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vestone's readings

“我们的社区，不是你的论文”

2026-09-22T08:35:22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3 min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这篇文章更多讨论的是一种“榨取式”的研究行为，而不是反对研究者到社区开展田野工作本身。

这里的“我们”和“你”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区分，而是来自于社区成员的表达，一个参与式的行动研究者，是可以称为社区的“我们”的一部分的。

正文

我们的社区，不是你的论文

不久前，在人大关于共居的工作坊上，孙哲老师谈到一个现象：在各类社区里，前来做田野调查的人一拨接着一拨，但其中不少人的研究方式，更像是一种“学术消费”。

如果具像化这个现象，可能是一个研究者（通常是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突然来到社区，提出想住上一段时间，做些访谈和研究。短暂的停留中，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与居民、运营者交流；等到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之后便离开社区。再过一段时间，一篇描述社区的论文发表在某一个期刊上，而那些曾经认真讲述自己经历的人，最终只以“访谈对象1”“受访者A”之类的编号出现在文中。

他们的观点被转述和编辑之后，成了论文的一部分，但却很难说清这项研究究竟给社区留下了什么。这样的文章似乎既没有真正推动理论，也很少回应社区的实际处境，更多只是帮助研究者完成毕业要求，或为个人的学术履历再添上一笔。

这种情况在学术上被称为一种榨取（epistemic extraction），榨取的行为发生在各种各样被“调研”的语境之中。我生活过和参与过的一些社区和社群，无论以共居、数字游民、艺术还是人文为主题，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生往往都是最常出现来做研究的一批人。有的社区甚至常年流传着一句玩笑：“我们已经被人类学和社会学包围了。”

我自己也是社会学背景，又长期在社区中做研究和行动，每次听到这样的评价和讨论，我都会更加自我提醒：什么样的行为会让社区产生“被榨取”的感受？

谁在生产理论

这种“被榨取”的感受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的，往往只有当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收益和解释权不对等的时候会出现：社区提供关系、时间、经验与知识，研究者则几乎单方面决定如何记录和发表。被研究者的观点成为了研究者的观点，社区的经验被榨取为学术论文。

实际上，对研究对象缺乏充分尊重的现象，在社会科学史上并不少见。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长期与殖民治理、分类制度和帝国扩张存在复杂的历史纠葛。早期殖民研究往往将地方性知识转译为可被帝国行政、博物馆或西方学术体系识别和使用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谁有权命名、分类和解释，往往并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Smith, 1999/2021）。

社区成员的经验和知识，先被降格为“原始资料”（raw data），再被吸纳进一个社区本身很难参与、也很难监督的学术循环之中。这个循环最终产出的是学术成果，而提供了原始经验的社区得到的往往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没有物质支持，没有知识贡献上的承认，也没有对社会行动本身的实际帮助。

在殖民语境中，这种做法常常表现为对原住民知识的占有：研究者将地方知识重新包装为所谓的“客观知识”，并以“保存人类文明知识”为理由取得解释和收藏的权力。它的潜台词是，原住民无法妥善保存、解释或治理自己的知识；研究者因而把自己放在知识保管者的位置上，同时将对方降格为知识材料的提供者（Smith, 1999/2021）。

Linda Tuhiwai Smith 在《去殖民化方法论》（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开篇直言：“‘研究’这个词本身，可能是原住民世界词汇中最肮脏的词之一。”这是因为“研究”与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有着无法轻易剥离的历史联系（Smith, 1999/2021, p. 1）。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Smith 是毛利教育与原住民研究学者，她的父亲 Hirini Moko Mead 也是毛利人类学家。她的个人和学术经验横跨毛利知识传统与西方大学制度，因此她的反思格外具体：令原住民感到刺痛的，并不只是“被研究”这件事本身，而是研究者往往凭借短暂接触，便取得命名、概括和代表整个群体的权威。研究者来了、观察了、命名了，也就仿佛拥有了对一个民族或社群的解释权。

旧的问题，新的社区

将当下社区（无论是数字游民社区、共居社区，还是其他替代性社群）中发生的情况与殖民时代的知识生产做类比会有些过于言重，但确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研究者所面向的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传统人类学研究中沉默的被研究者不同，许多当下的社区成员有着更为敏感的“反凝视”直觉和自我表达能力：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部分人也受过学术训练，并且长期生活在一个对关系和权力较为敏感的环境中。即便不一定具有人类学或社会学背景，他们也熟悉学术语言，并对自身实践有着深入思考。“反凝视”在这里并不只是拒绝研究，也意味着社区有能力反过来审视研究者的位置、目的和知识生产方式（TallBear, 2014）。

当研究者到来时，面对的往往是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的实践者。这些经验虽然过去未必被系统梳理，却已经沉淀在日常交流、组织机制和各类分享之中，甚至部分已经被加工为杂志文章、分享ppt，只是没有进入学术的语言和体系。

研究者在总结和提炼这些经验时，其实有两个走向可以选择：

成为一个学术榨取者：不与社区沟通，最终把研究成果变成完全属于个人的学术产品，享受“原创概念”和经验证据带来的学术红利；
成为一个学术合作者：扮演将经验加工为学术成果的载体，主动与实践者沟通和协作，让最终成果不仅服务于自己的研究，同时也帮助对方梳理和沉淀实践经验。

对于社区成员来说，研究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反而可能增强社区的自我理解与认同。但问题往往出在反复研究所造成的研究疲劳。

在现实经验中，社区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在阅读量不足一百的学术刊物中出现；可能是社区中常见的善意，又或者，因为人情或面子上的原因而无法拒绝研究者的要求，花费时间接受研究访谈和调研。

当只有几个研究者进行这种榨取式研究时，大家或许会选择欣然接受；但如果类似行为出现十次、二十次，这个社区便可能变成一片研究的雷场，一片“烧毁的田野”：社区因反复被研究、又几乎看不到实质性回报，而逐渐产生疲惫、抵触乃至敌意（Clark, 2008；Sukarieh & Tannock, 2013）。

在现实的观察中，当下很多类似社区仍然处在刚刚开始接受研究的节点。比如，从创立到现在，dweller接受的类似访谈已经超过10个，从一开始的兴奋和激动，到最后的重复，我目睹了社区运营者对于接受访谈的态度的转变。如果没有合理自我保护和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这样的研究疲惫总会到来。

“烧毁的田野”

反对学术圈地

实际上，关于署名、发表、资料使用和知识流向的问题，只要研究者愿意在研究开始前和研究过程中持续沟通，社区成员往往很愿意分享这些知识。但现实中，人们往往因为惰性、时间压力和方法训练不足而回避这个过程，让榨取式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发生。而传统学术伦理严于处理知情同意、匿名化与隐私这样的问题，却很少触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一项研究完全可以在把社区成员工具化的前提下通过伦理审查。

可能这种对“榨取式”研究的反思，并不是一种学术伦理的要求，而更多反映着研究者的自我价值判断：你究竟是一个葛兰西意义上“传统知识分子”还是“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中立群体；不同社会阶级都会在组织和斗争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Gramsci, 1971）。后来，Barker 和 Cox 在讨论学院理论与运动理论的关系时，进一步区分了“学院知识分子”与“运动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和农民本身也可以是“运动知识分子”，而不是只能作为学院研究的资料来源（Barker & Cox, 2002）。

Gramsci

社会行动本身也在生产知识，而学院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依赖于运动参与者已经生产出来的事实、经验与理论。如果运动或社区不掌握自己的知识生产手段，学院研究者就很容易滑入“寄生者”和“榨取者”的角色——表面上是在共同思考，实际上却是单向地把社区的经验搬运出去，并且再也不曾归还。

在学术界，对概念的命名与占有，往往也是研究者积累学术声誉的重要方式。许多研究者使用的其实并非由自己独立创造的知识，而是一种由社区长期实践、讨论和共同维护的知识公地：某些表达可能来自日常交流，某些概念来自成员对自身经验的总结，还有一些判断则是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然而，当这些知识进入论文之后，它们常常被重新命名、概念化，并与某位研究者绑定，由此转化为论文、声誉、职位和其他职业收益。

这种“圈地”还会通过引文网络不断被巩固。一个来自社区实践的概念，一旦以某位研究者的论文为起点进入学术体系，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引用的是这篇论文，而不是最初生产这些知识的社区。随着引用不断累积，概念的来源逐渐被遮蔽，研究者反而成为这个概念公认的“提出者”或解释权威。知识由此完成了一次所有权意义上的转移。甚至有的社区实践者会发现，自己原创的概念被“挪用”，成为了学者的原创概念。

而要避免这种圈地和榨取，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回到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传统之中——研究不是“关于”社区做出来的，而是和社区一起做出来的。问题的界定、方法的选择、资料的解释以及成果的使用，社区本身都应当以不同程度在场，而不只是充当数据提供方。Fals Borda 所推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核心并不是在传统研究完成后附加一次“成果反馈”，而是改变谁能够提出问题、分析现实并把知识用于行动。社区成员因此不仅是参与者，也可以是共同研究者和知识生产者（Fals Borda & Rahman, 1991）。

同时，把学科责任本身重新问题化——社会学、人类学作为学科，究竟对它所研究的“公众”负有什么义务？公共社会学的讨论强调，社会学不应只在专业共同体内部循环，还应与不同公众建立对话关系（Burawoy, 2005）。将学术本身与社会公共问题挂钩，要求研究者在专业产出之外，承担向被研究者解释、回应并使知识适当回流的责任，而不能把这种回流仅仅视为研究者额外施予的善意。

而对于实践者来讲，对研究的拒绝和谨慎的选择，可以在源头抑制田野榨取的行为。社区部分拒绝部分研究邀约，并不等于缺乏知识或不愿合作；拒绝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维护知识主权的实践（Simpson, 2014）。社区实践者可以尝试主动要求和研究者共同商定研究议程和田野材料，同时要求部分知识回流社区。

而那些尊重社区、从社区出发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才有可能推动更多研究者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研究。

从讨论到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才刚刚开始思考和实践，也逐渐意识到此前做的不够和不足。

因此在9月26日下午，我想邀请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来到 Commons Station，一起讨论“反榨取研究”和负责任的田野，思考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次讨论，我想聚焦如何制作一个负责任的田野指南，从社区实践者和研究者层面，一起完成这个指南内容。

欢迎你带来你的经验和想法。

部分海报灵感来源：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

活动信息

活动时间

9月26日16:00-18:00

活动地点

Commons Station

近上海静安寺，具体位置报名后发送

报名方式

活动免费，扫描上方二维码报名

参考与延伸阅读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Barker, Colin, and Laurence Cox. 2002. “‘What Have the Romans Ever Done for Us?’ Academic and Activist Forms of Movement Theoriz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Conference.

Bevington, Douglas, and Chris Dixon. 2005. “Movement-Relevant Theory: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4 (3): 185–208.

Boyle, James. 2003.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 (1/2): 33–74.

Burawoy, Michael. 2005.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1): 4–28.

Carroll, Stephanie Russo, Ibrahim Garba, Oscar L. Figueroa-Rodríguez, Jarita Holbrook, Raymond Lovett, Simeon Materechera, Mark Parsons, et al. 2020. “The CARE Principles for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 Data Science Journal 19: 43.

Clark, Tom. 2008. “‘We’re Over-Researched Here!’: Exploring Accounts of Research Fatigue with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ngagements.” Sociology 42 (5): 953–70.

Couldry, Nick, and Ulises A. Mejias.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als Borda, Orlando, and Mohammad Anisur Rahman, eds. 1991.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 New York: Apex Press.

Gibson, Katherine, Rita Astuti, Michelle Carnegie, et al. 2018. “Community Economies in Monsoon Asia: Keywords and Key Reflection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9 (1): 3–16.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ibson-Graham, J. K., Jenny Cameron, and Stephen Healy. 2013.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ess, Charlotte, and Elinor Ostrom, eds. 2007.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impson, Audra. 2014. Mohawk Interruptus: Political Life Across the Borders of Settler Stat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Linda Tuhiwai. 2021.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3rd ed. London: Zed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99.

Sukarieh, Mayssoun, and Stuart Tannock. 2013. “On the Problem of Over-Researched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Shatila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 in Lebanon.” Sociology 47 (3): 494–508.

TallBear, Kim. 2014. “Standing With and Speaking as Faith: A Feminist-Indigenous Approach to Inquiry.”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 10 (2): Article N17.

Tuck, Eve. 2009. “Suspending Damage: A Letter to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9 (3): 409–28.

联合国倡导换掉墨卡托，为什么高德百度连一个像素都不会改

2026-09-22T04:17:29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4 min

这两天联合国又在倡导改用「平等地球投影」，网上不少人跟着喊，说统治了地图圈几百年的墨卡托投影早该进垃圾堆了。理由大家都听过，它把高纬度无限放大，格陵兰在图上看着跟非洲差不多大，现实里非洲其实是它的十四倍。

既然人人都知道它失真，换掉它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但凡在手机上写过两行地图代码、或者稍微研究过车载导航的工程师，看到这种讨论大概都会笑一笑。

因为不管联合国怎么发倡议，你手机里的高德、百度、微信位置，还有 Google Maps，连一个像素都不会改。

真不是大家懒，纯粹是改不起。二十年前第一代网页地图为了能在破旧的浏览器里拖得动、路口转弯不至于变形，在底层硬塞了一套极其粗暴的折中方案。结果这一用，全世界的代码就被套牢了二十年。

事情得倒回 2005 年。

那年 Google Maps 刚上线，工程师碰到了一个工程死结。

地球是个三维椭球体，而屏幕是二维平面。在网速还按 KB 算的年代，不可能把整张高精度世界大图一次性塞进浏览器。

唯一的工程解法，就是切图。

把地球切成无数个 256 x 256 像素的正方形小方块，也就是前端常说的「瓦片（Tiles）」。手指滑到哪，客户端就调取对应坐标的切片。

但问题来了，怎么把圆滚滚的地球，切成一块块严丝合缝的正方形？

如果按常规经纬度直接展开，纬度越高，东西方向被拉得越长。你在北京看地图，圆形的环岛会被扯成椭圆，斜着的路口全被扯歪。现实里端正九十度的斜路口，在屏幕上只剩七十五度，车还怎么导航？

于是 Google 工程师翻出了 1569 年墨卡托画海图的方法，正形等角圆柱投影。

墨卡托投影有一个神仙特性，叫「等角（Conformal）」。局部范围内所有几何角度绝不畸变。现实里垂直相交的十字路口，在地图上无论放大多少倍，永远是端正的九十度直角。车头朝哪边，转弯就是哪边。

但墨卡托有一个要命的死穴。

在它的数学公式里，纵轴坐标取决于对数正切函数 ln(tan(π/4 + lat/2))。

当纬度接近南北极九十度时，分母趋向于零，数值直接冲向正负无穷大。要把两极画全，这张图的高度需要无限长。

无限长的东西，怎么切成 256 x 256 的正方形瓦片？

当时的工程师想法特别直接，画不下，那就不画了。

他们直接在南北两极各切了一刀，把两极冰原整个扔掉，强行把剩下的世界裁剪成了一个长宽相等的正方形。

他们切下的精确数字，是 85.0511287798066°。

为什么会留这么奇怪的小数点后十三位？

因为在数学计算上，只有当纬度刚好等于 85.0511287798066° 时，公式算出来的纵向范围，才刚好等于赤道周长的一半 [-πR, πR]。

只有在这个严丝合缝的奇葩纬度上，整张世界地图的长宽比才刚好是 1:1，才能被四叉树优雅地二分切割，变成全球瓦片金字塔。

不信的话，去翻翻今天全世界最流行的开源地图库 Leaflet 或者 OpenLayers 源码，核心文件里赫然写着一行硬编码常量，MAX_LATITUDE = 85.0511287798。

北极熊和企鹅怎么看世界不重要，瓦片能拼成正方形才是正事。

更绝的操作还在后面。

Google 当年不仅切了地球，还嫌椭球体算起来太吃算力，直接假装地球是个完美的正球体。这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野路子，正统测绘界一开始根本不认，自然也没给它分配过官方代号。

开源社区为了能在代码里调用它，索性自己编了个非官方编号，叫 EPSG:900913。

这串数字其实是个象形字谜，9 对应小写字母 g，0 就是 o，1 就是 l，最后的 3 反过来刚好是大写字母 E。顺着拼下来，900913 刚好就是 google。

后来的发展超出了所有测绘专家的预料。

因为 Google Maps 太成功了，全世界的开发者、网站、导航 App 全部被迫跟着这套规范走。OpenStreetMap、微软 Bing Maps、高德、百度，谁想做在线地图，就必须适配这套 256 x 256 的瓦片体系。

到了 2008 年，国际测绘组织不得不举手投降，正式把这个野路子收编进国际标准，给了它一个正经编号，EPSG:3857，官方名字就叫「Web 墨卡托」。

一个工程师当年为了切图顺手搞出来的临时妥协，最终成了统治全人类手机屏幕的数字基建。

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

联合国提倡的「平等地球投影」好不好？当然好。在挂历海报和地理教科书里，把真实面积比例还给非洲和南美洲，那是对地缘文化和国际平等的尊重。

但在工程世界里，代码只尊重物理现实和计算效率。

只要你开车在路口还需要看懂转弯路线，只要外卖小哥在窄巷里还需要辨认方向，只要手机还在用瓦片金字塔渲染地图，这套把地球两头各砍一刀的 Web 墨卡托就一天都不会退场。

现实世界往往就是这样。

很多统治了我们日常十几年的科技标准，剥开那层精密神圣的外壳，底下往往就躺着二十年前某个工程师为了解决燃眉之急，随手写下的几行荒诞妥协。

豆瓣9.4天花板综艺回归，所有人的意难平

2026-09-20T22:59:44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5 min

原创看理想编辑部看理想编辑部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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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标杆性生存综艺《思想验证区域：The Community》（以下简称《思想验证区域》）第二季回归。

2024年，这档综艺在简中社区引起热议，三万多人打出了豆瓣9.4分的高分，堪称“文科生的人生综艺”。《思想验证区域》把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聚集到一个限定社区里，模拟真实社会会发生的政治竞争与博弈，展开了为期九天的社群实验。

《思想验证区域》第一季

B站@被抛弃字幕组

河美娜是提及《思想验证区域》时绝对绕不开的一位选手。

她在节目中化名河马，因为河马颇有反差感，虽然是草食动物，实则很强悍。河美娜在节目中展现出的面貌，非常接近一位理想公民，因此受到许多中国观众的喜爱。她尊重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在残酷的竞争中总是会站在弱者的一边，即便这让她自己也进入弱者的处境。

她被淘汰的场面，是《思想验证区域》中最具冲击力的一幕。一位善良、富有共情力的人，在节目中一步步被怀疑、孤立，最终被推到悬崖边，仿佛宣告了理想主义在现实利益面前的破产。

“幸好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在那里结交盟友。”河美娜在八月的采访中告诉我。

今年七月，河美娜的随笔集《无论如何，潜水》在中国出版。借此契机，“看理想”获得了与她视频连线的机会。视频中的河美娜剪了短发，看起来精神不错，她的目光依旧真挚又饱含善意。

《无论如何，潜水》

河美娜著 | 野望

近些年，河美娜从女性主义实践活动渐渐转向了写作。从公共领域转入相对私人的表达领域，拓宽了她探索自我的边界。“有些争论无法被塞进口号里”，她说，她对那些超越道德和政治评判的处境和故事感到好奇。作家这个身份给了她不同的自由。

河美娜的母语是韩语，而我的母语是中文，这场采访则用英语进行。尽管在采访途中，我们都有很多词不达意的时刻，但奇妙的是，我们能在彼此的磕绊中理解对方的意思。

河美娜说，即使会害怕，仍然要发声和写作的理由是，她不能骗别人，更不能骗自己。能与如此坦诚又勇敢的人产生连接，是巨大的鼓励。对世界失望，不代表我们要松开彼此的手。

以下是河美娜与“看理想”的对话。

01. 《思想验证区域》与女性主义

看理想：很多中国读者是因为《思想验证区域》这档综艺节目认识你并喜欢上你的，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当初促使你参加节目的原因是什么？

河美娜：我非常感激这个节目。因为它，我有机会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这是我没有想象过的。学习韩国史时，我总读到韩国学者把新的知识从中国引入韩国。因此，反过来把韩国的书和知识带到中国，在亚洲历史上是很不同寻常的事。有这个机会能共同创造一种连接，彼此倾听，我很感恩。

韩国其实非常美国化，但这种西方化的知识，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亲身经历。因此我很珍惜这样的连接。

至于当时参加节目的契机，几年前，节目制作人在一个图书对谈活动上找到我，有人建议他说，觉得我很适合做参赛者，因为我是女性主义者，看起来又很坚强、自信。

收到邀请的时候，我一方面很害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恐惧是一种信号，它提醒我这里也许有值得挑战的东西，所以最终我决定参加。

看理想：我前几个月又重看了第一季节目，还是觉得很好看。第一季里最震惊的场面之一，就是你被淘汰。很多中国观众感到惋惜，认为理想主义者如此迅速被淘汰是很悲哀的。你还记得当时被淘汰的心情吗？如今回看这档节目，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启发？

河美娜：我也非常难过。最难的是，当时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必须保密几个月。那是一段非常受伤的经历，我花了很长时间努力不让自己心生不满。

幸好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在那里结交盟友。我觉得当人进入生存模式，人的尊严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不起的东西。也正因如此，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在我们开始排斥弱者、抛弃尊严之前，我们要努力让世界变好，才能保护作为人的尊严。

你还记得另一位参赛者Sugar吗？前阵子我们见面了，她告诉我，我被淘汰之后的第二天，她根本不想出门，自己待在房间里一整天。我想我被淘汰这件事，对其他参赛者来说同样残酷，因为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位。

《思想验证区域》第一季

翻译：被抛弃字幕组

看理想：如果还能再参加一次节目，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河美娜：我觉得我竭尽全力了，甚至超出了我的全力。我不想再次经历那段时间，一次就够了。

拍摄生存类节目非常具有挑战性，不只是节目内部发生的事，也包括进入电视制作体系、演艺行业本身，那是非常艰难的环境。

我花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努力不让自己对这件事、对其他人留下恶意。

看理想：你在韩国参与过很多女性主义的活动，媒体有时称你为“韩国新生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对你个人来说，“女性主义者”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

河美娜：女性主义是我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之一。我发现它是一套很精彩、很有力量的知识体系。假如二十多岁时没有遇见女性主义，我肯定会更难理解自己的人生。

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也是韩国社会中被污名化最严重的身份之一。此前我从未背负过一种在韩国人人厌恶的标签，所以承受这个标签也成为我人生中很有意思的经历。

拥有一个极化的身份也有好处，它能帮你筛选真正适合相处的人。你也能看见人们怎样回应这个标签，以及人们会怎样看待你。它像一个过滤器，你会因此看到世界和他人的另一面。

《思想验证区域》第一季

看理想：你是如何与女性主义相遇的？

河美娜：我十几二十岁时，以为女性主义者是疯狂、不招人喜欢的人，是不喜欢男人的女人（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对女性主义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曾与一位实施了性侵犯行为的教授进行法律斗争。那件事之后，我对人生里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因为从书本和学校获得的知识无法解释那次遭遇。我开始强烈怀疑自己在书本和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与此同时，许多女性被女性主义唤醒，人们也开始在网上非常激烈地讨论女性主义；我在学校结识了一些女性主义朋友，她们也在寻找伙伴。那大概是我遇见女性主义的时刻，当我学过的知识无法解释我的人生时，女性主义来到了我面前。

看理想：你说过，作为女性主义者发声总让你感到害怕，因为会招来攻击。是什么让你即便害怕，依然愿意继续用这个身份说话和写作？

河美娜：因为我尊重人，因为我不能说谎。当你真正尊重面前的人，你就不能欺骗他们。你必须诚实，即使真话会令对方非常不舒服。

写作也是一样。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要实话实说。我不能说谎，也不能欺骗自己。正是这种无法自欺的感受，让我坦率发言，我从不是为了让谁惊讶。

02. 首尔与柏林

看理想：你的生活往返于首尔和柏林，我还记得你说过，在韩国，有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而柏林给了你归属感。能展开谈谈为什么选择了柏林这个地方吗？

河美娜：是挺奇怪的，有时待在自己的祖国，我反而更觉得疏离。我想这与社会有关，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叫作社会，对吧？问题在于我在韩国和德国分别拥有怎样的关系。

我选择柏林其实没有理性理由，纯凭直觉。我知道柏林一直是那些与自己的祖国格格不入之人的去处。它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城市，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汇聚在那里。我甚至会说，柏林像是迷路孩子的灵魂游乐场。

我在柏林遇到的人拥有一种能力：在完全陌生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家，并珍惜找到的朋友。我在和那些同样在寻找归宿的朋友相处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看理想：你通常什么时候住柏林，什么时候住首尔？当你住在柏林时，你的日常是怎样的？

河美娜：我通常夏天待在柏林。当我想专心写作时，或者需要和人合作，或者要在韩国出版新书时，我就会飞回韩国，与人见面，更深入地参与到韩国社会中。

当我需要充电、需要和外界噪音隔离时，就回柏林，见那里的朋友。我在柏林时会走很多路、读很多书，不太需要见很多人。

其实我在韩国和柏林的日常生活很相似。我会很早起床，先喝茶，写日记或写点东西；喝完茶就开始正式写作，写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会出门散步、吃午饭；然后也许见人，也许留在家里读书、做研究，做一些挣钱的工作，或者继续自己的创作。

河美娜的社交媒体分享

看理想：2024年底韩国戒严事件之后，你写到当时人在柏林，暂时和国内朋友断联，那段孤立的时间反而让你对政治局势有了不一样的判断。这种“身在国外，回看祖国”的位置，会不会也让你对“格格不入”这件事有了新的理解——不只是文化上的疏离，也包括更深的、政治和身份认同层面的疏离？

河美娜：来到柏林以后，我发现自己更能与韩国年长的老派保守政治群体产生共鸣。他们通常经历过战争，我在柏林认识了许多遭受战争、因战流亡的人，那里也有很多难民，所以我更能理解战争造成的代际创伤。我的祖母就经历过战争，在柏林会遇到和我同龄的“祖母”。

创伤总是这样，它就像一个按钮，当你想按这个按钮，想要了解你自己，你会立刻感到恐惧和焦虑。我经常看到一些糟糕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局势，在不断使用这样的按钮，用特定的政治话语煽动人们，让人们更加两极分化。

去柏林以前，我确实无法对保守派产生共情。但来到柏林后，我更能理解他们。当然，我并不赞同他们的立场，但我更能明白他们为何变得如此保守了。

看理想：柏林对你来说，是一个乌托邦吗？还是说，它也是另一种“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一种你自己选择、甚至更舒适的格格不入？你在柏林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吗？

河美娜：我肯定是个局外人，而柏林也绝不是乌托邦。柏林同样有着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

也许正因为我没有深入参与德国的政治社会生活，是个彻底的异乡人，我暂时还不太需要承受那部分的压力，柏林也成为了我的庇护所。它几乎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重新理解韩国历史，也遇到了很多在不同处境的亚洲女性。

看理想：你在柏林能遇见怎样的人？

河美娜：我认识了一位很棒的黎巴嫩朋友，他因战争流亡海外。有次我抱怨韩国逐渐削减图书馆资源，说这太荒谬了，他告诉我：“贝鲁特（黎巴嫩的首都）可能根本没有公共图书馆。”

四年前刚认识他时，我意识到自己几乎不了解中东。中东人和穆斯林是世界上被污名化最严重的群体之一。韩国又非常美国化，我们总是透过美国的视角看黎巴嫩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

如果真的想理解中东和黎巴嫩发生的事，就必须摘掉美国化的滤镜。遇见这位黎巴嫩朋友并真正与他建立联系，打破了我的成见。那是一次突破性的相遇。

看理想：离开韩国生活，是否让你感到更自由？

河美娜：当初决定去柏林的时候，确实感到更自由。不过这主要取决于人生阶段，现在我又回到韩国了，最近主要在这边生活，我想更多地参与韩国社会。

03. 海永远是好的

看理想：我们可以来聊聊你在中国出版的新书《无论如何，潜水》，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据我所知，“潜水”在韩文里有“消失”的意味，中文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取这个书名的时候，你有考虑到这层意思吗？

河美娜：原来中文里也有类似的意思。我和编辑选择将“潜水”放在书名里的确考虑到这层意思。这本书关于自我疗愈，当你需要恢复和充电，有时就是需要从现实生活中隐形，和身边的人保持些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找回自己。

虽然现在我的感受已经不一样了，但当年我感到我需要离开很熟悉的首尔，去找我真正想做的事，思考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去一个新的地方会改变你如何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视角，这帮助我不停留在自己的固执里。

看理想：你为了潜水去了很多地方，哪个地方是最难适应的？

河美娜：肯定是埃及的达哈卜（笑）。那里很难适应，因为城市非常缺乏秩序，文化差异也很大。埃及人大多是穆斯林，与韩国人相比，他们的宗教氛围更浓。天气也完全不同，道路也很崎岖，白天气温甚至接近44度。有时还会停电，所以我会在44度高温下用不了电。

一开始我真的很难适应那里，但大概只花了两三周，我就习惯了达哈卜的节奏，之后，我慢慢开始享受那里的生活。直到现在我都很想念达哈卜。

看理想：你在书中提到一次潜水时遇到鲨鱼，但你似乎不是很害怕，你当时的具体感受是怎样的？

河美娜：我事先知道鲨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在澳大利亚海域遇见鲨鱼时，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天啊，这是电脑特效吗？

一共有两条，有一条更小些。我在挺远的地方看见它们，它们也看见了我，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会儿，它们就游走了。我还想跟着它们，多看一会儿，但我必须留在队伍里，不能追过去。

在开放海域遇见野生动物，是潜水最伟大的体验之一。这样的经历很美妙，同时也令人畏惧，因为野生动物终究是野生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种体验超越了语言：遇见广阔自然与野生生命，你会被彻底震撼，也会在它们面前变得谦卑。

《晒后假日》

看理想：有没有一些潜水的日子，你能感受到大海在接纳你或拒绝你？

河美娜：有时候海很狂野，浪很高，能见度也很低，很难下潜。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潜水并不是最合适的活动。这时你应该离开大海，欣赏大海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着它。海总能让人变得非常谦卑。

正如我在书里写的，以前每次下海前，我都会和自由潜水教练讨论：今天的海好吗？适合潜水吗？有一天老师告诉我：海永远都是好的，问题在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海永远是好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看理想：书里你写了很多自由潜水练习中失败、状态不好的时刻，也包括对身体的怀疑和自我责备。现在的你，还会因为表现不好而对自己感到失望吗，还是这种情绪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河美娜：我现在年纪大了，不会再对自己有过度期待了（笑）。

年龄增长对我很有帮助，我不再苛求自己，而是专注于重复同一套日常、建立习惯。每天持续付出，尽可能多试几次，这样某一次成功或失败就不再显得那么重大。

錄编辑后记：

与河美娜接通视频的时候，她细心地发现我没有zoom会员，连线很麻烦，然后提出用她的会员版账号发起线上会议，结束后她还把录制文件发来。这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但她的确在时刻关注着与她合作的人，尊重她遇见的每一个人。

（P.S. 不能免俗地问了河美娜的MBTI，她说是INFP/ENFP，E和I一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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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潜水》

现已出版上市，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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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林蓝

翻译整理：语音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配图：《思想验证区域》《晒后假日》

商业合作：bd@vistopia.com.cn

投稿或其他事宜：linl@vistopia.com.cn

被规训的空间｜父权制如何塑造城市

2026-09-17T16:41:15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5 min

城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创造，更是人类社会观念的物质化载体。自5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诞生早期城市以来，城市汇聚了权力、财富、智慧与信仰，成为生产力创新的核心场域——每一次城市变革，都重塑着城市的形态与格局。然而，在这部由权力、财富和创新共同书写的宏大叙事中，有一个角色长期被边缘化：女性群体始终游离于核心权力之外。差异化的性别规则，是支撑城市运行的底层逻辑之一。女性地理学家简·达克说：“任何定居点都是建造它的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空间里的铭文……我们的城市是用石头、砖块、玻璃和混凝土书写父权制。”因此，城市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女性被遮蔽、被规训，却以独特方式不断抗争的历史。

城市广场的石柱高度、院落的进深尺度、公园的运动设施、卫生间的性别配比、街道的照明亮度、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这些看似中性的设计参数，实际上往往内嵌着一套关于“标准身体”的假设。而这套关于“标准身体”的想象，在世界绝大多数城市文明的历史中，都是以成年男性的身体为蓝本的。正如Leslie Kern在《女性主义城市》（Feminist City）中所揭示的，城市空间从来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一部以男性身体为默认模板的“人造世界”。

《Feminist City》图书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女性并非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她们是被安置在城市结构的缝隙之中：内院、闺房、厨房、后排座位、光线昏暗的角落。空间既是性别不平等的结果，也是这种不平等得以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差异化的性别规则渗透于城市运行的底层逻辑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权力的分配、可见性的边界与自由行动的可能。

女性的权利，不仅意味着平等的权利，也意味着女性在空间中的位置。

作者：王玥，高级城乡规划师，珠海科技学院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投稿审用文章。

神话的空间分配

从女神圣殿到男神殿堂

城市从原始部落逐步演化而来，父权统治体系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步确立。从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难发现，创世叙事发生了性别分配的转向：原本由女神独自孕育生命的叙事，逐渐让位于男神创世的神话叙事。从“女娲独立造人”到“伏羲女娲共同繁衍”，再到“伏羲为主导”——伴随着父权的确立，神话叙事被重构。

殊途同归：东西方城市空间的性别规训。

正如法国作家波伏娃在著作《第二性》中所揭示的，父权制的确立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一场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工程。从“大母神”到父神的嬗变，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女性原本是令人敬畏的自然化身，逐步被降格为（在很大程度上）从属的“他者”。这一转变并非单纯的宗教更迭，而是社会权力结构在精神层面的投射——它让性别不平等看起来天然且永恒，为日后一切空间的性别编码铺就了观念基础。

而在现实世界中，神权、王权与父权相互结盟，构成了历史上人类制度的基本框架。随着国家机器出现，权力世袭与财产归属成为掌权者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了保障父权体系下权力与财产的稳定传递，确保血统和财产“纯正”传承，女性被纳入这套系统成为工具。一种最为直观的表达，就是她们的日常活动空间，也被重新定义，被牢牢束缚在婚姻与生育的框架之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女性的身体被视作延续家族血统的“纯净容器”，婚姻则成为宗族之间交换利益、缔结权力联盟的筹码；嫁妆与聘礼制度将女性的存在价值量化为可交易的财产；其婚姻自主选择权也大都无从谈起；乃至其姓名也会随着婚姻融入夫家谱系，原本的姓名就此隐匿。

权力的空间布局

宫殿与府邸的性别区位

父权制最直接的影响，就体现在人居空间的性别区位安排上。最极致的体现，就是中国古代宫殿格局中的"前朝后寝"格局——以明清故宫为例，一道乾清门就将政治中心与女性居处分隔在南北两端。前朝后寝的格局除了划分权力空间与生活空间，更将不同性别限定在对应的特定区域之内；除了礼制的明确规定，《易经》风水中“前为阳，后为阴”的说法，也成为支撑这种宫殿布局的重要依据。

一道道院落围墙隔绝的不仅是男女的活动轨迹，更是性别与权力的深层绑定——空间区位的高低、内外，直接对应着性别权力的等级：男性占据朝向外界、靠近权力核心的前沿空间，天然承担公共领域的中心角色；女性被禁锢在远离外界、依附于男权核心的内侧私密空间，扮演生养子嗣、打理内闱的附属角色。这种空间布局将抽象的父权秩序转化为可感知、需要日常遵循的空间规则，让性别不平等的秩序顺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惯性，不断得到巩固与延续。

明清故宫“前朝后寝”格局平面图——以乾清门为界，南为前朝（理政空间），北为后寝（居住空间），两处区域有着明确的性别界定，性别秩序被写入宫殿布局之中。图片来源/卫东青, 吴国明. 紫禁大观·故宫全景手绘图[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ISBN 880047.325

在古罗马，Domus（多穆斯）是富裕阶层居住的独立式住宅，它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的场所，更是居住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Domus的空间布局本身就是性别秩序的实体化法典，整座住宅沿中轴线层层递进：从临街的门厅（vestibulum）进入中庭（atrium）——这里是接待宾客、处理公务的公共区域，归属于男性活动范畴——再穿过廊柱环绕的庭院（peristylum），才能抵达住宅最深处的内室（cubiculum）与女眷起居空间。女性的活动范围主要被限定在住宅的后半段区域，越靠近临街的前厅，其存在就越被视为“不恰当”。

无论是宫殿还是府邸，尽管分属不同阶层、植根不同文化，但其空间建构遵循的逻辑与秩序却惊人地相似。女性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之内，这一区域正是承担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功能的生活空间。

Domus 是拉丁语，意为“家”或“住宅”。在古罗马，这个词特指富裕阶层居住的独立式住宅，通常位于城市中较为安静、宽敞的区域。图片来源/Presuhn, E. (1882). Pompeji. Die neuesten Ausgrabungen von 1874-1881. T. O. Weigel.

雅典广场

民主荣耀下的女性禁令

如果说神话为父权制提供了叙事基础，那么法律则将这种从属关系正式化、制度化。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古罗马的"家父权"，法律将女性定义为从属于父亲或丈夫的"物"，使其终身处于男性监护之下，公共参与被严格限制。

在古希腊城邦，这种排斥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尽管"民主"与"理性"被奉为城邦的荣耀，宏伟的公共广场、公民大会与哲学学园被视作文明的象征，但这些场所主要对男性公民开放，对女性则大门紧闭。在当时的制度和观念中，公共空间只属于公民——而女性并不具备公民身份。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唯独不是她自己。

雅典的公民大会、议事会，乃至柏拉图创办的学园，在制度层面将女性排除在外。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以文艺复兴的视角回望古罗马时期的智慧荣光——画中57位学者，唯有来自埃及的女哲学家希帕蒂亚一人以女性身份在场，其余学者皆为男性，她的存在恰恰反衬出那个时代女性在知识与公共领域的普遍缺席。

拉斐尔《雅典学院》——57位圣贤中，只有一位女性，来自埃及的女哲学家希帕蒂亚（前排左侧近景中站立白衣女子）。图片来源/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The School of Athens. 1510. Apostolic Palace, Vatican Museums, Vatican City.

纵览人类历史，城市公共领域长期由男性权力主导，女性往往被视作公共空间的"外来者"。一旦女性出现在公共空间，便会被打上"公共性"的标签——而这一标签本身即是对其身份的贬低。为生计奔波的农妇与歌妓，历来都被视作身份粗鄙的象征；女性若要"抛头露面"，就必须承受身份降格的风险。

两河流域早期出现的神妓更是如此。她们供职于具有公共属性的神庙，身体被用作与神交流、求取福祉的工具——女性身份在此被高度物化。这种物化在古希腊被表述得更为直白。学者萨拉·波默罗伊在《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中记载了公元前四世纪伪德摩斯梯尼的一句话："我们有情妇可供消遣，有女仆服侍日常，有妻子生育合法子嗣。"女性的工具性价值被拆解为三种功能，而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从未进入过掌权者的视野。

中世纪行会与市政厅

商业权力的空间壁垒

到了欧洲中世纪，父权权威被进一步铭刻在城市的街道、广场与建筑之中。市政厅作为城市自治与司法权力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将女性排除在外——她们不能担任市政官员，不能参与公民大会，也无法在法庭上享有完整的法律人格。限制女性进入某些城市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其贞洁、维护家庭荣誉、保证子嗣合法（这对富有家庭与贵族家庭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阻断女性（主要是贵族女性）参与城市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路径，以此巩固男性的统治权威。

这种对女性的排斥，在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并未减弱，反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历史学家琼·凯利在她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妇女有文艺复兴吗？》中指出，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生活兴盛，主要惠及男性；女性反而因公私领域界线的强化，被更严格地禁锢在了家庭之内。

在职业领域，行会会所是男性手工业者结盟、议事、社交的核心空间，女性则被禁止进入——这意味着她们被系统性地切断了获取行业信息、积累商业人脉、参与集体决策的渠道。即便部分城市存在由女性主导的行会（如缝纫、纺纱行业），这类行会会所的规模、地位与影响力，也远不能与男性主导的商贸行会相提并论。城市的最高决策机构只认可主要男性行会的代表，因此女性行会的会所更像是一个内部互助空间，而非能够影响城市经济的权力中心

《迦拿的婚礼》——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公共与私人空间分野的典型画作。画面中的女性只有圣母、新娘和两位贵族女性，其余均为男性。图片来源/Veronese, Paolo. The Wedding at Cana. 1563. Louvre Museum, Paris, France.

东方礼教的空间编码

从垂花门到闺房

西方如是，东方亦然。东方世界的制度安排，是另一种形式——礼教对女性的规训。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型，《礼记·内则》就明确记载了“男居外，女居内”的划分。宋代程朱理学兴盛后，对女性从思想、身体到行为施加了更深层的束缚，“男女有别”“内外之分”“女子无才便是德”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是从生存空间层面划定了女性的活动边界。中国传统民居普遍采用二进院落结构，女性只能在二门（如垂花门）以内的区域活动。东西方的相关制度路径不同——西方以法度将女性摒出公共领域，东方以礼教对女性施以规训；西方将她们逐出公共广场，东方将她们锁入深宅内院——二者路径各异，结果却殊途同归：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共权力与文化思想之外，她们的归属主要被限定在“内”的范畴。

这种空间区隔甚至细化到日常出行的每一处细节：哪怕是在自家院落内，女性也不能随意穿行到外院，偶遇外男必须回避躲闪；赴亲友宴饮也要垂帘遮面，活动范围被牢牢限定在外人视线难及的私密区域。久而久之，这套空间规训逐渐内化为女性自身的行为准则：将“足不出户”视作贞良淑德的标配，把逾越内外边界当成不守妇道的禁忌。就连建筑命名本身都暗藏玄机——“闺”字从门从圭，本就指固守门内、揣着圭玉静待许配的女性空间，从名称到实体，整套空间秩序都在不断强化“女性属于私域”的认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方女性被困在了垂花门后的一方小小院落里，这种处境极大限制了她们主动进入公共领域、获取独立社会身份的可能。

垂花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空间隔断。图片来源/社交平台科普插画（作者不详）

如果说建筑是空间秩序的沉默语言，那么文学便是这种秩序被听见的回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下了无数日常细节，我们从中可以探寻书中女子活动的空间轨迹。在大观园中，贵族女子若要出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与专人陪同。大观园里的姑娘们连日常用品都无法亲自购置，胭脂水粉由买办统一采买，她们既不必、也不能踏入市场半步。从出生起，她们的活动天地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框定在了大观园之内。

而更深的隐喻藏在这里：作为私家园林的大观园，最初由男性设计建造，历经净化过程，才被划定为专属女性的世界。这类园林空间本身带有退隐避世的意涵，象征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天地，与尘俗社会相隔绝，也阻挡了外部世界的污浊与混乱闯入众女孩的世界。正因如此，大观园庇佑了女孩们的纯洁性；而贾府的女孩一旦踏出大观园，命运便急转直下。例如迎春嫁入孙家后受尽凌辱，探春远嫁海疆再无音讯，都印证了“内”与“外”的界限一旦被打破，女性便会面临失序与失权的双重危机。大观园既是庇护所，也是牢笼——它用围墙将女性与公共世界隔绝，让她们困在“内”的温柔乡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认知与参与外部世界的能力。

中国传统的二进院落布局，以垂花门为界，将“内”与“外”严格区隔。前院接待男宾、处理外务，后院则是女眷起居、纺织、育儿的内宅空间。图片来源/匠心. 传统四合院的六大特点，您可知晓？[EB/OL]. (2024-12-18).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2874845470814

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有不少文学作品也生动刻画了古代女性外出受限的空间困境。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王实甫的《西厢记》：老夫人对莺莺实施了严格的“空间管制”，哪怕只是“潜出闺房”都会被当众训斥，足见古代大家闺秀的空间移动受到何等严格的限制。老夫人对女儿的这份“爱”，本质上就是通过空间禁锢实现的规训：唯恐女儿被闺房外的“非礼”之言乱了心性、动了私情，绝不允许她擅自踏出闺房。即便行动被严格限制，莺莺仍能利用有限的空间缝隙表达自我。

而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杜丽娘“居然不知道自家后院还有个大花园”，这个细节暗藏了古代深闺女性被深度规训在封闭空间之中、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的境况。文学作品中这类关于空间禁锢的描写，并非仅存在于虚构故事中，而是对现实城市空间的折射。宋代以降，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内外之别”从一种生活规范上升为道德准则，进而渗透进城市的肌理之中。住宅建筑的形制、街道的规划、公共空间的布局，无不体现着这套性别秩序。女性的活动半径被不断压缩，直至退守到家庭的最深处。

清代孙温绘《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中大观园全景——园墙之内，是她们被允许的全部世界；园墙之外，则是她们永远无法涉足的公共领域。图片来源/唐岱, 沈源, 冷枚. 圆明园四十景图·鸿慈永祜 [绢本设色].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1744年

殊途同归

东西方共同的空间逻辑

东西方的制度虽路径不同——西方以法律将女性物化，东方以礼教规训女性；西方将她们逐出公共广场，东方将她们锁进深宅内院——二者路径各异，结果却殊途同归：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共权力与文化思想之外，其归属主要被限定在“内”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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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島筆電 | Wiwi.Blog

2026-08-17T07:00:46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1 min

Wiwi.Blog 的讀者應該都知道，我極度嚮往那種「自由、不依賴、自給自足、不受外界干擾」的平靜感。

這可能源自於我在 1990 年代的童年¹，那是一個電腦科技大爆發、但網路卻還不夠發達的奇妙時期。當時的娛樂選項很少，所以我們會「好好享受」──一個遊戲可以玩半年，一張專輯可以聽幾十遍；而不像現在選擇太多，導致每個東西都玩兩分鐘就丟掉。

所以我想做個思想實驗：如果只能帶一台筆電去荒島，我要在那台筆電裡放什麼？

設定是這樣的：

荒島上有太陽能板，電力無限，但沒有網路。
假設筆電不會壞。
你要在島上待 50 年，期間沒有軟體更新、不能下載新的東西，一切都只能使用出發前裝好的內容。
儲存空間，我們慷慨一點算 256 GB 好了，扣除掉正常使用時必要的運作空間，我們給你 200 GB 來自由運用。沒有外接硬碟唷。

也就是說，現在裝進去的東西，就是我未來半世紀全部的數位生活了。那麼要裝什麼東西，才能讓這台筆電在長達 50 年的期間中保有價值呢？

50 年真的很長（我甚至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再活五十年），所以能夠收錄進荒島筆電的，一定得是那些具有無限重玩價值、可以讓自身技術不斷精進、又不浪費空間的東西。

先來看媒體類。

影片類幾乎可以直接出局了。一部長影片動輒數百 MB 到數 GB，而且你不太可能重看同一部影片 50 年不膩。如果真的有超喜歡、超重要的經典作品，也許可以轉成低解析度的、少量帶一些，但我還是覺得太浪費空間了。

音樂的話就好多了。合理音質²的 MP3 檔案一分鐘只要 1 MB 左右，一張一小時的專輯 60 MB，帶 500 張專輯也才 30 GB，完全可以接受。當然，如果是 MOD 或 MIDI 格式的話，占的空間就更小了。

文字類當然是最划算的。假設我一分鐘可以讀 200 個中文字，以 UTF-8 編碼每個中文字 3 bytes 來計算，那麼每 600 bytes（0.6 KB）的文字檔可以提供我一分鐘的娛樂。每天連續讀八小時的話，可以讀掉 288 KB。連續讀 50 年──288 KB × 365 × 50 = 5,256,000 KB──總共只要 5.2 GB！

我們可以很安全地說，你用盡一生能讀完的文字量，連一張 MicroSD 卡都裝不滿。而且實際上根本不用帶那麼多，如果一個禮拜能看一本書，50 年也才 2,600 本；就算是用 EPUB 格式而非純文字，5 GB 還是綽綽有餘。

樂譜我本來想說不用帶的，因為荒島上大概不會有鋼琴；但想想拿來參考或閱讀研究好像也是不錯，我就大方地留 5 GB 給樂譜吧！

說到「保存人類文明」，最方便的大概就是維基百科的 ZIM 檔案了。只要下載一個檔案，就是一整個維基百科，用 Kiwix 這個程式就可以離線瀏覽³。

Kiwix.org 網站上有提供各種尺寸的維基百科下載：有含圖片及全文的 maxi 版、全文但無圖片的 nopic 版，以及只留每篇文章第一段的 mini 版。

英文的 maxi 版要 115 GB，對我的荒島筆電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選擇了英文的 top1m 版本，它收錄了最重要的一百萬篇文章含完整圖片（英文 Wikipedia 總共有七百多萬篇），不到 50 GB。這樣的話，我就還有空間再放一份中文的 maxi 版，那只要 26 GB。

雖然維基百科就吃掉了荒島筆電的三分之一，但我覺得是很值得的。想像在島上無聊的午後，吹著海風、喝著椰子汁，打開 Kiwix 點一下「隨機文章」──今天抽到「人體肝臟構造解說」，明天抽到「失蹤的正方形謎題」──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新知」（對我來說），一百萬篇，50 年內保證讀不完。

字典的話，教育部的國語辭典可以帶著，另外再搭配一兩個 StarDict 相容的英文和日文辭典就好了。檔案小到幾乎可以省略不計。

也許可以帶一些野外生活技巧和動植物圖鑑的 PDF 書，在野外採香菇的時候可能有點用，加起來算 1 GB 好了。

其他參考資料的話，也許我會放 Arch Wiki 和 FreeBSD 手冊，看我最後要裝哪個作業系統而定。重要的程式語言手冊，例如 Python、Lua 和 C 也要帶著。這些檔案都很小，加起來絕對不到 1 GB。

本來想說可以帶語言學習的素材，可以學個日文之類的，但荒島上又沒有別人可以講話，學語言幹嘛？

地圖的話也免了，反正我在荒島上也離不開。

在荒島上，創作絕對是比消費更好的娛樂。消費的東西會用完、會膩；創作工具卻會越用越精進、越好玩。所以軟體挑選的最重要條件，就是它要能幫助我創造更多新東西。

作業系統：首選絕對是 Linux，但最近我發現 FreeBSD 其實也不錯。反正絕對不能用 Windows，搞不好才用不到半年它就跳出「您已離線過久，請連接網際網路驗證 Microsoft 授權」然後直接拒絕開機，這樣你往後的 49.5 年就只能盯著藍色錯誤畫面了。

瀏覽器：雖然沒有網路，但還是會需要用到，因為可以看離線網頁和執行 JavaScript。裝 Firefox 和 Chromium 就夠了。

辦公軟體：雖然說大部分時候我都只用 Markdown 和純文字編輯器，但還是裝一套 Calligra Office 吧！它比 LibreOffice 更輕量一點點，但該有的功能（文件排版、試算表、簡報）都有。

媒體工具：VLC 可以播放任何格式的媒體檔案，ffmpeg 可以做各種檔案處理。

圖片工具：自由軟體界的影像三巨頭──GIMP（一般影像處理）、Krita（手繪）、Inkscape（向量繪圖）──是一定要裝的。再加上 ImageMagick 做圖片的批次處理。

影片工具：Kdenlive，自由的影片剪輯軟體。沒有 Final Cut Pro 好用，但比你想像中好用。

程式語言：我的話大概只需要裝 Python 和 Lua 就夠了，然後瀏覽器本身就可以跑 JavaScript。程式語言絕對會是荒島上最重要的娛樂之一，有了它們，加上大量時間，你幾乎可以創造任何東西；而「大量時間」正好是荒島的特產。

音樂創作: 考量到荒島上不會有 MIDI 鍵盤、麥克風等等設備，傳統的編曲軟體如 Ardour 反而比較派不上用場，我更需要的是「零外部設備」也能創作的工具。

MuseScore 3、MuseScore 4 兩個都裝，雖然第四版有它的好，但我依然不願意放棄超穩定、超快速的第三版。Audacity 做音訊檔案編輯。MilkyTracker 是超級輕量的音樂製作軟體和取樣機，只用電腦鍵盤就能演奏。合成器選用功能超強的 Surge XT。音色庫的話，只要 FluidSynth 加上幾個不錯的 Soundfonts 就綽綽有餘了；特別推薦 GeneralUser GS，它是一個檔案大小只有 32 MB 但什麼都有的音色庫，品質還很好，根本就是為了荒島而生的！

模擬器：RetroArch 用來執行老家用主機遊戲。也不要忘了安裝 DOSBox Staging 和 86Box 來玩老電腦遊戲。

字型：一些些精選字型就好，控制在 1 GB 以內。

小型語言模型：有個小小的 AI，來幫助我處理文字或寫點簡單的程式也不錯。考量到我的荒島筆電可能會是沒有 GPU 的老 ThinkPad，跑不動太大的模型，就來個 Gemma 4 最小的 E2B 版本就好。檔案大小大約 5 GB。

以上全部裝好，含作業系統，還不到 20 GB。

遊戲的話，首選有無限重玩價值的、或是檔案小又能提供長時間娛樂的，所以絕對不考慮近代的 3A 大作。《光與影：33 號遠征隊》的確很好玩沒錯，但沒有好玩到值得為它犧牲 44 GB 呀！

如果要找一個能夠玩 50 年──而且很可能還破不了關──的遊戲，大概就非 NetHack⁴ 莫屬了。Cataclysm: Dark Days Ahead 也是另一個重玩價值無限的末日生存遊戲。所有棋牌類型的遊戲也都很不容易玩膩。

但真正的寶藏庫是老遊戲機：遊戲檔案小、品質高，超適合荒島。

8 位元時代的任天堂紅白機、Game Boy 和 Game Boy Color，大部分的遊戲都只要數十到數百 KB，就算是比較肥的遊戲如 Pokémon Gold 也只要 2 MB，就可以玩上數十小時。

16╱32 位元時代的超任和 Game Boy Advance，多數遊戲也都只有數 MB。例如 Final Fantasy VI 的超任版就只有 3 MB──3 MB 而已耶，就可以提供超過 50 小時、配樂與劇情都頂級的冒險體驗！現代有哪個遊戲能做到？運動遊戲如《實況野球》或 NBA Jam，基本上也都有無限的重玩價值，永遠都可以再來一場。

以遊戲資料庫 MobyGames.com 上有列出的遊戲量來算⁵：紅白機有 1,625 個遊戲、Game Boy 和 Game Boy Color 有 1,570 個、超任有 1,313 個遊戲、Game Boy Advance 有 1,273 個──光這四台主機上出過的遊戲，就有 5,781 個，加起來總檔案大小可能還不到 20 GB。

也不要忘記 DOS 時代的老電腦遊戲，當時遊戲的檔案都超級小，卻可以提供超長的娛樂時間，可以用 DOSBox 和 86Box 來玩。當然，以上所有的遊戲檔案要自己想辦法「合法」取得囉！

我們超大方地劃給遊戲區 50 GB 好了，畢竟我太愛玩遊戲了。這 50 GB 如果全部填滿以上的老遊戲和極簡遊戲，50 年的時間一定玩不完！

最後是自己的東西。

多年來的 Markdown 筆記和 Blog 文章當然全部要帶。音樂作品全部轉成 MP3 檔，編曲的專案原始檔只帶 MIDI 格式，省空間。

照片也要帶一下，我目前的相簿備份大約有 20,000 張，如果轉成低解析度的 JPEG 檔案，每張算 300 KB（這解析度其實很夠了），總共 6 GB。

YouTube 影片就不帶了，留給荒島外的你們看就好，我只帶原始逐字稿。如果我真的想看影片，我可以在荒島上把整個頻道重拍一次，反正在我有的是時間。

全部的個人資料集算 10 GB。

類別	儲存空間（GB）
音樂	30
書籍與文字	5
樂譜	5
參考資料	80
作業系統及軟體	20
遊戲	50
個人資料	10
總計	200

一定還有一些我現在沒想到的，如果這個清單的想法有變化，我以後可能會考慮再更新它。

做完這個思想實驗，有幾個感想：

這個實驗根本不需要荒島。拿一台老 ThinkPad，照以上的清單裝好，然後拔掉網路，荒島就完成了。重要的是心境，不是地理位置。
我們需要「資源匱乏」的感覺，才能讓我們思考什麼東西是真正重要的。
連線是腐壞、離線才是保存。軟體會壞並不是因為「沒更新」，正好相反！在荒島上，我的 MuseScore 3.6.2 版會完美運作 50 年，而在外面的世界，也許下一版 macOS 更新後它就不能跑了。
200 GB 能裝的東西，遠遠超過一個人一生能消費的量。準備「荒島筆電」這件事，是迫使你親手挑選這 200 GB，決定這輩子要讓什麼東西進入頭腦。

然後你會驚覺，我們早就在荒島上了──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本來就是資源有限的荒島；差別只是，現在我們每天攝入的資訊，是大科技平台的演算法幫我們選的，而不是自己挑的。仔細想想，如果演算法餵什麼我們就吃什麼，這不就跟直接放棄人生也差不多嗎？

寫完這篇，我打算真的把我的 ThinkPad X220 按照以上藍圖做成一台荒島筆電（反正我筆電太多）。如果你有推薦什麼東西值得放進我的荒島筆電，歡迎來信跟我說──不過我在荒島上收不到信，留在外面世界的你要保重啊！

（這台現在跑的是 GhostBSD。我覺得 BSD 很乾淨、很舒服耶！雖然方便度還是比 Linux 差一些就是了。）

我 1985 年出生。 ↩
我會說「合理音質」是在 128-192 kbps 之間。 ↩
https://wiki.kiwix.org/wiki/Main_Page/zh-tw ↩
NetHack 是一個純文字的地下城探險遊戲。 ↩
絕對離完整列表還很遠，因為許多非英文的遊戲它沒有收錄。 ↩

枪击案背后，三个男孩被折叠的12年-凤凰周刊

2026-07-04T18:51:39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9 min

王杨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一个杀人犯这么近。

2026年立春刚过，西安一家咖啡馆，老友把手机推到他面前。屏幕上是一张2024年底震惊全球的入狱照。照片里的年轻人神情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解脱。

“你还记得那个叫路易吉（Luigi Mangione）的孩子吗？那个在Gilman中学，带着你们看他机器人实验室的男孩。”老友表情有些复杂，顿了顿，“那是他，前年曼哈顿那个枪杀保险公司CEO的杀手。”

王杨僵在原地。

他当然记得路易吉。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2014年，他启动了纪录片《少年梦》的拍摄，记录了中美教育背景下几个16岁男孩的片段，其中就包括路易吉。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片子没能播出，那段记忆也便一直躺在那块标记为“2014巴尔的摩”的硬盘里。

就在王杨“断片”的这10年，路易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那是2024年12月4日清晨，曼哈顿希尔顿酒店外。根据警方通报，杀手伏击了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UnitedHealthcare）的CEO布莱恩·汤普森（Brian Robert Thompson）。警方在现场发现的弹壳上，刻着三个词——“Deny”（拒绝）、“Defend”（抗辩）、“Depose”（取证问询）。这显然是在呼应2010年出版的一本批评保险业的书。在美国，保险业批评者常用这三个词概括一套令投保人深感无力的理赔逻辑——先拖延，再拒赔，最后通过诉讼和抗辩继续消耗个人。

5天后，26岁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内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一家麦当劳被捕。被捕时，他身上的背包里装着射杀汤普森所用的3D打印手枪、消音器、假的身份证件，以及一份三页手写文件。这份文件中，他为自己造成的“冲突和伤害”道歉，但明确表示，“这些寄生虫罪有应得”。

随着身份曝光，更多信息浮出水面。路易吉来自马里兰州一个显赫的意大利裔美国家庭，家族长期经营房地产、度假与高尔夫产业；他本人则是巴尔的摩私立男校Gilman School的优秀毕业生，而后进入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

目前，路易吉仍被羁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拘留中心。2026年1月，法官驳回了对路易吉的两项指控：非法持有枪支罪和可能判处死刑的谋杀罪——这意味着，他不会面临死刑，但可能被终身监禁。根据最新消息，该案的联邦审判已被推迟至2027年1月。

一边是谋杀、追捕与审判，另一边则是围绕医疗体系、阶层愤怒与精英反叛的持续争论。有人将路易吉视为对医疗体系的极端反抗者，称他为“当代罗宾汉”；也有人坚持这不过是一场不应被赋予任何正当性的暴力犯罪。在法庭听证会举行期间，他的几名支持者还曾出现在法院外，其中一人装扮成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中的反派角色，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病人死去，利润上升”，另一名女子则佩戴着“释放路易吉”的绶带。

有人评论，“他本该是坐在华尔街吃人的狼，却成了替羊拔掉獠牙的人”。

而在王杨记忆里，路易吉只是那个穿着拉夫劳伦衬衫，带着常春藤预备生特有的自信与矜持的16岁男孩。他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巴尔的摩湛蓝的天空。

“在消失的十年里，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少年。”在社交媒体，王杨写道。

正是这条动态，让我们找到了他。坦白说，由于路易吉当年并非王杨镜头里的主角，他和路易吉的直接接触并不算多。但作为导演，王杨习惯于在取景器后面审视一个人的神情，这种职业本能让他在时隔12年后，重新打量那个在镜头边缘一扫而过的少年。

两次对谈中，王杨讲到了那个没能播出的纪录片，以及在片子中短暂交会过的三个男孩——这其中，路易吉卷入了最剧烈的暴力与恶；他的好友James沿着最标准的路径，成了年薪优渥的金融精英；而被王杨带去美国交流的甘肃会宁男孩，在走了一大圈后，最终被生活的重力带回了原点。

以下是王杨的讲述：

回到家后，我重新打开了那块硬盘，盯着那些素材看了一下午。

坦白说，在2014年的巴尔的摩，路易吉并不是我镜头里的主角。我的摄影机当时正跟随着另外两个家境迥异的孩子：一个是华裔男孩James——他的母亲，就是不久前约我在咖啡馆见面的那位老友；另一个是我从甘肃会宁大山里带出来的学生麦生。

当时我住在James家里，每天带着摄影机，跟着一群少年上学、放学，拍纪录片。

这次在西安，也是我们重新聊起巴尔的摩，聊起那些孩子的情况，James的母亲才把手机推到了我面前。其实过去一年多，我在新闻里见过这个名字，甚至也知道他是在巴尔的摩上的高中。我当时觉得是巧合，怎么也没往自己拍过的那个男孩身上想。

再打开那块硬盘，我想确认，当年到底拍没拍到他，拍到了多少。可当我再重新翻看那些素材，发现他像一个幽灵，一直没有离开过摄影机。

他似乎很活跃，会出现在实验室里，在机器人小组里，在食堂里，在很多我原本只会一扫而过的边角画面里。James后来跟我说，路易吉是自己很好的朋友；他母亲也跟我提过，说他们当年是最能玩在一起的。

当时的一张截图里，路易吉俯身站在实验台前，一身典型的美式精英学生穿搭——衬衫、领带，外搭一件深灰色半拉链外套，胸口印着弗吉尼亚卫斯理大学（Virginia Wesleyan）的标识。他身形偏瘦，鼻梁挺直，眉骨清晰，眼神专注地落在手中的机械结构上，嘴唇微抿，神情沉静而认真。他一只手扶着还没组装完的机器人车，另一只手在调试金属部件。桌面上散落着蓝色收纳箱、笔记本电脑，以及缠绕的电线和细小零件，身旁围着几个学生。

路易吉低头专注于机器人小组的任务。王杨摄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对，就是他，就是那个孩子。那时候，世界似乎还是平的。奥巴马时代的余晖尚未散尽，硅谷的科技神话正值巅峰，人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贫困，教育可以消除隔阂。路易吉在镜头前谈论着他的机器人算法，眼神清澈。

后来在新闻中，我看到，他用3D打印机做出了那把带消音器的枪。这种跨越10年的“技术闭合”最让我毛骨悚然——他曾经用来探索世界的这种安静和专注，最后变成了他精准杀人的工具。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路易吉在课堂上和同学们的互动，有一种“得体的距离感”。机器人小组的课程是开放性的，老师只是在一旁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们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机器人的编程和组装。在镜头里，路易吉明显比一般孩子早熟，没有别人那么活泼。当别的孩子偶尔打闹时，他就静静站在那里，用一两句话把事情重新带回到正轨。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来占据镜头中心的人，不会表演，也不会故意往前凑。但只要在那个空间里待一会儿，就会知道他是有分量的。他是机器人小组的组长，很多事情是他带着大家往前推进。他声音不大，但极具权威。一说话，别人就会停下来听；他不需要把声音抬高，那种存在感很自然地从他身上出来。那种权威不是来自于暴力或财富，而是来自于一种“我掌握着真理”的确定性。

路易吉面对镜头，神态自然。王杨摄

这当然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路易吉所在的家族在马里兰州经营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他是那种最典型的old money培养出来的孩子。后来我得知，他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且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在毕业典礼上，路易吉说，“要提出新想法，并挑战周围世界”。

但因为他不是我那部纪录片的主角，我没有特别去拍关于他的镜头。如果你现在问我，当时有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我会说没有，真的没有。至少在当时，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很稳、很优秀的普通少年。

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需要回到更早的一扇“门”前。

在拍《少年梦》之前，我拍过一部叫《中国门》的片子，记录了甘肃会宁一中的高中生。那些孩子每天清晨5点多起床，打开水要小跑，去食堂要小跑，连上厕所也要小跑。对他们来说，教育首先不是兴趣，也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一扇门。只有拼命往外挤，命运才有可能被改写。

片子在国外的影展播出后不久，我收到了华裔孩子James的邮件。他说看了片子很受触动，他发现在地球另一边，竟然有一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是这样理解“读书”这件事的。他说想了解更多会宁的情况，也希望有机会能实地走访，甚至做点什么，比如支教。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拍摄机会。《中国门》拍的是会宁的内部世界，而这些从美国来的孩子，会把另一种目光带进来。而这种相遇本身，就值得被记录。

James和两个同学来的时候，我去接他们。James给人的感觉很简单，很阳光，想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又很得体。我当时甚至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会希望他是这种状态。

我带着三个孩子一路到了会宁。学校对他们很重视，还专门在升旗仪式之后搞了一个欢迎仪式。他们站在台上，用中文说了几句简单的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精英少年和那个最原始、最残酷的生存世界产生碰撞。

我拍《中国门》的时候，很清楚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也是从这套体系里走出来的。我在班会上问过学生，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个男孩讲起一个很典型的“放羊娃”的故事，说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生孩子，生的孩子再去放羊。

对他们来说，读书最朴素的意义，就是不要再回到那样一眼望到头的人生里去。还有一个女孩说，“在我们会宁，我们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在会宁一中，学生们很早就起床了。美国来的几个学生也跟着起床、跑操。跑操之后，操场上全是拿着书背单词、背古文的学生，乌泱泱一大片，那个画面对他们冲击很大。他们对“学习”原本的理解，不是这个样子。

我看得出他们一边不习惯，一边又在努力适应的状态。比如课堂节奏，比如宿舍生活，比如每天被一大群学生围着看、围着问。后来学校还安排他们去英语角——对会宁的孩子来说，真的有几个美国学生站在那儿，是最难得的口语练习机会。

再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如果只是美国孩子来看会宁，这个结构还不够完整。有没有可能，让会宁的学生也走过去看看？

后来被选中的，就是麦生。

他不是那种只会埋头做题、喊“我要改变命运”的孩子，他有情绪、有脆弱、有很具体的生活来处。对纪录片来说，这非常重要。在他身上，几乎能看到整套会宁式的生存逻辑——对他们来说，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逃离”，逃离干旱、贫穷和那座困住了祖祖辈辈的枯山。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只要我努力，社会就会还我一份体面。

去美国前，麦生很紧张。

他没坐过飞机，也没坐过高铁。他问我巴尔的摩在哪儿，是美国的哪一块。我专门找地图指给他看。我安抚他，没关系，那边的人都在等你，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就这样，门这边的少年，第一次走到了墙那边。

我们要去的是Gilman中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私校。成立于1879年，知名校友包括美国第39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著名导演约翰·沃特斯、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彭博等。我记得，学校的红砖建筑掩映在绿树之中，草坪修剪得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平整。那道红砖墙，把里面和外面分得很清楚。

吉尔曼学校（Gilman School）。王杨摄

墙内，是专业运动教练、拉丁语课、机器人实验室，是通往常春藤名校的敲门砖；墙外，是巴尔的摩臭名昭著的毒品，和被遗忘的贫困街区。

那所学校是小班选课制，下午3点放学，大量时间都给了体育。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数学课。美国孩子几乎人手一个计算器，麦生很震惊，在他的认知里，这样做肯定会被老师骂，题就应该在草稿纸上一步步算出来。那堂课上，他算得很快，最后还拿了A+。

一开始，他觉得美国教育轻松，觉得这里的学生们不够吃苦。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不是这样——James每天要练击剑，训练很刻苦；他们的课业也并不轻松，很多作业像是研究型的小论文，一写就写到半夜12点。

之后，我还带麦生参观了当地一些公立学校，看到了混乱、贫困的街区。我们开车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车都不敢熄火。后来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华盛顿，麦生站在国会山下，忽然问我，能不能在那儿打一套太极拳——他们学校做操练的就是太极拳。我说可以啊，你想打就打。

那一刻特别有意思，一个会宁孩子，在国会山脚下打起了太极拳。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真的通过那扇门走出来了。

得知我镜头下的路易吉就是那个杀人犯后，我反过来又思考了美国的精英教育。

在会宁，孩子们在为“生存”而战；而在Gilman，孩子们在为“卓越”而战。路易吉正是这群“卓越者”中的佼佼者。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是美国社会共识彻底瓦解的四年。他看着他所处的精英阶层，利用金融工具和医疗保险制度，像抽水机一样榨取底层社会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如果说会宁少年的痛苦来自于“求而不得”的疲惫，那么路易吉的痛苦则来自于“得而知之”的幻灭。他所受的顶级教育，也许本质上是在教他如何成为一个更高效、更优雅的掠夺者。当他看到联合健康保险通过复杂的算法拒绝给垂死之人赔付，而CEO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薪酬时，他内心那种被精英教育培育出来的道德感被彻底点燃了。在巴尔的摩，教育赋予了人最顶尖的智慧和批判性思维，却无法给他们一颗能够接纳世界残缺的平常心。

巴尔的摩的海湾。王杨摄

这十年，美国青年也在经历他们的“觉醒”。一种极端的、带有民粹色彩的、对体制的仇恨，在互联网的阴影里滋长。路易吉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那些文字——关于医疗暴政、关于资本对灵魂的剥蚀——其实是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梦”破灭后的愤怒咆哮。

这种极端的反抗引起了美国社会对“精英教育”的反思。耶鲁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中描述过这类孩子：他们被训练成极度擅长解决具体问题，但往往在庞大的系统压力下感到虚无。

至于麦生，其实当年把他带去美国的时候，我对他是有期待的。

他的成绩本来就不错，而且整个人的状态很好，我觉得他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有可能走得更远。后来我得知，他上了一所北方的海事类学校——这和我当时对他的期待不太一样，但人的成长通常不会那么笔直。

再后来，他回了兰州，做过销售类的工作。前段时间，我又看到他的动态，在卖家里的苹果。把这些很零碎的信息拼在一起，就能感觉到，他后来的人生并没有沿着我们当年想象的那条线一直走下去——或者，原来他以为自己已经走出去了，结果绕了一圈，又被生活重新推回到起点。麦生不是完全没有走出去，只是被生活慢慢带回了“门”里。

我后来想问他，那次拍摄，到底对他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又一直没忍心去问。

James，某种意义上是最标准的那一种。

这些年，他基本沿着一条很清晰的精英路径往前走：上了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了研究生，从事量化交易。

我了解他的家庭。James的父母原本是国内非常优秀的法医，后来移民去了美国。在那边，要重新学医、适应新的环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后来觉得，他们那种努力甚至有一点儿“自虐”，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很多移民家庭都是这样，上一代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打碎再来一遍，更多是为了下一代能往前走。

12年前拍摄的时候，James的父亲还没有完全拿到美国的医生执照，一家人过得很克制。后来，他们慢慢把路走通了，我今年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家庭已经完成了阶层跃升。买了新房，生活安稳下来。

今年大年初八，我和James又见了一面。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他的工作，聊量化投资，聊AI，聊他父母的身体，聊西安的变化。唯独聊到路易吉，我能感受到，他在刻意回避。James告诉我，上大学后，他和路易吉还见过几次，在不同阶段聚过。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在2023年初。他说那次见面时，已经隐约觉得路易吉有些不一样了，变化很大，也更愤怒了。但他没有往下多说。

2024年枪击案的事一出，美国很多媒体都找到James公司去了，他全部拒绝了采访。

我能理解。他大概是所有同学里看到新闻最震惊的那个，但他不好揣测，更不好多说什么。这也让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离得近就一定能回答的。就像《混沌少年时》里那个男孩伤害同学的行为，朋友解释不了，旁人解释不了，也许连家人都未必解释得了。

如果我现在再次遇见路易吉，我很想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或者问题更简单一点，“你的梦想是什么？”

16岁时他在镜头前谈论自己的机器人算法，眼神清澈。那时候他一定有过梦想。我想知道那个梦想还在不在，什么时候变了形状。同样，我也想知道James的梦想，关于他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许下次见面我会问问James。

今天回看，我会觉得，《少年梦》最后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中美教育的对照，也不只是会宁和巴尔的摩、门和墙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三个少年后来各自走到了哪里。

路易吉当然是最刺眼的那个。

在所有人里，他最不像是会出事的那种孩子。家境、学校、能力、气质，所有东西都在告诉你，这应该是一个会顺着精英路径一直往前走的人。可偏偏是他，走到了最极端，也最失控的地方。所以这件事对我的冲击才会这么大。

路易吉与同学一起调试机械装置。王杨摄

麦生是另一种。

他不是没有努力，不是没有走出去过。他从会宁那扇门里挤出来，看到了另一边的世界，也在那个过程中长出过自己的判断。只是后来，现实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想象的那样展开。这个过程，有很多个人原因，但也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样，每次想到他，我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疼。

从世俗意义上说，James像是标准答案，成功、稳定、路径清晰。但我反而会想，如果一个人按照这条路，把所有该完成的都完成了，然后呢？这条路当然能带来安全感，带来秩序，带来非常稳妥的未来，可它是不是就足够回答一个人全部的人生问题？成功本身，未必能回答一个人最终要怎样理解自己、怎样理解这个世界。

我偶尔也会好奇，在这条标准路径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些不那么标准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我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们谁走得更高，谁更成功，谁更接近“标准答案”，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有没有慢慢长成一个更完整的人，有没有找到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未必有答案。

当年拍《少年梦》的时候，我和合作的一个制片人朋友在创作上有争论，当时他问过我一句话，“王导，你现在还真的相信纪录片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吗？”我说我相信。只是我现在更清楚，相信不等于期待立竿见影，往往是在很多年后，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方式，改变着很多人的想法或者看世界的角度。

这部纪录片因为种种原因，暂时被封存在片库里，我理解，也接受。现在重看那些素材，恍惚间，我又看见那群鲜活的少年，他们真心实意地爱过这个世界，渴望过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保护隐私，文中James、麦生为化名）

手账 | 如何选择一本手账

2026-06-25T04:12:48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24 min

老夫聊发少年狂，手账十二年生突然坐起来写了这一篇，希望对大家有用。

手账是什么

中文中的“手账”是一个外来词，来自于日语“手帳”（てちょう），直译过来就是“笔记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搜“手账”一般搜到的是带有精美装饰的笔记/日记书写，或者无文字的胶带拼贴，非常强调装饰感，但是装饰不是必要条件，主要是纯文字和实用性太强的，大家一般也很少拍照发小红书。

我理解的手账是由手账术（方法）和手账本（载体）组成的，因此二者我都会在此介绍，篇幅原因，这篇博客中只提及简单的大纲脉络，具体介绍可以在文中提到的相关视频、帖子里对应补充观看。搜索我给出的关键词也可以找到更多信息。

至于到底是“手账”还是“手帐”，知乎有一个回答做了相关辨析，我会在本文中使用“手账”来进行称呼。

这一段应该是一些叠甲的部分但是我懒得说了请大家意会，因为博客暂时还不打算开留言板，如果有修正和补充意见，欢迎在 Mastodon 发布串上和我聊天。

常用的手账术

手账术不受具体的载体限制，是“写手账的方法”。
常见的手账术有以下几种，但先声明：不按这些方法写手账也完全没问题，我是手账定义原教旨派的，写在笔记本上就是手账，找张草稿纸列一下思路也是手账。

Morning Pages（晨间笔记）：来源于作家 Julia Cameron《The Artist’s Way》的一种手账术，每日起床后拿出纸笔，随心所欲地书写约3张 A4纸的内容，期间不对大脑流淌出的内容做任何编辑、修改，评判，是用于清除大脑杂音、理清思绪的一种书写方式。
我试着写了30天的晨间日记——I tried writing morning pages for 30 days
【中英+文稿】我尝试「晨间笔记」30天后发生了什么？

Gratitude Journal（感恩日记）：来源于积极心理学运动的一种心理练习，方法是每天坚持写下3-5件让自己感到快乐和感恩的事情，将注意力从焦虑紧张转移至观察美好的生活细节，通过关注正面体验来重塑大脑的注意力偏向，提升主观幸福感。
如何写感恩日记，以及坚持写下去的5个关键点

Five Minute Journal（五分钟日记）：一种更简单的正向日记形式，通过每天早晚各抽出2-3分钟，回答固定的问题来构成当天的日记，比如早上为“今天我感恩什么？今天怎样能过得好？每日肯定语”，晚上为“今天发生的 3 件好事、今天怎样可以过得更好？”减少写日记的摩擦力，降低书写门槛。
巨人的工具｜晨间日记｜五分钟日记

一行日记：以上内容的更简化方案，每天只用一句话来记录当天最重要的一件事，通过长期坚持来看到日积月累的变化。

Bullet Journal（子弹笔记）：来源于 Ryder Carroll 的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日程管理/任务管理系统，通过系统、简洁、统一的手账书写方式实现专注目标。
子弹笔记是什么？Bullet Journal 新手怎么做？干货 BUJO 体系介绍
 ［手帐术］“子弹日记”使用指南｜how to bullet journal

Done List：Todo List 的另一面，列出“今天我实际做了什么”来对抗“今天我什么都没做”的错觉，回顾已完成事项来获得成就感。
为什么我建议你把 TO DO LIST 和 DONE LIST 分开做？

常见的“手账术”还包括有康奈尔笔记法、涂鸦日记、清单日记等形式，这些要么更为偏向于学习笔记，要么一见既明，或者相对小众，就不多做展开了。自我觉察方向的生命之花、曼陀罗思考法等也可以作为手账的书写方法。

常见的手账内容

在“术”之外，常见的手账内容还包括以下三类（分类不严格，大概看看）：

生活管理：如习惯追踪（饮食、心情、健康、运动等）、财务手账、时间记录（追踪每天的时间使用）等
生活记录：如一日一页（两日一页、一周两页等）日记、旅行手账、兴趣手账（如书影游、美食）、宠物手账、专题手账等
项目管理：如工作记录、日程安排、年月周复盘、学习笔记、灵感知识管理等。

并不是每项内容都要用单独的本子来记的，有一种手账写法叫作 All in One，也称为一元化手账，简单来说，就是把所有内容全放进一个本子里。

常见的手账版式

这里的手账版式，是指“市面上贩售的手账本中，常见的印刷版式”以及相关变种，也会介绍出售这些经典版式的部分经典产品。

基础版式：方格、点阵、横线、竖线、法文格。

一日一页：即“一天书写一页”的手账版式，大部分用于日记写作，最有名的一日一页手账厂商可能是日本 Hobonichi，其设计的一日一页版式一度领跑手账市场。常见的一日一页一般以全年本（一本为一年的书写量）和半年本（一本为半年的书写量）为主。一般设计好的一日一页手账也会包括下面的周计划、月计划，以及各家品牌自己设计的书写模块（比如 Hobo 有 List100，有的品牌会有复盘页等），是真正一本用一年的全能手账本。
买了 Hobonichi 手帐6年，聊聊使用感受 | all-in-one 手帐使用分享 | Hobo 适合谁？

相关的变种有：一日两页（Midori 的 hibino ）、两日一页（现在稳定出的好像只有 Youthwill ）、竖线格内页（博文馆当用日记）、时间轴居中一日一页（国誉自我 Days ）。以及自填式一日一页（Midori 的余白）。

周计划：一般分为横版周计划和竖版周计划两种，横版周计划是将一页横向等分为七天的版式，有的会在右侧设置空白方格页（一周两页），用于扩充书写，经典产品有 Muji 周计划、Hobonichi weeks ，以及（应该是）这种版式的鼻祖 Nolty 能率。竖版周计划就是把版式调转90°，一般是两页一周，大部分会伴随时间轴模块，比如经典的国誉自我，堪称 J 人军训，我还非常喜欢 Nolty 能率的 Eric 周计划，是竖式周计划里比较特别的一个版式，具体介绍可以看这个视频的十二分钟左右。

还有一种周计划的变体叫作“八分格（或者八宫格）”，这种版式是把纸张八等分，每个格子为一周中的一天，相对于传统周计划偏向效率、工作的风格，显得更加生活化。这种周计划做得比较有特色的是 Pal 手账，融合了 Bujo 的思路。

月计划：就是常见的月历格子，用法很多，变种是活页近年流行的“年奏折 ”款，是一种把全年的月计划放置在一张折页中的版式。另外还有一种本子叫存折本，是单独成册的月计划本，做得比较像存折，现在主要是 Crena 家在售卖。

五年日记：顾名思义是将五年的内容放在同一本本子中的设计，也有品牌出三年甚至十年的版式。出这个品类的品牌非常多，比如 Marks、高桥、灯塔、Hobonich ，选择面很广。

另外，以上所有版式都有“自填日期”和“固定日期”两种设计，前者将日期部分留空，适合更随性、频率不固定的书写，后者则售卖时已经印刷好了日期，适合每天固定记录，或者希望日记“推自己一把”的使用者。

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只看个人习惯。如果一开始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或者不打算每天都写，自填会更灵活，也不会有一段时间不写就开了大片天窗要补的压力。固定日期则更有整体感，一年一本写久了之后，摆在书架上非常规整好看。

如何挑选一本适合自己的手账本

我会在这个板块介绍手账本的基础种类、尺寸、品牌、纸张以及我个人向的一些推荐。

定页、活页

看到一本手账本，最直观的第一个区分，就是“定页”和“活页”，前者以 Hobonichi、Moleskine、Marks、灯塔、Midori 、国誉自我等一系列品牌为代表，后者的出名品牌有满乐文、 Plotter、Filofax、Gillio、Roroma、Knox 等。其中，定页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一种是 Hobonichi 式的"内芯 + 书衣"分体设计，二者分开贩售，使用者可以自由搭配。另一种就是传统的自带封皮的本子，比如 Midori 余白、灯塔本等。活页内部也可以继续细分为以如国誉塑料环、满乐文 PUO20孔活页环为代表的轻量、平价产品，以及以使用金属六孔活页环为主的高端皮具手账。

定页与活页之中主要的区别就是“整体性”和“灵活度”。写定页如写书，一体感很强，写完很有成就感，尤其是一日一页，一年一本，缺点就是难增减纸页、容易追求整本的完美，以及往往写完一本的时间跨度很长，中间一直使用同一个版式和用法，比较考验耐性。活页则可以自由地根据需求混搭纸张和版式，随时抽取、插入、重排页面，也可以将生活中的素材打孔入册，进行装饰，缺点是可能太自由了，反而难以下手，写完的内页较难收纳，以及活页环客观上存在硌手现象。

在定页和活页之间，还有一个产品叫做 Traveler’s Notebook （旅行者笔记本，TN）‌，这是一种以一张封皮、几根松紧绑绳、数本替换内芯组成的手帐，它既有定页的整体特性，又通过自由组合不同款式的轻薄内芯，兼具了活页的灵活多变，也非常非常受欢迎。

尺寸

在讲尺寸问题之前请来和我念一段绕口令：活页的 A7是定页的 B7，活页的 A6不是定页的 A6，定页 A6是活页的 A6奇葩，活页 M5是国标 A7。

——所以说手账人祈愿天降秦始皇统一手账尺寸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呼唤

全面介绍手账尺寸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为了防止绕晕所有人，这里只介绍使用最广泛，相关产品最丰富的几种，

定页尺寸：定页最常用的是 A5和 A6，直观认知很简单，A4纸沿长边对折是 A5，再折一次是 A6。如果把 TN 也划进定页范畴，那么将 A4纸沿长边三等分，其结果近似于 TN 标准版（高度一致，宽度窄1cm，活页中这个尺寸叫 A5Slim），TN 护照本则是国标 B7尺寸，它之所以叫护照本，就是因为它和护照一样大。

活页尺寸：手账尺寸复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活页纸尺寸复杂，手帐品牌人为规定了一些尺寸和名称，国内引入后又有各种各样的误用和变体。其中流传最广的误用是 Filofax 的 Personal 尺寸，不知为何国内一直管它叫 A6，导致真正的国标 A6尺寸只好改名叫 A6奇葩（奇葩有点难听，因此也叫 A6正统）。然后，在 Personal 尺寸的纸张高度下，又有不同的宽度变体，由窄到宽，它们分别是 Slim、FC、PW、方方子（HB）……
好了还是不说这么复杂，活页最常用的尺寸是 M5、A7、Per，M5很好理解，还记得刚刚对折好的 A6吗，再对折一次，就是 M5尺寸。A7基本相当于护照尺寸，也叫作 mini6（M6），或者 Pocket 尺寸（其实三者有微妙的尺寸差异，但不重要）。Per 也叫做 Bible（圣经、圣书）尺寸，也可以拿 A6纸来比划一下，在 A6的基础上再高约2cm，窄约1cm，就是了。

一开始只需要了解以上尺寸就可以，需要深入全面认知手帐尺寸以及尺寸之间的联动可以看以下笔记图片，作者是小红书@ 青藤小笺，小红书很难外链，因此在征求作者同意后我来直接贴图，

请点击折叠区域观看，瀑布流图片点击可以放大↓

以及这篇笔记是26年4月2日出的，现在是6月，最近手帐圈还在流行两种尺寸形式，分别是 TN 新出的卡片尺寸（差不多名片大小）和看起来逐渐统一为 M5大小但只打三孔的上翻本……好了我打住。

更为懒人，且缺乏概念的选择方法是：
定页首先选择A6，这是一个书写面积不太大，负担不太重，又不至于无法拼贴，非常精致的尺寸，也是各个品牌的主力尺寸。如果写了一段时间觉得太小，换成A5，还是有点大，换护照本。
活页方面，如果有日记记录或者读书笔记之类的需求，首先选择Per尺寸，生活追踪管理（打卡等）则从A7开始下手。再根据喜好更换。

形式承载内容，不同大小的纸张带给人不同的书写感受，因此手账人才在各个尺寸之间反复横跳，希望找到最切合自己需求的那一种。

品牌与纸张

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往往手账品牌和选纸是密切联系的，如 Hobonichi 几乎成为52g 巴川纸的代名词，Midori 的 MD 纸、国誉的 MIO 纸也是品牌声誉的一部分。

Hobonichi ：最有名气的手账品牌之一，主打的是“一日一页”设计和“书衣+内芯”的拆分结构，纸质为52g 巴川纸，在国内设有官方旗舰店。每年七八月份 Hobo 开始放出新书衣情报，昭示着新一年手账季的开始，经常被戏称为“手账圈过年”。但近年来因为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以及上海新本皮展览时的相关宣传，在国内口碑下跌很厉害。
新人科普向：Hobonichi 101 （注意这是2017年的视频，已经十年了，从2024年开始 Hobonichi 更换了用纸，从往年的七号机巴川纸更改为三善巴川纸，其写感和纸张特性也变化了许多。产品线也有变更，比如增加了无日期产品 Day-Free 和一体型的轻薄本册 Hon 系列等等。自从 Hobo 开了大陆官方旗舰店，不再支持大陆直邮，从2027年开始不再销售中文内芯。）

Midori ：大名鼎鼎的 Midori，综合型文具厂商，经典产品为自填式一日一页余白、一日两页 Hibino、以及各种使用 MD 纸的文具本册。买多了各种文具经常会觉得 Midori 无处不在，比如 TN 的原身其实也出自 Midori 家，曾经是 Midori 的主力系列，后来独立成为单独的品牌

Traveler’s Notebook ：旅行者手账，使用泰国清迈出品的植鞣牛皮（疯马皮），以“一用一个坑，打开就有痕“为典型特色，经年累月之后，皮质色泽会变得油润而有光泽，使用痕迹也会逐渐包浆，其变化非常迷人。本册本身有介于定页和活页之间的奇妙使用体验，可以通过自由组合不同的内芯来贴合需求变化。

Plotter ：其实可以把 Plotter 和 TN 放在一起看，这两个品牌都是 Midori 的母公司 Designphil 旗下，也都成为了手账圈的“专有名词”：TN 推出后，凡是21x11cm、12.5x8.8cm 的本子，都被叫作 TN 本，Plotter 推出后，在一张皮上装上背板和活页夹即成册的款式，也都被叫作 Plotter。它最大的特色也是这个极致简约的板型，抛弃活页本的常规收纳结构，使用11mm 的小尺寸活页环，换来的是可以完全平摊的绝佳手感和轻巧便携。
独家专访 PLOTTER 主理人：他是如何拿走我们手帐 er 的钱包的？

国誉：同样无所不在的国誉，很难想象有人没用过国誉的文具，品类超多，功能性超强，经典产品是 Campus 笔记本、淡彩活页本、测量野账本、各种各样的联名本以及上文提到的时间轴手账国誉自我。特色纸张是 Campus 原纸和 MIO 纸，以及国誉自我用的纸张 THIN PAPER 纸。顺便一提如果想买平价活页一定要看看国誉，不仅是品类全面，他家的淡彩曲奇活页本是真的环不硌手，特别适合学生笔记。
超全！13种国誉本册纸质测评
 20多种超全国誉活页纸合集&选购指南

Nolty 能率：“商务手账的元组”，率先把“时间轴”的概念引入了日程管理，其特有纸张 NOLTY Paper 纸质也非常好，这家非常擅长做月计划、周计划的本册，几乎所有的需求都能找到对应产品，而且打起折来特别便宜，不在乎日期过期的话，经常能买到十几块钱一本的本子，什么半价、三件四折、买二送二，堪称清仓打折的神，原价买它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Pal 手账：以上都是日产品牌，写一个我比较有好感的国产品牌吧。看到这里应该有人注意到了，本篇博客大部分的链接视频出自 UP 主不是闷，Pal 手账即是她设计并出品的八分格手账，相对兼顾了轻量效率化和生活记录，巧思很多，属于是确实考虑到了各种记录痛点的独特设计。

Crena 、水上书、猫头鹰工作室：最后是三家……纸商，手账对用纸要求很高，大部分都要求在轻量的同时能够承载钢笔墨水，近年来国产纸商异军突起，售卖各种规格和克重的纸砖、活页内页、定页本册，是大牌手账文具商之外的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三家中，Crena 和水上书在售纸的同时，也售卖 Weeks、五年日记等本册，猫头鹰工作室基本只卖纸和基础印刷本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家看起来目前都不具备自产纸张能力，大多是和纸厂合作研发或者订购纸张，所以品名经常会改来改去，一些口碑较好的纸也很难长期稳定售卖，所以建议购入前多看测评，判断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

手账品牌众多，篇幅所限，这里只能介绍其中一部分。出色的手账品牌还有很多，例如定页有Stalogy，代表产品是365Days 手账；德国灯塔，使用80g 无酸纸，拥有与 Ryder Carroll 官方合作的 Bullet Journal 系列专用本；意大利 Moleskine，经典的黑色绑带笔记本，有大量 IP 联名。活页有 Filofax，活页手账鼻祖，品类多样，设计经典；Knox，日本第一个制作高端商务皮革手账的品牌，鸣叫系列完全手工制作，现在只能抽选，一本难求（顺便一提 Plotter 是它的子品牌）；Roroma，如宝石般的封面设计；Ashford，一举开启了 M5等小型手账的风潮；Gillio，比利时品牌，主打“养本”的皮革韵味……不胜枚举，发掘和尝试不同风格的本册正是玩手账的一大乐趣。

最后，到底买哪本？

写到这里我几乎已经把手账的所有维度都理了一遍，终于可以面对标题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如何选择一本手账？”

我的观点是：希望挑选一本（唯一的）（精密、精确地符合自己需要的）（使用了就不更换了的）手账本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君不见，每年从十月份（有可能也是八月份）开始到次年六月份，手账圈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介绍我下一年的手账体系”“回看我今年手账体系的使用情况”。足见在写手账这件事上，人心变化之快、需求与创造需求之蓬勃、我以为我会写幻象之频发、我不写我就是想买意愿之坚定。

手账的选择，是一种非常私人，非常定制需求化的事情，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也很难说真的会有某个本子完全切合使用者的需求。在使用手账的过程中，发掘自己真正想要的，在和本册磨合的过程中，意识到还可以怎样去写，不断更换、调整，一年一年地迭代自己的“手账使用体系”，这个过程，亦是对自我不断深入、觉察。因此，一本“完美的，不需变更的”本子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找到的是一本“现在可以开始写，我现在想要写”的本子，然后——开始写。

鸡汤说完了现在开始说具体操作。我们分以下几个维度来考虑这件事。

写什么：只打算写日程的可以选纯周计划，希望在周计划之外加点记录性内容的选一周两页 weeks，对时间记录和规划要求高的选时间轴本，生活记录选一日一页，书影游音等专题项目可以选纯基础版式。

在哪里写：非学生党如果带出家门比较多尽量选 A6以下的小本，学生党主要写课程笔记的建议用 A5以上大本。对重量要求不高，主要在家写的话可以上较厚较重的全年本册，移动场合比较多，又需要随时掏出来记一笔，TN 可以拆分本册单独带出门，活页可以只带几张纸。

用不用钢笔：大部分品牌纸张都有人测评各种笔的书写感受，中性笔基本在所有纸上都能写，钢笔可选范围就要窄很多，如果还要使用荧光笔、丙烯笔、水彩笔等笔具，就更加考验纸张的承载能力。

预算：大部分日系手账的价格都在百元以上，活页皮具经常飙到四位数，虽然这并不说明手账是一种奢侈的爱好，毕竟平替也有很多，但先考虑好价格总不是坏事。

在考虑过以上四个维度之后，如果还是不知道什么手账适合自己，又或者还是在定页活页、某些手账尺寸之间游移不定，我的建议是直接开始写：先找几张纸出来，裁成自己犹豫的尺寸，画成自己想要的版式，或者先买一个最便宜的，写上一个月之后，自然而然，心就会给出答案——实在不行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毕竟哪个手账爱好者家里没有新欢旧爱七十二妃。

最后：真的想不明白了先买了再说的懒人之选：想尝试 TN 本买本子事多，想尝试活页和各种尺寸的基础定页本册买 Crena，拼多多有低至五块钱包邮的 M5和 A7三折 PP 收纳夹，以上都可以在五十块钱内搞定，然后从 All in One 开始写。

补充页：一些小 Tips

关于手账装饰用品：手账最常见的装饰品是贴纸、胶带、便签、印章，其中，胶带和便签很难用完，都可以购入分装，分装有几个渠道，一者是淘宝分装店，基本会在原价上加个1-2块钱。二者是私人自己拼团，手工费大多一毛到五毛，最便宜，但往往等待到货、发货较长，也有团长跑路的风险。还有一种渠道是各地如火如荼的手账集市，经常店主会自行分装混装售卖，也是不错的选择。
关于手账打折：Hobonichi 过期手账大促会打折，能率如上文所述经常折到清仓大甩卖，Midori 的本子如果提前跟团购买，经常也能拿到不错的折扣。
关于手账售卖时间：大部分品牌会在前一年的六七月份就开始售卖下一年度的手账，到了九十月几乎所有品牌都已经上新，所以观察和售卖日期型手账要趁早，有一些品牌过了上新的这一阵会比较难买。同时，日系日历卖的也特别早，基本五月就会开始上下一年的日历，过了上新期，基本就只能看看大团长的余量。
关于日期型产品的开始时间：日期型手账大部分分为从一月开始和四月开始两种，也有从九月开始的，这么设计的底层逻辑是因为四月是日本新学年开始月，九月是其他地区的新学年开始月，可以覆盖一整个学年。
关于空窗：所有手账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补手账空窗，补和不补都挺好的，没人规定手账必须天天写，没必要为此感到焦虑，实在不行往上贴点贴纸盖上。
关于买太多写不完：正常的，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我写不完我就是想买也是一种人性的修行，也没必要一定要想办法充分利用旧本子，就让它呆那儿吧。
关于活页设计：相对于定页，活页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定制，设计和采用自己想要的版式，除了各家品牌功能型内页（比如 Ashford 有 Memorist ），还有如 Diyfish 、二十四葵等等个人博主自制设计售卖的版式，自己设计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推荐 Liberty Planner 这个网站，提供手账的全尺寸适配和智能拼版功能，非常好用。
关于纸张克重：由于全年本的存在，手账爱好者很多会追求轻量纸，但要注意的是，由于物理规律，纸的克重越低，就越会透到背面，比如我目前知道最轻薄的纸是猫头鹰工作室的光瓜栗，42g，从大量返图可以看出基本只能单面书写。另外，如果有打印需求也要格外注意克重，我个人的经验是低于68g 都很难自动双面打印了。
关于圆珠笔：Hobonichi 喜欢送圆珠笔，各种模块笔也很多是圆珠笔，但圆珠笔的油沉淀后会透到背面，建议慎用。
关于定改活：即定页改活页，一种手账玩法，大部分是 TN 改 Plotter，护照本加一个11mm活页环即是 A7活页，标准本加一个11mm活页环是 A5Slim 活页。另外还有一种玩法叫作定活两用，方法是在定页本册上加一个活页插板，或者在活页本中侧插一个定页小本，可以同时在一个本皮中使用定页与活页。
关于活页打孔：活页孔美学，小孔纤细秀美，大孔更容易翻页，一般来说，A7以下活页本打4mm 孔，Per 尺寸以上打5mm 孔，被使用最多的打孔器应该是可得优的六孔和三孔打孔器，Crena 有一体成形不用对尺寸的打孔器，适合懒人，本子事多和可得优还有个联名打孔器，打出来的孔是小猫头。

深度长文：谷歌巨资建造的大型数字图书馆，为什么只能封存吃灰？-36氪

2026-06-24T16:51:19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30 min

编者按：这可能是谷歌成立以来最让人无奈的项目了，前后耗时8年，花费了4亿美元，将2500万本书数字化，最后只能被封存起来。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该项目的前因后果，以及其面临的重重阻力。文章由36氪编译。

一、

只需要点击一下，你就能获得几乎每一本已出版的书的全文。除了正在印刷的书你必须付费购买。其他所有的书籍，你都能一个比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乃至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都要多得多的“图书馆”中看到，而这个图书馆将会为所有的地方图书馆提供免费访问终端。

在终端上，你可以搜索数千万册图书，阅读你找到的任何一本书的每一页。你可以做标记，进行注释，并分享它们;这是第一次，你可以在浩瀚的印刷记录中找到一个想法，然后通过链接直接发送给其他人。书籍将会像网页一样，成为即时可用、可搜索、可复制-粘贴的。

这让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千年来, 人们一直在谈论建设一座世界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馆长理查德•奥芬登（Richard Ovenden）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或一个机构里能收集到所有已发表的知识是有可能的。”2011年春天，我们似乎把它建在了一个小得足以放在书桌上的终端上。

“这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可以成为教育、研究和知识再创造的催化剂，”当时一位热心的观察者写道。

然而, 当年3月22日,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e)(2)条的规定, 那份能够解锁一个世纪有价值的书籍、并在全国范围内向图书馆提供接入终端的法律协议，被纽约南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法院驳回。

当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毁时，被人们称为是一场“国际灾难”。但是，当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文学科项目在法庭上被废除时，学者、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侥幸避免了一场灾难。

二、

2002年,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坐在办公室里, 手里拿着一本300页的书和一个节拍器。谷歌想要秘密扫描世界上每一本书，这个项目的代号为“Project Ocean”。

佩奇想知道扫描100多万本书需要多长时间，所以他从一本身边的书开始。他和梅耶尔用节拍器来保持一种稳定的节奏，完整的翻阅了这本书。他们花了40分钟。

佩奇一直想把书籍数字化。早在1996年，最终成为谷歌的学生项目——“爬虫”（crawler）——可以对文档进行整理, 根据用户的查询进行相关性排序——实际上就是“建设一个单一的、集成的、通用的数字图书馆开发技术”想法的一部分。具体来说，这个想法是，在未来，一旦所有的书籍都数字化了，就能绘制出它们之间的引文，看看哪些书被引用得最多，然后利用这些数据为图书馆读者提供更好的搜索结果。但是，纸质书仍然占据着主流。佩奇和他的研究伙伴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利用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网页，提出了他们备受欢迎的想法——引用次数。这也就是谷歌搜索引擎的基础之一。

到了2002年，佩奇觉得回到书本上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但是考虑到这个40分钟的数字实在是太长，他找到了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学, 也是书籍“扫描-数字化”领域的领先者，想知道最新的大规模数字化书籍的技术是什么样的。密歇根大学告诉佩奇, 按照目前的速度, 将其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数字化——700万册——大约需要一千年的时间。不过，佩奇现在也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他回答说，谷歌可以在6分钟内完成一本书。

他向密歇根大学的图书馆提出了一个协议：让我们借你所有的藏书,，我们会帮你扫描。你最终会得到一份关于所有藏书的数字化拷贝，谷歌最终将获得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大量数据之一。布林是这样描述谷歌对图书馆图书的欲望的:"你拥有数千年的人类知识, 而且可能最高质量的知识都藏在书中。"如果你可以把所有被锁在纸上的知识输送给搜索引擎, 你会怎么做？

到2004年, 谷歌开始扫描。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 在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数十个图书馆达成交易后, 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佩奇的预测：一共扫描了大约2500万本图书。他们花费了大约4亿美元。这不仅是技术上的一项壮举, 也是物流领域的一项壮举。

三、

每个工作日，装满书的半挂卡车都会停在指定的谷歌扫描中心门口。在谷歌的山景城园区一个改造后的办公大楼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正在被“吞下”。书是从卡车上卸下的，放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那种手推车上，然后推到坐在几十个灯火通明的扫描站之一的人类操作员那里，六到八英尺排成一行。

这些扫描站使用的扫描仪器与其他的普通设备并不一样，全是由谷歌定制的。使得每个人都可能以每小时1000页的速度将书籍数字化。书将放在一个特殊设计的电动支架上，能够自动调整书脊，并固定好位置。在上面，有一排灯和至少价值1,000美元的光学设备，包括四个摄像头，其中两个负责拍照（每个负责一半）。还有一个测距激光雷达, 在书本表面覆盖了三维激光网格, 以捕捉纸张的弯曲程度。人类操作员会用手翻页，然后用脚踩下踏板，摄像头就会拍照。就像对着一架奇怪的钢琴演奏一样。

这个系统如此高效的原因在于, 它把大量的工作留给了软件。按照传统的图书扫描系统的方法，在拍摄照片之前，为了避免传统的图书扫描系统出现延迟，要确保书籍的每一页都是完美地对齐和平整的。在谷歌的系统中，人工操作员只需要翻页就可以，De-Warping算法能够利用激光雷达提供的数据来将“粗糙”的图像转化成“完美”的样子。

在全盛时期，这个项目大约配备了50名全职软件工程师。他们开发了光学字符识别软件, 将原始图像转化为文本；他们编写了De-Warping和色彩校正以及对比度调整的程序, 使图像更容易处理; 他们开发了图书插图和图表检测算法, 并提取页码, 将脚注转化为真正的引用。而且, 也根据布林和佩奇的早期研究, 按相关性对图书进行了排名。“书籍不是网络的一部分，”丹•克兰西（Dan Clancy）说，他曾是该项目全盛时期的工程主管。“要理解图书之间的关系，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研究挑战。”

谷歌(Google)的其他成员痴迷于让应用程序变得更"社交化"—— Google Plus 于2011年发布——那些从事图书工作的人将图书视为旧时代的一个项目, 就像搜索本身一样, 只不过这些项目和谷歌"组织世界信息并使其普遍可访问和有用"的使命非常契合。

这是谷歌“登月计划”的第一个项目。在自动驾驶汽车和Project Loon之前。甚至一些做这个项目的谷歌员工也认为这是无用的。"他们会想，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项目上？"克兰西对我说。"一旦谷歌开始意识到它是如何花钱的, 那就像是, 等等, 你一年能挣4000万美元, 扫描成本每年5000万美元？在完成之前要花费三亿到四亿美元吗？你在想什么？但拉里和谢尔盖非常支持这个项目。"

2010年8月, 谷歌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称世界上有129864880本图书，谷歌要把它们全部扫描一遍。

当然, 结果并非如此。这个特别的登月计划项目落下了大约一亿册书籍。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但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听说谷歌从图书馆借阅了数百万册图书，扫描它们，并将它们归还——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时，作者和出版商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声称这是“大规模的版权侵犯”。

四、

谷歌开始扫描时, 实际上并不打算建立一个数字图书馆，这个想法以后才会出现。他们最初的目标是让你搜索书籍。对于有版权的书籍, 他们只会显示一些"片段", 只是一些关于你的搜索时用到的句子。他们把服务比作卡片目录。

谷歌认为, 创建一个卡片目录受到"公平使用"的保护,这个版权法原则允许学者摘录别人的作品以便讨论它。"公平和不公平之间界限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转变，"谷歌律师戴维•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表示，"是的, 当我们数字化的时候, 我们正在复制。但是, 因为一个术语出现在一本书里而找到这本书的能力, 与阅读这本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谷歌图书是一个与书籍不同的产品。"

但谷歌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反而“抢劫”了图书馆。这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复制一本书, 你必须有权复制它ーー你必须拥有该死的版权。让谷歌从美国的每一本书的大规模复制中脱颖而出, 这给了他们一个危险的先例, 这可能会让他们的版权变得毫无价值。一个名为作家协会的倡导组织和几个书籍作者, 代表有版权利益的人对谷歌提起集体诉讼。(一群出版商提起了自己的诉讼, 但在此后不久加入了作者协会的集体诉讼。)

事实上, 科技公司在发明新的内容分发方式时, 忽视知识产权的传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20世纪初期, “钢琴卷”的制造商忽视了乐谱版权, 并被音乐出版商起诉。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黑胶唱片制造商和商业广播的早期供应商身上。在60年代, 有线电视运营商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重播了广播电视信号, 然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代价高昂的诉讼中。电影制片厂起诉录像机制造商。音乐公司起诉KazaA和Napster。

正如蒂姆•吴（Tim Wu）在2003年的法律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诉讼的结果并不是版权所有人压制了新技术。相反, 他们达成了协议, 并开始从中赚钱。这通常采取"强制许可"的形式, 例如, 音乐家被要求把他们的作品授权给钢琴卷制造商, 但作为交换, 钢琴卷制造商必须支付固定费用, 比如每首歌两美分。音乐家有了新的收入来源, 公众可以在钢琴卷上听到他们最喜欢的歌曲。:"历史已经表明, 时间和市场力量往往能够平衡利益,"吴写道。

但是，即使每个人最终都能获得成功, 既得利益者也害怕被新技术取代。当录像机出来的时候, 电影公司的管理人员大肆抨击。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的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在国会作证时表示:"我要告诉你,录像机对美国电影制片人和美国公众来说，就像一个绞杀手。各大制片公司起诉索尼，称该公司正试图通过录像机来建立一个知识产权盗窃的业务。但是, 索尼案迫使电影业接受录像机的存在。只要复制设备能够"实质性的非侵权性使用"——就像观看家庭电影的人一样——它的制造者不应该为侵犯版权而承担责任。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将这款设备视为一个赚钱机会。一位评论员在2000年写道：“录像机是最赚钱的发明之一，对电影制片人和硬件制造商来说都是如此。”

仅仅花了几年时间，那些起诉谷歌的作者和出版商意识到，有足够多的中间地带让所有人都满意。特别是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绝版”图书上，而不是放在商店的货架上的图书时，这一点尤其明显。一旦你做出了这样的区分, 就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整个项目。也许谷歌没有夺走任何人的工作。也许谷歌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本绝版图书, 就像录像机一样。

如果这是真的, 你就不会真的想阻止谷歌扫描绝版图书ーー而是会鼓励它。事实上，你希望他们不仅仅是展示一些片段，而是希望将这些书作为数字化书籍来销售。绝版书籍, 从定义上来说, 是商业上的沉重负担。如果谷歌通过大规模数字化, 可以为它们创造一个新的市场, 那将是作者和出版商真正的胜利。"我们意识到有机会为这个国家的读者和学者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当时担任美国出版商协会主席的理查德•萨诺夫(Richard Sarnoff)当时表示，“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业的绝版书单列出来，做两件事：发现和消费。”

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目标, 诉讼本身——关于谷歌是否可以继续扫描和显示片段——开始显得微不足道。假设作家协会赢了: 他们不太可能收回超过法定最低损失的收益; 如果谷歌停止提供旧书片段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这可能会刺激需求的话。假设谷歌赢了：作家和出版商什么也得不到，所有读者都能搜索到绝版图书，但那就只能是片段——不能访问完整的文本。

换句话说, 原告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境地。他们不想输掉自己的诉讼, 但他们也不想赢。

五、

绝大多数绝版图书的基本问题在于, 谁拥有这些图书的版权并不清楚。40年前，作者可能与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图书协议;那份合同规定，在该书出版后，版权归作者所有，但要求作者发出通知，可能没有提及数字版权，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一些没有人拥有的纸上。

据估计, 在1923年至1963年间出版的书籍中, 大约有一半实际上是不受版权保护的, 只是没有人知道哪一半。当时的版权必须更新，而且通常有权利的人也不会费心去申请文件;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文件可能会丢失。弄清楚谁拥有某本书的权利的成本最终可能超过了这本书本身的市场价值。“让人们去研究每一本书，”萨诺夫对我说,"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 大多数绝版书籍都会被封存起来, 如果不是版权问题, 那么就是由于不便。

美国作家协会诉谷歌案的转折点是，其意识到，谷歌提供了一种完全避开这个问题的方法。作家协会是一个集体诉讼，在集体诉讼中, 被提名的原告代表整个集体提起诉讼(尽管任何人都可以选择退出)。

代表本案出版商的Debevoise & Plimpton的合伙人杰夫•库纳德(Jeff Cunard)表示:"如果你遇到了某种制度问题, 你可以通过一个集体诉讼解决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该机制会可以放弃所有过去的主张，并在未来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我认为这里的天才之处在于,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绝版图书问题的一种方式, 并将它们从那些肮脏的角落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种黑客行为。如果你能让全阶层同意你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能说服法官批准你的解决方案ーー这是法律规定的一步, 因为你想确保阶层代表的行为符合阶层的最佳利益ーー那么你就可以一下子解开“绝版书籍模棱两可的权利”这个难解之谜。随着集体诉讼的解决, 作者和出版商实际上会对谷歌说:"去吧。"

当然, 他们必须得到一些回报。这就是聪明的地方。解决办法的核心是对绝版图书实行集体许可制度。作者和出版商可以随时退出他们的书籍。对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来说, 谷歌将有很大的自由去展示和出售他们的书籍, 但是作为回报, 63% 的收入将由一个名为“图书版权登记处”的新实体托管。其工作是在权利人站出来时向他们分配资金;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部分资金将用于查明谁实际拥有这些书的版权。

"图书出版业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行业, 个人作者也不会从绝版书籍中赚到钱,"库纳德对我说。"并不是说他们会用谷歌图书和图书版权登记处制造大量美元,但他们至少会因此得到一些报酬。而且, 大多数作者实际上希望他们的书籍能够被阅读。"

后来被称为谷歌图书搜索修正协议的数量达到165页, 附录超过12页。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敲定细节。萨诺夫将谈判描述为作者、出版商、图书馆和谷歌之间的"四维象棋"。"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他对我说,"我的意思是, 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每一个人——都认为,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将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最终, 这笔交易让谷歌陷入困境，损失约1.25亿美元, 其中包括一笔一次性的4500万美元支付给它所扫描的图书的版权持有者——大约每本书60美元、以及出版商的155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还有3000万美元给作者、3450万美元用于创建图书版权登记处。

但它也为新释放出来的绝版图书该如何展示和出售设定了条件。根据协议, 谷歌将能够提供一本书最多20%的预览, 以吸引个人用户购买, 并且可以提供可下载的副本供出售, 价格由算法决定, 或由个人权利机构决定, 售价最初从1.99美元到29.99美元不等。所有绝版书籍将被打包成一个"机构订阅数据库", 出售给大学, 在那里, 学生和教师可以免费搜索和阅读所有的藏书。在4.8(a)中, 协议用平淡无奇的法律术语描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公共设施的创建, 即将在终端机上向全国各地的地方图书馆提供"公共接入服务"。

整理这些细节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来诉讼和谈判, 但是现在, 在2011年, 有一个计划——一个看起来对在座的每个人都同样有效的计划。正如伯克利大学法学教授萨缪尔森当时在一篇论文中所言:"因此, 拟议的解决方案看起来像一个双赢: 图书馆可以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图书, 谷歌将能够收回它的投资, 作者和出版商将从那些收益率为零的图书中获得新的收入来源。立法也没有必要受到该结果的影响。"

她写道，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冒险的集体诉讼。”但在她看来，这正是它失败的原因。

六、

作家协会提交修订后的和解协议使得案件成了头条新闻。这确实是件大事——将引发整个行业的振动。作家, 出版商, 谷歌的竞争对手, 法律学者, 图书管理员, 美国政府, 以及感兴趣的公众都在关注这个案件的每一个进展。当主审法官丹尼•钦（Denny Chin）发出呼吁，要求对拟议的和解协议作出回应时, 各方纷纷作出了回应。

那些在谈判桌上制定协议的人原本预计会遇到一些阻力, 但没有出现像萨诺夫所描述的那样会出现"恐怖的游行"。反对意见有很多种, 但出发点都非常相似: 解决方案正在将主动权移交给谷歌, 而谷歌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力量。"我们是否想要一个最伟大的图书馆，掌握在一个大公司手中吗? 甚至它能向几乎所有想访问图书馆的人收费?"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 · 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说。

达恩顿最初支持谷歌的扫描项目,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让他变得谨慎起来。他和其他一些人担心的情况是, 谷歌图书数据库也可能会出现与学术期刊市场相同的情况。一开始订阅价格是公平的, 一旦图书馆和大学开始依赖于订阅, 价格就会上涨。比如到2011年, 《比较神经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的年度订阅费甚至高达25910美元。

尽管像达恩顿这样的学者和图书馆爱好者对于打开绝版图书市场的前景感到兴奋, 但他们认为和解是在与魔鬼交易。虽然这将创造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图书馆——但代价是创造了（也许）最大的书店, 他们认为这会形成一种垄断。在他们看来,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来“解锁”这些书。"事实上,和解协议的大部分内容似乎符合公众利益,而且也限制了谷歌。"伯克利法学教授帕梅拉•萨缪尔森(Pamela Samuelson)写道。

当然, 谷歌的竞争对手肯定对这笔交易感到不满。可以预见的是, 微软辩称, 它将进一步巩固谷歌作为全球搜索引擎的主导地位, 使其成为唯一一家能够合法开采绝版图书的公司。通过将这些图书用于用户的长尾查询结果, 谷歌将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谷歌对此反对意见的回应很简单, 任何人都可以扫描书籍并在搜索结果中显示出来——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今年早些时候, 第二巡回法院最终裁定, 谷歌对书籍的扫描和片段展示实际上是合理使用的。)

"有这样一种假设, 这会让谷歌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克兰西对我说。但他表示, 这些数据从未成为谷歌任何项目的核心, 原因很简单——网络上的信息量超过了书本上的任何可用信息。“你不需要去读一本书就能知道伍德罗•威尔逊什么时候出生。”不过，这些书籍数据对研究人员很有帮助, 也很有趣, "这是整个项目的战略动机，那些反对者所想的都是废话。"

就亚马逊而言, 它担心这个协议会让谷歌建立一个别人无法创建的书店。他们认为, 其他任何想出售绝版图书的人, 都必须一本本的书上明确自己的权益,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集体诉讼协议则让谷歌同时获得了所有书籍的授权。

这一反对意见引起司法部, 特别是反垄断部门的注意, 后者开始调查该和解案件。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声明中, 美国司法部表示, 此次和解将使谷歌在事实上垄断了绝版图书。这是因为对于谷歌的竞争对手来说, 想要获得相同的权利, 他们就必须要经历同样的奇异过程: 大规模扫描, 在集体诉讼中被起诉, 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司法部写道:"即使有理由认为历史可能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演,但鼓励故意侵犯版权和增加诉讼也不太合理。"

谷歌最好的辩护是, 反垄断法的全部意义在于保护消费者, 正如他们的一位律师所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获得某些东西的一种方法无疑要比根本得不到好。"绝版图书在网上完全无法访问, 现在有办法购买它们。这是如何伤害消费者的？一位密切参与和解协议的人对我说:"每个出版商都会进入反垄断部门说，‘亚马逊拥有电子书市场的80% 。谷歌只有0% 或1% 。这使得其他人可以在数字图书领域与亚马逊竞争。因此, 你应该认为这是有利于竞争的, 而不是反竞争的。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明智的。’但是他们好像在和一堵砖墙说话。这种反应是可耻的。"

司法部一直都不松口。在某些方面, 和解协议的各方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不管他们试图达成交易的"非排他性"程度有多高, 事实上这是一个只有谷歌才能达成的交易, 因为谷歌是此案中唯一的被告。因为想要在一个名为“作家协会诉谷歌的集体诉讼”中达成和解, 还要包括除了谷歌之外每一个想成为数字书商的公司的话, 都将会把集体诉讼机制推到崩溃边缘。

这是美国司法部一直在强调的一点。解决方案已经是一个延伸了, 他们认为: 最初的案例是关于谷歌是否能够展示它扫描过的书的片段, 而在这里, 你有一个解决协议超越了这个问题, 创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在线市场, 这个市场依赖于作者和出版商无限期地放弃版权, 而这些作者和出版商可能很难找到, 尤其是那些长期没有再版的书籍。"这是一种尝试,"他们写道,"利用集体诉讼机制, 实施远远超出法院在这一诉讼中的争端的商业安排。"

美国司法部的反对意见使得和解协议陷入了双重困境: 如果把重点放在谷歌上, 你会被指责为反竞争。试着打开它, 你就会被指责已经超出了集体诉讼方面的法律范畴。

起草这个和解协议的律师们试图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司法部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写道:"美国认识到, 美国标准协会（ASA）的各方正在寻求利用集体诉讼机制来克服法律和结构性的挑战，以建立一个强大而多样化的数字图书市场。尽管这个目标很有价值，但美国还是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以这种方式来使用集体诉讼机制太过遥远。"

最后, 美国司法部的干预很可能意味着和解协议的结束。没有人能够确定为什么司法部决定表明立场, 而不是保持中立。该项目的负责人丹•克兰西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反对者——不是谷歌的竞争对手，而是你认为会支持它的“同情实体”，比如图书馆爱好者、学术作家等等——最终说动了司法部。"我不知道如果那些唱反调的人不那么直言不讳, 解决方案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告诉我。"我不清楚，是不是就算图书馆、学者们、行业领袖不那么活跃，司法部也会参与进来，因为这可能是亚马逊和微软对谷歌的抱怨。"

无论动机如何, 美国司法部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裁决中, 丹尼 · 钦法官根据关于集体诉讼的规则作出的结论不是"公平、充分和合理的", 他背诵了司法部的反对意见, 并建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你要么不得不改变和解协议, 使之成为一种选择性安排——这将使其丧失效力——或者试图在国会完成同样的事情。

"虽然书籍的数字化和通用数字图书馆的创建将会使许多人受益,"丹尼·钦在他的决定中写道,"这样一来, 美国标准协会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七、

在“公平听证会"尾声, 人们发表了支持和反对和解的声音, 他问道, 好像只是出于好奇, 到底有多少反对意见？有多少人选择退出这个集体诉讼？前者答案是500多个, 后者超过6800人。

理性的人可能会对和解的合法性产生分歧，双方都有激烈的争论。而且观察家们并不清楚钦法官会站在哪一边。似乎逆转这一解决方案的是集体诉讼本身的反应。"在我二十五年的集体诉讼实践中,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会有这么多的反对者,"迈克尔•博尼(Michael Boni)表示。他是本案作家群体的首席谈判代表。这种强烈的反应很可能导致了司法部的干预，它使公众舆论反对这项协议，它可能导致钦法官决定要“杀”死它。毕竟, 他面前的问题是, 这项协议是否对所有成员公平。越多的成员走出来、他们看起来越不安, 法官就越会认为和解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如此多的人反对和解, 以至于表明他们从根本上相信了谷歌正在做的事情。帕梅拉 · 萨缪尔森（Pamela Samuelson）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是, 谷歌将能够销售她这样的书，而她认为应该免费提供。(根据和解协议中的条款, 她可以将自己的书的价格定为零, 因为“孤儿作品”和那些无法找到的作者们的作品，仍然会以一定的价格出售。)事后看来, 它看起来就像完美的敌人: 当然, 让书籍被提供总比把它们锁起来要好, 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将孤儿作品卖掉。萨缪尔森自己在论文中得出结论, 认为解决方案做得太过了。甚至写道:"如果不努力实现这一愿景, 那将是一场悲剧, 因为很明显, 这一愿景是可以实现的。"

许多反对者确实认为,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 而不需要通过一个集体诉讼来解决。在公平听证会进行的过程中，有一种说法是，将绝版图书的版权释放给大众数字化的做法更恰当，“这是国会的问题”，当和解协议失败时，他们指出美国版权局的立法提案在很多方面都是受到了它的启发，而北欧国家也有类似的尝试，以此证明国会可以在和解协议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当然, 近十年过去了, 这种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它没有什么吸引力,"库纳德对我说, 关于版权局的提议,"现在我不认为它会得到很多关注。"与我交谈的许多支持和解的人都说, 反对者根本就不现实, 他们似乎不理解世界上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他们觉得, 如果没有我们和这场诉讼,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锁所有这些书籍, 比如国会会通过一项法案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而且那个未来... 只要和工会达成和解, 就再也没有人在乎这件事了,"克兰西对我说。

"似乎不太可能有人会花费政治资本——尤其是在今天——试图改变图书的授权制度, 更不用说旧的图书了。对于国会来说调整版权法还不够重要,"克兰西说。"这不会让任何人当选。它不会创造一大堆工作机会。"针对谷歌的集体诉讼被证明可能是实现这种改革的唯一合理手段, 这并不是巧合: 谷歌是唯一一个有主动性和金钱的人, 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想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出版商的内部顾问艾伦•阿德勒(Allan Adler)对我说:"一个财大气粗的私营公司会为了所有人都想看到的东西买单。"谷歌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 不仅仅是扫描书籍, 还要挖掘和数字化旧版权记录, 与作者和出版商谈判, 为图书版权登记处买单。多年后，版权办公室的提案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因为它的内容与原来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由国会拨款资助。

我问了鲍勃 · 达恩顿（Bob Darnton）是否对最终的结果感到后悔, 他负责管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 在谷歌图书诉讼期间他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表示:"令我遗憾的是谷歌的退出"。他一直致力于另一个扫描图书馆书籍的项目，该项目仅限于没有版权的图书。他说:"我赞成对版权保护,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但要把图书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一个多世纪，让大多数美国文学作品不受版权保护,"他说,"我认为这太疯狂了。"

八、

在和解失败后, 克兰西告诉我，尽管最终赢得了作家协会诉谷歌案件的胜利, 并且法院宣布显示版权书籍的片段是合理使用的, 但谷歌几乎关闭了它继续扫描-数字化书籍的操作。

我觉得奇怪的是, 谷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数据库, 里面有2500万本书, 没有人被允许阅读它们。它就在那里。这些书就在那里。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建造这样的图书馆——他们说，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物——我们已经完成了让它成为现实的工作，我们将把它交给全世界，而现在，它的磁盘上有50到60个PB，只有6个工程师能看到它，因为他们是负责锁定这个项目的人。

我问过一个曾经拥有这份工作的人，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书呢？我想知道，要解锁它们会有多难。我们和一个拥有2500万本书的数字公共图书馆之间到底隔了什么？

你会遇到很多麻烦, 他们说, 但是你所要做的, 或多或少, 就是写一个单一的数据库查询软件。将一些访问权限打开。这可能只需要几分钟。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7/04/the-tragedy-of-google-books/523320/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你的 VPN 提供商不会为了你那 5 美元去坐牢 --- Your VPN provider won't go to jail for you for 5 dollars

2026-05-05T17:19:51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11 min

IVPN Blog>Industry Insights>Your VPN provider won't go to jail for you for 5 dollars
IVPN 博客 > 行业洞察 > 你的 VPN 服务提供商不会为了 5 美元替你坐牢

Industry Insights By Viktor Vecsei | Posted on August 18, 2023
行业洞察作者：Viktor Vecsei | 发布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

The phrase in the title is a common trope that comes up when VPN services are discussed. While this statement is technically correct, it can be misleading, as it implies that all providers handle law enforcement requests and prepare for worst case scenarios similarly, so their conduct cannot be a differentiating factor when you evaluate them. In this blog post we explain why competent service operators can avoid having to shar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you without facing severe legal consequences. The reasons laid out will also highlight why you are better off choosing a VPN service run by privacy activists who will prioritise principles before profits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标题中的这句话是讨论 VPN 服务时常见的一种说法。虽然这句话从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它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所有提供商在处理执法机构请求以及为最坏情况做准备时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因此在评估它们时，其行为不会成为区分因素。在这篇博客文章中，我们将解释为什么有能力的服务运营商能够在不面临严重法律后果的情况下，避免被迫分享关于你的敏感信息。文中列出的原因也将说明，为什么你最好选择由隐私活动人士运营的 VPN 服务，因为他们在困难情况下会把原则置于利润之上。

Let’s start with clarifying the statement in the post title: A VPN provider might face jail time for not complying with valid legal request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as per the rules of the jurisdiction they operate in. Since reputable VPN services operate in countries that rely on the rule of law for fighting crime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ose responsible for your privacy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mply when facing pressure from law enforcement, so they can avoid prosecution.
先来澄清一下文章标题中的说法：VPN 提供商如果不遵守其运营所在司法辖区规则下关于提供信息的有效法律请求，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由于信誉良好的 VPN 服务都运营在依赖法治来打击犯罪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负责保护你隐私的人在面对执法部门施压时别无选择，只能予以配合，这样才能避免被起诉。

We believe these observations apply to most VPN companies, however in every case, people running them have choices. Choices that prepare them for when law enforcement come knocking, in their conduct when responding to requests, and around reacting to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我们认为这些观察适用于大多数 VPN 公司；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运营它们的人都有选择。也就是在执法部门上门时如何提前做好准备，在回应请求时如何行事，以及在面对最坏情况时如何应对。

A list of things a VPN service can do to make sure that no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you, or your activities need to be shared with authorities:
VPN 服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确保无需向当局共享任何有关您或您活动的敏感信息：

Choose the right jurisdiction. If the country the service is incorporated in provides proper safeguards for running a VPN service, they can simply state they have no information to give when receiving a valid request. This is only possible if there is no legal requirement to keep any customer records or log their activities. This should be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VPN service, yet many continue to operate in jurisdictions that don’t fulfil these criteria.
选择合适的司法管辖区。如果提供该服务的公司注册所在国家为运行 VPN 服务提供了适当的保障，那么在收到有效请求时，他们只需声明没有任何信息可提供。这只有在不存在保存任何客户记录或记录其活动的法律要求时才可能实现。这本应是 VPN 服务的基本要求，但许多服务仍继续在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司法管辖区运营。
Have clear legal guidelines. If the jurisdiction choice is prudent, VPN services can simply ignore requests coming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they operate in, and might only reply to queries coming in the right format through the right channels. If interested parties want to receive any information, they can only do so if they have done the legwork, which might require jumping through legal hoops. Even if that happens, when the provider addresses other points in this list properly, they will have no information to provide.
制定明确的法律准则。如果管辖地选择得当，VPN 服务可以直接忽略来自其运营国家之外的请求，并且可能只会对通过正确渠道、以正确格式发来的查询作出回应。如果有关方想要获取任何信息，只有在他们先完成前期工作之后才行，这通常需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即便真的到了那一步，只要服务提供商在这份清单中的其他方面做得足够好，他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Know as little about you as possible. If your provider has nothing to give, they are not liable to hand it over. With proper jurisdiction and internal policies when building the service, there is no need to keep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about you. This includes not collecting your email address or your name, or “limited connection data to improve the service”. Zero information about users should be the goal. Payment information can also tie you to your VPN subscriptions, so it’s prudent to offer options where no information is shared with third parties (like anonymity-friendly cryptocurrency, or cash).
尽可能少了解你的信息。如果你的服务提供商手里没有任何可交出的东西，他们就没有责任把这些东西交出去。在构建服务时，如果管辖地选择得当并制定了内部政策，就没有必要保存与你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这包括不收集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姓名，或者所谓“用于改进服务的有限连接数据”。对用户而言，目标应该是零信息。付款信息也可能把你与你的 VPN 订阅关联起来，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提供不会与第三方共享任何信息的支付选项（例如有利于匿名的加密货币，或现金）。
Have a protective privacy policy. A concise and clear privacy policy is not just a promise to users, but a signal to authorities. It shows that it’s within the rights of the VPN service to not keep records on their customers and not log their activities, clearly communicating boundaries. Even if one comes equipped with email addresses, IP addresses or timestamps, the service can be up front on why they cannot assist with investigations.
制定保护隐私的政策。一份简明清晰的隐私政策不仅是对用户的承诺，也是向当局发出的信号。它表明，VPN 服务有权不保存客户记录、不记录其活动，并明确传达边界。即使手头已有电子邮件地址、IP 地址或时间戳，这项服务也可以坦率说明为何无法协助调查。
Be transparent about requests. Similarly to the privacy policy, this is as much of a signal towards authorities as to customers. Publishing the number of requests alongside the number of cases where data was shared (which should be zero), a transparency report shows that their jurisdiction choice and policies are prudent.
对请求保持透明。与隐私政策类似，这既是向当局发出的信号，也是向客户发出的信号。透明度报告会公布请求数量以及共享数据的案例数量（后者应为零），表明他们在司法辖区选择和政策上的谨慎。

If the provider makes the right choices on the above points, there is a very good chance they can safeguard you from data requests about your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nd VPN use.
如果提供商在上述各点上做出正确选择，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保护你免受有关你的订阅信息和 VPN 使用情况的数据请求。

However, things can go wrong, and circumstances can change. Even if a provider has done everything right for a decade or more, there are unknowns and new threats they cannot influence.
然而，事情可能会出错，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便某个服务商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一直表现正确，也仍然会有他们无法影响的未知因素和新威胁。

Laws might change, jurisdictions can join surveillance cooperations, and covert operations can target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your data private. For these eventualities, providers can establish a clear plan so they do not face the “go to jail for $5” dilemma.
法律可能会变化，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加入监控协作，而秘密行动也可能针对负责保护您数据隐私的人。为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服务商可以制定一套明确的计划，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为 5 美元去坐牢”的两难困境。

Here are some measures for the proverbial stuff hitting the fan scenarios:
以下是一些在“出了大事”这类场景下可采取的措施：

Move jurisdi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Starting companies and drafting up new legal guidelines is not a five-minute exercise, however if faced with a choice of complying with fresh logging requirements, it is a required option that must be exercised to protect users.
尽快迁移司法管辖区。创办公司并起草新的法律准则并不是五分钟就能完成的事，但如果面临必须遵守新的日志记录要求的选择，这就是一项必须采取的措施，以保护用户。
Have a warrant canary and trigger it. If the first option is not workable for any reason, your provider can trigger its warrant canary to alert users to an event that cannot be publicised and could jeopardise their privacy. Such an event would likely severely affect the reputation of the service, thus providers who prioritise profits over principles will not be ready to do this.
设置“搜查令金丝雀”并在必要时触发它。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第一种方案不可行，您的服务提供商可以触发其搜查令金丝雀，向用户发出警报，提示某个无法公开、且可能危及其隐私的事件已经发生。此类事件很可能会严重影响该服务的声誉，因此那些把利润置于原则之上的提供商不会愿意这样做。
Shut down their operations. VPN services run by activists would rather do this than to hand over customer data to authorities. At IVPN, we a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we have one life and a reputation to uphold, and rather do something else than to violate our principles. We deliberately phrased this paragraph to reiterate our earlier promise to this action, if required.
停止其运营。由活动人士运营的 VPN 服务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将客户数据交给当局。在 IVPN，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一条生命，也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因此宁可做别的事情，也不愿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特意这样措辞这一段，是为了重申我们先前的承诺：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采取这一行动。

Yes, your VPN provider won’t go to jail for you, and that includes IVPN staff. Yet operators of well-run services don’t need to face such risks if they prepare their legal protections and policies right.
是的，你的 VPN 提供商不会替你进监狱，这也包括 IVPN 的员工。不过，只要运营者把法律保障和政策准备妥当，经营良好的服务就无需承担这类风险。

By evaluating providers against the points above, you can separate those willing to go lengths to safeguard your privacy from those that care more about those five bucks.
通过根据上述要点评估各家服务商，你可以把那些愿意不遗余力保护你隐私的服务，与那些更在意那五美元的服务区分开来。

privacy transparency 隐私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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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owns your VPN? You should find out
谁拥有你的 VPN？你应该弄清楚

Posted on March 3, 2021 by Viktor Vecsei
发布于 2021 年 3 月 3 日，作者 Viktor Vecsei

Trust is, or should be, the number one factor in picking a VPN service. This is a point we have mentioned in previous posts in this series, but it’s worth expanding on and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why.
信任是，或者说应该是，选择 VPN 服务时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在本系列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值得进一步展开，并仔细看看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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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泾的年轻人 - 游研社

2026-04-15T04:35:46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74 min

编者按：十几年前我刚认识钻咖的时候，她建了一个聚集很多作者的QQ群，群规是每人每天写满3000字。

这个数量我几乎没做到过，但她自己坚持了很久，这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后来我邀请她为我所在的门户网站写稿，传播最广的一篇叫《富士康的年轻人》，是她独自前往广东，实地采访了大量富士康工人后写成的，那篇文章后来成了游戏媒体非虚构报道的标杆之一。

这些年里，她出版了几本小说，创办了自己的游戏公司，也为游戏角色写下了大量剧情文本，但始终没有放下独立写作。最近她忙完了手头的大项目，就有了这篇《漕河泾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十几年前那篇《富士康的年轻人》的遥远回响。

0.引子

2025年夏天，我曾受邀到上海漕河泾地区某游戏大厂进行一次创作相关的分享。PPT讲完之后，那家公司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和几位年轻同事一起跟我吃了个饭。

饭局选在一个灯光有些昏暗，装修颇为高档的中餐馆，开始时我们相谈甚欢，而后，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位大概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同事开始说起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痛苦。

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在大厂干活，又是挺不错的岗位，你工资很高吧？他点头，“是很高的”。我又笑，我说你拿这么高工资，有点痛苦不是应该的吗？

而后，借着微暗的灯火，我见到他几次试图说话，但又摇着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接着，我惊讶地发现他眼眶开始闪着细碎的反光了，他抬手去擦，又扭头要躲。在他身边，同样很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也垂着眼睛，人们都不说话了。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又想不出该如何去道歉；那顿饭之后之后的很长时间中我都对此感到愧疚，那个圆桌上滚动着干冰仙气的房间，以及那位年轻人努力抑制的眼泪，都一直缭绕在我心头。

要想解决这种惭愧，我就需要彻底去搞清楚他当时试图向我诉说的那种痛苦；于是，在六个月后，我决定到漕河泾去。

欢迎来到漕河泾，作者摄。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都为受访人供图，下同

1.受访人们

漕河泾，即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是一座于1988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地理上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和闵行区的交界处，规划面积14.28平方公里；漕河泾的街区干净整洁，路边绽放着初春的玉兰花，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和密集的咖啡厅。

漕河泾地区的绿化做的相当好，就连步道上都镶嵌着漂亮的玻璃珠

漕河泾及其周边已形成国内最密集的游戏产业带之一。这里聚集了包括米哈游、鹰角网络、莉莉丝、悠星网络、蛮啾网络等在内的大量新兴游戏公司，仅宜山路沿线，相关游戏企业办公面积已超过3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

这些游戏公司的产品在全球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而产品背后的开发者们，平均年龄仅为30岁左右，几乎都来自于国内外的各大顶尖院校，也都享受着同龄人罕能企及的高薪。

漕河泾地区的游戏公司一览，因时效性影响，列表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若干偏差

2025年，上海市的社平工资为12434元/月。而在本次我采访到的受访人中，除去入职未满一年的新人，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已达到这一水平的数倍乃至十数倍。

高薪资意味着用人单位和应聘者的双向激烈竞争，每年春招和秋招，漕河泾大厂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前往各大院校进行宣讲，“掐尖儿”招收最优秀的毕业生，而能进这些公司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的职业目标；在与一位211院校游戏对口专业的大学生聊天时，他曾告诉我一句找工作的口诀：“有米（哈游）选米，没米选鹅（指腾讯），都没考公”。

左边是字节，右边是鹰角网络所在的大楼。漕河泾地区聚集了太多对高档办公楼有需求的公司，以至于公司之间对写字楼空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条件合适的写字楼空间一经释放马上就会引起争夺

在开始筹备采访时，我曾经担心过自己要如何找到足够多的受访人；毕竟漕河泾游戏人的工作都相当繁忙，而我对受访人的筛选标准又比较苛刻——年龄不超过30岁，在漕河泾地区工作，所在公司年收入不低于十亿人民币——我还极力避免通过“自上而下”的关系去接触受访人，不希望这次访谈成为他们不得不完成的业绩，或是额外的工作。

于是，我只能想办法联系工作中偶然接触过的年轻同事，或是请游研社的老师们帮忙联系在活动上碰到过的从业者。我胆战心惊地规划了数天的采访周期，心里想着，如果联系不到足够多的受访人，那就索性拿出剩下的时间在上海见见朋友。

结果，让我既惊讶又高兴的是，几乎所有受访人都同意了采访邀约。我在漕河泾的行程瞬间变得拥挤不堪，以至于后来漕河泾万丽酒店大堂吧的服务生一见面就知道我要点什么了：菜单上最便宜的那种茶，一天要续五次水。

为了撰写本文，我一共与30位受访人进行了交流，27位面对面，3位视频。这其中有15位正在上海漕河泾地区的游戏公司中工作，他们的职位包括文案编剧、美术原画、设计策划以及项目负责人。

另外15位中包括3位游戏相关专业高校教师，以及12位游戏相关专业在读学生。每次沟通都会持续一个半小时以上，有些甚至是三小时、四小时。我问了他们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毕业的院校，家庭关系，收入分配情况，每个问题又都会引向许多彼此不同的分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原本想要搞清楚的那种“痛苦”渐渐模糊了——并非消失，而是被稀释、被均匀地溶解在了所有受访人的话语之间。

*出于保护受访人原则，所有受访人都采用化名，文中出现的履历、背景、工作等内容都已经过脱敏处理。

*所有受访人都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薪资；本文提到的薪资数据都由对应岗位的招聘薪资、入职年限和公开数据估算得出。

*因条件和时间所限，受访人数量有限，对“漕河泾游戏行业年轻人”的总结与描述可能失准，在此先行致歉。

2.典型的故事

GZ是我在漕河泾见到的第一位受访人，他衣着有点邋遢，羽绒服皱巴巴地缠在有点发福的身体上，脸色则又红又白，看起来就像是经常加班的样子。

GZ供职于漕河泾某厂商的中型项目组，是一条管线的负责人。他算是漕河泾的年轻人中较为年长的那一批——其实也就三十岁整——而他也正是一个典型的漕河泾故事。

他出身于所从事岗位的211大学对口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在一些工作室实习，并且由此接触到了“当时觉得很牛逼”的老板。老板给这些学生画了一张又圆又香的大饼，说要带他们去做顶级IP，用顶级团队，赚顶级的钱。当时的GZ和同学们都觉得“能参加这样的项目的话，被坑都值了”。

于是，他们就果然被坑了。毕业后他们直接进了“顶级项目”的工作室，但传说中的项目一直没来，老板不断地接外包给他们做，无论是题材还是技术都跟当时吹嘘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老板还经常对年轻人们炫耀自己有多少存款，但员工每个月到手只有四五千块钱。他们拼命加班，好不容易拼凑出来了一个项目，还没上线就被退订了，奖金也没拿到手。在重重压力之下，GZ离了职，回到家乡的三线城市休息了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常年离家读书的他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与父母长期相处。GZ的家庭关系颇为融洽，他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了一小块收益稳定的事业；而母亲则开了一家卤肉店，生意也还算过得去。小学时父亲带着他打游戏，买的都是奥美出的正版碟，父子俩还一起追《海贼王》漫画连载；小时候的GZ写过一篇网络游戏《仙境传说》的游戏同人，他读给父母听，他们都夸他写得好。这样的家庭环境让GZ在成长阶段储备了许多的快乐回忆，日后凡是不快乐的时候，他就从这些回忆中蒯一勺出来安慰自己。

也差不多是在这一年期间，GZ母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她开始频繁出入医院。而GZ从舒适的窝里爬了出来，抖掉身上积攒了一年的闲散，再次开始求职。这次他的视线直接放在了重内容的二次元游戏项目上，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觉得这种项目做起来应该稍微愉快一些，二是因为当时其他游戏大厂对社招的履历要求都开始拔高，他只在小工作室做过未上线项目，根本挤不进去。而在当时，也就是2017年左右，二游还是个外人看不太懂的小领域，刚刚在漕河泾开始发芽的二游厂商们“准入门槛”还不太高，只要“爱好同频，是一类人”，就可以相对轻松地“混进去”。

2016-17年，“二次元游戏”才刚刚作为一个新生品类出现在行业语境当中

刚刚入职漕河泾二游厂商的时候，GZ的月薪比在黑心工作室的时候略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他住着一个月3500的合租房，剩下的钱全部用于吃饭，几乎没什么生活品质可言。在那期间，GZ和几个同事一起从无到有地完成了一整块内容的开发，其中的所有设计都浸透着他们自己的灵感与思考。

现在回忆起时，GZ笑着说，“当时都不怎么下班的”，但他并不觉得特别辛苦；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他毕竟太年轻了，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干活、并且让自己的才华被看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吃点苦也没什么”。

后来，这款游戏上线，在当时颇受玩家欢迎。回忆起当时的感觉，GZ反复强调“就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真的运气太好了”。他与同事们在之后很长时间里都像在做梦，直到数年后回忆起那段时间，他的双眼都会一下子亮起来。

而后，事情就开始慢慢变质了。

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持续性地生产内容，一旦慢了，收入就会往下掉，竞品就会超过你。这有点像是身在一条铁轨上，一旦停止奔跑，火车就会从后面辗过你。因此，对很多持续运营的手游项目来说，上线之后往往会比上线之前更忙，毕竟上线前只需要考虑一套固定的工作内容，而上线后就要考虑每个情人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各种重大更新节点……而且，上线前团队总是想要人手越充分越好，毕竟流水还有想象空间；可上线后呢？能赚多少钱已经很清楚了，少招一个人，对公司来说就是多一份利润。

每个游戏制作者一定都希望自己的项目永远运营下去，但这样的愿望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工作。上线前GZ和同事们可以为了内容而全力冲刺，但这种冲刺一旦固化成每天的工作量，每天之后又都跟着另一个需要如此拼命劳作的明天……他开始感到撑不住了。

另外，GZ还惊恐地发现，自己似乎再也无法理解用户了。他曾经颇以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为荣，也曾经确实聚拢起了很多喜欢这种创作的玩家；但渐渐地，或许是他做的不好，又或许是用户的口味变了，他得到的反馈变成了极少数的共鸣和绝大多数的指责。最让他伤心的是目睹那些为他的创作说话的玩家被其他人攻击为“孝子”，他总觉得对不起这些玩家，于是就陷入双倍的沮丧。

GZ感受到的痛苦并不罕见，一位做编剧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编剧的问题就是，你做的再好都没办法直观地提升收入，但你一旦做的不好，有了事故，收入就马上掉”。

所以，大部分游戏的内容创作团队都倾向于打保守牌，“用逻辑去制作内容，而不是用创意和艺术感，用逻辑去推理玩家可能喜欢看到什么东西，不要有太多个人的表达”。

但即使是这样，游戏内容相关的舆情还是频发到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地步，几乎所有受访人都曾在流媒体中刷到“骂我们游戏里我做的部分”的短视频或是帖子，他们对此的反应与所担任的岗位有关：距离内容创作越近的工种，感受到的痛苦越多，反之则越不在乎。比如一位做游戏本地化工作的受访人就告诉我，“我不觉得玩家骂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各方面的焦虑、压力、阻力达到一定阈值之后， GZ开始琢磨辞职休息一段时间。而这个念头才刚刚成型，他的母亲就突然病危了。

连夜飞回老家的GZ在急救室外签了病危通知书，那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列了十多种可能的死因，他一条条读着，只感觉母亲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好用的零件。他刷卡交了住院费，押金，还预存了几万块钱——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完全负担得起这一切。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再是那个一个月拿几千块的小伙子了，随着项目的暴涨，他的薪资也以自己都讶异的速度水涨船高，现在在他家乡这座三线城市里，他的薪资已经算是高到吓人了。

因为抢救及时，母亲的状态总算还是安稳了下来，GZ陪家人又待了几天，而后就回到了漕河泾。从那之后他就不想走了，“我得赚钱，我妈的病可能要一直烧钱，她还能活多久我就得准备那么久的钱”，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工作的目的是挣钱，而这份工作是他能找到的最挣钱的工作。

那之后，GZ又被转进了新项目做管理岗，工作比以前更忙，痛苦更多，当然薪水也更高。他每天要把一大半时间都花在吵架上，和上游工种吵，和下游工种吵，偶尔也和老板或是自己的下属吵；这些争吵的症结往往都在于同一个点：他需要对一些事情负责，但这些事情他又并没有决策权。

这些年里，他每天早上十一点到公司，晚上十二点离开公司，一周工作六天；这种作息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个人生活，GZ和女友每个月见一次面，生活中的其他乐趣基本都来自于在出租房里打游戏。他比刚刚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胖了将近六十斤，体检数据也不算太好，在接受采访前他正在看一则新闻，说是有位游戏大厂的员工猝死在出租屋里；他向下滑动着新闻的下方的评论，有不少人都在说“挣这么多钱，猝死也是应该的”——他一边滑，一边恨恨地问我，“你说这些人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他攒钱给父母换了不用爬楼的房子，自己在漕河泾依旧住着合租房，他会变着法子找各种借口给父母打钱，但总被退回来，让他给自己多买点东西。他偶尔回家去参加大学好友的婚礼，那些朋友当年都曾和他一起窝在黑心工作室里，而现在，他按上海的标准封的红包总被人说“这也太多了”。

除此之外，他的消费习惯也还滞留在一个月大几千的时候，“我还没习惯现在的工资水平”；当第一次听说公司附近的房子“我好像也买得起”时，他震惊极了。GZ的父亲有次对儿子炫耀自己“最近股市赚了点钱”，细问之下，这笔让父亲相当得意的收入“也就我一礼拜工资”，这也让他产生了一阵恍惚，毕竟在他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支柱，是很厉害的人。

关于未来，GZ经常会去想，但又从不敢想的太具体。他既害怕自己再干几年就要被淘汰了，又担心眼下这样的生活还要熬多少年；他依旧希望参与制作一些“了不起的东西，好的东西”，但在采访接近结束的时候，他又反复强调，“可能是我自己太理想主义了”。在被我追问的实在是无处可躲时，GZ就笑起来，一摊手，“实在不行就回家去继承我妈的卤肉店。”

他继续笑着，同时探寻着我的表情，像是既担心我把这话当真了，又担心我认为他的话太荒谬，只能存在于玩笑之中。

3.拥挤的独木桥

根据公开招聘信息和业内交流情况来看，近两年漕河泾头部游戏公司的应届生校招正编规模整体并不算大，单家公司全年通常也只是几十到上百人的量级。

就算把漕河泾的所有游戏公司加在一起，每年能够挤进来的幸运儿可能也就只有两三千位。即便把招聘指标放到全国范围来看，每年大概其实也只能诞生约一万个“相对理想”的游戏行业岗位，它们的拥有者往往来自于所谓的C9（指北京大学等九所国内顶级院校）和国际名校，或是至少也得是个985、211的游戏相关专业。

相较之下，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都显得有点宽松了，毕竟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尚且有3.81万人。

在小红书上搜索“米哈游”，最先跳出来的是招聘相关联想条目

就业压力一层层传导，因为游戏公司往往需要实习经验，所以从大一开始同学们就在老师和学长的指导下投递各种大中小厂的实习岗位，小公司被视作跳板，目标是跳上大公司的船，而“有了大厂实习经历，在简历阶段肯定就不会被刷掉了”，大学期间有2-3段实习经验是“最稳的”。

学生们会口耳相传某某多么优秀，“24届的去年就去腾讯实习了”，而另一位某某又多么拔尖，“去完叠纸又去米哈游”。实习的竞争随之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有的实习生岗位也开始要求实习经验了，“就像是考教资必须有教学经验”，他们的老师在一边点评，“也像是打卡拉赞必须卡拉赞毕业”。

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挤进了大厂的实习岗位之后，同学们面临的实习内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比如种怪（指在地图上安排怪物的刷新地点）和配表（指把数据录入进表结构），往往都是正式员工不乐意干的、没有技术含量的枯燥工作。有位研究生曾经去某大厂实习过一个暑假，他和其他实习生被分配为某个大功能做配表工作，他们从早到晚地干了一个月，“那个正式员工看都不看一眼，干成什么样好像都行”。

另一种实习则是纯粹的创意输出，有几位同学都提到，他们在实习单位被要求“一直产出创意”，有时候是以白盒的形式（即用替代资源搭建玩法或关卡的基础逻辑），也有时是以文档的形式。这些创意绝大多数并不会出现在正式的游戏中，它们主要作为正式员工决策时的参考存在。

而且，实习生们的实习期只有短短一两个月，而游戏大版本的开发周期往往要数个季度，他们得等到一年后这个版本公开上线了，才知道自己的创意有没有被选中。这两类实习都无法满足同学们对“游戏制作”的憧憬，一位本科生懊恼地告诉我，他虽然进了某个漕河泾厂商的实习岗，但是offer到晚了，他入职晚了一个月，“不然我就能试试自己做需求了”，他觉得那样或许更接近游戏开发。

卷完实习之后，就要开始卷正式求职了。除了绩点成绩和实习经验之外，最好有已经进入目标公司的学姐学长内推，还要有一份沉甸甸、和投递岗位风格对口的作品集。不但如此，求职游戏公司还需要丰富的“阅游量”，有许多同学甚至会专门制作“游戏简历”，细数自己玩过什么、有何感想、做何分析；甚至是提交自己的小黑盒游戏列表，展示自己在游戏上花过多少钱。

玩游戏已经成了一种考试内容，同学们会专门去玩晦涩难懂的、在海外评价高的、设计据说很精妙的小众游戏，以求“如果面试官也玩过，面试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过”。

面试是导致焦虑的重灾区，因为它更难标准化，突发情况更多，有位已经入职了漕河泾大厂的受访人心有余悸地提起她在另一个大厂的面试中遭遇了“压力面”，“面试官上来就凶巴巴的，你说什么他都反对，然后质问你，逼你……非常可怕”。有些同学会让AI扮作面试官和自己聊天，试图掌握对话技巧，还有些同学会花钱请通过了面试的正式员工吃饭，以求“传授一些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的老师也在拼命努力帮忙。几乎所有老师都会骄傲地提到自己有多少学生在米哈游，多少在腾讯，多少在网易；虽说目前中国大部分大学不以就业为教学岗专业教师的业绩指标，但一位985院校的游戏相关专业老师告诉我，他们曾请欧洲游戏教育届著名专家来做讲座，讲座的最后，这位专家突然话锋一转，“他说，你们有就业率指标吗？我不想培养失业的人才”。

还有一位内容创意方面的老师告诉我，她的学生很受某个大厂的青睐，“每年都会要好几个人”，这显然让她很骄傲，也让她颇受学生信赖。但她又提到，有位学生在入职这个大厂后因为工作压力而十分痛苦，天天躲去厕所哭泣；学生试图向自己的mentor（指新员工入职后负责带他们的老员工）寻求帮助，后者的回答是，“我刚入职的时候也哭，这个没办法”。学生又向她，也就是大学时的老师求助，这位老师劝学生“哭一天也就算了，天天哭算怎么个事儿？算了吧！”，于是，这位学生从大厂离职去了一家小厂，那之后果然快乐了许多。

这个故事中蕴含着许多扭曲的逻辑：老师以将学生送入会让他天天哭的地方为荣，而当学生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又要向帮助自己进入此地的老师求助。

4.游戏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员工？

我问过所有在校生受访人同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游戏公司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员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五花八门，而且还有很强的院校气质。偏艺术类院校的同学会认为“创意”和“个性”非常重要，偏文科院校的同学则觉得“服从性”和“配合度”很重要，理工类学科的同学以技术自傲，他们认为“作品集和证书”很重要，高学历的、有一些实习经验的同学则觉得“人际沟通能力”非常关键。

在一场采访中，有位女孩半途匆匆赶到，她是刚刚从某大厂的实习面试中回来的，而且她觉得自己面的挺成功。她认为面对“是不是愿意加班”的问题时，不能回答愿意，否则会被看成一个“没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她直接回答了“不愿意”。

另一次采访中，一位学美术的同学历数了他面试过实习岗的游戏大厂，总结出一条经验，“他们想要的就是特别狂热的喜欢他们自己游戏的人”。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以成为制作人为志向，制作人是必须有个性、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会想要这样的员工；但他已经实习过几次了，实习的经验告诉他，公司想要的应该是服从性高的螺丝钉，不需要有个性。这位同学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似乎相信自己可以在入职时将个性塞进冷库中，等到攀登上制作人宝座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化冻。

我同样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了几位游戏行业内的管理者，他们中有公司老板，有合伙人，也有重点项目的制作人。其中一位很干脆地说：“最重要的肯定不是创意和个性；越大的公司需要的创意人才越少，我招十个年轻应届生，里面有一个负责出创意就够了”。另一位则告诉我，相比才华，他更重视的是韧性，“游戏开发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我想要的是那些会一直一直往上推的人” 。

作为需要为自己部门招聘的年轻管理层，GZ在采访中也曾告诉我，他觉得一个项目持续的时间越久，工作流越稳定，年轻人能发挥的空间就越小，“我想要的是能干活儿且不会崩的人”。

遗憾的是，“耐磨损”和“不会崩”的特性很难通过面试和简历筛选出来，即使是“压力面”也不行，“学历”倒是个更加简单易懂的指标，反正只要拉高学历要求，就能从整个社会的草原中割走最顶尖的草叶——至于这些草叶是否适合做游戏，那就要看他们在工业化生产线上滚动一圈之后会不会支离破碎了。

另外，作为对照，我也问了所有已经进入游戏行业成为正式员工的受访人同一个问题：“如果换你在2026年以应届生身份求职，你觉得自己还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吗？”

绝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那么有把握”，或是“我觉得可能不行”。有位年纪偏大的受访人用“挥舞着王八拳的大鲨鱼”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按套路出牌，特别凶猛”。即使是一位对自己十分自信的受访人，提到这个问题时都要承认：“一些应届生的优秀让我很有压力……就像是过去学校里的超级天才，我当年能用三个月卷死我的前辈，我觉得现在他们能三个月卷死我。“他补充道，“尤其是AI，过去我应聘的时候策划没有结构性的知识传承，所以我总结出来，我就赢了，但现在有AI，他们用AI就可以知道很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事……我掌握的结构性知识显得有些可笑了。”

他因此闷闷不乐，而时代在我们的交谈中继续滚滚向前。

5.爱与家庭

在这几天里，我也请所有受访人都描述了自己的家庭，包括父母的工作与家庭收入、亲子之间的相处方式，以及家庭对于未来就业的影响等等。

从结果中，我发现大多数受访人都来自于父母中至少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像GZ父亲这样“没什么太多文化”的相当罕见，更常见的叙述是“我父母在大学期间相识”。

这些家庭通过掌握知识而攀上了稳定的社会阶级，他们自然会把这种成功的范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们倾注了近乎于无限的关注与资源。另外，所有受访人都对自己的家庭氛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不止一位受访人提到“家里对我无条件支持”，以及“我家的氛围应该算是很好的”。

80%的受访人都有“与父母一同打游戏”的温馨回忆，有位受访人甚至提到，她入职某漕河泾游戏公司之后，身在体制内的父母搜索了公司名，下载了公司的游戏，还充了钱，“他们就想和我多一些话题”。

大部分受访人之所以想要进入游戏行业，都是因为小时候获得的、关于游戏的美好体验，这让他们得以在人生相对早期时就获得明确的职业方向。前文那位懊恼入职晚了的本科生在高二时以和父母大吵一番、打滚哭闹的方式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台Switch游戏机，从而接触到了包括《斯普拉遁》在内的许多游戏，这些游戏也在日后都被他写进了自己的简历中。

另一位同学的游戏入门则是“骗我妈给我买了个35块钱的Minecraft”，她的话让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过通过耍小聪明的手段玩到游戏的经历。而作为“大人”的诸位读者如果回头去看自己小时候使过的手段和伎俩，大概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父母不那么严格的反对，往往都意味着支持。

在父母的职业方面，受访人中有约30%来自于体制内家庭，父母经商的占40%左右，其他还有父母中有一方是教师、医生、银行工作人员的，等等，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康及以上家庭。

有至少三位受访人都明确地提到，自己曾在某个时间点意识到“我家应该在全中国来说算比较好的”；还有一位受访人的父亲会把儿子的收入放在自己的资金里一同投资理财，“年化应该有5%左右”。这也与他们讲述的童年故事相匹配，比如奥美正版碟、比如美国读高中的经历、又比如中学时就得到的Switch游戏机。

游戏行业以奇妙的方式混合了审美、天赋与努力。如果只要求成绩，家境贫寒的孩子们咬紧牙关尚可一战，但在成绩之外，入职漕河泾游戏公司往往还要求喜欢游戏、玩过许多游戏，要求“爱好同频，是一类人”——这就意味着宽裕的经济条件、来自父母的信心和包容、以及获取信息的更广泛渠道。

而在父母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信心的家庭中，大人往往会更严防死守地避免孩子接触到游戏，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试错机会，排除一切杂念的拼命读书是获得稳定未来的几乎唯一路径。就算是这些孩子日后想要进入以高薪和“酷工作”著称的游戏行业，“阅游量”、“实习经验”、“内推人脉”、“审美同频”——这些条件简直像是专为把他们挤出去而存在的。

而对于绝大多数身处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来说，在孩童时期能拥有这些“条件”，本身是一种幸运。他们的童年富有弹性，生存的压力很少挤压到他们。“喜欢游戏”和“爱玩游戏”是大部分漕河泾游戏人贴在自己身上的最鲜明的标签，也是他们判断同类的首要标准，游戏甚至会是他们父辈的教育工具；一位受访人给我讲述了他外公如何教他玩《仙剑奇侠传》，“他觉得玩那个可以帮我练算数，算每一点MP可以打怪物多少血嘛，但是当然完全没效果……我外公自己是重度玩家，他是顶尖大学顶尖学历，那时候他什么游戏都玩” 。

另一位受访人现在自己也在负责审阅简历，他语带不满地提到，现在很多应届生“简历里一共几十个游戏，就敢投关卡策划”；在漕河泾大厂做资深研发岗的受访人哲也告诉我，他今年27岁，他觉得自己对冲工作压力、生活沮丧、前途焦虑的方式，就是戴上耳机，看见绿灯就走，漫无目的地在上海这座大城市中流浪。他一边走，一边会在脑海中不断回放小时候玩游戏的种种快乐体验，外界的一切都被耳机隔绝开了，自身的一切都随着回忆翻涌上来；到他走累了的时候，疲惫的躯壳中就又盈满了一个热爱游戏的轻盈灵魂了。

我问哲也，那些小时候没有这些游戏体验的年轻人要怎么办呢？

哲也很诧异地望着我，“那他们干嘛要来做游戏？”

6.个人的项目，集体的命运

2025年，国内游戏市场的端手游相关收入合计约为3352.36亿元。而以漕河泾为代表的上海市徐汇区，2025年游戏产业营收已超780亿元，占到全国比例超过五分之一。

以米哈游、莉莉丝、鹰角网络等为代表的一批游戏企业，正是在这片产业带中成长壮大。对许多年轻从业者来说，这些公司也因此显得更“酷”，更像是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地方。

在采访中，有不少受访人都会把自己公司的项目和腾讯、网易的传统老项目对比。这些年轻而骄傲的游戏人们认为下一个时代显然是属于漕河泾和所有类似于漕河泾的游戏公司的，而不属于“重数值、轻内容”的“已经老掉的东西”。

除了成就感和优越感之外，高薪资也支撑着他们的骄傲。游戏行业向来以其高收入和高福利著称，并且从不吝于对外展示这一点。每到年底，许多公司都会放出琳琅满目的年会奖品列表，又或是爆款项目组拿到数十个月薪资年终奖的传说，这些消息对外传播着“这家公司有钱大方”的招聘利好消息，对内则起着提振士气，激励员工继续努力工作的功用。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人的薪资构成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是项目的年终奖金，这部分收入会与项目收益直接挂钩，它也是构成漕河泾地区高薪神话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漕河泾的年轻人来说，入职之后遇到的前几个项目的成败不但决定了这几年内的工资，往往还会深远地影响他们未来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

每逢年终，漕河泾各家大厂的年会奖品清单总会成为朋友圈的谈资

采访中有好几位受访人都是从传统大厂跳入漕河泾游戏公司的，他们的目标都是更有前景的项目。游戏行业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三十年左右，尽管还是个新兴行业，但对于老牌游戏公司来说，其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相对比较固化，向上的通道已经几乎封闭了。

有位受访人提到，如果想要从腾讯内部的10级职级晋升到11级，“不算太难，可以试试”；但如果要从11级晋升到12级，就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了；这是因为在企业上升期加入公司的人们随着公司发展而跨过了11级的门槛，他们年纪都已经超过了35岁，轻易绝不会离开公司；而他们不走，年轻人就无法晋升。

于是，如果想要快速往上走，年轻的游戏人们就只能追着新项目走。一个新立项的项目就意味着新的主美、主策、主程序，以及新的策划组长、战斗组长、场景组长……许多年轻人都把在已上线长青项目中的工作经历视为“刷资历”，他们期待着加入其他崭新的战斗，博取属于自己的新功名。但是，未上线项目就意味着没有年终奖金，意味着收入大减，甚至砍半；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原地，明知没有前进的空间，也只能说服自己接受现实。

而且，并非每个新项目都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游戏行业的立项逻辑向来“玄学”，有时候仅凭着制作人或老板的个人喜好轻易启动，又会在现实冲击之下轻易夭折；有好几位受访人都语带愤怒地提到他们遇到了“只顾自我实现，完全不管底下的人以后怎么办”的老板，一个开发了数年的项目停摆，就意味着一群人数年的职业生涯白费，“没上线的项目甚至都没法好好写在简历里”。

遗憾的是，随着市场大环境的变迁，游戏行业的投融资热潮在这几年逐渐偃旗息鼓，就连不负责任的老板都变少了。疫情前那种“一个成功项目至少能出来五个有制作人头衔的人，每个人开个新公司，每个新公司立三个新项目”的时代怕是再也不会重来。更让人绝望的是，手游存量市场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被成为长青产品的老游戏们牢牢把控着用户的注意力；要从它们手中撬出用户格外困难，毕竟前者已经承载了用户许多的游戏时长和游戏消费。

因此，手游行业的新立项变得越来越少，硕果仅存的新项目都是高举高打的大成本，中小型团队及项目日益萎缩，在除了小游戏以外的领域几乎再难找到成功案例。被裁员、被“释放”出来的资深人才盈满市场，各大院校又在源源不断地输送一届比一届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这种环境构成了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深层焦虑。他们往往对市场上的各种新项目信息极为敏感，有至少一半的受访人提到，他们会时不时登录招聘软件更新简历，“想看看自己在外面能找到怎么样的工作”。

在采访中，有两位受访人都曾提到同一个让他们寄予厚望的游戏项目。其中，在一所国外大学读研归国的WM是这么说的：“当时公司对所有人承诺，会以很大的资金去投入这个项目，招来的都是最好的人……”，他的朋友补充道，“那个组配表的都是其他大厂的组长，调UI的都是其他大项目的主美”。业内顶级的人才坐在一起，以充裕的弹药去创造一个了不起的未来——光是这种氛围，就已经让他们俩倍感鼓舞，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成就。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款项目后来被公司内部裁掉了。当时有多少雄心壮志，在项目的泡沫破散之时，就有多少沮丧和不甘心。WM说这次项目变故“让我想了很多”，而他的朋友则直接说，“那一刻我觉得中国游戏行业都完了”，哪怕是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缓过来”。更让WM印象深刻的是，项目解散的消息传来之时，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人人都在安排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下一个岗位。在这些哀求、商谈、巴结和交易的语声中，他注意到经常为他们这层工区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正躲在茶水间里哭。

阿姨哭的原因很简单，她喜欢这份工作，不但相对轻松，比较体面，像WM这样的年轻人还经常会偷偷把公司发的水果塞给她。

她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在哪儿，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这位阿姨可能只有五六十岁，但WM觉得她“还不如我的外婆活动的好”，他觉得阿姨很可怜，又突然意识到，在那一层楼里阿姨可能是唯一一个真心为项目破灭而伤心哭泣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的人。

他骤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拥有多么大的容错性。

7.永无休止的高三

在采访中，我曾经询问过在校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进入游戏公司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呢？学美术的同学担心策划给的需求不够明确，学技术的同学担心策划给的需求不够明确，学策划的同学担心其他部门的同事和自己吵架，还有些同学担心生活成本太高，毕竟上海吃碗面条都要三四十块钱；但他们似乎都不担心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我提醒他们，游戏行业以加班严重著称，他们就没有半点担心么？

“我不担心加班的事，加班没什么吧？”一位年轻女孩对我说，“大不了就像是高三的时候那么忙嘛！”

她的话又被我转述给了许多受访人，换来了一声声有气无力的笑。

游戏行业是加班的重灾区，这点似乎没人否认。采访中有些身处支援部门的受访人——比如本地化和战略岗位——会觉得自己“很少加班”，也就是每个月只加一周左右；也有些一线开发部门的受访人觉得自己“已经加到麻木了”。

总的来说，这些游戏人都体会过赶版本期间连续数周乃至数月早上十点上班，凌晨一两点下班，早上十点继续上班。尽管所有受访人都憎恶加班，但他们又都认为加班是“没办法的事”，是“还得熬下去”的痛苦。有位受访人提到，他听说自己在另一家漕河泾大厂的朋友跳槽去了一家其他城市的中厂，签约时要求把“不加班”写在合同里；他反复要求我不要将这件事写的太清晰，害怕被同事和上级定位到他，大概是担心对这种“罕见情况”的艳羡会影响到他在公司中的评价。

另外，大部分受访人都认同“加班多也意味着挣钱多”，受访人哲也曾经因为加班加到“真的受不了了”，就去找毕业后选择留校做科研的大学同学诉苦，他俩一起在母校食堂吃了一顿饭，对方一直在抱怨了自己在科研中遇到的种种痛苦，“而且还没钱挣”；这顿饭吃完时，同学觉得自己向哲也倒了很多苦水，感到颇不好意思，而哲也则不敢告诉同学，“听完他的话，我就一下子释然了，他太惨了，我过的还行”，这种双向的疗愈实在是“有点地狱”。

谈及加班时，Jim引用了张继科的一句话：“你要问我是不是享受顶级比赛，越是成绩优秀、水平高、世界瞩目的运动员，他不可能享受比赛……压力太大，你只能赢，不能输”。他以此来解释自己对加班的感受：每天都有明确的目标，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每天都有deadline要赶，每天都在被数据考验，每个人都觉得你必须表现出色；这也确实像是高三的处境，只不过这场高三永无休止。

不过，在这个采访中张继科也补充说，“要说喜欢比赛，还是喜欢的”

而在我的请求下，另一位受访人小林仔细拆分了导致自己加班的原因：

首先是自我实现。小林认为导致他加班的许多工作量都是他自愿添加的，是为了实现更让自己满意的作品；Jim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不知道自己要做到多好才算好，所以只能拼命做”。其他所有一线开发岗位的受访人基本都认为加班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有一位说的很直白，“甲方心态的人会觉得加班主要来自自己的要求，乙方心态的人就觉得加班是来自别人的要求”。

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普遍认为，为工作、为自己喜欢的事业、为了游戏而付出额外的劳动量，这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一边抱怨着个人生活被加班挤压，一边又抑制不住地为自己努力工作而感到自豪。甚至，以GZ的例子来说，他感受到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加班之后的作品依旧不能让自己满意”；他最怀念的工作时光则是项目上线前所有人在一起拼命加班赶版本的时候，因为他对那时产出的版本十分满意。

作为对小林的观点的补充，另一位在中型厂商做管理岗位的受访人告诉我，“有时候最痛苦的是你要不断输出创意，人这个东西从生理构造上讲就不可能一直很有创意、一直很有灵感，可是用户对你的预期是你要一次比上一次更精彩……就会很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放松不下来。”

其次，小林认为，加班的一部分原因是项目组中的“熟手”不够多，而工作流里“就是有这么多活儿要做”。每个熟手都被黏在自己负责的部分上，从设计到落地，再到铺量和测试……工期被拉的又长又满。而此时如果再加入新版本的预开发，或是管理工作、招聘工作、内部流程性工作，这些熟手就会不得不加班。至于熟手为什么这么少，其一是因为招不到人，中国游戏行业开始青睐重内容项目只是近几年的事，培养出的熟手数量极为有限；二来，自己公司内的熟手都已经被这场无止境的征途给压得浑身骨头吱嘎作响了，他们中很多“自然脱落”，“累了，就不做这种项目了”；再者，因为熟手们太忙了，所以能拿出来带新手、让他们成为熟手的精力必然十分有限，新的熟手难以涌现，旧的熟手随着颈椎病和高血压和脱落，项目组永远处于人力不够的状态。

另外，小林提到他注意到来公司实习的大学生们下班后不敢走，于是他就经常劝实习生们，“你们就别跟着我们一起加班了”；但这种规劝收效不大，毕竟疲惫的正式员工们也在彼此观察着，谁先回家，似乎谁就比别人少努力了一点。

最后，小林带着一些骄傲地告诉我，尽管他们周中加班没有加班费，但“一切都体现在项目奖金里了”。他觉得自己多加班，确实就可以让项目更赚钱，然后就可以早点退休了。他觉得退休生活当然会更快乐，因为退休就等于从现在这种高三般的处境中脱身，读书时老师不总是在说吗？“高三拼命努力一年，进大学就轻松了。”。

8.35岁之后……

“35岁”，这在漕河泾乃至整个游戏行业中都是个敏感词。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人生以此为分界线地进行规划，小林认为自己35岁时应该已经离开了公司，财富“比较自由”，他还觉得自己应该已经结婚了，并且每天都会把时间花在“自己想做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情上。

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感受过几年这样的生活，“非常自由，想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什么都可以，不需要考虑什么现实因素……想到什么直接去做就是了”。而开始工作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变成了一场持续运营的经营模拟游戏，每一个抉择的目的都是为了活得更久，错误的选择就会导致任务失败。可活得更久是为了什么来着？这个游戏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来着？他是只有这一个游戏可以玩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模模糊糊的，距离他愈来愈远。

他不是唯一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受访人，这种对35岁之后生活的恐惧和迷茫甚至蔓延到了在校生中，采访中，有好几位学生都告诉我，他们打算在大厂挣高工资直到34岁，“35岁之前还来得及去考公”。

而Jim在采访中则提到，“我20岁的时候想32岁的时候我一定已经退休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32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件事让我不快乐”。另一位受访人表示，“30多岁希望自己财富自由了，有老婆，有狗，每天都像是度假”，然而当我提醒他“你距离30多岁已经没几年了”时，他又懊恼地表示，“那就到时候再说……也可能继续打工吧”。

前文提过的资深研发哲也告诉我，他打算35岁前就辞职去创业。他清楚地意识到，“在漕河泾这里……35岁要还没到主字头（指主策、主美、主程等项目核心岗位），就都灵活就业去了”。尽管哲也已经在相当积极地为了创业而存钱了，但他心底里依旧有些迷茫。他提到，自己曾经拿同在游戏行业的表弟的手机刷过招聘网站，“他的和我的就像是两个软件”，刚刚毕业的表弟完全没人打招呼，海投几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哪怕是中小厂商都挤不进去；而身处漕河泾大厂的哲也呢，每天就会有几十上百个HR追着他发消息，甚至强行给他打骚扰电话。

如果去创业的话，大厂光环就消失了，到时候他也要追着求职者去打招呼了吗？他很务实地考虑过创业之后的薪资问题，和自己现在同岗位的员工“八千块左右吧”，“反正请不起现在的同事”，顺带一提，哲也现在的年薪接近百万。

他还提到自己有位很崇拜的前辈同事，那人在35岁到来之前选择辞职创业了，现在运营着一家“岌岌可危”但“很自我表达”的小游戏公司；哲也觉得这位前辈一定过着更自由的人生，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说不定我以后还可以去他那边上班呢”。

另一位受访人Yusha是靠着过硬的美术技能从其他行业跳进游戏公司的，所以年龄会比其他同事都大一些，已经超过了30岁。对于“35岁”的诅咒，他当然更加焦虑，他会经常和AI聊天，问对方“在老家做什么样的自由职业才能维持现在的收入水平”，又会突然意识到，“不对，我忘了告诉AI我还得自己交社保”；他还提到自己有位朋友“看着自己公司HR拒绝了一个30多岁的简历，原因是觉得晦气，这个人之前待过的所有项目都失败了”，但现在，这位目睹别人被淘汰的朋友也被淘汰了，“和老婆一起开幼教班呢”。

潜意识中，他总在观察和寻找其他选择，他会留意到漕河泾十字路口有人摆摊卖自己做的小玩意儿，而且摊主挂着工牌，像是附近大厂的员工；每次结束加班之后他都会光顾附近的一家麻辣烫摊子，摊主有个上初中的儿子，冬天时这孩子会穿着簇新的羽绒服在店里帮忙跑腿，还要小心翼翼地不弄脏新衣服；他观察着这一家人，感觉“真过那种生活也没什么不好”。另外，与其他更年轻的受访人相比，Yusha更多地寄希望于社会整体，他觉得“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了……社会一定能承载一部分自由职业的人”，他还不断强调自己有手艺，这也为他提供了不少的安全感。

在对话中，Yusha为我描绘起了他最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是在许多年前，他带着一些美术生去一座村庄写生，路上他得知了一个GameJam的消息，于是就在大巴上研究起了报名章程。进村之后，学生们四散去画画了，他在村里唯一的一家咖啡厅中——甚至还是猫咖！——全心全意地钻研参赛游戏点子，写了厚厚的设计手记。到了下午，趁着阳光还好，他会到村子里去转悠一圈；这村子以写生为业，到处都能看到正在画画的学生，他就背着手一张画一张画地看过去，夕阳把人与画的影子拖的很长，时间也过的慢吞吞的。晚上他把学生送进当地老乡的宿舍里，自己则和老乡一起喝两杯，吃点小菜；而后，他就又钻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写方案、画原型、做设计，“不舍得睡觉，一直在写，在想”。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辉煌的结尾，Yusha的项目最后并没做出来，但回忆起这些事时，他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而幸福。

“后来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再回去那种生活”，他对我说，依旧带着温和的笑意，“年轻人的选择太多了，可年纪大的人……真的，我就只有一条路。”

9.大海与独游

十多年前，我曾在深圳观澜采访过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因此对“深圳的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终日围着流水线转的年轻人都会提到自己“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去海边玩；但细问之下，真正去过海边的人寥寥无几，就算去了，也就是远远看着，“水灰突突……没什么好玩的”。虽说漕河泾的年轻人几乎是富士康的年轻人们的极端反面，但他们却总让我回忆起关于海边的事，尤其是当他们谈论独立游戏的时候。

与我交谈的受访人中，无论是学生还是从业者，大多都有着做独立游戏的梦想。有人提到要为了做自己的游戏攒钱，也有人认真学习游戏宣发课程，打算从制作到宣发全部自己来；受访人哲也说他一旦感受到“独立游戏的召唤”就会马上辞职，他把这种召唤形容为“就像谈恋爱一样，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自己该去做这个事了”；在他看来，独立游戏开发者远高于大厂的员工，“（商业游戏和独立游戏）就像是进化链上的两个环节，有自我表达欲望的人一定会希望进化到更高的地方，一定会想要开发自己的游戏”。

独立游戏的“独立”二字意味着不用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负责，而“游戏”则是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最喜欢的、最擅长的，甚至是唯一会做的事；也无怪乎这二者的结合会让他们心生向往。受访人小林告诉我，他觉得“人的光辉点在年轻的时候，之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更牛逼的作品了；我最有灵感最有创意和热情的东西已经（在公司做出来并且）上线了，之后的东西就算做的更成熟，但不会那么有火花，那么让人满意”，尽管如此，他依旧认为自己能在35岁退休后靠独立游戏支撑起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独立游戏是可以成功的。”

这种自信的来源不言而喻：他坐在我面前，坐在漕河泾，坐在大厂的办公室里，坐在一群和他一样聪明的、全中国最顶尖的年轻人之中；他和他们已经开发过那么了不起的项目了，而独立游戏的体量那么小、结构那么简单，又怎么会做不成功呢？

许多富士康的年轻人到了离开观澜时才第一次挤上地铁去海滨公园玩，许多漕河泾的年轻人打算离开漕河泾再去做自己的游戏……那海真的会如他们想象的一样美吗？

在离开上海之前，我与供职于一家发行公司的南风一起喝了个咖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接独立游戏开发者。南风比其他受访人要稍微年长一些，学校也略弱一些——在所有受访人中，年纪略长的往往学历背景更多元化一些。

我们谈话的咖啡厅十分时髦，附近还有三四家同样时髦的咖啡厅。时值当天早上，上班路上的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经常推门进来、用带着困意的语调点个咖啡加早餐。

南风对接的第一批开发者是在2022年之前就开始做独立游戏的，他们多数身在广深地区，往往是从买量游戏团队转型而来的。当时的开发者对项目成功的预期很低，用南风的话说，“他们配得感非常低……理想往往就是活着，都特别朴素。之后的几年中，这一批开发者渐渐退场，彻底离开了游戏行业；南风曾经在朋友圈突然见到一个租赁电脑的广告，点进去一看，才意识到这是过去对接过的独游团队老板。

2023年之后，游戏行业增长逐渐陷入瓶颈。与此同时，国内独立游戏市场也接连出现了一些让从业者印象深刻的案例，比如《戴森球计划》《火山的女儿》《饿殍：明末千里行》，都证明了小团队用相对有限的成本和满溢的自我表达，也可以做出让市场买单的作品。

正因如此，许多做了很多年游戏、也只会做游戏的、被“毕业”了的游戏人由此转向了这条路，还有一些游戏专业的大学生也加入其中。“那几年里MG（预付款）给的非常多，”南风笑着说，“大几百都见过，乱给，大家都想着抢项目嘛”，而且，相对于过去投资手游团队动辄数千万乃至数亿的投资金额，独游就算给个几百万，看起来也相当经济实惠。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批独游大部分根本收不回MG，成功者寥寥，有许多人都在项目失败之后“回大厂上班去了”。

现在，南风觉得独立游戏赛道依旧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但资本和玩家都已经比过去冷静了许多。作为对接方，他总是期待着见到更多的独游团队和作品，唯独有一类团队他见到就会“心里发怵”：“有些大厂出来的人们，他们经常就把自己在大厂做的项目的月流水打个六折，当成自己创业做项目的收入预期……而且都觉得只要能拿到足够的钱，就能拉更多老同事出来，把流水做的更高”，而且“就算是做独立游戏，他们也会给自己开很高的薪资，因为他们已经拿惯了这个级别的钱了”。这种团队也往往会很依赖于外部的意见，“他们经常会说，你们给个方向，我们来落实，肯定能落实好”。南风觉得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大厂，但又好像永远离不开了一样，“他们甚至会每周发周报给我”。

不过，既然这些团队的经验都来自于大厂成功产品，说不定他们的经验也确实能导向新的成功？对此，南风思考再三之后，字斟句酌地说：“目前还没有看过成功的……也可能是作品都还没准备好”。

那么，如果离开漕河泾大厂的年轻人们打消更高的预期、就做一些很小体量的独立游戏，成功率又如何呢？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南风回答的就更加谨慎了。他想了又想，举了一大堆例子，最后小心地表示：“对独立游戏这个赛道来说，可能大厂的经历弊大于利”。他认为这是因为独立游戏是非常“非标准化”的一件事，而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太优秀了，以至于他们太快地适应了“标准化”，迅速融入进了工业化的洪流。当这些年轻人离开公司，到了一个到处都是“无标准可循”的新场景里，他们过去学到的东西丧失了意义，这种丧失感本身就很折磨人，“很多人就都觉得，还是回去上班比较轻松”。

“你可以认为做独立游戏就像是跑马拉松，”南风这样比喻，“一开始人特别多，很热闹，但是跑着跑着就分出几个集团了，第一集团就那么几个人，大部分人跑一会就退赛了……到最后能有30%的团队真正做出作品就不错，而且他们也就是上桌打一把牌，就值了，能做出续作的大概只有10%。”

低成功率不光是因为团队本身的能力，独立游戏市场本身也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的都会影响整个盘子的稳定；不光需要躲开其他PC游戏大作，甚至是《明日方舟：终末地》、《三角洲行动》这种双端大作上线或是更新大版本，都会严重冲击用户对独立游戏的关注度。

一位独立游戏发行商告诉我，在《杀戮尖塔2》上线后的两周时间内，“所有（同期上线的）小体量独立游戏都死了”。而就算勉强成功，一个独立小团队的哪怕是老板岗位，其年收入恐怕都不足以对标漕河泾大厂的高级技术岗。一位2025年爆款单机游戏的老板就曾这样告诉我，“谁知道下一个能不能成功，根本不敢给自己发钱，肯定没有去大厂挣得多；有不少做过成功独游的人后来都是去大厂挣工资去了，舒服得多”。

不挣钱，低成功率，工作压力只高不低，但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或许是全中国游戏行业的年轻人们——却依旧以独立游戏为自己精神上的应许之地。南风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做游戏来自我实现”，他甚至觉得有些想做独立游戏的人“有点可怜”，因为他们做游戏的动机不是想做游戏，而是单纯地想要夺回自己的生活的控制权，这种权柄已经被打工生涯剥夺了太久。

至于他自己，“我反正不做独立游戏，我觉得挺可怕的”。

10.小画家

米米在漕河泾的一家中型厂商担任原画师，在所有受访人中，她的收入算是偏低的，但也比她父亲高了好几倍。另外，她也是唯一一位在完成公司工作之后还要花时间做兼职的受访人。米米每天十点前到公司，晚上八点下班回家；到家之后，她稍微休息一会，就要从十点开始一直画到凌晨两点，画的都是她在“米画师”、“画加”等“绘圈”软件上接的稿子。

“绘圈”指的是围绕着原创角色设定（OC）、插画创作和约稿交易等展开的亚文化圈层，参与者主要是年轻女性。在这个圈子里，“单主”会请画手将自己的原创角色绘制出来，这种行为被称为“养OC”，为了养OC而进行的大量付费约稿就构成了绘圈的主要经济形态。

一般来说，在软件上有一万粉丝以上的画手就算相当成功了，圈内称呼她们（绝大多数为女性）为“Red”，意即“当红画师”。这些Red画手的时薪折算下来都超过500元，更红的、更头部的，甚至可以达到数千元一小时。米米是在疫情前就知道绘圈的，在她看来，疫情期间这种圈子变得更活跃、更壮大了，过去一个出名画手设计的OC卖一万多块钱就很惊人了，“现在要十万块我才会惊讶一下”。

本次采访中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受访人在入职漕河泾游戏公司之后，都成为了同一届所有同学中收入最高、或是并列最高的，唯独有几位从事美术方向工作的女性告诉我，“有的小画家挣得可能更多”——此处的“小画家”就是指“没有正式工作，待在家里画绘圈约稿”的画手们。

许多受访的同学们都把当小画家看作是和进游戏公司、考公务员一样的人生重要备选项，他们会从大一开始就悉心经营自己的社交账号，“如果到毕业的时候账号Red（火）了，就不去游戏公司应聘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小画家有更多游戏行业之外的选择，原画也就成了整个行业中最不看重学历的岗位；米米提到自己有位同组的同事是高中学历，这在其他岗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相对于其他岗位来说，原画的加班情况也要好很多，米米注意到“程序们好像经常干到凌晨”，但“他们拿的钱也比我多多了”——原画岗位的薪资涨幅在最近几年确实停滞不前。

除了必要的睡眠之外，米米把所有时间都拿来做这两份绘画工作了。她放下了除了玩游戏以外的几乎所有爱好，甚至没空花钱——除了与人合租的三千多元房租外，她花在娱乐、游戏、吃饭上的钱都相当有限，二十出头的她保持着远超50%的储蓄率。

在我询问米米为何要在收入相当优渥的主业之外开辟小画家的副业时，她一时间自己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在她的回忆中，刚进公司时每天的工作根本画不完，自然也顾不上晚上再接稿。

那时候一到下班时间系统就会弹出工作进度表，看着屏幕上那张没什么进展的画布，她焦虑得一塌糊涂。后来她加班、研究、努力，“每天至少认真画八小时，就算刷网页也是找参考图”，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总算是能在下班时差不多完成当天预定的工作量了。而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突然意识到，同事们都比她画得更好。公司的工作流拆分的很细，米米很少有机会把一张工作图从头到尾自己画完，基本都是完成某些步骤之后就要交给下一位同事接手，水平不同的同事负责的部分也各自不同，这就让大家都对彼此的水平非常敏感。

在外界看来，米米和同事们感受到的或许是同侪压力，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问题都是画得还不够好”。米米真心实意地认为，只要绘画技巧够高，人生中的所有烦恼就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她开始焦虑如何提升“自己“的绘画技巧——她尤其强调”自己“二字，因为在公司她需要严格按照项目既有的美术指南绘制作品，不需要个人风格，“一是保证画风的统一，二是也避免自己的风格被公司挪用”；而她的所有同事都会在业余时间画保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一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渴望自我表达，二也是想要磨练技术，画得更好。

就这样，米米稀里糊涂地开始做起了小画家。现在她早已意识到这条路绝不通往自由创作，要满足单主的需求，想获得更多粉丝，想在圈子里的口碑更好一些，要争取上APP首页推荐……另一些让人头晕脑胀的逻辑紧紧抓住了她，时间一点一滴地渗入了绘画板中。

米米回忆着，她好像很少见到“很多太阳”，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还不太多；到晚上回家时太阳早已让位于月亮，“见不到太阳人就会不开心”；尽管非常累、尽管她感到自己“根本没有在生活”，但她还是不愿意放下两个工作中的任何一边；她觉得这两个工作互为退路，让她很有安全感。另外，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尤其是相比于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工作都是把一个人的话告诉给另一个人”，但她又在想，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挣多少钱吗？那么她的工作就没有那些工资更高的同事们有价值吗？是创作的高度吗？所以她的价值就比大Red们更少吗？

她想来想去，总觉得左右碰壁，前后没有方向。最后，她只有暗自下定决心，“只要接稿的时薪超过公司的工资，就辞职”。

谈及35岁时的打算，米米说她自己从没想象过到了35岁还在游戏公司工作。“想象不出来，我们组都没有那么大的人，工作八年的也没到35岁”；但她可以想象自己到时候成了绘圈顶尖小画家的样子。她希望35岁的自己可以每画一个单子都休息很长时间，绝对不要像现在这样没日没夜的画。

但她又十分务实地提到，她担心自己一旦没有了公司的约束，就会“变懒”，“到时候画一张才有一张的钱，不画就饿死了”。也就是说，她既担心自己不画，又担心自己画得太多；她最希望能以现在上班的作息来画绘圈的稿子，但她也知道“那肯定不太可能”。米米还担心到自己终于离开游戏公司的时候，绘圈还是否存在；毕竟这个圈子颇有不规范之处，用户年龄层也低，“说不定哪天就被整顿了”。她更担心自己的画风跟不上未来的时髦，她还担心AI会把“画得好”的标准提的更高，每张图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她担心的这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只要画得更好就行了”。米米和其他许多小画家们为了抓住这个终极答案而拼命压榨着自己的时间与生命，即使他们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个命题似乎经不起细细推敲；“我知道我要转变思维才可能幸福，”米米说，“但是我实在是做不到。”

在采访的最后，我帮米米算了一笔账，她现在当小画家的时薪其实已经超过了公司的工资。她对计算的结果大为吃惊，反复又算了几次，喜形于色。

“所以你现在打算辞职了吗？”

她愣了一下，迟疑着告诉我，“好像也没什么必要”。

11.钱的问题

在采访中，我多次惊讶于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高储蓄率。超过90%的受访人会把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储蓄，其中有位受访人年收入过百万——“我不会说实际的数字，反正比一百多得多”——他的储蓄率甚至接近95%。每个月除了一笔五千多块钱的房租之外，他的个人消费只有三四千块钱；剩下的所有钱他全部用来储蓄和理财。

漕河泾某大厂的露台，对面小区里住着的几乎全是公司同事

高储蓄率当然首先来自于明显高于同龄人的收入，另外，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物欲似乎确实很低。我在所有受访人身上不光没看到任何的大牌奢侈品，有时他们的服装都可以用随意和不修边幅来形容；精致生活和漂亮餐饮也对他们吸引力不大，GZ告诉我，他觉得“想吃黄鱼面就去吃”就已经足够满意了，再加上他现在还能做到“想吃螃蟹就去吃”，实在是没什么可抱怨的。

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炫耀式自我包装”不但不受偏爱，甚至会带来负面的印象；他们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凸显“精神愉悦”的消费买单，比如旅游、摄影器材、无人机、盲盒手办之类。无论是见不到阳光的米米，还是觉得“我被游戏行业改造成了只喜欢玩游戏的人”的Jim，漕河泾的年轻人们还无可避免地感觉到了工作对自我的挤压；“让自己开心“的精神愉悦类消费品不但能让他们开心一下，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凭自己的喜好选择”的乐趣，他们经常就会在这些方面花费较多。受访人WM就反复提到，自己对于“手办模型之类的东西”想买就买，构成了主要的开销。

这种质朴生活方式或许与他们的过往经历有关；作为在教育系统中大杀特杀的胜利者们，漕河泾的年轻人往往度过了相对漫长的学生时代，并且因为成绩优秀，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关注。所有受访人都谈及过类似于“亲戚请我去给自己的孩子讲课”之类的互动，他们就算是在求学的路上稍微被绊倒过一次，也能被家庭的网温柔地接住，而后站起来，继续跑向终点。

这样的他们天然地厌恶风险，下意识地抗拒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采访中所有受访人对于投资都非常谨慎，他们要么是遵从父母的建议，要么是“买风险最低的理财”；他们没有不良嗜好，没时间培养烧钱的兴趣，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几乎别无他物，而工作带来的最强的回馈就是金钱，这些钱原本应该被用于更好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几乎别无他物。

在被问及储蓄的目的时，大部分受访人会提到自己在35岁后的“退路”，比如做独立游戏的资金，又比如“存起来吃利息”。换句话说，他们储蓄都是为了应对必将到来的收入丧失，尽管这种丧失会被他们认为是自主选择的，是“退休”和”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财务独立，提前退休）。

极高的不确定性弥漫在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中。有受访人表示： “我35岁的时候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不知道中国游戏行业是什么样了”，“项目上线就是赌，就算这个赢了，下一个还是赌，输了就死了”。就连这些年轻人们的老板也未必对未来有多确定，一位漕河泾中型厂商的项目负责人就曾经说过，“未来我说不定就去做更小的游戏了”。这种不确定性与渴望稳定生活的欲望缠裹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储蓄欲望。

12.当我们谈论爱情

本次采访的所有受访人，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没有结婚。2025年上海市平均的初婚年龄为29.7岁，受访人普遍认为，漕河泾游戏从业者的初婚年龄应该“比这个再晚一些”。

从性别角度讲，所有男性受访人对于自己五到十年后的生活预期都包括“那时候我应该已经结婚了”，而女性受访人中只有不到半数提及了婚恋相关的安排，有位在一线做研发工作的女性受访人甚至很直率地告诉我，“我们组在结婚的都是男人”。

当被我问到“如何结识异性”时，有位男性受访人展示了他的相亲APP。那上面全都是和他学历相当的年轻女孩，他甚至在其中见到过自己的同事；他有些羞涩地告诉我，自己只会跟“看起来差不多”的女孩打招呼，那些“年收入高我太多的、特别漂亮的，感觉就算了吧”——在这个APP上，年薪数百万的年轻男女并不少见，也包括这位受访人自己。在和他聊完后，我曾想下载这款APP看看，却发现它有着毕业院校和年龄的准入门槛，精准地把我这样的人隔离在外。

大部分受访人对另一半的要求都强调“聊得来”，其次则是“差不多的能力/收入/境遇”。以受访人小林为例，以一般视角来看，即使是在上海这个高消费都市，小林的年收入要养活一位全职妻子也是绰绰有余的；但他提出“（妻子的）收入最好跟我差不多”，因为“我的收入水平还没到可以不顾老婆挣多少钱的地步”。

他期待着两个人一起在35岁左右退休，然后把钱放在一起过自由的生活，“两个人……总算是多一重保障”。在漕河泾这片土地上，差不多的收入就意味着差不多的院校出身、差不多的家境、差不多的工作强度，甚至差不多的工作内容，处处都差不多，自然就聊得来。而出色的外表是不可控的、是游离于优绩主义体系之外的，追求它们的风险远比追求聊得来要高。

供职于大厂分析部门的B与我聊了很多婚恋相关的话题；她聪明、漂亮、时尚，以年纪来讲，她的薪资水平相当可观。B家境优渥，父母主动帮她负担了每月过万的房租，这也让她成为了所有受访人中居住条件最好的一个。但父母的爱护有着另外一个切面：B的母亲注册了一个“父母替孩子相亲”的网站，并且为她挑选了一位相亲对象，直接打电话要求女儿去跟这个人处一处。

这位男性也在漕河泾地区工作，他的工资比B高一些，忙碌程度则是B的一倍，“感觉他至少是997”。见面之后B对他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正面或者负面都没有，不过对方显然对她很是满意。

当时B正在打算换房子，而这位男士尽管“加班加的要死了”，还是主动打了很多中介的电话，帮她前后安排；而当两个人工作都很忙、顾不上见面时，男士又会主动给她打电话聊天，并且开玩笑地说，“约谈还是必要的”。他们俩莫名其妙地就确认了恋爱关系，每个月大概能见一两次，到现在一共三四个月，实在是称不上很熟悉——他们的父母倒是已经彼此相当熟络了。

最近，男士开始向B提出结婚的建议，但B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很喜欢孩子的她结婚之后肯定会马上备孕，“手里怎么也要有五十万的闲钱”，那位男士刚刚在上海买了房，每个月要还数万元的房贷，再抠出这笔钱来有点困难。另外，B打算35岁左右就辞职自己创业——她也想做独立游戏——这至少需要一百万左右的启动资金。“一百五十万就是我人生的成本”，她望着我说，“我一想到这个就好焦虑”。

在采访的末尾，B谈起了自己的梦想，她从大学起就有着创作小说的爱好，她之所以能被游戏行业选中，也是因为这方面的成绩。但她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市场部门分析用户，每天都埋首于PPT之中，和创作几乎一点都不沾边。

B告诉我，她现在有种快乐耻辱症，一旦感到快乐，就会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美好的情绪一经察觉就会转化为羞愧感，“但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呢！”。她前几年还努力在每天回到家之后继续写一会小说，幻想着一旦小说得到发表就马上辞职；但后来，随着公司的工作越来越熟练，她的上司越来越倚重她，她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多，“没时间写了，就算写，也是写一半就觉得这是什么呀，真没意思！然后就放弃了”。渐渐的，写作像是变成了“一个过期的支线任务”，她甚至有点不敢和过去一起写作的朋友聊天，怕对方随口问她，“最近在写什么呢？”

采访结束时，我请B列出五件最让她感到开心的事。她提到了看一部出色的电影、和朋友聊新出的小说、工作被上司认可、买到了喜欢的衣服……而后，她愣了一下，笑着对我说：“好像都跟男朋友没关系”。随后她沉默下来，吵杂的小酒馆里有着又密又厚的絮语声，外面的夜晚有着深蓝色的夜风；这一切似乎与B毫无关系。

她有点仓皇地道别，然后裹紧外套走出门外，她说自己还要回去加班。

13.漕河泾的年轻人

在与所有受访人交谈之后，在采访笔记的字里行间，我稍微摸清了这种刺痛着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东西——名为“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

当工作内容与预期不匹配时，当晋升通道受阻时，当35岁以后的人生突然空了出来时，当生活被工作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们强烈希望保有自我，但这种自我与游戏工业化流程处处矛盾。

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并不是在为了生存和活着而奋斗，他们加班并不是为了装给老板看，拼命学习新技能也不是为了漂亮的述职报告；GZ告诉我，他“就是想做一点真善美的东西”，Jim则认为自己“有能力做了不起的东西”，就算是熬夜做着小画家的米米，也认为自己“可以画得非常非常好”——但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所有受访人都会下意识窥视我的表情，生怕看出反对或是讥讽。对生存之上的、更高维度的目标的追求，这在当下的整体语境中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在感受到渴求自我的痛苦时，还不得不与自我怀疑搏斗。采访中有不少受访人都说着，“我挣了这么多的钱，这些都是应该的吧？”，“我才不到三十岁，挣现在这个年薪，我应该是没什么可痛苦的……”，“我父母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开心，他们说你的工作待遇这么好……”；一位企业管理者告诉我，“我不觉得自己应该痛苦，一般人想要的一切我都有了”——而在采访开始之后的半小时内，他一直在阐述自己因为创作理念和公司管理而产生的种种创伤。

而漕河泾的年轻人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被名为“自我实现”的长针刺伤，正因为他们是最被期待着实现自我的一批人。他们是来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顶级院校的最顶级毕业生们，他们自小就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他们习惯于成为同辈中的顶点，他们来自于富含爱与支持的家庭，他们在优绩主义的长梯上步步攀升，他们进入了以创意著称的游戏行业，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完美平衡了自控力与创造力——如果他们还不能实现自我，那么谁才可以呢？

而从外部角度讲，漕河泾大厂筛选员工的方式也注定了一种悖论；他们希望员工是年轻的、有梦想的、热爱自己所参与的游戏的；而公司又无法给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给有梦想的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对项目的热爱更让人痛苦，这种爱会被商业化的压力扭曲成自我攻击，越是爱它，就越是觉得自己为它做的不够；越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越是因为它逐渐变得与自己的记忆不同而感到撕裂。到最后，用年轻人的血肉堆起来的工业化履带隆隆响着向前滚去，而构成履带的每一颗螺丝钉，都幻想着早日从它身上被甩脱。

另外，漕河泾游戏公司们所创作的游戏多为持续运营的手游，这件事本身也在不断磨损着年轻人的脊椎与灵魂。创作无休无止，数据考核无休无止，螺丝一直在拧紧，有时候还不得不眼睁睁目睹着自己所乘的这条船缓慢下沉。在这一路上，他们大概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物质的回报，比如工资、年终奖、还有免费提供的下午茶；但没人知道自己将要遭遇什么样程度的痛苦，他们只能试着继续往前走，希望更大的成功能冲散眼下的烦闷，尽管更大的成功往往也意味着工作对生活的更多挤压。

而游戏公司们也被挟裹在另一个更大的叙事里，它们同样身不由己。漕河泾的游戏公司们属于后来者，用一位漕河泾大厂项目负责人的话说，“那些传统大厂已经太大了，大的就像是一个国家……而我们这些漕河泾的就还是公司”。后来居上靠的是内容和创新，为了保住自己的战果，它们就必须输出更多的内容和创新，就必须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做到极致。

许多受访人都提到，2020年前后游戏行业就开始了军备竞赛，项目的流水预期被不断拉高，相应的，成本预期也在不断攀升。而更高的成本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失败风险，更大的风险就意味着更多的加班、更保守的游戏设计、更同质化的内容……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挤压，伴随着更多的钱。

我所采访的最后一位受访人橙子正带领一个中型团队开发新游戏，他对做游戏这件事本身就充满悲观而矛盾的心情。橙子认为“游戏开发是目前为止复杂度最高的创作”， “它复杂到了只能靠玩家测试才能评论其优劣，复杂度超过了人脑能承担的程度，没有任何超过200人的游戏团队敢说自己能100%地控制自己要产出什么样的东西” 。

然而，漕河泾的游戏项目动辄就是三百人、五百人，上千人也并非孤例，“这么大的团队，永远不可能让所有成员都认可总体目标，而且团队里有太多天才了，天才的意见更没办法统一”，但如果没有这么多天才，或许就做不出华丽的场景、感人的剧情、简洁的代码、漂亮的选题，就更无法实现适配天才的梦想。橙子认为游戏是伟大的文化创作，是了不起的、是值得自己投入一生的；但做游戏的过程“真的痛苦”，开公司痛苦，带团队也痛苦，被自己亲手挑选的员工质疑痛苦，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对员工说的话时，更痛苦。

“或许艺术家就应该死后才出名，”橙子告诉我，“活着挣到钱的，就变成资本家了。”

结语

我是那种比较老派的采访者，使用纸和笔。这样可以避免录音设备给受访人留下的心理压力，更好地保护受访人隐私，也方便自己事后整理笔记。本文作者供图。

采访结束之后，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动笔，写得十分缓慢。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这篇稿子，一旦写作进度落后，我就自责、沮丧、痛苦，半夜都忍不住爬起来翻看笔记。这种精神压力很难获得外人的理解，因为这采访是我自找的、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我就算不写了，也不会怎么样——就好比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就算今天辞职，也不会饿死——但我依旧对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些值得一看的内容而有所期待，这种期待源自自我表达的欲望，它折磨着我，就像是藏在灵魂中的牛虻。讽刺的是，这些痛苦倒是让我更加理解了受访人们的表达，它成了完成这篇文章的最后动力。

所幸，我总算是跌跌撞撞地行文至此，想要表达的全部都在这里了。我一直认为，书写者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力诠释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成果就交由各位读者评判了。

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受访人们，愿你们得偿所愿。

关于手账本内页的尺寸疑问，看一这篇就够啦~

2026-04-04T12:50:23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9 min

大家好，我是kikiko~欢迎关注公众号【KIKO手账屋】，在这里我会持续分享这些内容：手账相关知识，例如手账本、内页尺寸，各品牌手账本介绍、手账圈专用词、黑话等，手账相关书籍的阅读笔记，手账博主介绍分享、手账拼贴分享、各类文具的测评、跟团注意事项、各品牌胶带、便签、本子介绍、内页设计分享等。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写手帐吧！期待与你的交流哦~

手账er应该都有同样的经历：刚入坑，想要买一本手账本的时候，竟不知如何下手，因为手账本的规格尺寸太多了，而且好像跟平时说的尺寸有点不一样。例如常识告诉我们的，A6应该是A5的一半大小，但当买到A6活页本后发现内页尺寸却更长、更窄，根本不是A6。更别说还有很多没有听过的专用词，例如奇葩A6、PUO、PW、FC等等，到底是什么呢？

我刚入坑时搜了很多图文视频攻略，翻评论区东拼西凑、不断摸索，才终于大致搞懂了这些尺寸的关系。

然后我把搜集到的信息整理了一番，进行存档、归类，写成这篇图文，希望能帮后面入坑的小伙伴节省时间，一篇作业解答所有关于尺寸的疑问。

开局让我们先来一张全尺寸对比合集图，展示我们将要了解的尺寸：

在这个图里，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各个尺寸的大小对比，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包含了定页本的尺寸和活页本内页的尺寸，为了区分，定页尺寸用横向的数字，活页则用竖向的数字标注。

更详细的手账本内页尺寸数据清单汇总在下图内，存个档，有需要查一下就好：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每个版本会有1mm左右的误差，也许是由于测量方式不同造成的，这里选了相对更多人用的版本，倒也无大碍。
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系列去解答有可能出现的疑问：

纸张尺寸的A系列和B系列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个纸张尺寸中常说的A系列和B系列到底是什么：

根据国际标准ISO 216的定义，A系列纸张的基本尺寸是A0 ，即尺寸为841mm×1189mm，面积为1㎡，长宽比√2：1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将A0对半切割，就会得到A1，再对半切割得到A2，以此类推，直到A10。

A系列纸张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让每一种尺寸的纸张，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对折，得到下一种尺寸的纸张，例如A4对折变成2张A5，这不仅方便了纸张的生产和加工，也大大提高了纸张使用的灵活性。

A系列纸张的长边和短边比例为√2：1，也被称为利希腾贝格比例，是一个神奇的比例。做个简单的实验，你可以拿出一张A4纸，先沿着长边对折，再沿着短边对折。展开后，你会发现纸张被分为了四个相同大小的部分（4个A6），而且每一部分的长宽比，仍然是√2：1。这是这个比例的魔力所在。

B系列也同样是根据根据国际标准ISO 216的定义，延续上述规律，B系列每个尺寸都是A系列两个连续尺寸的几何平均值。也就是如果Bn介于An和An+1之间，那么Bn的尺寸将是An和An+1尺寸的几何平均数，同时保持了长宽比√2：1。

即两个B1的面积的乘积，等于A1与A0的面积的乘积。这样，B系列的面积就是相应的A系列面积的√2≈1.414倍。因此B0的面积是1.414m²，进而也能推出整个B系列的尺寸了。

其实ISO的纸张定义中还有C系列，但发现手账里面比较少用，就没怎么研究了，以下是三个系列的具体尺寸，有需要的时候查一下就好：

定页本和活页本尺寸的关系？

说完了定页的尺寸，来说说活页的尺寸。活页内页纸张的尺寸定义，就没有ISO那么规范了，多了更多的创造和随意性，同时也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认规则。

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刚入坑时对内页尺寸有很多误解。例如A7活页本，其常用的内页尺寸80*126，怎么看都更接近定页中的B7，而M5/A8活页本的内页尺寸则更接近A7的纸张，这可能是跟当初命名时，没有从源头统一规范造成的，似乎一个名称先出现并流行，接近类似的尺寸优先占用了一个名称，后来再出现的尺寸就依次错乱了。

汇总一个活页内应对应定页的关系表，有需要的时候查一下就好，可以这么理解，假如你把定页拆了，打孔之后，可以放进对应的活页本里，这里面的对应关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尺寸标注的是定页的尺寸（因为不同品牌同名称的活页尺寸也不同，很难统一说明），请注意。

A5系列活页本尺寸

接下来我们将细说各个尺寸，先从最简单的A5开始，之所以说A5系列最简单，是因为这个尺寸的定页和活页的尺寸还是一一对应的，没有错乱，从A6系列的命名才开始劈叉的。我们来捋一捋A5系列活页的各种尺寸：

1、A5活页尺寸：
A5活页本的内页尺寸与定页A5完全一样，A5定页本拆了，直接打孔，就是A5活页可用；购买活页成品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A5的活页一般有6孔和20孔两种，要注意孔数。也许是由于A5活页相对比较大，所以也有20个孔的需求。而A6以下的活页本，孔数就只有一种，6孔、5孔已确认，就不用单独考虑孔数了（多说一句，更细致的话，可能会考虑孔径的大小）。
2、A5 slim尺寸
就是窄版A5，顾名思义，高度与A5不变，宽度变窄；这个尺寸有一点非常好的用法，即可以刚好完美收纳A4纸三折，非常适合有很多A4资料的学习党。同时，这个尺寸比A5窄，携带型也不错，书写范围不比A5小太多，因此也越来越多被人选用，作为工作手账本、或者学习手账本都是不错的选择。
3、PUO尺寸：
PUO内页就是与A5 slim相同的，只是A5 slim通常默认是是6孔，PUO着重强调是20个孔的款式，仅此而已。有人更喜欢20个孔，毕竟A5内页的高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孔位密集一些，在保存和翻动时，都有更好的效果。但同时，他也因孔位多而成品内页较少吧。
4、HB×WA5尺寸：
它是Ashford推出的一个内页尺寸，其宽度与A5相同，高度与A6personal相同；其实它不该放在A5系列里对比，因为高度和孔位都与A5不同了，但由于名字里还保留了5，所以放在这里了。它可以通用在A6personal的活页本里，做二折使用。同时，也跟A6方方子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A6系列活页本尺寸

从A6系列开始，活页本的叫法就开始与定页对不上了，让我们继续来捋一捋。

1、A6活页本=A6 personal=bible

一般我们说到A6活页本时，通常是指A6 personal（以下简称A6 per），A6 Per是国内最早引入的手账本尺寸，它与某款圣经的大小相同，也叫Bible尺寸。国外有不少人是将圣经随身携带的，可见这个尺寸是集合了方便携带和书写面积OK的优点，因此使用范围最广，并且较早引进国内并被广泛使用，在流传过程中，由A6per简称A6，渐渐占用了A6这个名字。

2、奇葩A6

奇葩A6其实并不奇葩，它的内页与定页A6一致，其实它才是真正的A6活页本；但它进入大众视线较晚，开始流行时发现已无法叫将其直接叫做A6活页本了，因为一定会与A6 per混淆，为了区分这两个尺寸，被命名为“奇葩A6”。可能是对于这一命名混乱而引起的感慨，总之，目前是以这个奇葩A6这个名字传播开来的，有时候它也会被叫做国际A6。

3、A6FC、A6PW：
在A6 per的基础上，衍生了两个尺寸，高度相同，宽度稍微宽一点，再宽一点，就变成了A6 FC（Franklin）和A6 PW（personal wide）;A6 per、A6FC和A6 PW可以看做一个系列，宽度大一点、再大一点的区别，孔位相同，以至于很多A6手账本都可以通用这三款尺寸，只是装上内页后的效果是紧凑的还是宽松的。

不过，奇葩A6则与它们高度宽度均不同，甚至孔位也不同，所以要注意，用常规的6孔打孔器是打不出来奇葩A6的孔的，用3孔打孔器倒是可以，但也需要一点技巧，先不赘述。
这里插入一下活页尺寸与定页的关系：奇葩A6的内页尺寸对应定页中的A6；A6 persnal的内页尺寸对应B6 slim，也就是窄版B6；A6PW（personal wide）尺寸的内页就是正常的B6尺寸。

4、A6XL
有时候，我们会见到A6XL这个活页本尺寸，由名字可以看出，它就是加大的A6，适配的内页，其实就是比A6p更宽的FC和PW。这个叫法，似乎是国内手作本自创的，实际大小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规范，因此具体的适配内页可以直接问店家。
这里我其实建议用废弃的本子拆开做A6XL内页，尺寸对书写很友好：

这个是我的第一本A6XL，配B6尺寸的定页本拆下来的内页的效果。

5、A6-slim
即窄版A6，基于A6per的基础上宽度变小而来，全称是A6 per slim。提到这个尺寸，有个小tips：在是活页手账本定制交流中，有时候会有11mm、15mm的小环的A6personal叫做A6slim的情况

A7系列活页本尺寸

A7活页本也叫pocket，其内页尺寸对应的是定页中的B7；个人认为它很适合当做随身本：比A6更便携，又比M5更能写，壮哉A7党！这个系列未衍生出什么新的尺寸，内页的差别也就局限于宽版和窄版而已。

不同品牌的内页有细微的尺寸差异，主要是为了适应活页环的大小、位置，以及提供更好的书写体验，以下是一些品牌的尺寸：

总的来说，大概就是分80宽，和窄版的76宽。

M5系列活页本尺寸

A8活页本，也就是M5活页本(M系列的叫法应该是源于日本，就像M6其实就是A7），内页尺寸接近定页的A7。

最近M5很火，小小的很容易就写完一张，也好携带，各种便签都能打孔放进去，可玩性很高，主打一个松弛感，各社团出的内页尺寸更是五花八门，宽度从62到74都有，不过总的影响不算大，也没有因为尺寸的差异新增衍生尺寸的命名，因此就不赘述了。

以上就是关于手账本尺寸的可能遇到的疑问和解答，如有未提及的问题，也可以评论区问我，我会尽量解答。当然我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欢迎指正，我会修正过来的~

掘火中译：T.S.艾略特：《荒原》 | 掘火档案

2026-04-04T08:43:02Z

estimated reading time: 53 min

【译者前言】1988年，英国伦敦周末电视台《南岸秀》节目（The South Bank Show of 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推出了一套名为“现代世界十大作家”的系列纪录片（The Modern World: Ten Great Writers），借助戏剧演绎和专家点评，对现代主义文学十位经典作家（注1）的生平及作品进行了视听呈现和多方位解读。《T. S. 艾略特：<荒原>》即为其中一集。影片中，著名演员艾琳·阿特金斯（Eileen Atkins）、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ugh）和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朗读了艾略特的代表诗作（注2）；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艾略特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以及文学评论家弗兰克·科莫德教授（Frank Kermode）则从各自角度对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与阐释。

该纪录片系列的最大特色是邀请知名演员对文学名著进行戏剧化演绎，所选体裁多为小说和戏剧，艾略特的《荒原》是其中唯一的诗歌作品（片中同样朗读了被视为《荒原》先声的艾略特早期作品《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在其1931年的文集《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写道：“我敢肯定，《荒原》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戏剧特质，这使它在朗读时特别具有感染力。”英国作家D. G. 布里奇森（D.G. Bridson）持同样看法，他认为这首诗以口头形式呈现一定效果非凡，于是，1937年，他在任职的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 Radio）制作推出了《荒原》广播改编版。结果如他所料，节目大获成功，也为《荒原》这首诗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在这部1988年的纪录片中，艾略特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称艾略特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戏剧诗人”。据他介绍，诗人生活中就喜欢扮演各种角色，在不同人生阶段不断变换着面具，并引用V. S. 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的话，形容他是“一套西装里的一整个剧团”。在纪录片中，观众可以通过演员们的朗读欣赏艾略特诗歌的戏剧特质，也可以听到专家学者们讲解其戏剧性所隐含的文学意义。

英国学者、小说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受节目之邀担任该系列的文学顾问。节目播出后，他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现代世界十大作家》，以十章的篇幅分别系统论述片中涉及的十位作家。我将书中介绍艾略特的一章译出，作为这部纪录片中译版的前言。艾略特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布拉德伯里这篇介绍，文笔清晰简明，内容详实，视野广阔，深厚的学养使其笔触得以在诗人生平经历、具体诗作分析与更宏观的现代诗歌史之间自如穿梭；更重要的是，章节架构与影片内容在不同层面形成对照，彼此呼应，互相补充。有声影像与文字讲解相搭配，对于想了解艾略特或英美现代诗歌的读者来说，相信是个不错的入门选择。（安娜）

注1：该纪录片系列中的十位作家是詹姆斯·乔伊斯、约瑟夫·康拉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马赛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亨里克·易卜生、维吉尼亚·伍尔夫、路伊吉·皮兰德娄、T. S. 艾略特、弗兰茨·卡夫卡。

注2：片中所朗读艾略特诗歌的汉译部分，选用的是台湾诗人、学者杜国清的译本，这是我迄今参考最多、也相对更为熟悉的译本，而在不同翻译版本之间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和评判，需要我并不具备的专业研究背景，因此在本片译制中暂且全部沿用杜译，只是将原书中的繁体字转为了简体。布拉德伯里所撰章节中对艾略特的诗句和文论有诸多零散引用，在那里，我出于对上下文衔接、个人对不同译法的认同度等因素的考量，在不同译本中进行了灵活选择，相关译者姓名均已标出。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World: Ten Great Writ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8. pp. 177-201.

有一首著名的诗警告我们，与T. S. 艾略特先生会面是多么令人扫兴：

他的相貌是一副严肃的牧师型，

他的额头如此狰狞，

他的嘴巴如此一本正经，

他的谈吐如此优雅，

仅局限于说“恰恰是”、

“假如”、“也许”和“但是”。

（张子清译）

这听上去并不厚道，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庆幸，这首诗描写的对象与它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这首典型的自嘲之作，是艾略特先生自己写的《五指操》（Five Finger Exercises）中的一首。《五指操》是一组带有游戏意味的诗，收在艾略特《诗集，1909—1935》（Collected Poems, 1909—1935）中的“小诗”（Minor Poems）部分。这一部诗集初版于1935年，后来多次再版，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英国或美国诗歌选集。显然，在几代读者那里，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多地改变了我们关于现代诗歌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的观念。

除了带有游戏意味的小诗，这本书也有长诗。比如《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它开启了这本诗集，也开启了艾略特非凡的创作生涯——它以普鲁弗洛克先生这个胆怯而踌躇的形象，在英美诗歌中确立了一种风格化的反讽精神，这一点前所未有。还有宗教诗《圣灰日》（又译作《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以及《焚毁的诺顿》（又译作《烧毁了的诺顿》，Burnt Norton），后者成为艾略特《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第一首；《四首四重奏》是一组深邃的沉思诗，呈现了艾略特晚年成熟而沉静的诗人形象，正如《普鲁弗洛克》代表了他早期烟火般的光芒。而在这部诗集的中间部分、亦即他创作生涯的中段，则是他那首最著名的诗，《荒原》，全诗433行，分为五个部分，共占17页，另附7页注释，这些注释多年来一直让学者们忙碌不已。人们已经注意到，这或许是整个现代文学中被研究得最为密集的篇页，而《荒原》本身也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作。确实，大多数英语现代诗歌、乃至不少其他语言的现代诗歌都从《荒原》中流出——今天每一位诗人都会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这首诗，它一劳永逸地改变了我们对现代诗、对现代诗人应当期待什么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遇见艾略特先生，或是艾略特式影响的某种变体。

事实上，当我真正见到他时——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他——我发现，与艾略特先生本人会面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评论家，正在写一篇关于《标准》（The Criterion）杂志的文章。《标准》是他在1922至1939年间主编的一份重要杂志（《荒原》就发表在它的创刊号上）。他同意在费伯与费伯出版社位于伦敦罗素广场的办公室里接见我；在我看来，他温暖、礼貌且友善。作为杂志主编兼英国重要诗歌出版人，他引进了许多年轻的英国和美国诗人的作品，并对他们作出了慷慨的评价。同时他很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在意料之中，因为他是一个拘谨、克制、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深信诗人应当戴着面具，并且相信受苦的个体与创造的心智应当分离。那时，他已是仍在世的最重要的英国诗人、最具分量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伦敦西区剧作家，引领了战后诗剧的复兴。他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这对于一位在美国出生的诗人而言并不寻常，但在那时，用他自己那句著名的话来说，他已经是一位“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政治上的保皇派（royalist），宗教上的盎格鲁天主教徒（anglo-catholic）”。《荒原》发表五年后，他加入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并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取得英国国籍。他的口音是英式的，他的面容确实带着教士的轮廓，他的谈吐学者气十足，而他的举止几乎是刻意地不带诗意。

当时我还年轻，因此很难把眼前这个令人愉快又内敛退缩的人，与他二十年前《荒原》发表时所引发的那场震撼与变革联系起来。那首诗问世的1922年，是现代主义重大事件频发的一年，是一战期间积蓄起来的各种实验突然爆发、并为此后的发展定下基调的时刻。即便如此，这首诗仍然造成了震动，带来一种诗歌传统正在被颠覆的感觉。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艰深；有人觉得它完全晦涩难懂，也有人觉得它枯燥而干涸，阴郁而刻板——正如有些人对艾略特先生本人的评价一样。当时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F. L. 卢卡斯（F. L. Lucas）攻击这首诗，说：“在诗歌腐败中滋生的蛆虫里，最常见的是书虫。”卢卡斯这一严重的误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诗中运用的戏仿、拼贴以及艰深的典故暗示，赋予这首诗一种令人生畏的外观——而这一印象又因艾略特在书籍版本中添加了七页注释而被进一步强化；他后来表示，这些注释并不是用来解释这首诗——诗会自我解释——而只是为了把篇幅凑到一本书的长度。然而，卢卡斯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家都忽略了许多东西，比如，这些学识并非只是迂腐，而是一种复杂的方法，以交织起古老的与现代的诗歌节奏；又比如，诗中所召唤出的那些枯骨，与其说是这首诗或诗人自身干涸的表现，不如说是对当时文化的一种深刻批判。

但也有人，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荒原》是自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诗歌运动的顶点与完成之作，它的成就，可与小说中的乔伊斯、绘画中的毕加索、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相提并论。说《荒原》是一首伟大的诗，并不仅仅因为它博学或艰深，尽管它确实兼具这两点；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在过去伟大的诗歌与神话成就和当下诗歌的必然需求之间架起了一座非凡的桥梁，因为——和其他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一样——它既是一种深刻的瓦解，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埃德蒙·威尔逊在他1931年的著作《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写道，这是一部权威地处理了战后绝望、精神贫瘠与无政府状态的作品，是一位完整的诗人的作品；这位诗人曾“迷醉和摧毁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一代人能够辨识出一种属于他们的视野，而他们的长辈却不明所以。与艾略特同代的战后诗人也同样被这首诗震撼，其中一些人发现它对自己关于现代诗歌的看法构成了深刻挑战。“对我而言，它尤其像一颗讥诮的子弹击中了我，”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后来在他的《自传》中承认道，“在批评意义上，艾略特把我们重新送回了教室，而当时我正觉得我们需要逃离，去面对那些更贴近一种新艺术形式本质的事物——这种新形式植根于能使它结果的地方性之中。”像艾略特一样，威廉斯也受过庞德的影响，但他希望新的诗歌精神强调的是民族性而非世界主义，是乐观而非颓败的绝望。然而，尽管对这间新教室心怀抵触，他仍然像同时代大多数严肃的诗人一样，感受到了这一成就的规模，以及它所具有的纪念碑式的重要性。

《荒原》确实把自己放到了“‘新’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new）的中心。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论文中宣称的那样，没有任何诗人能够单独拥有其完整的意义，每一部新作品的出现都会使传统略有改变，与此同时，理想的诗人能够充分意识到传统的存在。《荒原》既拓展了传统，又撼动了传统：它既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诗歌决裂，同时又回归到玄学派的才智与莎士比亚式华丽张扬的传统中（“哦哦哦哦莎士比亚那家伙的爵士乐”——杜国清译）；既是致敬，也是亵渎。同样，它也质疑了人们关于诗人的惯常观念，尤其是浪漫主义那种把诗人视为公共先知、预言者、自然与真情的代言人的看法。在疲惫的先知提瑞西斯，以及码头边的占卜者索梭斯特里斯夫人——“欧洲最聪明的女人”——这两个位于诗歌中心的人物身上，艾略特似乎在嘲弄诗中的那种幻视式写法，而诗中即便存在种种幻象，它们也都是惊惶而绝望的。当艾略特在一战刚刚爆发前后着手这首诗的写作时，他从狄更斯那里借来一个标题：“他用不同的声音扮演警察。”这个标题用来形容一首充满戏仿与拼贴的诗十分贴切——这首诗试图把过去伟大诗歌的节奏与当下口语化的腔调和言语方式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很庆幸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标题，而改用另一个仿佛本身就概括了战后世界状况的名字。尽管如此，那个被舍弃的标题仍然总结出了艾略特作品中的许多东西。

埃兹拉·庞德称艾略特为“老负鼠”。负鼠是一种极其狡黠的动物，这个绰号很贴切。艾略特的诗并非惠特曼式的“自我之歌”，不是诗人的自我肯定，不是情感的泛滥，也不是对经验的大量吸纳。他是一位戴着面具的诗人，一位以嘲弄性的伪装写作的诗人，一位戏剧性的诗人，一位并非使用单一声音、而是多重声音的诗人。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性情使然。他拘谨、内敛，是一位做过银行职员的诗人。他不喜欢公开表现，也不渴望直接的自我表达。在他看来，诗歌不是情感的释放，而是情感的脱离。自嘲的普鲁弗洛克正是这样一位诗人的天然面具；他准备一张脸去会见我们所会见的脸，他不是哈姆雷特王子，也无意成为哈姆雷特，而他的情歌根本不是情歌，而是一种与情感的过分讲究的隔离。诗人这种外在形象本身就需要一种伪装。然而，不论这种性情的根源是什么，其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所产生的新的诗歌语调。艾略特的诗打破了以往诗歌中那些传统的声音、语调与节奏。他的新语调棱角分明、艰深而复杂——如同一幅立体主义绘画那样富有棱角，也充满着机智的突如其来的惊喜。它还是一种不断在抒情与反讽、情感与理智之间调换的声音。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他的思想不是沿着庄严的弧线运行，而是像活的头脑中活的思想那般移动。

《荒原》的读者——尤其是在通读完整部《诗集》之后——很快就会辨认出一种典型的艾略特式语调。其中有那种吹毛求疵的反讽者的声音，有心怀不安的势利之徒的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属于那种走得太远、见得太多的国际旅行者，正如《一切不正当的混合》（Mélange Adultère de Tout）这首诗中呈现的那样。这个标题出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特里斯坦·科比埃尔（Tristan Corbière），而且，和艾略特作品中许多地方一样，是一次刻意讲究的引用：这首诗用法语写成，描绘一个置身于国际化、又混杂变质的世界之中的现代无根旅人的形象，（“在美国，教授；/在英格兰，新闻记者……”——杜国清译）。这首诗，连同他早期的大多数作品，把我们带入一个由碎片构成的世界，让我们在其中跳跃穿行——那个世界充满闲谈、偶然的碰撞、噪音与切分节奏、写字楼、旋转的留声机，还有尘土飞扬的后巷空地。在这样的世界里，现代诗人的任务必然不同，而艾略特也在不断召唤这一任务，“用不同的声音扮演警察”。确实，《诗集》涵盖范围极广，从普鲁弗洛克那种花花公子式的反讽开始——身为第一首诗的讲述者，他犹疑不决，是那些永远比他自身更重大的事件的见证者，甚至感到自己“毋宁该是一对粗糙的蟹螯/在沉静的海底急急横行”（杜国清译）——到《荒原》那种多声部的戏剧性结构，再到晚年艾略特的沉思的语调。

那么，哪一个才是“严肃”的诗人，是真正的艾略特呢？答案正在于这多重性本身，也在于艾略特如何在不同的声音、语调与戏剧层次之间架起那些非凡的桥梁。那些看似严肃的诗歌姿态，最终显露为一处典故或一段引语；悲剧性的语调——悲剧贯穿了艾略特大部分诗歌——会借由某个突如其来的切换，转入滑稽戏谑。《荒原》无疑是一首具有悲剧视野的诗，但它同时也是一出喜剧、一份戏仿，它既是文学的表达，也是对文学的嘲弄。情感始终受制于理智，抒情受制于怀疑，而传统诗歌中那些富有魅力的祭司与先知式人物不断遭到抵制。每一首诗都会在反讽与严肃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联系，并由此生成第三种语调，即机智的现代诗人的语调。虽然这一切都带有游戏意味，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连贯理论的一部分。艾略特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在试图界定，现代诗人可能是一种怎样的生物。他始终关注着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曾称之为“为时代写出伟大诗歌这一毁灭性而又令人精疲力竭的任务”的问题。艾略特用来称呼自己写作精神的词是“古典主义”，这个术语取自他在哈佛的老师、反浪漫主义哲学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当然，我们总是期望诗人成为想象力的守护者，而艾略特身上确实有相当多的浪漫主义精神，尤其体现在他对现代脆弱性的那种富于抒情意味的回应中（“我被那缠绕着、紧抱着/这些意象的幻想感动，/一种无穷地温柔的/无穷地痛苦的事物的概念”——裘小龙译）。然而，“古典主义”约束了这些幻想，使它们以一种超然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正是这种古典主义，让艾略特提出他著名的诗歌“非个人”说，以及“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概念——后者指一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使诗歌创作得以凝练成形的意象。自福楼拜以来，艺术家与其作品相分离的观念便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乔伊斯——他的创作生涯在许多方面与艾略特重叠并交织，《尤利西斯》和《荒原》几乎同时出版——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探讨了创作中保持距离的必要：艺术家如同创造之神一般，站在自己的作品之外，以此创造出一种呈现为“明晰而安谧的静态平衡”（黄雨石译）的审美愉悦。艾略特在论及其同时代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一篇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诗歌是“非个人的，因为个人感情和个人经历，需经过延伸和补充，转化为某种非个人的东西”（出自“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 of Paul Valéry”，1924）。艾略特承认这种分离永远不可能彻底。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部分得益于彼得·阿克罗伊德为艾略特写的精彩传记——他的诗中充满了个人痕迹。但它之所以成为了诗，正是因为个人经验被拉开距离，并被处理成一种有棱有角的形式；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艾略特成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现代诗巨匠。

现代诗人的责任感及其非同寻常的使命观念从何而来？艾略特本人把它追溯到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既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又是第一位伟大的反浪漫主义者。和他的继承者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一样——兰波有句著名的格言：“必须绝对现代”——波德莱尔相信一种属于现代的艺术。如同美国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他认为在现代世界，整个诗歌的传统规范已经崩塌，需要彻底重新发明。但与惠特曼不同——惠特曼相信，出路在于把诗歌系于美国那种充满希望、崇尚民主、扩张的、面向未来的情绪之上——波德莱尔看到的却是，诗歌在伟大的过去面前显得渺小，而现代世界本身又是不具备诗性的；这是一个历史走向衰败、都市经验日益脆弱而敏感的世界。诗歌被迫转向内在，进入想象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感官、所有的艺术、所有的联系与对应，都得以相遇并结合，从而产生“新异之感”（the sensation of newness）。正如艾略特在一篇谈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所说，正是波德莱尔的颓废、他那著名的“病态”，使他得以提炼出一位伟大诗人所具备的根本禀赋——对自身时代的感受。波德莱尔对碎片化的感知，对源自现代生活与现代都市的脆弱感受的体验——“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郭宏安译）——以及他将这一切融入诗歌的能力，正是一条通向那个以自我疏离为特征的、现代大都市世界的诗歌之路。

象征主义运动对世纪初在英国和美国兴起的那种反维多利亚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这一思想的著作是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于1899年出版的研究著作《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艾略特和庞德在美国求学期间就读过它，而在伦敦，“凯尔特暮光”（ Celtic Twilight）的主要诗人，W. B. 叶芝，则将这一消息继续传递出去。西蒙斯这本书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纪末的“颓废”远不只是一些愤世嫉俗的姿态、“不健康”的态度、拉丁区的软呢帽，以及感官和语言的普遍失序；它是一种新颖而不同的观看宇宙、艺术、诗人角色，以及诗歌形式与语言本质的方式。波德莱尔的“新异之感”延伸到了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和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与浪漫主义传统决裂，并尝试对语言进行一种主观性的重构。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最终抵达了特里斯坦·科比埃尔和儒勒·拉弗格（Jules Laforgue）那种脆弱而干涩的反讽之中；这两位晚期象征主义诗人，对于年轻的、在早期诗歌写作中愈发反浪漫主义的艾略特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来源。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种颓废气氛中的晚期浪漫主义出发，进一步发展到一位批评家所谓的二十世纪初的“新诗性”（the new poetic），正是这一过程塑造了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正如庞德所说，趋向一种更干燥、更坚硬、更贴近骨骼的诗歌。颓废派所怀有的末世感受——那种脆弱、绝望、对历史衰败和文化失落的意识——以及他们对现代感官体验与都市印象的投入，都是这一运动的核心要素。将诗人塑造成带有反讽意味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形象同样如此；艾略特并不是凭一己之力发明了这一切。许多最出色的现代诗，都成为了一种对浪漫主义的反讽式检验，并由一种重写诗歌历史的欲望所塑造。现代诗将属于城市、机器、人群的兴起以及大众文化增长的时代。它将是高度抽象的，并且，正如哲学家T. E. 休姆（T. E. Hulme）所说，要在“微小而干燥的事物中”发现美。休姆只写过寥寥几首诗，但当埃兹拉·庞德试图把这种精神整合为一场他称之为“意象派”的运动时，正是这些诗被他当作新精神的重要范例。庞德于1908年从美国来到伦敦，开始着手在诗歌中协调这一新精神，吸纳象征主义的观念，发表宣言、创办杂志。根据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意象派始于1912年伦敦肯辛顿的一家茶馆，当时庞德、同为美国人的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 即H. D.），以及她的英国丈夫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共同商定了一系列原则，旨在对抗仍残存于乔治派诗歌中的疲惫不堪的维多利亚主义，并医治诗歌语言的种种“痼疾”。

意象派的原则本身就是“清晰”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份为清晰性辩护的宣言：

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

2，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

3，至于节奏，用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

（注：这三条原则的中译出处是《意象派诗选》，彼得·琼斯编，裘小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因此，庞德所寻求的新诗是凝缩的，无形容词堆砌，并以对象为中心。依照乐句的顺序来写作，通常意味着它将是某种形式的“自由体诗”，虽然庞德说，对真正把诗写好的人而言，没有任何诗是自由的。其目标是与诗歌中那种繁复华丽的浪漫主义传统决裂，创造出一种新的诗体，其激进程度应当不亚于立体主义绘画、俄罗斯芭蕾，或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然而，庞德显然很难找到一位能够体现他诸多宣言中所有原则的诗人。H. D. 写的是一种超越时间、带有希腊气质的诗，但庞德希望看到对现代世界更为直接的对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和D. H. 劳伦斯都曾为意象派诗选提供过作品，但他们更像是来访者，而非投入其中的意象派诗人。许多早期意象派诗作都是些小巧而精致的作品，看上去更像教学示例，而非重大的诗歌创新。其中之一，便是庞德本人那首高度凝练、受日本诗歌影响的两行诗《在地铁站》：

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

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

（赵毅衡译）

这展示了一种庞德称之为“叠置”的基本技法：两个意象被置于平等关系之中，彼此都不从属于对方。其目的在于凝缩，让语言的能量从碎片中迸发出来。但这些例子并没有显示意象派如何建构一种具有规模感或史诗意图的诗歌，或如何处理时代的问题。

意象主义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问题”，许多年轻诗人都在试图为之寻找答案。但很明显，若非一个特殊的偶然，这场运动不可能产生它后来那样的影响。1914年夏天，庞德眼看着意象派正从他手中溜走——诗选被抽雪茄的美国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劫持”回了美国。他转而与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一道投身于旋涡主义运动（Vorticism），但那本质上是一场画家而非诗人的运动。就在那个夏天，一位年轻的美国哲学家——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原本打算前往德国马堡，却改道去了伦敦，再转赴牛津；他计划在那里撰写一篇关于哲学家F. H. 布拉德利（F. H. Bradley）的论文。他所受的智识训练和文学兴趣都极为广泛，批评才能也出类拔萃。他同样怀有诗歌抱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意象派之外，却得出了许多相同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晚期象征主义诗人。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的看法更为坚实而稳固，而他在拉福格与科尔比埃影响下写出的那几首诗，也已经显得异常成熟且引人注目。庞德张扬，而他羞怯；庞德夸饰，他精确；庞德贪婪之处，他则显得迂腐。他比庞德更加倾心于英国文化，并在一年之内也像庞德一样娶了一位英国妻子。他也乐于接受庞德那种富于激情的指导，及其影响力的支持。在庞德扶持过的众多年轻作家之中，他是最勤勉、也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位。确实，正是他将1890-1914年间英美诗歌的诸多实验转化为一种严肃的现代诗歌，并与庞德一道，确立了诗歌中“‘新’的传统”（Tradition of the New）。

即便是在1914年，他出人意料地抵达伦敦时，人们也很难想象，这位举止端正的艾略特先生竟然像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那样，是在密西西比河畔——那条贯通美国腹地的滔滔大河——长大的，并且来自圣路易斯，这座理所当然地自视为通往西部门户的城市。密西西比河后来在艾略特的多首诗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干燥的塞尔维吉斯》（The Dry Salvages），而圣路易斯本身，他曾经暗示，正是《荒原》的城市原型，“在其之上，又叠加了巴黎和伦敦的景象”。正是那座“拥挤的城市”（fourmillante cité），引导他关注起波德莱尔，以及诗歌中的都市感受；而他成长的环境也是都市的圣路易斯，而非边疆的圣路易斯。无论如何，艾略特家族始终是向东、而非向西回望的。他们原本是新英格兰人，属于美国的知识贵族阶层，其渊源可追溯至清教徒（他们的祖先安德鲁·艾略特是从格洛斯特郡的东科克迁来）以及十九世纪的一神论派牧师群体，而后者与公民责任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William Greenleaf Eliot）牧师，甚至在其名字中都回荡着新英格兰良知的余音。和许多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他们怀着传教使命来到西部，而夏天仍会返回东部度过。

据说，一神论派至多只相信一位上帝，而祈祷时则是“向可能相关者祈祷”（to whom it might concern）。艾略特是个体弱而严肃的孩子，深受祖父及其公民服务观念的影响。艾略特这个姓氏在哈佛和耶鲁都仍然分量十足，因此他于1906年理所当然地前往哈佛接受大学教育。他的兴趣在哲学——那也不是一个适合成为诗人的时代。朗费罗（Longfellow）、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和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这些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智者所代表的“文雅传统”（Genteel Tradition），在美国诗歌中仍像十九世纪中叶那样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本世纪初至1914年间美国的文学景象究竟如何，在我的记忆中，那始终是一片空白，”他后来写道。“唯一的出路，是去读另一个时代、或是另一种语言的诗……”艾略特确实主要关心哲学，尽管他也贪婪地阅读文学——维吉尔和但丁、伊丽莎白时代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玄学派诗人、法国象征主义者，当然还有阿瑟·西蒙斯。和埃兹拉·庞德一样，他也是那种广博而注重比较的教育的产物，并且很早就在思想上具备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气质。

几乎可以肯定，艾略特转向诗歌，是对艾略特家族那种公共服务传统的反叛，正如他那一代的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他阅读斯温伯恩（Swinburne）和颓废派作家，也读日本诗人。他最早的诗作借鉴了他们的风格，正如死后出版的《早年诗》（Poems Written in Early Youth, 1967）所显示的那样。但不久之后，他便开始采用一种带反讽意味的拉福格式语调，在波士顿那座新的“拥挤的城市”中徘徊。它的后街、灯光映照的门廊、供人只住一晚的廉价旅店、铺着锯末、散落着牡蛎壳的餐馆，都成了他诗中的素材；此外，还有更正式、更文雅的那部分波士顿——那里有未嫁的姨妈们，以及《波士顿晚报》的读者。这些诗展现了他自己的孤独、性焦虑，以及对城市空间阴暗面的迷恋，还有他对都市生活那种漫无目的、喋喋不休的嘈杂声的感受。新英格兰对艾略特写作精神的形成影响极大，甚至也影响了他后来作为异国侨居者的精神气质。在新英格兰的传统中，到欧洲去接受学术与文学教育是很自然的事。1910年，艾略特前往巴黎聆听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学讲座（普鲁斯特也曾如此），并以拉福格的风格写诗。这些诗中最好的一首，是他次年于慕尼黑完成，写的是一个“普通而感性的人”（homme moyen sensuel），此人站在一个空旷又异域到令人着迷的世界面前，旁观着它的一切。带着拉福格式的反讽，他承认自己在这个现代的、感官的宇宙中所扮演的微小角色：“我可不是先知——何况这儿没有重大的事情；/我曾见过自己伟大的瞬间闪耀，/而且我曾见过永恒的仆人拿着我的外衣吃吃地笑，/总而言之，我真是害怕哟。”（杜国清译）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就这样诞生了——尽管他先是在抽屉里待了好几年。

此后，艾略特返回哈佛学习并教授哲学，开始撰写关于F. H. 布拉德利的论文；布拉德利是《表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荒原》的注释中。1914年，艾略特获得哈佛的谢尔登旅行奖学金，前往德国马堡大学参加暑期学校，却发现战争阴云正在聚集，于是比原计划更早离开，经由伦敦前往牛津。由此便有了与庞德那次关键性的会面——庞德当时正从他位于荷兰公园的公寓里指挥着诗歌革命。两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现代诗歌史上最根本的关系之一——这一点在艾略特为《荒原》所加的献辞中被正式铭刻下来：“献给埃兹拉·庞德，那个更好的匠师”（il miglior fabbro/the better craftsman），这是但丁献给阿尔诺·达尼埃尔（Arnaut Daniel）的称呼。诗歌革命正处于鼎盛时期，庞德参与了漩涡主义的宣言性杂志《爆炸》（Blast），那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带有未来主义风格的爆发，矛头指向已经僵死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及麻木的商业化的当下。他同时也活跃于《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这份杂志，并担任芝加哥小杂志《诗刊》（Poetry）的“驻外通讯员”；《诗刊》当时正在刊载新诗，其中相当一部分受到象征派和意象主义的影响，作者均为新一代诗人——他们在战前那几年，凭借其先锋精神脱颖而出。

因此，当艾略特把《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拿给庞德看时，庞德认出这位诗人真正体现了他希望促成的那场革命的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完全知道该如何处理这首诗，便把它寄给了《诗刊》的编辑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并称其为他所见过的美国人写的最好的一首诗：“他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自我训练与现代化。”哈丽特·门罗也完全知道该怎么做——她试图删改这首诗，因为它几乎不符合她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幸而这一危险最后被避免了。终于，不顾她的反对，1915年，《普鲁弗洛克》在杂志上刊登——这是一场幸运的发表，对意象派、对现代主义、对庞德、对艾略特本人都是如此。因为在一个诗歌新激情迭起的时代，《普鲁弗洛克》是一场非凡的诗歌首秀。《诗刊》所吸引的其他几位杰出新诗人，确实也表现出来自象征主义和颓废派的影响。比如极为出色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同样是哈佛出身的他，最初以皮埃罗式的风格写作，经常给诗起法语标题，并在最早的投稿中署名“彼得·帕拉索尔”（Peter Parasol）。另一些人，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玛丽安娜·摩尔（Marianne Moore），则明显是在回应意象派的影响；而他们所有人，都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持续推进现代诗歌的精神。

即便如此，《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仍然与众不同。它事实上并不是一首情歌，而它的抒情都耗费在了都市的种种对照中：一边是供人只住一晚的廉价旅馆、街道上如猫般潜行的雾气，另一边则是那些正式而死气沉沉的客厅，女人们来来去去，谈论着米开朗琪罗。它以一个力量惊人的开篇宣告了自身：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

当黄昏扩展在天边

像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

（杜国清译）

这个开端正是为了示范新的诗歌方法。正如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所说，这是现代主义的第一张王牌——“叠置”手法大获全胜；第二个意象强行回扣到第一个意象之上，把被染红的夜空这一常见的诗意形象，转化为一个复杂的、带有外科手术气息的、极端现代的形象，从而引领我们进入一首节制的抒情诗。这首诗像现代城市本身一样支离破碎，但它仍然具有一种结构，就像它的街道那样，“像一场冗长的议论/带着诡谲的意向/把你引向无可逃避的问题……”（杜国清译）这个问题从未被直接提出；诗中复杂的场景与意象反倒提供了一个反讽的答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普鲁弗洛克，他有时几乎像个小丑，无法真正成为情人或英雄。这是一首关于情感失败的诗，是一场抒情的悲剧，充满幻象、修正，以及无休止的踌躇。“无可逃避的问题”从未被说出口，而诗的结尾既是对抒情的唤起，也是普鲁弗洛克对情感的抽离：“我听到了人鱼在互相歌唱，/我想她们不会再为我歌唱了吧。”（杜国清译）这是一位尚不为人知的诗人写出的极其自信的作品：它确立了艾略特的声誉，也确立了意象派现代精神的权威。

普鲁弗洛克的踌躇，却在随后的几年里，成了艾略特本人作出的诸多重大决定的基础。在此期间，他的诗歌与文学人生逐渐成形。战时的伦敦愈发阴郁，这种阴郁渗入了他当时开始创作的一首大型新诗中，它就是后来的《荒原》。然而，他还是选择在伦敦定居下来，放弃了在默顿学院的工作，并在庞德的帮助下，当过学校教师，并担任《自我主义者》的助理编辑。他娶了一位英国妻子——脆弱敏感的薇薇安·海伍德——并且享受英国生活的秩序感。他与文坛许多主要人物建立了友谊，不仅包括庞德周围的那些侨居作家，也包括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他也开始作为重要批评家崭露头角。确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尤其是在1917年出版《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之后，又在1920年由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圣林》（The Sacred Wood）之后——他已然成为他这一代人中领衔的诗人，以及领衔的批评家。正如他的诗歌将塑造紧接战后的那一代人的感受力与情感体验，他的文学批评也将引导这一代人的诸多文学判断与批评标准，重新修订人们对文学传统的总体理解，以及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方式。

在文学批评领域，艾略特事实上承担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他不仅为一种新的现代诗——尤其是他自己的诗——清理出了场地，而且还建构了一种新的批评立场，从整体上重塑了文学判断。像过去那些伟大的批评家——德莱顿（Dryden）、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圣伯夫（Sainte-Beuve）（艾略特都写过他们）——一样，他的发言既具有宽广而审慎的判断力，又带着实践者的投入。他的随笔厚重而构思精密；他的阅读极其广博，在判断上坚定、在哲学上精确。他谈论过去的诗人和谈论当代诗人一样自信，并且和庞德一样，认为现代诗人-批评家的使命在于重建文学史，创造一种新的、可供使用的过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项任务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他正是能够完成这项劳动的独一无二的人选。他对过去的理解包容而具有世界性，他的语调则很克制；他把批评看作是澄清，而非争辩，是一场“对真实判断的共同追求”；而他观点中的那些惊世骇俗之处——例如他对弥尔顿的大幅否定——之所以还能让人接受，正是因为他的论证清晰而从容。

那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比他的大多数文章都更能确立他的批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每一位新诗人都会对传统作出细微的改变，但同时也必须在传统之中接受训练。至于新的传统可能是什么，艾略特说得很清楚。他回溯的目光越过了维多利亚时代，也越过了他所说的在十七世纪开始出现、并在弥尔顿身上得到体现的“情感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李赋宁译法）现象，转而投向伊丽莎白时期、詹姆斯一世时期以及玄学派诗人——多恩（John Donne）、马韦尔（Andrew Marvell）、赫伯特（George Herbert）、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以及他们的“才气”（wit——李赋宁译法）。一段关于多恩的著名论述奠定了他的批评语调，也确立了他最著名的观念之一，即英国诗歌中思想与情感的分离：

当一个诗人的头脑处于最佳的创作状态，他的头脑就在不断地组合完全不同的感受。普通人的感受是杂乱无章的、不规则的、支离破碎的。普通人发生了爱情，阅读斯宾诺莎，这两种感受是相互无关联的，也和打字机的闹音或烹调的香味毫无关系；但在诗人的头脑中，这些感受却总在那里被组合成为新的整体。

（注：这段话出自《玄学派诗人》，收录于《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艾略特笔下的“普通人”往往并不那么普通，但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其中隐含一种要求，即现代诗人必须重新夺回一种感受力的整体性，一种现代的“才气”（wit），在其中，思想与情感得以和解。因此，他对现代诗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同样表达得十分明确。他在别处解释道：“我们只能这样说，即在我们当今的文化体系中……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注：出处同上，第24-25页）

这是一些重要的一般观念，但不止如此，它们同时还是指向《荒原》那首伟大诗作的路标。和现代主义的许多代表性作品一样，《荒原》始于战时，并在随后的心理低潮中完成。1919年，埃兹拉·庞德完成了他最具分量的作品《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这是一首孕育于战后沉郁气氛之中的告别诗——向伦敦及其崩塌的文化告别，随后前往更令人兴奋的文化实验室巴黎，着手他个人的现代主义宏大事业，《诗章》（Cantos）。这两部作品都表明，运用庞德在战前所推崇的意象化、碎片式的方法写出一种有分量的新诗是有可能的，而在一个对西方文化充满斯宾格勒式绝望的时代，这些方法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意义。两者本身都是重要的诗作，同时也都可以被视为《荒原》的重要的先声；《荒原》在一定程度上是庞德与艾略特合作的成果，因为正是庞德对文本的亲手把控，才使这首诗得以凝缩成形。但当庞德离开伦敦，成为巴黎现代主义的诸位导师之一时，艾略特却留在了这座城市，在劳埃德银行的“殖民地与外国部”（ Colonial and Foreign Department）做了一名银行职员。1921年，他受邀出任一份新评论刊物《标准》的编辑，这一步最终将使他成为一名全职出版人。

1921年，伦敦遭遇了干旱之年，整整六个月没下一滴雨。这一年对艾略特而言也是一个危机之年。银行工作的重压、在业余时间创办一份重要杂志的庞大任务、经济上的焦虑、妻子薇薇安日益加重的精神失常，以及他自身的情感空虚——他后来称之为“意志缺失症”（aboulie）——他最终精神崩溃。他向银行请了三个月的假，先退居到马盖特，随后又去了位于洛桑的一家疗养院。在疗养院期间，他为自己的新诗开始了密集的写作，并在那里完成了它。我们可以在《荒原》中读到所有这些经历的痕迹：那场精神危机不仅仅是个人的，也属于这个动荡的时代：那场大旱；对马盖特的片段式一瞥（“在马盖特沙滩上。/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我任何联想”——汤永宽译），以及关于洛桑的回忆。同一年，他还怀着强烈的钦佩之情阅读了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草稿，并向弗吉尼亚·伍尔夫盛赞这部作品，称它展示了一切英语写作风格的徒劳。这部小说与他自己的诗一样，具有强烈的戏仿意图、戏剧化的形式，以及对传统神话与仪式崩塌的清醒认知，同时又伴随着一种重建它们的愿望。

随后，还有来自庞德的关键性建议——艾略特曾两次把手稿拿给他看。在庞德娴熟的手术刀下，整段整段的内容消失了，其中包括大量的铺陈（“别再试图多写三页来打破所有纪录，”庞德警告说），一些戏仿——例如对蒲柏（Pope）的戏仿——以及后来成为独立诗作《小老头》（Gerontion）的那一部分。总体而言，庞德把这首诗削减到了原来篇幅的大约一半。最终保留下来的结构——清晰却不容易把握——从“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到“禅寂禅寂禅寂”，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庞德。因此，当《荒原》在1922年问世——先刊于艾略特自己的杂志《标准》，随后以单行本出版——它的意义（即便未必是它的含义）便已相当清楚。正如贡献良多的庞德在一封信中带着真诚的赞叹所说：“这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It is after all a grrrreat littttttterary period.）

如上所述，《荒原》融入了许多东西，从艰难的个人经历，到复杂的美学观念。它诞生于战后世界的痛苦之中，也诞生于其写作关键阶段，即艾略特本人所经历的个人危机与焦虑之中。它也是此前数年间文学战场、甚至军事战场的产物；在那些岁月里，战争本身似乎为一种碎片化的艺术与文化绝望的表达提供了正当性。它是艾略特曾长期探索、并截至彼时仍在探索的批评观念的一次实现。它是“艰深”的，而正是这些艰深之处，令学者们着迷至今。它是片段式的——“以这些片段我支撑了自己的废墟”（杜国清译）——然而它又试图将这种碎片状态重新汇聚成了一种新的连贯性。它是现代的，是一首关于现代城市的诗，充满了打字员和满脸面疱的年轻人，充满了每天低着头穿过伦敦桥、前往金融城上班的汹涌人群，就像艾略特本人一样。事实上，伦敦——它在诗中与同样处于末世般衰败的过去与当下的所有城市交叠、融合——就是波德莱尔“拥挤的城市”的一种新形态，即“虚幻的都市”（unreal city）。它通过大量的典故、引文、拼贴与戏仿，同时标识出自己与传统的关联和分离。它是一部才气（wit）与反讽之作——其才气源自一种将情感与智性调和起来的需要，其反讽则属于一个降格的时代：这个时代再也无法企及过去的伟大成就，却仍然渴望属于自己的救赎神话。即便诗中确有一种深刻的主观情感——近些年来批评家对此强调甚多——它同时也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绝非惠特曼式的“自我之歌”。它更像是一部戏剧性作品，如同《尤利西斯》一般，由一系列分离的场景构成，采用了一个构想极为广阔的诗歌风格谱系，而这些风格随后又被不断调节、修正、戏弄并转化，因此，它确实是在用不同的声音扮演警察。

艾略特本人后来——当他在其晚年转而成为一位宗教诗人和剧作家时——曾暗示，这首诗多少有些混乱，并夹杂着一点个人抱怨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它在1922年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当然不是它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个人创伤并不能解释《了不起的盖茨比》或《夜色温柔》的力量一样。《荒原》是一首属于其时代的诗，属于紧接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它创造出一种黑暗而痛苦的精神失落图景——这一图景并不属于某一个体，而是属于当代文化、现代城市以及整个战后世界。诗中的碎片或许源自一种内在的精神碎裂，但它们也表达了现代城市的断裂，并进一步探索了从意象派发展而来的叠置手法。碎片正是《荒原》的本质；它由诗的碎片、被捕捉下来的言语碎片、人生的碎片以及文化的碎片构成。碎片化的方法是一种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方式，也是把神话和宗教性的感受与世俗世界联系起来、把艺术史与当下使命联系起来的方式——它像画家的拼贴或一部汇编作品那样运作，使艺术的可能性既抽象、又清晰。尤为重要的是，它使艾略特得以建立一套诗歌的调制系统：他捕捉过往重要诗人和剧作家的语调——从莎士比亚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从但丁到蒲柏，从韦伯斯特（Webster）到布朗宁（Browning）——为他的现代场景设定提供潜在的抒情性与诗意的回声。

《荒原》是一首反高潮的、呈现当下贫瘠感的现代诗，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诗中大量的回声与典故理解为一连串戏仿，在这些戏仿中，过往诗歌的尊严被当下的粗俗嘲弄。于是抒情冲动被放在那里，以便制造出它的对立面（“啊，明月光皎皎/把波特太太和她女儿照/她俩在苏打水里洗双脚”——汤永宽译），艾略特仿效以往诗歌的宏大效果，只是为了将其瓦解。然而，这首诗的格局显然更为复杂。五个部分中的若干段落，都是从一个高度文学化的起点出发，借用并拼贴过去的文学；随后，它们转入现代世界的多种场景，以展现其绝望与贫瘠。因此，《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中艾诺巴拨斯的伟大独白被改写，用作第二部分《棋戏》（A Game of Chess）的生动开篇。它通过一连串调制，先是把我们引向那个神经脆弱女人的空洞的异国情调，然后是“老鼠巷”，再到酒馆，在那里，“亲爱的小姐们”谈论着堕胎。但在这一切之中又有抒情性的停顿时刻：那些对现代脆弱感、痛苦与受难的描绘，以及无处不在、近乎致命的焦虑——一种皮肤之下藏着骷髅的感受。确实，在诗中许多地方，艾略特又化身为当下脆弱感受力的伟大抒情诗人。他关于现代诗人应当调和理智与情感、并从完全不同的感受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整体的宣言，也应当被严肃对待。提瑞西斯——那个乳房萎缩的老人、失明的先知——就在诗中承担这一功能，把过去与现在、男性与女性、久已预言之事与当下发生的事件关联到了一起。

《荒原》是一首许多事物交汇其中的诗，是“一切不正当的混合”（mélange adultère de tout）。它凝缩并联结了过去与现在，既展示历史的衰败，也揭示了它的统一；它探察一座现代资产阶级城市——伦敦——的细节，也探察世界上所有城市的细节。它可以被读作一部战后绝望之作，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普世的对信仰的呼唤，一次对失落的存在整体性的追寻。诗中那种绝望的精神失落与空虚感，源自对现代城市的碎片化、物质主义及粗俗性的观察，但它同样也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就结构而言，这首诗没有一个连贯的叙事，而是一条巨大的情感曲线：它带我们从欧洲帝国的崩塌与都市生活的日常出发，走向一幅穿越贫瘠之地、寻求救赎可能的探索图景；与此同时，城市在持续坍塌。即便细节艰深，其中隐含的关于追求丰饶与救赎的神话却并不难辨认。在欢迎《尤利西斯》面世时，艾略特曾谈到这部作品在古代与当代之间建立起的“连既性并行结构”，说它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积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状和意义的方式”（王恩忠译）。他还补充说，由于现代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发展，人们可以运用一种“神话方法”，以迈出“使现代世界获得艺术可能性”的一步。这些评论固然适用于《尤利西斯》，但它们用来描述《荒原》显然更为贴切。

（注：本段关于尤利西斯的引文出自《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收入《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忠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85页。）

今天，部分得益于数量庞大的学术研究（其中一些在艾略特看来颇为多余），也得益于我们对现代诗歌节奏、电影剪辑与场景转换方式，以及艺术中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语言融合的熟悉，《荒原》已不再像它当年那样艰深。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争论它的含义与重要性。对一些人来说，它确实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部沉溺于绝望情绪的作品。埃兹拉·庞德曾称它为“1900年以来的现代主义实验‘运动’的正当性证明”。对许多人而言，它不仅为现代诗歌确立了重心，也是一种汇合起来的诗性感受力达到顶峰的时刻；在那一刻，英国与美国的诗歌传统相互结合，并使二者同时走向国际化。在另一些人看来，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它却是“我们文学中的大灾难”。艾略特把“现代”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的、充满戏仿与不安感的领域。威廉斯希望现代诗歌是一个体现美国性的、乐观与希望之地。随后，他写出了自己那部立足于美国地域经验的现代主义诗作《帕特森》（Paterson），一部关于丰饶的现代史诗，然而其中仍然显露了出艾略特的痕迹。同样地，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以一种现代浪漫主义精神写下《桥》（The Bridge），以向艾略特诗歌中的古典主义提出挑战。然而，艾略特的意义依然无法被完全取代，克莱恩也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今天的诗人还能否完成一部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现代史诗。对庞德与艾略特而言，现代诗歌的碎片性是一种表达现代心灵与现代文化碎裂状态的努力，同时也是试图对其加以修复的努力。对威廉斯与克莱恩来说，碎片性则是一种用以揭示事物与神话自身丰饶性的方式，是一种惠特曼式包容性的现代形态。但这也意味着要排除现代历史中的不安与侵蚀，而艾略特与庞德不会这样做。

因此，在《荒原》之后，现代诗歌发生了分化并彼此争论，尤其是在大西洋两岸。庞德与艾略特都留在了欧洲，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道路也分开了。庞德对现代文化危机的探索，最终走到认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方案的地步。艾略特则留在英国，取得英国国籍并加入英格兰教会，成为一位坚定的信徒和传统的维护者。他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国际诗人，是里尔克与瓦莱里真正的同代人。但他尤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诗歌的未来。尽管三十年代那些具有社会关怀的诗人既不认同他的政治立场，也不认同他的古典主义，特别是W. H. 奥登、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斯蒂芬·斯彭德，但他们仍然从艾略特对现代文化的反讽和批判视野中汲取了养分。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的一些后继者开始反叛现代主义精神本身，转而回溯哈代（Hardy）与霍普金斯（Hopkins）的创作。威廉斯的影响则传递给了美国诗人，如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罗伯特·邓肯（Roberto Duncan）；他们对现代意象与自由诗行的追求，伴随着一种抒情的、甚至带有萨满色彩的诗歌态度。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分化与反叛，艾略特的影响却不知为何始终弥漫其间，并且持续不衰。尤其是《荒原》造成的影响——随着年岁增长，艾略特本人对这首诗的评价反而有所降低。他于1965年去世；在丈夫死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瓦莱丽宣称：“他觉得自己为成为一名诗人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承受了太多痛苦。”《荒原》是一首关于那种痛苦的诗，但它远不止于此。正如评论界双方都说过的，没有《荒原》，现代诗歌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忠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阿克瑟尔的城堡》，埃德蒙·威尔逊著，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意象派诗选》，彼得·琼斯编，裘小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艾略特詩選：〈荒原〉、〈四重奏〉及其他觀察》，杜國清譯，聯經出版，2022年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mDwBdE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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