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歲認識陳某，他飲風吸露，我卻很現實，所以只從遠距離觀察。一路走來，那份專注，抵佢有今日的。

那時候讀研究院，自不然想過到馬料水當教授，因為（自以為）好型。不過事情並不容易，這個時代博士也濫發，就連啡大這小小的學校，畢業禮時我也等了個幾小時才到我上台。學系三兩年才有教授退休，十九萬人爭，又怎會到我。陳某獲得教席，當然能力超凡。

兩年前拿了個豬肉獎，敗於一份近來十分火熱題目的論文手下。聊勝於無，事後論文教授安慰我說：Yours is more technical, his will likely have more impact down the line。同意之極，有時候覺得那幾年是白花了，學位和回憶以外倒沒甚麼得著。那時候，我所選的題目都是那些low hanging fruit，好處是穩穩定定一年兩篇，幾時都可以畢業；壞處是沒有太多impact可言，如果命運能選擇，或者應該做些風險較高的。

二零一零年十月底，準備畢業，從羅德島飛到矽谷面試，順道上柏克萊跟陳某吃飯，話題自然離不開研究和出路。問他出過文沒，他說還沒有；問他打算何時畢業，他說再多兩年吧。那時我心裏一面暗笑、一面由衷佩服，我不斷躊躇現實問題，只顧出文畢業，陳某卻不食五穀飲風吸露地專心研究。幾年後，他便拿了幾個大奬、在我望塵莫及的地方做post-doc、回到馬料水教書。

這個故事的教訓：切記要目光放遠，把精力放在長遠地重要的事，短期成敗一生拉勻實無明顯影響，要have more impact down the line。

小兒於四個月前出生，較預產期早了三個星期。某天太太到醫院作例行撿查，醫生建議留院觀察，我跟同事拋下一句「可能今晚生得，下星期預我唔番工」便直奔醫院，一切公務頓時拋諸腦後。

以前在大公司打工，上司曾跟我說，合格團隊起碼要求，是沒有single point of failure，「唔會冇左邊個唔得」。在預產期前一個月，和同事們安排工作時，就以我會隨時消失為前提，全數有迫切性的工作都交託給其他隊員，以保証小兒突然出生時，我可以無所顧慮地侍產。小兒出生後我斷斷續續消失了幾星期，我所屬的菌型startup依然安然無恙運作如常。

我不是尊貴的張議員心裏那條蟲，所以，我不能理解，張議員在發表這樣的意見時，腦內的盤算是甚麼。聽罷張議員的發言，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原來香港的僱主是這樣不濟，有整整九個月時間作準備，卻因為未能預測實際出生日期，僱主們不能及時安排人手而導致「冇人收錢」。這是僱主們安排工作的能力出現嚴重問題，跟僱員應否早通知老闆侍產假期安排無關。

一個五十後的老闆說因為員工突然要放侍產假而無力安排人手，這跟一個從事零售工作八十後因為聖誕前夕工作量劇增無法準時放工於是憤而辭職並無二致。我是一個八十後，每見報章引述人力資源顧問的意見，大多指年青一代沒責任感不能承受壓力沒上進心等等批評時，心裏總不是味兒，因為我不覺得我們比上一代差，只是老闆們的嘴巴比較大而已。

我想知道，如果報章訪問人力資源顧問，他們對老闆們安排失當，無法搵人收銀，又會有何樣見解。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筆者曾在其中一間打工天堂當軟件工程師，完全同意打工天堂這個美譽。大半年前，我離開天堂跳入火海做startup，剎那間要為自己的三餐費神，一個月便消瘦了五磅，完全感受到這些硬件福利吸引人之處。不過，日子一久，重新習慣正常生活後，令人懷念的，卻是一些不容易從媒體上讀到的東西。

我在第一次科網泡沫爆破後在中文大學讀電腦科學，那時候本科課程的功課和考課壓力頗為沉重，連續幾晚在實驗室工作至零晨兩三點是常事，走路回宿舍時卻遇見商學院的同學興致勃勃地玩通宵，心裏不是味兒。最令人困惑的是，香港對資訊科技行業這樣的理解：科技變化太急，人長大了便不容易追上；做技術寫程式的人永遠冇得升，上頭管事的總是外行人。縱然我對電腦有濃厚興趣，但卻感受不到自己辛勤所學的跟日後工作的關係，看不見未來令人十分困惑。

然而，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卻能令我完全消解從前在香港讀書時的憂慮。以一言蔽之，是「學以致用」。舉一個簡單例子，同事們在討論幾個因素對某服務收入的累積影嚮，1.02乘以1.08的積究竟較接近1.08還是1.10。這是小學生程度的數學，但在激烈的討論中忽然要進行這樣的小學雞心算確有難度。有人在白板寫直式把兩者相乘之際，另一人滿有信心地說「是1.10，因為當x趨近0時，log(1+x) ~= x」一句KO。這是老早在學校學過的，但因為不知道如何應用，便漸漸忘記。但是，我在互聯網公司的經驗裏，這些「geek到爆」的事情時有發生，才發現原來從前學過，但有時連教授都未必知道如何應用的公式和定理，一早植根於同事們的思路裏。

所以，互聯網公司是打工天堂，是因為人們都重視知識，工作內容的技術含量高，不少在校園涉獵過的古怪定理，竟然在系統裏得以應用，盡解當年的困惑。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還有幾個小時，你就會出來。三十七週幾，離預產期還有廿日，實沒料到你會話來就來。昨天還不過是例行檢查，那時候我還在上班，跟一個好很勁的系統搏鬥，豈知醫生對你媽媽說要留院觀察，然後我達醫院時，醫生就說要催生。在我們毫無準備之下，迎接你的來臨。

說實的，我還沒有準備好，這幾星期睡得不好，每每想到將來的十八年，會有一舊粉圑長伴身邊，不論是初生兩三個月那地獄式的餵奶生活，還是日後你返學放學的接送，這感覺太過嚇人。不過既然決定了生，就只好煮到埋黎就食地應付未來的每一步了。

說實的，我從來不喜歡commitment。我是連植物也會養死的人，從來沒有寵物。那天跟你媽媽同居／結婚，我也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那是件小事，那時想：最差情況下，一旦二人相處不來，也不過是兩個成年人各自再走自己的路。但一個新生命是沒有回頭路的，生得你出來，就要育你成人。十八年可以做好多事了，諗到都覺得驚。

說實的，我還不知道為何要生。你媽媽很喜歡小朋友，我們很喜歡看Friends，有一集Rachel懷了寶寶，跟別人說I am pregant，你媽媽就把手上的cushion塞到肚裏，興高彩烈地問我幾時可以生。我給她幾個目標，要她完成後才可生小朋友，她竟然一口氣完成了。數，還是要找的。

說實的，我還不知道為何要生。剛剛的父親節，你嫲嫲給我發了個短訊說，「將為人父的，請體諒當父親的重擔」。對極了，就父親的確不容易。自從有了你，生活上出現了些轉變，很多細節上都多了一重考慮。卻令我反問自己，如果當父親是重擔，那為何還要當。

說實的，我還不知道為何要生。俗語有云：「養生一百，長憂九十九」，怕你像我小時候一樣體弱多病，怕你唔鐘意歷險，怕你唔冇慾望溝男／女。或者你會覺得很悲觀，又或者某天你發覺生活並不容易時，會怪我為甚麼當初會生你，要你在社會裏經歷高低起跌。很正常的，曾幾何時我都有過同樣的想法。但，那天，仍然是決定生你，我確實不明白原因。

不明白原因，卻要照做，大概是我們人生的寫照。所以，日後我點你做野，千萬不要扭擰。

在產房仍然在淆底的爸爸上

（朋友甲彩排時的台上風景）

早幾星期香港DSE放榜，面書上湧現考試狀元的新聞，記者訪問狀元們對各社會議題的看法，彷彿他們是香港未來的代言人。每讀及當屆狀元侃侃而談自己的未來時，我很希望可以穿梭時光一訪十年後的光景，我想知道公開試成績對一個人的成就有沒有predictive power。香港給我的感覺是公開試成績是一切；可是，在美國，我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筆者十幾年前的中學會考成績只屬中游，所以這極可能是個「吃不到是酸的」葡萄心態。那時眼見大量的資源分配（如升讀大學、報獎學金、XYZ傑出學生大獎等等）的準則，皆著重公開試成績，心裏很不是味兒。因為我不相信自己沒有能力獲取好成績，只是不同意浪費青春在自己不喜歡的科目而已。所以，時而世易，當我和我的朋友們都遠離香港、遠離公開試時，自覺有點成就，都十分喜歡把自己當年的成績公開作玩笑，成績愈差的，昔日成績和當下成就的反差愈大，說話愈大聲，盡吐當年冤屈。

我在這個欄目曾寫過幾位世界級工程師的故事（一、二、三），他們會考的成績都是不甚了了，甚至幾乎跨不過大學收生的最低門檻，但今日在矽谷卻如魚得水。我曾以為這些機會只限於矽谷的軟件工程師，因為香港的公開試無法測試出他們的潛能。但是，最近一位朋友的經歷，令我反思，究竟是不是美國的思考和生活模式，才能令考試的失敗者有翻身的機會？

朋友甲會考只有九分，在課堂上曾被老師當眾評為垃圾，怎樣看他也是個讀書不成終日打機的廢青。後來他到美國讀社區學院，後來竟然輾轉到芝加哥大學念博士，上星期在Moscone Center（也就是蘋果公司產品發佈會的場地）對著六千幾名來自世界各地在研究員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型到爆。由會考九分到名校讀研究院，當中有條很大的鴻溝。如果會考成績是一個人未來成就的指標，朋友甲的故事就一定是個異數（outlier）。但問題是，我在美國的朋友，個個都是異數，大多有差不多的經歷：香港公開試成績不佳，輾轉來到美國，然後在自己的專業大放光芒。

美國人很喜歡講「美國夢」，相信一個人只要努力不懈，就算讀書不成考試失敗，只要肯搏肯試，總可以獲得美好豐盛的生活。我的朋友都不是香港考試制度的獲益人，在香港找不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美國卻化腐為奇，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我覺得美國神奇之處。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我在科技行業工作，也認識不少香港的頂尖科技人材。以香港七百萬人口計，人材的比例其實頗高，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想知道甚麼原因導致這位高層會有「科技人材缺乏」的觀感。這位高層覺得沒有科技人材，大概是因為生活裏接觸不到他們。正所謂物以類聚，有趣的人總會聚在一起，接觸面可以是工作上的伙伴、面書上的朋友、咸豐年前的中學大學同學、某個網上討論區裏有趣的人。繆然宣稱「身邊沒有人材」十分危險，因為會令到旁人推測閣下為甚麼遇不上人材，甚至令人先入為主地覺得閣下的生活圈子狹隘。

我最近因為工作環境轉變，要兼顧招攬人材加入自己團隊的工作。求職是個雙向的撮合過程，所遇到的難題，並不是市場上缺乏科技人材，反而是我們心儀的人選，他們拋張CV出來動輒有幾個offer，問題是我們的團隊能否脫穎而出被人材們選擇。

以下例子乃真人真事：甲君是英國最頂尖學府真材實料的博士，有一日他竟然在面書上問有沒有工作介紹，我二話不說發短訊給他說我的公司正在招聘勁人，豈料他說其實已老早簽約加入乙君之團隊，只是因為簽証問題暫時未能起行，固想找些短工打發時間。乙君是Amazon剛剛推出Fire Phone三維追踪鏡頭(Dynamic Perspective)的技術主管，也是土產香港人，在IT界一定沒有廿年經驗，因為他還未夠三十歲。

我完全理解Dynamic Perspective吸引甲君的原因，那是市場上獨一無二的技術，連iphone和andriod也沒有同樣的賣點，全球只此一家。在這樣的團隊浸淫三年兩載，就自會掌握全球尖端技端，搵工跳糟無往不利，這樣的產品、這樣的開發團隊自然容易吸引人材加入。

反過來說，如果一間公司一直面對人材流失，或是長年無法招聘優質科技人員，管理層不如反問自己，究竟是自己的產品不夠吸引？或者是團隊缺乏化學作用？又或是工作內容本身太過無聊，人材們不能彰顯自己的價值，看不見自己的未來，所以選擇離開？

當高層老是怨「身邊沒有人材」，一來矛頭直指下屬嚴重影嚮士氣，二來在物以類聚下反映高層圈子狹隘，又豈能吸引人材。累己累人，實應忌諱。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幾年前，筆者在美國的研究院將近畢業，計劃未來時，也遇上同一個問題。然而，有一位很成功的前輩卻給我這樣的意見：為自己的事業打算時，不要考慮女朋友／妻子這個因素。

那時候，我年少氣盛，事事率性而為，因為外在的因素而令自己的事業被拖後腿，實在是件不情願的事。聽畢這意見，我不禁大喜，竟然有人把我心裏不好意思對人說的想法說出來。於是，我集中火力在美國求職，只考慮自己的興趣和前途，待找到工作後，才再想如何安頓身在香港的女朋友。

事隔幾年，今年初，筆者又來到事業上的交叉點，我在考慮從一份薪高糧厚福利好的優差，跳到一間前途未卜的菌型startup，前輩的話又再浮現於腦海，可是，同一番話卻的不同的體會。

放棄優差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我內心交戰了幾個星期：心雄的一面覺得趁著有氣有力，自己沒有太多負擔，怎樣都要放手一搏；膽怯的一面覺得努力了這麼多年，這份優差其實是獎品，安逸的生活太好過，實沒理由放棄。想到這地步，妻子（即前文那位女朋友）的因素出現。

縱然我壯志凌雲，但因為我愛惜妻子，「可能」她想活在comfort-zone內， 「可能」她希望過安穩的生活，「可能」她想儲錢買樓告別年年遷居的生活，「可能」她想生小朋友所以還是有份正職穩妥，所以不如我留在大公司裏過穩定生活。但到底，這些「可能」其實是把我自己的不安加諸在配偶身上，美其名是為了妻子的幸福而放棄冒險，壓根兒是自己怕得要死，拿妻子作擋箭牌。更甚的是，今日放棄冒險，不過幾年後startup發圍，眼紅他人成功，反而把自己之昔日膽小歸疚於妻子「可能」渴望的安逸。

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對身邊人較為寛鬆。因為嚴格，所以不能接受自己的懦弱，體諒妻子卻可成完美的下台階，好讓自己自欺欺人地躲在comfort-zone內。「不要考慮配偶因素」的要旨正在於此，到底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不可以借他人過橋逃避自己的軟弱。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寫程式猶如作文，用以表達思路，目標是指導電腦運作。學電腦就如學習中英文，目標就是讓我們以中英文來跟他人溝通。電腦是一件不懂思考的白痴機器，它只會依據編程者的指示而行。在當下的互聯網革命，電腦科技正取代很多白領的工作，一個人如果能駕御電腦，可以跟電腦系統流利溝通，其好處就如他可以操流利中英文一樣，對其前途必有幫助。在中小學教寫程式，這個大方向正確。

不過，教學生寫程式的最大難度是：怎樣教。學校正規教育的大問題，在於課程大多沒有直接的效用。在我的經驗，課程包涵的，絕大部份難以直接應用於實際問題，就像昔日會考的範文《聽陳蕾士的琴箏》。這個問題於科技世界尤其嚴重，在應用層面，科技轉變速度極高，早幾年流行的是「flash」、「ajax」，近兩三年是「手機apps」、「雲端處理」、「大數據」，幾年後必然又會有一堆全新的功能面世。正規課程要追上科技潮流的轉變追度極之困難。

正規教育應該重視的，在程式編寫而言，卻應該是那些永恒不變的基本邏輯，亦即是電腦運算的思考方式。它們包括基本的數據結構和算法、程序式編程（procedural programming）和函數式編程（functional programming）、電腦系統結構等等。因為所有科技應用都是基於這些基本要旨，只要對它們融會貫通，自能適應萬變不能其宗的科技發展。在美國，這一套思考方式叫做「Algorithmic Thinking」。

然而，Algorithmic Thinking就如學習語言，要經過長年累月的練習和思考，並非一時三刻能掌握之事。這是在幾百億收購的背景下，教寫程式的最大難度。為了趕潮流為了打造下一個WhatsApp而教學生Algorithmic Thinking，這就如同為打造下一個林夕而要學生背誦《聽陳蕾士的琴箏》，容易捨末逐末，欲速則不達。

（網上Algorithmic Thinking教材：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algorithmicthink）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話說去年升職後，心情平靜，因為又完成自己checklist上的一項任務。人總不能没有目標，我又為自己打算，想過找些短期計劃，例如重新打羽毛球、努力學投資、學日文，就是與工作無關，覺得失去工作的重心。顯然去年由此至終只求升職，所以醉心工作，一味死衝，俾屎我都食。縱然，要再上一層樓，努力加運氣，兩三年內不無可能，但短期目標仍然模糊。

本來也没有想過離開的，畢竟公司有上佳的工作環境，這間廣告公司猛人林立，我附近個個打得，甚至連見習生也比自己利害，是個學習做軟件工程師的好地方，一直只在思考應作哪個方面的嘗試。

是去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剛收到升職後第一張糧單，放工跟陳某喝咖啡，他某（暫時是菌型）startup的創辦人，快要完成籌集種子基金，準備請人，問我有冇興趣上賊船。說實的，起初打算見陳某，沒想過辭職，見他只出於好奇，反正正值年尾，公司準備收爐，同事們遲到早退，上班也是行行企企。咖啡喝畢，驅車回家，一路思考著跳船的可能性：聽過很多startup的故事，無論成功失敗，埋單時總有個屬於令自己的回味無窮的故事，或者像在研究院裏高潮疊起的那幾年。反觀近年的工作，在NDA下，能跟人分享的委實不多，沒有甚麼屬於自己的東西。

高手們教落， 在這樣的人生交叉點，應該自問心底裏最想得到什麼。我整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所以，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就正是離開的最大原因：不知道是否適合讀文科，所以大學選讀政政系；不知道有沒有領導才能，所以大學上莊爭做P；不知己喜不喜歡番中環工，所以爭做投行煙腸；不知道能否做研究，所以試讀研究院；不知道能否成為稱職軟件工程師，所以加入行内知名專做工程的廣告公司；不知道有沒有投資天份，所以學習買賣股票——不知道自己能否在startup生存，所以試做startup。

身邊發生的startup故事，每次聽見主人翁講自己如過山車的經歷，心裏總想，如果我是局中人，我又會如何處理？我能否應付傳說中near-death的壓力？如果我到退休時，也未能做過startup，我一定後悔爆燈。除了一點點時間，其實沒有甚麼可以輸。今年三十，假設還有三十年要做，還有三十年錢要搵，也算是豪得起花些少時間抄抄崎徑。大抵失敗時搵工而己，只要矽谷依然繁榮如今。

離開的決定一點不易：難得工作上了軌道，廣告公司的光明前途，老細的鴻圖大計，又創新高的股價。壓力和不安害我發了個幾星期的惡夢，唯願二零一四年玩得開心痛快。

讀畢，第一個反應是，微軟或者有救。近年，微軟不太炙手可熱，在我的（很可能有嚴重偏頗）的觀察下，微軟在招聘人材上遠遠落後於谷歌面書蘋果等等比較「型」的科技公司，這回創辦人親自落場”gets his hand dirty”的舉動，有可能扭轉局面。

起初我沒留意這則消息的來源，這則乍眼看似是微軟的負面新聞，我心裏卻暗暗地希望這是該公司公關的傑作，是一系列宣傳的頭炮，然後下星期宣怖Bill Gates親自揀卒開新計劃，之類之類，務求令微軟回復九十年代的光彩。可惜，事與願違，這則新聞原來是《紐約客》專欄所開的玩笑。

我在矽谷工作，在這裏打工其中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整個management chain都（曾經）是軟件工程師。自己的上司，上司的上司，直到CEO，在歷史的某一刻，跟我現在一樣，整天都栽在程式碼裏，”gets hand dirty”。在公司的內聯網內，可以找到五六年前他們編過的程式代碼和寫過的設計文件。原來曾幾何時，上司跟今日的我一樣寫過如此錯漏百出的設計；原來某位神枱上的總監十年前也編出這樣行雲流水的程式碼。也就是說，有天如果他們厭倦了管理工作，重新擔任編式員，也必能勝任。

我身處食物鏈的最底層，每見這些文件，都是極大的鼓舞，因為彷彿看見自己的未來，咁大個role model棟响面前，自不然有發奮圖強的動力；同時，因為他們有落手落腳「揼code」的經驗，我工作上遇到的困難他們必了然於胸，自會加倍信任他們的決策，沒有所謂「外行人領內行人」的問題。

如果我在微軟工作，知道創辦人再落沙場作戰，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位傳說中的電腦天才的日常決策，必然倍感興奮。反過來說，在香港，大學生不願投身科技行業，覺得沒前途沒出路，原因又是否類同？香港的科技行業，是否缺乏了一些”gets hand dirty”的role model？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太平洋兩岸資訊科技行業從業員的社會地位差天共地：香港的大學工程學院說收不到好學生，有潛質的尖子都給商學院搶走了；美國史丹福大學的電腦科學系今年卻有二百七十幾位學生報讀主修，人數之高，再次打破去年的歷史紀錄。網上潮文《高登定律表》說「IT冇前途」；美國著名商學院MBA的畢業生則捨棄華爾街跑到矽谷的科技公司打工。香港有金融霸權內地資金湧入以致百物驣飛，八十後買唔到樓；三藩市最近卻出現一片反科技公司的浪潮，幾間科技公司的員工巴士被人圍堵蓄意破壞，因為大量年輕又高薪的科技行業員湧入三藩市導致租金飛升，很多低收入家庭被迫遷。

有一個恆常的說法，在香港「Hi-tech揩野」，做科技行業沒好下場。網上討論區IT版滿是鬱鬱不得志的控訴，工作不受專重，無晉升階梯、薪金長期跑輸通脹等等。本地創業成功的例子又是寥寥可數，耳熟能詳的大概是EditGrid、aNobii和9GAG幾間公司，但是他們創業時所花的風險和機會成本卻是很多人難以忍受的。相對地，從我面書上朋友們的生活來看，畢業幾年後，從事金融業的朋友的生活似乎不錯，也很中產。看見這些實際例子時，很難不會被金融業的優雅生活打動，為自己計劃未來時，很自然地會趨向安穩的一端。

這個說法很現實，很沒有理想，但我確信這是普世的人性。傳說中矽谷軟件工師的十萬美金平均年薪，遠比美國普通家庭的五萬美金高，還有常常在網上看見遊樂場一樣的辦公室、免費膳食等等員工福利，都是極之吸引芸芸眾生。如果一個人想求穩定想求不錯的生活，在美國，起碼在短期而言，投身科技行業是個不錯的選擇。所以，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系的學生人數才會再創新高，大抵學生們都憧憬畢業後的美好生活。這個選擇，內裏的原因很可能是來自求安穩的人性，其實跟香港人徧愛金融業並無二致。

香港主打金融服務業，安穩生活的例子都徧在金融業；矽谷顧名思義徧重科技行業，在這裏軟件工程師的生活都很好。香港的金融業和矽谷的科技行業，都是世界龍頭，待遇好，社會地位高，自然吸引人才。所以，面對「怎樣提升資訊科技從業員的待遇？」此等問題，我頗為悲觀，除了用腳投票遠走美國外，我沒有更好答案。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公司的升遷哲學大概是這樣的：當你長時間表現能夠擔任高一級的工作時，就可以報名升職。這個制度的好處是，沒有升遷與多跑幾步那個雞先和蛋先的問題，也較少機會出現升錯人的彼得效應。

年初回美後，一直在死衝，就是要完成升職目標。十月底，老細通知我升職好消息時，反而沒有特別感覺，因為排山倒海的工作依舊，只是todo list上，暫時完成一項。

三十歲生日那天，又是反高潮地平靜。廿八九歲那幾年生日的憂慮沒有了，大概是事業的成就算是有個交待。就如升職，之前又怕又擔心得要生要死，不過自覺大概完成了三十歲人應該完成的milestone，那麼成為一個三十歲的人自然沒有甚麼問題。沒有憂慮，所以平靜。

年尾，又是時候，找個新目標。

早前一段新聞，關於香港政府研究統一資訊科技專業評核，為資訊科技從業員提供專業認可，以望提升形象及待遇。這段新聞在我的面書上引起嚴重恐慌，很多朋友擔心不能通過評核、以致無法獲得專業資格。我的這些朋友，通常有大學學位，但憎恨讀書考試，未曾亦不打算考取任何專業資格，所以當發現政府希望推行統一考核時，心底立時一寒。吊詭的，是他們都在蘋果微軟谷歌等等科技公司工作。

網上有幅諷刺教育系統漫畫：幾種動物包括猴子大象企鵝金魚海獅同列在考官面前，考官說要來個公平測試，所以大家一齊比試爬樹。因為科技從業員遠遠不如醫生律師工程師般受大眾認同，所以要設立一個專業考核，跟上述漫畫同樣無稽，實在是本末倒置。

在科技行業工作的人，很多正正是因為討厭考試，不喜歡常規，希望不斷嘗試新事物，喜歡打破規範，才會樂意在變幻原是永恒的科技行業工作。政府喜歡說「成熟一項推一項」，在科技世界等成熟等於永遠慢競爭對手三拍。例如，當年蘋果推出iphone時，連app store的計劃也沒有；谷歌瀏覽器Chrome初幾版的功能也極之有限，大家都很習慣科技產品會不斷被改良。亦因為如此，為了短時間內完成項目，電腦系統裏可能滿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short-term fix。科技行業員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正是他們有習慣在不成熟和充滿變數的世界裏工作，有能力在滿是瑕疵的電腦系統裏完成任務。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軟件工程師只能在一個完全成熟並且well-documented的環境工作，他一定好打有限。如果喜歡考試，喜歡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環境工作，習慣問題有終極正確答案的人，未必會喜歡科技行業千變萬化的工作。

關於專業評核，它的缺點是在於評核的本身，甚麼模式的考試才能反映不喜歡考試的科技從業員的能力？再者，從業員能力之高下，在於他們在充滿瑕疵世界完成任務的能力，很難想象以統一客觀為基礎的專業評核能有效反映這些能力。

再把眼光於遠一點，在美國矽谷，做醫生律師會計師全部要考牌，唯軟件工程師不需專業認證，然而前後兩者待遇和專業形象相若，足可見專業認證在科技行業實為多餘之舉。朋友們心底一寒，當然不是怕考試肥佬而失飯碗，而是驚訝政府竟然會提出這個本末倒置的建議，顯示政府實不理解科技行業的要旨。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電影《富貴迫人》反映九十年代初香港移民潮的寫照：董驃在一個宴會上，對著幾十個親戚朋友，說自己不打算移民，因為身為香港人，應該投向祖國懷抱，為中國現代化努力，移民是不付責任的行為，與其到外國做三等公民，倒不如留港見証時代變更。董驃完成其偉論後，全場賓客面面相覻，低頭食翅。

二十年的光景已過，我們也見証了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近年人們又重提移民這回事。在我生活圈子的移民，有兩個類別。第一種，移民到香港，如本欄的另一位作者耿春亞，他多年前從國內來港定居，捱過漂泊歲月的煎熬，香港早已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他也回不了山東老家，所以會「努力做好一個香港人」。

第二種，是筆者這一類，拿著專業技術簽証在美國的科技行業工作，然後順道由公司贊助申請移民。對這類人來說，最艱難的是第一步放棄香港的家人朋友事業，毅然踏上往矽谷飛機的一剎那。說實的，其實這一步也不是太難，到底，有公司出錢出機票請自己到美國玩一轉，何樂而不為？頂多半年後水土不服，收拾行李再買張單程機會回港就成。至於移民與否卻是小事，反正申請移民時，人已身在美國：某天郵箱裏會出現美國政府寄來的綠卡，心想「好極，下次入境美國時不再需要排那條遊客專用的長龍了」，然後太陽照常升起，稅局繼續抽稅，生活依舊。

相對於董驃時代的移民潮，害怕到外國要做三等公民，洗大餅捱生活的情況，大概不會發生在我身上。說實的，我在加州生活兩年多，說到公民權利，實情是我連加州州長是誰也要不知，我們只覺得這邊的生活很簡單平靜，工作以外，便是開飯。再者，相對於耿春亞對香港的感情和投入，我卻絲毫沒有「努力做好一個美國人」的頓悟。

早前報紙轉述官方數字，指2013年頭6個月有近四千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較去年同期升8%，朋友們都笑述，這個數字很可能低於實際，因為像我這類「先工作簽証、後順便申請移民」的，不需要向政府申報。

廿年前的移民潮有《富貴迫人》，耿春亞有《甜密密》，卻沒有電影描述我的故事，因為毫無戲劇性。「移民」於我這類人來說，是個很奇異的詞語，奇異之處在於，明明它代表著一個人生的重大決定，卻只是生活裏順理成章的一個注腳。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有見及此，我在研究院的同學想出一條絕世好橋：他見網絡上有大量長期被荒廢的網站，發種者可以把種上載至這些荒廢網站，其他人只消從這些荒廢網站下載檔案，就可以解決「求種」的問題，他稱之為「塗鴉顛覆網絡」。他把這想法寫成論文投稿到學術會議，可惜被否決，因為評審指這並不是實際可行的點對點系統。同學一怒之下，自行開發了相關技術，然後在五千幾個網站實驗塗鴉，要向世人証明自己的想法。

不消一日，他的實驗就引起軒然大波，網站slashdot頭版報導這新聞，同時消息就從網絡傳回大學高層，有些網絡管理員不滿他的惡意塗鴉，要打要殺，並稱這是違法行為（因為網上塗鴉跟破壞私人財物無異），要脅集體訴訟。學校為平息民憤，要他在網上公開道歉，把他列入觀察名單，同時要他向新生講授「網絡道德」一課。這位同學照做如儀，在為時半小時的道德課上，他向新生巨細無遺地介紹學校附近的夜店和所見所聞。

向各位讀者問一個問題：究竟這位曾經犯事激起民憤的研究生下場如何？他這樣反社會的顛覆行為，會不會被列入傳說裏大機構求不錄用的黑名單？如果他在學術界求職，又會否有人指摘他行為不檢誤人之弟？

實情是，這位同學剛剛博士畢業，已獲世界頂級大學Carnegie Mellon聘為教授。這是無數研究生（包括筆者在內）夢寐以求的聘書，不少科研人員窮一生也未必有這樣的成就。他跟我同年進入研究院，在對上對下幾屆的畢業生中，就只有他獲聘於頂尖大學，顯然，他敢作敢為和顛覆性的性格，在科技界很受歡迎，所幹的這單大案反成為他推銷自己的上佳故事。

曾幾何時我也幹過不少倒蛋行為，後來在長輩循循善誘下，因為怕影響日後前途，我收歛不少。相對這位同學的戰績和成就，實在是蚊脾與牛脾，便加後悔自己膽怯不敢為非作歹，要不然成就一定不止於此。

我的總論是：在科技界，人愈放肆，成就愈大。

（讀者可在網站http://blip.tv/dc401/andy-pavlo-graffiti-networks-2815233 收看他的介紹塗鴉網絡的視頻）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進擊之巨人和Minion是兩套近期我極為喜愛的動畫。

有人竟然用班房文具，幾支螢光筆和原子筆，便天衣無縫地把兩者二合為一。幾個鏡頭細緻之處更是畫龍點睛。自發怖以來，我每天不得不番睇幾次。

小學一二年級時，我已自知對藝術和繪畫毫無天份，所以把創作的精神轉而到食字食歌詞去。畫縱畫不成，但總奢望自己會練好講故事的能力，在文章裏東引林夕西插王晶，為博讀者莞爾一笑。不過看過這條由現役中大同學創作的短版，實在自愧不如。

為支持本地再創作，我推推推推推推推。

話雖如此，世間上有條問題，既百搭又無敵，怎樣問也錯不到哪裏。可以是問自己的，也可以問老細的。問自己，有助釐清自己定位和方向；問老細，可用作討價還價；無敵之處，更是這問題可在毫無背景資料下照問如儀，而故作高深。

這個問題是：從這過程裏，我（們）可以學到甚麼？

先說問自己。有句老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工作上有太多事情超越自己能力範圍，每個範疇都有機會受外力影響，苦心經營多年的項目，可以突然被全盤推翻。做事時，如果只從成效出發，很容易被短期的成敗左右，從而令決定被情緒影響。假若項目失敗，若只計較結果，失敗便是失敗，那就是把從前的努力無盤否定，很難重新做人。

反而，如果所關心的，是自己從過程中學到的事，那其實是說，今日我所付出的努力，只要我未死，終有一天會有所得著。那麼一時三刻的起跌，均無礙我的決擇。再者，如果能夠從工作中學懂新事物，這豈不是公司出錢請我上學麼？如果從過程中我有所得著，練得一身世間罕有的技能，日後好事自然來。

這個問題對老細同樣可行。假設老細給我一項沉悶無比的任務，自己十萬個不願意做，想跟老細討價還價，可以問老細：「我在想，我將會從這個任務學會甚麼？」這問題的好處，是「學習」這個詞語十分正面，我不是為錢，也不是為升職，我只求學習，老細總不能忽悠說：「你會從這沉悶的工作中學會忍耐。」跟老細問這問題，未必即時為自己解困，但起碼可以提醒老細，讓他記得如果工作太悶，我是會走的。

到底，這問題其實是叫人要把眼光放長遠，在日常所作每一個決定時，反問正在所走的大方向是否大致正確。這問題叫人目光遠大，叫人重視學習過程，一定沒錯，所以無敵。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查實我對誰人求愛成功誰人失敗的興趣不大，那幾場官方活動，參加者都不過是匆匆過客，又有甚麼特別可言。

我覺得好睇，因為內裏的人物性格夠真，誰人表裏如一，誰人深藏不露，一切盡收觀眾眼底。那些令人討厭的嘴臉，告誡自己一定要被免。

我相信，為了節目效果，那些導師教練們，都會在鏡頭後加鹽加醋，務求令參賽者的性格盡量發揮，有鏡頭下把缺點盡量放大。某參賽者聲淚俱下地哭訴給無線過了一棟，其實犯不著咁認真。《康熙來了》不是被投訴小S過份地欺壓陳漢典麼？陳漢典一句「這是節目效果」就推諉過去了。

我覺得好睇，就正正因為上述原因，把整個節目鏡頭前鏡頭後一併欣賞，讓我們思考幾位參加者的性格、優點和缺點。老生常談說「別人是自己的鏡子」，我愛看這樣的真人騷，正正是因為我可以代入，然後看見被放大的自己。

準博士阿佳，自覺跟他的思路相似極了。第二集，問及哪位參賽者自覺事業有成，他鶴立雞群的舉手，而坐電視前的我，同一時間對著雷某，把食指指向自己；後來，他說了好多遍話，都充斥著食字和粗口諧音；再後來，他細說從前做過的倒蛋事，中學時用低能方法入侵他人電腦，大學課堂裹指著教授說你教錯書；再再後來，他太過不滿Vincent，面對鏡頭怒叫他「你食屎啦」。感覺實在太接近，如果節目有transcript，我隨時錯認那是自己。

看著節目裏的他，我想到的，就是原來我其他人眼裏，就像電視螢幕的他。

在職場，成就莫過於有高薪高職搏尊敬。在我工作的地方，升遷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跟警匪片裏督察先生的升職過程無異——取決於破了多少單大案，在我的世界裏，那就最取決於我所屬的團隊對公司和世界的貢獻多寡。

然而，團隊貢獻易受外在和隨機的因素影響。因為公司改變策略，我的團隊曾被解散，所有隊員分派到其他岡位重新開始；也因為改變策略，我花過不少血汗的產品要延遲推出。為免被炒，先旨聲明，這不是要唱衰公司，相反，科技公司需要不斷改變，才有機會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裏有生存空間。

可是對員工而言，這未必是好事。作個比喻，我工作的兩年來，因為上述的原故，連違例泊車告票也沒發過一張，對世界毫無貢獻。這也直接影響我的仕途，我向上司大吐苦水，指這兩年來因為種種外力，表面上我一事無成，而導致升遷進度不如理想，令人十分氣餒。上司開解我說：「不如你嘗試找些跟升職和花紅無關的東西去驅動你工作。」

事實上，幾位很成功的長輩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總括的意思是：升職加薪最直接的途徑，就是不要去想升職加薪，把面前的工作做好便是。就如《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他跟朱子柳朱長齡同在崑崙山練《九陽神功》，朱子柳朱長齡滿腦子是練成神功後號令天下的威風，心中雜念太多，於是進展遠遜於心無旁鶩的張無忌。

這是個很吊詭的問題。要不是我想要威風，我今日斷沒可能行到這一步。正正是我想要威，我才會毅然離鄉別井，到美國適應新生活，努力多年，不辭勞苦，犧牲髮線，成為別人眼中所謂的high-achiever。亦正因為我個款像個high-achiever，科技公司才會對我有興趣而招我入伍，我才會得到今日的工作。可是，很吊詭地，到此時此刻，我卻要反其道而行，為了令自己不要氣餒，我要學習如何不要為威風而工作。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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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on 20130609 2205 PDT)
我錯。友人在面書提醒。朱長齡從未練過《九陽神功》，不過上述例子仍未失原意。人懶，讀書從來只領會大意而忽略小節，今次獻醜。原文：

他（朱長齡）雖不食煙火，清靜無優，內功也甚有進境，不過他身處懸崖峭壁，心中想的卻是如何捉到張無忌，逼他引去殺害謝遜，搶得屠龍刀，成為武林至尊，人人遵奉自己號令；處身雖靜，內心卻心猿意馬、神馳紅塵、終究練不成真正上乘的內功。

《Iron Man》很令人鼓舞，鐵甲人的整副裝甲都是由主角Tony Stark在家裏的研究工場製造，由研究到裝嵌到測試，Tony皆親身上陣，過程縱少不免有甩漏，撞爛幾架靚車，撞瘀手腳在所難免，這是研發的必經過程。我覺得Iron Man很有型，因為他的工場設備先進，資源充足，連他的機械人助手也無比幽默；亦因為他身家豐厚、天資聰穎；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倉庫裏的裝甲幾近地上最強，均由他一手打造。

所以，看罷《Iron Man》，很想成為Tony Stark。我不由自主地跑回家裏自己工作的角落，拋棄妻子，埋首電腦，亂寫程式，直落好多個鐘。硬件設計搞機械人非我本行，我亦缺乏財力時間去購置該等設備。不過，這個時代雲端計算極之流行，亦所費無幾，在Amazon打開廿部虛構伺服器，跑數據模擬星座運程股市升跌，然後幻想自己是Tony，躲在工場裏，操控幾十部機器，研究大大小小的玩意，已是樂事。

《Iron Man 3》的一句對白道出要旨：Why don’t you make your own thing?能夠製造一件自己的成品，就是快樂的來源。更加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沒有勝敗之分，因為投資了感情和時間，我們總會以為自己親手所造的產品較別人優勝，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是贏家，人人都會自豪。特別在電腦世界，此話尤其正確。現在電腦超級便宜，網上資源豐富，要在科技領域實現自己的作品並不困難，只要閣下願意付出時間和心血。

因此，如果閣位讀者缺乏成就感，不妨入電影院看《Iron Man》，受Tony Stark鼓舞，模仿他，製造一件東西，快樂便從此而來。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很記得答辯後失落了整整一個月，幾年來朝思暮想的一日終於來到，才驀然發現原來自己沒有其他目標，老細說這是研究生必經過程，學名為Post-Phd Blues。

未幾，到矽谷工作。我心想，既然沒有目標，就活生生地找一些罷。選了最正路的兩項：升職和搵好多錢。這兩個目標，斷估，錯極有個譜。為了達成目標，我想表現自己。可惜這間公司叻人太多，盡賣小聰明也其實在獻醜，唯有表現得勤力一點。

我顛覆了大學以來晚睡遲起的睡眠習慣——現在，我七時半起床，八時半前到回到辦工室的坐位上。本來，這是一月到歐洲出差時差的後遺症，但後來想到，不如這樣挑戰自己，一星期起碼四日，我要是整team人裏第一個回到公司。起初我也會質疑自己的毅力，曾幾何時在研究院時，也作過一樣的嘗試，不過只持續了一星期，就回復午後起床的格局。但是，這兩個半月來，竟能維持紀錄，我才察覺自己是多麼Goal-oriented。

大概想証明自己，大概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我最怕本來跟我半斤八兩的，因為自己不夠盡力，事業比自己強，差使比自己好。這網誌的主人，大概走過同樣的幽幽小徑，不知哪年哪日，我才會想通，才不會介意。

財經記者Scott Patterson去年出版新書《Dark Pools》，細述美國股票市場自八十年代的發展，該書的重點，指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它解放了曾幾何時是小圈子活動的金融市場，令到所有人可以相對均衡地參與股票買賣。

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股票交易所的改革。於八十年代，股票交易所以人手進行交易，當普羅市民打算買賣股票，必需打電話給股票經紀下交易指令，而經紀是個需要領牌的小圈子。這個做法頗為費時失事：相對於機構投資者，經紀們沒有很大的動機去處理普羅市民一萬幾千的交易；在一九八七年的股災時，竟然出現經紀不接電話的現象，令投資者無法以市價交收；更甚的是，九十年代有經濟學家發表報告，指控經紀串謀出價，擴大買賣差額，損害投資者利益。

因為此等原因，美國在九十年代出現了數個全自動的電子交易平台，由報價對盤到交收均由電腦系統完成。在電子平台，無論是落盤速度和交易價格，都是傳統人手操作無可比擬的，很自然地，投資者均轉用電子交易。時至今天，標準大散戶如筆者，也受惠於電子化，享受美股買賣差價低至一仙美金、交易費用只需一元、極速交易的好處。

《Dark Pool》書中還詳述了幾個電腦科技怎樣顛覆傳統股票市場的故事，看著傳統經紀因為不接受新科技而被淘汰。這本書我讀得尤其暢快，心想今次發達。我在科技行業搵食，每日的工作是寫程式分析海量的數據，深深體會到，未來廿年，地球上的數據只會有增無減，問題是怎樣有效地處理和分析，從中獲取有用的訊號而己。若然缺乏電腦技術，就算懂背一千個位圓周率，也不足以分析昨天標普指數每分鐘的升跌。

所以，我不能理解，若然尖子們醉心金融，何以不讀電腦學寫程式。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有天，我如常在辨公室觀看該漫畫網站，竟然發現自己公司的名字，顯然那漫畫是為我公司度身而畫。然後，在討論區發現其他公司也有同樣的現象。原來，該網站的主人為不同機種、瀏覽器、地區、公司等畫了不同的變種，然後根據來源地址和其他資訊去決定所顯示的漫畫。幾個人就算同處一室，網站顯示之漫畫亦可相異。網站http://imgur.com/a/faLz2搜集了四十多幅漫畫變奏，讀者可仔細參詳。

這個玩笑，表面上跟情人節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都反映一個科技趨勢。隨著科技愈趨發達，我們衣食住行和所接觸的資訊都愈趨個人化時，或者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羣人縱然在同一個地區生活，但每人感受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過情人節是個個人的感受，竟然也會橘越淮而為枳地因著地域而改變，大抵是因為美國矽谷位於市郊，行人路絕少行人，人們以汽車代步。一個人早出晚歸，很有可能一星期不會遇上十個陌生人。相對香港，普羅大眾要穿過商場乘公共交通工具，無可避免地沾上其他人身上節日氣氛，難免感受到情人節的壓力。

再者，互聯網世界流行個人化，Amazon總是顯示的總是我瀏覽過的商品，視頻網站推介的短片總隨著我的瀏覽歷史變化，資訊往往如那個漫畫網站，一切都為我度身而造。

平時少看電視，但每次看廣告或新聞，會詫異我身處之地竟然存在另外一個世界。例如：財務公司的廣告，它的借貸上限竟只有五百元美金；另一則新聞指某全國性公司將增聘幾萬名臨時工，以應付春季大增的季節性人流，就業率有望改善。

電視不如互聯網，它的對象是社區內廣大的觀眾，也說明這些廣播的資訊對他們有重要，令我看見美國繁華的背面。人們不是研究動輒千多美元的電腦產品，也不是討論幾蚊美金一個的有機蔬果。那幾個電視廣告和新聞的對象，卻是連五百元也竟然要向財務公司伸手的人，又或者是收最低工資、只能做季節性工作的人。

就如電影《Minority Report》的世界，衣食住行和所有資訊渠道都為每個人度身而設，我們以為科技把人類天涯若比鄰地聯繫，而事實卻可能是，我們正逐漸自絕於天地之間。朋友在香港強烈地感受到情人節，卻令我發覺，旅居美國六年，所見歌舞昇平的美國，可能從矽谷科技公司裏以偏蓋全之見。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這則新聞跟近十年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同出一轍，跨國公司把工作外判往發展中國家，從而減低經營成本。例如電子產品的生產線都移到中國大陸、跟英文有關的後勤工作如文件較對都移到印度、軟件工司都在中國和印度開設研發中心等等。六七年前，我在考慮把自己的青春和前途加注在電腦行業，最擔心的正是軟件業把研發中心轉移到低成本國家的大趨勢，我怕日後會被人搶飯碗。

身在矽谷工作的我所經驗的，卻跟上述的說法大為䢛異。我設身感受的，不單是研發工作不可能轉移到低成本地區，而且軟件公司更希望盡把所有工程師聚在同一個辦公室裏。就以傳聞中矽谷工程師年薪平均為十萬美元計，同一開支在其他地區至少可聘請四五個人，但這就無法解悉為何美國的專業工作簽証（H-1B）多為軟件工程師，也無法解悉為何在金融風暴裏加州矽谷的樓價有升無跌。

原因不外乎一塊白板。無論現在的通訊科技如何發達，尤其在討論抽象和複雜的問題上，高清視象會議如何讓遠在天涯的同事們若比鄰地會面，也及不上在白板上一人一支水筆龍飛鳳舞地溝通。一月上旬，我因為私務回港，期間透過電郵和VPN（虛擬私家網絡）繼續美國的工作。我的工作主要為分析數據，每日收工時，把分析的假設、基礎、過程、結論通通寫在電郵上，然後發給在美國的同事，美國同事亦會寫同樣的電郵。於是，我每日總花上三小時讀電郵，以緊隨同事們的工作進度與思考過程。但事與願違，電郵縱然愈發愈多，卻不見得能夠把雜亂紛陳的分析過程解悉得條理分明。這個溝通困難，令我確切地體會到，回到美國跟他們三口六面地討論才是正途。在回美後，我和同事們只花了半小時，就在白板上完成討論。

我發現有些工作，尤其是抽象複雜、沒有明確問題和解決方法的分析工作，極難外判。那則新聞的主角，他的日常工作竟然可以輕易地外判，自不然要擔心飯碗問題。反過來，我自己這份工，莫說是外判，就連身處異地亦會出現溝通困難。所以，我的結論是，要保護飯碗，自得往這個方向走去：找份需要白板的工作。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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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on 20130120.2335 PST
有一個後續問題——白板固然重要，為甚麼不把白板搬到印度？
吾友Si寫了篇十分好的解說，很值得讀：《食糊還看東風西圈，問誰任莊家》

文章刊出後，引來不少朋友網友在網上網下的批評，指這些「非正途」找工作的例子，都是萬中無一的，只適用於較有冒險精神的求職者，還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這只亦限於極重視創新速度挑戰傳統的互聯網科技行業。對於一個普通的學生而言，還是正正經經的努力讀書上大學搵工，方是正途。

我自命不凡，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康莊大道實非我輩樂走之路。不過，最近一些切身的選擇，也令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內子隨我赴美，她百無聊賴，總得找些事幹。美國是個頗為自我的國家，對外間的東西都不太認可，她所擁有的中文大學商學院的畢業証書，在美國找（適合大學生水平的）工作不太管用。當我重新審視自己當日認為學歴文憑沒用的豪言壯語時，也確切體會到，原來在使用網上資源找工作，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我有兩個選擇：讓她去盡量找份工作，或者，真金白銀付幾萬美金學費，讓她先讀個碩士課程，然後再找工作。我近乎本能地選擇後者——還是先拿個專業資格比較安全，縱然我清楚知道，找到工作與否，跟她所諗的碩士課程無必然關係；日後的工資差距，亦未必能填埔學費和當中的機會成本。

這個選擇跟自己從前的說法大相徑庭。我嘗試找出反對她重返校園的理據，但是，除了肉赤學費外，別無原因。在知識就是力量的世界大潮流下，取得專業資格的感覺比較踏實；碩士課程本身也構成短期的反饋回路，讓她較容易地融入美國的陌生環境；我也怕多年後她會埋怨我沒給機會而使她困在谷底，讀了個學位日後反而冇得賴。

在這切膚體會下，我理解為何香港人人都跑去讀書拿文憑，追尋安逸穩定的感覺畢竟是一類人的天性，交過學費實實際際得張文憑，也容易向他人交代。那些羊腸小徑，還是留待那小部份夠薑的冒險家做罷。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Concert YY片尾曲是《給十年後的我》，二月以來在youtube在itunes重覆了千次百次，我三省吾身問自己「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

十年前模模糊糊闖進馬料水山頭上大學，十年後跌跌踫踫竟然來到美國打份絕世好工，回想十年來做過的事，失敗遠多於成功，但到頭來，大概沒有幾件令自己後悔。後悔的，大概是自己沒膽色嘗試的事罷。

整輩子最勤力的是這個時候了，每天在想怎樣把每樣工作做得更好，怎樣分配時間在值得的人和事。開始工作後，我終於有能力賺錢，才確切地意識到金錢之重要性，那份按時出糧的安穩感覺，看見每月強勁的現金流，便很怕缺錢，便只有更勤力學習工作。

離開研究院，投身職場，換了一個世界。我學會柔軟身段，我學會放別人在前自己在後。在公司仰望他人，觀察他們的言行舉止，處事技巧，我問自己，如果我是他，我怎樣應付同樣的大小事務；我問自己，十年之後，我又能與他們一樣披荊斬棘日理萬機嗎。

朋友說，三十歲打後，才是遊戲的開始，也只願自己無悔地玩過下一個十年。

全球化下，不單止全地球都有人在跟自己爭奪自己的工作和高薪厚職，也在說每日廿四小時，地球上總有個角落裏，有人正在辦工。他們的辦工時間，很可能正正跟自己睡覺時間完全重疊，這正正是考驗每個人睡覺能力之處。

我在跨國公司工作，經常要跟身處世界各地的同事接觸。有人在歐洲，有人在亞洲，有人在美國東岸，而我在美國西岸。每當安排會議時，就得細想其他同事所在地的時間，心裏自然有幾個時鐘同時運行，就如小時候在酒店的待客大堂，牆上掛著的世界時鐘。比如，如果西岸歐的會議，要麼是西岸晚上十二時後（那是歐洲早上九時），要麼早上九時（歐洲傍晚六時）。身在美西的我，要麼遲上床，要麼早起。更甚的，是在會議前後，要額外預留時間準備：開早會前要更早起讓自己清醒；開夜會後要時間讓自己冷靜下來。

另一個難關，是要搭飛機出差到幾個時區外的城市。出差，故名思義，主要活動是跟當地的同事工作，那就必需依從他們的辦工時間。如前所述，歐洲開工正正是西岸的睡覺時間，由美國飛歐洲，當地旭日初升時，自己的生理時鐘卻剛移至休息睡眠狀態，唯有不斷以黑咖啡提神，簡直把林夕歌詞裏「乘早機／忍耐著呵欠／完全為見你一面」演繹得淋漓盡致。每一次出國，往往要花上幾日調整生理時鐘，零晨二時在睡床夢醒眼光光時，總打從心底裏羨慕那些毫不費力一晚到天光的朋友。

現在的通訊技術如此發達，交通系統如此方便，無時無刻地跟世界各地的同事工作聯繫這個大潮流是無法阻止的。反而是我們的身體追不上時代的步伐，幾千年來人類進化都未曾需要適應時差問題，但這卻是當今工作成功的一項重要元素。能輕易改變生理時鐘，或者無時無刻都能安然入睡的，在工作上必擁有巨大優勢。

因此，有超卓睡覺能力的人，不妨在履歷表上寫上：我好瞓得。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O同學第一次投稿，便得了最佳學生論文獎。是幸運也好，是榮耀全歸老闆也好，林峰的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到底也是個獎，是CV上好好看的一行。那年我剛剛上研究院，好生羨慕。

才子博客E，跟我同期離港讀研究院。他去英倫，我去新英倫。期間，常見他在臉書上狂言：獲提名最佳論文獎。那時候，我心想，遠眺那顆星，你不過被提名而已，我一定比你早得獎。

於是我努力了好幾次，壓力積累下失眠了好多好多個晚上。雖然研究結果不賴，開會時人人識我，可是畢業時，還是希望落空。獎項曾更落在比林峰更無厘頭的人手上。期間，如果我沒有記錯，這位才子已名正言順地獲頒最佳論文獎。

最後一個機會，是研究組織一年一度的最優秀博士研究獎。為此，我花了個幾月重整論文重跑數據，再花兩星期寫extended abstract，唯望最尾一棍會扑中，攞番個尾彩。

豈料，今年的參賽者異常優秀，換著我做選舉委員會，也不會揀自己。本年的得獎者C，零九年我便注意他的存在，學術會議上他是怕怕醜醜的一個人，幾年來卻發表過不少賞心悅目的論文。他的論文導師，正是同學O的舊舊舊老細教授P，題目一大部份是同學O五年前得獎論文的無限延伸，教授P亦因此獲得一個要穿西裝上台的大獎，實在是輸得抵。

當然，也考慮過工餘時，繼續從前的研究。不過，自己不材，不如尊貴的鍾樹根議員，擁無比魄力，有能力在繁重的議會工作上，抽時間做博士研究；亦不如博學多才的葛佩帆博士，在百忙之中，毅力非凡地花九年光景完成博士論文。鍾葛二人乃係香港之光，小弟實自慚形愧，無地自容。

所以，最佳論文獎，在我的世界裏，從此收皮。

看罷兩篇文章，起初我對二文的內容只有疏離感，只作一般文章閱讀。因為，內地生在香港（一個我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城市）的生活畢竟對我沒有直接關係，他們能否適應會否紮根跟我實不太相干。不過，當我多想一步，把香港換作美國，把內地生換作香港人，文章討論的種種問題，不正是我旅居美國迄今五年餘的寫照麼？文章沒有打動我，大概因為我感受不到紥根的重要性，更甚的，是我怕因為落地生根而影嚮我的機會與前途。

誠然，我在美國的生活，極大程度也屬於懸浮狀態，心態屬working holiday居多。我除睡覺外，大部份時間都花在工作上，每天往返住處和辦公室的兩點之間，週末逛的是中國日本韓國超市。我盡量不作long term commitment，住處是租的，新添置的車也是租的，為求他朝離開時能夠一身輕。美國的本土問題，除了跟我的利益有直接關係的如稅務事項，其餘的我只當作茶餘飯後的電視劇般看待，絕少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而動氣。至於落地生根的另一個象徵——買樓，仍然不在我考慮之列，因為這會嚴重妨礙我的流動性。也就是說，如果把公司和幾問超市搬到地球的另一個角落，我也樂意逐水草而居。或者，如果一日我不想在矽谷當軟件工程師，可以隨時搬走；甚至乎，若一天我成為栽員對象，沒有羈絆，我也容易轉身。

因此，我不太能夠理解「不要再當過客」這個心態。相反地，正正是這種「懸浮」狀態，使我心裏更加踏實。因為，當有隨時離開的心理準備，就不需要擔心個別地方的經濟政治問題，也能減低遷徒的週車累頓，總之那裏有機會就到那裏。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在矽谷工作，常問同事和朋友一個問題去印証這個猜想：他們的電腦技術的怎樣鍛練出來的？

有很多個不同答案。一種是在中學時期，因榮譽驅使參加編程比賽，因而學習電腦；另一種是本身對科技極有熱誠，為玩電腦而玩電腦；再有一種是求財心切，架設伺服器經營網站寫程式賣錢，所以緊追科技發展。事實上，萬法歸宗，只要持之以恆，皆可使人駕馭科技。而重點在於，在眾多答案裏，沒有人認為正規的課堂有效。

軟件工程師的基本工作，是一個從混沌無序的互聯網，從成千上萬的軟件套裝裏，依據自己需要，找尋合適的組件，在要麼過時要麼欠缺的組件使用說明上，領會怎樣把組件裝在一起，然後應付系統裏無數條神出鬼沒的臭蟲。需要的，往往是幾近本能反應的應對能力，只能從不斷實戰和無數失敗經驗中而獲得。條理井然的課本、對錯分明的考試絕不可能教曉學生電腦技術。

我的母校九龍華仁，有很多舊生在矽谷工作，跟那時學校的運作模式有莫大關係。她本著耶穌會自由自主學習的信念，主張幫助學生找尋自己的興趣，學懂思考和自立解決難題。電腦室裏的電腦任用，學生可以自行把電腦重灌，然後胡作非為。若果學生忙著玩電腦搞活動，可隨意曠課久交功課考試零分，最重要專心應付學生們有興趣的事。

於是，一位師弟在中六時，已經在Linux Journal撰文教人架設視頻伺服器（可想像為零三年的YouTube），幾年後更被選為該雜誌最佳文章之一。一位師兄，中五會考前夕仍泡在電腦室裏玩Thin Linux（可想象為九九年的Virtual Desktop），後來三十歲不到已成為Kindle Fire Platform的頭頭。筆者中六才開始玩Linux，卻玩出大頭佛，電腦被駭客入侵，學校竟接獲美國國防部電郵，投訴我旗下的電腦攻擊美國政府，廢柴如我，最後也能在矽谷立足。

每每回想自己的中學生涯，如果學校沒有容許學生自主學習的胸襟，讓我們稍為犧牲公開試成績，如果學校不容許曠課，學生根本不可能撥出時間，學習書本不可能傳授的電腦技術和解難方法，母校的師兄弟也未必有今日成就。如果香港想培養多些這樣的科技人才，或者應該試行「華仁模式」。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或者因為自細矮小，常希望用十倍苦心做突出一個，很希望可長期under the spotlight。

在虛榮心驅使下，有機會揚名時就努力搏到盡。於是，那些甚麼唱歌比賽呀朗誦比賽呀作文比賽呀數學比賽呀電腦比賽呀編程比賽呀傑出學生比賽呀通通參加一番。可幸的，每次應付比賽，都得學習些新知識，於是十幾年下來，累積了好些有用的東西。

到研究院則更甚，那時候，幾乎所有成果都屬於自己的，每多出一分力，就多個機會修成正果。記得那無數個晚上，在電腦前苦思如果打敗對手，到後來對手在學術會議的invited talk上，指住坐在觀眾席上的我，引述在下的研究成果。完全感覺到：此刻無價。

不過，最近，環境有變。改變的，是薪金以外的東西不再屬於我；改變的，是發覺個人之力實在有限；改變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below average；改變的，是原來蠢蠢的三打七也有其存在價值。不禁想到，如果沒了虛榮，我應如可自處。

夏天，我轉到現在的project。上司叫我和一位新同事合作負責一件事。我們二人都是新豬肉，自不然要搏表現，爭做領導爭重要東西做。新同事能力不錯，於是爭持時候，有點吃力。跟他爭持個多月，不相上下，我平心靜氣地想，這樣下去，對我對佢對成隊人也不是好事。不如我退一步，讓俾佢lead，一方面觀察他的能耐，另一方面想考驗自己的心理質素，迫自己學習成為team member。

廿幾年來，都是虛榮心驅使我努力向上。今天，我考驗自己，嘗試不要虛榮，嘗試把功勞讓給同事，確實一下子適應不來。缺乏虛榮，我的工作動力降低了，也不如從前的喜歡上班。也令我重新思考—為甚麼我要努力工作—這個千古哲學難題。

早前讀《天龍八部》，那管閣下武功蓋功舉世無雙，到最後敵人還是自己的心魔。最近看電視版《三國》，多少英雄豪傑，也是輸給自己的心魔。

劉翔負傷勉強出強，如果他來自他國，命運又會如何？

這個年前拍攝的林丹訪問很值得看。主持問林丹怎樣克制李宗偉，林丹的答案很直接，也很乎合國情。他說在羽毛球世界上，李宗偉一個人背負了整個馬來西亞，林丹身邊，卻有蔡贇傅海峰謝杏芳等等很出色的選手，林丹輸了，國家還有其他人。他特別提到劉翔，說他跟李宗偉很像，整個民族的希望（如果有的話）都寄在他身上了。這樣的心理壓力不容易應負，因為有些人的感情很別容易受到傷害。

是想起自少離鄉別井、苦練廿年的一時感動？還是因為自己的國家感動？

運動會從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輸掉比賽、上不了頒獎台的，卻仍然感動流淚，又為何？

天安門廣場上，每日國旗徐徐升起，感動流淚的，又有幾人？

二。
倫敦奧運會，四隊女子雙打，因走線而沒有盡力比賽，均被取消資格。

走線戰術，自古有田忌賽馬，今有林丹讓陳金。他們是國家運動員，有責任為國家效力。我真心相信，勝敗，運動員沒有選擇的餘地。

三。
問題是，運動會的目標為何？

是為爭取運動會的最好名次？還是每一場都要贏盡？

是為自己爭取好成績？還是為自己國家爭取？

她們被取消資格，是因為沒有為面前的比賽盡力。不過，如果運動會的目標是爭取自己的最好名次，留力／走線，暫時避開最強對手，又有何不可？

如果改善賽制，小組賽事過後，才以抽籤方式決定對賽隊伍，走線問題迎刃而解。

賽會不如檢討自己一下。

四。
中國代表團稱對于洋／王曉理行為感痛心。

究竟為她們的甚麼行為感到痛心？是因為她們沒有盡力比賽，沒有體育精神？

抑或是，因為她們做得太過低裝，人們看不過眼取消她們資格，導致國家損失一枚獎牌而痛心？

前線將士用命，竟遭背後放箭。如果她們沒有被取消資格，進而獲得金牌，又會否為她們痛心？

五。
我為幾位運動員難過。

如果她們為自己爭取最高名次，挺而走線，這不過是善用賽會的規則，我不認為有問題。

如果她們聽從國家指示，因為要盡取金銀兩獎而走線，那也是無可厚非，國家出錢出力，民族尊嚴面前，她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千萬不要告訴我運動會無分國界，比賽競技第一，體育精神至上。若真的如此，奧運會主頁上，列出國家金牌榜的用意又何在？

六。
賽會有過，國家也許有過，不過，壓力全都指向運動員去了。

運動員在頒獎台上，看見國旗徐徐升起，感動流淚，是否因為驀然意識到，苦練十年，換來的，卻是不關我事的世界認同？

然而，現實總是吊詭的。娘親說那句話的廿年後，我不但在研究院完成電腦科學學位，更在矽谷工作得不亦樂乎，甚至連工餘時間，也在利用電腦科技玩這玩那。每當想起娘親廿年前的話，總不禁莞爾，因為我想不到有較資訊科技更適合我的行業。

電腦科技轉變得極快是不爭的事實，行內有個黑色笑話：電腦系統只有兩個狀態，it is deprecating or will be deprecated。Deprecate是個電腦常用語，意解棄用。學習新科技、新語言實是工作的一部份，能流利地操上五六種程式語言的人絕不罕見。如果沒法跟上急劇的轉變，不應加入電腦行業。

誠然，娘親的叮囑亦不無道理。每個行業總有其難度，而這個難度因人而異，可謂吾之蜜糖彼之砒霜。如果怕血，千萬不要做醫生；如果怕悶，千萬不要做會計師；如果怕醜，千萬不要做保險經紀。

娘親之言，應該逆向理解。如果閣下喜歡千變萬化的世界，就好應該考慮電腦行業。身處於科技行業，要麼緊貼科技發展的步伐，要麼被deprecate。緊貼科技毫不容易，但這是每位科技從業員必然遇到的難題。問題的重點，卻是個橫向（cross-sectional）的比較：我是否較競爭對手們轉得快？我是否較競爭對手們容易掌握新技術？

我自問很適合在科技行業工作，正正是因為科技轉變得快，正正是因為轉變不容易跟上。我怕悶、怕重覆刻板，所以新鮮事物吸引我，所以自覺較其他人容易適應新技術。

早前讀報，見十七名末代高考狀元的大學選科中，沒有一個選讀工程／電腦科目。早前報載facebook以年薪十萬美金聘請新鮮畢業生，我為尖子們高興，因為他們沒被新聞的高薪打動，而改讀電腦。他們成績好，習慣從不變的課本和歷年考試題目中獲取正確答案，大抵不會受得住矽谷科技行業裏，朝令夕改變化萬千的生態系統，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一．臉書不少人對這十七名尖子口諸筆伐，但於我看，他們都選讀環球商業系，對其他人來說，是件絕佳的事。

二．高考成績好只代表考試能力高。很多勁人卻未必考試能力。

二．一．零零年網絡泡沫爆破前，尖子都選讀電腦，拉高曬個curve。如果我早幾年出世，未必能輕易進入電腦系。

二．一．一．講左好多次，公開試的唯一意義是升學。唔係個個系都要五個A。尖子們入曬環球商業，其他學系就相對易入。芸芸學子，又可以少浪費精神在公開試上。

二．二．跟我同系同年畢業的同學朱某，現於矽谷任職地上最強硬件公司。他好很勁，碩士論文答辯時，他跟學系說唔得閒番香港，遙距用skype做presentation，那些論文導師呀教授呀博士呀，只好在太平洋的彼岸，馬料水的半山，對住個projector聽他表演。佢串得起，你吹咩。

二．二．一．不過，如果番到零零年，他的成績未必入到電腦系。

三．大學裏太多重要事要做，但又要維持某個水平的成績。

三．一．對於自己沒興趣的科目，我絕少上課，功課用聰明的方法做（所以朱某的存在尤其重要），考試只讀一日。如無意外可以B+。

三．二．如果跟讀書叻到爆尖子一齊考試，一定冇咁易攞B+。

三．三．再推一步，如果同尖子們同系，畢業時，我一定second-up都冇。

四．國際賽攞過獎，大把公司爭住請。

四．一．不過，矽谷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十個起碼六七個玩過／聽過呢類比賽，Google Apple Facebook Quora真係任你揀。

四．二．於攞獎同學而言，搵工確值得擔心，十九間公司俾offer，呢間人工高果間股票多，真係唔知點揀。

四．三．吾友謝某，幾年前得同一個比賽同一個獎，同樣地，Google、Apple任佢揀。

四．四．反而，閣下會考高考廿個A人地識你老鼠，美國學校一向通派A。

五．點解兩段新聞有關係？

五．一．參加程式比賽，是課外活動，同夜晚响宿舍搞野一樣，乃係自願參加，學校話知你。

五．二．閣下飛去台灣比賽，普通話堂你缺席照扣你分，功課依然要交，話知你代表學校代表香港。

五．三．攞全地球第八名，佢地背後所付出的努力，每星期坐底十幾廿個鐘。即係，每個星期比起其他人讀少十幾個鐘頭書。

五．四．幸好尖子們都選擇讀環球商業，跟據（三．二），佢地才可以輕鬆維持住成績，專心比賽。

六．結論是，讓尖子狀元們一窩蜂去讀環球商業，對其他同學來說，是好事。

一如大部份公司，晉升與否，視乎閣下的工作效率和際遇。朋友因緣際遇地在產品的始創階段時加入一個三五個人的團隊，後來那產品水鬼升城隍，團隊的人數以幾何級數暴增，朋友亦順勢飛黃驣達。

不過早一段時間，我的工作上出現了一些轉變。 科技公司突然決定中止我原來的項目，於是團隊所有人都要轉到公司其他項目去。這些事情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在環境轉變速度極高的互聯網行業，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一旦執行速度降低，就無以保持競爭力。

這個小意外，卻令我對自己的薪酬待遇令有體會。在這個項目裏，我投資了大半年的青春，所希望的就是自己跟項目一齊飛上枝頭，把升遷加薪都繫於這項目的成敗裏。當被知會公司準備取消項目時，我苦惱了一段時間，因為這件事故必然會延遲加薪、花紅和升遷的進度。

我嘗試分析苦惱的原因，究竟主要是因為名譽（升職）或因為利益（加薪、花紅）？

先說利益。我在前文這過，近年互聯網工業又再熾熱，連帶軟件工程師的薪金亦水漲船高。跟據統計，矽谷軟件工程師年薪為十萬美金，而且，這只是個平均數而已。我為自己計過數，就算交過稅儲了錢，餘下的還頗為可觀。換而言之，假設購買力不變，如果可以把現有的待遇持續到退休，於我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提高了的薪金，對於我的生活質素，不會有多大改變，我實不應為自己用不著的金錢而煩惱。想通這點，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然後考慮名譽。升遷，某程度上，是反映我這個員工表現的成績表。有機會升職，那理應代表公司認為我有能力去處理更重要和更宏大的事情。如果一個人長期冇職升，可能是他力有不逮，亦可能是人緣態度不佳，這個訊號不多不少總代表著一些事情。反過來說，當一個人有機會連升幾級，那多半代表他有些本事。

早幾年我踩盡油門，要較其他同學快，三年零八個月完成（通常需時五年的）博士課程，亦只希望別人覺得我醒。同理，如果我能夠以較其他人短時間升職，也能夠我沾沾自喜。再加上，如果我「升得快」，能力被公認，工作機會（及帶來的其他利益）自不然滾滾而來，長遠而言才是重要的事。

項目被取消，短線裏對薪金與花紅的影嚮實無傷大雅，但升遷進度難免受阻，感覺像「輸左比人」，想來是主要令我苦惱的因由。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相對於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工作和不快總恆常地被畫上等號，我發覺快樂上班的人總是佔少數，大部份人常說自己的工作這樣不好那樣不好。甚至如黃子華棟篤笑裏所述：如非鬼上身，普通凡夫俗子總說不出「我好鐘意番工呀⋯」

我在香港正式「上班」的經驗不多，充其量只是好多年前在大學的暑假裏，在外資公司當個朝九晚六的煙腸（intern）而已。除虛榮以外，上班的感覺不佳。我只記得每朝早迫地鐵上班，午飯後強撐著眼皮、在上司面前扮認真工作，日間所受的苦悶，只為了晚上相約朋友見面時那份虛榮。

令我不解的，是甚麼原因構成這個差異。我在矽谷工作的快樂經驗，究竟是來自科技公司的神奇魔法，抑或是香港的水土特別差？

最近，我因私事回港，在公司位於港島區的辦公室上班，無論任務、職位、上司和同事都跟在美國的一模一樣，不過是我的肉身出現在銅鑼灣。這是個上佳的控制實驗，讓我感覺在香港工作的滋味。理論上，因為工作內容依舊不變，我不應嫌惡工作。

可是，實驗結果是：跟往時一樣，在香港上班的感覺不好，四處有種強烈的壓迫感。我嘗試從兩地實際的差異去解釋這種變更，迫人迫車迫食晏這種香港特色確是惱人，但在香港成長的我應早已習慣，不應導致我嫌惡工作。

思前想後，我找到的解釋，卻是心理上差異。儘管我在美國快住上五年，我對這個還是有一個距離感，暫沒打算長住終老。於是，對當地的一切（包括自己份工）都可以帶個一笑置之的心態，頂多到時拍拍屁股走路，追逐水草而居，跑去另一個國家生活去。

然而，在香港，這個我視以為根的地方，在這裏工作，會不由自主地思考自己跟這個地方的將來，會因為這裏社會政治裏的烏煙瘴氣而氣結（事實上，美國政治之糟更有過之無不及）。每當想到太遠而不確定的未來時，壓力與不快便隨之而生。

換句話說，在矽谷生活和工作，在我的心底裏，不過是一趟很長的旅行，甚至可以理解為近年很流行的working holiday——有人出錢請我去旅行歴險，生活裏工作上遇到的麻煩事，我都可以視之為暫時性的奇遇，頂多窮途沒路時，我買張機票遠走高飛。當念及此，壓力自然消減。

（再補多句：亦因抱著旅行心態，自知晉升機會不高，辦公室的人事關係亦趨簡單，也助消減壓力）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科技業再闖顛峰：蘋果公司在幾個月間巿值上升了一千億美金；估值幾百億美金的facebook即將上巿；十八個月大只有十三名員工的Instagram剛被facebook以十億美金收購；網站dice.com去年發表報告，指矽谷科技從業員的平均年薪達十萬美元；早前facebook到中國大陸聘請軟件工程師，年薪更可達二十萬元，另加綠卡；上週華爾街日報引述一項調查報告，認為軟件工程師是二零一二年的最佳職業。

以上數字，全憑記憶，不過朋友間開口埋口便是這些話題，我肯定超碼八成準確。事實上，以我觀察，在矽谷，年薪十萬美元的軟件工程師極之普遍，相對美國家庭平均年收入五萬美元，於一個初出茅蘆的打工仔來說，年薪十萬是個可觀的收入。

但是，令我困惑的，是我憑甚麼可以得到這樣的收入？我相信，在其他行業裏，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每天付出無止境的勞力與腦力，我憑甚麼可以賺得比別人多？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自己幸運地趕上這趟科技熱潮，在雞犬皆升的同時我的收入亦隨之提升？

曾幾何時香港的製造業輕工業養活了好整代人，以福特和通用汽車為代表的美國汽車製造業四五十年前成就了一整代人的美國夢，我不知道，現時正是美國經濟火車頭的科技業，又是否另一個歷史重演？今天趨之若鶩的科技行業，十年廿年後又會否衰落？我今日所享受的優厚待遇，能否持續到永遠？

當然，話雖如此，科技行業總算是個level playing field，是個很公平的競技場。我於前文說過，近年科技公司請人都不著重學歷，只要求職者有特殊成就或優秀技能，就得面試機會。一切是有能者居之，身家學歷背景國籍毫不重要。從這個角度看，科技業是個任何人均可參與的行業，不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每年有限額專業資格，沒有任何制度或政策有阻礙其他人搶我的飯碗，既然公司在幾百萬個求職者中選上我，那就是說我的薪金是個公平市場價值。我既然在幾百萬人裏脫穎而出，人工高自不足為奇。

問題是這趟科技浪潮會何時完結？完結時，我又能否做好準備，回復成一個收入平平的打工仔？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這強勁數據支持下，學校只要把自己包裝成優良的職業訓練所，畢業生都找到理想工作，就很容易吸引學生源源不絕獻上（借來的）學費。近年低迷的經濟環境，令學額需求更加殷切，世界各地大學學費都急劇上升，學校變成一盤很賺錢的生意。

我也讀過美國大學的電腦科學碩士課程，但覺得跟自學相差無幾，做功課遇上困難，也總是先問Google，學校的影嚮相對不大。沒錯，擁有學士／碩士文憑是有助求職的第一步，可是，自從面試那一步起，依據的便是個人實力。

問題是，值不值得花幾十萬去買個面試資格？

今日的互聯網，資訊豐富又免費，沒有學校可比擬；網上公認的成績，甚至比學校考試更能証明一個人的能力。以下兩個我身邊的例子，都是利用網上資源找工作：

例子一：我的上司，他是羅馬尼亞人，大我一歲，成長於當地山區十多萬人口的小鎮，成績從不突出，也沒讀過名牌大學，只是恆常地參加網上編程比賽。本科畢業後，科技公司看上他的比賽經驗，便安排他到加州面試。工作幾年後，已是個小頭目，手下更有三數位具博士銜頭的工程師。

例子二：近年，麻省理工和史丹福大學均推出免費網上課程，由大學教授任教。學生透過視頻上課，並按時交功課，完成後可獲頒證書。去年秋季的人工智能課程，有超過十萬人報名，網上更出現大量論壇，討論課程內容。課程完結後，最佳的一千名學生更收到教授電郵，指可以推薦他們到各大著名科技公司面試。

這兩個例子都在說明，我們未必需要很多文憑和學歷才能找到工作。說到底，最終獲得聘用與否，也是看個人的能力而已。問題只在於我們怎樣把外在的資訊轉化為自己的知識，與其花幾十萬去讀書，倒不如利用網上龐大的免費資源，去學習、宣傳和証明自己。文憑的背後不過是一間學校，又如何及得上網上以億計的地球人的認可？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是楊千嬅的《深息》。

在電腦播放新碟《火鳥》，在家裏閒蕩，沒有細聽，起首是熟到透在懸崖下躍下才可再生的《火鳥》，接著幾隻新歌，忽聞極熟悉的歌詞：或到某天／忘掉幾歲／終可拋開舊疑慮⋯

在腦裏搜尋一會，九成肯定地說：是《深息》。再想，是《Kiss Me Soft》裏《美味情緣》的朋友，並肯定不是主打歌。走到螢幕前，確認自己猜中，亦驚嘆這首side track竟然深印腦海裏。

是二零零零年。

《Kiss Me Soft/Play It Loud》被炒到飛起，那是九月，學校還有夏令時間，放中午一點。下課後我跑去信和買碟，第一轉開價一百，我嫌賣於是再走一轉，回來百二蚊成交。

同期，楊千嬅第一次開紅館，我第一次進紅館看演唱會。

其實從不覺得楊千嬅唱歌好聽，只是她的歌啱聽。

我喜歡的楊千嬅，由中四到大學。後來她改變歌路，她已不是那些年的她，已不是《大激想》的她，於是漸漸疏遠。

這首《深息》，想當年也沒有特別感覺，因為《少女的祈禱》和《可人兒》實在太搶。說實的，《深息》確不宜、也不能搶。

作曲的是CYKong和Jean Chien。Jean是楊千嬅的好友，幫她寫過《慢熱北海道下》。《姊妹》是Jean結婚時，林夕寫楊千嬅的。江錢二人後來分開。

十一年後，千嬅嫁了，重唱此曲，感覺盡然不同。我想到自己過去的十一年，也想到楊千嬅的十一年。

把兩個版本重覆播放，那時候心怯少女的輕聲不見了，現在是踏實收放自如昂然面對的心息感覺。

我喜歡這樣的楊千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