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几年农村教师，那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共同的命运。

后来，有了孩子。女儿出身后先和我一起在乡村，以后送到上海断奶。我总觉得孩子要和我在一起我才安心，在她两岁时，我又将她带回乡下。

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我所在的学校依然是出奇的严格，保持着文革前教师在早饭前、晚饭后一起到办公室集体办公的做法。

我平时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

有人帮我介绍了施阿姨。施阿姨和那儿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短发，围一条青色老布的围裙。

她的家离我们学校不倒百米之遥，全是田间小路。

我们说好，早晨她来领孩子；下午，我去接女儿回家。

早晨，施阿姨总是在我女儿的哭声中将她抱走；下午我和女儿一起快乐地在这条小路流连。

春末夏初，田野里满是青草和不知名的花儿的香气。

灌溉渠里有小蝌蚪了，我们路过，总要和小蝌蚪打个招呼，看看它们长大了多少；金黄的油菜花开了，女儿追花间的粉蝶儿，洒了一头一脸的花粉；浅紫的蚕豆花是什么味儿？女儿俯下身，将鼻子凑近花儿，使劲地闻着。

孩子的稚拙和她的快乐，就是我的美好、我的享受。

我和施阿姨只是在交接班时打个招呼。确切地说，早晨根本容不得我们多说一句话，而下午我和女儿都急着离开，我也只是匆匆地说声谢谢，然后就说再见了。

上班时将女儿送出去，是万不得已，只要可以将她留在身边我们母女总是形影不离。比如学校开运动会，一开三天，三天中女儿总是和我一起做观众，为运动员加油。星期天当然是更不必说的了。

我妈妈不放心，专程到我学校来，看看我和女儿如何过日子。

外婆来了，女儿当然要留在家中了。头天我在接女儿时就对施阿姨说了，嘱咐她第二天不要来接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我正收拾碗准备去学校食堂买饭菜，施阿姨来了。

她手中端了一大碗米饭，赤豆饭。盛得冒尖，有点不好意思，说：“外婆来了，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煮碗饭外婆尝尝。”

我心中一震，忙不迭的接下这碗饭。

 我妈妈也连声称谢。

七十年代，虽然大家的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吃饱是不成问题的。

平素人们也有礼尚往来，送的礼品有纸盒装的饼干、藕粉、枕巾、香肥皂，因为地处海边，高级的礼品也有虾干、鱼干……这些，都是平时自家不舍得吃用，而又觉得拿得出手的好东西。我结婚时我的两个舅舅合起来送给我一斤全毛绒线，那是很贵重的了。

不过， 送一碗饭，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心中非常明白的是，施阿姨已经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了。

 那一大碗饭我们三个人一顿没有吃完。

我吃菜不讲究，且不喜欢荤菜，却一直很馋好米饭。国家的粮仓总是收进新米，将陈粮出售。过年一家配给的一、两斤赤豆不知道在粮仓里存了多少年，一点点香味也没有，所以不仅吃饭了无乐趣，就是过年才有的赤豆汤、豆沙汤团什么的我一概不碰。而施阿姨的这碗饭是稻子新碾出来的米煮的饭，赤豆也香，吃起来不用咽就滑下去了。

我知道，学校所在的农村人们常常以玉米为主食。

夏天到来前，女儿又被送回上海，我怕她成了蚊子的大餐。

后来我调动了，离开了那海边的农村。

离开后也托人向她问过好。再后来，就没有说明联系了。

许多年以后，我的学生来上海看我，告诉我，施阿姨一直说我好，老牵记我的女儿。她帮公社医院的护士看过孩子，说好每个月十块钱，可那是除去星期天、节假日的实实在在的三十天。施阿姨说我从来没有计较过，都是按月付钱。

月工资本来就应该包含星期天。不是我有什么好，而是别人太刻薄，施阿姨太善良。

过了好几年后，我妈妈依然记得那碗饭，感慨地说施阿姨真的很实在。

这些年，礼尚往来多了，礼品的档次也在不断提高，朋友来送给我们的有手表、金笔，有名牌化妆品、香水，还有金饰品，然而，那碗赤豆饭使我念念不忘。

因为，这样的礼物实在太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