莱维置身于这样一个凶残而悲哀的角斗场，他不禁反省人类本性和社会本质：“我们不相信想当然的轻易的推论：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我们反倒认为，就这个问题，唯一的结论是，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p> <p>　　目睹过这些，莱维不信上帝。一次棚屋的生死筛选中，在一个危机瞬间，莱维颤抖着要对上帝寻求庇护，却很快镇静下来。一晚，他从三层铺位上看见一个叫库恩的老人因未被淘汰，大声祈祷，剧烈摇晃上身，感激上帝的恩惠，而他旁边铺位上即将被淘汰、杀死的希腊人贝波还睁着眼。素来冷静清醒的莱维，几乎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呵斥：“如果我是上帝，我会把库恩的祈祷啐回尘世间。”后来，当他终于回到“人间”，他的一位大学物理老师将他的幸存归功于上帝：“上帝拯救你是为了让你去书写历史。”莱维回信：“奥斯维辛的残酷是对天神的咒骂。”并签上自己的囚犯编号：“174517。”</p> <p>　　“奥斯维辛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莱维说，“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p> <p>　　活着为了讲述</p> <p>　　“如果没写书，我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p> <p>　　“是的，只要我们还活着，那么开口讲述出来，乃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我们得讲给别人听，讲给那些当初尚未出生的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p> <p>　　普里莫·莱维活了下来。或因为年轻，或是早年习得的德语帮了忙，或是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拯救了他，或因那被求生本能激发起的观察力和治愈力，他活了下来。在被囚禁将近一年多，又在路上花费近9个月之后，莱维终于返回意大利都灵家中。最初的650人中，仅有3人生还。</p> <p>　　经历过奥斯维辛的梦魇，莱维几乎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极不真实：“我感觉我还活着，却没有了生命。”火车经过时的尖啸声就足以让他心惊胆战，他依然保持用一只手在下巴底下接食物的习惯，回家当晚，他将一大块面包藏在枕头下面。那一年是1945年，除难民外还有378600名意大利战俘没有归国，莱维决定为死难者寻找他们的亲属。</p> <p>　　更为迫切的需求是倾诉，冲动“像饥饿一样强烈”。都灵-米兰的公共汽车、电车上，总能看到一位蓄着杂草般胡须的短发男人，弓着身子，眼睛通红，和陌生乘客聊起奥斯维辛。没人打断他，不断有人加入，还礼貌地要求他大声些。恰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莱维开始构思他书写奥斯维辛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p> <p>　　此时的莱维最认同两位传奇的流放者，一位是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一位是罗马诗人提布卢斯笔下的步兵战士，后者“倒出一杯酒，用酒在桌子上描画他的营帐”。无疑，奥斯维辛就是莱维当下急需描画的“营帐”。在火车票的背面、随手拾起的碎纸片上、烟盒的空白处，莱维记下集中营中的对话、细小的片段、一个个不具姓名的人，趁记忆尚未远去。连续10个月，在都灵东北部一家油漆厂的宿舍里，无论午休、深夜，莱维都坐在窗前，面对整个苏萨山谷，任文字喷涌，“就像被堵住的洪水突然一泻千里”。</p> <p>　　重新直面切身的苦难，愤怒和仇恨是危险的。为了不影响目击证人的可信度，莱维审慎地写着：不对迫害者使用过激的词汇，删掉原本频繁出现的“仇恨”（odio）一词，不对德国人这一整体做道德评判，不让苦难过分溢出纸面，“降了8度的音阶，对作品作低调处理”。还在集中营时，一位年近五十的退伍军士施泰因洛夫就曾告诉莱维，必须按时洗澡、擦鞋、挺起腰杆走路，“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他说。对莱维而言，写作和洗澡、擦鞋、挺直脊背无异，是他维持尊严的唯一方式。</p> <p>　　“如果没写书，我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因为书写，莱维免于被幸存后的苦痛记忆摧毁。</p> <p>　　幸存者的道德困境</p> <p>　　“为什么他们都死了，而我活了下来？”</p> <p>　　“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总要伴随一段时间的深深的痛苦。”</p> <p>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p> <p>　　20世纪50年代中期，莱维在战后第一次来到德国。在法兰克福，他亲眼目睹挖掘机从廉价公寓的废墟底下挖出在战争中遇难的整家人的骸骨。莱维迫切想同德国人交谈，酒店大堂、酒吧间、库克斯港的沙滩上，当他试图追溯不那么久远的历史时，大多数德国人将灾难归咎于希特勒一人，并未表现出对战争的强烈态度或反思。《这是不是个人》出版之初遭受冷遇，也与人们急于重建新世界，不愿触及历史创伤有关。</p> <p>　　转折在1955年到来，纳粹集中营解放十周年，都灵玛达马广场上，36岁的莱维在一段成功的演讲过后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人物。《这是不是个人》因而再版，并由德语译者海因茨·里特译介到德国。然而在大多数场合，莱维都被视作一位“幸存者”，而非一名作家。同时期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已凭借《树上的男爵》在文坛获得声誉，莱维却反复追问自己：如果没有奥斯维辛，你会成为怎样的作家？他的答案是：“极为平庸”、“失败”的作家。历史不能重来，因此莱维永无法知晓。</p> <p>　　而真正让莱维抑郁症发作，“如死亡般寒冷”的是，他必须时刻面对公众的提问：你为什么原谅了德国？为什么不从集中营越狱？为什么集中营里没有大规模反抗？你为什么会幸存？一次，他和在校学生交流时，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无法忍受莱维的“不宽恕”，要求他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地图，他要向莱维证明：你本可以逃跑。</p> <p>　　在奥斯维辛，莱维时常梦见自己坐在亲朋好友中间，他有很多话要讲，却发现没人在听。这个梦成了真。当他尝试和儿女说起苦难经历时，15岁的伦佐哭着跑出房间，和9年前姐姐的反应一样。他们情愿不知道奥斯维辛，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幸存者父亲”。而奥斯维辛的经历却是莱维一生情感体验的巅峰，尽管这体验彻骨疼痛，那之后他从未能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情绪，只有被抑郁和无力啮噬的疲惫身心，仿佛“身处一大群喧闹混乱的游泳者中，孤独而绝望”。</p> <p>　　与当初返回家乡时“纳粹时代一去不返”的乐观信念相悖，自意大利共和国1946年成立，近半个世纪过去，莱维看到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西西里黑手党的阴影和无法遏制的政治腐败。1986年春，当切尔诺贝利放射性的尘埃云涌向欧洲天空，莱维写下一首名为《备忘书》的诗：“在这样一个夜晚/有个人向旁边的女人伸出手去/他感觉自己没有重量了/他的未来没有重量了……”他惊骇地意识到，切尔诺贝利的物理学家们无心担负这场事故的责任，自己此前写就的科幻小说中的设想成为现实：在这个科技时代，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个体的贡献都不再重要，而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就是以此为基础运作的。</p> <p>　　1986年4月，《被淹没与被拯救的》问世，和《这是不是个人》中尚存希望的青年莱维不同，年过花甲的莱维放弃了从痛苦走向慰藉的情感宣泄，将自己置于尼采口中“人性残忍的节日”现场，苦口婆心：“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p> <p>　　生命的最后时日，他曾抄写同一首诗给朋友们：“时光飞逝，诸事已毕，你所有淡淡的愿望，只是这个秋天漫长而温暖。”</p> <p>　　普里莫·莱维没能感受那个秋天的温暖。当初他宁愿用血换的诗行，应该是：“我想看清：那人形如何与那光圈相适应，又如何把自身安放其中；但是，我自己的羽翼对此却力不胜任：除非我的心灵被一道闪光所击中，也只有在这闪光中，我心灵的宿愿才得以完成。谈到这里，在运用那高度的想象力方面，已是力尽词穷；但是，那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p> <p>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76.htm?div=-1 453940 Sat, 27 Jan 2018 10:01:31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7/B01/20180125%20%E5%BC%A0%E7%95%85%20%E4%B9%A6%E8%AF%84%E5%91%A8%E5%88%8A%20%E5%B0%81%E9%9D%A2%20%E6%99%AE%E9%87%8C%E8%8E%AB%C2%B7%E8%8E%B1%E7%BB%B4_b.jpg"></td></tr> <tr><td> 新京报制图/陈冬</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普里莫·莱维从不认为在奥斯维辛熬过11个月后幸存是值得骄傲的事。相反，他到死都无法释怀：为什么那些比自己更高尚、更有用、更聪明的人被“淹没”了，没能存活；而自私麻木的合作者、卑微地适应环境的人，却被“拯救”，幸免于难。奥斯维辛之后的漫长余生中，他始终为别人代他而死，自己却因化学家这项“特权”活在世上而内疚。</p> <p>　　从人性的深渊之底奥斯维辛幸存，即便亲身经历过极端处境、亲眼目睹人类亲手锻造的炼狱，莱维却深深无力于语言之囿：“我们的语言缺乏能以用来表达所蒙受的这种侮辱的词语，它摧毁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奥斯维辛之后，受难者或死亡或缄默，迫害者试图抹灭记忆，所有人都默默选择忘记以便重新开始，而莱维却意图与记忆纠缠到底，记录无人愿意直视的黑暗谷底，与逃避、推诿、狡辩、沉默、遗忘做困兽之斗，以此抵抗和平年代的淡忘与漠然。</p> <p>　　奥斯维辛改写了莱维的命运，将他从一名化学家变为作家和思想者。他惧怕集中营的历史最终由迫害者纳粹来书写，因为没人愿意相信自身之恶，宁愿否认和遗忘。他不无惊骇地发现，人类追求的美德、正义、光明在这桩罪行面前是如此徒劳无力，而发生的业已发生，将来的亦未可知。当他再次返回那里，面对经过粉刷、干净整洁的遗迹时，他惊异于人类美化记忆的技巧，警惕于良知再次受到诱惑或蒙蔽的可能。当他因为奥斯维辛的经历被人关注和仰视，他责问自己：如果不写奥斯维辛，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作家？进而避免将苦难崇高化、神圣化的危险。</p> <p>　　莱维书写苦痛记忆的同时，警告自己：不能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因为那是纳粹主义成立的基础；描述走过一遭的“悲惨世界”时，要运用见证者冷静的语言，不能是受害者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的激怒口吻，因为讲述越客观冷静，就越真实可信。</p> <p>　　莱维常被视作二十世纪的但丁，和中世纪的但丁描绘地狱一样，他以冷静清晰的笔触，向读者还原了纳粹犯下的罪、建造的人间地狱。但当他最终从公寓的楼梯井跌落，以此否认了世人称道的英勇。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并不高出美德之上：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把良心与美德的反面写下来。</p> <p>　　详见B02-B05版</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7/content_709875.htm?div=-1 453939 Sat, 27 Jan 2018 10:01:30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2/zhangch8139_b.jpg"></td></tr> <tr><td>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现居多伦多，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不仅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获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2/zhangch8138_b.jpg"></td></tr> <tr><td> 《使女的故事》<br> 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br> 译者：陈小慰<br>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3节</p> <p>　　产日，是伊丽莎白嬷嬷负责全程主持。</p> <p>　　医生和配备了各种仪器的救护车，只能守在房外待命，除非情况万分危急。整个住宅区的女人们都赶来了，在警报的召唤和产车的护送下，纷纷聚集在二楼那间主卧里。即便屋里已闷得透不过气，女人们大汗淋漓，可她们仍然按照以前所教，有序地围在产凳旁，一齐有节奏地吟诵着“用力，用力，用力”。</p> <p>　　这是只会在基列共和国见到的生产场景。产妇是两个人，产凳也因此设置成双座的，一前一后，一下一上，为的是让二人在生产过程中合为一体：高居后座的是主教夫人，双腿叉开伸向两旁，仿佛临盆在即；被夹坐在前方的则是挺着大肚，“像一只硕大水果”的使女，一边痛苦呻吟，一边使劲用力。</p> <p>　　使女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被当作“有用的容器”。《使女的故事》里，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圣经·创世纪》中拉结和使女辟拉的故事，构建了一个荒诞离奇却有史可依的未来世界，正如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强调，她“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所以无论这本书读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请你相信，那些不可能重演的有可能随时上演，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很可能随时不见。</p> <p>　　圣洁容器</p> <p>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p> <p>　　过去就这样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却又不是瞬间改变。“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等待噩耗慢慢降临。</p> <p>　　从前女人们还可以戴着大耳环，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那个时候人们看起来还都可以做选择。可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p> <p>　　连奥芙弗雷德也开始渐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待过。对于这类事情，人们的观念总是转变太快，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女人穿薄薄的丝袜和刚过膝盖的短裙了。基列国的女人们不会这么毫无顾忌，即便夫人们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让奥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进长及脚踝的裙里。全身上下都是红色，这是使女们的标志。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是为了让她们与世界隔离，而搭配红裙红鞋的红斗篷、红手套、红雨伞，则让她们看上去好像“浸在鲜血里”。</p> <p>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或是一只训练有素、直立行走的母猪。“红色感化中心”里，嬷嬷们要使女们铭记，“恭顺站立等待的人也在侍奉上帝”，使女们要体谅夫人们的不幸与不易，做“圣洁的容器”，供她们生养，让她们成为受难的母亲。</p> <p>　　要知道过去奥芙弗雷德也曾做过母亲，那时卢克也还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有一天女儿却和她时常在手里把玩的毛绒兔子一同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卢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了无音讯。奥芙弗雷德不知道自己该问谁，也不知道到底能问谁，如今到处都有隐藏真实身份的眼目，以及告密者。还有哨卡上方的探照灯，路两旁埋伏的机关枪手，卫士们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生命的意义。</p> <p>　　甚至奥芙弗雷德以前根本不叫奥芙弗雷德。她有她自己的名字，只是现在被禁止使用。使女们的名字都是“奥芙”（of）开头，表示从属，后面的名字则指代她们所属的大主教。这也意味着，今后无论是谁做了弗雷德主教的使女，都会被叫作奥芙弗雷德，而现在的奥芙弗雷德之后被叫作奥芙弗格伦、或是奥芙弗查尔斯也不一定。</p> <p>　　无忧无虑</p> <p>　　“可别小看这种自由”</p> <p>　　不只奥芙弗雷德还时不时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里，很多人大概都一样。</p> <p>　　虽然一切都变了。历经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质的侵袭，基列国环境不断恶化，期间出生的非正常婴儿占比也越来越大。他们这才在大劫难后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颁布的法律：将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给没有子嗣的大主教家里，好帮助他们延续后代，繁衍生息。</p> <p>　　授精仪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须进行的一项常规活动。铃声响过之后，房子里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现在起居室里：着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蓝色裙子的夫人，还有使女、女佣和司机。由主教先行诵读《圣经》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养，以及使女的正当。接着“一家人”便按照规矩行使各自职责：夫人躺在床头上方，穿戴整齐，两腿张开；使女夹在中间，头底顶着夫人耻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则完成他的步骤，不带丝毫感情，像行军步调似的动作着。这里所进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严肃的仪式，由“一家人”共同参与的仪式。</p> <p>　　丽迪亚嬷嬷常说，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顺从，如今的人们都学会了“离开许多东西照常生活”，就像奥芙弗雷德再也没有听过卢克和女儿的消息；使女们也很难触碰到布料和木头以外的东西，更不用提烟和酒了；就连屋里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也被拿走了，墙上的镜子也被取下，窗只能稍稍开启，并装了防碎玻璃；杂志在很久以前就被烧毁了，因为阅读和思想同牛奶和蜂蜜一样需要限量配给；律师和大学教授们也都不见了，学校关闭，大门口设了哨卡和警报器，靠近大门的围墙上挂着一排示众的尸体。</p> <p>　　没有什么是不正常的。“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p> <p>　　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女人们更该庆幸。因为如今遍布的哨卡和机关枪，让大街上再也没有男人会对她们口出讳言，动手动脚。“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p> <p>　　难以置信</p> <p>　　改变可以在一夜之间</p> <p>　　基列国里当然是有自由的，不过只属于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里只有他的办公室可供男人们出入，连夫人都不可踏进半步。当然某些时候，主教会为奥芙弗雷德破例，他让司机尼克为他传话，晚上九点，他想见她。</p> <p>　　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唤与奥芙弗雷德单独相处了。之前另一个奥芙弗雷德就因这样的私密幽会被夫人发现，自行了结。可其实无论是哪个奥芙弗雷德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有着“另一个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p> <p>　　环绕四壁的全是书，还有正常生活里应该有的一切。要知道曾经就是在一天之内，女人们被剥夺了所有这些东西：工作、经济、还有阅读。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切。上司只是告诉你，抱歉我不能留你工作了，法律让你离开；而街头小店收款的年轻人，也只是在反复输入正确的卡号后告诉你，红灯亮即意味着这张银行卡已经永久失效。</p> <p>　　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改变就是可以在一夜完成。当然，报纸上不是第一次才有这类消息，只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新闻里的人物，“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直到报纸停业关闭，道路开始设卡，色情商场关门，人们才意识到水温已然接近沸点，噩耗已经逼近。</p> <p>　　当然，总有办法能适应这一切，比如随之兴起的黑市交易，以及官员才能光临的“荡妇俱乐部”。再待久了会发现暗地里每个人都在试探着跨越边界：大主教渴望奥芙弗雷德陪他玩拼字游戏，在临别时温柔地吻他，“就像真的一样”；夫人则低声提议，既然奥芙弗雷德肚子久久没有动静，不如让司机尼克成为那个代替的人，“只要那个孩子健康”，一切似乎都不成问题。</p> <p>　　还记得嬷嬷们在感化中心引导的问答：有过被轮奸经历的珍妮被大家围在中间，被异口同声的高喊吞没，“大家来说，这是谁的错？”“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是谁引诱他们的？”“是她，是她，是她。”“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仅仅经过一次珍妮就学会了，这次是她先开了口，“是我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引诱他们的。我罪有应得。”教导和习得就是这么容易。</p> <p>　　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抱着猎奇的心态，想请翻译帮忙问一下低头走在路上，穿着红衣的奥芙弗雷德，“你们快乐吗？”“不错，我们很快乐。”奥芙弗雷德喃喃，因为“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p> <p>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8.htm?div=-1 449648 Sat, 20 Jan 2018 10:01:16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9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存在主义咖啡馆》</p> <p>　　作者：莎拉·贝克韦尔</p> <p>　　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p> <p>　　“存在主义”这个词让很多喜欢哲学的读者着迷，但可能又有些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存在主义”？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波伏娃等人是如何阐释并践行这一理念的呢？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用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把我们领进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咖啡馆里，听听他们当年的讨论与思索，让人身临其境。</p> <p>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本书作者对“存在主义”这一概念理解得很透彻，通过对萨特、波伏娃、加缪等人生平事迹的介绍，把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联系起来，用这些人物的人生故事表达她对“存在主义”的定义。</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7.htm?div=-1 449647 Sat, 20 Jan 2018 10:01:16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2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6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无敌舰队》</p> <p>　　作者:加勒特·马丁利</p> <p>　　译者:杨盛翔</p> <p>　　版本: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12月</p> <p>　　美国历史学家马丁利是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一位亲历过海战的历史学者，书写《无敌舰队》这样的海军题材作品，自然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感受力和描述力，其作品也会有更清晰的代入感。这部书荣获1960年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写道：“本书是一流的历史作品，同时也是高超的文学作品。”马丁利在大量研究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用出众的文笔绘声绘色地再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恢弘历史。</p> <p>　　16世纪，基于宗教矛盾和利益争夺，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了长年海战。号称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掌握着地中海和大西洋霸权，多次向英国发动远征。全书以苏格兰玛丽女王受刑开篇，精彩记述了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尼德兰、教皇国等多方势力相继作出的回应，梳理了各国盘根错节的外交关系以及复杂微妙的政治局势，最终聚焦在英国舰队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展开的一系列海战。</p> <p>　　《国王的两个身体》</p> <p>　　作者:恩斯特·康托洛维茨</p> <p>　　译者:徐震宇</p> <p>　　出版社: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1895-1963）是德裔美籍犹太人，出身犹太富商家庭，一战时曾为德军服役，战后弃商从文，游学于德国各大学之间。纳粹上台后，流亡到美国。他专注于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史，《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此书被学界认为，推进了关于西欧近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争论，接续了霍布斯《利维坦》以来的身体政治路向，为政治哲学与国家建构理论理清了一条自中古盛期以来的新路向。</p> <p>　　所谓“两个身体”，是一种政治神秘主义，在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学说的同时，也带来一种潜在风险，即一旦脱离原生环境、时代和空间，就可能丧失自身符咒、从而变得无意义。作者描述了二体国王以及双重王权的理论在官僚制逻辑下造成的灾难。</p> <p>　　本期书情主持：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6.htm?div=-1 449646 Sat, 20 Jan 2018 10:01:14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3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1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事实改变之后》</p> <p>　　作者:托尼·朱特</p> <p>　　译者:陶小路</p> <p>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月</p> <p>　　托尼·朱特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曾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他的学术研究多次转向，但始终关注人权和道德问题，对专制暴力深恶痛绝。他对20世纪的系列重大议题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深入讨论战后欧洲、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关注公正、历史、国家、公共领域、记忆与遗忘的深层意义。</p> <p>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是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朱特是一位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但在事实改变之后，朱特不畏惧修正自己的观点，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p> <p>　　《原则》</p> <p>　　作者:瑞·达利欧</p> <p>　　译者:刘波、綦相</p> <p>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达利欧是谁？可能许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创始人，被称为“对冲基金教父”，曾入选《时代周刊》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跻身《福布斯》世界前100名富豪行列，《华尔街日报》称其为“以优异赚钱本领和独特人生经历闻名于世的少数哲人投资家的代表”。</p> <p>　　《原则》是达利欧根据自身经历总结出来的生活和工作原则，包含21条高原则、139条中原则和365条分原则，涵盖为人处世和公司管理两大方面，他用这些原则指导桥水日常管理，作为桥水的员工手册。比如，做决策时要从观点的可信度出发，知道如何超越分歧，比做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找对做事的人，不要容忍问题等等。</p> <p>　　达利欧是极度理性、富有逻辑的人，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会直接影响到他所总结的原则的局限性，因此，他也希望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原则。</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5.htm?div=-1 449645 Sat, 20 Jan 2018 10:01:13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5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基因传:众生之源》</p> <p>　　作者:悉达多·穆克吉</p> <p>　　译者:马向涛</p> <p>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8年1月</p> <p>　　自1990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关于基因与人类生命、疾病和性情等的研究，不断刷新着人们既往的认识。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破解了基因的运行机制，也就破解了生命的奥秘，人类的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也就有了更新的答案。</p> <p>　　印度裔美国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集中在癌症治疗和与血细胞有关的基因功能上。2010年，他出版著作《癌症传：众病之王》，于次年荣获普利策文学奖。这本新作《基因传：众生之源》，则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是一部反映基因研究史的传记。讲述人类如何一步步发现并“阅读”基因，同时，尝试去修改基因片段，改变人类的命运。</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4.htm?div=-1 449644 Sat, 20 Jan 2018 10:01:12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1/zhangj18157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p> <p>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p> <p>　　译者:易丽君、袁汉镕</p> <p>　　版本: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p> <p>　　波兰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多次被邻国瓜分吞并，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是人类史上永恒的伤痛。然而，这个被列强环伺的小国，却诞生了数位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p> <p>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也曾是诺奖候选人，《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波兰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一座边境小镇，在千年之间不同的历史瞬间和人生流徙，将波兰的民间传说、史诗、神话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出这片乡野的沧桑变化。</p> <p>　　各种传奇人物在此粉墨登场：长出胡子的圣女、性别倒错的修士、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人的悲欢离合和世代更迭，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3.htm?div=-1 449643 Sat, 20 Jan 2018 10:01:10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0/zhangch8128_b.jpg"></td></tr> <tr><td> 吴敬琏（左）与江平（右）在致敬礼现场对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0/zhangch8131_b.jpg"></td></tr> <tr><td> 现场的读者们。</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0/zhangch8129_b.jpg"></td></tr> <tr><td> 《时代》周刊将201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献给以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等五位为代表的女性——“打破沉默者”。</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0/zhangch8127_b.jpg"></td></tr> <tr><td>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br> 作者:(美)易社强 译者:饶佳荣<br>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2年3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10/xvwei8779115_b.jpg"></td></tr> <tr><td> 扫码关注有时TimeTo</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上周日，1月14日，我们举行了2017年度好书致敬礼，分散在各个角落里写书的人、做书的人、读书的人，因为阅读而相聚，一如既往地相信阅读的力量。我们持续两天发文与爱书的读者重温致敬礼上的故事。</p> <p>　　不知不觉中，2018年的元月已经过半，不过我们也发现，那些困扰我们的老问题依然潜伏在寒冬之中，比如焦虑、歧视、性骚扰……在一个又一个新事件老问题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各有所思，到何处去寻找正确答案？或许此时你可以翻开一本书，在寒冬中先收获一份温暖，再静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春天。</p> <p>　　年度好书致敬</p> <p>　　吴敬琏&amp;江平 理解中国现实，需要经济学与法学的合作</p> <p>　　《改革大道行思录》是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十大好书”中唯一一本经济类图书。我们请来法学家江平为本书作者、经济学家吴敬琏颁奖。两位先生都生于1930年，他们相识在十余年前，后来共同发起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们认为，中国的现实离不开法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合作。他们在现场围绕“市场经济”进行对谈，同时在会后接受采访、共谈“大数据”浪潮下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与“计划思维”的挑战。</p> <p>　　此外，吴敬琏先生也在致敬典礼现场向读者分享了一场简短的演讲，他关切我们时代的阅读状况，因为在他看来，改革既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但显然也关乎着我们每个普通人，那么，怎样过改革的“三峡”呢？他提出这一问题并回答说，要知、要行，还要“学”。而遗憾的是，“学”正受到网络传播碎片化的挑战。</p> <p>　　我们的读者 连续两天坐整夜火车，只为了观看这场活动</p> <p>　　从2004年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好书致敬已经走过了十四年，尤其近年来，随着阅读、写作以及出版生态的变化，我们总能听到“这个时代读书人越来越少”的感叹，但每年的好书致敬典礼现场，当我们看到大家谈起一本好书时眼角眉梢绽放的光芒，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爱书的人有很多很多。甚至，我们还有读者从千里之外连夜坐火车来参加致敬典礼……创造一个百分之百属于书的舞台，这是好书致敬礼的神奇时刻，分散在各个角落里写书的人、做书的人、读书的人，因为一本本好书找到了彼此。</p> <p>　　观察</p> <p>　　青年的焦虑 我们各个不同，但其实有着一致的底色</p> <p>　　青年是焦虑的。熬夜、加班，持续消耗身体，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漂泊在城市各行各业，挤出地铁，华灯灰暗，而自己皱眉奔波，一事无成，感一声“中年”已至，而“老泪纵横”。同样漂泊且更被消耗身体，甚至可能牺牲尊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在经历他们的焦虑和紧张。然而他们一直沉于青年焦虑讨论最边缘的地方。</p> <p>　　要知道，近代以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或历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轻松的。真正的问题，绝非是否焦虑，而是具体到当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焦虑。城市与乡村，具体焦虑可能各异，但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之下，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一是劳动价值观已产生变化，面临意义重建的挑战；再是青年的时间感已慢下来。</p> <p>　　北航陈小武事件 还有多少性骚扰事件藏在缄默之中？</p> <p>　　近日，北航毕业生、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一事，受到广泛关注。1月11日晚，北航官微通报了处理结果：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经研究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p> <p>　　北航对陈小武的处理，明确、迅速，堪称高校在面对性骚扰、性侵丑闻时的典范做法，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之所以举报者罗茜茜和处理方北航受到关注，正是因为能得到如此公开处分的性骚扰事件，实在是太少了。回顾2017年的新闻，“性骚扰”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些被曝光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多数都已是很久以前。所以“喷薄而出”的背后是长年的沉默、压抑和事实上的纵容。</p> <p>　　《无问西东》 始终在强调真实的电影，未免太不真实</p> <p>　　作为原定的清华百年校庆片，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用四个空间里四个不同的故事，重申了“立言立德，无问西东”的清华精神。</p> <p>　　电影戳中了人们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痛点。虽然每个人都只能苟且于眼前的利益，但内心又隐隐期待着一个超越于生活之上的存在。《无问西东》里的那些故事，从不同侧面满足着人们对“诗与远方”的想象。</p> <p>　　但立场先行的命题作文，却也是这部电影的尴尬。《无问西东》想要呼唤的，是求知问道，是家国天下，是知识分子的操守，是一个人的德行与担当这些更加深刻和宏大的命题。只不过我们期望，一部承载着如此动人精神的电影，其技法能跟上了不起的想法，该有多好。</p> <p>　　栏目</p> <p>　　霉土豆（逢周四推送）</p> <p>　　营销太好，期待过高</p> <p>　　这一期读者向我们吐槽的这几本书，都有鲜明的营销定位。但这几位读者读后却有不同感想：觉得营销或口碑太好，导致期待值过高，真正读过之后，反而感觉没那么好。比如《孤儿列车》《柒》《聪明人用方格笔记本》等。你有没有读到过类似的营销噱头很大，或口碑很高的作品，却无感的书？欢迎大家关注并参与《霉土豆》栏目。</p> <p>　　听见好书（逢周二、三、四推送）</p> <p>　　聆听每一本好书</p> <p>　　阅读有时，聆听有时。有时FM“听见好书”，音频为你推荐每周新书。海明威的爱猫为什么有六根脚趾？布克奖最年轻的得主写了些什么？关注“有时TimeTo”揭晓答案。愿你的每一天，都有好书相伴。</p> <p>　　诗人读诗（逢周二推送）</p> <p>　　李笠 《布拉格的乌鸦》</p> <p>　　本期推荐给大家的诗作，是诗人李笠的一首诗《布拉格的乌鸦》。</p> <p>　　“卡夫卡！”“卡夫卡！”你或许会联想到那位捷克作家，隐藏在城堡的阴影里，可诗里只有寒鸦。它们盘旋着，翻飞着，仿佛黄昏归途中的仪式，诗人读懂了它们的秘密，从仰望中得到智慧。如果想收听更多“诗人读诗”，欢迎关注“有时TimeTo”。</p> <p>　　本周新媒体观察/新京报记者 罗东</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2.htm?div=-1 449642 Sat, 20 Jan 2018 10:01:09 +0800 <div class="tpnr"> <table bgcolor="#efefef">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09/luodong8161_b.jpg"></td></tr> <tr><td> 黄兴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09/luodong8162_b.jpg"></td></tr> <tr><td>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br> 作者：黄兴涛<br>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td></tr> </tbody></table></td></tr> <tr><td><table><tbody> <tr><td><img src="http://epaper.bjnews.com.cn/images/2018-01/20/B09/luodong8165_b.jpg"></td></tr> <tr><td></td></tr> </tbody></table></td></tr> </table> </div><founder-content><p>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旋律时常响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时代的强音，而当我们谈论“中华民族”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何谓中华民族？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话语、观念，习焉不察，也缺乏精细深入而又全面系统的历史探讨。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可谓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著者对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问题，作了一整体的历史考察，清晰揭示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萌芽、形成、强化、深化、普及的全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华民族内涵的演化与变异的历史。</p> <p>　　1 民族概念的历史与层次</p> <p>　　一部中华民族观念史，从何说起？光是民族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古今有别，中西各异，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应地，民族认同或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民族”一词的释义方面，无不耗费大量笔墨。著者并没有简单地套用某一家现存的“民族”界说来随意臧否中国现代史上国人的有关理解，而是强调民族的概念只能由其被使用的实际历史来定义。</p> <p>　　著者通观清末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使用历史，发现它是一种受到西方人类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上的民族思想与政治现实综合影响下的中国产物，也是在特有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处境中得以出现和形成的政治文化现象，是中与西，历史与现实、人类学与政治学的民族观等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晶。这样一种复杂互动之结晶的“中华民族”，其内涵丰富而复杂：“一种超越政权认同和传统族裔认同界限的‘中华国族’认同，也即一种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整体认同；一种以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共同体称谓‘中国’或‘中华’为标志符号，建立在作为平等公民集合体的现代‘中国人’认同基础之上，并有进一步融合期待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一种现实和理想交织，既完成又未完成的认同……”著者将之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以区别于那种把汉族视为“中华民族”的非主导型观念。这样一种主导性的中华民族观念，涵括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一是大民族共同体的国族（state nation），一是少数民族、汉族或民族一体化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一是族类认同意识意义上的族群（ethnic group）。</p> <p>　　著者并非不清楚这几个层次的分别，但更重视的是概念的使用历史。尊重概念的使用历史固然必要，然而作为一个仍有生命力的现实概念，今日所用之“中华民族”，是否可以专指“中华国族”，以从含混多义中的民族概念中固定下其作为国族的核心内涵呢？</p> <p>　　2 有识之士共塑中华民族</p> <p>　　谁在塑造中华民族？在探讨“中华民族”观念的自觉和觉他的过程中，著者充分运用了思想史和新文化史之结合的方法，既注重精英人物的思想，又对以往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历史人物或熟悉的历史人物的某些被忽略的思想面向，均能一一表而出之。</p> <p>　　塑造中华民族的，首先是思想人物。既有著名的梁启超、杨度、李大钊、张君劢、顾颉刚、费孝通、吴文藻，也不乏不那么知名的希夷、吴贯因、申悦庐、张其昀、芮逸夫。再者是政治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如袁世凯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门（明朝称之为“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将总统府的正门命名为“新华门”，就极具中华民族自觉的意义。又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蒋介石以宗族说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一体观，毛泽东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权威叙述，都对中华民族观念影响深远。而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各种政治派别也参与了中华民族观念的争论与创造。另外，不容忽略的是各少数民族有识之士的贡献，如晚清提倡“五族大同”的满人官员和留日旗人恒钧、乌泽声、穆都哩，民国初年的“五族国民合进会”的熙凌阿、王宽、萨伦，抗日战争时期组成“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强烈认同中华民族的巴文峻、贡觉仲尼、罗桑坚赞、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以及毅然西迁成吉思汗陵的沙克都尔扎布等。</p> <p>　　中华民族的“自觉”可谓种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借用著者非常欣赏的常乃惪的话来说，“至于今日，则人尽自觉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人尽自觉为黄帝之子孙，此无他，五千年来文化陶镕之所自也，五千年来哲人志士之功也。”此言虽有几分真实，但更多是史家常乃惪的某种夸张和良好愿望。著者想必也心有戚戚焉，大赞常乃惪“认同国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传播这一观念并以历史事实来认证这一观念的史家自觉和责任感，可谓跃然纸上”。这又何尝不是著者的夫子自道。</p> <p>　　3 中华民族认同：未尽之功</p> <p>　　该著有一基本的假设值得探讨，即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相应地，中华民族认同有一个从少数精英思想到社会广泛接受的历史。</p> <p>　　著者接受了费孝通先生的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论这一经典论述，将中华民族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因此取书名为“重塑中华”。除非先已假定了某种中华民族之存在（也就是所谓自在），否则何来重塑？</p> <p>　　著者对“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主观建构论持不同态度，而主张折中于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但此种折中的前提——存在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能够成立吗？正如许纪霖先生在《家国天下》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人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在古代中国，虽有实体性的民族如汉族或其他民族，但各民族之间并未整合成一个哪怕是自在意义上的国族。其实所谓自在意义的民族，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话语，如梁启超所言，“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则民族本身即不能成立。就像格林菲尔德所指出的，认同即是认知，任何认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必定是相关行为人对自身的看法，故认同要么存在，要么没有，不能像某些疾病那样，先是处于潜伏状态，然后又被唤醒。故所谓中华民族之重塑，或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之新构，而不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到自觉。</p> <p>　　在著者看来，中华民族认同，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是完成又是未完成的，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是民族的又是国家的认同。中华民族如此这般“既……又……”，虽然全面而辩证，但终究是内在紧张和矛盾的，也模糊了应然与实然、信念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就个人而言，在国族、民族和族群认同的不同层次中，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能是最高层次的认同，然而层次越高，认同也越需要理由。就群体而言，在一国之内越是处于劣势或边缘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越是需要认同国族的理由。</p> <p>　　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有言，国族是一个灵魂，一个精神原则，种族、语言、利益、宗教、地理、军事需要这些元素都不足以创建这样一种精神原则，最重要的是过去拥有共同的荣耀，当下拥有共同的意志，国族的存在就是日复一日的公民投票。那么，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究竟是何种灵魂，何种原则？其获得个人和少数群体认同的理由是什么？这些中华民族认同需要直面并凝成共识的难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依然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未尽之功。一个可欲的信念并不是事实，但信念无疑也可以转化为事实，其间的关键，或也在今日志士哲人的心力之所向吧。</p> <p>　　【延伸阅读】</p> <p>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p> <p>　　作者：许纪霖</p> <p>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p> <p>　　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在思想史中，探寻中国近现代国家认同所受到的冲击和和转变。</p> <p>　　□裴自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p></founder-content>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1/20/content_709221.htm?div=-1 449641 Sat, 20 Jan 2018 10:01:09 +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